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是19世纪晚期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战火熄灭以来，有关这一事件的研究工作绵延不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受某些特定历史因素的影响，研究时起时落，有时甚至鲜有成果。与近代中国其他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相比，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战争另一方法国的研究就更为不足了。认真回顾战争爆发至今中法战争史研究的历程，总结研究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今后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很有必要。
一、1949年以前的研究
中法战争是由越法战争演变而来的国际争端，它起源于法国觊觎越南北圻，最后以北圻沦为法国殖民地而降下帷幕。这场战争先在越南打响，然后波及中国本土，并在中、越同时展开。重要的是，战事原本仅涉及中、法、越三国，但英、德、美、日、俄等列强却为各自利益打算盘，以不同的方式插手其间。正是中法战争的这一特性，交战双方对这场战争的关注均非一般。即在越法战争进行期间，法国就有人对它作了描述、记录和研究。越法战争演变成为中法战争乃至战事结束后一段时间内，法国人的研究兴趣有增无减。中国情况亦然，中法战火燃起以后，便有人着手集聚研究素材，以期研究这场战争的进程，剖析这场战争的得失。但由于各种因素制约，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中法战争史研究并没有在中国发展起来。这种状况，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所以，这段时间应视为中法战争史研究的准备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学者主要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1.收集整理史料
中法战火正酣，张荩臣推出了《华洋战书初编》（1卷，北京三益斋1884年刊印）一书。该书主要收录中法开战以来清朝最高统治者颁布的上谕和群臣的奏议，是研究战初清廷朝野对战争的态度及朝廷决策过程的第一手资料。同期由王子芹辑成的《越法战书》（4卷，上海王氏1884年刊印），收录更为宏富，除上谕、奏折外，还有告示、传记、黑旗军将领刘永福的战图及越法战事的记载。越法战事资料占有很大的比重（全书共4册，有3册为越法战事资料），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它为了解中法战争的演变过程提供了丰富的史料。中法战争结束后，刘名誉所辑《越事备考》（11卷，桂林慕盦氏1895年刊印），主要收录邸抄和报刊，内容既有中法战争事实的叙述，又有时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便于读者了解全貌。
严格地说，以上资料整理工作尚处于单兵独马零敲碎打之中，所辑资料自然不够完整、全面，质量不高。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才有了较大改变。（注：当然，这时仍有上述资料整理方法存在，如陈裕菁利用《申报》辑成《中法战事文件汇辑》（《史学杂志》第1卷第5期及第2卷第2期，分别为1929年11月和1930年5月）等。）其中贡献最大的，首推30年代故宫博物院组织人手进行中法战争原始档案的整理，并于1932年出版了22卷的《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一书。此书辑清朝军机处所存上谕档、电寄档、洋务档及录附奏折而成，是史料价值很高的第一手档案。遗憾的是，抗日军兴，《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的选编工作被迫停止。所幸后来此项工作得以继续，是为以故宫博物院档案馆名义选编的《中法越南交涉资料》，凡90万言。两书为姊妹篇，可惜后者未能付梓，仅在50年代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5-7册中辑入其不及1/2的文字。
1948年，北新书局出版了阿英编的《中法战争文学集》，辑入中法战争时期的文学作品，这是颇有价值的史料。中华书局于1957年12月重版该书。
2.出版回忆录及文集
与同时期的法国参战者相比，中国的中法战争亲历者撰写真正意义上的回忆录却少得可怜。与此大致相类者，有两本书值得一提。一是唐景崧的《请缨日记》（8卷，台湾布政使署1893年刊印）。中法战争期间，唐氏目睹时艰，以吏部候补主事身份，抱忧国忧民心绪，主动请缨赴越参战。这部日记较详细地记录了作者赴越经过及中法战事。因原稿大部分失诸战火，今人所能见到的，乃战后作者在残缺日记基础上补充而成。名曰“日记”，实为日记与回忆录的混合体，或称日记体回忆录。因其中有追记的部分，故记述不免舛误，但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参战者留存下来的文字，其史料价值仍不容低估，尤其是研究中法战争陆路东、西两线战场方面。二是黄海安据刘永福晚年回忆写成的《刘永福历史草》（正中书局1936年版）。黄氏乃黑旗军首领刘永福的家庭教师。此书是他记录刘永福口述黑旗军对法作战经过而成，是研究中法战争史的重要资料。还有必要提及《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和《马尾江观战记》两文。前文系署名“采樵山人”者撰写的回忆录，发表于1932年福州协和大学福建文化研究所编印的《福建文化》杂志第1卷第2期上。名曰“回忆”，实则采自传闻之作。后文乃美国海军军官罗蚩的见闻录，由李青崖译出，发表在1936年10月出版的《逸经》杂志第16期上。此两文篇幅都不长，且前文多有与史不符之处。（注：俞政：《〈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不可信》，《江海学刊》1982年第5期。）
此外，当时为官京都或身膺疆寄、出使他国等要员的文集陆续出版，大大丰富了中法战争史资料的内容。如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曾国荃《曾忠襄公全集》、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等关于中法战争全局，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及《张靖达公杂著》、彭玉麟《彭刚直公奏稿》、胡传钊《盾墨留芬》、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李秉衡《李忠节公奏议》、冯子材《军牍集要》（又名《冯宫保军牍》）等关于两广防务及陆路东线战场，岑毓英《岑襄勤公遗集》、唐炯《成山老人自撰年谱》等关于云南边防及陆路西线战事，欧阳利见《金鸡谈荟》、薛福成《浙东筹防录》、刘秉璋《刘文庄公奏议》（又名《刘尚书奏议》）等关于浙东办防及石浦、镇海兵事，张佩纶《涧于集》、刘铭传《刘壮肃公奏议》等关于闽台诸战，曾纪泽《曾惠敏公遗集》等关于交战国外交，邓承修《语冰阁奏议》等关于中越疆界勘划……都是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可以说，没有这些人留下的文字，后人要完整地认识中法战争的本来面目是难以想象的事。
3.初步研究的成果
在中法战争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人们对这场战争的研究总的来说比较冷清。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人从事这项工作。而且，有些研究还卓有成效，向为学界首肯。
自从20世纪初罗惇曧撰写《中法兵事本末》和《越南人泪谈》（分别载于1913年出版的《庸言》杂志第1卷第7-8号及第14-15号）之后，学者对中法战争的整体认识进一步深入。到了1937年，吴悫在《广西边务沿革》一书（缺版权页）中设“中法甲申之役”一章；何慧青《援越抗法光荣史》一文在《逸经》杂志第31-36期（1937年6-8月）上连载，可见中法战争这段不寻常的历史已被纳入学人的研究视野。
这一时期，各报刊还发表了一些从不同侧面研究中法战争的专文，如喜马拉雅《法人对广西之包围政策》（《南风报》1911年5月15日）、佚名《中法战役阵亡将士》（南宁《民国日报》1932年12月11日）、佚名《谅山战前》（南宁《民国日报》1934年10月2日）、惜阳《纪甲申中法战事玛王关前谅山之捷》（《人文月刊》第2卷第9期，1931年11月15日）、王泗原《甲申旧语》（桂林《大公报》1944年1月25-28日）等。关于中法和约的研究成果如佚名《中法越南商约签字》（《国闻周报》第7卷第20期，1930年5月）、赵康节《缔结中法越南商约的回顾》（《民族》第3卷第9期，1935年9月）、杨茂章《中法条约与西南之关系》（《西南国民周刊》1932年第5-7期）等值得一提。
