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了。中英之间一百多年来的一个历史遗留问题由此获得圆满解决，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随着人们要求增强对香港问题的认识，香港史的研究必将有较大的开展。在这个时候，我们对香港地区史研究工作进行回顾与展望，是适时的。 一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约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它就是我国先民劳动、生息的地方。到我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后，从秦朝开始的历代王朝一直对香港地区实施有效的行政管辖，经二千多年从未间断。英国在十九世纪下半期，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先后侵占了港岛和九龙司，又强行租借了新界。一百多年来，香港经历了转口港形成前时期、转口港时期和出口导向工业化城市时期，发展成为国际性的重要工业、贸易和金融中心。香港历史的内容十分丰富，史料也是大量的。近二、三十年来，中外学者对香港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通史、分期史、专史各方面都有一定数量的学术著作。
完整的（即从远古到当代）香港通史迄今尚未见出版。较有分量的带有通史性的著作，有安德葛（G.B.Endacott.1901—1971）的《香港史》和林友兰的《香港史话》。
安德葛曾在香港大学历史系任教多年，关于香港历史的著述颇丰，《香港史》是他的力作之一。此书所依据的原始资料比较丰富，包括英国殖民事务部和外交部档案、香港行政局及立法局会议录、港英当局年度报告、港英历年颁布的法律条例等。书中对香港史上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港英的统治措施，考订和叙述大体上都还翔实，有些评论也尚公允，例如在第17页上承认所谓的《川鼻草约》“从未签订。”安氏对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的重要性也是有所认识的，在全书廿八章中，他用了五章的篇幅去论述1841年以后香港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情况。总的来说，此书对香港史研究工作者不失为有较高学术参考价值的一本著作。但是，安氏不懂中文，对香港华人社会的发展不够重视，记述很少，在他看来，“香港的历史是从1841年英国人到来后才真正开始的”（见该书第4页）。该书的写作线索是以历任香港总督的任期来划分的，给人以殖民行政史的感觉。书中对社会史和经济史的叙述虽比其他欧人著作多一些，但分量仍嫌不足，分析也欠深刻。该书大部分篇幅是讲十九世纪下半期的香港史的，对本世纪的香港论述甚少，在作者去世前定稿的增订本虽在这方面有所增加，也仍只占全书五分之一。由于有这些缺点，安氏此书还未能使读者对香港历史获得全面的、正确的了解，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林友兰在《香港史话》的自序中表明，他这本书是为廿五岁以下的香港青少年而写的通俗性著作，目的是向“以中文为母语的市民”提供一本“用中文写成的香港史”。作者对普及香港史知识的努力无疑是值得肯定的。此书的显著特点是着重论述华人社会发展的历史。虽然书中有关这个方面的内容还谈不上完备（例如对孙中山在香港的初期革命活动有所论述，而对1900年以后革命派在港活动史实则付缺如），但比之其他香港史著作则确已进了一大步了。该书出版于1975年，所述年代自1841年到1941年末日军攻占香港为止，1978年增订本又补写了六章，将叙述的年代下限延至1957年葛量洪总督的离任。单从该书来看，作者兼用中、外文史料，也吸收了当代学人的一些研究成果，总的写作态度还是严谨的，考订史实也一般可靠。该书的缺点，除对于英占以前香港的数千年历史几乎全未提及外，还沿袭了安德葛的做法，完全以香港历任总督任期分章，毫未考虑探索香港历史发展的分期问题。作者未将自己对香港的感情同对港英统治应有的认识作出区别，行文中不时流露对港英统治的片面颂美，陷于失实。
二
集中论述某一历史时期的香港历史的著作，远比通史为多。现分别就史前史、古代史、近代史等三个方面进行简单的评介。
不言而喻，史前史的写作要以考古工作的成果为基础。香港的考古工作始于二十年代中期。近六十年来，韩以理（C.M.Heanley.1877—1970）、肖思雅（J.L.she11shear·1885—1958）、芬戴礼神父（Fr.D.Finn.1886—1936）、戈斐侣（W.Schofield 1888—1968）和陈公哲等中外学者先后在南丫岛、大屿山、屯门等处进行了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发现了多处新石器时期和青铜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并写出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学术报告。1955年，在九龙李郑屋村发现了一座东汉砖室古墓，由林仰山（F.S.Drake.1892—1974）等主持发掘，以后并辟为博物馆，出版了屈志仁（J.C.Y.Watt）的发掘报告等。