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曾经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①[《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7页。]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一种新的时代思潮、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探索，应该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关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酝酿和形成的道路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形成的道路，学术界曾经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见解。一种认为孙中山在“中日甲午战争前，他基本上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直到甲午战争失败后才“从改良主义到革命主义”；①[石峻、任继愈、朱伯昆：《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另一种认为孙中山从小或从中法战争以后就一直是一个坚决的革命者，甚至连他的上书李鸿章也被解释成是为了借此北上“窥清廷之虚实”。后一种说法，在解放前十分流行，而前一种说法，在解放后十分普遍。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陈锡祺在他的《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一书中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孙中山在甲午战争以前，不仅已初步具有了反清的革命思想，而且在实践方面，已在集结同志，联络会党防营，积极准备起义，这就使他和同时的改良主义者有了根本的不同。但此时孙中山的思想无可否认地还存在着严重的改良主义成分，反清革命的决心，还不是很坚实的。”这个说法，我们认为是比较恰当。但是，陈锡祺先生对孙中山当时为什么既“已初步具有了反清的革命思想”，又还“存在着严重的改良主义成分”则缺乏进一步的分析和阐明；同时，对孙中山当时革命实题强调得多了一点，甚至也肯定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目的是为了“窥探清延虚实”。现在我们也就这个问题，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孙中山初期思想的发展，大体上有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九年。这是他的童年时代。
在孙中山童年时代，家里十分贫困。他的父亲孙达成是一个雇农，并且曾经到澳门当过裁缝，来补助家庭生活费用之不足。他的两个叔叔由于在家乡无法生活下去，到美国加里福尼亚洲去做采金的苦力。“后来一个死在附近海上的洋面上，一个死在加州产金的地方。”②[足本《中山全书》，附集，《传记》。]他的哥哥孙眉，在他五岁的时候，也随了亲戚到檀香山去做工。孙中山自己在十四岁前就在这样的家庭里一面读书，一面劳动。宋庆龄曾经生动地描写过他早年的生活状况：“孙中山很穷，到十五岁才有鞋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人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主要的食物是白薯。”①[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这种环境，使他对劳动人民的痛苦，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同情，这对他后来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在孙中山出生前两年，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在国内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了，但是它所散播下的革命火种却没有完全扑灭，尤其在太平天国革命的摇篮–两广地区许多参加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战士，散落民间，到处讲述着太平天国英雄们的斗争事迹。孙中山“在塾时，教师为洪、杨中人，尝从容讲演当年历史。有太平天国失败后仅存一老军者，亦尝至塾中伴谈，所言尤多感慨。学童以得此观听为乐。而先生见闻之后，英气溢于居间，有时原原本本，抵掌而谈，使后来者咸得闻知。老军见其热忱种族观念，志愿非常，益加亲呢。一遇无事，则与先生详述当年战争，及洪秀全之为人。兴之所至，辄以洪秀全第二勉先生。先生得此徽号，视为无上之荣，亦慨然以洪秀全自居。同学闻而贺之者，大有人焉”。②[胡去非：《总理事略》。]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们的英雄形象和他们的伟大理想，对幼年的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的孙中山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后孙中山在香港雅丽士医学校时就“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他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③[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当他一八九五年冬在日本时喜欢讲说故事，“而他所谓故事，即洪秀全如何起兵广西，定都南京，李秀成如何六解天京围，如何打败英人戈登等”。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
但是孙中山当时还处在童年时代。农民的贫困生活，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虽然给了他一定的刺激，也为他以后的革命思想埋下了某些种子，但是整个说来，还很难说他这时已经具有一种明确的政治思想，同样也很难说这时他已经立志革命。
第二阶段，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五年，也就是从去檀香山求学到中法战争发生。这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教育，开始要求按照资本主义的样式来改造中国社会的时期。
一八七九年，孙中山的哥哥孙眉（他在到檀香山去后，经营垦牧，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华侨资本家）接他和他的母亲到檀香山去居住。孙中山在家里因为家境贫困，又要参加劳动，受到私塾中的封建教育本来就不多。到檀香山后，在当了一个时期学徒后，就到英国教会所办的学校中读书，系统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教育。这种资本主义的教育，对孙中山思想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后来回忆说：“忆吾幼年，从学村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学，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课暇，辄与同国同学数人互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胞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着必使我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者。”那么，如何来“拯救同胞”“皆免苦难，皆享福乐”呢？照他当时的理解，答案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②[《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1959页。]因此，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来“改良祖国”，就成为孙中山的朦胧的理想。
