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是中国历史由古代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的转折时期爆发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是旧式农民战争发展的最高峰。作为这次农民革命的主要领袖洪秀全的一生，与太平天国兴衰的整个历史进程相始终。他的思想既是这次大革命的精神产物，又指导着革命的发展方向。考察和研究洪秀全复杂的思想内容，不仅是太平天国史的一项重大课题，而且对农民战争思想史的研究也有着深刻的意义。近几年来，由于思想解放，学术民主，史学界对洪秀全的思想研究颇为活跃，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其中比较突出的成果是，人们普遍认为洪秀全思想是一个相互对立统一的矛盾结构，平均平等思想与封建主义、皇权主义构成了这一矛盾的两个主要侧面。可是，在考察这一矛盾结构的演变时，人们则沿着不同的线索前进，因而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一些同志只看到封建主义、皇权主义的滋长蔓延，导致了天京事变的一面。他们认为，洪秀全思想演变的实质乃是封建性一面逐渐取代农民性一面的蜕变过程，而这正是太平天国衰亡的基本内在原因。
另一些同志不同意上述论断。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太平天国灭亡的内在原因，不是封建化的恶果，而是平均主义的急剧发展和实践，超越了现实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引起了剧烈的反作用，因而导致了太平天国的失败，他们惋惜洪秀全未能象刘邦、朱元璋那样彻底封建化，因而没有取得改朝换代的成果。
这两种看法的起点相同，却分别走进了不同的房间。历史现象竟如此复杂和矛盾，而它的实质更加使人扑朔迷离。现在我们也面临着洪秀全错综复杂的思想，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展开一番新的探索。由于水平有限，很可能又走进错误的房间，但这也不失为继续探索者提供教训和借鉴。
一
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方式建立了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4，页144。）。这是一个重要的论断，把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和人的能动作用，这三者关系作了精辟的概括。洪秀全思想归根结底是当时社会物质生产与相应社会关系的精神产物，它的演变和发展过程始终与鸦片战争前后历史大动荡时期剧烈的社会矛盾紧密关联。洪秀全的可贵历史贡献，在于他不是站在封建地主一边，消极地接受正统的封建意识形态，去维护现存统治秩序的原理、观念和体系。相反，他第一次试图给缺乏精神武器的农民阶级提供自己的思想，不仅向他们批判了旧世界，而且还展示了一幅新世界的蓝图，从而转化为巨大的反封建的物质力量。也就在长期激烈与复杂的阶级搏斗中，深化和发展了洪秀全的思想。因此，我们在考察洪秀全思想演变过程时，必须牢牢掌握物质与精神之间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才能作出符合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判断。
毛泽东同志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页289。）。”洪秀全思想中的农民性与封建性之间的矛盾贯穿了他的一生，直到他逝世，这一过程尚未完结。我们在考察这组矛盾结构的演变过程时，可以看出洪秀全思想大致经历了相互联系又各有特征的四个时期：1.科举应试时期；2.革命思想形成时期：3.革命思想实践及发展时期；4.向日思想蜕变及肯定新思想的时期。而且，在每一时期，洪秀全思想的矛盾结构随着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又形成其特殊的变动过程，必须加以具体分析。
首先考察第一个时期。
洪秀全是一个农家子弟，父兄都是不识字的自耕农。如果不是父亲坚持让他读书，他也只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农民。正因为如此，青少年的洪秀全思想中深深扎下了自耕农的思想意识，这是他日后走向革命的潜在精神因素。
他七岁入塾，接受了十年的封建儒学教育，这使他原来质朴的农民意识受到腐蚀，生长在农村的洪秀全与农民产生了重大的思想距离。封建教育导致洪秀全与其他农村知识青年想摆脱农民的阶级地位，步入仕途，跻身封建士大夫的行列，用当清王朝的臣仆来换取自身及家庭的“解脱”。有人认为，洪秀全这一时期的思想行为完全背叛了农民。我们不同意这一判断。实事求是地说，洪秀全思想此时已经出现了最初的矛盾结构：一方面，他仍然依赖农村和父兄，并未在事实上摆脱农民的社会关系，只能承认和接受它。这种与农民一致的阶级地位和利益，强烈影响和制约着洪秀全，使他不可能完全背叛这个生养自己的阶级。另一方面，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毒素渗入洪秀全的灵魂，也侵蚀了他的父兄。科举成为这个家庭改变贫困低贱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追逐功名利禄的欲望构成了洪秀全思想中的封建性因素。