六十年代，香港成立了考古学会，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发掘工作。而1971—1976年南丫岛深湾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则开辟了本区史前文化序列与年代的系统研究的门路，成为香港考古发掘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关于香港史前史的概述，以秦维廉（William Meacham）的《香港考古》一书为较佳，作者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向一般读者介绍了香港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从中可以看到香港史前文化比较完整的概貌。
香港史前文化与大陆东南沿海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是香港史前史研究中最受注意的问题之一。我国林惠祥教授的研究成果对此有重要的启发。近年来，索尔海姆（W·Solheim）和张光直等知名考古学者曾在《香港考古学会会刊》上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美国《当代人类学》杂志于1977年发表了秦维廉的《华南新石器文化中的连续性和地方性演变》一文，提出了一些值得重视的见解，并附有十五位学人的评论及作者的答复。广东考古学界多年来也曾与香港地区同行开展有益的学术交流活动。梁钊韬、何纪生、杨式挺等先后发表了有关华南（包括香港）史前文化间相互关系的文章。总的看来，香港的考古发掘事业已经提供了对香港史前文化全新的认识。考古发掘的结果表明，香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及青铜时代遗址所表现的与广东大陆相同各期文化的同一性，是香港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神圣领土一部分的新的历史见证。
香港古代史的研究则是目前香港史研究中的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这可能同过去人们对香港古代历史的重视不够有关。大致上说来，这方面的研究是迟至三十年代末香港大学许地山先生才开始着手的，他曾发表过《香港与九龙租借地史地探略》等文章，对英国割占、租借香港地区的经过，及香港的史前文化和若干史迹作了考订和简略的论述。
五十年代以后，研究古代香港的风气较前浓厚了。港大林仰山、罗香林、安德葛等开设了中国史课程，并从事香港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工作。若干部有一定影响的香港古代史著作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1959年，罗香林等的《香港前代史：一八四二年以前之香港及其对外交通》一书出版，共收入罗香林、莫秀馨、张月娥等的论文十篇，对香港地区的地理、特产、历代建置以至迁海复界等都作了比较深入的考证，对这方面的研究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但因当时香港考古发掘事业还处在初期阶段，此书对香港史前文化论述较少；而对香港古代历史也主要着重史事考证，在结合经济史、社会学、人类学等进行多学科研究方面也稍有不足。
随着史学家们的不断讨论与探索，对香港古代历史上某些问题的研究有所深入。五十年代中饶宗颐、简又文、罗香林等就南宋末年香港地区情况（主要围绕南宋行朝是否曾驻大屿山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后分别出版了《九龙与宋季史料》、《宋皇台纪念集》等书。关于明、清两代在香港地区的海防和驱逐殖民主义者的斗争，林天蔚、霍启昌、叶林丰、肖国健等分别根据中外文献或结合实地考察作了较细致的探究。但是，总的说来，香港古代史研究成果似乎主要限于史实的考证，尚待来者作进一步的突破。
族谱学的发展是推动香港古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条件。自罗香林等倡导利用族谱研究香港史以来，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和孔安道纪念图书馆经过有系统的搜集，已藏有广东省及香港地区的家谱资料五百多种和各地同乡会、宗亲会会刊四百多册，这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资料。香港地区族谱的研究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多年从事宗谱研究的日本学者多贺秋五郎于1968—1969年间在港英政府支持下对元朗、大埔、西贡、大屿山各处宗族和修谱实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对每村、每姓都从始祖、族人、族长、宗子、构成、族规、祠堂、祭祀、族产、教育、宗谱、会议、婚姻、械斗等十四个项目进行了解和纪录。在调查中多贺获得钞本族谱及资料三十多种，其中不乏香港地区古代历史的重要线索。例如在《龙跃头邓氏族谱》中收录的邓观文《移村记》和《复村记》两文，即对清初迁界时新安界址和当时迁界复界实情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记载。多贺调查情况已于所著《中国宗谱的研究》一书第六章《九龙宗族及修谱的研究》中作了概括的介绍。1981年，美国犹他家谱学会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合作开展族谱搜藏工作，该中心并正在进行“从族谱研究香港前代史”的计划，由林天蔚负责。我们期待着这一方面获得新的丰硕成果。
