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译著对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同时代梁启超有着中肯的评价，“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当《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1]鉴于此，研究严复译著一直是思想史、学术史的热点，已发表研究严复译著的论文数量虽很多，但仍有问题没有解决。笔者拟对以下三个问题做探索。
（一）《国计学甲部》翻译时间考析
严复晚年社会学思想、经济学思想部分表述见于其未完译稿《国计学甲部》的按语。《国计学甲部》究竟何时翻译，现在学界并不清楚。王栻主编《严复集》（四）称“《国计学甲部》，法国巴黎法典学堂讲师齐察理原著，严复翻译，原著及翻译的时间均未详，可能是早期的翻译，仅译3000字左右便终止了” [2]
严复翻译《国计学甲部》可能在1909年。
计学即economics，也即今天的经济学，关于这一点可参考“《原富》中西译名表” [3]。严复在《原富》按语中称“今计学界说曰：计学者，所以穷生财、分财、用财之理也。其于义进也。”[4]此时，严复认为计学乃理财之学。反观《国计学甲部》按语，“又计学之旧界说曰：计学者，理财之学也。此在当时，固为至当，然精而言之，实非吻合。” [5]“今计学界说”变成“计学之旧界说”，可见时代的变迁。据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严复译述《原富》所依据之英文底本显示：“Yen Fuh，Imperial Naval Academy. Tientsin，N.China. April 1892.18/3/28.”（此为严复英文铅笔签名并注，即严复于光绪十八年三月廿八日得此书。[6]）
严复于1897年开始翻译《原富》，严璩在《侯官严先生年谱》中称，“丁酉（1897）府君四十五岁。开始译亚丹斯密Adam Smith 之《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7]1898年3月20日，吴汝纶致严复信中称：“斯密氏《计学》稿一册，敬读一过，望速成之，计学名义至雅训，又得实，吾无间然。” [8]1898年8月23日称，“惠书并新译斯密氏《计学》四册，一一读悉。” [9]1899年4月5日严复致张元济的信称，“现所译者，乃亚丹斯密理财书，为之一年有余，中间多以他事间之，故尚未尽其半”[10]同年“七月三日”严复称，“斯密《原富》已及半部，然已八九册，殆不下二十万余言也。” [11]“八月二十日” 严复称，“目下亚丹斯密《原富》一书，脱稿者固已过半部。盖其书共分五卷……弟今翻者，已到第四卷矣” [12]1900年译成《原富》，见“《原富》稿……四月间当可卒业” [13]严复所据英文原著显示，他于1901年1月30日，译完全书[14]。1901年“九月初二夕”严复在致张元济信中称：“《原富》之本传、译例、均已脱稿，奇往保定多日” [15]故《国计学甲部》的翻译当在1901年之后。
从现存史料来看：1909年4月6日，严复日记载， “读计学书，布洛克”[16]4月7日，严复“夜往天仙，殊无味。归读《计学拾级》。”[17]4月8日，“看《计学入门》至154。”4月9日，“读《计学入门》至222。”[18]严复日记还显示是年12月12日，他始忙于评审《国民必读》，再无暇阅读《计学入门》。
《计学拾级》中“拾级”意为“逐步登阶”，常喻指“入门”。这里指该书编写按循序渐进的原则，属于“计学”入门之作，故无论从《严复日记》记录的序列来看，还是从文义判断，《计学拾级》与《计学入门》皆指同一套书。严复存有部分题名《国计学甲部》译稿，依笔者判断此即《计学拾级》首部，因为中文常以“甲、乙、丙、丁……”等标示序列。有旁证：严复曾将An Inquiry into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译成《原富》，将书中五部分译成“部甲、部乙、部丙……”等。可见，在严复翻译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已成翻译体例，“甲部”当与“部甲”意思类同。
