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主要首领李鸿章是一位“洋务”论者，也是一种“变法”论者。他把“内须变法”（《复王壬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以下简称《朋僚函稿》）第１９卷。）作为推行洋务“新政”的一个纲领性口号。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及其在主客观方面的局限，不仅大体上复写了洋务运动的成功与失败，也直接影响了他个人的历史地位和历史结局。
一、“变法”论的最大鼓吹者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社会性质和中外关系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在封建古道上蹒跚行进的老大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更为屈辱的失败，鸦片战争爆发后一度兴起、但不久即形沉寂的以“筹海”为中心的“夷务”论得以重新抬头，并适时地演变为以“洋务自强”为中心的“洋务”论。从而在被动的形势下和畸形的轨道上，揭开了近代中国改革与开放的历史帷幕。虽然，在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屡屡发出“更法”、“改革”的呼吁，但真正把有近代含义的“变法”、“改革”首次提上议事日程的是包括李鸿章在内的洋务派官僚。但史实表明，在主张“借法自强”的洋务派首领人物中，文祥、曾国藩前期即病故，张之洞后期方崛起，奕“柔软”，后又被长期置闲，而能与洋务运动相终始，站在这股潮流前端尽力呼吁“变法”的厥唯李鸿章一人。
李鸿章是被洋务派思想家郭嵩焘誉为对洋务“能见其大”（《伦敦致李伯相》，《郭嵩焘诗文集》第１９５页。）的人物。所谓“能见其大”，就在于他识时局，知变计，敢于提出变通“祖宗之成法”这样触动时忌的问题，要求把具体的“洋务”的兴办和某种程度的“改革”结合起来。早在１８６５年，李鸿章即疾呼：“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复朱久香学使》，《朋僚函稿》第６卷。）以后，他又一再指出：“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复王补帆中丞》，《朋僚函稿》第１０卷。）“中国以后若不稍变成法，徒恃笔舌与人争，正恐长受欺侮”（《复孙竹堂观察》，《朋僚函稿》第１３卷。），并沉重地说：“今当及早变法，忽令人笑我拙耳。第此等大计，世无知而信之者，朝廷无人，谁作主张？及吾之生，不能为不敢为，一旦死矣，与为终古已矣。”（《复丁雨生中丞》，《朋僚函稿》第１０卷。）这表明，李鸿章不仅以“喜闻谈洋务”自诩，而且以力言“变法”为己任。在举朝浑噩的政治环境中，他持有众睡独醒的认识和“舍我其谁”的态度，不能不说是颇有历史眼光和历史责任感的。
洋务运动先是从军事上“师夷长技”发萌的。１８６２年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之初，即对英、法军队“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留有深刻印象，“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上曾相》，《朋僚函稿》第２卷。）多次函请曾国藩出头“倡率”，“资取洋人长技”，以求“自强”、“自立”。（《上曾相》，《朋僚函稿》第３卷。）他十分重视用洋枪洋炮装备淮军，进行洋式操练。到１８６５年冬，五万多淮军，“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淮军平捻记》，《捻军》第１册，第１２３页。）曾国藩虽也作过“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倡议，但对湘军本身的西化却比较保守。18６２年１１月，他函告曾国荃说：“洋枪、洋炮总以少用为是。余前接办张小甫之徽防，其弁目人人皆有洋枪。余令部下不必染其风，而张部亦次第裁汰。凡兵勇须有守拙勿巧、宁故勿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曾文正公全集·家书》第６卷，第３６页。）曾、李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正是湘军与淮军在西化进程中产生差距的最初原由。甚至到18９０年，李鸿章还在给部将的信中说：“湘军……于西洋枪炮不能细心讲求，利器坐废，深为可惜。”（《复杨尧臣》，《李文忠公尺牍》（以下简称《尺牍》）第２０册。）