接受封建教育使洪秀全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和复杂的变化，产生了两重性的后果。从政治思想层次分析：洪秀全本来应当具备和继续发展的淳朴农民意识淡薄了，并中断了它的形成过程。他有了儒学知识即开始产生高踞于农民之上的封建特权思想，不愿意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农民了。他相信，自己应该有一种与农民不同的地位和生活方式；同样，他也主张，农民应该有一个温饱的生活与相应的权利。显然，青少年时代的儒学教育，是构成后来洪秀全思想中封建因素的重要渊源之一。从知识层次分析：洪秀全酷爱读史及其他奇异书籍（韩文山著《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38。），教育给他提供了扩大认识视野、锻炼高级思维能力的极好机会。知识与思索的结合给了他很多的智慧和力量，深化和提高了对现实社会关系的理性认识能力，提供了日后创立拜上帝教和设计人间大国方案所必备的知识基础。因此，我们觉得，应该辩证考察洪秀全接受儒学教育的客观后果。封建教育的本来目的是诱使洪秀全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变成清王朝的驯良臣仆和帮凶。洪秀全思想一度也因此陷入歧途，试图走统治者引诱的那条仕途。但是，在遭到若干挫折之后，他不再接受这种诱骗了。激荡的社会矛盾的旋流把他推向革命，他终于走上与封建教育目的截然相反的道路，四书五经没有使洪秀全成为清朝臣仆，反而给了他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知识武器，去领导一场埋葬清王朝的大革命。这种事例在近现代实在是屡见不鲜的。就洪秀全来说，儒学给他的思想也提供了两重性的资料：一方面，他从中批判地吸取和利用了若干民主性的精华，并加以改造，使之成为革命思想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因袭了若干封建性的糟粕，构成了思想中的消极侧面。可见，封建教育在阻碍洪秀全投身革命和一度徘徊动摇上起了直接的消极作用；当他克服了动摇性，坚定献身于反清革命事业后，这一教育则产生了积极的理性思维力量，当然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封建思想影响，这是一种间接和无形的消极作用。上述分析表明，如果没有接受儒学教育的洪秀全，也就不会有中国农民的杰出思想家洪秀全。与同时代的农村知识青年相比，洪秀全确实是一个卓越的历史人物。他没有在科举仕途上辗转沉沦下去，而是从封建教育获得的知识中去寻找反封建的思想资料，利用这一教育所提供的思维能力去摸索摧毁封建清王朝的道路，终于成长为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主要领袖。我们只能从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去评述历史人物洪秀全，不能站在现代人的思想高度去求全责备他。有人责怪和惋惜洪秀全接受儒学教育，以致使思想潜伏了封建主义毒菌。在他们看来，当时似乎有一种非封建的教育制度；或者认为，洪秀全宁可不读书，不接受封建教育。我们觉得这种议论是令人难以信服的。事实上，“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页41。）。“革命需要有文化知识，农民只能从封建教育中接受文化知识，洪秀全是无法选择另一种非封建教育的。即使洪秀全不读书，封建思想毒素还是可能侵袭他的。历史上的李自成、黄巢、刘邦、朱元璋都没有读过多少书；同时代的杨秀清、李秀成也未接受系统封建教育，他们不是也无法避免封建蜕变吗？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主要原因是，“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受统治阶级支配的（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页52。）。”我们以为，接受封建教育虽然是农民领袖封建化的原因之一，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就洪秀全说，这种教育并没有使他的整个思想发生全局性的封建蜕变，相反，它成了洪秀全既是农民领袖、又是思想家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二
洪秀全革命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艰苦摸索、曲折反复的过程。1837年，他第三次赴广州应试，结局仍是名落孙山。归家途中身患重病，昏迷谵妄，精神失常，得一奇异梦境。他说一个老人在天上接见自己，赠以宝剑，命其斩妖（《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40—843。）。显然，个人仕途屡遭失意，使他平日对清王朝腐朽统治郁结的愤懑与仇恨迅疾迸发出来。由于勤于观察和思索，他对满族权贵的骄淫残酷，汉族官僚的卖身投靠，广大农民的贫困和反抗，都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后来他与洪仁□等“时论时势，则慷慨激昂，独恨中国无人，尽为鞑妖奴隶所惑矣。”清王朝的封建剥削，“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安得不贫？贫者安能守法（洪仁□《钦定英杰归真》，《太平天国》（二），页570。）？”洪秀全这反清思想情绪与天地会对清政府的揭露完全是同一个语言。和同样落第的知识青年洪大全（焦亮）不同，洪秀全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他赞同天地会对清王朝的揭露与反抗，但他没象洪大全那样投身于活跃在两广的天地会活动。洪秀全评论天地会说：