再结合关于严复的其他译作史料来看，也有旁证：严复译书拟题名常意译。定题多有反复。诸如他先将Evolution and Ethics 译成《治功天演论》，后改作《天演论》；On Liberty先译成《自繇释义》，后改译成《群己权界论》。严复在日记中为了行文方便，也常用略语，诸如1908年9月11日的日记有“始译《名学启蒙》。”9月13日，“到女子公学，以《名学》讲授碧城。”[19]9月14日“译名学至十九节”[20]等，后出版改书名为《名学浅说》。
关于严复将economics译成“计学”，早在1902年他就颇费一番心思，“再者计学之名，乃从Economics字祖义著想，犹名学之名，从Logos字祖义著想。此科最新之作，多称Economics而删Politicar字面。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正名定议之事，非亲治其学通澈首尾者，其甘苦未必有共知，乍见其名，未有不指其不通者。计学之理，如日用饮食，不可暂离，而其成专科之学，则当二百年而已。故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无庸讳也。若谓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生必需之学，古籍当有专名，则吾恐无专名者不止计学。”[21]同年，严复再次在回复梁启超信中谈及“计学”的翻译，他认为“譬如Economics一宗，其见于行文者，或为名物，或为区别。自当随地斟酌，不必株守计学二字也。此如化学有时可谓物质，几何有时可翻形学，则计学有时自可称财政，可言食货，可言国计，但求名之可言而人有以喻足矣。”[22]可见，严复认为“计学”也可译成“国计”。严复在这封信中称，“中国九流，有以一字称家，有以二字称家，未闻行文者遂以此窘也。……窃以为谓非所患，在临译裁剪已耳。”[23]
综上所述，严复所译《国计学甲部》中“国计学”也即“计学”之义。《国计学甲部》即严复日记中所指的《计学拾级》或《计学入门》。严复翻译《国计学甲部》也当严复在日记中记载的时间相同，因为严复书信及日记显示此后严复一直在处理《国民必读》这套书，无暇再顾及《国计学》的翻译：1909年6月10日，“作缄于范孙侍郎” [24]，范孙侍郎即学部左侍郎严修，严复在信中称，“复于十九日始病于脰风，颇重，于《国民必读》一事极著急。”“至《国民必读》后卷，幸已了六七，极愿力疾起草，但为医所切戒，只得属馆中能者分了此稿。”[25]日记“十月三十日（12月12日）评《国民必读》。”[26]“十一月初五日（12月17日）到部，见严、宝两侍郎，言《国民必读》事。”[27]“十一月初七日（12月19日）看陈曾寿、潘清荫所编《国民必读》。”[28]“十一月初九日（12月21日）严、宝两侍郎以《国民必读》相托。”[29]“十一月十二日（12月24日）会议《国民必读》事。”[30]“十一月十五日（12月27日）到馆，理《国民必读》。”[31]“十一月十九日（12月31日）在家改《国民必读》，闷损已极。”[32]“十一月二十四日（1月5日）《国民必读》第二集上卷完。”[33]“十一月二十七日（1月8日）到馆，交《国民必读》七本。”[34]“十二月初三日（1月13日）到馆，改《国民必读》第四卷。”[35] “十二月十四日（1月24日）到馆。到部。交《国民必读》与朗溪。”[36]“十二月廿四日（2月3日）了《物理》五篇。”[37]“十二月廿六日（2月5日）缴《国民必读》卷，到部。” [38]至此，严复完成《国民必读》一书的审订，但时间上离除夕没几天了。再查严复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日记，该年辛亥革命爆发，国事多变，严复忙于处理政务，无暇安心读书、翻译。此后，现有史料再也未见严复涉及“计学”的阅读或译作。
（二）陕西味经本《天演论》出版时间考析。
《天演论》是1895年，还是1896年译成？陕西味经本《天演论》是最早的本子，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39]。陕西味经本关系到严复何时译完原著，故陕西味经本《天演论》出版时间考析显得非常重要。学界目前对陕西味经本《天演论》出版时间分歧如下：