李鸿章在着手淮军西化的同时，提出了“变易兵制”的主张，要求对清军的编制、装备和训练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１８６４年，他要求对占清军多数的绿营进行切实的整顿，还要求“屏逐”艇船、师船，仿立船厂，购求器械，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轮，建立一支能守卫海口的新式水师。他尖锐地指出：“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又说：“兵制关立国之根基，驭夷之枢纽。今昔情势不同，岂可狃于祖宗之成法？”（《复陈筱舫侍御》，《朋僚函稿》第５卷。）他为了“驭夷”“自强”的需要，主张先向“兵制”开刀。但是，清政府和清军内部积习很深，军事改革很难推行。到七十年代，绿营兵仍有六十多万，使用的武器基本上仍是刀矛弓矢和治枪鸟枪，内部腐朽不堪。1874年，李鸿章再次从必须改变“祖宗之成法”的角度提出“易兵制”的问题，对“整顿海防”和加强“陆军训练”表示了深切的关注。（《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以下简称《奏稿》）第２４卷。）18７５年，李鸿章和沈葆桢负责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着手近代海军创建。187９年沈葆桢死后，海军之规划专属于李鸿章一人。他设水师营务处于天津，办理海军事务，前后费十年之力，终于在中法战争前建立起初具规模的三洋海军。中法战争后，清政府成立海军衙门，李鸿章虽为会办大臣，但运筹帷幄，广购战舰，建设威海卫、旅顺口海军基地，拟定北洋海军章程，终于建立起中国近代史上堪称强大的北洋海军。李鸿章实为近代中国早期军事改革的推动者，对晚清的军事改革和国防建设作出了贡献。
李鸿章在推行洋务“新政”时，十分重视各种新式人才的培养，他把改科举、兴洋学作为变通“祖宗之成法”的重要内容。1864年，他即在致总署的文书中批评“中国士大夫沉缅于章句小楷之积习”，盛赞“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主张“师其法”，“专设一科取士”，以转移风气，造就人才。（《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２５卷。）十年后，他在《筹议海防折》中，再次揭露用章句、弓马取士的弊端，认为不破除这“拘挛之故习”，中国永“无自强自立之时”。主张：“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并在沿海各省“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电气数门”，广辟“西学门径”，扭转“士大夫趋向”。（《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以下简称《奏稿》）第２４卷。）中法战争后，他又一再重申：“非开特科、设专官，不足以风示天下。”（《复周子玉》，《尺牍》第２册。）
历史表明，用时文和章句取士的科举制度，是维系清朝封建统治政治支柱和精神支柱的一种桥梁和纽带。到晚清，又是妨碍西学、新学传播的主要障碍。从洋务论者到资产阶级维新派，差不多都把改科举作为他们改革主张的首要内容。李鸿章以负责大员的地位，从同治初年起，多次抨击科举制的弊端，力言专设“洋务”一科，公然主张把“西学”和“洋务”引入科举考试，这是对沿革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的冲击。因其如此，不仅王家璧等顽固势力加以反对，而且李的淮系部下刘秉璋也“大肆簧鼓”的非难。李鸿章在批判刘秉璋为科举制辩解并攻击设“洋学局”是“用夷变夏”的谬论时说，即使科举考试得曾国藩、李鸿章等“数十辈，洋务亦断办不好”，“洋学实有逾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他明确表示：“近人条陈变通考试亦多术矣，皆被部驳。吾姑发其端，以待当路之猛省而自择。”（《复刘仲良中丞》，《朋僚函稿》第15卷。）李鸿章还做了许多兴洋学的工作。他在１８６３年创立了上海同文馆，18６５年在江南制造局设立了翻译馆，1872年会同曾国藩奏请派遣幼童赴美留学，在曾死后独立主持这项“中华创始之举”。１87６年，会同沈葆桢奏请派遣福州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以后，又在天津陆续创办了电报、水师、武备、医学等洋务学堂。李鸿章对改科举、兴洋学的鼓吹和努力，有力地开拓了中国早期新式教育事业，并推进了洋务运动期间的西学与中学、新学与旧学、学校与科举的斗争。
洋务运动是一次学习西方的运动，“循西法以日进于富强”是它的重要目的。七十年代起，李鸿章还把广制造、兴工商作为“内须变法”主张的重要内容。他继六十年代主办江南制造局等一批近代军用企业后，适时地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轮船航运企业和机器纺织企业，第一个大型煤矿和金矿，第一条自办铁路和第一个自办电报局……，从而为中国早期近代经济事业开拓了基础。