与香港古代史的研究相比较，近代史（特别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的研究就显得广泛、深入一些。
关于英国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割占和强租香港的问题，是近年来香港近代史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课题之一，中外学者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果。我国学者丁名楠、胡思庸、郑永福、陈胜□、余绳武、杨诗浩等先后发表了一批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文，如丁名楠的《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和余绳武、杨诗浩合写的《中英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问题》等。这些文章根据大量史料对英国侵占香港地区的经过作了比较充分的考证和分析，并着重论证了三个条约的不平等性。对于香港地区人民的反侵略、反租占的斗争也有所叙及。香港大学讲师史维理（PeterWesley一Smith）在其专著《1898—1997年不平等条约：中国、英国和香港新界》中，根据大量的档案材料和英国官员私人文件、当时的报刊等，并参考了各种有关论著，着重分析了英国强行租借新界的经过以及新界人民的反抗斗争，从国际法上肯定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不平等性质。刘伟编著的《香港主权交涉史》（上册），对于近代香港的历史也有较详细的记述，并提供了有关我国人民对领土被占所作斗争的若干新的资料，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已经出版的香港史著作中，近代史著作占了很大比重，但是，迄今未见有完整纪述全部近代史的书，只有几本写香港近代史某一段落的书于近年再版。其中最早写成的一本是曾任港英视学官十九年的欧德理（E.J.Eitel1838—1908）于1895年出版的《欧洲在中国——从开埠到1882年的香港历史》。欧氏原是德国传教士，后入英籍，安德葛说他的观点“比英国人还更英国化”。在他的书中贯串着对英国文化的优越感和欧洲人负有向东方传播文明的使命等显已过时的观点。但是欧氏对汉学颇有研究，搜集的香港史料相当丰富，尽管因他没有机会读到英国机密文件，致叙事不少疏舛，但此书仍有一定参考价值。另一位港英教育官员佘雅（G.R.Sayer.1887—1962）的《香港：诞生、青年与成长（1841—1862）》叙事详细不及欧德理书，但论断偏见较少。书中直接摘引了不少原始资料，学者使用颇感方便，故很快就有了日译本。佘雅的另一本著作为《香港：决择的年代（1862—1919）》，是在他去世后多年作为遗著整理出版的，质量比前作似稍逊色。我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笔名丁又）的《香港初期史话》于1958年初版。此书较多地使用中国史料，简明扼要地叙述了1841—1907年的香港历史。在揭露英国侵占香港及其殖民统治，反映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上，都作了可贵的努力。在写作轮廓上也一改上述欧人著作中按历任港督任期划分章节的作法。但是限于篇幅、资料和其他历史条件，此书对于香港在英占初期的某些重大事件的论述有嫌过略，对港英统治的特点和香港经济发展过程等的分析均嫌不足。
以上所举著作最晚也只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两次大战之间的香港历史，甚少人写，以笔者所见，只有吉林厄姆（P.Gi1lingham）的一册《在山顶上：两次大战期间的香港》，图多文短，在学术水平上还未能同上举各书比美。
与此相反，关于日军攻占香港的经过和日本统治时期（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的香港，则著述甚丰，已有大量的战史、外交史、回忆录、专题研究等问世，且有不断增加之势。彭雅隽（Alan Birch）于1978年刊行安德葛七年前编著的《日军占领香港纪》（又可译为《香港之蚀》）一书时，因新出有关著作和资料太多，不得不增补长达六十多页的附录，且补编了包括英、日、中文著述二百五十多种的详细书目。安氏此书，使用了较多的档案和其他原始史料，对战前香港社会、日军占港经过、日本对港统治及战后初期香港情况都有扼要的叙述。