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关于袁世凯的复出，一直流传着一个成说：清廷起复诏下后，袁世凯和徐世昌密谋了六项出山条件。原始档案和第一手文献证实，这个成说纯属虚构，徐世昌其实是积极谋画并主张袁世凯复出之人。袁世凯重出后启动南北议和，许给革命党方面的条件是实行君主立宪。然而，客观形势的变化，以及革命党“策反”政策，使袁世凯在派唐绍仪同南方议和谈判时，已经心存有共和总统的选项。经过反复榷商，袁世凯亲手修改清帝退位诏书，南北与清室三方达成共识。辛亥革命进入和平轨道，各派的政治利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国民免遭了战争带来的屠戮与浩劫。这是古老东方政治智慧的结晶。
[关键词] 袁世凯 辛亥革命 复出条件 共和制 君主立宪
武昌起义，革命军兴。清王朝上下，都把力挽狂澜的希望寄托于袁世凯一人身上。然而，数月之后，袁世凯不仅未能让清王朝起死回生，而且还堂而皇之的亲自取代了它。再加上以往他同清朝皇室的过节与恩怨，于是乎，从坊间传说到严肃史籍、专业辞书，神化其能量与手段，鬼化其心迹与作为的描述便接踵而生。但考诸历史实际，则多有不实之词[1]。
一 所谓袁徐密谋出山条件
袁世凯复出的历史轨迹十分清楚，史料链条也是清晰完整的。1911年10月14日（中历八月二十三日），武昌起义后第四天，清廷下诏起复袁世凯[2]。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派袁世凯的亲信阮忠枢持诏前往洹上劝驾。当晚，洹上经过一场激辩之后，袁世凯决定奉诏出山[3]。15日，致函奕劻复命[4]。16日，拜折谢恩，并致函内阁，提出了八条要求，内容大体为：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重新编练，带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请度支部先筹拨三、四百万金，备作军饷及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以文法，遥为牵制。此外，还有调将、宽容被裹胁者、赈灾等。这八项要求，纯然围绕着剿平湖北革命党起义的军事问题而提出。笔者将其概括为“军事八条”。就袁世凯来说，这是报效朝廷、对付革命党起义的必须条件；对朝廷来说，也是命将出师之所必须。清廷以上谕的形式，分批答应了这八条要求[5]。从赋闲三年的罪臣，到率领大兵压境前线的统帅，文韬武略运筹帷幄，遣将调兵后勤保障，以及“招抚”革命党的筹谋，还有极其繁杂的大量事务，经过短短十多天时间，袁世凯完成了各项准备，于30日起行南下督师。应该说，他的工作是很有成效的。
但是，对于袁世凯的复出，长期以来，一直流传着一个成说：清廷起复诏下后，袁“以‘足疾未痊’四字力辞，不肯出山”。“徐世昌奉奕劻之命，自北京微服到彰德晤袁世凯”，提出六个重要的条件来，非清廷悉行允诺，决不出山。其条件如下：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次事变的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6]。
为了行文方便，笔者概称之为“政治六条”。这个“政治六条”曾被认为确据而在海峡两岸的权威史籍、专业辞书到坊间小说辗转引用。而陈伯达据以引申的名言：“他对满清朝廷这末说，你如果不给我全部权力，那末，我就不能够保护你。他又对革命方面这末说：你如果不给我全部权力，那末，我就能够绞杀你”[7]。更是作为论定袁世凯两面手法“窃国大盗”的主要依据，且被大陆史学界和全社会奉为经典性的权威论断。各种书籍引用的六条内容大体一致，文字小有出入。引用者大都无来源出处以及日期，也有具体论定为八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者[8]。以笔者的有限涉猎，最先引用这个六条的是1930年出版的李剑农著《戊戌以来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原始档案和第一手文献不支持这个来源不明的袁徐密谋六条之说。
第一，徐世昌不仅不反对袁世凯出山，而且是以内阁协理大臣的身份，积极谋画和主张袁世凯复出之人。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北京的次日，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早朝，皇族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首先提出起复袁世凯的主张。这是张镇芳从奕劻那里得到的消息。当然是准确无误的[9]。徐岂能在一个星期之后，又密谋拒不出山的条件呢。