论一：据现有史料来看，持《天演论》于1895年译成、出版这一观点论据有：一、严璩著《侯官严先生年谱》云：“乙未（1895）府君四十三岁。自去年夏间中东挑衅，海军既衄，旅顺、大连湾、威海卫以次失守。至是年，和议始成，府君大受刺激，自是专致力于翻译著述。先从事于赫胥黎T.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未数日而脱稿。桐城吴丈汝纶，时为保定莲池书院掌教，过津来访，读而奇之。为序，劝付剞劂行世。是年复有《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群韩》诸文，均刊于天津《直报》。”[40]二、有“光绪乙未春三月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的《天演论》刻本。此刻本今藏于陕西省图书馆。一册，封面题“天演论”，扉页题“光绪乙未春三月陕西味经售书处重刊”。
论二：邬国文先后在1981年第3期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及1990年第3期的《档案与历史》上发表文章认为上述论说不能成立，因为陕西味经本《天演论》“卷下”“论三”中出现“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即1896年）……”字样。 “陕西味经本《天演论》是未经严复修改的初稿印本。”[41]汤志钧的《再论康有为与今文经学》中所举论据与邬文基本相同外，还进一步指出：“‘味经本’《天演论》是叶尔恺接任陕西学政后送交‘味经售书处’印行出版的。”[42]
为了弄清《天演论》卷上、卷下翻译时间次序，笔者将陕西“味经本”《天演论》与手稿本、英语原著逐一核对、比较，发现：
其一，陕西味经书《天演论》的卷上、卷下，不同于赫胥黎原文序论及牛津大学讲演稿时间次序。1893年赫胥黎应罗曼尼斯讲座之邀，前往牛津大学主办自该讲座自创办以来的第二次学术演讲。因为听众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与文化品位，故1893年赫氏讲得颇为深奥，在讲演过程中，赫氏因此受到许多批评，“对我批判的人当中，不少人使我深为感激，他们细心地注意到了由于我忘记了关于通俗演讲的一句格言，使我的表述受到了妨碍，恐怕甚至受到了削弱。”[43]1894年赫氏接受了批评意见“为尽力弥补我的过错，我在那篇讲演前加了一篇引言，内容主要是居于基础性的或重复性的东西，对此我加上了‘导论’（Prolegomena）这个标题。”[44]
对于导言与讲演稿之间的关系，赫氏打了一个形象比喻，“如果有人认为我增添到大厦上去的这个新建筑物（导论——笔者注）显得过于巨大，我只能这样去辩解：古代建筑现的惯例是经常把内殿（演讲稿——笔者）设计成为庙宇最小的部分”。[45]导言篇幅虽较浅显易懂，但篇幅远大于讲演稿。关于讲演稿，笔者2001年11月从北京图书馆中发现选编者对材料来源作了说明：Published version of his 1893: The Romanes Lecture . From: Evolution and Ethics[46]（London: MacMillan and Co.1894）
由1893年讲演稿及1894年序言组成的Evolution and Ethics（《进化论与伦理学》）收入《赫胥黎文集》第9卷。学界普遍认为严复翻译《天演论》所依据的原著底本系《赫胥黎文集》第9卷。笔者在北京图书馆检索到1894年曾印行Evolution and Ethics单行本，说明1893年讲演稿及1894年序言曾经单独发行过。严复翻译《天演论》所依据的原著底本也可能是后者。
严复在翻译Evolution and Ethics中先译的是赫胥黎1894年所作的序言部分，之后才是赫氏于牛津大学讲演稿。“味经本”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天演论（味经本）》卷下（即1893年牛津大学讲演稿）论十六：“今非谓如卮言之所云云，择种留良其事之必有所窒也。”卮言，即指赫胥黎于1894年所作Prolegomena（现代汉语可译成“绪论”，严复后接受吴汝纶建议改为“导言”。）这一点，严复手稿本也和陕西味经本完全相同[47]。由此可见，严复翻译 “卮言”在前（即：先译完1894年赫胥黎所作的导言，翻译“论”在后，<即译完1894年赫胥黎所作的导言之后，再翻译1893年为牛津大学讲座写的讲演稿>。严复翻译两个部分的先后次序在时间上与赫胥黎写作时间次序正好相反。）1898年慎始基斋本改为：“所谓择种留良，前导言中已反复矣，今所谓蔽，盖其术虽无所窒用者，亦未能即得所期也。”[48]
