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对于鸦片战争史的研究，一向受到史学工作者的重视。本文拟就有关清政府的闭关政策、鸦片战争前的禁烟问题、鸦片战争时期的人物研究及思想领域的变化、鸦片战争的影响等主要问题做些述评。
一、关于清政府闭关政策的评价
对清政府闭关政策的评价问题，在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闭关政策起到了民族自卫的作用，同时又表现出封建统治者的落后性。胡绳指出，当西方殖民者正以冒险家、海盗的身份在世界上一切他们所能得到的地区和国家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的时候，清政府在18世纪开始实行的限制外国商人的规定，就其主要部分来看，实在是当时中国方面所可能采取的必要的自卫措施。由于这种防范和限制暂时起了自卫的作用，清朝统治者狂妄自大地以为这些外国商人都是来自渺不足道的蛮夷小国，而自命为高于万邦的“天朝”；他们根本不想去认真了解这些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情形当然是封建统治者的落后性的表现。（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21—22页，人民山版社1981年版。）
另一种观点对闭关政策基本上持予以否定的态度。戴逸认为，从表面上看来，闭关政策似乎限制了外国侵略者的活动，具有一定自卫作用。实际上，它只能束缚中国人民，而不能限制住外国侵略者。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要侵略别国。而这种政策既不能改变侵略者的本性，又不能妨碍侵略者力量的增长，只能阻碍中国的发展，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戴逸：《闭关政策的历史教训》，《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胡思庸指出，闭关政策造成了三个方面的后果，一是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二是阻碍了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和引进，造成了对西方文明闭目塞听、不明世界大势的状况；三是造成了贿赂公行，奢侈品、毒品鸦片大量涌入等严重的社会恶果。（胡思庸：《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闭关政策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也有须给以批判的一面。汪敬虞指出，以禁海闭关为支柱的清王朝对外贸易政策，其目的有防止外国侵略的一面。从这一点看，可以说有它必要的一面。评判它的是非，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而不能一概排斥为清王朝的愚昧无知和妄自尊大。当然，禁海闭关，对中国当时的经济发展而言，有其不利的一面。而且即使是对付外国侵略，也不是有效的手段。它纵能禁于一时，终究不能摒除侵略者于国门之外。从这一点看，单纯的闭关政策，是值得批判的。（汪敬虞：《论清代前期的闭关政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
对闭关政策消极一面的评价尽管轻重程度不同，但这已成为史学界较普遍的看法。从闭关政策实施的情况来看，清朝统治者试图通过闭关就把外国人拒之门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乾隆皇帝在1757年开始实行“闭关”。即下令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三个口岸，仅留广州一口对外通商，本来是针对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不断侵扰，特别是1755年英商洪伍辉驾船在中国沿海滋事的状况下而做出的，可以说带有自卫的色彩。然而，即使是广州一口通商，清政府却不断走向片面限制或禁止对外通商的道路上去。不仅颁布了《防范外夷规条》等条文，而且严加限制出口物品的种类，使中国原先可以在对外贸易中赢利的物品如茶叶、丝织品等的出口量大减，外商则通过走私和贩卖鸦片在华攫得暴利。特别是清王朝采取闭关锁国政策，更助长了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和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的境况，致使中国没有跟上18、19世纪世界向近代化迈进的历史潮流。乾隆皇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东华续录》（乾隆朝），第118卷。）和嘉庆皇帝“天朝不宝远物，凡尔国奇巧之器，亦不视为珍器”（《东华续录》（嘉庆朝），第42卷。）之说反映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虚骄心态，就连曾担任过广东巡抚以“悉夷情”著称的嘉庆朝名臣孙玉庭在回答皇帝的提问时也表现得令人啼笑皆非。嘉庆问他英国“富强，有诸？”孙玉庭答道：“其富由中国，彼以所有易茶叶，转鬻于附近诸夷，故富耳。然一日无茶则病，禁之则彼穷且蹙，又安能强？”（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第616页。）于是，嘉庆在1817年发出上谕，宣布永禁茶叶贩运出洋，声称：“漏税事小，通夷事大，不可不实心实力，杜绝弊端也。”（《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第630卷。）岂不知19世纪初的英国已是世界第一工业强国和海上霸主。在此23年后的1840年，英国侵略者还是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消极的闭关政策只能导致落后挨打。
二、关于鸦片战争前的禁烟问题