第二，清廷起复袁世凯诏下，奕劻已经派了阮忠枢赴洹上劝驾。袁世凯已经表示了应诏出山。袁世凯在拜折谢恩的同时，提出条件的折子已经递送内阁奕劻、徐世昌处了。奕劻又怎能在八月廿九日（10月20日）再派徐到洹上劝驾，袁又怎能再第二次提条件呢。
第三，在袁拜折出山前后，袁徐之间函电来往频繁，无须另有密谋。袁有复徐信一通谓：
菊人大哥中堂阁下：顷复一电，计当先达青览。适又奉手书，具承一一。朝命严迫，不敢固辞。惟日来感受秋寒，牵动旧恙，颇形委顿，须稍加调理，方可就道。知关厪系，谨用复闻。承荐王总兵汝贤等四员，均系可用之才，弟所素知。惟暂尚无事可办，拟俟各节议妥，定去再电招来此，以副雅意。[10]
袁发信在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即拜折出山之次日。徐的来信当在清廷下诏起复袁一两天之内。这封短信提供的信息量颇为丰富。它表明，在袁应诏复出前后之三数日内，二人函电交驰，往复共有四通。徐的来信是派一位申姓道员专送，可见其谨慎及重视程度。两人的来往电报及徐之来信，今尚未得见，但据袁的复信内容，可以推知，当是劝驾和荐人。这可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早朝时徐首先提出起复袁的主张遥相呼应。徐向袁推荐四员将领，袁都接受了。这些都表明，袁徐二人北京洹上密锣紧鼓地在运作、商讨，哪里再用得着到了10月20日徐来洹上与袁订立拒绝出山的密谋呢。
第四，公私记述表明，从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北京至袁出山前后，徐世昌一直以内阁协理的身份，在朝廷处理公务，从未离开北京一步。据《徐世昌日记》的记述，从八月二十日武昌起义消息传到北京，至九月初，每天都是“未明起，入直”，散后回寓小憩。廿二、廿五、廿六、廿九日午后都曾到内阁会议，或赴内阁公所。廿三日曾到寿皇殿随侍皇帝行礼。廿八日曾被召见两次。每天都有客来客往。廿、廿一、廿二、廿四、廿五、廿七各天还记有具体的客人姓名。官方档案《上谕档》中，徐世昌对上谕有逐日的签署，并无请假或旷工的痕迹。两相互证，并无不合之处。八月二十九日即10月20日下午，徐世昌在内阁公所，怎么可能跑到洹上同袁世凯密谋呢。即使是怀疑《徐世昌日记》造假或事后修改，但召见、内阁会议这类事，恐怕也是很难虚拟的。
一个最不争的事实是，清廷起复袁世凯，袁世凯应诏出山，都不是依据政治六条，就说明六条的不存在。而且还需要做进一步剖析的是，就当时的局势而言，革命军兴，一举拿下湖北省城武昌，这是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最成功的一次，天下震动，不言而喻。但在清政府决策层看来，局面仍在其可操控的范围之内，它还不是直接危及其统治地位的心腹大患。皇族内阁总理大臣奕劻的认识颇具代表性。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张镇芳来京拜谒奕劻后，致信袁世凯说：“庆谓，此乱若不及早扑灭，深恐蔓延。非宫太保出山，则长江一带不堪设想”[11]。清政府没有覆亡的危机感，当然，也不会以接受“政治六条”作为换取一个逐臣起复的条件，在袁世凯徐世昌一方来说，其时武昌起义仅只数日，革命政权尚在襁褓之中，革命造成的危机，尚不足以成为袁世凯与清廷政治交易的筹码，他们手里也没有以“政治六条”要挟朝廷的资本和实力。袁世凯以罪臣起复，他怎么能缺乏起码的政治常识，向朝廷提出与自己重新出山毫不相干的攘夺中央军政大权的条件。徐世昌是皇族内阁的汉族协理大臣，在当时的危急情况下，为朝廷遴拔湖广总督新的人选是其首要的职责，起复袁世凯之议，不论是不是他首先提出，但最后决定起复袁世凯，他则必须赞同的。而在起复袁世凯的诏书颁布后，作为当朝宰相的内阁协理徐世昌，竟然私出京城，跑到洹上村，同一个罪臣密谋拒绝重出的条件，这都是为制度所不许，且违背常识的。
“政治六条”之说源出何处不详。查辛亥革命时期，新闻媒体报道袁世凯出山消息甚多，但不见有袁徐密谋“政治六条”之事。民初，袁世凯生前死后，有关袁世凯的著述已有陆续出版。例如：以反袁为标榜的《黄远生遗著》、《袁氏盗国记》，稗官野史、笔记小说如《袁世凯轶事》、《袁世凯轶事续录》、《袁世凯全传》（以上均1916年）等，都未提及“政治六条”之事。仅《最新袁世凯》一书，提及徐世昌到洹上，但不是密谋，而是劝驾[12]。可见，“政治六条”一说的出笼，当在袁世凯死若干年之后。
二 从君宪到共和
袁在拜折复出之初，自认为尚有控制局势的能力，即“前敌军务，制胜不敢诩操左券，但有报国一日，断不至有北犯之虑”[13]。在洹上会晤荫昌后复冯国璋信中也曾大言：“蠢兹小丑，不难一鼓荡平”[14]。但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从革命军起至他南下督师的这不足一个月之内，东南、西南，乃至西北各省，先后宣布起义“光复”者多有，而且几乎都是兵不血刃。各省督抚疆吏，以及军队的将领们，旧的将军提镇，新的镇统协统，率皆望风迎降，没有婴城固守者，更鲜有率师“勤王”者。南北各省绅士亦无一人团练自卫者，相反，却不乏在革命军兴以后，奋勇加入革命队伍，奔走联络革命军者。总之，其形与势都与六十年前镇压发、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袁世凯很快就认识到：“悉索敝赋，力与一战，未尝不能收复一二行省。然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所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渙散，如决江河，已莫能御。”[15]