在这一时期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人物评价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在众多中法战争历史人物中，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是热点人物。除前述《刘永福历史草》外，重要的还有李健儿《刘永福传》（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黄萍孙《刘永福》（重庆正中书局1943年版）、唐伟《民族英雄刘二传》（注：刘永福排行第二，故被称为“刘二”。又因“二”字粤语音“义”，故又被称为“刘义”。）（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印行）等专著记其生平事迹。而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崇文书局1919年版）、佚名《古今名将全史》（大陆图书公司1922年版）、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广西民族英雄略》（1935年编印）、赖彦于主编《广西一览》（广西印刷厂1935年印）、梁乙真《民族英雄百人传》下卷（三友书店1942年版）、韩棐等《中国民族英雄列传》（中华书局1947年版）、复兴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历代名人录》（该社1948年版）等书中，均有刘永福的单篇传记。此外还有多篇发表在当时报刊上的资料和论文，如《刘永福战书》（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10月27日）、《刘永福檄文》（南宁《民国日报》1935年10月28日）、《刘永福》（《申报周刊》第1卷第1期，1936年）、张履贞《刘永福之生平》（南宁《民国日报》1934年8月19日）、罗香林《黑旗军刘永福略传》（《中国新论》第1卷第1期，1935年4月）、蒙起鹏《刘永福传》（《广西普及国民基础教育研究院日刊》第485号，1936年6月）、王孝风《黑旗军刘永福》（《学习生活》第3卷第4期，1942年9月）、中山客《刘永福》（广州《越华报》1949年8月1日至9月18日）、施明《民族英雄刘二》（《少年之朋》第1卷第5-6期）、张健甫《从日寇进占越南想到反法抗日的刘永福》（《前锋月刊》第2期，1941年2月）、徐盈《追念刘永福》（《新中华》第1卷第2期，1943年2月）等等。
其他诸如冯子材、苏元春、陈嘉、唐景崧等与中法战争关系密切的广西籍人物，也有不少论著涉及。有一点需要说明，这一时期广西学人对中法战争史给予特别的关注，许多成果出自他们之手，这跟广西与越南为邻，因地缘之故而成为中法战争陆战场大后方至有关系。
言及早期的中法战争史研究成果，不能忘了30年代邵循正先生那篇优秀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该论文是一部学术价值颇高的著作，于1935年由清华大学出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再版）。作为中国第一部研究中法战争史的学术专著，该书在研究方法、资料挖掘等方面都得到学术界的好评。有人甚至认为，该书代表了我国中法战争史研究的最高成就，迄今尚无人企及。（注：参阅张振鹍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第1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前言”第2页。）
从收集、整理资料到利用这些资料进行初步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前的这些工作为后来的中法战争史研究工作做了充分的准备。
二、50年代初至60年代前期的研究
1949年以前，有关中法战争史的研究尚未真正起步。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情形大为改观，中法战争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创业阶段。
1.资料整理出版工作
回顾20世纪，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爆发前这10余年，是整理出版中法战争资料工作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这期间资料整理出版工作量及其成就最大的，当推中国史学会主编、邵循正等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从刊·中法战争》。全书7册，共274.5万字，1955年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基本按原样出第二版。该书包含了数十位与中法战争关系密切的清朝人物的奏折、信札、电文；上文提到30年代故宫博物院编的《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和《中法越南交涉资料》，也被选入相当大的篇幅；此外，该书还辑入了部分法、英、美等国外交文书和著作的译文，是当时条件下人们能看到的中法战争文献资料的精华，它对学术界研究中法战争史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会还与中国经济学会联袂组成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与当时的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编译一套“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在这套被范文澜先生视为“近代史资料中的瑰宝”的丛书中，《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辑入长期盘踞中国海关的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所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节译、英籍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与海关驻英国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的来往电函译文、金登干代表中国赴法谈判备忘录译文及海关各口税务司的报告等，这些价值很高的档案与论著，是研究列强介入中法战争的重要依据。所以，当时即有人预料它“将是一部对近代史的研究非常有用的资料书”（注：张振鹍：《介绍〈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近代史工作者的一本重要参考书》，《历史研究》1957年第9期。）。1983年8月，该书由中华书局再版。
台湾学者整理出版的《中法越南交涉档》也值得一提。这部7大册资料，选自清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外务部所存光绪元年至宣统三年（1875——1911年，其间有的年份阙如）间有关中法战争由来、经过及战后诸问题的诏谕、奏疏、咨文、函札、电报、禀批、告示、条约、合同、谈话录、新闻报道等，共计3070件（有的主件之下包括若干附件），影印出版。为了便于研究者使用，编者对这些档案资料进行了断句，并对讹误、脱漏、衍文进行校核订正，制定校勘表附于书后。此外，编者还归纳出各文件的主题，依类相属，分成北圻剿匪、法越纠纷、中法交涉、筹防、北圻之战一、李福简约及撤兵争议、各国态度及调处、北圻之战二、和议、善后、界务、商务、会剿与其他等类，作为目录置于书前，以便检索。
1966年10月，沈云龙主编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由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印行。这套大型丛书除辑入多位中法战争当事人的文集外，还有佚名辑《中法战争资料》。此书是该丛书的第34辑，篇幅不大，计分奏议、论著、战纪、诗词、小说5编，所辑入的资料大多见于各出版物，少数鲜见者仍可作为研究之补充。
至此，从大陆到台湾，中法战争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高潮，它为中法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主要研究成果