史学界在述及鸦片战争前的禁烟问题时，传统的观点认为清朝统治集团在对待鸦片问题的态度上分为弛禁和严禁两派。其中，许乃济和琦善等人属于弛禁派的代表，黄爵滋、林则徐等人则为严禁派的代表。有的论著指出，弛禁派的主张为外国烟贩以及在鸦片贸易中获利的官吏们所欢迎。严禁与弛禁两种主张的矛盾、分歧暴露了清政府内部在民族危机面前存在着矛盾、分歧，其实质是对鸦片侵略进行坚决抵抗还是妥协投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稿》第1册，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有的论著把两派区分为地主阶级中不同阶层利益的代表者，认为弛禁派是最腐朽的大贵族、大官僚、大地主商人的代表，而严禁派代表一部分中小地主和正当商人。（苑书义、胡思庸等：《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第58—59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近几年来，史学界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观点，即认为清朝统治集团对待禁烟的讨论不存在弛禁派与严禁派之争，而只有禁烟策略上的分歧。吴义雄指出，在1838年由黄爵滋主张以严惩吸食来禁绝鸦片的奏折所引起的讨论中，主张加重对走私、开烟馆、贩运鸦片者予以惩处的第二种意见占大多数，琦善和邓廷桢都属这一类，第三种意见包括林则徐等人，他们既主张重治吸食，又主张打击走私、贩运。因此，不能把反对重治吸食就称为弛禁派。（吴义雄：《关于1838年禁烟争论的再探》，《福建论坛》1985年第6期。）朱金甫、郦永庆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各省督抚讨论黄爵滋《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的29份复奏，认为除贵州巡抚贺长龄的看法特殊以外，其他28份都同意严禁鸦片，只是在如何更有效地禁绝鸦片的政策措施及打击重点等方面，意见有所分歧。因此，清政府的这次禁烟的讨论，无论是问题的提出，还是讨论的过程和结果，都是为了严禁鸦片的贩运和吸食，并不是一次禁烟与反禁烟的争论，更没有在政治上形成“严禁”与“弛禁”两大政治派别。（朱金甫、郦永庆：《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禁烟问题初探》，《人民日报》1986年1月6日。）有的论者对清方禁烟力量进行了分析。林有能指出，道光皇帝对鸦片持严禁态度，把他列为禁烟力量似能成立，他确保了禁烟的开展；林则徐、邓廷桢、怡良、黄爵滋等人是一批积极而坚决的禁烟分子，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无论在言论上抑或在实际行动中都表现出一致的严禁精神；而琦善等人虽主张严禁鸦片，可以划在禁烟力量之列，但这些人只有口头迎合之言，并没有行动上的表示，是地道的口头持禁论者。（林有能：《鸦片战争前夕清方禁烟力量分析》，《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
笔者认为，清朝统治集团在禁烟问题的讨论中，1836年确有弛禁与严禁两种意见的争论，1838年严禁论兴盛于一时，遂有禁烟运动的兴起。1836年6月10日，许乃济在同一天上《奏为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应亟请变通办理折》和《弛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片》，提出对鸦片弛禁的主张。他认为“致令鸦片来者日多”的“流弊皆起自严禁以后”，原因是禁烟的“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因此，“徒法不行”，唯一的办法是仍用明朝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他还建议“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使“内地之种日多，夷人之利日减，迨至无利可牟，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01—203页。）针对许乃济的主张，朱嶟、许球于9月先后上奏提出反驳意见，强调严禁鸦片。11月12日，袁玉麟所上《奏陈鸦片弛禁将有妨国计民生折》，把弛禁的论调压了下去。他指出：“议禁者本力为久远之谋，而但求执法不移，于事即大有济。诚得海疆大吏，洁己奉公，忠诚体国，必能雷厉风行，力清弊源。然后责令各地方官，恪守成规，严行查究，虽不能尽挽浇风，较之公然弛禁，其是非利害，实有判若霄壤者，若倚弛禁为转移，究非良策。惟有吁恳宸衷独断，察其是非，究其利害，立斥弛禁之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16页。）可见，1836年出现了弛禁与严禁的论争，但弛禁论者并未形成一个派系就被严禁论的呼声压下去了。两广总督邓廷桢对禁烟态度的转变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许乃济主张弛禁的奏议呈上后，道光皇帝将原折著钞给邓廷桢，并令他“会同妥议”。邓廷桢认为许乃济原奏“胪陈时弊，均属实在情形。所请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似应请旨准照原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06页。）而当朱嶟、许球等人主张严禁的奏议由皇帝转给他阅看后，邓廷桢又说，朱嶟等人“所陈议论，极为正大。”“当今急务，无论中禁弛禁，总以杜绝纹银出洋为第一要义”。“弛禁与否，皆可勿论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1册，第221页。）邓廷桢由附和弛禁转向严禁。弛禁的主张没有形成气候，这固然与严禁论的强大声势有关，也与道光皇帝的禁烟态度密不可分。道光不但从未明降谕旨对鸦片弛禁，反而是三令五申主张严禁鸦片，1838年严禁论的主张成一边倒的局面，不能不说与道光一贯禁烟的思想有关。正是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的建议并引发了29份督抚、将军主张禁烟的复奏后，禁烟运动才得以兴起。而林则徐能够成为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一方面是因他慷慨陈词打动了道光并坚定其禁烟信心有关，更重要的一面是林则徐在湖广进行了切实有效的禁烟工作，并在上奏中根据他禁烟的实践提出禁烟章程六条和附有“戒烟方”，这使得道光感到林则徐不是空谈家，而是禁烟的实践者，才派他去广东领导禁烟的。这一点恰是口头严禁论者琦善等人所望尘莫及和根本做不到的。
三、关于几个主要人物的研究和思想领域的变化问题