查英语：There is another fallacy which appears to me to pervade the so-called ‘ethics of evolution’。 It is the notion that because， on the whole， animals and plants have advanced in perfection of organization by means of the struggle for existence and the consequent ‘survial of the fittest’， therefore men in society ， men as ethical beings， must look to the same process to help them towards perfection . I suspect that this fallacy has arisen out of unfortunate. Ambignity of the phras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Fittest has a connotion of ‘best’ ， and about ‘best’ there hangs a moral flavour. In cosmic nature. However， what if ‘fittest’ depends upon the conditions.[49] （据我看，还有一种错误存在于所谓“进化的伦理之中”。就是这种说法认为，既然从全体上来说，由于生存斗争和因之而来的“适者生存”，动物与植物进展到结构上的完善；所以在社会中，人们作为伦理的人，必须求助于或寻求同样的方法来帮助他们趋于完善。我怀疑这种错误是从“适者生存”这一词的词义上的不幸的含糊不清引起的。“适者”含有“最好”的意思。而“最好”又带有一种道德的意味。可是在宇宙自然界，什么是“最适应的”有赖于各种条件。[50]）从赫胥黎原著中看不到“卮言”、“导言”或类似的意思，更谈不上从中窥探出“导言” 或“卮言”与牛津大学讲演稿时间次序，但严复有意识的行文，向我们提示了两者时间次序上的先后关系。
1901年富文本以及1905年商务本，均将上述引文“所谓择种留良……”数句删去，表明严复后来也觉不妥。
严复之所以先译赫胥黎绪论部分，他在1898年正式出版的慎始基斋本所作《译例言》中作了说明。“……此书上卷《导言》十余篇，乃因正论理深，先敷浅说。”查陕西味经本与手稿本绪论部分都未加案语。因此，严璩说其父1895年经甲午战争刺激，“未数月而脱校，”当指译完赫胥黎1894年所作的序论部分，而不是1893年用于牛津大学的文字艰深，内容庞杂的讲演稿。
后来，严复在《与张元济书》中说：“承示欲印密克《教案论》，甚善！此书前经合肥饬译，鄙处之稿，不记何人借去。书衡比部既有抄本，正好付印。但此书尚是一人一时见解，不比他种正经西学，其体例不尊，只宜印作小书，取便流传足矣。尊以旨谓书式欲与鄂刻《天演论》一律，此自无可无不可。盖后书亦不过赫胥黎绪论之一编；并非天演正学；且所刻入卢氏《慎始基斋丛书》，作为一种，我们固不必墨守其式也。”[51]《支那教案论》1899年译成，1899年4月由上海南洋书公学译书院出版。“赫胥黎绪论之一编”当指1894年赫氏写的绪论，可见严复当时曾只要求慎始基斋印“绪论”部分。后来，出现“天演论卷下”，当另有协商。
味经本卷上包括“卮言一”至“卮言十八”；卷下自“天演论”以后，署“论二”，至“论十七”。由此可见，味经本的发稿者对“卷下”乃名“天演正论”[52]也是十分清楚的。
下文对味经本《天演论》出版者略作分析。
实际上，1897年前后，叶尔恺、刘古愚及“院中诸生”不但读过《天演论》，而且校勘并出版陕西味经本《天演论》。史实如下：
严复在丁酉（1897年）四月十七日，“于案上闻炮声，知其（俄罗斯使人胡王）至也。”[53]叶尔恺在给汪康年信中说：“然十四、五、六、七四期之报《时务报》，弟亦未得阅，此时谅也无从索补矣。报中文字，愈加精警，提撕警觉，殊具苦心，《辟韩》一篇，尤与鄙人夙论相合，甚佩甚佩……俄使今日入城，当轴者懦懦焉，惧其有所要求，不卜究竟如何？”[54]此信日期注明四月廿日，与“四月十七日”相差不远，可见叶尔恺手头无《天演论》手稿本。此信还表明他对严复著作颇为关注。是年（1897年）叶尔恺就任陕西学政，“九月廿八自京动身，初四抵三原，初七接篆” [55]，叶对出版行业颇为重视，赴任时曾托汪康年办理有关印刷设备，“……如石印、铅印机器价值若干，可否设法运秦……”[56]就任后，叶在致汪信中说：“此间举人萧钟秀赴沪，为复邠学会考察汽机采办活字机器，经弟札委，到沪后，一切尚望费神招呼指教为幸。” [57]叶尔恺任陕西学政时的其他信札还表明他准备出版一些书刊，尤其是西学方面[58]。
