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社会政治变革，80年来中外学界也一直热切关注着这一研究课题。为了总结成果，交流心得，推进辛亥革命史的研究，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于1991年10月15-19日在辛亥革命首义之区——武汉联合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日本、韩国、美国的学者一百余人参加了会议，提交论文99篇。讨论会以“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为主题，讨论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辛亥革命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辛亥革命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这次讨论会更侧重于从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进程来认识辛亥革命的意义。有的学者指出，辛亥革命是一场划时代的伟大民主革命运动；它以比较完全意义的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超越先前的进步社会运动，结束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民主革命准备阶段，使之入于正轨。辛亥革命无疑是中国走出中世纪、踏上近代化路程的重要步伐。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初年，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由革命和改良两部车头在不同的轨道上向前牵引着。但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不是可以随意选择的，两部车头在不同的轨道上终于还是走到一起来了。在中国，民主共和是历史的选择。有的学者提出，辛亥革命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是军事、政治方面；二是社会方面。前一方面成功地推翻了有二千年历史的皇朝专制政治，建立了共和政府；后一方面的变动虽然缓慢，但确在进行；如思想上价值尺度的转变、知识的普及、教育的进步、产业的发达等。还有学者从“分散”与“整合”这一新的思维取向，深化了对辛亥革命的认识，指出从晚清到本世纪20年代，是中国社会分散与整合两种态势并存、两种路向的统一力量较量和消长的时期。远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中国社会已处于高度分散化之中，统一只是徒具形式。并非是辛亥革命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分散乃至分裂，相反，资产阶级革命派力图克服地方主义和分散化倾向，为建立民主共和的统一国家做出了多种努力。
海峡两岸学者关于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抑或“全民革命”的讨论虽已相当深入，会上仍有学者对此表示关注，认为革命派的阶级属性与革命运动的性质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前者主要应看是什么阶级提供了革命的基本力量，体现了阶级的支持和参与；后者主要看革命的纲领及其实际效果体现了哪个阶级的历史使命和要求，革命党人的阶级属性是什么。依此，革命党人所肩负和履行的无疑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是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革命。
辛亥革命在终极意义上的失败是无可避免的。有的学者主张从大范围、长时段重新审视辛亥革命对整个中国社会的重要影响。有的学者强调，视野的开阔和思路的拓宽，更有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辛亥革命的历史价值，辛亥革命作为中华民族觉醒的丰碑将永载史册。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环境
早在10年前即有学者呼吁，要加强对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惟此才能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出发，科学地说明辛亥革命的全局，说明当时整个的中国。这已引起学术界的积极反响，并且成为这次讨论会的主要议题。
有的学者首先考察了人们较少留意的自然环境对社会变革的影响，指出辛亥革命前10年，中国大地上连绵不断的自然灾害极大地加剧了社会的震荡，成为促进革命形势渐趋成熟的重要因素之一，尤其是1911年遍及沿江沿海10余省的大水灾，更成为诱发辛亥革命运动的直接导因。
近代中国社会的震荡，更突出地表现在传统社会结构的逐步解体，新的社会力量逐渐形成，从而严重地削弱和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有的学者考察了清末庞大的游民社会及其在辛亥革命中所起的正面和负面作用，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由于同帮会的既有社会联系，在其从事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必然会依靠游民社会的力量，但又无法克服这一阶层固有的劣根性。有的分析了辛亥革命时期的士大夫阶层，说明20世纪初年士大夫阶层开始了一个自我否定的异化过程，随着这根封建统治支柱的动摇，它所支撑着的封建专制统治也必然随之崩塌。有的学者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后的家庭变动，认为辛亥前后自然经济的解体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家庭变动的社会经济基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群体的出现及民主革命思想的兴起是家庭变动的思想根源。
