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是魏源奠定其历史地位的最负盛名的著作之一，它以其丰富的世界地理知识和深邃的理性思考给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多年来一直是魏源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就20年来《海国图志》的研究作一简要的回顾。
一、写作缘由及性质
从外部条件来看，鸦片战争的失败给魏源造成的巨大的心灵震撼，即“愤”与“忧”，是促使他写出这一巨著的主要原因。章开沅指出；魏源在强调发愤与忧患之际，特别提出“愤悱”一词，构成了民族义愤的较高层次，把对于外来侵略的反应从感情层次提高到理性层次，接触到了近代化这一命题[1]。苏中立、涂有光则把魏源的这种“哀民生之艰辛，忧军事之衰弱，愤吏治之腐败，忧人才之空泛和虚患”的思想，归结为忧患意识，他以这种忧患意识为起点，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艰难跋涉，从而写出了《海国图志》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巨著[2]。
魏源自身的文化修养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则是更重要的内在条件。经世致用是魏源思想中一以贯之的精髓，《海国图志》中提出的改革开放方案，是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必然产物[3]。另外，魏源非常注意考订精审和广证博引，这也是他写出集大成性的世界历史、地理巨著《海国图志》的重要的原因[4]。
关于《海国图志》的性质，有三种不同意见。方早成和王宏斌认为它是关于世界历史、地理的专门著作，是鸦片战争后中国人自编的一部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参考书，它以编排文献资料加按语的方式全面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宗教和民族文化[5]。章鸣九认为《海国图志》主要是辑录性质，书中对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介绍基本是辑录有关著作原文，书中本志部分应视为文集汇编，而不是著述[6]。戚其章则认为：从《海国图志》的增补及其主内容看，它不是一部单纯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知识的书，而是一部带有强烈政治倾向的著作，它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进而萌发了追求近代化的意愿。
二、具体内容及其评价
《海国图志》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从50卷扩充到100卷。50卷本偏重于“海国夷情”的一般介绍，60卷本增加了介绍西方先进技艺的篇幅，强化了“师夷长技”的观念。100卷本则涉及到了“西国政教例”，开始介绍其政治体制。这反应了魏源“世界意识”的逐渐增强，以及“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深化。近二年来，国内学者在对《海国图志》内容的介绍和评价上达成了很多共识，但明显的分歧依然存在。
（一）“欲平海上之倭寇，先平人心之积患”思想的性质与作用
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指出，中国政治有两大积患：“人心之寐患”和“人材之虚患”，只有首先克服这两大积患，才能“天日昌”，“风雷行”。对魏源这个思想的性质与作用，学术界存在着明显不同的观点。
吴雁南认为“平人心之积患”思想不过只是魏源改革思想的一个表现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7]。
更多人则认为，“怯二患”思想是魏源“师夷、制夷”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源认识到“寐”与“虚”是立国之大患，必须首先“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怯除昏睡无知的“寐患”和华而不实的“虚患”，振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然后才能国富民强，有效制止西方侵略[8]。
俞祖华进一步把“平人心之积患”思想誉为清末民初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声。《海国图志》提出了紧密相关的两大命题：“师夷长技以制夷”和“平人心之积患”，前者为兵机，后者为兵本，分别与甲午以后日益明确的“救亡”与“启蒙”两大主题前后响应，上下连贯[9]。
（二）对魏源引介西方近代民主制度的评价
随着对西方资本主义了解的加深，到百卷本出版时，魏源开始更多地关注西方的民主政体，详细介绍了英国的君主立宪政体和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对此，论者们普遍肯定这是一种进步倾向，反映了魏源对封建专治制度的不满和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向往。但至于其性质及具体评价，却有明显的意见分歧。
钟觉民等认为魏源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是浮光掠影和支离破碎的，他肯定民主制度并不表明对君主专制不抱希望，不易认定他有仿效西方的愿望[10]。魏源对西方民主制度的仰慕和向往，固然说明了他已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近代民主制度比中国封建专治制度有些进步，但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洞察西方民主制的虚伪本质，更没有朝向资产阶级转变，而仅仅是具有了一定的资产阶级倾向，表现了对清朝封建专治制度的强烈不满[11]。丁伟志和陈崧也认为，魏源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肯定性介绍，虽然为以后变法思潮的勃兴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和思想材料，但他并没有丝毫要中国师其制度的意思，更没有对照批评中国君主专制的主张[12]。
张磊认为，魏源对西方社会政治制度肯定性介绍包含有不容忽视的启蒙意义，它冲击了封建君主制度万古长存的僵化观念，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民主派引进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先声[13]。李汉武的评价最高，他认为魏源称赞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可垂亿世而无弊决不是即兴的赞词，而是他政治理想的真实流露。他明确表示了仰慕西方民主制度，表明了他的思想已经开始摆脱封建专制的束缚而跨入了近代的门槛[14]。
（三）《海国图志》的世界观念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广泛影响的世界史地著作，《海国图志》无疑给长期封闭的国人带来了系统的世界知识，加速了国人传统世界观的崩溃和近代世界观的形成。但是，魏源本人是否已有明确的世界观念，或者说它是否已经明显突破了传统的“夷夏”之防？学术界持完全不同的两种意见。
袁伟时认为，魏源已经明确认识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方一些国家在许多方面都已超过中国，中国不但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反而应抓紧向西方学习。因此从五十卷本到一百卷本，他一再呼吁摆脱自我封闭的状态，明确否定了“夷夏之辩”的陈腐观念[3]。郑强胜也认为，魏源并没有囿于“夷夏之防”的传统观念，而是勇敢地承认在文化上有许多国家优于中国，中国文化并不是至善至美的。他虽未突破对外国称“夷”的文化偏见束缚，却已放下了“天朝大国”的架子，视西方国家为有教化之邦。他突破了“华夏中心观”，主张学习西方，为近代西文化交融扫清了障碍[15]。