与安氏书同年完成的《香港·长沙作战》（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战史丛书47），根据日方原始史料详细叙述日军攻占香港的经过，对某些情节（如日军指挥部对突袭城门水塘英□郭阵地的反应、日军在港岛登陆初期损失较重原因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专题论文中，如莱思布烈奇（H.J.Leth——bridge）对日治时期香港社会的变化，陈刘洁贞对太平洋战争中围绕香港问题的国际斗争等，都有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日军占港期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在打击日寇、抢救文化界人士和国际友人等方面都卓有功绩，其事迹最近已有张子燮、杨奇等同志回忆整理，尚待进一步的研究。赖翼云（Edwin.Ride（根据其父赖廉士（Lindsay.Ride）校长的文件写成的《英军服务团与香港的抵抗运动》，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英军服务团与港九大队的联系，其中有以前未经披露过的资料，颇有参考价值。
三
要全面回顾香港史历史编纂学中各门专史（经济史、社会史、政制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等）的发展，即使十分简略，也非本文篇幅所能容许，这里只就其中最重要的一门即社会经济史，着重谈谈近年来一些新的趋向。
在香港经济中，外资财团（主要是英资）一直占很大优势，在一些重要部门中甚至居垄断地位。所以，研究外资财团是香港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近年出版的外资财团发展史，为数颇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有一些是这些财团自己组织写作的，这在过去已有不少先例，如1961年柯立斯（Maurice Collis）就曾应汇丰银行之请编写《汇丰》一书，在汇丰银行成立一百周年纪念（1965年）时出版。他在写作中曾参阅过不少汇丰的档案、内部通讯等资料，但是该书对汇丰在华活动的内情似乎透露不多。到1983年，又出版了由景复朗（Frank.H.H.king）主编的《东方的金融业》，这是一本有关汇丰银行历史的论文集，其中多数文章是叙述汇丰在世界各地分行情况的，直接论述汇丰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活动的文章不多。但也有几篇论文有较大的学术价值，如饶余庆论汇丰对战后香港初期工业化的财政支援一篇，充分使用汇丰档案，对战后到六十年代中期香港经济情况以及汇丰在这段时间的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很值得一读。另一本由有关财团组织出版的是作为怡和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册的《蓟与玉》，这本集子由治和的统治家族凯瑟克家成员之一的M·凯瑟克（Maggie Keswick）主编，执笔者包括一些中国近代史或近代经济史专家如费正清（J.K.Fairbank）、利菲沃尔（E.LeFevour）、费伊（Peter W.Fay）、刘广京、郝延平等，他们分工写作的多是平日钻研有素的问题。因此，他们所论虽然或带有为怡和回护之处从而不无可商，但集中各篇论文都是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的。
另一些有关外资财团史的著作则不是由财团组织的，现举张荣洋的《怡和》同克里斯韦尔（C.Crisswe11）的《大班们：香港的商业王子》两书为例。张书使用怡和档案，集中论述鸦片战争前怡和行的早期历史，对怡和的早期经营方式及其在鸦片走私贸易中的地位等的分析，均甚细致而详尽。《大班们》一书则包括香港许多外资财团的历史，从公行制度时代广州的洋商活动叙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太古、置地、沙逊等财团，均各立专章论述，材料相当丰富，行文清楚扼要。结尾一章概论各财团今日情况，但很简略。近年出版的其他有关财团或企业的历史，还有科茨（Austin Coates）写的关于“港灯”和“黄埔”的历史，卡梅伦（Nigel Cameron）写的《中华电力公司史》等，就不一一置论了。
在香港居民中，我国同胞始终占绝大多数。香港的发展和繁荣主要是他们的功劳。华人资本尽管在历史上曾受到一定的歧视，仍能有较大的发展。但过去的香港史著作对于华人社会的形成、演变，以至华人资本的发展，均很少注意，缺乏深入的研究。对华人工商业家及专门职业界人士，以前虽有一些调查录、名人史略等（如三十年代出版的吴醒濂著《香港华人名人史略》）作些介绍，但均嫌简略，对学者帮助不大。到六十年代后期起，这种情况有所变化，学术界对华人社会发展历史给予更多的重视。如莱思布烈奇试从一些华人社会团体（如东华医院、保良局等）的历史来研究华人社会的发展，虽限于未能广泛使用中文史料，但其见解有些是相当精辟的。施其乐（Car1.T.Smith）等就香港华人资产阶级的产生搜集了不少资料，写成《香港华人精英的出现》等专文。近年来鲁言、章盛等对华人社团及社会生活作了不少研究，其成果见于所著《香港掌故》等书中。齐以正、黄文湘、黄霑等人也写出大量的香港华人“名流”的传记。但这些传记多带有通俗性和趣味性，在史料价值上似还比不上香港日本人商工会议所所编的《香港华人资本财团的现状》。此书调查了利铭泽、包玉刚以至新鸿基、永安等二十个华资财团，分别从总投资额、属下各有关事业概要、财政状况、目前事业内容、将来发展计划等方面详细纪述。虽则编成时间较早（1973年），有些情况已成明日黄花，但作为原始资料其价值是较高的。