在大力开展资料整理工作的同时，学术研究也初步进入了轨道，并且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一时期，在整个中法战争史研究领域内最有影响的科研成果，要数牟安世著《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一书了。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研究的成果，它篇幅不长，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身。此后该书再版多次，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读物。
揭露列强的阴谋活动及论述中华民族抗暴斗争，是这一时期中法战争史研究的另一热点，代表性的论文有王崇武《中法战争时法国天主教在中越两国的活动情况》（《进步日报》1951年10月12日）、胡益祥《中法战争前法国企图从越南向中国进行扩张的阴谋活动》（《历史教学》1958年第3期）、毛健予《中法战争期间美国的阴谋活动》（《史学月刊》1964年第9期）、毛健予《中法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有哪些反侵略的斗争》（《史学月刊》1957年第12期）等。
纵观这一时期中法战争史研究中的学术论争，主要有如下几桩。
（1）刘永福评价问题的讨论
刘永福是学术界广为关注的历史人物之一。在越南抗法和在台湾抗日是他毕生两件最大的事，评价其一生的功过是非，是中法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论文有：刘汝霖《六十年前刘永福墨旗军在越南的反帝斗争》（《历史教学》第1卷第3期，1951年3月）、丁名楠《关于刘永福的评价问题》（《大公报》1952年1月4日）等文，开始引人瞩目。在两广，由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的《刘永福》于1951年由广州人间书屋出版以及粤剧《刘永福》上演后，围绕如何评价刘永福问题，60年代初在广西史学界展开热烈的讨论。讨论涉及的主要内容有：刘永福的历史地位、刘永福率黑旗军入越的评价、刘永福与黄崇英火并的是非、战后刘永福率部回国的功过等问题，讨论的焦点是刘永福能不能称得上民族英雄。与此同时，《广西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几篇有代表性的论文和综述，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次历时数月的讨论，成了广西学术界开展中法战争史研究的先导。
（2）对牟安世著《中法战争》的质疑
上述牟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反响。1956年2月2日，张振鹍《评〈中法战争〉》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继之，沈奕巨在《学术月刊》1961年第6期上发表《评牟著〈中法战争〉——和牟安世同志商榷中法战争的几个问题》一文，就人民群众在中法战争中的作用、中法战争的发展阶段、抵抗派的形成和作用、几个论证不确和引证史料有误的问题发表了不同看法。
（3）冯子材评价之争
50年代中后期，毛健予写成《抗法名将冯子材在睦南关前的英勇战绩》和《睦南关大捷前后的冯子材》两文（分别发表于《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5期和第11期），其专著《冯子材》则于1958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文发表不久，由《新史学通讯》更名而来的《史学月刊》1958年7月号便在“拨历史教学中的资产阶级白旗”专栏中发表郝立本、荣铁生合写的批评文章，指责作者宣扬个人崇拜的英雄史观等。本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互相切磋并非坏事，但把学术之争与政治斗争绞在一起就会妨碍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但这场争论并无附和者。
3.创立研究机构
60年代以后广西之所以在中法战争史研究方面取得较多的成果，得益于广西通志馆中法战争史研究组的成立。该研究组创设于1959年，是全国第一个以中法战争史为研究对象的科研机构。直到“文革”爆发，广西通志馆被迫解散，该研究组存在有六七年光景。该研究组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学术活动，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参与上述关于刘永福评价问题的讨论，二是组织力量抢救口碑材料。该研究组于1960年3月到翌年冬深入广西、云南两省（区）24个中越边境县、市进行有关中法战争陆路战场的调查访问和实地勘察活动。他们先后访问了600多位老人，其中既有当年中法战争的参加者、目击者，也有黑旗军、萃军、桂军、滇军的后代及亲属，还有军政、工商、航运、宗教界的人士。此外，调查者还进行了考察古战场和战后国防工程、查寻清军将领墓地及碑文等工作，其成果于“文革”后出版（注：《中法战争调查资料实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为中法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重要的口碑资料。
这一时期的中法战争史研究有了长足的飞跃，尤其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但是，从总的方面衡量，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刚刚起步，论文发表不多，涵盖面比较窄，深层次的课题几乎还没有人涉及。
三、70年代末以后的研究
1966年以后，中国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法战争史研究被迫停顿。翻开这10余年的出版物，除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72年出版由该书编写组编的《中法战争》和广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出版沈奕巨所著《镇南关大捷》等为数不多的小册子外，学术品位高的中法战争史专著一部也没有出版；学术论文也是空白，只有傅泰文的《中法战争》（《解放日报》1972年9月26日）等少得可怜的一般文章发表；台湾除鼎文编辑部所编《中法战争文献100种汇编》（鼎文出版社1973年影印）外，有关学术专著和论文亦难觅其踪。
随着“四人帮”的覆灭，中法战争史研究得以继续。此后至20世纪末的20余年间，中法战争史研究迅速升温，盛况空前，活跃异常，表现在以下方面。
1.恢复科研机构
70年代晚期，广西社会科学院成立，“文革”前在广西通志馆中法战争史研究组工作的部分学者进入该院。经过一段时间筹建，1980年在该院历史研究所内成立了中法战争史专题小组，后改为中法战争史研究室，是全国惟一以中法战争史为研究对象的科研单位。该研究室成立后，在收集整理史料和举办学术活动两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推动中法战争史研究的顺利开展做出了努力。在此基础上，该研究室同仁还注意扩大科研队伍的阵容，把高校和社会上的科研力量团结起来，成立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以调动有关专家学者的科研积极性。不久，云南省成立了云南中法战争史研究会，并陆续开展学术研讨活动。群众学术团体的成立对中法战争史研究的推动作用不可低估，这种作用甚至超越地域，因此遂有与中法战争关系密切的福建、浙江等地学者有声有色的学术活动，而马江之役、镇海之役纪念馆的落成，则是这些学术活动的重要结果之一。
2.举办学术研讨会
60年代初广西史学界关于刘永福评价问题的讨论历时不短，但这是因为人物评价而涉及中法战争史，并非专为中法战争史研究而组织。严格意义上的中法战争研讨会，始于1983年5月19-24日为纪念黑旗军纸桥大捷100周年在广西钦州市召开的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这次讨论会由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通志馆、广西文化局联合主办，来自全国各地的70多位学者就中法战争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这次讨论会收到论文、译文60多篇，比过去大半个世纪发表的论文总数还多。