李鸿章创办民用洋务企业包含了某种程度的“富强相因”思想和“与洋商争利”意图。他在１８６５年创办江南制造局时说过：“洋机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以求利益者”。（《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奏稿》第９卷。）看到机器大工业的兴起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创办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民用企业时一再申言，其旨在“开此风气，渐收利权”、（《论试办轮船招商》，《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以下简称《译署函稿》）第１卷。）“顺商情而张国本”、（《试办招商轮船折》，《奏稿》第２０卷。）“扩利源而敌洋产”。（《试办织布局折》，《奏稿》第４８卷。）还说：“倡办华商轮船，为目前海运尚小，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复何筱宋制军》，《朋僚函稿》第１２卷。）18７６年，他还指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复丁稚璜宫保》，《朋僚函稿》第１６卷。）18８１年，他支持广东商人创立肇兴公司直接赴英贸易，“以为中国开拓商务之倡”。（《创设公司赴英贸易折》，《奏稿》第４１卷。）１８８２年，他在奏折中强调：“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试办织布局折》，《奏稿》第４８卷。）这种憧憬以富求强的思想表现了他洋务思想和变法主张的一种长进。
总观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对“内须变法”和兴办洋务鼓吹之力，建树之多，罕有比匹。应该认为，在当时落后的半殖民地条件下的中国，这种创始性举动的本身就是一种改革。因其如此，李鸿章才赢得很高的时望和许多并世新人物的尊崇。
二、政治、文化观念上的障碍
洋务运动是一个低阶段、多层次的改革潮流。由于封建思想很强的洋务派官僚居于主流地位，这次改革潮流一直停滞在狭窄的范围内和肤浅的水平上，不能适时地向高层次的改革方向推进。李鸿章作为洋务派官僚，虽有超群的眼光和才干，但也未能避免这种致命的局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洋务思想和“变法”主张，就是这种超越和局限交织的一幅若明若暗的蓝图。这幅蓝图虽复写了洋务事业的许多成就，但也复写了其最终的失败。梁启超说，李鸿章洋务事业的失败，一半是由于“群议之掣肘”，另一半则由于他“自取”，主要是“见识不明”之故。（梁启超：《李鸿章》第６、１２、１章）所谓“见识不明”，即在于李鸿章的洋务思想和“变法”主张受到自身政治、文化观念上的重重障碍，没有、也不能不断地发展和深化自己的改革意识。
李鸿章早年受过严格的封建文化熏陶，由举人而进士而入翰林院成为词臣。虽然“经世”之风把这位“才大心细，劲气内敛”的人物推到了“借法自强”潮流的前端，但是传统观念的重负和朝廷重臣的地位，又使他对中国封建文化保有很强的虚骄心和盲目的优越感，从而对中西文化关系持有一种极其复杂的矛盾心理。他一方面力言“循西法”，变“成法”，沉痛地指出：“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复王壬秋》，《朋僚函稿》第１９卷。）表现出一种不胜忧时的心情和急迫的改革意向。另一方面又一再强调：“中国文物制度迥异于外洋榛狉之俗，所以郅治保国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奏稿》第９卷；《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第２５卷第９页。）表现出恪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的框限。他虽然对变科举、兴洋学作过不少慷慨的陈词，甚至说过“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来”这样动情的话，但在思想深处却又别抱情怀。18９７年，他对一位外国人士说：“考试所以收天下英才，不使为乱”，（见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以下简称《年（日）谱》）１８９７年３月９日条。）对已成为维新潮流矢的的科举制度加以肯许。另外，他作为一位翰林出身的大学士，一直以“未尝掌文衡为耻”，（陈桓庆：《归里清淡》。）“戊戌时试时在京，谓必得之，卒不获，虽朝殿阅卷大臣亦未尝一次派及”，不胜“怏怏”，引为生平一大“遗恨”。（梁启超：《李鸿章》第６、１２、１章）可以认为，李鸿章的中西文化观间隔有两个层次，在浅表，奏唱着“师夷之长”的时新调；但在深层，却仍眷弹着“歌咏皇仁”和“中国文物制度”的“恋恋”之音。他所以缺乏深层改革意识，“仅摭拾泰西皮毛，汲流忘源，遂乃自足”，（梁启超：《李鸿章》第６、１２、１章）正是坐守“中体西用”文化观念所致。
李鸿章是一名“文臣”，也是一位“武帅”。长期的戎马生涯和所谓“御外”、“靖内”的需要，陶育了他的“强兵治国”的政治观。他的洋务论也好，“变法”主张也好，始终是萦统“强兵”这个主旋律演奏的。即使从七十年代起，他倡导并主持了许多民用企业的创办，发表过不少“求富”的言论，但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从军事需要和解决“饷源”着眼的。所谓“欲自强必先理财”，（《妥议铁路事宜折》，《奏稿》第３９卷。）“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如此。”（《复议梅启照条陈折》，《奏稿》，第３９卷。）又说：“外洋以商贾为重，中国以耕读为重。是固夫人皆知。然而，不重商贾可也，军事亦可不重乎？……方今环球诸国，各治甲兵，唯力是视。……臣等创兴铁路本意，不在效法外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海军衙门会奏底稿》，《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以下简称《海军函稿》）第３卷。）这种“强兵”至上的思想，使他的“变法”主张始终局限在“易兵制”、“变功令”等有限的范围内，不能发展成为全面推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变法思想。