我虽未尝参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如现在仍以恢复明室为号召，又如何能号召人心呢？况且，三合会又有数种恶习，为我所憎恶者。……彼等原有之真宗旨，今已变为下流卑污而无价值了（《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72—873。）。
他明确表示，要继承天地会反清斗争的传统，抛弃复明的陈旧口号和游民的江湖恶习，“开创新朝”。洪秀全对天地会的评价是中肯切实的。他深知天地会不能领导和承担反清与开创新朝的大业，由“独恨中国无人”，到吟诗言志，以天王自居，承担了推翻清朝、以解民悬的历史使命。诗云：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40—843。）。
俨然是奉天诛妖、开创新朝的真命天子的口吻。
与科举时期相比，洪秀全由愿当清王朝的臣仆，转变为企图推翻这个封建王朝的思想“叛逆”，这不能不是思想上的一个巨大飞跃。但这时他的思想的矛盾结构也相应发生新的演变，一方面，仕途迭遭坎坷，洪秀全思想由功名的迷津里解脱出来，回到无情的现实社会。从自己的命运联想到祖国、民族的苦难，他决心抛却清王朝的功名，而立志为拯救中国和人民而斗争。看来，他由科举时期追求的个人、家庭的解脱，进到立志救国救民的宏伟抱负，这是洪秀全思想演变的主流。另一方面他自命天王，主张开创新朝，只不过是充当救世主的角色。洪秀全尽管置身农民之中，但还看不到它巨大的物质力量。因此，他找不到革命的动力，只好在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中去摸索中国的未来。无疑，洪秀全此时的思想带有严重的封建主义与皇权主义色彩，他要开创的新朝还看不出农民政权的实质。这也难怪，一个从未经历革命实践的农村知识青年，除了从过去的历史中去追求社会未来的出路外，还不可能有新的社会构想。
救世主脱离了群众是根本没有任何力量与价值的，一时迸发的冲动和思想上萌发的反清革命意识，毕竟是一个青年孤独的内心呐喊，显然是软弱无力的。史实表明，在鸦片战争期间，洪秀全的行动表示了他的软弱和动摇，他没有任何反清活动。相反，又向清廷屈服，1843年最后一次赴广州应试，再次回到个人解脱的道路上，这也是知识分子往往徘徊在敌对阶级营垒之间的正常政治表现，我们不能因此而苛责洪秀全。
这一次的落第使洪秀全平静和认真地思考未来的奋斗道路。鸦片战争的失败，加之自己仕途上的坎坷，激起了洪秀全的爱国主义情绪，坚定了他反清革命的决心。在广州的耳濡目染，他看出正是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屈服投降，使祖国和中华民族在鸦片战争中蒙受耻辱与苦难，而三元里等群众的抗英斗争显出了生气勃勃的物质力量。洪秀全看出清王朝统治并不稳固，如果依恃人民的力量是能够推翻这个外强中干的庞然大物的。乌兰泰说；“皆由于办理夷务时，官兵之形迹俱被匪徒看破，从前畏兵如虎，近来视兵如羊。故肆无忌惮，易于滋事（《乌兰泰片》，军录，革·太，号526—6，一档馆藏。）”。洪秀全决心把目光转向农民，最重要的任务是展开艰苦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发动武装起义，推倒清朝的封建统治。有诗为证：“龙潜海角恐惊天，暂且偷闲跃在渊。等待风云齐聚会，飞腾六合定乾坤（《太平天国起义记》，《太平天国》（六），页843。）。”洪秀全找到了力量所在，从思想上驱除了以往孤独、软弱和动摇的阴影，他要用行动去将革命力量积聚起来，迎接一场未来的决战。
就在这一年，洪秀全借用了刚刚被宣布为合法的在中国沿海传播的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加以改造，创立了拜上帝教，次年5月，他与冯云山赴广西宣传拜上帝。11月，洪秀全返回故乡。1845—1847年间，他写成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等著作，他的革命思想基本形成了。
由于拜上帝宗教是公开宣传的合法宗教，这三篇“原道”和其他著作都使用了宗教语言，确实看不出明显的反清文字，较多地方突出了劝善戒恶的内容。从文字上看，其思想资料主要渊源于儒家著作和基督教读物，这都是清政府认可的合法语言。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当时严酷的斗争环境，便于“龙潜海角”。同时，这也适合农民群众当时的觉悟程度，通过反对偶象、崇拜上帝的公开宗教活动动员和组织群众，以“聚会风云”，麻痹敌人，掩护革命的秘密准备。因此，我们在分析三篇“原道”的思想内容时，应该考虑到这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斗争方式的产物，洪秀全、冯云山把合法的宗教斗争与秘密的起义准备巧妙结合起来，把推翻清朝，开创新朝的明确政治目标，用反对偶象，崇拜上帝的宗教宣传掩盖起来。事实上，对封建偶象的批判，不过是对封建制度批判的曲折反映。有些同志认为，洪秀全在撰写三篇“原道”时，仅只是“劝人为善”，并没有革命思想：只是到了紫荆山区，受到拜上帝信徒们革命情绪强烈感召之后，才决然从宗教活动转入发动革命的。显然，他们忽视了上述历史背景，导致了这一判断。李秀成回忆说：拜上帝教信徒当时只知道废弃偶象、崇拜上帝的宗教内容，“并未有人知道天王欲立江山之事”，“所知事者，欲立国者，深图远为者，皆东王杨秀清……六人深知（《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2。）。”清朝浔州知府顾元凯、桂平知县王烈都看了拜上帝书籍（包括三篇“原道”），以为是劝善文字，并无谋反悖逆的词句，批评劣绅王作新“殊属荒谬，……捏饰大题架空。”冯云山也以“遵旨敬天，不犯不法”，“一切上帝当拜，古今大典。……教人敬天，不意被人诬控。又援诗书称上帝者二十余条，以证无罪（李滨《中兴别记》卷1，《太平天国资料汇编》，（二）上，页6。）。”按照这些同志的设想，拜上帝组织在它创立的初期就应该大力宣传反清革命，那么唯一的后果将是遭到清政府取缔而夭折。洪秀全接受了天地会秘密结社、反清复明的失败教训，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多种斗争形式，收到了显著的宣传和组织效果。