对鸦片战争时期的人物研究是史学界感兴趣的一个课题。就其主要人物而言，许多学者对林则徐、龚自珍、魏源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对姚莹、徐继畬以及道光皇帝等人也有专文述及。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领导禁烟和积极抵抗英国侵略的代表人物，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这已为史学界的公论。对于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学习西方思想和他与禁烟运动、抗击英国侵略的活动的研究，出现了较多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有的论者就林则徐思想的特点和地位进行了一些新的阐述，李侃指出，林则徐对中华民族的主要贡献在于：首先，他通过查禁鸦片和抵抗英国侵略的实践，把传统的爱国思想，扩大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整个中华民族独立尊严的近代爱国主义；其次，直到鸦片战争前夜，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情形几乎没有什么了解，而林则徐却成为看世界的第一人；再次，在禁烟和抵抗入侵的斗争中，林则徐提出了民心可用、民力可恃的主张。（李侃：《论林则徐思想的历史地位》，《福建论坛》1985年第6期。）戚其章认为，林则徐不仅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也是建设近代化海防的第一个倡导者。林则徐在整顿海防方面，主要做了加强沿海防御设施、整顿广东水师、制定正确的战略和战法、建立兵民联合作战的体制以及提出建设近代海军构想五个方面的工作。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和建设近代海军的主张，虽然在当时都未能得到实现，但对后来中国历史的发展却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戚其章：《论林则徐整顿海防》，《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
对于龚自珍的评价，史学界普遍认为他是著名的社会批判家，他以非常的激愤和敏锐的洞察力揭露了皇权的专制，痛斥了封建统治集中所存在的各种黑暗腐朽现象。但就其思想是属于封建性的还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先驱，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龚自珍的思想没有超出封建思想的范围。胡思庸指出，从龚自珍的《农宗篇》来看，他是要强化封建宗法制度和自然经济，用血缘关系的纽带，把穷人束缚在土地上，把重本抑末的思想发挥到了极至。他在《尊隐》中欢呼“山中之民”将要兴起，而据龚自珍的论述可以断言，“山中之民”决非代表农民，却是龚自珍那样的封建士大夫的化身。（胡思庸：《龚自珍思想论略》，《河南师大学报》1981年第4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龚自珍是近代早期改良思想的化身。林庆元指出，龚自珍不仅对封建专制进行了批判，而且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要求近代的言论自由，并具有财产法上的形式平等思想，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奠基者。（林庆元：《近代爱国主义和维新思想的先驱龚自珍》，《福建师大学报》1982年第3期。）
关于魏源的评价，史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地主阶级改革派，是学习西方的先驱，分歧之处也在于魏源的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关系。李汉武指出，魏源发展近代经济的思想包括发展近代军事工业、利用军工力量发展民用产品、允许商民自办民用工业三个环节，他的思想属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前身的启蒙思想。（李汉武：《论魏源经济思想中的近代因素》，《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陈胜粦指出，魏源对近代科技的进步作用和资本主义制度优于封建制度有一定认识，他向往的是西方的政治制度。（陈胜粦：《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民对美国的了解和介绍》，《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李侃提出不同看法。他认为魏源的“师夷长技”和建立近代工业的主张，都是以保存封建制度为前提的。（李侃：《论魏源》，《中国近代史散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对姚莹、徐继畬的研究，主要是阐述了姚莹的《康輶纪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在鸦片战争时期对开眼看世界的作用和影响。
道光皇帝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人物。在他上台的第20个年头，遇到了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他经历了战前禁烟，战争中抵抗与求和等几个阶段，且态度不定，对日后的评价带来了一定的难度。就道光在鸦片战争中表现应不应划在投降派之列的问题，史学界争论较为热烈。一种观点认为道光在鸦片战争中基本上是一个投降派。他在英军攻占定海，北迫天津之后，迅速地从动摇转向妥协投降，他授权琦善答复英方各项要求的上谕和授权琦善晓谕英方，答应惩办林则徐以“伸冤”的密旨，是他转到投降派方面，一步步走上破坏民族自卫战争的犯罪道路和成为出卖民族利益的罪魁祸首的一个标志。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道光在鸦片战争中不属于投降派之列。他是战争中“速胜论者”的突出代表，他对“亡国论者”琦善等投降派有所抵制和惩治。他不是自觉的卖国之君，而是虚骄误国之主，不能把他列为投降派。（宇文：《林则徐与鸦片战争学术讨论会综述》，《福建论坛》1982年第6期。）世博、伯钧也认为道光对英国入侵的基本态度是主战的，他虽错误地处罚了林则徐等人，但侵略者的贪婪和横暴，使道光又坚定了抵抗的决心。（世博、伯钧：《想有作为而无作为的道光》，《北方论丛》1988年第5期。）郦永庆根据清代档案撰文指出，定海失陷以后，道光并没有迅速地转向妥协投降，而是对英国由主剿转为主抚。此时的“抚”虽是一种退让，具有软弱妥协的一面，但和我们现在所说的“投降”则完全是不同的概念。此时的所谓“抚”，仍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要求英人臣服天朝，保持鸦片战争以前中英关系的格局。道光在定海失陷至英军攻抵镇江阶段，经历了一个主抚、主战、再主抚的变化过程，前期的“主抚”是企图用传统的“抚”的方式以消弥衅端，后期的“主抚”则是在中英双方军事实力较量以后的“战败求和。”（郦永庆：《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关于鸦片战争前后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变化问题，近年来也为治史者所重视，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