众所周知，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约略同时起步。由于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两国当政者都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下推进近代化事业。但日本在以军事为中心着手制械、造船、铁路、电报建设的同时，又辅之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等推进近代化的口号。另外，在进行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的同时，还推行政治改革。１８８５年实行内阁制，１８８９年颁布了第一个宪法，18９０年召开了首届国会。用政治改革保障和保进经济建设。而中国洋务运动走的是一条片面以军事为中心的畸形道路。譬如，中国18８１年才成立第一家机器纺织企业，由于官僚把持，进展迂缓，到１８９０年才开车生产，不久又毁于一炬，重新建设，至１８94年方部分生产。到甲午战争前夕，中国机器纺织企业只有少数几家。而日本于１８６７年建立第一家机器纺织企业，到１８９０年已增至三十家，开始成为棉纺织品出口国。同时，日本整个工矿交通事业都得到了比较均衡的发展，1877年举行第一次全国劝业博览会，１８８７至18９３年出现了早期产业革命的热潮，从而保障了“强兵”目标的实现。中国洋务运动所以走上畸形道路，与方针指导上片面强调以军事为中心，疏于基本工业建设和政治改革阙如有关。对此，作为洋务事业主要倡导者的李鸿章是不能遗其咎的。一个当时的外国人评论说：“李鸿章耗费金钱于最新式武器之购买而疏于纪律与士气，疏于基本工业之建设。殊不知士气与纪律同武器一样重要，而工业为最基本之武装。”（见《年（日）谱》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３０日条、１８９６年８月１７日条；１８９６年７月２１日条。）这个批评是很切实的。事实上，李鸿章“强兵治国”论是根深蒂固的，直至戊戌维新潮流兴起后仍没有多大变化。18９６年他出洋访问，其心目所关，也不出“军事”的框限。所以英国舆论评论说：“就内政而论，中堂来英而后，未遑考吾英之善政，而惟留意于船台枪炮与夫铁路电报之属，未免逐末而忘本。”（《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１８０页。）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批评说：“中国自数十年以来，士夫已寡论变法，即有一二，则亦惟兵之为务，以谓外人之长技，吾国之急图，只此而已。……嗟呼，亡天下者，必此言也。”（《戊戌变法》第２册，第２２页。）李鸿章等执迷于“惟兵之为务”的治国方针，疏于基本工业建设，缺乏政治改革意识，为洋务“新政”遗下了必败的基因。
再有，李鸿章是一个封建官僚主义者。他迷信权力，轻视人民，在各项兴革活动中不时暴露出“不以民为重，其一切法制皆务压其民”（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８卷。）的反民主本质。这也致命地影响了他“变法”主张和洋务活动的成效。李鸿章是靠长期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发迹的。甚至18９６年访英时还说他的“嗜好为杀叛党”，（见《年（日）谱》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３０日条、１８９６年８月１７日条；１８９６年７月２１日条。）显露出仇视起义人民的本色。从七十年代起，他长期坐镇北洋，位列枢要，“自视甚高”，对民情、民力、民生漠然处之。他倡言“变法”，举办洋务，也只以为“官力”和“洋力”的结合就可以使中国富强，而“不知有内治”，“不知有国民”，（梁启超：《李鸿章》第６章。）不懂得“民”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对所举办的洋务企业，注重官督，控制用人、理财大权，强调：“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事虽商办，官仍督察，并非漫无钤制”。（《论试办轮船招商》，《译署函稿》第１卷。）在政治上，与那拉氏腐朽集团“同休戚”，从不对政治改革建一言。１８９６年出访西欧时仍表示：“不以舆论公开为然，惟西方科学极可学。”（见《年（日）谱》１８７４年１０月３０日条、１８９６年８月１７日条；１８９６年７月２１日条。）连英国记者也说：“我辈西人久知中堂于富国养民之学，素未究心”；“中堂之面目心思，但见其为中国谋得财，未尝显其为华人谋生利也”。（《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１70、１６９页。）郭嵩焘在七十年代就曾经指出：“中国官民之气隔阂太甚。言富强者，视以为国家之本计，与百姓无涉”；“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致李傅相》、《与友人论仿行西法》，《郭嵩焘诗文集》第３９、２５５页。）可见，在靠何种力量使中国富强的问题上，李鸿章的答案，不仅与主张“与民共利”和“与民共治”的王韬等早期维新派有天壤之别，而且与他的政治知己、洋务思想家郭嵩焘的见识亦不尽同。
