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我国旧式农民革命发展的最高峰，也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伟大的农民战争。洪秀全是这次农民战争杰出的领导人。他的革命思想是中国历史上农民革命思想发展的新水平，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制定各种制度、政策的依据。本文试图对洪秀全的政治思想作一些探索。
一
洪秀全的朴素平等思想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主体和核心，皇权主义是封建专制主义对他的思想影响。两者结合在一起，并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生变化。太平天国以洪秀全为代表的朴素平等思想，充分证明农民阶级有自己的思想武器。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思想都是一定的历史时代和阶级斗争的产物。洪秀全虽然生长于劳动农民家庭，他从七岁到十六岁受的是封建主义教育，“熟诵四书、五经、孝经及古文多篇”，十八岁到三十七岁当垫师期间，传授的也是孔孟之学，封建主义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很深，最初走的也是“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曾四次到广州应试，企图通过科举加入统治阶级行列。一八四三年他最后一次应试失败时，正当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的第二年。他从鸦片战争的失败，看出清政府的卖国投降面目。科场屡次受挫，使他更加感受到清朝统治的黑暗和腐败，激起了反抗思想。广州人民的反侵略反投降斗争，鼓舞了他的斗志。他和洪仁□谈论时势，慷慨激昂，痛斥清王朝听任烟毒泛滥，白银大量外流，使人民无以为生，惨遭奴役，不禁“拍案三叹”。他愤然将孔孟之书抛掷于地，坚决抛弃科举，走上革命道路。由于他生长于农民家庭，并参加过劳动，“助理家中农事，或到山野放牛”，对广大农民的痛苦和要求，有深切的了解和体会。长期封建主义教育和垫师生活，使他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为他集中表达广大农民的迫切愿望，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洪秀全的革命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并充实内容。一八四三年，他创立了革命组织拜上帝会，他从《劝世良言》中请来“神天上帝”，奉为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自称曾上天堂面见上帝，上帝命他下凡诛妖，拯救世人。他劝人信奉唯一真神上帝，不信邪神，“去旧从新”。根据“神天之外更无神”、“勿信邪魔”、“惟从上帝”的原则，他首先砸烂村垫中的孔子牌位，敢于把历代封建统治者尊为“至圣先师”的孔丘打翻在地，充分表现了他的勇敢反抗精神。他宣称要“手持三尺定山河”，武力打天下，“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建立一个“太平一统”的新世界。但是，洪秀全当时还提不出这个“太平一统”新社会的具体内容。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传教，停留半年，“皈依受洗者逾百人”。由于教义过于简单，不足以号召群众，成效不甚显著。1845至1846年，洪秀全在广东家中写成《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诗文，提出建立一个“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公平正直之世”。这个“公平正直之世”，体现着政治、经济、男女和国与国的平等。
他认为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应该是兄弟般的平等关系。天下从来就是一家，应为人人共有，君王无权私有独占。他指出世间的“服食器用”都是上帝造成，应该人人共同享受，反对存在着“此疆彼界之私”和“尔吞我并之念”。他认为男女都是兄弟姐妹的平等关系，“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应该共同反对“邪魔”的压迫，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他主张“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要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六）584页。）。他认为造成“陵夺斗杀之世”的根源是“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和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的作怪，把斗争矛头直指以清朝皇帝为头子的封建统治阶级。
洪秀全的朴素平等思想产生的社会物质根源，是当时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它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发的反应”，是农民阶级“革命本能的简单表现”。（恩格斯《反杜林论》，104页。）它是我国唐末以来农民战争中出现的平等平均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利用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中“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思想材料，并给予新的解释。它的特点是以神学异端出现，用宗教外衣掩盖着农民民主主义的内核。它代表了鸦片战争后，在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双重压迫下，极端贫困和无权的中国广大农民迫切要求解放的呼声。它一经产生，便对发动千百万贫苦农民起来革命起着巨大的作用。1847年，洪秀全重赴广西和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群众中“演讲圣道”时，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拜上帝会教徒未久即有逾二千之多，其数且日增”，“此时真理由紫荆山传出，传播甚速及于广西数县地方”。（《太平天国》，（六）857——858页。）