叶尔恺在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二十一日信中说：“味经书院所刻书可为捧腹者甚多，或字本古体必改从俗体…… 陋至此” [59] 。“弟前发味经刻《天演论》一书，所校各节，极可发噱……句法之古奥近子者必以为有脱讹字，或径增改原句读，以求文理之平适，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味经每刻一书，其初校之笑话，必须逐一签出，甚是淘神，而刘及院中诸生或竟大惑不解，反不能无疑也。总之，此间人士除八股外，直不知有他书（得见《车酋 轩者》不过十年）。一言以蔽之曰，陋而已矣。”[60]信中又说：“刘古愚孝廉其人……惟服膺康党甚至，是其无识之处” [61]，“刘”即“刘古愚”，从信中言辞可知康梁变法已失败。叶尔恺写此信时，刘古愚参与的味经本《天演论》已完成，且刘古愚已经被味经书院辞退，“现刘已辞退，明岁味经延请何人，尚未定也。” [62]此信末尾置“十一月二十一日。（已新正廿四日收）” [63]结合戊戌变法失败及时间“已”，可断定“已”当指“已亥”（光绪二十五年），故叶尔恺写信日期当在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叶尔恺信中言论为考析味经本时间提供了参照系。从叶尔恺信中可见味经售书处《天演论》时间初步可定为1897年8月至1898年年底间。
下面结合手稿本修订时间，对味经本出版时间作分析。严复在手稿本自序注有时间“丙申重九” [64]（1896年），在手稿本卷上完，（也即卷下论一之上）注有：“丁酉四月十七日删节 复识 ” [65]。论八完注有“丁酉六月初三日删节讫” [66]。在“丁酉四月十七日”与 “丁酉六月初三日”之间未有其他日期。全书末尾之严复按语称“斯宾氏至今尚存，年七十有六矣。”[67]斯宾塞生于1820年4月27日，76岁当为1896年，所以判定全书末尾之严复按语写于1896年。
味经本论三中有包括“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在内的大段内容[68]，手稿本将包括“去今光绪二十二年丙申”的大段内容[69]删去，当证明严复在修改手稿本时，时间上已非1896年。对照手稿本删改此节的时间已经是1897年所为，具体说来，当是“丁酉十七日”至“丁酉六月初三日”之间删节，也即味经本卷下出版时并未看到丁酉四月至六月间严复的手稿修改本。一句话，味经本“重刊”[70]《天演论》当在此前后出版。
（三）《赫胥黎治功天演论》流传时间考析
细心的学人会发现《天演论》曾经一度命名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在知识界流传。《赫胥黎治功天演论》流传及其时间，学界并不清楚。笔者下文对出考析。
梁启超撰于1897年的《论译书》有两处涉及《治功天演论》：“……欲通西学者，必导原于希腊、罗马名理诸书，犹欲通中学者，必导原于三代古籍、周秦诸子也。旧译此类书甚寡，惟明人所译，且语多洁屈。近译者，有《治功夫天演论》（有学者断句为《致功》、《天演论》，查严译之书书名无《致功》之称。梁的《论译书》载于《饮冰室文集类编上》，原文无标点。）、《辨学启蒙》等书。（《几何原本》、《奈端数理》等为算理之书，算理者，理学中之一种也。）”[71] “凡译书者，将使人深知其意，苟其意靡失，虽取其文而删增之，颠倒之，未为害也。然必译书者之所学与著书者所学相去不远，乃可以语于是。近者严幼陵新译《治功天演论》，用此道也。”[72]查严复在修改《天演论》手稿过程中曾把书名译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天演论》手稿之自序原题“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就可证明这一点，[73]序后注有日期：光绪丙申重九。严复手稿中译例有：
一、书中所指作家古人多希腊、罗马时宗工硕学，谈西学者所当知人论世者也。故特略为解释。
一、是译以理解明白为主，词语颠倒增减，无非求达论者深意，然未尝 离宗也。
将上文所引与梁的论述对照，不难发现梁氏论及翻译理论的表达中有严复话语的影子。而严复正式发表在1897年12月18日《国闻汇编》第二册上的序言是《译天演论自序》[74]，与手稿本中《赫胥黎治功天演论序》标题有异。据上述史料看来，梁启超不仅看过未发表的《天演论》，且对丙申重九时严复所作序言以及译例都已了解。