三、“群议掣肘”和“不敢异同”
李鸿章的“变法”主张还受到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牵掣，“尝苦有倡无和”。
有清一代，尤其是同光年间，“以清议维持大局”，言官的清议和弹劾之风很盛。洋务运动兴起后，翰林、台谏中的一大批守旧士人，囿于“夷夏之辨”、“重义轻利”、“重本抑末”、“强干弱枝”等传统旧观念，用“清议”牵掣洋务事业的兴办和变更旧章的推行。而以倡兴洋务、力言“变法”为己任的李鸿章更成为众矢之的。在七十年代中期的筹议海防讨论中，李鸿章、丁日昌的奏折最为明实、剀切，却遭到指名攻击。通政司使于凌辰说：“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李鸿章、丁日昌讲求洋学，实愈加败坏”“人才”。（《洋务运动》第１册，第１２１页，第１２９、１３４页。）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指责说：“李鸿章何乃欲胥中国士大夫之趋向尽属洋学？”“纵洋人机器愈出愈奇，我不可效日本覆辙”，“毋庸日思变法，失我故步。”（《洋务运动》第１册，第１２１页，第１２９、１３４页。）这场风波闹得“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复郭筠仙星使》，《朋僚函稿》第１７卷。）李鸿章“变通成法”的主张被搁置一这。１８８１年初，李鸿章支持刘铭传的“暂借洋债”修筑铁路的倡议。王家璧又痛诋刘、李的奏议是“变法改制”，并险恶地诬奏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假外援以窥神器”，（见《年（日）谱》１８８１年３月２１日条。）欲置之死地。翰林院侍讲周德润也要求将李、刘“严行申饬，量予议处，以为邪说蠹民者戒。”（《洋务运动》第６册，第１５４页。）铁路风波闹到18８９年，一大批守旧京官一窠蜂地对李鸿章围攻。结果，李鸿章主持的已经动工的津通铁路被迫停工。
事实上，在洋务运动中，几乎李鸿章每倡一议，行一事，都遭到顽固势力以及反淮系势力的反对。18８０年，李鸿章感慨地说：“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掣，遂致一事无成。良用喟叹。”（《复王壬秋》，《朋僚函稿》第１９卷。）津通铁路停建后，他又深沉地说：“鸿章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而祸福得失久置之度外。”（《详陈创修铁路本末》，《海军函稿》第３卷。）“鸿章老矣，报国之日短矣。即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所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悉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而忽远图。”（《议驳京僚谏阻铁路各奏》，《海军函稿》第３卷。）从这种近于哀求的言词中，可见李鸿章所处的孤立的境地。为此，他一再对“吾华风气之开独居人后”、“谤议盈庭”，表示“寒心”。（《复莫世武》，《尺牍》第５册。）
李鸿章之所以孤立无援，也与清廷中无人能主持大计有关。清朝厉行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不得有相业”，“昭于祖训”，“权不下移”。（《复刘丹庭》，《尺牍》第６册。）同光年间，慈禧挟小皇帝临朝，无识无才，竭尽操纵、驾驭之能事。同治初年，她权力尚不巩固，有时还比较谨慎，“一二臣者主持於中，有请必行，不关下吏”，（《复洪文卿》，《尺牍》第１１册。）不仅李鸿章，连康有为也赞叹当时颇有“厉精图治”的气象。（《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待至后来奕被压服、文祥故世，特别是中法战争中她撤换全部军机、朝政重心转入奕譞及其心腹之手，她权力更加巩固后，朝政更加腐败和拖沓。李鸿章虽位列阁首、兼职封圻，但从未进入军机处。慈禧在推行妥协外交上不得不倚重“善待外人”的李鸿章，但在内政上从未给他以枢密大权。李鸿章一直处于“外臣”的地位，常有力难从心之叹。早在1872年初，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辍，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复曾相》，《朋僚函稿》第１２卷。）曾国藩死后，他在另一些信中还说：“振奋之本在朝廷”，“岂疏远所能为力？即百湘乡在外，庸有济耶？”“鸿章自治分内应办之事，动多牵掣，日不遑给，曷敢驰骛高远？”（《复四品卿何子永》，《朋僚函稿》第１２卷。）