1984年10月20-24日，福建有关单位在福州市马尾海员俱乐部举行纪念马江战役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5年8月7-13日，广西有关单位在钦州市及凭祥市召开纪念镇南关大捷100周年学术讨论会；同年9月12-14日，浙江有关单位在镇海县（今宁波市镇海区）召开纪念镇海之役1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6年12月12-15日，云南有关部门在昆明市举办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1987年10月10-14日，广西有关部门在钦州市召开纪念刘永福诞辰150周年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1990年8月20-25日，广西有关部门在桂林市及蒙山县召开中法战争史学术研讨会；1991年10月25-28日，广西有关单位为纪念三宣堂建堂100周年在钦州市举办刘永福与中法战争研讨会；1995年4月18-20日，浙江有关部门在宁波市镇海区召开纪念中法战争镇海之役110周年学术研讨会。
10余年间，便有9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召开，表明中法战争史研究已从沉闷气氛中走出。这9次学术研讨会，多为纪念中法战争有关人物和战役而举行，会议主题基本围绕这些人物和战役展开，同时讨论了中越宗藩关系、中法战争的性质、海陆战场的关系、清政府的态度、西方列强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中法战争史专题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同时推动一批高水平的论著问世。
3.整理出版史料
随着中法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开展，作为科研基础工作的史料整理又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一时期史料整理工作的特点是：在继续发掘新史料（尤其是国外史料）的同时，将已出版的大部头史料分解，并加入新史料，按专题进行编排，结集出版。
在这方面行动最早的是台湾学者。前述《中法越南交涉档》出版后，伯琴从中抽出直接涉及台湾以及与闽海筹防有关的文件267件，编成《法军侵台档》一书（共两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35、736辑，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编者给书中所有档案文件分别加了标题，并在其末注明出自《中法越南交涉档》何页何条，大大方便了研究者使用。
吴幅员编的《法军侵台档补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737辑，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共辑入文件234件，包括如下5个方面的史料：一是前述《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121件；二是故宫博物院根据军机处档案编成的《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5件；三是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根据军机处档案整理而成的《光绪十年中法交涉电报档》（载《文献丛编》前编第5辑）29件；四是《醇亲王奕儇致军机处尺牍》（载《文献丛编》前编第7辑）75件；五是《军机处杂档中之尺牍》（载《文献丛编》前编第18辑）4件。这些文献史料被辑录成册出版，大大丰富了中法战争台湾战场研究的内容。
在祖国大陆，马江战役和镇海之役发生地的史学工作者也分别做了同样的工作。
马江之役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是由政协福建省福州市文史研究委员会主持的，后编成《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4年印行）。这本20万字的史料集主要辑自如下方面：一是中外目击者或时人据传闻所写关于战役的经过、评论；二是今人所撰部分有关论文；三是从诸多档案馆辑得有关奏折和电文；四是从《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第7册中辑录法国黄皮书有关文件；五是从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刊物《益闻录》中所辑有关文字。
另一部辑录面更广的史料为福建史学工作者收集，由《福建文博》杂志1985年第1期（中法战争闽、台战场专辑）刊布。这本专辑按乡土资料、档案资料、翻译资料以及报刊资料分类辑录而成，多有常人不易得者，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
炎明主编《中法战争镇海之役史料》（全书42万字，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辑自档案、方志、笔记、文集、报章、资料集等，以时间为序，分章编排，使用极为便利。书末的《函电中人名、职务及别称一览表》、《大事记》、《中法镇海之役研究综述》、《中法镇海之役资料及论文目录》4个附录，对读者使用该书史料至有帮助。
中法战争史料整理出版最大的工程，是张振鹍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这套计划为8册、篇幅约500万字的史料集，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确定的重点课题。历经10余寒暑苦战，全部工作已接近尾声，并已由中华书局出书3册。其中前两册为中文史料，主要辑自总理衙门档案（即前述《中法越南交涉档》），此外还有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的档案、《德宗实录》、《光绪朝东华录》及与中法战争关系密切的清朝官员的文集。第3册以后是外文史料，其中绝大部分是法国外交部、海军部收藏的中法战争原始档案，最后一册的一部分为其他国家有关档案史料。
作为上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法战争》（下称“正编”）的姊妹编，该书所辑中外史料一般不与正编重复。在编排方面，则按史料的文种归类，下按时间先后排序，以便研究者使用。书末拟编专有名词表，凡书中出现的人名、地名、舰名等，一并囊括其中，便于查阅。由于辑入书中的法文档案属首次翻译公布，且其学术价值相当高，该书的出版将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学者靠单方史料研究中法战争史的做法。
4.主要研究成果
70年代末到世纪末的20余年间，可以说是中法战争史研究成果最多的时期，分述如下。
“文革”结束后一段时间，描述中法战争全过程的专著迟迟没有在大陆问世。直到80年代末，两位军人的著作才打破沉寂。陈书麟的《中法战争》（海洋出版社1988年版）、刘子明的《中法战争始末》（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叙述了中法战争的全过程，对战争中胜败得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台湾学者研究中法战争的成果不多，但刘伯奎的《中法越南交涉史》（台北学生书局1980年版）一书值得一提。这本篇幅不太长的专著虽未在理论和史料方面有太多的突破，但在长期寂静的中法战争史研究园地里尚属凤毛麟角，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惜海峡两岸冰封未释，大陆学人能读到此书者不多。
在中法战争与各地的关系及具体战役研究方面，有田心的《中法战争与云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与郑剑顺的《甲申中法马江战役》（厦门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向学术界展示了作者的最新成果。后一书对马江江面战斗时间的考证尤具学术价值。
人物研究著作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继施宣圆、吴树扬的小册子《刘永福》（陈旭麓主编《中国近代史丛书》中之一种，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之后，廖宗麟的《抗法名将刘永福》（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及其扩写本《民族英雄刘永福》（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对刘永福这位战功赫赫的黑旗军首领的战斗历程作了深入研究，对前人的舛误多有辨析。龙永行的《苗族抗法英雄项从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与杨法慧、李坚的《抗法英雄项崇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相继出版，体现了人们对传主的关注。李峰的《曾纪泽与中法越南交涉》（中国华侨出版社1991年版）乃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述论颇有深度。