我们正是结合这一特定的客观历史背景，通过分析三篇“原道”内容来考察洪秀全思想的。农民平等思想是洪秀全思想的主要矛盾方面，从拜上帝教义看，“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一），页94。）所有的人都是上帝子女，正是：“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原道救世歌》，《太平天国》（一），页87。）。”既然人类是一个大家庭，那么“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原道醒世训》，《太平天国》（一），页94。）。”但是，从秦始皇以来，历代封建君主为了一姓私利，蓄意不敬拜上帝，抬高了鬼神偶象的地位，蒙骗人民。他们为了高踞于人民头上，肆逞威福，不惜贬低了人的价值，把人民作为奴隶。洪秀全高呼：“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人何贵，人何灵？皇上帝子女也。”他号召人们敬拜上帝，恢复对自己生存价值的正确认识，而且还应该起来奋斗，摆脱蛇魔阎罗妖的缠捉磨害，抛弃骗人的偶象崇拜，使自己和天下人民都享受人的幸福和平等。洪秀全要人们相信，历史上的皇帝都是亵渎上帝、践踏人类平等权利的罪魁，现在依然如此。因此，中国社会人妖颠倒，一片黑暗，要想解脱和奋斗，获得平等权利，恢复人的本来价值，必须发动“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起来，共同击灭在世间猖獗的阎罗妖，扫荡它的妖徒鬼卒，创立一个崭新的太平“天堂”（《原道觉世训》，《太平天国》（一），页96，94。）。
这个天堂究竟是什么模式？洪秀全以儒家《礼运篇》中的大同社会为蓝图，提出了新的构想。无疑，太平世界与大同社会有若干共通和承袭之处，主要是天下为公，有无相恤，患难相救，以仁义作为相互关系的道德规范。但它们之间的基本区别十分清楚：儒家认为，大同社会可以通过上述道德规范和慈善行为，安顿和救济那些失去生活出路的人。否则他们将铤而走险，成为“盗窃”或“乱贼”，而使统治者无法安宁。洪秀全则主张，整个社会是一个家庭，成员关系是兄弟姐妹，价值相同，权利平等。因此理应公心相待，不能以强犯弱，以众暴寡，以智诈愚，以勇苦怯。这显然是农民平等的道德规范。更大的区别是在如何实现各自的理想社会，儒家提倡地主要仁义慈善，赐给人民活路，维持长治久安。洪秀全则号召击灭阎罗妖，斩邪留正，推倒旧的世界，夺回天赋的平等权利，建设新世界。因此，我们不能看到洪秀全使用了《礼运篇》立论，就断言他提倡的只是儒家大同与民本思想，而不是农民的平均平等思想。符合史实的理解是：洪秀全利用和改造了儒家大同与民本思想，使这些民主性的精华产生了质变，成为农民平均平等思想的组成部分。
同样，洪秀全严厉批判了封建私有制，认为“时至今日，……世道乖漓，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上自国家皇帝，经省、府、县，直到乡、里、姓，无不为封建私利，“相陵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既然大家都是一家兄弟姐妹，“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应该严禁兼并倾轧，不分彼此，相济相让，天下为公。洪秀全的平均主义主张没有充分展开，三篇“原道”中，看不到任何平均财产的文字，相反，有一些“总之贫富天排定”、“知命安贫意气扬”的说教。看来，这时候，他还未提出剥夺封建地主的私有财产，而要人们从一家兄弟姐妹关系出发，兼爱互助，共求温饱。他希望穷苦农民要认清“小富由勤大富命”，宁可饿死，也不能象黄巢、李闯王那样，落草为“寇”，去当“盗贼”。看来，洪秀全痛恨封建私有制，还未能找到一个新的经济结构去代替封建制度，不过，在实践中，这样宣传效果较好，象胡以晃、曾玉珍、韦昌辉等地主也参加了拜上帝组织。虽然，各拜上帝基地建立初期并未实施财产公有、平均分配的圣库制度，但主张有饭同吃，共食天禄，体现了农民平均主义的分配要求。
正因为这些著作是公开宣传的文字，因此封建主义说教颇多，集中在宣扬封建伦理纲常与宿命论上。《百正歌》通篇都是劝人行正、安分积善的宣传。