章鸣九等则持相反意见。他们指出，魏源在介绍了世界各国地理历史情况以后，又附上自己撰写的《释五大洲》、《释昆仑》，考辨世界中心问题，否定西洋图说把地球分为五大洲的说法，认为是“强割为五为四”，依然坚持中国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文化上也处于世界中心的迂腐观念[6]。任复兴甚至认为，华夏文化的优越感、天朝上国的自负意识，仍然是魏源文化思想的基础，他并没有视西方为真正平等独立的国家，他完全是以传统的认知结构和概念去介绍和说明西方世界的，对异质的西洋近代文化并没有另辟蹊径加以全新的认识[6]。
四）“师夷”思想的性质
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要求向西方全面学习。这种“师夷”思想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对它应做如何评价？
吕良海认为它是地主阶级有志之士向西方学习长技的爱国御辱思想。所谓师外夷，是指学习西方国家军事方面的长处，并不包括科技方面[17]。徐光仁提出，魏源没有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工商业，也不可能达到要求学习新的生产方式以改变中国的经济政治制度的高度[18]。王自敏则认为魏源始终抱定“其不变者道而已”的传统观点，政治上跳不出“三纲”的藩篱，他所主张的“师夷”思想，实际上是封建君主开明专治论。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于清政府，其结果只能是空想[19]。
王劲显然持不同的意见，他认为魏源在编著《海国图志》50卷本时，对于如何师夷是相当模糊的，但到100卷本时，他不仅重视工商业，还由经济扩展到政治，更多地羡慕西方民主政体，表现了其资产阶级思想倾向的昂扬[20]。这时，魏源所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不止于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而且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21]。吴雁南联系到鸦片战争前在漕运改革中魏源极力主张以商代官，在《圣武记》中提出由商民开采银矿，认为他在《海国图志》中倡导创办新式工业企业，就表明他已经开始萌发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了[7]。李汉武甚至认为：魏源发展近代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的思想，是实业救国论的先声，也是近代民族资产阶级自办民族工业的设想[14]。
丁伟志进一步认为，“师夷”学说的提出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化过渡的首次思想大解放，是中国近代文化思想的最早形态，他揭示了崭新的价值标准、行为准则和文化观念，成为中国近代文化名副其实的“创榛辟莽，前驱先路”[12]。
三、《海国图志》的影响
《海国图志》及其所阐发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鸦片战争结束到清末留学生运动兴起，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就连续刊刻九次，刊行地点东起江海，西迄巴蜀，南及湘粤，北达甘陇，比较流行的版本有十几种。但是，具体到《海国图志》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影响的评估上，依然有着明显的意见分歧。
大多数论者肯定了魏源“师夷”思想对洋务思潮的积极影响。丁伟志认为，在“师夷”主张影响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知识界兴起了讲求世界史地，研究舰炮技艺的热潮。此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诸人兴办以铸炮造船为主的洋务，更是实地力行“师夷长技”的主张[128]。洋务派举办洋务，倡导改革，正是继承和实践了魏源的理论主张，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他们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为“御夷之策”；初期洋务运动是在“师夷长技”思想的指导下开始的，也没有超越出魏源“师夷长技”的范围；而“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无论其内涵与外延都是“师夷长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所以，洋务派正是魏源思想主张的继承者和实践者。袁英光和陈崧认为，洋务思潮和魏源“师夷”思想有相同和联系的一面，但也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从阶级实质看，两者都旨在维护清朝的腐朽专制统治，但魏源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他的“师夷”思想具有强烈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洋务派大多是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属于地主阶级反动派，他们的“师夷”主张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由于体会到洋炮是最为得力的武器而被动萌生的[11]。
章鸣九则认为，魏源对近代思想的历史性贡献，主要不是《海国图志》所介绍的那些域外知识，而是他提供的经世致用之学和复兴今文经学。经世致用思想对洋务运动有直接的影响，洋务思想是经世致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维新思想又与今文经学有密切联系。他甚至认为，尽管魏源对西方的“长技”有所肯定，但他的按语却清楚地表明，他把西学视为“异端杂学”，这一对立态度，对中国人学习西方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并把这归结为后来洋务思想家长期不能突破“中体西用”的一个原因[6]。
王劲和涂鸣皋主要分析了《海国图志》对维新运动的影响。王劲认为，早期维新思想从《海国图志》中汲取了宝贵的思想精华和建设富强中国的信念，维新派提出的“设议院”等带有资本主义民主色彩的观点的源头正是魏源的富国强兵思想。涂鸣皋则把《海国图志》视为维新运动的思想先驱，因为《海国图志》对维新派了解世界，接触西学起过重要的启蒙作用，“师夷长技”成为日后维新派向西方学习的先导[22]。
此外，李汉武等还考察了《海国图志》对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影响。认为它促进了日本思想界对世界知识的了解和追求，给日本人民提供了反侵略斗争经验，对开民智，倒幕维新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他还指出：《海国图志》在日本翻刻刊印主要集中在1854-1855年，明治维新以后，仅1869年有一种，说明维新成功后魏源思想就不再受重视，由此也证实了魏源思想具有资本主义启蒙意义[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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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益阳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