知识分子往往是最先觉悟的社会群体，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先锋力量。会上有些学者分别探讨了留学日本、留学欧美和国内学堂的学生以及辛亥时期的女知识分子。有的通过考察留日学生的留学动机、留学期间的生活和社会活动，分析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革命时表现出的互相矛盾的两种性格：积极与软弱，前进与反动。有的认为，留学欧美的学生人数虽少，思想发展很不平衡，但他们与留日学生一样，同辛亥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做出过一定的贡献。有的学者强调，关于辛亥革命与学生的关系，以往多注重于留学生，其实，为数300万之众的国内学生也是革命党的重要社会基础，他们的启蒙宣传和爱国民主运动，客观上一直为革命创造条件，并日趋紧密地与武装起义协调并进，成为反清第二战线。学生与革命党的直接关系，既是学生活动的重要方面，又是革命运动的有机成分。有的学者指出，辛亥革命时期女知识分子的崛起，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也是解放运动形成高潮的鲜明标志。参加同盟会的大约200名女子，绝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她们为革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显示了她们的觉醒和力量，但她们的价值与作用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承认。
有些学者还探讨了清末的防军、八旗驻防以及江南农村社会等课题。以上这些探讨，有助于我们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去认识辛亥革命，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和变革趋势。
三、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和立宪运动
对于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探讨，也有人引人注目的成绩。有的学者着重分析了清末新政在经济和政治关系上的矛盾，指出辛亥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这对儿日益尖锐的矛盾。有的学者从清末第二次出洋考察这一事件入手，说明清廷何以确立了日本明治宪政的改革模式，还有学者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断定清末“预备立宪”是一次具有政治近代化性质的宪政改革。所谓政治近代化，具体地说是在国家制度和政治生活中贯彻资产阶级民主原则。清末宪政改革正是提出了体现政治近代化性质、与封建专制时代不同的东西，它使清末国家制度和政治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有些学者则对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的过程或某些个案作了颇有新意的探讨。有人考察了辛亥革命前的农会这一尚属研究空白的课题，认为农会是一部分新兴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组成的新式社会团体，清末新政对于农会的产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究其根源乃与近代中国新的经济因素的增长密切相关，很大程度上应视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农会以研究农学、请求农务为主旨，对推动农业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清末历次政治运动和辛亥革命中不具有显著影响，有人以四川为例，评析了晚清警察与地方社会改造之间的关系，认为警察的设立，奠定了地方警政的基础，标志着地方控制由军队或地方武装向专门组织转化，成为地方政治近代化的组成部分。有人论析了清末筹备立宪时期的地方自治，认为清末地方自治的推行，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要求，也是封建政府的需要；既有正面的积极的价值，也有负面的消极的影响。它作为近代地方政治改革的先导，构成了中国政治近代化的一个阶梯。
立宪派和立宪运动仍是学者们兴趣不减的课题。有的根据新获取的咨议局议员的背景资料，证明立宪派90％出身于旧科举制度下的绅士阶级，他们既保守又进取的性格，决定他们在辛亥革命中成为一种阻力而非助力。有的从议政程序、议政态度和议政效果三方面，对湖北立宪党人在咨议局中的实践活动进行了入微的个案剖析，指出咨议局既不是清政府的“御用机构”，也不是类似资产阶级议会的“具有独立性的政治权力机关”，而是遵循一定民主程序对本省行政事宜实施提案和审议的“议政机构”。取得这种实践经验的立宪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辛亥革命在湖北的结局。
有的学者提出，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运动为时虽暂，但它迅速和保路爱国运动合流，在舆论、组织、武装上为辛亥革命作了准备。有的揭示了收回利权运动、立宪运动在阶级基础、政治经济要求和人民权利意识方面的内在联系，论证了两个运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有的考察了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国货运动的发生、发展和社会影响。有的探溯了贵州自治学社与宪政预备会有合有分的演变历程。有的以l910年长沙抢米风潮被“镇压”为例，分析了清末社会运动与近代通信的关系。这些探讨无疑都加深了人们对清末社会政治变革的特点的认识。
四、武昌起义与各省的反应
在为数不多的有关武昌起义的论文中，仍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和新看法。有的分析了湖北的舆论导向与武昌起义的成败，指出舆论宣传在武昌起义过程中起首先锋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武昌起义成功于舆论的深入宣传，但又失败于“反满复汉”的错误导向。民族资本主义的微弱，小资产阶级的广泛存在，是造成舆论导向不能健康发展的根本所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土壤上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从建立和掌握锐利有力的宣传武器。有的考察了武昌起义的地利，认为从聚人、接济、进取三方面看，地利对武昌成为“首义之区”起了作用，但革命党人未能充分利用武昌的地利，从而影响了武昌起义后的战局与政局的发展。
有的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全面审视了武昌起义后各省独立的概况，指出武昌起义不是一个局部性事件，而是遍及中国的全面危机的产物。各省独立的形式和性质，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的特点。有些学者则分别考察了沪军都督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过程、辛亥革命前后的东北政局、香港对武昌起义的反应及与广州革命政府的关系。