除了上述原因，这还与洪秀全呆在花县，脱离紫荆山区的群众斗争有关。他闭门著述，头脑中的现存思想资料局限较大：天地会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反清传统，儒学的民本、大同及封建纲常，《劝世良言》中上帝创世说、宿命论、宗教戒律等等。洪秀全正是摄取了这些资料，加以融会改造，构成了自己的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思想开始越出了个人的反清情绪，进而与广大农民的愿望和要求初步结合起来。我们看到，救世主不再是洪秀全了，而是人格化的皇上帝。封建皇帝变成了阎罗妖，农民们究竟站在哪一边呢。是给他们平等温饱的皇上帝，还是剥夺他们一切的阎罗妖？选择是非常清楚的，洪秀全思想新的飞跃为太平天国革命准备了初步的理论武器。当他带了这些新著来到广西，冯云山已经创建了紫荆山基地。李秀成说：“天王常在深山内藏，密教世人敬拜上帝，将此之蛇虎咬人，除灾病惑教世人，……数县之人，亦有从之者，亦有不从。……亦有读书明白之士子不从。从看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结成聚众（《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2。）。”洪秀全的宗教和思想在农民中间产生了作用，找到了自己的物质力量。有了这一支基本队伍，洪秀全才得以把革命提上日程。
三
当广西天地会起义进入高潮，拜上帝教徒也受到地主团练的迫害。但在清朝广西当局与天地会的战争中，洪秀全则主张武装中立和坚决自卫，“而拜上帝之人，俱不准其帮助（天地会），只令凡拜上帝者团聚一处，同食同穿，有不遵者即依例逐出（《洪仁□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551。）。”军事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遂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后来形成了“圣库”制度。这种分配对饥寒交迫的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们“被团练之逼”，“故而聚集”，“各实因食相随（《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482。）”。此外，“抢粮”的天地会众“被官兵逐散一股，即来投降一股（《洪仁□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551。）。”拜上帝组织声势日振，起义形势成熟了。1850年7月，团营令下，各路教徒出售房屋产业，集中金田。11月4日，金田起义爆发，洪秀全十三年前立下的推翻清朝的宏伟抱负终于变成了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实践，精神力量一经掌握了群众，立即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正是洪秀全思想付诸实践，并通过群众斗争实践检验和蓬勃发展的重要阶段。剧烈的武装斗争取代了宗教斗争，物质武器的批判代替了宗教的精神武器的批判。与新的斗争形势相适应，洪秀全将宗教戒律转变为严格的军纪，厉行缴获归公，统一平均分配，同衣同食的圣库制度，坚持男女分行拆开家庭的禁欲主义生活。这些措施对太平军的生存和发展，夺取初期战争的胜利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太平军官兵过着相对平均的物质生活、大家同甘共苦，情同手足，英勇杀敌，经济、政治上的地位比较平等。
不过，洪秀全等主要领导人并没有与将士们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在江口圩，他们就妻妾成群，各有三十六个（《李进富供词》，《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页19。）。洪秀全在斗争极艰苦的时期，呆在茶地竟写了五百首《天父诗》，严格和繁琐地规定了后妃的衣食住行言，这些诗散发着三从四德的封建气息，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极不相称（《天父诗》，《太平天国》（二），页435。）。在多次诏书中，他反复要将士忠于自己，朕、上帝、国家三位一体，王权神授、真命天子的心理和语言跃然纸上。在永安分封诸王及各种官爵，并和诸王一道制订了等级森严、礼制苛细的《太平礼制》，作为各级官爵事有者日后获取世袭特权的合法依据、洪秀全两次下诏，勉励将士努力杀敌，到小天堂之后按功行赏，“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天命诏旨书》，《太平天国》（一），页66。）。”用官禄爵位刺激军心。洪秀全这些思想行为显然是封建主义、皇权主义的产物，正是他在立志开创新朝之初，自命天王的皇权主义倾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和发展，如果说，当时还只是一种激情和冲动，如今则部分成了事实，建国、称天王，分封诸王，建设小朝廷等等。这使洪秀全加深了对宗教与自己命运的迷信，导致了封建意识的潜在滋长，影响和毒化了将士的朴素农民意识，刺激了封建化苗头的滋蔓、
然而，农民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冲击着腐朽反动的封建制度，也在洪秀全思想中留下了丰富的硕果，以致使上述封建倾向相形见绌。定都天京后不久，洪秀全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对太平天国未来的土地制度、经济政策、官员选举与升贬、宗教礼仪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作了具体的规定。这是洪秀全等领袖集中了千百年来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精心设计的一个建设人间“新世界”的具体方案。《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劳动人民渴盼的平均主义理想，用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竖起一块高大的丰碑。