于是，到袁世凯督师南下之时，对革命军采用的政策和手段，就由“剿”变“抚”，即在军事重压下谈判和平了结。众所周知，袁世凯在南下督师期间，即派蔡廷干、刘承恩前往武昌，同革命军方面进行议和试探。在他出任内阁总理后，即正式启动南北方议和，派出了唐绍仪为他的全权代表，率团南下，进行议和谈判。
袁世凯曾多次公开表白自己对解决辛亥危机的方案是实行君主立宪。“臣入朝之初，抱定君主立宪宗旨，冀以挽救大局。……遂奉召集临时国会公决国体之旨。臣之初志，旣已背驰，然尚望国会开成，或不至偏重共和，尚存君宪之望。”[16] “世凯臥病三年，无志问世。朝旨敦促，迭辞弗获。自督师洎入朝，抱定君宪宗旨”[17]。袁世凯许给革命党方面的条件是君主立宪，责任内阁。由他本人出任内阁总理，则是不言而喻的。在他看来，这是可以稳操胜券的。
首先，袁世凯在已经进行有年的预备立宪运动中，积累了足够的政治声望（当然还有既有的军事实力。这也是革命党所看重的），他是当然的宪政运动领袖，他曾声言：“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18] 。1907年7月28日，他上了立宪主张的纲领性奏折《密陈管见十条》，建议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亲诣太庙，昭告立宪，并监视臣工宣誓”[19]。接着在一个月之后，慈禧太后就擢升袁世凯为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成了实际上的宪政宰相。即使到了罢官回籍之后，也未减其宪政热心。1910年10月10日，资政院一经成立，他的政治亲信，从宪政编查馆调任资政院秘书长的金邦平，就把资政院文书汇送到了洹上村。袁世凯对金邦平着实夸奖了一番。复金邦平信说：
伯平仁弟左右：方殷驰溯，适奉华函，并惠贶预算案总表六册。具悉一一。资政院筹办各项，端赖长才。宣德达情，贤劳可想[20]。
十九信条颁布，他也就毫无争议地当选为责任内阁总理。
第二，袁世凯认为有国内立宪党人的势力作为奥援。早在预备立宪运动兴起之时，立宪党人就把袁视为他们在朝内的政治代表。而袁则尊立宪党人张謇为“舆论领袖”。双方结成了相当稳固的政治同盟[21]。宣统三年五月（1911年6月），张謇奉诏进京，在北上途中，特地致电罢官闲居的袁世凯，相约专程到洹上村过访晤谈。二人相谈甚欢，相约以互相支持为期许。
第三，他估计革命党人可以接受“招安”，统一在君主立宪责任内阁体制之下。
袁世凯未南下之前，就招刘承恩到彰德，筹谋“招抚”革命党[22]，并派亲信蔡廷干随刘承恩到武昌进行议和试探，条件就是君主立宪。奉了袁世凯之命的“蔡廷干极力陈说共和政体的政府不适合中国国情……他强调指出，在袁世凯看来，保留清朝而限制君权是维护帝国统一的最好的保障。……蔡廷干回答（民军代表的问题）说，象现在英国那样的君主立宪制，是最稳定的政体，是廉洁政府的最好的例证”[23]。
袁世凯组阁以后，实行南北议和，派出代表团，也是以南方接受君宪政体为目的的。这有严修复袁世凯信为证。南北议和，北方代表组成，袁世凯派专人持函敦请严修作为议和副代表，与唐绍仪一同南下。严修复信婉辞议和副代表，但沥陈了对议和谈判的意见。复信也明白透露袁世凯对严修交待的议和任务，是争取君主立宪。严修的复信说：
宫太保钧鉴：使至，奉到谕函，知刍荛之见，已由唐少翁代达，并承采择，将各省代表字样更正，钦佩无量。惟昨又反复思维，并与二三法学家讨论，觉代表总理名义最为妥当，而人数似不宜多，多则议论纷歧，且彼处未必承认也。晚意代表名义有唐少翁一人已足。此外宜精选法理精深，长于词令者，随同参赞，如许久香、杨晳子、汪袞甫、范静生、李伯芝、金伯平之类，夙持君主立宪主义，而议论纵横，又能达其所见，期有一人可得一人之用。若晚者，于中外法律既瞢无所知，而语言呐呐不能出口，占一人之地位，不惟无益，而且有损。捐威纳侮，不战先绌，诚何取焉。拟请不必列入，以免造就贻误。知我莫如公，当不责其退缩也。李效溪太守联唐有论说一篇，破主张共和之说，附呈钧阅。伊言姚石泉侍郎与南中诸志士情谊素孚，可胜宣抚之任，可否令与少翁同行，并希酌鉴。谨将管见所及，再陈左右。伏惟鉴谅，无任悚仄之至。匆布奉复，祗请勋安。晚严修顿首。十七午后[24]