还有学者对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武装起义进行总体反思，并且不囿史学界的陈见，对其作了较多的肯定，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与革命派运动新军、会党，发动城市起义的战略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五、辛亥革命时期的经济
有关经济方面的论文也数量不多，但仍体现了学者们的研究功力。有的学者探溯了近代中国工业化的道路，说明从甲午战争到辛亥年间，是民族资本在历史上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正是这种增长，成为辛亥革命经济上的动力。有的学者强调，产业革命精神是辛亥革命的时代精神。中国的资产阶级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产业革命，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激发了中国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和产业革命精神，辛亥革命即是中国产业革命精神与爱国主义的结合。
有的学者论述了城市近代化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认为中国近代化的启动和发展是以城市为基础的，城市近代化既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生，也对辛亥革命的失败有着很大影响。有的则通过分析民初经济团体的起因、结构、功能和活动，从社会动员的角度，揭示了辛亥革命对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促进作用，认为这种社会动员作用虽有某些局限，但在总体上仍给中国经济近代化造就了比较广大而稳固的社会基础。
还有学者分别对湖北区域经济近代化、重庆城市经济、近代企业汉冶萍公司以及土纱与机纱在近代中国的价格对抗关系等问题作了具体分析。以上讨论，有助于我们了解近代中国新的经济因素的成长与发展，了解在此基础上所发生的辛亥革命的新的性质。
六、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文化
比较而言，思想文化的讨论是又一较为集中的课题。有的学者以辛亥革命与“只争朝夕”为题，以近代意义的历史紧迫感为中心，论析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心态，指出近代意义的历史紧迫感，产生于中西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明显差距，以及因此而出现的外来严峻挑战，它影响了鸦片战争以后近百年我们整个民族的潜在心态，不仅对辛亥革命，而且对辛亥以后的中国历史发展都具有多方面的影响。历史紧迫感本身是一种必要的有益的社会心态，是民族的生机与活力所在，是社会发展与繁荣的驱动力之一，因此应该永远珍惜与保持；但需要正确地加以引导与调节，注意保持民族心理的平衡与稳定，否则也可能导致极大的民族灾难。
有的学者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的伦理思想和人生价值观，认为政治革命需要伦理思想的变动，完全株守中国传统道德，不可能达到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目的；而全盘照搬西方的伦理学说，袭用西方的价值观，既不合中国国情，也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有的学者强调，辛亥时期西方政治学说的引进与传播，对辛亥革命起了理论准备与思想指导作用，对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与社会觉醒起了前导作用，但又存在缺乏选择、良莠不分乃至脱离国情、盲目崇拜的欧化主义倾向。
有的学者考察了革命图书出版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认为革命书刊的出版发挥了舆论先导作用，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辛亥革命则为出版阵地扫除了封建专制主义障碍，出现了民国初年出版事业的新发展。有的学者论析了辛亥文化革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认为辛亥时期的资产阶级新文化发挥了同封建文化作斗争的革命作用，为“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时期文化革新的继承和发展。
有些学者则分别考察了辛亥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潮、辛亥时期的民权观、辛亥前后对封建家族制度和宗法思想的批判、革命党与保皇党在新加坡的论战、辛亥前后教育思潮的变迁、革命派与清末民初的文学革新运动、辛亥革命中的激进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等问题。这些探讨，又使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七、孙中山与其他辛亥人物
孙中山研究历来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重要内容。会议提供了11篇论文，力图从新的角度或用新的方法重新评价孙中山的思想与活动。有的学者探讨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研究中较为薄弱的社会主义思想，认为在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途程中，孙中山是先知先觉者，他高倡社会主义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孙中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论者，但他是一位真心实意要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的理想家、革命家，他的思想为中国人开启了一条既要实现国家工业化，又要避免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的思维方式，预示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必将在中国代之而起。
有的学者借鉴现代政治学的方法，从政治认知、政治价值、政治进步三方面探究了孙中山的政治文化取向，认为孙中山作为一个文化人，其政治取向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社会进步潮流的方向，具有世界性的影响。有的学者考察了学界甚少研究的孙中山与基督教关系的历史发展过程，认为基督教观念在孙中山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孙中山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次才是一个品德高尚的基督徒。