鸦片战争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近代思想文化的交接点，龚书铎论述了近代中国文化结构自鸦片战争起所发生的变化。他指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线是中西文化关系，中国近代文化的含义首先是文化构成的变化，鸦片战争前是单一的封建文化，此后除去封建文化之外，还有新文化；其次是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鸦片战争前是以儒学的伦理纲常为核心的封建文化，此后除有儒家传统文化，又加进了西学。（郦永庆：《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
对于鸦片战争时期经世实学的研究，冯天瑜做了较系统的论述。他指出，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学者都以匡济天下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其内蕴包含讥切时改，诋排专制，倡言变法；研讨漕运、海运。盐法、河工、农事等“大政”；探究边疆史地以筹边防，“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变一味考辨古史为“写当前的活的历史”四个方面，展现了一代学人的觉醒。（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第119一129页，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有的学者论述了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想。潘振平指出，鸦片战争爆发后的十年间，一部分中国人开始“开眼看世界”，编纂了一批介绍外部世界史地知识的著作，其贡献在于通过对世界各国的描述，展示了世界大势，从而提供了一种关于世界的新的观念。（潘振平：《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史学界在对鸦片战争时期的人物研究和思想文化的研究可谓成果颇丰。笔者认为对林则徐、龚自珍、魏源这三个主要人物进行定性研究是必要的。就他们的共性来看，就其言行的主导方面来说，可以称他们为地主阶级的改革派，特点是他们能够正视社会现实生活中的严重矛盾，要求改革弊政，抵抗侵略，反对妥协退让，主张学习西方，敢于睁眼看世界，注重开发祖国边疆，试图把中国变为一个富强国家，并在治学上反对崇尚空疏的学风，提倡通经致用。但林、龚、魏也有各自的特点。就改革弊政而言，龚、魏对清朝腐朽状况的揭露深刻，表现出“更法”的要求，这是仅主张整饬吏治的林则徐所不及的。而就禁烟斗争和抗击英国侵略方面来看，林则徐的成就则是高于同时代其他人的。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林则徐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则是受林之嘱托以《四洲志》草稿为基础编成《海国图志》，发展为当时学习西方的集大成者，而龚自珍在这方面的成绩却是微不足道的。至于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曾描述了英国总统制的情况，这只是一种赞美而已。通览《海国图志》，却找不到他要效法美国的痕迹，而其《海国图志》的中心内容是《筹海篇》中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与魏同时代的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中也有对美国社会的描写，甚至有过于魏之描写，但他也不是要效法美国，说明魏、徐的认识水平仍局限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范围之内。在对鸦片战争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研究中，史学界对经世思想、开眼看世界思想都做了深，的探讨，那么能代表当时社会思潮动向的主题是什么，这是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其实经世思想和开眼看世界思想的归结点恰在于“师夷长技以制夷”，此为鸦片战争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变化过程中的对中国近代社会发生影响的一大思想收获。林则徐说过：“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以通夷之银两为防夷之用，以此制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其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页。）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请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法兰西、弥利坚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之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钦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闽粤巧匠、精兵以习之。……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魏源《海国图志》卷1，《筹海篇三》。）可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构成鸦片战争后中国近代思想的核心内容。这一命题既顺应了向近代化迈进的“师夷长技”潮流，又反映了抵抗外国侵略的这一近代社会的根本性任务，而且是通过学习西方来抗击西方的侵略，这就有可能使以刀矛弓箭对付船坚炮利的局面得以改观，使中国的反侵略斗争提高一个层次。