洪秀全的朴素平等思想又是和皇权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农民阶级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愿望，是它的本质和主流，要求平等是它的本能。但农民阶级又是与落后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小私有者，它易于接受封建主义思想的影响。皇权主义本是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封建意识形态，皇帝受命于天，至高无上，是当然的统治者。农民受帝王思想的影响，认为只有真命天子出现，才能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他们反对直接剥削压迫他们的地主但对高高在上的好皇帝存在着幻想，认为好皇帝可以保护他们的利益。某些封建帝王曾实行过“轻徭薄赋”，更助长了这种幻想。他们不可能认识到封建“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土和各个封建主”。（《列宁选集》，第二卷，426页。）他们没有觉悟到所谓好皇帝也是剥削压迫他们的地主阶级的头子。因而在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中，他们拥护好皇帝并企图以自己的好皇帝代替地主阶级的坏皇帝。农民革命领导人物往往自称或拥戴一个真命天子，称王称帝，以增加革命权威，号召群众。
洪秀全自称上天堂时，上帝赐给他金玺一、宝剑一、金色美果一，命他战逐妖魔。他以上帝的第二子自居，宣称是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他对人说：“我是太平天子，天下钱粮归我食，天下百姓归我管”。（《洪仁□自述》。）“人有称之为皇帝者，则色然喜”。（《太平天国》，（六）843页。）他在一首诗中说：“五百年间真日出，那般爝火敢争光；高悬碧落烟云卷，远照尘飞鬼蜮藏。东西南北勤献曝，蛮夷戎狄尽倾阳；重轮赫赫遮星月，独擅贞明耀万方”。（《太平天国》，（六）854页。）诗中的辞句和含义，完全是帝王的口气。洪秀全并不认为他是历史上农民革命事业的继承者。他在《原道救世歌》中写道：“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他推崇和学习的榜样，是从农民革命领袖蜕化为封建帝王的刘邦和朱元璋。他在一首诗中说：“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太平天国》，（六）869页。）他骂农民革命领袖黄巢、李自成为草寇，自己要立志成为刘邦、朱元璋那样的皇帝。他没有认识到黄巢、李自成和他一样都是农民革命的领导人，而当了皇帝的刘邦和朱元璋已变为剥削压迫农民的地主阶级头子了。
洪秀全在革命准备时期虽然有皇权主义，自称太平天子，但他的许多诗文都充满着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其目的是为了推翻清朝的封建统治。因之，太平天子与清朝皇帝有本质的不同。
二
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是洪秀全的朴素平等思想付诸实践并发展到高峰的时期。
经济平等思想的实施，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在革命队伍内部，不分上下过着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平等生活；在社会上剥夺地主阶级的财物，除供应军队需要外并散发给广大贫苦民众。
为了反对“所爱所憎，一出于私”和革命的实际需要，太平天国早在金田团营时，即建立了圣库制度。参加起义的拜上帝会教徒“将一切所有缴纳于公库，全体衣食俱由公款开支，一律平均。因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加增，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太平天国》，（六）870页。）与圣库制度密切结合的另一重大措施，是建立缴获归公的制度。洪秀全命令太平军在作战中，“各宜为公莫为私”，“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洪秀全选集》，45页。）缴获归公制度不仅为圣库提供了物资来源，而且是维护圣库制度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实现经济平等，在社会上主要是剥夺地主的财物。太平军每到一处，即张贴布告，“令富者贡献资粮”，称为进贡。“胆怯者无不担负银钱粮米，络绎于道，以献于贼”。“富厚之家必千金数百金，谷米数百担，猪数口，鸡数十只，配以群物”。（《太平天国》，（三）270——272页。）另一方式是挖地主的浮财，名为“打先锋”。太平军“每遇富室巨家，必掘土三尺”。依靠贫苦农民，“访问窖藏所在。许掘得分给” 然后搜查，“虽瓦沟所藏之金，水塘所沉之银，亦无有免者”。（《太平天国》，（三）270——272页。）太平军所过之处，宣称“替天行道，救民而不害民，江山一统，普免三年钱粮……专杀文武兵勇，不害百姓，尽可照常生理，平买平卖”。（《太平天国》，（三）299页。）并以所“得衣物散给贫者”，“乡民德之”，深受广大贫苦群众拥护。出现太平军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的情况。（《太平天国》，（三）271——272页。）
在实现政治平等方面，主要表现在摧毁地主阶级的统治机构，建立农民革命政权，把统治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变“陵夺斗杀之世”为“公平正直之世”。洪秀全说要“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手持三尺定山河”、“打江山，杀妖魔”，以及 “开创新朝”，都是要建立革命政权。洪秀全所建立的政权，是与清朝封建政权相对立的农民革命政权。太平天国痛斥清朝政府“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太平天国文选》，78页。）这些义正辞严的声讨，是洪秀全政治平等思想在革命实践中的进一步发展。太平军所到之处，摧毁封建统治机构，杀逐官吏、豪绅、地主，开狱放囚，都是为了推翻封建统治、实现政治上的平等，并为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创造条件。