以往学术界多认为孙中山对政党政治态度消极，其政党政治理论在民权主义学说中不占重要位置，这次会上则提出了新看法。有的认为，孙中山对政党政治是很热心支持和宣扬的，他对政党政治存在的必要及其功能、政党政治运作的原则等问题，都有很精确详细的说明。有的强调，孙中山的政党作业贯穿他整个革命生涯，目的就是力图按照他所希冀的方向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权威转换和政治造型问题，而这正是众多国家和民族从古代社会走向近代社会都曾面临的问题，有的则把孙中山与国民党的关系视为其政党政治思想的一次失败尝试。
此外还有学者分别探讨了具有史鉴意义的孙中山中国和平统一的思想、孙中山振兴实业与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孙中山的国家观与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和1913年初孙中山访日等问题。
其他辛亥人物的研讨也显得丰富多彩，不仅研究方法有所更新，而且视野更为开阔，既有重要人物的重新透视，也有陌生面孔的初步观察，既有群体塑像，也有个体解剖。
有的学者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探讨了辛亥革命先驱家族背景与个人解放的关系，认为辛亥革命前宋教仁等人之成为革命者，家庭环境的影响是个关键因素。有的学者以比较研究的手法，分析了吴玉章和胡汉民对辛亥革命的反思，指出反思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对他们后来人生道路的影响也不同。其他辛亥人物之所以在“五四”后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与他们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不无关系，从而揭示了辛亥革命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内在联系。
还有学者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汪荣宝日记》稿本，剖析了以汪荣宝为代表的京城立宪派；有的利用新加坡丘菽园家藏资料，考察了康、梁以及丘菽园等海外知识分子；有的以上海光复为背景，勾画了各派人物群体形象，尤其着重审视了以李平书为代表的地方绅商。此外，还有学者分别研究了刘揆一、林森、宋教仁、陈独秀、赵尔巽、程德全、徐宝山等众多人物，使辛亥人物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
八、民初政局与政党政治
对于民国初年研究薄弱的现象已经引起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有的学者从有关法律的制定、人权条款的提出、国会制与内阁制的确立、政党制度的创行等方面，论证了辛亥革命与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认为民初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这是辛亥革命的最大成就，后来虽为袁世凯所破坏，但民初所建立的民主传统，影响了此后十余年间国家的政治方向。有的学者对以往缺乏研究的《临时的法》所设计的政体问题进行探讨，认为《临时的法》在设计国家政体时与西方原型产生差异，是共和制与内阁制折衷的产物，而且在运作中也逐渐偏离了民主政治的轨道。
有的学者考察了辛亥革命前后的政党政治，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其政党政治在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大变革中都起过巨大作用，但因中国社会还缺乏开展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的必要条件，以及政党本身斗争策略上的错误，导致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有的学者考察了1912年前后的国民“参政热”，认为民元前后以政党为核心的国民参政活动虽以袁世凯独裁统治的最后确立而失败，但却反映了近代中国人追求民主政治的必然趋势。有的学者探讨了民初国会覆亡引起的反省和探索，指出仿效欧美议会制度的民国第一届国会的败亡与堕落，引起袁世凯及其御用政客、一部分资产阶级政论家、孙中山等革命派和早年共产党人等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反省和探索，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政见，从而表明：国情需要认识顺应，更需要改造并且能够改造，并在此基础上明定改革进步的国是。
还有学者分别考察了中国政党史的发展历程、袁世凯获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经过、民初广东军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奋斗与挫折、民初的民主党以及交通系与清末民初政局。这些探讨，不仅加深了人们对民初社会的认识，而且展示了今后一个时期的研究趋向。
九、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
辛亥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显然是一薄弱环节。会议提交了三篇论文，均是探讨中日关系。有的从区域研究的路径入手，考察了辛亥革命期间湖南省与日本的关系，认为湖南省对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生活均有一定的影响。有的从日本对袁世凯的认识着眼，探讨了辛亥革命与日本外交。还有学者研究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的中日外交，认为这时期中国分裂为北袁和南孙，而围绕分裂的中国的国际环境又分裂为日本和英国，这四者既相互对立、相互牵制，又相互协商、相互妥协。这时期中日外交就是在此种国内外关系中开展的，并且决定了中日外交的姿态、外交的内容及外交的交涉过程和结局。
综上可见，这次学术讨论会是近十年来中外学术界关于辛亥革命研究成果的一次检阅，从研究方法到研究对象，从史料发掘到主体思辨，都体现了学者们的辛勤劳绩和执着的追求，展示了辛亥革命研究的前景和希望。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这次学术讨论会确实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把辛亥革命的研究工作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这证明历史是不断前进的，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和深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