孙宝王宣也读过《治功天演论》。
孙宝王宣在1897年闰十二月初二日记说：“诣《蒙学报》馆，晤浩吾[75]论教，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以归，即严复所译者。”[76]此处《天演论》被称为《治功天演论》，可见此为1896年的手稿本或以此为底本的传抄本。当然，孙宝王宣在《蒙学报》报馆借到《治功天演论》，这正说明严复本人作为近代的办报人，其与报界等媒体接触、联系较多。蒙学报创办之事见于《蒙学公会公启（并简章）》，载于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1897年10月16日）《时务报》第42册，置名为“仁和叶翰、钱唐（塘）汪康年、湘乡曾广铨、吴县汪钟霖同启”[77]，其目的“……蒙学公会务欲童幼男女均沾教化为主。”[78]光绪23年10月11日（1897年11月5日）梁启超在第44册《时务报》上发表《蒙学报演义报合叙》[79]后转载于《集成报》第21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梁启超在文章中称“……教小学教愚民，是为今日救中国第一义。启超既与同志设《时务报》，哀号疾呼，以冀天下之一悟。譬犹见火宅而撞镜，见入井而怵惕，至于所以救焚拯溺，切实下手之事，未之及也，既又思为学校报，通中西两学，按日而定功课，使成童以上之学童诵焉，自谓得此，则于教学者殆庶几矣，而于教小学教愚民二事，昧昧思之，未之逮也。岁九月归自鄂，而友人叶君浩悟、汪君甘卿，有蒙学报之举。”[80]《蒙学报》为周刊，和上海时务日报馆有着亲缘关系，从现存刊物来看，有1——72期，时段为1897——1899年[81]“蒙学报”与时务报人马基本一致。可见孙宝王宣与“蒙学报”馆这一舆论、信息发散中心联系颇为密切。1896年严复在上海曾请梁启超看过《天演论》手稿。梁启超撰于1897年的《论译书》一文中，称《天演论》为《治功夫天演论》[82]，和孙宝王宣所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书名完全相同，再联系梁启超与《时务报》、《蒙学报》馆的关系，可以认为通过《蒙学报》报馆主编叶瀚为中介，孙宝王宣与梁启超通过《治功天演论》发生联系。孙宝王宣手中的《治功天演论》可能是梁启超读的《治功天演论》手稿本抄本或摘录本。
1897年闰十二月“初四日，晴。暮归，览《天演论》。《天演论》宗旨，要在以人胜天。世儒多以欲属人，而理属天，彼独以欲属天，而理属人。以为治化日进，格致日明，于是人力可以阻天行之虐，而群学乃益昌大矣。否则，任天而动，不加人力，则世界终。古争强弱，不争是非，为野蛮之天下。其说极精。……天演之学，始于额拉吉来达，嗣传其学者曰德谟吉利图，中稍变于斯多噶。盖额拉，周景王时人，为欧人智学之祖，大旨以变言物，故谓万物有已过、未来而无现在，与中土《易》理合。《易》之既济，即额拉之已过、未来也。又以火化为天地之秘机，以为万物皆出于火，皆入于火，由火生成，由火毁灭。此理盖得今日之化学而益明也。（严复所论。）德谟者，生于春秋定、哀间，以富人子游学，尽散其资，在古人中最先创莫破微尘之说者，近代化学宗之，而阐合质定率之理焉。至斯多噶之徒，始创为造物主宰，以为无不知，无不能，盖近婆罗门八明之论，而额拉氏所未言者也。”[83]文中称“严复所论”可见孙宝王宣手头的《治功天演论》本子肯定不是1895年陕西味经售书处的重刊本，因为味经本上卷尚无严复按语，也无严复的序言；更不可能是1897年《国闻汇编》中的《天演论悬疏》，因为书的标题不一样。也不是通过吴汝纶的《天演论》笔录本，丁酉二月初七日（1897年3月9日）吴汝纶在致严复信中就说：“吕临城来，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大著恐无副本，临城前约敝处读毕，必以转寄。”[84]所以，孙宝王宣所读当是1896年左右的《天演论》手稿本或副本，也即1896年左右的《天演论》手稿本曾经一度命名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
总之，思想史、学术史的研究只有建构在准确的历史复原基础上，才能谈得上有所发现或合理地诠释，而史料考析本身可以真实地展示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而避免根据研究者自己的学术逻辑去裁减思想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