农民革命政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太平天国政权建立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它的农民革命政权的性质。洪秀全在金田起义时建号太平天国，至东乡称天王，攻克永安后改州衙为“天朝”。又封东、西、南、北、翼五王，规定西王以下俱受东王节制。经过健全革命领导机构，颁布各项制度，农民革命政权的雏形大体具备。1853年，太平军横扫大江南北，席卷东南半壁，建都天京，正式建立了一个与清朝政府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天王府是农民革命政权的最高机构。东王佐政事，立法安民，总理军政事务，北王、翼王加以协助。农民革命政权的群众基础极为广泛，有“文武各官三百六十行”之称，其中劳动人民占绝大多数。太平天国“最喜粗鄙无知识人”，“每慰抚而任用之”；“无恒产力作以谋衣食者，如郴桂挖煤开矿人，沿江纤夫、船户，码头挑脚、轿夫、铁木匠作、艰苦手艺，皆终岁勤劳，未尝温饱”，“必善遇之……并以功授伪将军、总制等职”；对“劫盗、光棍、狱囚、盐泉、穷凶乞丐、无赖博徒……益爱而任之”。（《太平天国》，（三）293——295页。）
男女平等的思想，在革命实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贯彻。妇女与男子并肩作战，共同杀敌。“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女军英姿勃勃，“勇健过于男子，临阵皆持械接仗”。（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192页。）妇女同男子一样参加生产，可以同样分田，并有参加科举考试和做官的权利。太平天国曾下令，废除买卖婚姻，禁止妇女缠足，取消娼妓，认为“一夫一妻，理所宜然”。妇女在太平天国中的地位，说明农民革命政权对待妇女的态度，与清朝地主政权是不同的。
根据国与国平等的思想，太平天国实行平等自主的对外政策。太平天国认为“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彼此之间，既无差别之处，焉有主从之分”？（《太平天国文选》，84页。）主张平等贸易，“万国皆通商”，断然拒绝接受《南京条约》，严禁鸦片输入。并警告外国侵略者不要帮助清朝政府。太平天国的对外政策，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与清朝政府的屈辱投降，出卖民族利益，形成鲜明的对照。
太平天国到处焚烧庙宇，捣毁神象，沉重打击了神权和封建势力，鼓舞群众的斗志。“其毁神象者亦欲以威劫人也……以为神且砍头折足，何况于人？神且不敢为祸，人何敢违”？（《太平天国》，（三）315页。）批判孔子和焚毁孔孟妖书，也有利于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和动员群众起来斗争。
农民革命政权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洪秀全的朴素平等思想的结晶和发展的高峰，它试图将实行于太平军中的圣库制度，推广到整个社会。它是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兰图和太平天国的建国纲领。
《天朝田亩制度》以实现经济平等、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规定“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将土地收归国有，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生产以农业为主，兼营副业，种桑，养蚕，织布做衣，饲养鸡猪，并于农闲从事“陶冶木石”等手工业生产。仍然是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没有商品流通和商业的存在。根据“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在分配上除每人留口粮外，剩余生产品归国库。其他用度，均由国库按照统一标准开支，做到“通天下皆一式”。鳏寡孤独病残者的生活费用，由国库供给。通过以上各种措施，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
它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消灭私有制，平均分配一切财富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是农民阶级企图以小农经济的面貌和平均主义的原则，来改造中国社会，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愿望。它表现了广大贫苦农民对于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平均主义思想发展的高峰。“‘地权’和‘平分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列宁选集》，第二卷，418——419页。）“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均一切财富的心理，是原始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105页。）《天朝田亩制度》在农民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方面的平等思想，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纲领。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面说，消灭私有制超越当时革命发展的阶段，平均主义的分配将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是带有反动性的。