一八八二年，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国。三年的国外生活和所受的资本主义教育，使他在重新接触到清朝封建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时，更加敏锐地感到这个政权的腐败贪婪和中国人民所受的重重压迫和剥削，愈加深切地觉得这种情形是不可以忍受的。当他在轮船抵达中国海口，接连地遇到海关、厘捐局、“查禁私运鸦片”的官员、“查禁私运火油”的官员曾一遍遍的无理搜查和勒索时，他就起来反抗，拒绝他们进行搜查，以致船只被扣留。直到第二天，船主纳贿后才得开行。孙中山就利用这个机会向乘客演说中国政治改造的必要。他说：“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坐视不救么？”①[足本《中山全书》，附集，《传记》。]回到香山后，他还继续地进行着这种宣传，他向农民们说：“你们的衙门给你们干什么事呢？……他们拿了你们的钱，你们没有受着出钱的好处。一个政府应该替人民管理种种事情，正象家长应该注意到家中各人一样。……这天子的朝廷这样的腐败，你们不要和他的官员有所交涉。……你们知道，道路桥梁由你们自己建造，学校由你们自己维持，比让满清人来替你们建造，替你们维持，费要省得多哩！你们每村应该利用这些市场，那么每个村庄与别个村庄的交接可以得到益处。……你们为什么不觉醒起来！记忆着，人们只有靠着结合的力量，才能够改善他们的地位呢。”②[同上。]
这时候，孙中山已经是一个在资产阶级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所抱的理想，纯然是西方资产阶级早年反抗封建主义束缚时的那种理想。他已不同于洪秀全等那一批农民革命的英雄们。也不同于康有为等那一批希望走改良主义道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正显示他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的代表者。但是，也要看到：孙中山当时直接提出的，还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地方自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里自然是有着叛逆性的，可是并没有带着鲜明的革命性，这也说明：这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当时在政治上还是远不成熟的。
第三阶段，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四年，这是孙中山革命思想逐步形成的时期。
中法战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香港皇仁学院读书。当时，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正在日益高涨。广东人民的反教会斗争与香港新加坡等地中国工人群众为反对法国侵略者所举行的罢工运动，都给了孙中山以刺激。而当中国军队在谅山获得大胜时，李鸿章却在天津签订了卖国条约，这更充分暴露了清朝政府的卖国和腐败。孙中山这时正在不受清政府控制下的香港，对某些事件的真相看得更加分明，这样就给了他极大的刺激。孙中山自己后来回忆道：“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覆清廷创建民国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①[孙文：《革命原起》。]当时，他进入了广州博济医学校学习。入校后就结识了三合会会员郑士良等，天天高谈革命。一八八七年，孙中山又转入香港雅丽氏医学校学习。“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时闻而附合者，在香港只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三人，而上海归客则陆皓东而已”。②[同上。]孙、陈、尤、杨四人并自称为“清廷之四大定”。这时候，应该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经初步形成，但是，当时他们所从事的还只是谈论革命，而并没有实际地从事革命。而谈论革命与从事革命两者之间还是有距离的。当一个人还没有在实践中投身于革命，他们的革命言论的调子无论唱得怎样高，终究还不能认定他已经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了。陈少白就指出过：“实则纵谈之四大寇，因非尽从事于真正之革命也。而乙未年广州之役，杨与尤皆不与焉。”①[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孙中山自己也承认，这个时期还只是他的“革命言论之时代”。②[孙文：《革命原起》。]我们如果不认识这一点，那么，我们对一八九五年孙中山为什么会上书李鸿章就会感到不可理解。
正当孙中山在那里高谈革命时，当时所谓“新学”派的思想界中，占着绝对优势的是改良主义的思潮。在孙中山周围，也有着不少的改良主义者常常给他以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何启（他是孙中山求学的雅丽氏医学校的创办人和教师）和郑观应（他是孙中山的同乡，当孙中山在雅丽氏医学校求学时就曾同他通信讨论过改革时政的意见，郑观应所著的《盛世危言》中也收录过孙中山当时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孙中山同他们往来，自然会受到一些影响。因此，他一方面竭力鼓吹革命，也开始准备着手从事革命工作（这是基本的方面）；但另一方面，思想上还有一些摇摆，还想尝试一下，通过清朝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条道路是不是还有可能行得通？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心情下，发生了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事情。
孙中山的上书李鸿章，不是一个突然的偶发举动，而是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的。这个上书的腹稿，早在他肄业雅丽氏医学校时就已拟就。一八九○年，他在致郑藻如书中，已经提出了同以后上李鸿章书基本一致的思想。一八九四年，他在上书李鸿章前，又抛开医生和药房的业务，回到翠亨村闭门十余天写成。写成后，和同乡陆皓东一起到上海找郑观应，托他想方法介绍自己去见李鸿章。在郑观应处孙中山又遇到了一个著名的改良主义者王韬，王韬替他将文章重新加以修正，并且写信将他介绍给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想通过他们去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①[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
