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的根本特点之一，是国共两党既对立又依存，既合作又分裂，波澜四起，惊心动魄。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的斗争中，作为蒋介石的心腹重臣，张治中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之列，但却赢得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主要领导人的高度称赞。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1985年，习仲勋代表党中央在张治中将军95岁诞辰纪念大会上对他的一生又给予了高度的、恰如其分的评价：“文白先生是杰出的爱国将领，富有远见的政治家。是同我们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 本文试就结合张治中一生的有关史实，对此问题作一剖析。
一、始终坚持和致力于国共合作
张治中自从服膺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后，一生坚持亲苏联共的正 确主张。因此，在国内问题上，他力主通过政治方式解决，并为此作出了种种努力，成为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
早在黄埔军校期间，他即与周恩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等人过从甚密，周恩来的为人、谈吐、学养，都对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与“中共的骨干人物的密切交往，以及和苏联顾问的众多接触”中，其“思想大受影响，并曾一度申请参加共产党。” 随着校内国共两党斗争的展开，他的态度“是站在中间偏左”，到1925年夏，他“已经完全同情共产党这一边，”其“言论和态度，都大为右派所看不惯，” 因此被右派视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此时张治中认为联共是孙中山先生的政策，两党联合革命是这一政策的体现，现在革命刚开始而双方如此激烈斗争，对革命大局不利，因而他经常周旋于两派之间，力图维护联合革命。
北伐战争开始后，张治中为了能够使国共两党合作如初，避免破裂，竭力向蒋介石建议由周恩来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但最终没有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每想及此事，张治中“始终认为北伐的统帅部没有周参加，是一个大损失，”“也是促成国共两党破裂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北伐军到达衡阳后，张治中又一次提请蒋介石：会师武汉以后，“对两党问题要请你特别注意，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来保持两党的合作，不能使它破裂！” 北伐到武汉，国共两党的斗争日趋激烈，分裂已不可避免。从主观愿望上来讲，张治中是坚决主张实施联共政策反对两党分裂的，而面对两党关系的日益恶化，自己又无力和无法挽救，其心情是极度苦闷的。在激烈的思想斗争后，张治中又未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最终牺牲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屈从于感恩知遇、道义难忘的旧伦理观念，追随蒋介石而去。这是他政治上、思想上的一次大倒退。
1927年至1937年，是国共两党军事斗争最激烈的时期，张治中在“既不愿站在国民党立场来**，也不愿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 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为了避免参与**战争，他选择了陆军军官学校作为逃避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避风港。尽管这种选择过于消极，但不失为维护自己政治信念和中共友谊的最佳办法。避免了理想与现实冲突时的尴尬和无所适从。
在担任湖南省主席期间，张治中恢复了与中共隔绝了十年的友谊关系，坚持在湖南维护与中共的合作关系。鉴于各地**摩擦事件时有发生，1938年9月4日，张治中发电向蒋介石建议：“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允许中共公开活动，以减少无谓摩擦，加强两党团结必有利于抗战大业”。 蒋默不置答，却招徕了党内顽固分子的大肆攻讦。皖南事变前，张治中就曾表示反对，终因孤掌难鸣，未能挽回。事件发生后，他向何应钦陈述意见，认为“对共党问题，应有冷静之考虑，慎重之措施，勿任有成见而好冲动者为无计划无限制之发展”。 在国民党研究皖南事变善后处理办法的会议上，他因反对撤消新四军的番号，而遭到白崇禧的“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此种话！”的指责。3月2日，他又向蒋介石上万言书，痛陈对中共问题处理的失策，“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 张治中的建议当时虽未被采纳，但为他不久作为国民党处理国共关系的主要角色而走到和谈前台做了铺垫。