它是农民阶级革命性和落后性相结合的产物。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在县以下，建立各级基层政权组织，设立乡官。乡官制度曾在许多地区实行。太平天国建都天京后，“分兵攻陷各府州县，遂即其地分军，设立军帅以下伪官，而统以监军，镇以总制”。（《太平天国》，（三）109页。）一八五四年春，太平天国曾在安徽潜山设立“六军帅、十八师帅、七十二旅帅”。各级乡官“为众姓所共推”，多由劳动人民担任。封建反动统治者诬蔑说：“无耻之徒，不学之辈，为其所诱，妄图显荣，遂趋之如骛”。（《太平天国》，（三）109页。）在安庆“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太平天国的基层政权，在革命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深为敌人所畏惧。关于官员的选拔和升降，《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岁一举”，“三岁一升贬”的制度，“以示天朝之公”。遇有“大功大勋及大奸不法等事”，上下级间都可随时保升奏贬，以剔上下相蒙之弊”。特别是把努力农业生产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之一，是任何一个封建政权所不能做到的。
洪秀全的朴素平等思想的实施，不仅较好的处理了太平军内部上下级关系，而且较好的处理了革命队伍与广大贫苦农民的关系。因而在起义后，太平军能所向无敌，势如破竹，革命形势出现飞跃发展的局面。经受革命洗礼的广大农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出言妄诞，视世事无可当意，于伦常义理及绳趋墨步之言行，询之皆如隔世，视我官吏若甚卑，不及贼目之尊贵，毫无敬畏之意。”（《太平天国》，（三）327页。）
由于当时尚未出现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阶级力量，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的组织形式，只能采取君主政体。天王金印中刻“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左刻“奉天诛妖”，右刻“斩邪留正”，体现了农民革命政权和君主政体相结合的特点。在永安期间，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王、南王、北王、翼王依次递减一千岁，后宫称娘娘。又颁布《太平礼制》，制定一套“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繁琐的称呼，按照官职高低，称呼均有差别。天王洪秀全要众兵将呼称他“为主则止”，实际上是皇帝。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的君主政体更加完备。洪秀全改两江总督署为天朝宫殿，后又大兴土木，使“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加以扩建。“城周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宫门外“搭高台，名曰天台”，为洪秀全每年“登台谢天之所”。“台旁数丈，外建木牌楼二，左书‘天子万年’，右书‘太平一统’”。（《太平天国》，（三）164页。）又实行选妃制度，“在武昌选四十人，至江宁选百八人”。（《太平天国》，（三）310页、《太平天国》，（六）950页。）太平天国一切军务、刑赏生杀、官员升迁降调，皆由东王裁决，报天王请旨执行。《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基层政权中有关司法、保升奏贬事项，皆逐级上报至天王，由天王降旨，军师遵行。“功勋等臣世食天禄”，实行世袭制度。这是对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写照。
太平天国政权由于采取君主政体，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但在这个政权中，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占统治地位，它执行的内政、外交政策代表广大农民的利益，因而受到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的污蔑和攻击。反革命头子曾国藩攻击太平天国的朴素平等思想，破坏了“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的封建秩序。“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父之田……士不能读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曾国藩：《讨粤匪檄》。）外国侵略者把太平天国看为一个比他们“一向所想像的还要可怕的团体”，是他们在中国实行不平等条约的“障碍”。中外反革命的哀鸣和咒骂，正说明太平天国是一个与清朝封建统治相对立的农民革命政权。
三
农民的朴素平等思想不是代表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阶级力量的思想，它不能战胜和代替封建主义思想。当农民革命政权建立后，由于阶级地位的变化，朴素的平等思想便逐步为封建皇权主义所代替。
太平天国的革命纲领《天朝田亩制度》，由于它的空想性而不能实行，特别是圣库制度不受群众欢迎。带有军事共产主义性质的圣库制度，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曾起过积极作用，只能暂时实行于太平军中，把它作为分配制度推广到整个社会就行不通了。因为它和生产发展没有联系，只是把现有财富按人口进行均分，违反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规律，不利于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太平天国设立乡官后，预备实行《天朝田亩制度》，曾出告示说：“‘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太平天国》，（三）275页。）太平天国为了解决军需民食和财政上的需要，由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提出，经洪秀全批准，实行“照旧交粮纳税”的政策。1854年秋，太平天国在安徽潜山开始“徵地丁银”。照旧交粮纳税，必然导致允许地主收租并承认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太平天国从反对地主土地所有制到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说明农民阶级无法解决土地问题。在《天朝田亩制度》平分土地思想的鼓舞下，封建势力受到沉重打击的地区，农民自发的取得一些土地，更多的农民进行抗租斗争，一些庵观寺院的土地被没收交农民耕种，太平天国征收的田赋额也较轻。但总的说来土地关系变化不大。