李鸿章是洋务大员中最早倡办铁路的人。他事后对人说，１87４年冬，他曾向奕“极陈铁路利害，请先造清江至京，以便南北转输”，“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其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绝口不谈矣。”（《复郭筠仙星使》，《朋僚函稿》卷17。）另外，李鸿章也是洋务大员中鼓吹自铸银币、设立银行最力的一个人。光绪初年，他即认定：“铸洋之议……有王者起，扫除一切敝政，必来取法。”（《复刘仲良中丞》，《朋僚函稿》第１７卷。）为此，他“在都中力言于当事”，提议自铸银无，统一币制，因无人支持作罢。（《复黎莼斋》，《尺牍》第７册。）18８５年１０月，他还向慈禧请设“官银行”，因户部满尚书崇实反对、奕和慈禧又不给他撑腰而停止。（见《年（日）谱》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１日条、１８９５年１０月２８日条。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２日条、１８８６年７月１９日条。）以致中国第一家银行推迟了十二年才得以建立。多少年来，李鸿章的一件件兴革倡议不是“辇下诸公骇于未见，惑于浮议”，“枢府不敢主持”，就是连慈禧“亦不能定此大计”，颇使他志灰意冷。18９５年，许景澄向李鸿章力请“变法自强”。李在复电中说：“虽欲变法自强，无人主持，亦奈何矣。”（见《年（日）谱》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１日条、１８９５年１０月２８日条。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２日条、１８８６年７月１９日条。）
有一点需要补充。李鸿章是一个热中仕进的官僚。随着权位增高，常常在谤议丛生的情况下，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这一点，最了解他的郭嵩焘在中法战争后不久就看穿了：“今时独合肥伯相能知洋务，而以位高望重，不敢与枢府异同，遂为议论所持。”（《致彭宫保》，《郭嵩焘诗文集》第２２４页。）更有甚者，他晚年为苟保权位，极力迎合慈禧。早在18８２年，一个美国人就批评说：“鸿章误国之罪，莫大于顶奉慈禧为神圣。”（见《年（日）谱》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１日条、１８９５年１０月２８日条。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２日条、１８８６年７月１９日条。）中法战争后，慈禧有意“训政数年”，使奕譞征询于李鸿章，“李主之”。（见《年（日）谱》１８８５年１０月１日条、１８９５年１０月２８日条。１８８２年４月１２日条、１８８６年７月１９日条。）而且，李鸿章秉承奕譞旨意，不惜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向慈禧献媚。这也表明他把苟全自己放在“借法自强”事业之上。后来，户部奏请停购船械。周馥力请奏驳。李说，“奏无益”。（周馥：《负喧间语·书戴孝侯死事》。）再也没有驳议的勇气。事后辩解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吗？”（见《国闻周报》第１２卷，第５期。）李鸿章连最看重的海军事都不敢驳议，至于其他兴革事项，当然就更不愿、也不敢置喙了。
另外，中法战争后，李鸿章眼见日本政治改革日有成效，也感到：“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说：“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若发大难之端，将环刃者不止一自由党矣。”（《复黎莼斋》，《尺牍》第７册。）这表明，他也曾朦胧地意识到洋务“新政”似应向官制改革深化，但因缺乏政治胆略，没有使这种一度出现的意向发展成为政治改革思想。甲午战后，他在私下也确认“上下一心，破除积习”的重要性，说过“根本大计，尤在变法自强”的话，对“百日维新”也作过“都门新政，遐迩耸观”之类的赞语。（《复伍秩庸》、《复张子虞》，《尺牍》第３１册。）但为了不开罪于慈禧和顽固势力，他对变法维新采取一种“不甚赞成”（见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第４册，第３２９页。）的态度。
梁启超说过：“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变法通议》，《戊戌变法》第２册，第１９页。）李鸿章力言“内须变法”几十年，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局限，他的改革意向始终囿于一隅和浮于浅表，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全面深刻的变法思想。待到他所预言的“王者兴”的资产阶级势力崛起，维新与洋务分途，一场“大变”、“全变”的历史新潮无情地把他卷至冷滩边，使之成为一位向隅的人物。
（文章来源：《学术月刊》1988年第0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