《制度》的基本内容是摧毁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从生产资料——土地，到生活资料的分配、管理、消费，都实行“通天下皆一式”的绝对平均主义。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农民理想社会。
土地和温饱是中国农民世代梦想的两大经济目标，平均主义是实现这些目标的根本途径。地主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标榜过“平均”、“均田”，但谁也不敢触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相反，他们不过在承认这种所有制的前提下去讲“平均”、“均田”。否定这一封建土地所有制，正是《制度》具有真正农民平均思想的主要依据。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历次农民战争所追求的经济解放的目标与《制度》的规定完全吻合。洪秀全等人的重大历史功绩正在于把这一目标第一次变成具体明确的政策，这无疑是对封建制度的一个致命打击，立即引起了曾国藩等人的狺狺狂吠。疾风暴雨的农民战争使洪秀全思想中平均主义因素迅速升华，演变成了对整个封建生产关系的革命，这正体现了农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与历史作用。正是千万名失去土地和不得温饱的农民怀着经济解放的目标投身这场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才得以生存与发展。洪秀全等究竟拿什么来满足普通战士们的迫切愿望呢？这是天王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制度》就是一份最好的答卷。当初，三篇“原道”的写作没有经历这次血与火的阶级搏斗，自耕农的保守思想较浓，忽视了没有土地与温饱的农民所持的强烈要求，因此，提不出拜上帝组织的明确经济目标，金田起义前后，“圣库”制度因战争需要应运而生，废除官兵私有财产和同衣同食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无情打击了地主，没收其浮财，以保证将士温饱。现在，洪秀全等又将农民平均思想推向全国，落实到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上。在生活资料分配上，则将军营中行之有效的“圣库”制度加以变通，企图在全国推行。他们认为，《制度》抓住了生产和分配两大经济环节。找到了一劳永逸的经济解放方案，处处均匀，人人饱暖的人间“小天堂”即在眼前。
与平均主义的经济方案相比，政治上的平等大为逊色，甚至难以与三篇“原道”比拟。我们从《制度》中看到了一个天王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洪秀全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与部门的最高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从杨秀清到各级基层乡官都必须对天王负责，同时，他们又是人民的统治者。《制度》没有提到农民应享有的政治权利，我们只看到他们处在低贱的社会地位，官员如有过失，往往以“黜为农”惩处，农民的义务颇多：勤劳务农，“耕田奉上”；充当乡兵，保乡卫国：将剩余劳动产品上缴圣库；放弃传统信仰，敬拜上帝。以洪秀全为首，包括诸王、“功勋等臣”、“世食天禄”。他们既不与农民平等，也不能平均。这些人世代享用由农民剩余劳动转化而成的“天禄”，成了一层层高踞于农民头上的新权贵。洪秀全痛恨清朝的黑暗与不平等，批判封建皇帝践踏人的价值，把所有的人看成兄弟姐妹。如今，“小天堂”里，贵贱判然，累代世袭，礼仪繁苛，刑法滥施，除了抽象的上帝子女外，普通军民与各级官员、诸王毫无平等可言，《制度》许下了平均的诺言，收回了平等的初衷，从政治上看，封建主义、皇权主义倾向较为严重。《天情道理书》是这样描绘那些当初出身低贱贫寒，现在成了权贵的天国官员们的特殊待遇。它写道：
然试问尔等，当凡情在家之时，或农或工或商或贾，营某衣食，朝夕不遑，手足胼胝，辛苦备尝。孰如我们今日，……畀极荣光，出则服御显场，侍从罗列，乃马者有人，打扇者有人，前呼后拥，威风排场，可谓盖世。试思尔等在凡情时有如此之荣耀者乎（《天情道理书》，《太平天国》（一），页390。）？
看来，洪秀全思想演变趋势要受到两个互相矛盾因素的制约：其一，那些已经改变社会地位的权贵们，还要扩大既得利益，洪秀全原来就用官禄爵刺激他们，现在他们要求兑现过去的许愿，这个在太平天国各级领导人身上形成了难以遏制的封建化趋势。从杨秀清开始，不乏其人。其二，广大军民要求土地与温饱，然后才是政治平等。至于洪秀全自己，必须在维护和加强天王集权的前提下，用不同的方式满足上述两种人的互相矛盾的愿望，《制度》本身的矛盾正是洪秀全思想矛盾结构的政策的产物。在经济领域，他决心用剥夺地主来满足农民土地要求，又用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保证农民的温饱。同时，把原来地主攫取的农民剩余劳动成果转化为“天禄”，供各级官员再分配。大体上说，这时洪秀全等未作大的让步，他们仍然严禁官员们聚财，坚决废除官兵私有财产，据与美国公使1854年4月访问天京的一个随员调查证实，天京“所有东西都是共有财产”，“人人一衣一食统由公库供给。……人民所穿衣服都很好的，米粮丰富，足食有余（《北华捷报》，第204号。）”。可见，经济领域里的平均主义仍在官兵中得以坚持。但在政治领域，洪秀全向官员们作了让步，使他们享受不同等级的特殊待遇，《天情道理书》所列基本上是政治上的威风排场。