建都天京后，太平天国内部的等级制度日益森严。服饰、仪卫、舆马等按照官职的高低，均“分别等差”。规定天王轿夫64人，东王48人，以下以次递减至两司马还有轿夫四人。洪秀全深居宫中，虽杨秀清有事要见，“亦必请伪旨批定时日”。“凡东王、北王、翼王及各王驾出，候、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迥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太平天国》，（三）230页。）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滋长了享乐思想，革命初期从天王到士兵生活待遇大体平均的规定多被抛弃，差别越来越大。原来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关系，逐渐为封建的等级制度所代替。
农民是小生产者，由于受封建宗法思想的影响，每一农户都是家长制的统治。父权、族权、君权（即皇权）是一致的，父权是君权的基础，君权是父权的扩大。当农民受剥削受压迫时，他们能够起来反对封建制度以及皇权主义；当农民革命政权建立后，他们又要利用这些东西维护统治。这是洪秀全从提倡朴素的平等思想，转变为宣扬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理道德的根本原因。如“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王独操威柄，谗邪遁九渊”；“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君错”。总之，他是绝对正确的，一切由他说了算。又如“君怒臣跪求本份”，“父怒子跪求开恩”，“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太平天国》，（一）232页、233页。《太平天国》，（二）484页、496页。）完全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一套东西。
洪秀全的皇权主义思想的发展更加系统化了，概括起来就是：君权神授、朕即国家、等级制度，以及维护它的封建宗法思想和伦理道德。《天朝田亩制度》颁布后，太平天国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根本问题都未得到解决，革命形势由飞跃发展逐步进入停滞时期。洪秀全的皇权主义思想日益发展，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的封建色彩更加浓厚了。农民革命政权的君主政体，为封建专制主义的恢复敞开了大门。尽管在军事斗争方面继续向前发展，但其势难以持久，因而是不稳固的。
杨秀清被阴谋杀害和石达开的离京远征，都是与皇权主义作怪分不开的。洪秀全以太平天国的开创者自居，认为天下归他一人所有，万岁非他莫属。杨秀清自恃功高，总揽军政大权，代天父传言，也要当万岁。一个要保万岁，一个要争万岁，矛盾激化，使阴柔奸险、包藏祸心的敌人韦昌辉乘机而入，得售其奸。石达开具有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战功卓著，在天京事变中又坚持正确立场，挺身而出反对韦昌辉的疯狂屠杀，在太平天国广大将士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诛韦后，石达开回到天京，合朝同举他“提理政务，众人欢悦”。但洪秀全却疑神疑鬼，惟恐石达开会威胁他的最高统治地位，“有不乐之心，专用安福两王”，“朝中之人甚不欢悦”。因安福二王，“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不孚众望，就是因为他们是洪秀全的哥哥，对洪秀全惟命是从。石达开在洪秀全的疑忌下和安福二王的挟制下，被迫出京。天京事变使杨秀清和大批将士惨遭杀害，石达开的出走，造成革命力量的严重分裂，使太平天国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损失，是革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皇权主义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在政治上“用人唯亲”，以血统关系定亲疏。洪秀全“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任外臣。专信同姓之重”。（《李秀成自述》。）洪仁发、洪仁达执掌军政大权后，遭到太平天国文武官员的反对。洪秀全“因朝中不服”，乃“改封天安、天福”，革去王爵。他以蒙得恩为正掌率，陈玉成为又正掌率，李秀成为付掌率，由蒙得恩“掌握重权，总理国事”。蒙得恩原来总理女营事务，以讨好逢迎洪秀全而得到信任和重用。洪秀全对陈玉成、李秀成又“用人不专、信人不实”。所以，“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使“国政不能划一”，并出现“谗佞张扬，明贤偃避，豪杰不登”的现象。（《李秀成自述》。）这种情况，直到一八五九年洪仁□到达天京被封为干王，执掌朝政时，才有所改变。