为了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促进国内和平，从1941年到1949年，张治中一本所信，抱着对祖国和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态度，数度担任国民党和谈代表，不辞辛苦，来往斡旋，折冲樽俎，始终坚持其国共合作的正确主张。留下了“三到延安”的历史佳话及“和平将军”的美誉。他虽是国民党方面的主要代表，每次和谈时也都离不开为国民党着想，为维护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着想，但他同时又是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不受国民党顽固派的责难和阻挠，想方设法解决一些问题。但在蒋介石的顽固**态度下面，他又是无能为力的。对于他在谈判中所持诚恳坦白和友好的态度，我党是欢迎的，对于他的苦心和处境我党也是非常理解的。这一时期，是张治中一生政治生涯中的黄金阶段，也是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最活跃的阶段。尽管蒋介石把张治中的和谈活动只作为他和战两手中的一手来使用，但张治中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为推动国共合作，为中共通过和谈来揭露蒋介石的阴谋，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张治中对和谈的诚意和所付出的努力，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1945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送张治中回重庆的路上曾说：“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就是一个例子。《扫荡报》是（国民党）在江西围攻我们时办的，你要改名字，一定很有些人不赞成的。”
二、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思想
张治中是一位有强烈民族观念的爱国将领，他的爱国活动，贯穿于其一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早在保定军校求学时，张治中在日记中就写道：“盖今日之社会，无论何界，卑鄙污秽，达于极点”，中国军队“断难与外国军队争一日之短长”，“文明祖国，黄帝子孙，将任异族宰割奴隶已耳”，立志要担起“万钧重任”，“报答国民于万一”。 一片爱国之情跃然纸上。军校毕业后，虽有效仿张骞和班超想到边疆为国效劳之宏愿，但却被派往倪嗣冲的安武军当见习军官。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北洋军的腐败、凶横和野蛮。断定这种军队根本不能担当卫国卫民的重任。于是断然离开了这只旧军队，只身去上海再寻救国道路。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此同时，张治中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也成为新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和真诚实行国共合作的代表，并把新三民主义作为实现他富国富民崇高理想的锐利武器。在实践上，张治中也为之奋斗了一生。
在十年内战期间，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军事斗争更趋激烈。为了避免与中共作战，不违背自己的救国宗旨，张治中主动请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邓颖超对此曾称赞说：“文白先生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军人” 这在国民党将领中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当中华民族遭到外敌入侵，处于民族危机的关头，张治中将军却毫不犹豫地主动请战，荷枪实弹，亲赴疆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在“一二八”和“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日战争中，张治中将军都是独当一面的指挥官，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十九路军奋起抗击。张治中目睹南京国民党政府坐视十九路军孤军抗日，按兵不救，内心非常忧虑。于是他当面对蒋介石说：“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 蒋当即同意。出发前夜，张治中庄严地写下了一封遗书：“当前正是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治中身为军人，理应亲赴疆场，荷戈奋战，保卫我神圣领土，但求马革裹尸，不愿忍辱偷生，如不幸牺牲，望能以热血头颅唤起全民抗战，前赴后继，坚持战斗，抗击强权，卫我国土。” 显示了一位爱国军人的铮铮铁骨。
张治中将军自2月18日率第五军进驻刘行镇，接替十九路军部分防地开始，直至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经历了数十次大小战斗，第五军和十九路军一样，人人视死如归，奋勇杀敌，其英勇壮烈的事迹，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张治中也亲自上阵，不避枪林弹雨，指挥广大官兵在庙行、浏河和葛隆镇等地浴血奋战，屡挫强敌。尤其在庙行一役，由于张将军指挥得当，并“亲率教导总队赴八十八师指挥策应”， 结果将日军第九师团和久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歼灭殆尽，庙行、江湾间，敌尸堆积如山，达三四千具之多。中外报纸，也一致认为此役是沪战中我军战绩的最高峰。
“一二八”战役后，张治中一时一刻也没有忘记日本灭亡中国的既定国策，认为必须及早准备再战。1936年2月，张治中被任命为京沪警备司令长官，立即开始秘密筹划随时都可能爆发的对日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日本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张治中出任第一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迅速率部进驻上海，担任淞沪正面战场的总指挥官。在四十天的浴血奋战中，已年近五十的张治中将军却不顾个人安危，不顾身体虚弱，在敌机轰炸和炮火连天下，步行或骑自行车来往各阵地，无分日夜地带病进行指挥策划，艰苦备尝，以至形容枯槁，须发蓬松，最后不得不拖着极度疲乏的身躯调到后方休整。英勇的“八一三”抗战，使敌人付出了6万余人的代价，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