严修的主意很明白：第一，议和代表应是“代表总理名义最为妥当”。袁“委托”唐的咨文，正是如此。第二，组成精干的“法理精深，长于词令”的代表团成员，以求论战必胜。第三，酌派“宣抚”德意的人员随行，协助取得谈判效果。严修并向袁世凯推荐议和代表的参赞数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夙持君主立宪主义”。在议和代表团起程南下时，袁世凯也对代表团成员蔡金台打保票说：“‘满清君主’四字，十九可保”[25]。从代表团组成中，也可以透露出一些信息：除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外，另有持君主立宪主张的严修为副代表（辞未就任），也还有政治态度保守的杨士琦、杨度、严复、蔡金台、许鼎霖等人。
但是，袁世凯低估了革命党人的力量和能量。革命党人不仅迅速控制了东南财富之区，并站住了脚跟，到南北议和谈判开始之前，有18省发生过武装起义，其中湖北、湖南、陕西、云南、江西、江苏、浙江、安徽、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四川共十三省以及上海宣布独立，袁世凯实际控制的省份只有北方少数几个，虽然军事力量一时间还占上风。
更重要的是，革命党人在秉持革命反满，实行共和主张的前提下，一开始就以共和国大总统位置相许，对袁世凯实行“策反”，也就是反“招安”，产生了有形与无形的巨大能量与诱惑力。11月9日，袁世凯派赴武昌的“招安使”刘承恩、蔡廷干到达武昌，数日后带回了黄兴代表起义的革命党人以中国拿破仑、华盛顿相期许的信函[26]。在武昌的黎元洪[27]、在北京的汪精卫[28]、在上海的黄兴代表顾忠琛[29]，都有过类似推举袁世凯为新成立的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的表达。对国家，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好事；对个人，是千秋功业的大事。这一切在袁世凯内心深处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道里计的。它足以动摇袁世凯所说的“世受国恩”和“托孤受命”[30]这一道德底线。
袁世凯对于革命党方面的“策反”是有明白表示的。在南北议和第二次会议上，据唐绍仪说：“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共和，不过不能出口耳”[31]。南北议和开始后，袁在北京接见汪精卫，两人有一席交谈。“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惟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仍系主君主立宪。……（汪谓）如议决民主，我公当如何？袁谓：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32]。这表明，共和总统也是袁议和的选项。
此外，袁世凯本来视各地立宪党人为实行君宪政治的天然同盟军。但辛亥革命各省独立，各省立宪党人大都附和革命，参加军政府，成为革命党人反对清政府的同盟军。张謇向袁说：“旬日以来，东西南十余省之舆论，大数趋于共和……，潮流所趋，莫可如何”，劝袁审时度势，“采众说以定政体”[33]。立宪党人思想取向和政治取向的转移，使袁世凯的君宪主张失去了最主要的支持力量和拥护者。
即使袁世凯集团内部，也有很多人因对清廷失望失去了忠心。清廷起复诏下之时，洹上就响起一片拒不奉诏之声[34]。袁世凯南下督师驻扎孝感时，亲信张一麐也“曾驰电劝进”[35]。清政府释放了革命党人汪精卫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立即同他结拜为盟兄弟。
但是，正如蔡廷干从武昌回来以后，对莫理循说的：袁世凯虽然“在南方得人心，但被任命为总统还无把握”[36]。袁世凯不能不做两手准备。
总之，主客观情况都表明，袁世凯南北议和的目标，在君宪之外，共和作为一个选项，为时势所必须。
袁世凯择定唐绍仪作为北方首席代表。二人的公谊私情交往俱深。从1884年袁世凯与唐绍仪在朝鲜首次见面起，两人相交已经28年，经历过种种风雨，甚至一起面临过战争考验。唐一直是在袁的栽培扶掖下升发起来的，从而被袁视为可靠的政治伙伴与助手。袁相信唐可以按照他的意图办事，贯彻他的主张。袁也深知唐的留美学生背景，以及广府人士同南方革命党势力的人脉关系，一旦需要启用共和这个选项时，可以左右逢源。这也许是袁世凯遴选唐绍仪做为议和北方首席代表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没承想，南北议和一开始，唐绍仪就把选项做为唯一的主项。
议和谈判共举行五次，会议记录收入《共和关键录》，毋庸赘述。正如议和北方代表团成员 蔡金台致赵尔巽长函所说：“万不料伍（廷芳）甫提及民主，唐（绍仪）即满口赞成”，“卒有由国会议决之奏”[37]。南北双方根本未有进行共和与立宪的交锋，北方代表团实际作鸟兽散。证以会谈记录，蔡说大体不谬。整个南北议和，唐绍仪所率代表团根本未做实行君宪的任何努力，这大概是袁世凯始料不及的。