孙中山在这次上书里，向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在中国解除封建主义对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束缚、全面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机械化、并根本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也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主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理想。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企图依靠封建统治者自上而下地来实现这些主张，自然是根本不能实现的幻想。可是，孙中山在当时确确实实还是多少地存有这种幻想的。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要求李鸿章“玉成其志”“陶冶而收用之”。孙中山当时最亲密的朋友陈少白曾提到孙中山在这以前说过“将来有机会的时候，预备怎样造反”，但他也只是将造反放在“将来”，并且是“有机会的时候”，说明他当时还没有从事革命行动的直接打算。而接着，陈少白对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的心情作了十分明白的描述：“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称为识时务的大员，如果能够有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②[同上。]陈锡祺先生在《同盟会成立前的孙中山》一书中，过分地强调了他在以前说到过的“造反”两字，忽略了他所讲的是“将来有机会的时候”，更忽略了或者是回避了我们后面所引的一段话，这样就使陈锡祺先生在叙述这个带关键性的问题时，论点上就产生了模糊。
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那时，中日战争正在进行，李鸿章在芦台督师，得到他的上书，只是随便地说了一句：“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的回到上海，……所有的希望完全成为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①[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
这次上书的失败，对孙中山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好事。李鸿章在这里当了一个出色的反面教员，给孙中山上了一课。使孙中山通过自己亲身的实践，破除了过去在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方面存在的一些幻想，认清了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走不通的，更加坚定了革命的意志。从此，孙中山就头也不回地作为中国民主革命派的鲜明的旗帜，立即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
一个人思想的发展，往往是要经过曲折迂回的道路的。本文一开始所举到的那两种看法；或则是将孙中山说成是上书李鸿章后，方才由改良主义者转变为革命主义者；或者是将孙中山说成是在幼年就立志革命，根本没有受过什么改良主义的影响，都是将他思想发展中的某一方面绝对化了，将他思想发展的复杂过程简单化了。结果都不能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真正理解。
关于兴中会的成立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在郑观应的帮助下，重新出国到达檀香山。他这次去檀香山的目的是很明确的，是为了“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①[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在孙中山的积极推动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第一个团体–兴中会成立了。最初入会的会员有二十余人，以后陆续入会的又有九十余人。檀香山兴中会的章程是由孙中山起草的，这篇章程，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大声疾呼地指出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说：“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在入会的秘密誓辞中，更明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性的革命纲领。
同时，我们对檀香山兴中会内部状况的复杂性一定要有足够的估计。
这一批最早的兴中会会员，大多是上层的华侨资产阶级。根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的材料，这一批早期的兴中会会员共一二六人，其中华侨资产阶级有八十人（内商人七十四人，农场主四人，畜牧场主一人，银行家一人）。②[冯自由：《革命逸史》，卷三，《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檀香山兴中会的正副主席是永和泰商号司理刘祥和卑涉银行华经理何宽。这些会员大多不是坚定的革命者。当孙中山在筹备成立兴中会时，“闻总理（孙中山）有作乱谋反言论，咸谓足以破家灭族，虽亲戚故旧，亦多掩耳惊走”。③[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孙中山为了取得他们在金钱上的接济，对他们作了不少妥协和让步。在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上，在大声疾呼地指出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后，当分析造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时却写得十分温和，只是将问题归之于“庸奴误国”，“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创而无告”。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卷四，《兴中会组织史》。]这自然是华侨上层资产阶级所能接受得了的，同时，章程中也没有提出革命的主张“以免会员有所戒惧，盖其时华侨尚多不脱故乡庐墓思想，惴惴于满清所派公使领事之借词构陷也”。②[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檀香山兴中会革命经费的募捐也极不顺利，月余仅得美金一三八八元，以后，还是靠邓荫南倾家相助，孙眉也出售一部分牛牲相助，方得美金六千余元。此外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华侨兵操队，使会员接受军事训练，以便回国参加起义，报名的也只有二十余人。在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后，檀香山兴中会的活动就立刻完全瓦解。冯自由就这样记载过：檀香山兴中会“于总理归国后，即不能有所接济。总理于乙未秋败挫后，是冬重渡檀岛，计划再举，居檀多月，诸同志皆无以应之，故总理乃有美洲之游”。③[冯自由：《华侨革命史话上》。]后来梁启超到檀香山进行活动，檀香山原兴中会“会员投身保皇会籍颇不乏人，正埠及小埠均设保皇会所，而兴中会之名则久已不复挂人齿颊矣”。④[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这些都更加证明，檀香山兴中会虽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最早成立的团体；但是在这里并没有真正形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战斗核心。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而国内的局势因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遭遇惨败而有了迅速的发展，“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⑤[孙文：《革命原起》。]