此外，有些人物传记也涉及传主在中法战争中的活动，亦可视为中法战争史的研究成果。李守孔的《李鸿章传》（台北学生书局1978年版）、雷禄庆的《李鸿章新传》（台北文海出版有限公司1983年版）、尹福庭的《李鸿章》（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苑书义的《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冯天瑜的《张之洞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马东玉的《张之洞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萧德浩和蔡中武的《苏元春评传》（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俞政的《何如璋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著作。
笔者的两本拙书是90年代出版的。两书虽非全景式展示中法战争过程的专著，但都为这个领域的研究做了一些努力，顺便在此一述。《中法战争史热点问题聚集》（30万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从清末以来有关中法战争论著中筛选出65个有争议的重要学术问题，分门别类，浓缩争论各方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加以介绍。书末附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中法战争史论著索引，计收入1000多个条目，为入门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参考。《中法战争诸役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是中国第一部中法战争史专题研究著作，首次利用尚未刊布的法国原始档案和撰述，结合中越文献资料，辨析、考证了山西、基隆、淡水、镇海4次战役前后经过的有关史实，纠正了许多长期流传的谬误，推翻了一些不当的结论，揭示了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提出了若干新颖的学术观点。
从总量上说，这一时期出版有关中法战争史的著作不但数量较多，而且质量有较大的提高。它标志着中法战争史研究已经走出困境，正朝着新的高度迈进。
在这一时期，以书的形式反映中法战争史研究成果最多的是论文集。这些论文集是历次学术研讨会的产物，故每一本都有相应的主题。当然，有关中法战争的共性问题也在这些论文集中得以体现。
有史以来第一本中法战争史论文集诞生于福建，即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马江战役一百周年》（《福建论坛》杂志社1984年出版）。这本17万字的集子所收入的论文、调查资料，多与马江之役有关，主要涉及该战役的军事部署、清政府的态度、法军是否宣战以及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集中展示了史学界对此役研究的成果。此外还有，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的《中法战争史论文集》（1-4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至1992年版）；1986年还以《广西社会科学》杂志增刊形式出版了《中法战争史专集》。浙江有关方面还编有《中法战争镇海之役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人民出版社版1996年版）。1994年1月，龙永行的《中法战争论丛》一书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东南亚》杂志增刊的形式出版。作为第一本中法战争史方面的个人论文集，该书用41万多字的篇幅收录了已发表的论文、调查报告、考察记等，论及中越宗藩关系，中法战争的性质与结局，中法战争与云南的关系，战后中越边界的勘定，马江、镇海、宣光、临洮等战役的考证，刘永福、岑毓英、杨玉科、项从（崇）周等人的评价等等，是作者多年心血的结晶。
以上8本论文集，共收入论文210篇、译文11篇、综介5篇、索引2篇、考察记2篇、调查报告1篇，篇目总数大大超过了此前70多年发表论作数量的总和，足以证明这一时期中法战争史研究之活跃。
在80年代和90年代掀起的中法战争史研究热潮中，学者们撰写了一批有见地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除了上述8本论文集外，还散见于各报刊，两者之和，计达300多篇。这300多篇论文，论及中法战争的方方面面，概而言之，可归纳为两大类：一是讨论中法战争史的若干专门问题，二是有关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些论文内容丰富、特点鲜明，为此前所无法比拟。
据初步统计，1980年前的4/5个世纪，公开发表的真正意义上的中法战争史学术论文不过20来篇，而1980年后的1/5个世纪发表的论文篇数却是其10多倍。以绝对数言之，便可知这一领域日新月异的变化。
从质量上看，这一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更有明显的长进。许多作者在挖掘史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加上近年来新史料陆续被发现，尤其是法国原始档案的引进，使这些论文言之有据，更加丰满。另一方面，研究者理论水平的提高，思想观念的改变，也为这些论文的成熟提供了有利的保障。此外，这一时期的研究视野愈益扩大、论题愈益深化，突破了过去的封闭式研究，改变了以往只讨论个别人物和事件的局面，进而朝着多角度、全方位研究的方向发展。研究成果主要包含如下内容。
（1）重提中法战争的性质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对中法战争性质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越南史学界则不然。70年代中越关系恶化后，仇华情绪被带入学术研究中，于是出现了文造的《1885年法中协定以来中国背叛越南的一百年》（越南《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郑濡的《清朝反对1874年条约对越南的阴谋》（越南《历史研究》1998年第3、4期合刊）、《清朝争夺在越南的宗主权》（越南《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1883-1885年中法战争的根源》（越南《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注：后两篇译文载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4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等文。
为了实事求是地说明真相，我国学者撰写了好几篇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庾裕良的《论中法战争的性质和失败原因》（《学术论坛》1982年第4期）、野粟的《歪曲历史帮不了地区霸权主义的忙——驳斥越南阮文戎的谬论》（《印支研究》1983年第2期）、龙永行的《驳越南陈辉燎等人对中法战争性质的歪曲》（《学术论坛》1983年第3期）、黄振南等的《试论中法战争的性质》（《学术研究动态》1983年第8期）、张胤的《抗法战争的正义性不容歪曲——驳越南某些史学家的谬论》（《学术论坛》1985年第4期）、杨遵道的《关于中法战争的性质》（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3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萧德浩的《中法战争的前因后果——兼评越南郑需〔濡〕的〈中法战争的根源〉》（《东南亚纵横》1992年第3期）等。这些论文，从正面论述了清朝政府应越南阮氏王朝之邀出兵抗法的经过，指出中法战争是中国援越抗法的正义之战，而非个别越南史学家所说中法为争夺越南而进行的“狗咬狗”之争。
（2）透视中法战争的结局