四
问题并未解决，矛盾远未了结。洪秀全以为《制度》可以满足一切人的愿望，但在实践中遭到多方面的抵制。首先，军营制度在南京强行实施，拆散了居民家庭，全城变成一座大兵营，弄得居民怨声不绝，将士再也不堪忍受男女分行制度，强烈要求废止，绝对平均主义看起来是十分美妙的理想，但一旦变为政策实施则会产生较大反作用的破坏力，因为它超越了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全家从军入营是战争中的应急措施，一旦普遍实施便破坏了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引起骚动与不安。果然，几十万人的衣食象沉重的包袱拖累着洪秀全等，解决粮源成了他们制订政策与战略方针的重要出发点，思想归根结底要受到物质因素的制约，洪秀全尽管理想主义色彩颇浓，但终究不能不服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他允许夫妻团聚，在广大农村保持了原来的生活方式，鼓励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未能普遍推行。
更严重的挫折是“照旧交粮纳税”经济政策的普遍实施，不啻否定了《制度》剥夺地主土地的规定。1854年夏，石达开开辟了天京上游基地，获取了稳定的粮源，以保证天京的供应。如何在这一地区取得持久的军资补给，成了领导集团面临的紧迫问题。如果没收地主土地均给农民，势必引起地主疯狂反抗，给不稳定的基地带来危机，并会加剧战争与经济供应的困难。继续采用贡献与打先锋的办法只能没收浮财，这种来源也有限的，不能持久。石达开、韦昌辉与杨秀清一致认为，只有“照旧交食纳税”切实可行。他们主张与地主妥协，换得他们对太平天国统治的承认与经济上的支持，有利于解决长期军资供应问题。洪秀全批准了这一政策转变，《制度》的土地政策成了空文。在天国领导人看来，军资粮食供应直接关系到战局成败与天国兴衰，这远比农民土地问题显得迫切、重要。尽管在《制度》的影响下，一些佃农起而抗租夺田，“不复交田主粮”，把“租田当自产”，并取得太平天国政权的默许。但是，作为一项法定的土地政策，《制度》中关于平均分配土地的规定事实上放弃了，农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基本上为太平天国政权承认并加以维持。这样，洪秀全思想也从农民平均主义的立场，倒退到承认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窠臼。归根结底，这一倒退仍然是当时没有新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从政治思想上看，《制度》中的皇权主义恶性发作。杨秀清“逼封”万岁，挑动了权力再分配的内讧，洪秀全与诸王相继卷入，自相残灭，皇权主义与封建主义毁坏了革命，也毁掉了诸王，更可惜的是千万名将士无辜被戳。1856年内讧后，洪秀全思想中的封建皇权意识更加泛滥，有的同志认为，洪秀全此时已完全蜕变为一个封建君主了。我们觉得，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无疑，这一时洪期秀全的思想总的趋势是顺着封建化的下降线演变的，但又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时代为他的思想演变提供了一条新的上升线，当《制度》的理想世界破灭后，洪秀全于1859年批准颁布了洪仁□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政纲——《资政新篇》。这一文献的实质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蓝图，“咸与为新”，把太平天国建设成一个”与番人并雄”的“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洪仁□《资政新篇》，《太平天国》（二），页539，又《英杰归真》，页590。）。”据洪仁□说：“天王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的东西极为赞成（《洪仁□别录》。）。”这样，洪秀全为穷苦人民设计的平均平等天堂，演变成允许私有和雇工剥削的资本主义构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进步，而不是倒退。至于洪秀全思想中封建的一面，也不能说已经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农民平均主义因素并没有完全抛弃。
尽管洪秀全同意在天国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进步事物，但他对《制度》的理想社会依旧十分留恋。他认为天国未来只有实行《制度》才能根本解决农民土地与温饱，1860年，下令重新颁刻《制度》，以示坚持平均主义理想方案的决心，同时，又下诏减轻粮税数额，以舒民困。洪秀全暂时不能实施《制度》，拿不出土地分给农民，只好“格外体恤民艰”，指望“尔庶民得薄一分赋税，即宽出无限生机”，以此换得他们对太平天国的”益坚信任”。（《谕苏福省及所属郡县四民诏》，《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51—52。）1860年8月16日，杨笃信牧师访问苏州时说：他经过一座浮桥，看到岸上贴有太平天国“告示：‘嘱人民安居乐业，交纳捐税，各守本分，’一个乡民说，这个告示很好，要是太平军按照告示上去做，一切事情一定都会很好的。