近年来，关于我国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形成问题，国内学者汪敬虞、黄逸峰、聂宝璋等和旅美学人刘广京、郝延平等都从不同角度作了颇为深入的研究。因此，要分析香港华人资产阶级诞生和成长的一般历史背景，应当没有太大的困难。但是，由于过去长期没有注意搜集，中国商号具体发展过程的史料可能已经大量散佚，搜集不易。深入研究这个在香港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问题还必须付出辛勤的劳动。香港大学历史系和孔安道纪念图书馆的霍启昌、杨国雄等，多年来致力于搜集各种帐本、契约等，准备在这基础上研究华人资本问题，我们热切期望他们的研究早日取得良好的成果。
香港同胞有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从十九世纪中期以来，他们对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中国曾有不少贡献，参加过一些农民起义和反帝斗争，以至维新运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等。对香港史上这些重要的篇章，史学界的研究成果总的来说是不够丰富的，而且也很不平均。
对于香港同胞在中西文化交流、维新运动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学者们致力较勤，成果也较多。罗香林的《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和稍后赵令扬、陈学霖等的有关专文对王韬、何启、黄胜等维新人物的生平和思想都有较好的探究。在这方面，近年出版的著作还有黄振权的《香港与清季洋务建设运动之关系》与蔡永业的《何启传》等，蔡教授为他的同行前辈所写的这部引人入胜的传记，是难能可贵的。至于辛亥革命前香港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则在内地和香港、台湾，以及在美国、日本等，都有人进行过研究，成果较丰，不须列举了。
与此相比，以香港劳动人民为主体的反帝斗争（特别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则少人研究，成果也显得贫乏，有很多空白等待后人去填补。即以二十年代中世人瞩目的海员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来说，自邓中夏同志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于半个世纪前问世以来，论述这两次罢工的著作也只寥寥几种（如蔡洛、卢权合著的《省港大罢工》和苏联阿卡托娃（T.N.Akatova）的《省港罢工》）。国外曾有人写过有关的学位论文，但有的未见出版，如格利克（G.W.Glick）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论文《中华海员工会与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莫茨（E.J.Motz）在密执根州立大学的博士论文《英国、香港与广州：1925—1926年的省港罢工》等。对于这一类题目，看来有两件事可做：一是深入发掘文献资料和做好当事人的访问纪录工作；二是根据陆续公布的有关档案、文件等进行新的研究，寻求新的突破。如冼玉仪的《1884年的罢工与骚动》一文，是关于香港人民反法斗争的专论。作者参考了内地方汉奇、李明仁等和一些香港学者的文章，根据翔实的原始史料，相当中肯地分析了香港爱国商人、搬运工人、艇民等在斗争中的作用。希望在香港人民历次爱国活动的探索上能够多看到类似的文章。
在香港史研究中，我们还注意到一批类似地方志的著作，可称为地区研究。这类著作综合叙述香港某一街区或乡村的沿革、社会、经济、文化等情况，主要是着重于社会和经济。如李明（F.Leeming）的《香港街区研究》，用解剖若干代表性街区（包括上环、油麻地、铜锣湾、大角咀、观塘、九龙城等）的方法分析了香港的城市发展，取径新颖，有一些独到的见解。郑宇硕主编的《变迁中的新界》（论文集），从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分析了世人瞩目的新界地区近年来的变化。其中吴伦霓霞《历史的新界》，对新界地区古代的历史有相当好的概括；李明堃的《新界乡议局——回顾与前瞻》对五十多年来在新界发展历史中起重要作用的乡议局的来龙去脉作了颇为精采的分析。这类著作中还应提到许舒（James.Hayes）的两本书：《1850—1911年的香港地区》和《香港的农村社区，研究与主题》，均是这位港英官员多年业余研究成果的汇集，搜集的资料颇有参考价值。