1885年6月9日李鸿章与巴德诺在《中法新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上签字画押之后，清朝承认越南为法国的殖民地，中法战争宣告结束。时人以此约丧权辱国，且签订于清军作战获胜之时，故称中法战争的结果为“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在以后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这种说法不绝于耳，普遍为人们所接受。一些学者对此深刻反思，认为用“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来总结中法战争的结局是不贴切的，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并没有太大的失败，或者说中国压根就没有失败，甚至还可以说中国胜利了。说中国失败不大的理由是，《中法新约》虽不平等，但与其前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后甲午战争所订的条约相比，中国的损失要小得多。以并不太大的损失结束一次中外冲突，在外交上是一次不大的失败。（注：储立新：《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和动机试析》，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4集，第205-206页。）说中国没有失败的根据是，法国虽经这场战争实现了它把越南变成“保护国”的目的，但并未获得清政府的战争赔款、割地抵押。另一方面，这场战争使号称“世界第二”的法国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而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却得到提高。所以，这场战争是双方均有得失的战争：中国没有失败，法国也没有胜利。（注：李光正：《剖析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乘胜即收的策略》，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3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说中国胜利的原因是，《中法新约》虽为屈辱条约，但却是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结束后签订的第一个不割地、不赔款的条约，这对当时的中国来说，仍是一个胜利。（注：徐泰来：《左宗棠在近代中国反侵略战争中的历史贡献》，《湘潭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中华民族靠着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民族之魂，迫使盛气凌人的法兰西政府无可奈何地放弃了它企图征服中国、割地赔款的狂妄奢想，这不叫胜利叫什么？（注：聂资鲁：《中法战争不败而败说明什么？》，《湘潭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聂资鲁：《中法战争结局的透视——兼谈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论》，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3集，第39-43页。）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军事上是失败的，外交上不但没有失败，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法国在军事上是胜利的，但在外交上却遭到了挫折，在独占越南之外并没有获得实际意义的利益；中法双方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这场战争是“一场任何一方都不能获得光荣或实利的争端”。（注：闻陈捷、宋严萍：《关于中法战争结局问题的再探讨》，《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以上观点虽未达成共识，亦未得到广泛接受，但在活跃学术空气、扩大研究视野方面所做的有益尝试是值得肯定的。
（3）探究列强对中法战争的态度
中法战争是一次国际间的军事冲突，这次军事冲突除与冲突双方有利害关系外，还与列强的种种利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千方百计地直接或间接插手中法战争，是列强的共同愿望和要求。然而，在过去很长时间内，学术界对此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致使这个关系战争大局的问题若明若暗，不甚了了。
对于英、美、德三国在中法战争期间的“调停”活动，方堃作了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指出1884年6月以前德国在这些“调停”活动中扮演主要角色，此后则由美国争演主角，同年10月以后是英国稳执牛耳。它们各怀鬼胎，企图通过操纵中法交涉，谋求在远东获得优势地位，在中国攫取更多的利益和特权。为此，列强均以“公正人”的面目出现，在伦敦、巴黎、柏林、北京、上海、天津进行多头谈判，谈判中左袒法国，助纣为虐。而“调停”活动的起伏，则与整个国际形势及中法双方战场上的胜负紧密相连。（注：方堃：《试论列强在中法战争中的“调停”活动》，《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
熊志勇则从列强之间的对立与勾结、列强的区域利益与全球利益、列强对区域的让与保等角度探讨英国与德国对中法战争的态度，指出英、德从战略及全球、区域利益出发，支持法国，牺牲中国权益。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幻想得到它们的帮助，结果只能碰壁。（注：熊志勇：《对英德两国关于中法战争态度的考察》，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1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54页。）
覃艺进一步分析英国对中法战争的态度，指出中法冲突初期，英国对法国的野心采取名为不干涉，实为纵容的态度。中法战争期间，英国恃其在华的地位和在清政府中的“威信”排挤其他列强，操纵中法战争的结局，是没有独立自主国家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必然结果。（注：覃艺：《英国与中法战争》，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2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5-204页。）
关于日本在中法战争中的态度和表现，钟康模认为，日本奉行“日法联合，夹攻清国”的政策，于中法交战正酣之际在朝鲜发动“甲申政变”，满足了法国的基本要求，促使清政府乘胜议和，为日后侵华埋下导火线。（注：钟康模：《日本与中法战争》，《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关于美国对中法战争的态度，熊志勇指出，中法战争期间美国一共进行了三次“调解”：第一次是在1883年5月李（鸿章）脱（利古）谈判期间，因法国在越南动了武而未成功；第二次是在1884年5月李（鸿章）福（禄诺）谈判期间，以法国拒绝“调解”告终；第三次是在1884年8月法国把战火烧到中国本土之后，因中国反对赔款和法军占据基隆而付诸东流。美国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调解”，目的在于争取和平环境，推行经济扩张政策。具体说，一是扩大在华影响，二是谋取商业利益，三是保护既得利益。（注：熊志勇：《中法战争期间美国的三次调解》，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2集，第174-184页。）
（4）考证战役的史实
中法战争由诸多战役组成，这些战役是中法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弄清这些战役的来龙去脉，就弄不清中法战争本身。然而，由于疏于研究，中法战争各战役如何展开、规模如何、结果怎样……这些问题往往尚无清晰的说明。直到20世纪晚期，这些问题才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宣光之役发生于中法战争后期越南北圻陆路西线战场，是史学界最易忽略的战役。龙永行较早关注该战役的研究，他认为，此役长达73天，法军守住的宣光城虽未能克，但法军损失重大，伤亡约为清军及黑旗军的一倍，成为中法战争的重大转折点，是清军转守为攻、由败而胜的重要标志和里程碑。同时，此役拖住、分散法军兵力，为清军东线战场获胜创造了条件，不失为中国军队的一大胜利。（注：龙永行：《宣光、临洮战役初探》，《东南亚》1985年第1期。）黄铮不同意以上结论，指出中国军队对宣光城久攻未克，作战目的没有达到，不能说取得了胜利。（注：黄铮：《关于宣光、临洮之战的评价问题》，《印度支那》1986年第1期。）