他说：‘不论咸丰或者天王做皇帝，对我们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让我们过和平安静的日子就够了’（呤□《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页222。）。”可见，洪秀全减免钱粮的诏旨并未超出封建君主的作为，地主显然捞到好处，自耕农得到减免，佃农并无所得，事实表明，理想与现实，未来与目前，平均主义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始终在洪秀全头脑中各有阵地，并且尖锐对立。又加上时代赋予他的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这些因素共存在一个矛盾结构里，导致了洪秀全若干不同而又互相矛盾的社会实践。
洪秀全一直不准官兵积聚私产，直到1863年1月，他严诏警告太平军将领说“尔等奉令献出一切私人财物于圣库，但尔等留为己有：尔等奉令赦免被征服者，及对所占各城邑之人民勿事压迫，然尔等并不遵行。看看今日之结果如何？！自今以后，各宜悔改，勿待更大的灾祸之莅临。人人当奋勇与敌人及其番鬼盟军作战。……以致得到天下太平，大业成功（《北华捷报》，第671号。）。”事实上，太平军文武官员谁也没有私有土地，连攒积私财也是非法的。有人说，这些人有权力，享受“天禄”，毋庸置田产。这并不能说服我们，湘军将领何尝无权，何尝没有滚滚财源，但他们为什么广置田产？正是洪秀全的严禁，使这些农民出身的权贵不敢私有土地。但洪秀全无法禁止他们占有浮财，圣库由他们控制，这些权贵即将部分财物“留为己有”。从洪秀全乃兄到李秀成及诸将，都私藏大量金银珍宝，成了大富豪，金钱和权力腐蚀了各级领导人，形成了洪秀全无法控制和驾驭的局面，他只好批评警告，令他们“各宜悔改”，但事实表明，这没有什么效果。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洪秀全还是认真坚持同衣同食、严禁私产的平均主义思想的，这也是断言洪秀全已经完成封建化的同志难以解释的史实。
太平天国晚期，封建化趋势无法遏止，《资政新篇》与《制度》一样，缺乏实行的客观条件，也成了一纸具文。洪秀全找不到拯救中华民族及太平天国的出路，日渐沉缅于宗教。他把自己禁锢在深宫高院之中，脱离了群众，不相信军民的力量，只好力图从拜上帝教中求得解脱，李秀成批评他“不肯信人，万事俱足有天（《李秀成自述》，《太平天国文书汇编》，页532。）。”是符合史实的。洪秀全因此拒绝了“让城别走”的建议，终于在危城中失望地死去。他所开创的新朝，随即覆亡。洪秀全思想尽管掀起了一场革命风暴，把历史上的农民平均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但它仍然不能把这次革命引向最后胜利。
洪秀全思想始终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结构，既有农民平均平等思想的一面，也有封建主义、皇权主义的一面，还有若干新的时代因素，这一思想开始形成时，它的两个矛盾方面分别沿着不同的方向同时发生演变，在各个时期形成了互有差异的矛盾结合体。由于农民平均平等思想的发展受到阻碍，革命逐渐失去农民支持，又由于封建化也受到洪秀全的一定阻遏，这个政权又失去了地主及其知识分子的支持。在革命阵营内部，洪秀全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制约，他找不到一条挽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正确道路，因此，无法使农民得到彻底的经济与政治的解放而最终摆脱封建制度的羁绊。看来，洪秀全思想主要受到普通军民和新朝权贵两个方面的影响，他不愿背叛农民，又无法控制权贵们的封建化趋势，只好试图在一定范围内满足它，加上他自己严重的皇极主义倾向、宗教迷信等因素，导致其思想的矛盾结构在《制度》颁布后，曲折地向封建化的方向运行，直至这位思想家去世，这一蜕变过程还远未完成。
对于洪秀全这样一位思想家，太平天国失败后不久就存在着不同的评价。呤□在1866年写成的《太平天国亲历记》中，曾谈到洪秀全拒绝放弃天京时的宗教迷信思想，他评述：
不同的人们曾从各种方面去看待天王这种招到毁灭的顽固。有些人认为这是彻头彻尾的愚昧，有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迷信者的无益而疯狂的牺牲，还有些人则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英雄的、高尚的人。一经在南京建立了首都和宗教政治运动中心，他就宁愿为正义和光荣事业而死，却不肯在庄严的道路上折返回头。如果我们把这三种特性：高尚、疯狂、轻率同等地归之于天王的动机，大概我们就相当接近真实了（呤□《太平天国亲历记》（下），页623。）。
鹰有时比鸡飞得低，但是鸡永远飞不到鹰那么高。洪秀全的思想尽管有封建、迷信、愚蠢的方面，但是终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农民革命思想家和近代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孙中山先生称他为“反清第一英雄”；毛泽东同志把他列为代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历经艰辛向西方国家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这些评价正是对洪秀全一生和他思想的极好总结。
（文章来源：《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