在地区性研究课题中，关于英国强租以前的新界的乡村组织和社会结构，也是国内外学术界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早在六十年代中期，贝克（Hugh Baker）等人就注意研究新界的五大族，在皇家亚洲学会香港分会会刊第六卷上发表了《新界的五大族》等论文。其后讨论逐步深入，非常热烈，许多国际知名学者如美国的波特（J.M.Potter，著有《资本主义与中国农民：一个香港乡村的社会经济变化》）、加拿大的魏安国（Edgar Wickberg，著有《对一九○○年前后新界土地与系谱的又一看法》）等都参加了研究，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史等不同角度研究明、清时代香港地区的农村。由于研究涉及土地所有与使用（永佃制与一田二主制）、墟市建设、农村教育机构和乡绅势力等许多问题，不但对于香港史研究的深入很有意义，而且对明、清时代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社会经济的研究也相当重要。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
由于香港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香港经济的成长成为香港史和香港经济研究工作者的共同的热门研究课题。在这方面出版较早的是史彭年（E.F.Szcze——panik）的《香港的经济成长》，多年后还常被称引。七十年代以来这方面的新著，全面论述香港经济的，如范叔钦和郑东荣分别写作的两本《香港经济》。日本学者横山昭市着重从香港工业化的背景、过程和重要因素等方面进行分析。还有饶余庆、薛凤旋、伏恩（T.D.Vaughan）和德怀尔（D.J.Dwyer）、罗楚鹏等各从香港金融、中小企业、人口变动等侧面对香港经济发展作出说明。饶余庆还对六十年代末开始的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作了很好的纪述。也有人（如盖格Geiger等）对香港与其他城市、地区经济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还有赵子能等则从今天香港经济的发展回顾香港这一城市一百多年来经济史的各个阶段，提出对香港经济史分期的见解。遗憾的是至今尚未见有一部全面的香港经济史问世。相信改变这一局面的时间不会太远了。
四
从以上简略的分析我们大致上可以看到，近二、三十年来在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史的研究成果是相当大的。但是，与香港悠久的历史、重要的地位和现实的要求相比还差得很远。香港史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努力和提高。相对而言，在目前的研究中比较明显存在的问题大致上可以归纳为四多四少：讲欧人情况多，写华人社会少；铺陈政治事件多，探讨社会、经济发展少；围绕港英行政措施陈述多，分析港英统治本质少；从历史年代上划分则是中间写得多，两头写得少（即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这一段历史研究得比较广泛、深入，专著也较多；二十世纪这一段除了日占时期外，都比较简略，甚至形成许多空白；而香港古代史这一段著述也不多）。
近年来这一情况已开始有所改变。随着香港经济繁荣发展以及九七年限的接近，国内（包括香港）国外对香港问题的关心增加了，对香港史的研究也受到更多的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飞跃进展为香港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有利条件。香港史的研究队伍比前增强了。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等香港高等学府都有多位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并开出了相应的课程；在内地，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纷纷成立了研究香港历史和经济的专门机构；在国外，香港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近年来，各地接连召开了研究香港问题或香港史的学术讨论会，如1979年12月香港与澳洲学者联合在坎培拉召开会议，分组讨论香港经济、城市发展和前途问题，会上所提交的论文由王赓武教授等汇编为论文集《香港：成长中的进退两难》，已于1980年出版；1981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持召开了“香港历史和变迁中的社会”讨论会，也提交了一批论文；1984年4月，国内（包括香港）学者在佛山市举行香港经济学术讨论会，对香港经济的历史、现状与前景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交大会的部分论文由香港经济研究会会长古念良主编，汇集为《当代香港经济问题》，即将在近日出版。这些学术会议加强了学术交流，对香港史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从总的发展趋势看，上述“四多四少”的现象必将在较短的时间内有明显的改变。