四、关于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问题
鸦片战争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的一个重要影响，就是自此以后中国一步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已成为史学界的公论。除此之外，许多论者就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近、现代化道路问题和怎样走上富强问题进行了学术探讨。
一种观点认为不改变中国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龚书铎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截断了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道路，而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没有实现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是不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龚书铎：《鸦片战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6期。）
一种观点认为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重要影响是中国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丁日初指出，夜郎自大的清廷对英国的侵略毫无准备，清朝统治者的颟顸、昏庸导致落后的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从此，中华民族被拖入半殖民地的苦难历程。然而，英军的炮声震惊了“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的炎黄子孙，打破了一些人头脑中“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政府官员与知识分子中的开明人士开始睁眼看世界，发愤向西方学习，讲求赶超列强、振兴中华之良策，自此中华民族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这是鸦片战争给予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影响。（汤洪明：《鸦片战争爆发原因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学术月刊》1990年第8期。）
一种观点认为鸦片战争爆发后的民族觉醒使中国人强烈意识到须争取中国的独立、富强。金冲及指出，中国近代历史的篇章是由150年前的鸦片战争揭开的。这次战争，使中国人突然醒悟到自己的国家已经大大落后了，并且看到在中国以外还存在一个如此陌生的外部世界，它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观念都比封建的古老的中国要先进得多，有许多值得中国人学习的地方。但是，他们到东方来，并不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人的，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或殖民地。这又不能不强烈地刺激着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要求改变现状，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富强的国家。中国近代的进步政治运动，不管是温和的改革，或是暴力的革命，都是为了实现近代化这个目的。（金冲及：《中国近代的革命和改革》，《光明日报》1990年12月10日。）
鸦片战争给中国近代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是由其掠夺、侵略本质所决定的。近代中国要面对列强侵略的挑战，要改变半殖民地的境况以争取独立，必然要进行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那么，究竟以什么方式才能有效地抗击侵略，这是摆在近代中国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鸦片战争时期形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和此后继这一思想而运用于实践的近代化运动，可以说是反对外国侵略以谋求独立富强的一种方式。从鸦片战争本身来看，林则徐之所以能被后人誉为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位民族英雄，不仅仅是他有着强烈的朴素的爱国热忱，更重要的是他能够睁眼看世界，“师敌长技以制敌”（魏源语），因此他在广东抗英斗争中能够七战七捷，打退英军的进攻。而清军其他将帅、督抚的表现就显得令人惊讶了，道光曾派他的侄子奕经为“扬威”将军前往浙东抗击英军，就奕经的本意来看，他不是不想“扬威”，也不是不愿把英军打退，但他在浙东的御敌之方是靠梦幻作崇，根本不知对手的情况，结果在浙东大败。这种情况在鸦片战争以及此后的对外战争中是很多的。长期闭关锁国造成清朝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所带来的苦果也是屡见不鲜的。奕经的“御敌”之术同林则徐相比不可以道理计。同样抵抗侵略，采取何种方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了解世界大势，“师夷长技以制夷”恰是鸦片战争赋予先进的中国人的一个新探索。由此而来的试图通过近代化以谋求富强的道路，也是中国人在反侵略斗争中不断总结和寻找出来的。当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欺凌，中国封建主义的阻挠和破坏，才致使中国近代化的任务未能完成。
（文章来源：《东岳论丛》199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