唐绍仪临行前，袁唐如何运筹帷幄，袁如何面授机宜，不得而知。二人从未披露过，即使在唐绍仪与伍廷芳谈判的结果袁世凯甚不满意，而取消唐的代表资格之时。这就是政治家的游戏规则。无论袁世凯是以什么方式表达的，唐绍仪似乎已经心知肚明，袁的谈判底线，除了君主立宪而外，还心存有共和总统这个选项。加上唐早年留学美国而养成的对共和制度的钟情，于是在南北谈判中，不待南方重申对袁世凯共和总统的承诺，就抛出了袁对黄兴来电所表白的那一番话，使南方未经任何周章，就获得了袁可以接受共和的谈判底牌。唐绍仪请辞代表之后，袁唐二人仍然维持着政治伙伴的关系，这也是唐得以出任民初第一任总理的重要条件。但是，此后，袁唐二人之间的关系明显地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仅仅几个月之后，1912年6月，在任命直隶都督事件中，二人的矛盾就公开化了。袁世凯对其长子袁克定说：“少川请病假赴津，将辞职。名望太坏，只好许之”[38]。此处袁指唐“名望太坏”，不知是否包括他对唐在南北议和谈判时的某些不满。
南北议和议定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然而，南方各代表会议却宣布建立中华民国。对此，北方颇为愤懑。孙中山本人于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当天，12月29日即致电袁世凯表示：“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39]，被袁世凯称作“奖诱”[40]，而不采信。“失职”的唐绍仪请辞代表，由袁直接与伍廷芳来往电商。其所争议的国民会议地点选择、会期的后延、各省代表名额的多寡及产生程序、边疆地区代表名额的设定与增加等等，并无太大实际意义，无非是等待南方革命党统一思想，践行之前的承诺。等到张謇致电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41]，君宪之争自然就结束了。
三 辛亥革命和平解决是国民的福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南北议和的谈判，逐渐由国民会议诸事宜转变为国体变革以后的清室善后问题。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榷商，南北与清室三方最终达成共识。民国元年（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室宣布接受优待条件，颁布退位诏书。同样根据协议，袁世凯发表通电，共和为最佳国体，宣布赞成共和。同样根据协议，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南北统一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于是，清王朝和平终结，南北和平统一，辛亥革命宣告和平解决。达到各方面有限度有保留的共同满意、起码可以接受的共识，自然是各方面妥协的结果。
优待清室条件的修改。南方最先提出的皇帝称为“让皇帝”，改为“尊号仍存不废”。岁用三百万两，改为四百万两，并且“由新政府提交国会议决”，改为直接规定“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还加了“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四条”。从南北双方提出文本，到公布的公认定本，前后不止十易其稿。除当时媒体公布者外，日本静嘉堂文库的《袁氏秘函》一目，保存了至今能见到的全部修改稿。其中以袁世凯手批的本子条件最为优厚，这大概是他为补偿未能实现保住“满清君主”四个字的愧疚之情。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还专门手批加一款“蒙古王公世爵均仍其旧，並保护其一切产业”。这是专门安抚当时正在闹独立的外蒙古的，可惜未被采用。
清帝退位诏书也是几经修改而定。史称诏书的起稿人是张謇。在结束清王朝，完成政权更易的这个关键部分，其文字是“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按他的本意，是“略声出民军发起之功，袁为资政院所举”，即摆平袁与民军在结束旧王朝，建立共和国的历史变革中大体平等位置。而袁世凯手定的改本则成为：“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42]。这就是经《政府公报》刊布，后世公认的本子。经此一改，袁世凯成了政权更替的唯一合法继承者，而民军则完全屈于“协商统一”者的地位。对于袁世凯来说，这是志在必得的。