80年代以后龙永行率先探讨了临洮之役，他对《岑襄勤公奏稿》、《刘永福历史草》、《张文襄公全集》等有关记载进行研究后指出，临洮之役从滇军收复缅旺开始，以滇军、黑旗军的辉煌胜利和法军的彻底失败告终。之后滇军乘胜追击，连克10余州县，临洮大捷是事实，而非“探之无物的虚影”。（注：龙永行：《宣光、临洮战役初探》，《东南亚》1985年第1期；龙永行：《评中法战争前后的岑毓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7年第1期。）黄铮则认为，中越军队在临洮之役中仅收复了1府1县4隘，而不是有的论著所说的“十几个州县”，此役战果并非十分辉煌。（注：黄铮：《关于宣光、临洮之战的评价问题》，《印度支那》1986年第1期。）刘君达甚至认为，当时中越军队没有连战皆捷的条件，岑毓英在奏折中说清军击毙法军五画军官（中校）也不可能，法军在临洮并未占领十数州县，何来收复“十数州县”之举？所以，所谓“临洮大捷”并不存在，是探之无物的虚影。（注：刘君达：《“临洮大捷”质疑》，《学术论坛》1985年第3期。）
镇南关（今友谊关）之役是中法战争的最后一战，清军在这次战斗中击退了法军的疯狂进攻，史称“镇南关大捷”。在过去相当长时间内，史学界对其评价甚高，称之为扭转中法战局的转折点。80年代中期，杨志本等人率先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镇南关之役爆发时中法战争全局的重心已由陆路转向中国东南沿海，清军在镇南关的胜利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谈判中的地位，况且这一胜利还受到法军攻占澎湖的抵消。所以，镇南关大捷不是中法战争的转折点。（注：杨志本、王苏波：《镇南关大捷不是中法战争的转折点》，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2集。）此观点一出，即有学者提出商榷（注：王承仁：《关于镇南关大捷在中法战争中的战略地位问题——与杨志本、王苏波同志商榷》，《广西社会科学》1986年增刊号。），同时围绕镇南关之役历史地位问题展开了讨论。（注：俞政：《中法交战初期战和之争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章鸣九：《洋务派官僚对中法战争的不同态度说明了什么》，《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张梅：《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乘胜而收”原因新探》，《学术界》1990年第4期；储立新：《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和动机析》、关威：《中法战争后期的形势及清政府“乘胜即收”原因析》，均载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史论文集》第4集。）在这里，人们关心的不仅是反对抑或支持这一观点，更重要的是评价事物的角度与方法，是研究问题的思路。
就中法战争的具体战役研究而言，马江之役是学术界涉足最多的一个，80年代以来的马江之役研究，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都有了很大的进步，研究中涉及的问题，诸如法军是否采用“突然袭击”战术、清军“关门打狗”是否可行、清军利用涨潮之机发动进攻是否获胜、清军应该保护还是应该毁掉马尾船厂、如何评价“敌我杂泊”的做法、福建水师伤亡多少人、清军为何惨败、谁是战败的罪魁祸首、战败与洋务运动破产有无关系、采樵山人的《中法马江战役回忆》是否可信等等（注：参阅黄振南《中法战争史热点问题聚焦》第3章；俞政《〈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不可信》，《江海学刊》1982年第5期。），多是这一时期提出的新问题，展示了这一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此外，上述笔者的《中法战争诸役考》一书，得法方史料之便，对山西军事防卫体系进行考察，认为清军在基隆并未获得“大捷”，同时对镇海之役的规模也作了考订。
（5）重新评价某些历史人物
评价历史人物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政治运动绵延不断，历史人物评价受到影响最大。“文革”结束后，一刀切、脸谱化的人物评价模式逐步退出了学术研究领域，中法战争人物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是近代中国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史学界对这位历史人物的研究常盛不衰。然而，由于刘永福所处时代的局限性，更由于后世评论者受政治风云的拍打，刘永福被描述为集众多矛盾于一身的复杂人物：有的说他是阶级斗争的变节者、民族斗争的勇士；有的说他是伟大的爱国将领。对于刘永福在抗法斗争中接受清政府接济的评价，有的持肯定态度，有的持否定态度。对于刘永福从越南回国问题，有的说他为当官而放弃反侵略斗争，在历史上留下了污点；有的说他虽为个人名利而回国，但不可过多指责；有的说他回国并非为了当官，不构成历史污点；有的说他服从抗法大局而回国，有功无过。（注：司马骅：《区通志馆举行第二次历史学术讨论会 讨论刘永福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广西日报》1961年5月30日；佚名：《怎样评价刘永福》，《文汇报》1961年6月23日；《有关刘永福评价的几个问题》（来稿综述），《广西日报》1962年1月22日。）凡此种种，错综纷繁。70年代末以后的观点，则有逐步接近的趋势，即骂名正在减少，褒扬日益增多。（注：沈奕巨：《谈谈评价刘永福的几个问题——廿年前一场讨论的答辩》，《广西地方志通讯》1983年第1期；庾裕良：《评价黑旗军历史功过的几点意见》，《印支研究》1983年第2期；牟安世：《论黑旗军援越抗法战争的历史功绩》，《学术论坛》1983年第3期；龙永行：《刘永福同清政府是“合流”吗？——兼评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集刊》1985年第2期；杨万秀：《评刘永福入越抗法的几个问题》，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1集；张学伟：《关于刘永福与清政府的关系》，《曲靖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等等。）这种现象，是研究不断深入，各种观点不断交锋的结果。
刘铭传是淮军宿将，是台湾抗法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因当时在台参加抗法的既有淮军又有湘军，历史上湘淮军之间的隔阂与矛盾曾影响到刘铭传的评价问题。对于刘铭传与淮军领袖李鸿章的关系、刘铭传与其他湘军将领的过节、刘铭传与刘áｏ＠⑨的交恶等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都曾有过不公正的评价。由此涉及刘铭传从基隆撤军赴援沪尾这样具体问题的评价，乃至如何评价刘铭传在台湾抗法的功过这样关乎全局的问题，否定的多，指摘不断。（注：其代表性意见为赵捷民《刘铭传在台湾的抗法问题》，《新史学通讯》1955年第1期。）70年代末以后，随着学术风气的转变，学术界在充分肯定其抗法功绩的同时，也指出其某些历史局限性。（注：参阅陆方《试论刘铭传》，《吉林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苏征《评刘铭传在台湾的活动》，《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刘俊山《刘铭传在台湾的抗法斗争》，《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杨彦杰《关于刘铭传在台湾领导抗法斗争的几个问题》，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马江战役一百周年》，福建论坛杂志社1984年版；姚永森《刘铭传传——首任台湾巡抚》，时事出版社1985年版；韦庆远《刘铭传指挥的反法侵略台湾保卫战》及程如峰《从抗法保台看刘铭传的战略战术》，萧克非等主编《刘铭传在台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戚其章《刘铭传撤基援沪与沪尾大捷述论》，《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第2期；黄振南《刘铭传撤师基隆之我见》，《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梁义群《论刘铭传抗法保台最佳战略战术的选择》，《历史档案》1997年第4期等等。）