两次淞沪抗战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张治中及广大爱国官兵的抗战功绩却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伸张了正义，唤起了群众，振奋了人心士气，也打出了他个人的风格。在两次战役中，张治中都以“我死国生”的决心投入战斗的，无论是冒险犯难、奋不顾身的种种经过，抑或殚思极虑于帷幄之内，都表现了他抗日救国的耿耿丹心。
张治中的爱国思想还表现在致力于反对分裂、促成新疆和平解放的行动上。1944年11月，由于民族矛盾激化，伊宁、塔城、阿山三个专区发生了革命暴动，表示要实行民族独立。日本投降后，新疆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蒋介石甚为焦虑，即派张治中为全权代表前往迪化。1945年11月14日，张治中第二次飞抵迪化，准备与三区代表谈判，而三区代表已先两天到达。当时他们都佩戴着“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证章，并声言他们是代表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政府来和中国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的。张治中在知道这一情况后，第二天就立即约请苏联驻迪化代总领事叶谢也夫谈话，严正指出：自己只能以中央政府代表的地位接见三区代表，“不能接见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代表。” 并请叶领事把他的意思转告给伊方。三区代表经叶领事劝告，最终放弃了他们原来的态度。这样谈判才得以开始举行。这说明张治中的政治解决底线，就是必须以国家统一为前提条件。张治中将军为了维护祖国的统一，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曾三飞迪化，在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驻伊宁领事的调停下，历时一年八个月，经过做工作，避免了分裂，伊宁事件终于获得和平解决。1946年7月1日，正式成立了各民族联合的新疆省政府，张治中兼任省政府主席。1947年5月19日，麦斯武德接任新疆省主席后，又逐渐执行**反苏政策，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在暗中又对张治中的和平政策实行反对和抵制，新疆的局势又趋于紧张，张治中“为了保障全省和平，维护国家统一，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的既定政策不致破坏”， 在经过努力，征得蒋介石同意后，断然撤换了麦斯武德和宋希濂，而以包尔汉和陶峙岳分别继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因为，“如果不调走宋希濂，陶峙岳不能到新疆，则在顽固反动力量的控制下，策动起义是很困难的。如果不撤换麦斯武德，包尔汉就不能接任主席，麦也不会同意起义的。”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人事安排为扭转新疆的分裂局面铺平了道路，为1949年新疆的和平解放打下了基础。
1949年9月8日，毛主席约见张治中，告诉他已经决定兵分两路向新疆进军，希望他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起义。并说，他从新疆得到的情况，只要你去电，陶峙岳、包尔汉是一定照办的。张治中欣然同意，10日，立即致电陶、包：“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亟应及时表明态度，”“当机立断，排除一切困难与顾虑，采取严密部署、果敢行动，”“归向人民民主阵营”“至对各军师长或有关军政干部，如有必要，盼用治名义代拟文电，使皆了解接受。” 经过几次电报往来，9月25、26日，陶峙岳、包尔汉先后宣布起义。张治中看到起义通电后，心情十分愉快，因为他“一贯保全新疆、保障和平的目的直到今天算是如愿以偿了，对国家、对新疆人民在责任上、道义上也算是有所交代了。” 为了表彰张治中将军在新疆和平起义中的功绩，1954年国庆节时，毛泽东主席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
三、以诚待友，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和平的好事
张治中是一位性格豪爽之人，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以诚待友不仅是他个人的高贵品质，而且也是他在与共产党的长期合作中表现出来的政治道德。张治中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力主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内问题，这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基础。因此，在他与中国共产党交往过程中，无论政治形势多么险恶，他都能一如既往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和职权内，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做了许多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和平的好事，在客观上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的诚意自然也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赞许。