2月14日（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即清帝退位诏书颁布，袁世凯剪掉辫子的次日，他来到内阁公署，同内阁章京许宝蘅谈及这一切时说：“我五十三岁，弄到如此下场，岂不伤心”。[43]表达了某种迷惘和愧怍。这当是他部分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而不完全是假装或做秀。它也可以做为一个证据说明，这样的历史结局，并非如史家所论定的，是他应诏出山时就设定的预谋和导演。
辛亥革命的进程也可以有另一种途径，即以传统的内战实行改朝换代。但当时，国人有识之士要求停止武装冲突，实行和平解决的呼声甚高，例如张謇致袁世凯电和致铁良书就颇具代表性。张謇致袁电谓：“恐南北相持，将兆分裂，大非汉族之福，心窃痛之”。“若因是再肇战祸，大局何堪设想。謇前曾以第三位自任，今危象已露，不容坐视”。他表示，将运用自己的影响，运动南北军人，达成联合“公意”，电请南北政府不再开战。倘不接纳，军人即应拒绝接受命令，“不任战斗之事”[44]。江苏独立之后，借助浙江独立杭州满汉和平息争的事实，张氏又致江宁将军铁良书说：
为将军计，当计其大与长。……奋斗效死，使两族生灵涂炭于兵锋，一朝之忿也。将军才器实为满望，皆无取此。为将军计，掷一身为沟渎，小忠之事；毋宁纳全族于共和主义之中。为满人多留一恶感，而遗以同尽之大危，不如为满人多种一爱根，而使之易世而滋大。浙省宣布独立，汉满要约不相残害，已事可鉴。今苏州亦已一律矣。使彼此相见不以干戈，生民之幸，两族之福，将军之所遗也。如其不然，亦将军遗之。[45]
对南北双方，皆以息战讲和，国家统一，为满汉两族大众谋福祉相期许。
梁启超、汤寿潜亦有相同的强烈表示。袁世凯进京组阁后，11月18日，梁启超致电袁谓：
传闻诸道路，谓新政府尚主战议。同胞涂炭，岂有未极，何忍再加薙狝？况欲备战力，势且不得不有所仰于外，险象之乘，讵堪设想？公之忠诚明察，当不出此。
反对南北开战，主张“速开国民议会”，解决国体问题[46]。11月16日，汤寿潜为致力于浙江和平解决致函赵凤昌说，他之所以急返杭州，是因杭州有旂丁四五千，“万一相搏，杀伤必相当。坐见万人将流血，乌能无动”。“冀力与杭旂和平解决”，“得免流血”，“发撝人道主义，以震襮东西人之耳目”[47]。
而辛亥革命的进程，也始终存在和平解决的历史机遇。革命党本以武装革命“驱除鞑虏”为职志，武昌起义以后，革命形势的确也在迅猛发展，但他们财政艰窘，而且一直自觉缺乏武装推翻清政府，统一全国的绝对实力。清政府赖以镇压革命的最具政治和军事实力的袁世凯势力，自觉无绝对实力消灭革命军，而主张和平解决。清政府已失去武装镇压革命军的底气，甚至失去作困兽之斗，逃回“龙兴之地”东北或逃去外蒙的可能。诚如袁世凯内阁上奏的《请速定大计折》所说：“大局至此，虽欲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辽东已为强邻所虎视，库伦早呈背顺之萌芽”[48]。只有接受优待条件，和平逊位之一途。
于是，当时决定中国命运的各派势力，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顺应舆情，放弃对立与报复性仇杀，消除积怨，而寻求理性的和平了结，逐渐成为共识。并且本着这个共识，和平结束了清王朝，共同建立了新的共和国家。
辛亥革命的和平解决，使各派的政治利益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国民免遭了战争带来的屠戮与浩劫，躲过玉碎瓦全、倾家荡产、流离颠沛、横尸遍野的苦难，平稳地过渡到新的政权之下。国家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移，国力未遭破坏，国基未受动摇，国家形象提高。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创举，是古老东方政治智慧的结晶。
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实在再也经不起一场大规模内战的折腾了，国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已经到了十分微弱的地步。东西方列强的政治经济控制，从边远到腹地，已经深入肌里。分而治之，或许未必，但是在边远地区，寻找一个借口，策动某种势力，制造“独立”或“自主”，则是随时可能发生的，而这种分裂一经成为事实，则就几乎完全失去收回的希望。蒙古的“独立”就是显例。而某些势力助长这种分裂行动，也并不乏其人。例如当时的陕甘总督升允，就是跑到蒙古声嘶力竭的鼓噪之徒。所以，也有西方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瓜分危机的再起”这样的题目，概括这时中国面临的险峻处境，并列举了从东北到西南的瓜分危机现象和苗头[49]。时贤如张謇者“将兆分裂”的惊呼，并非空穴来风，而实是揪心的忧虑。