李鸿章在近代中国位重一时，权倾一方。他虽未亲自率兵搏击沙场，却在中法外交谈判桌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持全盘否定态度，称其避战求和、妥协投降，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云云。（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牟安世：《中法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毛健予：《中法战争中李鸿章怎样始终主张投降？为什么竟会在胜利的局面下签订卖国条约？》，《新史学通讯》1956年第3期。）70年代末以后，情况有了变化。首先是对李鸿章主和重新做出评价，有的说他并非一贯主和（注：陆方：《中法战争中的李鸿章》，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马江战役一百周年》；章鸣九：《洋务派官僚对中法战争的不同态度说明了什么》，《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关威：《对李鸿章在中法战争中几个问题的再认识》，周军等主编：《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有的说主和本身并非一无是处。（注：王景泽：《中法战争时期李鸿章主和原因初探》，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3集；赵启重：《论中法战争中的主战派》，《松辽学刊》1991年第1期；储立新：《中法战争中李鸿章主和动机试析》，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4集。）其次，对李鸿章的评价进入了更深的层面，即对他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诸如他对中法两国军事实力强弱的判断、拒绝援闽原因等等，都有专文探讨，并且发表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观点。（注：王承仁、刘铁君：《李鸿章与中法战争》，广西中法战争史研究会编：《中法战争论文集》第1集；关威：《中法战争中的援闽问题与李鸿章》，《福建论坛》1988年第6期；宋振虹：《论中法战争中的李鸿章》，《抚顺师专学报》1991年第1期。）
张佩纶与何如璋，曾因马江战败而被视为反面人物，有备战不力、纵敌入口、临阵脱逃、匿藏战书、偷窃国帑等罪名。80年代以后，研究者对这些问题重新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注：这一时期有关张、何评价的论文发表相当多，除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法战争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纪念马江战役一百周年》一书所载诸文外，重要的还有郑师渠《论张佩纶与马尾海战》，《史学月刊》1983年第4期；王植伦《试论张佩纶与马江海战》，《福州社科通讯》1984年第4期；陈赛惠《马江战役中的张佩纶》、苏斌《关于张佩纶在马江战役中的几个问题》，《福建文博》1985年第1期；俞政《张佩纶是马江战败的罪魁祸首吗？》，《福建论坛》1985年第5期；李明伟《略论中法战争时期张佩纶的战略思想》，《辽宁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赵琳《张佩纶与中法战争》，《学术月刊》1997年第7期；韩路《马尾海战中的何如璋》，《岭南文史》1984年第2期；萧学法《何如璋在马江海战中主战有功》，《光明日报》1990年12月19日；俞政《何如璋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等等。）目前，史学界对张、何二氏之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
苗族英雄项从周（又作“项崇周”），曾在中法战争期间有过光辉业绩。可是，多年来这位传奇人物被人们遗忘了，一般的近代史专著、教科书和论文，很少提及这位英雄。这个问题在80年代以后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相应传记著作和论文的涌现（注：这些传记和论文主要有翁家烈《苗族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辉史章——记项崇周领导的抗法斗争》，《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龙永行《民族英雄项从周的传说》，《山茶》1984年第2期；解炳昆《项从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胡兴义《项崇周传略》，《云南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3期；项朝宗：《记我祖先项崇周》，《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龙永行《苗族首领项从周抗法述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龙永行《苗族抗法英雄项从周》，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杨法慧、李坚《抗法英雄项崇周》，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项氏研究成了热点之一。
岑毓英、张之洞、左宗棠、曾纪泽、彭玉麟等，虽然都是中国近代历史名人，但对他们与中法战争关系的研究，却长期受到冷落，空白点相当多。至于苏元春、陈嘉、刘璈、李秉衡等偏裨之将，更是鲜有问津。直至近一二十年，才有研究者涉及其间，并有逐渐升温之势。
纵观70年代末以来的中法战争史研究，经历“文革”结束后数载的预备、酝酿，于80年代前期得到恢复，并逐步进入高潮，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
由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学风的逐步建立，学者们摒弃了评价人物公式化、论说事件政治化的研究模式，有关宗藩关系、人物方面的研究更接近真实，研究思路更为开阔，研究方法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顾过去的百年，中法战争史研究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路。“文革”结束后的20余年，这一领域虽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坦率地说，新时期中法战争史研究的真正高峰还没有到来，其主要表现为：一是70年代末以后，中法战争史研究曾有较大的发展；从90年代初开始，报刊上发表的相关论文数量逐渐减少。二是总体研究进展缓慢，有重大影响的成果不多。人们一直在盼望有分量的中法战争全史能尽早出世，中法战争史研究的众多处女地能得以开垦。面对现实，要把中法战争史研究引向纵深，笔者认为，（1）应在宏观指导下加强微观研究。就目前中法战争史研究的状况而言，急需弄清楚的是构成这场国际军事冲突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只有逐个考察清楚有关战役、事件、人物之后，人们才能认清中法战争的真实面目。同时，人们站在宏观的高度，把握研究的对象，去分析事件间的联系，考评事件与人物之间的瓜葛，微观研究才能贴近历史事实，史学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2）应加大史料整理的力度。中法战争时期有关中外文报刊资料，法方当事人撰写的有关记录、回忆，对于中法战争史研究来说，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应在今后进行抢救性翻译整理出版。（3）应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面对目前中法战争史研究人员老化、短缺的局面，有针对性地培养后备力量是当务之急。应不定期举办学术研讨活动，一方面商讨有关学术问题，一方面集聚有志研究中法战争史的学者。还应加强中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才，深入发掘和广泛利用国外有关中法战争的史料，进一步深化中法战争史的研究。
倡其言而践其行，只要我们共同努力，中法战争史研究这片大有可为的园地必将在新的世纪结出丰硕之果。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