武汉沦陷后，国民党由于正面战场上的失利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以及它看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其政策重点便有初期的抗日逐渐转移到**反人民方面。致使许多地方发生**事件，国共关系严重恶化，尤其是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濒于破裂。张治中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所掀起的不利于团结抗战的**恶浪“虽不赞成，但处在国民党顽固势力猖獗情况下，他也无能为力，”“但是在他职权内的事，他为国共合作事业是尽力而为的。”
1938年，张治中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当时徐特立先生是中共派在湖南的代表，此外，周恩来、叶剑英也常去长沙。在张治中在湖南任内期间，能够与中共领导人相当融洽地相处，“即有小事故，我们也能开诚布公，求得公平合理的解决。” 如浏阳县县长捏造罪名将一名中共干部枪决后，徐特立先生将此事通告了张治中，张治中在查明属实后，马上将该县县长撤职予以严惩。一天晚上，活动于湖南地区的一支中共抗日游击部队的负责人江渭清突然来见，要求接济经费。他能撇开党派分属，果敢地当即密令拨付三千元现洋。1958年，毛泽东在去江苏考察的火车上，当着张治中的面，还开玩笑地问前来迎接的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 谈笑中表达了对张治中为国共合作所作贡献的嘉许。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和民心，三次电邀毛泽东主席到重庆共商国是。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飞抵重庆。毛泽东抵达重庆后，住所问题至关重要，周恩来在权衡比较后认为：张治中的官邸（上清寺桂圆）比较合适。周恩来一经提出，张治中慨然答应，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狭小破旧的平房里，让出自己的官邸供毛泽东作会客、工作、休息之所，并安排宪兵担任警卫任务，保卫毛泽东的安全。“双十协定”签订后，基于毛泽东回延安的空中安全，张治中又亲自伴送毛泽东主席做专机回到延安。与此同时，张治中为和平奔走的诚意和以诚待友的高贵品德也得到了中共及其主要领导人的肯定和赞许。此后张治中每次到延安时，毛泽东都亲往迎送，并为他举办盛大的欢迎晚会，就是明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被迫答应释放在押的“政治犯”。中共非常珍惜这种稍纵即逝的机会，为了救出被盛世才关押在新疆的一百多名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1946年3月，在张治中第三次飞往迪化之前，周恩来和邓颖超亲自到其官邸上清寺桂圆，一再嘱托他设法营救这批同志，张治中慨然允诺。张治中入疆后，一方面先后派屈武同志等到监狱里去看望他们，并交代主管方面改善他们生活待遇：另一方面多次打电报给蒋，力争道：“这是盛世才做的事，为了增进两党友好，表示和平遗愿，应该全部释放”这批人。 几经电报往返说明，蒋介石才勉强同意。为了确保这些被释放同志的途中安全，张治中指定新疆警备总部交通处长刘亚哲负责武装护送。临行前，张治中叮嘱刘亚哲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是一个政治任务，你要努力。新疆境内很复杂，要注意安全，对他们的生活要照顾好。” 为了减少沿途的麻烦，他又先后分电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和西安的胡宗南、祝绍周等人，要求他们给予放行。考虑出新疆后便不能使用新币，张治中又改发给每人3万元法币，以应路途急需。从迪化到延安，国民党反动派层层设卡，他始终是在关切注视着他们的行踪。当胡宗南企图截留这批人时，刘亚哲急电张治中，他又运用高超的智慧和胆略，逼蒋令胡放人。胡宗南无可奈何，只得在“准予放行”的文电上签盖自己的图章。这才使得这批同志最终与7月11日平安抵达延安。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党在川、贵陕等地的被捕人员，后来均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相比之下，在新疆被捕的这批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如果没有张治中的积极营救，其结果不言而喻。事后，朱总司令曾亲自去信致谢。几个月后，当张治中回到南京时，董必武又代表我党再次特意登门拜谢。1961年12月12日，在“西安事变”25周年的晚宴上，周总理旧事重提，对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高登榜说：“文白先生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当年释放在新疆的共产党人，是文白先生做的一件好事，这在国共关系史上是空前的，绝无仅有的。”
综上所述，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张治中将军能够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立场，尽心竭力地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苦心积虑地谋求国内和平与统一，维护团结，反对分裂，并能在一定范围和职权内，为人民和革命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他正是通过自己的言行赢得了中国共产党的尊重和赞许。他的忠诚谋国的民族革命精神和始终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操以及他为中国的和平统一所作出的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也必将世世代代为人民所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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