辛亥革命和平解决，迅速成立了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古老文明的东方大国，以一种新的面貌和姿态站立了起来，从而翻开了历史新的一页。百年以后回顾历史，对当时险峻局势，实在有点后怕。惟其如此，也更加赞叹和平解决这一古老东方文明智慧的光芒。历时愈久，辛亥革命和平解决的历史意义，愈显其深远。
骆宝善：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刘路生：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1] 据笔者所见，专题讨论袁世凯辛亥复出的文章主要有：郑焱：《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与清廷关系析》，《湖南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郑焱：《武昌起义爆发后袁世凯“出山”史实考辨》，《求索》1991年第6期；刘路生：《袁世凯辛亥复出条件考》，《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侯宜杰：《辛亥革命爆发后徐世昌是否密赴彰德会见袁世凯》，《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3期。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37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245页。
[3] 王锡彤：《抑斋自述》，郑永福、吕美颐点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第172页；袁世凯：《复张提法镇芳》，中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8，第1579——1581页。
[4] 袁世凯：《复上庆邸》，《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第1559——1560页。
[5] 关于辛亥袁世凯的复出及其条件，笔者前揭文专门讨论，本文不再赘述，仅主要侧重讨论与之相关的所谓袁世凯徐世昌密谋出山六条。因是旧话重提，某些叙述或史料运用，容或有重复之处，一并说明并请谅解。
[6]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商务印书馆（台北），1963，第1410页；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1980，第110页。
[7] 陈伯达：《介绍窃国大盗袁世凯》，晋察冀日报社，1946，第12页。
[8]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57；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第1410页。
[9] 《张镇芳致袁世凯函》，北洋军阀史料编委会：《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504——507页。
[10] 《复徐中堂》，《袁世凯未刊书信稿》（下），第1563——1564页。
[11] 《张镇芳致袁世凯函》，《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馆藏北洋军阀史料·袁世凯卷》（一），第504——507页。
[12] 参见民心社辑：《最新袁世凯》，1916，第10页。
[1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收藏：《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从彰德进京建议设督办军务处统一策划镇压革命电文》。
[14] 《复冯国璋函稿》，《袁世凯未刊信稿》（下），第1576页。
[15] （天津）《大公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六日第2张第2——3版。
[16] 袁世凯：《恳恩收回封爵成命折》，（北京）《內阁官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十日第158号。
[17] 袁世凯：《致各督抚电》，（北京）《临时公报》辛亥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18] 《齐东野语》，《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第26——27、29页。
[19]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档》。
[20] 《复金邦平信》，《袁世凯未刊信稿》（下），第1576页。