目前，形势的发展对于香港史研究的开展是很有利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草签，无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现谨就今后发展方向提出下列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第一、加强学习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充分认识香港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中央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是马克思主义的创造和发展。由此出发而制定的一系列有关香港的方针政策，是从世界的现实和中国的情况出发考虑的。也充分照顾了香港的历史和实际情况。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将要在香港首次实现，香港史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大大增加了。我们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香港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必须对香港的情况进行再学习、再认识。这里研究香港的历史就非常必要。近代的香港，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特别是从战后初期开始，从一个转口港而迅速发展成为国际性的工业中心、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这种经济成就是如何取得的？在它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有哪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制定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建立经济特区，特别是最近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以来，内地与香港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形势的发展要求人们必须客观地了解香港，全面地认识香港。这就不仅要认识香港的现状，也要了解香港的过去，以利于探索香港的将来。实事求是地研究香港历史的责任，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史学工作者的身上。这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更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当前急务之一是有计划地组织力量从事搜集整理史料。历史研究必须以大量积累第一手史料为基础，香港史自不例外。有关香港史的史料浩如烟海，且分散各地。例如在英国，伦敦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s Office）就藏有英国外交部、殖民事务部等档案及英国一些政治家的私人文件档案等。即以殖民事务部档案中Co129一档而论，所收为1841—1943年间该部历任大目与港督的往来通讯及该部发出的备忘录等，香港档案处已将其内容整理编为目录，其中1915年前面的部份已经刊行，共达九卷之多，该档篇幅之大可以想见。庋藏剑桥大学的怡和文件，数量亦属惊人，其中从1790年至二十世纪初的各种帐本（从总帐簿至发货单）有674卷，另有未经整理钉装的各种帐目文件约六百卷另286箱，从1814年至二十世纪初的信件合订本约三百卷，另未钉装的书信147，000封以上。单是一个财团的史料即如此浩繁，可见积累有关香港经济史料的不易了。又如在香港，港英档案处在美利道及黄竹坑道两地所藏档案包括港英一百多个机关所提供的363种档案，全长近二万□。除第二次大战后档案齐全外，太平洋战争中所遭的损失也经多方努力得到弥补。如1858年以后的差饷征收册，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上半的田土处档案等，也都基本齐备。大会堂图书馆和香港大学图书馆所藏有关香港史的中外报刊、回忆录、族谱等，数量也很多。至于在北京和内地其他城市所藏档案中有关香港的史料，则因我们尚未作过详细调查了解，数量就无从细说了。除文献资料外，对当事人的访问及其回忆的纪录工作也很重要，目前内地及香港虽已有一些人注意及此，但力量远远未能适应需要。如二十年代以来香港同胞发扬爱国传统，参加革命斗争的史实，如不及今努力访查纪录，势将给历史研究工作造成难以补偿的损失。凡此种种资料搜集工作，工作量极其巨大，远非某一、两个单位的人力所能解决。要从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客观条件出发，根据需要与可能，确定研究专题、方向，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料，分工进行系统的资料整理、利用和研究工作，以节约时间、人力与外汇，避免重复劳动。我们不仅要在内地史学界中进行协作，而且还要强调与香港学者的合作，以至加强海外的学术交流活动，方能很好地完成我们的任务。