于是孙中山立刻从檀香山赶回香港，准备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檀香山兴中会会员随同孙中山回港准备参加起义的有邓荫南、宋居仁、李杞、侯艾泉、陈南、夏百子诸人。这里要注意到，根据冯自由《兴中会员人名事迹考》所载各会员职业来查对，这些人除了邓荫南一人以外，都是工人。这个事实说明，早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初期，中国工人阶级还没有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历史舞台时，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就已经作为革命斗争中十分坚决和英勇的部分表现出来了。 由于前面所说，檀香山兴中会并没有能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真正的战斗核心，孙中山在到香港后，首先着手的就是组织这样一个真正的战斗核心，真正的革命指挥部，同自己的旧友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和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一起，重新组织兴中会总会。
这个新的战斗核心，基本上是由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和具有中国传统的种族主义思想的会党分子（其中以三合会为多，但也有少数未隶会籍的）的联盟。
属于前者的，除孙中山、陈少自外，有陆皓东、杨衢云等。杨衢云“生于香港，幼读西书，长入工厂，……少时曾习拳勇，见国人之受外人欺者辄抱不平，不惜攘臂为之力争，盖具有种族主义思想者”。①[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杨衢云事略》。]陆皓东向在上海电报局充译员，他在自述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时说：“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泪何从也。”②[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乙未广州之役》。]
属于后者的，有郑士良，邓荫南，谢缵泰，黄咏商等。
郑士良：“少有大志，尝从乡中父老练习拳技，颇与邻近绿林豪侠及洪门会党相往还，渐具反清复汉思想……，后人博济医院习医，与孙总理、杨襄甫、廖德山等同砚，因总理与之志同道合，引为知己。未几，总理转学香港，郑亦辍学归惠州，开设同生药房于淡水墟，专从事联络三合会党，为举事之准备”。①[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郑士良事略》。]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记载，郑本人即三合会员。
邓荫南：檀香山富商，孙中山在檀香山创设兴中会时，邓率先加入，自称：“大可回国参加反清复汉，盖邓与其兄灿均三合会员。乃兄为檀埠致公堂执事，兄弟同笃信民族主义也”。②[冯自由：《革命追史初集》，《邓荫南事略》。]
谢缵泰：“其父日生为澳洲著名侨商，隶三合会籍，时以满虏吞灭华夏之历史训迪其子缵泰、缵业二人。故缀泰幼承家训，恒以承先继志为务”。③[同上书二集，《老兴中会员谢缵泰》。]
黄咏商：“好读易，研究湛深。尝言物极必反，汉族已有否极泰来之象，清祚复亡在即，我人顺天应人，此正其时云”。④[同上书初集，《黄咏商略历》。]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到，兴中会从它的香港总部成立起就同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两种人中，起着领导作用的是具有初步资产阶级思想与民族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有着实力的是会党分子，两者在思想上有着区别，但在反清革命这一点上是统一了起来，这种组织情况在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初起时是常见的现象。
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把檀香山兴中会所订章程修改为十条。这次修改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清朝政府的残暴腐败正面地作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当时国内“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官卖爵，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括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矣”。把原来檀香山章程中一些温和的词句（如“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创而无告”）删去了。并且要求广大人民团结起来，参加救国行动。章程中写道：“无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益世，肯为中国尽力，皆得收入会中。”①[孙文：《香港兴中会宣言》。]这种思想以后逐步发展，使同盟会能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反对清政府的共同联盟。
兴中总会一成立，立刻筹备在广州的武装起义。经过半年的联络，取得一部分会党、军队、民团、绿林的支持，决定九月重阳在广州发难。这次起义的计划实际上是一次准备不充分的军事冒险计划。而且，由于内部步调不一致，丧失了时机，又有叛徒告密，泄露了计划，在起义未发动前就为清政府侦悉破坏了。但是尽管如此，一八九五年的广州起义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是中国人民企图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同时，“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中国的问题离开武装就不能解决”。②[《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06、508、509页。]孙中山从他的革命开始时起，就直接地采取了武装斗争的形式。在这以后，到清朝覆亡，他一直没有放弃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在万分困难的条件下，一次一次地发动着武装斗争。孙中山这一点是做得完全对的。广州起义失败后，这个事件腾传国内，外国报纸也开始宣传：“中国革命党孙逸仙”，从此孙中山和兴中会的革命活动就开始为国人所注意，孙中山也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代表者和旗帜。
董必武同志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说：“孙中山在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前后，开始他的革命活动。当时，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中国民族遭遇到严重危机的时期发动了革命斗争。这个革命的直接目标是推翻那已经成为外国帝国主义走狗的清朝的腐朽统治。这个革命运动，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了民主共和国的理想。”①[《新华半月刊》，1955年4号。]董必武同志这一段讲话，充分地说明了兴中会成立和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的历史意义，现在引在这里，作为这一篇文章的结束语。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6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