洪仁□总理朝政后，提出了一个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革新纲领——《资政新篇》。在政治上主张加强中央的领导权，克服“人心不一”、“结盟联党”的现象。使“自大至小，由上而下，权归于一，内外适均而敷于众”。（《李秀成自述》。）在经济上主张兴办近代工、矿、交通、财政金融事业，鼓励私人投资。在文化上主张改革选拔人才的制度，学习科学技术，革除旧的风俗习惯，提倡新的文风。洪仁□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启蒙人物。他看到世界各国发展的趋势，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必须审时度势，顺应世界潮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洪秀全对《资政新篇》非常重视，逐条加以批语，“是”、“此策是也”，表示赞同，只有对个别条文主张缓行或提出修改意见。这说明在《天朝田亩制度》行不通后，他在寻找新的出路，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洪秀全所以能接受这个纲领，因为加强中央集权，防止“为君之权谋下夺”，与他的皇权主义并不矛盾。同时，他也不可能认识到发展新的社会生产力，将会引起政治制度的改变。由于当时处在战争环境，官僚、地主、商人仇视农民革命政权，不可能投资。中外反革命势力即将勾结起来，共同镇压革命，农民革命政权本身的存在已成问题。太平天国高级将领对《资政新篇》，有的不理解、有的反对，“彼欲实行改革而事事均受各王之牵制”。因而这个纲领是无法实行的，农民革命政权没有向资产阶级政权转化的可能性。
在洪仁□当政期间，洪秀全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提拔了杨辅清、李世贤等将领，加强了领导内部的团结，取得第二次攻破江北、江南大营，开辟苏浙革命根据地的胜利，并进行了第二次西征，革命形势出现短期的高涨。但是，一八六一年安庆失守后，洪仁□、陈玉成均被革职，朝中的实际领导权又落入洪仁发、洪仁达手里。洪秀全为了维护皇权，削弱陈玉成、李秀成的力量，又采取西汉统治阶级“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大封诸王。一八六一年二月，太平天国将领中封王的只有十人或十一人，至一八六四年七月封王的已达二千七百余人。封王的标准不是对革命的重大贡献，而是贿赂，“不问何人，有人保者俱准”，因为“司任保官之部，得私肥己，故而保之”。大封诸王的结果，破坏了太平天国选贤任能的政策，助长了分散主义，各王相互牵制，各自拥兵自保，严重的削弱了革命力量。
神权是皇权的护符，皇权主义又是和神权相结合的。洪秀全曾用皇上帝的权威反对过阎罗妖和一切邪神，但他也是神权主义者。建都天京后，他深居宫中，从不出户，日益脱离群众和现实，化费大量时间研究神学。当革命形势逐日逆转的情况下，他拿不出有效的办法，更加乞灵于宗教，幻想出现奇迹，经常以“梦兆”鼓舞人心，用以安慰自己，麻痹群众。一八六一年三月六日，他发布诏旨，“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改国号的理由是“到底爷为独尊，全敬上帝，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更合真理”。（《洪秀全选集》，65页。）爷为独尊，就是唯我独尊；取消太平，就是不要平等；以上帝的天堂，代替追求人间的平等了。
洪秀全的皇权主义虽然更加系统化了，太平天国政权的封建主义色彩尽管一天比一天浓厚，但都处于量变和局部质变的过程中。洪秀全至逝世前，仍然是农民革命领袖；太平天国直到失败，仍然是农民革命政权。其根据是：洪秀全十分重视《资政新篇》，仍在寻求救国真理。一八六○年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虽然不能实行，说明没有忘记农民需要解决土地问题。同年十一月，洪秀全发布苏福省减赋诏，痛斥清政府“抽捐抽税，竭尽尔等脂膏，厚敛重征”，为了“体恤民艰”，命令当地将领对于“应征钱漕正款”，“酌减若干。（《洪秀全选集》，63页。）他仍关心人民疾苦，使苏南地区的田赋租额都有减轻，与清朝政府的横征暴敛是不同的。他仍坚持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始终不忘杀妖。在新开辟的苏浙地区，除摧毁封建统治机构，普遍设立乡官，继续采取“打先锋”、“进贡”等方式剥夺地主财物。“自派贡之名起，而寓居殷富，无一不被其逼勒”。（《太平天国》，（六）757页。）“曩称富人，重为刻剥，名曰‘大捐’，千万金亦不等”。（《太平天国》，（六）769页。）当时谚语称：“黄（万？）金家财殓蒲包，穷人手里捏元宝，长毛晒晒笑”。（《太平天国》，（六）669页。）他坚持反对外国侵略，严词拒绝“引鬼入邦”，和以西太后为头子的清朝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革命也是不同的。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在创立新的国家政权这条道路上开始迈了几步。可惜，他们只是开始迈了几步，而不能将事业进行到底”。（《列宁选集》，第三卷，427页。）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基础不发生变动”，只是“将政治上层建筑夺到自己手里”。（《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137页。）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政党的领导，这次农民革命和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一样，“总是陷于失败”。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政权，在尚未蜕变为新的封建王朝前，为中外反动势力所扼杀。
在中国开始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情况下，洪秀全拍案而起和他的战友们共同发动领导了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尽管他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只能“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312页。）洪秀全不愧为中国农民战争史上一位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和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
（文章来源：《安徽师大学报》1979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