第三、我们要在香港史研究上迅速取得突破，必须通力合作，分工配合。多学科配合的综合研究方法，是现代进行区域研究的发展方向。日本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二十年来即采取这一方法来研究东南亚地区，取得较大成绩。这可供我们在深入开展香港研究中借鉴。在今后对香港的综合研究或称“香港学”中，香港历史是同地理、经济、社会、文化等并列的许多领域之一。然而，从另一方面说，经济、社会、文化等等又各有其发展演变的历史。研究并且掌握这些发展演变的规律，对于香港学各个领域研究的深入开展也是必要的。例如，研究并且懂得香港经济一百四十多年来发展的阶段性及其各阶段的特点，对当前香港经济的研究就很有帮助。因此，香港史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本身也即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其内容除一般历史发展经过外，还包括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等等，非常丰富，非赖许多单位通力合作不容易迅速取得较大成果。目前我省已成立的研究香港问题的机构，有些隶属于多科性的学府，有进行综合研究的便利，如中山大学港澳研究所；有些则专门从事某一领域的研究，比较利于从一个方面深入探索，如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但是，从目前条件看，要开展多学科配合的综合研究，似乎还有联合统筹拟定研究规划、分工配合的必要。
同时，香港史与史学其他部门课题又有密切关系。如上文已提及的一些方面（新界乡村经济同明清时代华南社会经济的关系；香港华人社会的形成、演变与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等），还有其他方面如同中英关系史、华侨史等等……，也有密切联系。以上有的课题已经是广东史学界的重点项目，有些则在国内已有专门研究机构。我们认为有关机构应尽快建立联系，密切合作，更多地联合举行学术讨论会等，交流从不同学科角度探索所得的学术成果，希望能够从边缘取得进展和突破。
第四、解决分期问题，把握发展线索。我们认为要推动香港史研究就必须通过认真的研究和讨论解决香港史的分期问题。过去那些用香港总督的更迭来分期，或用诞生、成长、抉择年代等抽象名词来划分的办法，都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这样并不能反映香港历史发展中本质的东西。正确解决分期问题，才能够从香港历史的复杂发展中把握其基本线索，以便循此线索将香港史中的各方面现象串通起来，作出实事求是的论述。如果说香港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写出一部《香港史》，分期问题将是决定这部书写作结构的关键。同时，分期问题也关系到香港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专史的研究和编纂，关系到对香港历史上重大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因此，抓紧开展香港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无疑是深入进行香港史研究中必须首先着手的重点任务之一。
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香港史分期同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史的分期似应在大体上相一致，但香港史又有其特殊性即从1841年后即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对香港史分期的标准应该是什么？是按阶级斗争的表征还是按社会经济的表征来划分，抑或是按两种表征的结合来划分呢？有人曾将1841年后香港经济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五个阶段，是否可以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作为香港史分期的标志？这些问题都应该认真探讨，从讨论中获得解决。
广东毗邻香港，在历史上和现实上都与香港有密切的关系，联系也较为方便。目前广东已拥有一支研究香港问题特别是经济问题的较大的队伍。香港经济研究会和港澳经济研究中心都设在广州。这些都是广东学术界开展香港研究的有利客观条件，也要求我们在香港研究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对广东史学工作者来说，香港历史的研究还是一个比较新的课题。与香港经济的研究相比，或同北京等地史学界对香港史的研究相 比，我们起步较慢，队伍也相对薄弱，已经掌握的图书资料也较少，因此面临的困难是较多的。我们要同时看到有利条件和困难，踏实地展开工作，同内地和香港的同行加强联系，并向他们学习。上面四点初步意见，期待着香港史研究工作者的帮助与指教。
附录
本文引用书目
本书目大体上收录了正文所介绍的全部图书及论文（包括文中所及部分作者有关著述），依在文中出现先后为序。外文著述只列中译名，以省篇幅。各书语种均分别注明。因编者见闻不广，且篇幅有限，若干重要著作可能遗漏，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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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