[21] 参见骆宝善：《清末新政中的袁世凯张謇联盟》，《二十一世纪双月刊》（香港）2006年12月号。
[22] 《刘承恩致袁世凯书》，《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近代史资料》（北京）1954年第1期第69页。
[23] 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知识出版社，1986，第792——793页。
[24] 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第271页。
[25] 《蔡金台致赵尔巽函》，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8辑，中华书局，1982，第356页。
[26] 黄兴：《致袁世凯书》，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第81——82页。
[27] 黎元洪对刘承恩、蔡廷干说：我为袁计较，如果他反戈北征，……以袁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见郭孝成：《议和始末》，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66页。
[28] “汪精卫亦派人来汉密告南方同志，说袁世凯不是效忠清室的人。如南方革命党肯举他为第一任共和总统，他是愿意同我们一致行动的。汪嘱南方同志从速表示态度，以促袁早下决心。武汉革命同志都赞同汪精卫的意见，并嘱汪在北方对袁世凯多做工夫，促成其事。”见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一），中华书局（北京），1961，第191页。
[29] 黄兴的代表顾忠琛与段祺瑞的代表达成五条协议，主要内容为：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据（武汉）辛亥革命博物馆展览照片。
[30]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26页。
[31] 观渡庐编：《共和关键录》第1编，著易堂书局（上海），1912，第12页。
[32] 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9，第375页。
[33] 《九月十六日致彰德袁世凯电》，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第989——990页。
[34] 王锡彤：《抑斋自述》，第226页。
[35] 见张一麐：《心太平室集》第1卷，1947，第12页。
[36] 骆惠敏：《清末民初政情内幕》，第792——794页。
[37] 《蔡金台致赵尔巽函》，《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8辑，第356页。
[38]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袁世凯家书》。
[39]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北京），1981，第576页。
[40] 《孙总统与袁世凯来往要电》，（上海）《申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第1张第4版。
[41] 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第4卷第1页。
[42] （东京）静嘉堂文库藏。
[43] 《许宝蘅日记》，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条。
[44] 张謇：《致袁世凯养电稿》，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编：《赵凤昌藏札》第1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北京），2009，第539——541页。
[45] 张謇：《江苏独立后致江宁将军铁良书》，《赵凤昌藏札》第10册，第469——472页。
[46] 《梁启超致袁世凯电》，《申报》辛亥十月初六日第1张第4版。
[47] 《赵凤昌藏札》第10册，第474页。
[48] （天津）《大公报》宣统三年十二月初六日刊载。
[49] ［美］李约翰著，孙瑞芹、陈泽宪译：《清帝逊位与列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376——380页及其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