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初，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的重大问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主义，一味姑息妥协，导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我不宣而战，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地，未逾月而占领了东三省全部，继而挥戈南下入关，步步进逼，又控制了整个华北大部与热河、察哈尔（今河北省西北部张家口一带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附近）。北平四郊多垒，岌岌危在旦夕。
当时我正就学于燕京大学历史系，既未克投笔从戎，报效祖国，只有亲身参加到如火如荼的救亡图存的全国性抗日运动中去，高声疾呼，唤起全国民众共同抵制日货，以为救国图存之大计。每深思熟虑，而尤痛史与国之偕亡，于是发愤专攻清史与满族史，服膺先师洪煨莲（业）、邓文如（之诚）诸教授平日谆谆教导的“救亡不忘读书”、“读书必须把汉学从日本东京抢回中国北京来”，清史与满族史当然是我们和日本学术界争夺的主要目标之一。日本学者之所以敢于夸口汉学之中心在他们那里——东京。并非在其他所有研究领域均比中国学者领先了多少，不就是因为在清史与满族史方面比我们领先了一些嘛？而日本国内一般学人之所以积极研究清史与满族史，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不惜任何重大代价去搜集史料、图书和档案（不但尽量搜集在黄河流域的一切有关资料，而且扩展到连长江流域的一切资料也包括在他们搜集范围之内），另外重礼延聘日本国内一部分与此有关的一流学者，考察东北的风土人情、考古文物，论证开原、铁岭以北吉林、黑龙江大片土地之均非中国领土，妄图将“满洲国”从中国版图上脱离出去，使之有历史根据，使之成为日本控制下的殖民地的合法化。
我从此时开始立志专攻清史与满族史为生平的主要目标时，两师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并告诫我说，日本人搞学问的确有他们的一套，目前他们研究水平以及他们占有的资料和出版专著也均比我们强，如果想要超过他们，绝非一人一朝一夕之功，不能急于求成，还是要先打好学问功底，坐下来坐它十年二十年冷板凳再说。我也就从这时开始，私下决心：非有关清史与满族史的问题，宁搁笔不写。解放前夕，我开始撰写的两篇清史处女作《清世宗夺嫡考实》与《胤祯西征纪实》1，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发表的。解放后不几年，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初步学习与体会，我又撰写了另外两篇关于满族史的文章《满族在努尔哈齐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与《皇太极时代满族向封建制的过渡》2。首先必须学会和掌握好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由此及彼，因小见大，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从而使我体会到清史与满族史均并非孤立存在，二者之间的联系竟然密不可分。不懂得满族史，清史上的许多大小问题未必能求得真解；反之，不懂得清史，满族史甚至清代的各民族史在中国史中的意义，也将不能完全展示出来，并得到合情合理的解决。
我国古籍中最早有关民族问题的记载的，如《诗经·南六序》3有云：“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又如《春秋公羊传·僖公四年》4亦云：“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则知春秋时，华夏／汉民族和戎、狄、蛮、夷有好几十上几百个国（其实都是大小不同的部、部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经过长年累月无数次的交往、争斗和战争兼并，春秋战国时期只不过一二百个国，到战国时只剩下了秦、齐、楚、燕、韩、赵、魏七国。就在春秋战国时，人们就已指出：“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见《礼记·王制篇》）5。这不啻是一篇描写中国古代各民族不同类型的饮食起居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
我国历史学中之有民族史记载，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史记》。《史记》中有《匈奴》、《大宛》、《南越》、《东越》与《西南夷》6等列传，以其均属于我国境内的各民族故分别为之立传。至于东邻友邦《朝鲜》7则别为一传以示有别，殊为得体。乃自东汉班固《汉书》大体沿袭史迁而稍变其例，《匈奴传》仍旧外，另增《西域传》8上下两卷，又并西南夷、南粤（粤同越）、闽粤与朝鲜合为《西南夷两粤朝鲜传》9一卷，是班书不啻以今新疆天山南北路以外的中亚大小各国以及我东三省近邻朝鲜与韩国均被纳入我国境内与国内各民族等量齐观。自此以后历代正史《二十五史》（不包括《新元史》，即《二十四史》加《清史稿》之有《四裔传》均同）沿而不改，竞将各友好邻邦不加区别地视为我国境内少数民族之列，从而引起邻邦之强烈不满和抗议。班书始作俑者，不能辞其咎也。
建国初期，在党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和大力支持下，首先对全国各少数民族进行了大量的民族识别工作，迄今被正式承认的，除汉族外，有55个兄弟民族。与此同时，对全国各兄弟民族地区进行了空前的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在此基础上，从1958年起，历30余年，编纂并出版了一套《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10和《简志丛书》，55个兄弟民族均各有一本自己本民族的历史，只有极少数或以两个相连或以两个以上的兄弟民族合编成一书。我于1959年夏至1962年春亦被调往沈阳参加辽宁省社会历史调查组编纂的《满族简史》初稿工作，于1970年后期重加审订删定，197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少数同志进行审阅修订，我亦被邀参加通阅，于1979年北京中华书局正式出版，成为《简史丛书》中的第一本，并于1984年获中国史学会和全国记者协会颁发的爱国主义历史通俗读物优秀奖。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只有在马列主义历史观和民族观的思想指引下，才能在利用大量搜集汉文和有关各少数民族文字档案上，充分表现和发挥其符合平等、团结、互助、共同进步的新中国民族政策，达到和完成为各兄弟民族所能承认和接受的《简史丛书》的任务，这是我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
历史作为一面镜子，鉴往知来，要正确解决好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更需要对本国各民族过去的历史加以全面、系统、深入分析的研究，去探索认识本国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光明与黑暗、平坦与坎坷，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作为我们现在和未来正确解决本国民族问题的借鉴。迄今为止，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之以资产阶级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戴有白人与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压迫政策的眼镜，是不足与谈正确解决好本国的民族问题的。即以经历了70多年风风雨雨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竞于90年代初期正式解体了。推究其原因，当然是多种复杂因素和原因所造成的，但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恐怕就是没有处理好本国境内和民族之间内部的民族问题。
新中国创建5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20年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引进外资和先进科技为我所用，实事求是地发展本国经济，使我国国民经济蓬勃发展，敢为人先。在此春光的照耀下，我国民族史研究工作者老中青年人亦都有了充分条件，为之加倍努力，作出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硕果累累，其中民族专史不下一二十种，民族通史方面，较为突出的有翁独健、田继周两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11和以江应梁教授署名主编的《中国民族史》12和我参加主编的《中国民族史》13以及由许多专家学者共同编纂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等重要专著亦相继出版问世。但作为打破历代封建王朝体系而以各兄弟民族为主线贯穿于一书之中作出了全面、系统、深入研究而又为各兄弟民族以及国内外学术界所赞许与认可和能为大家尤其是各兄弟民族同志所接受的一部《中国民族史》，迄今殊不多觏。有之则是在国家民委直接领导和参与下，与由十四五位正副级教授和我一起共同参加主编撰写的《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在目前现有的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1995年获第九届国家图书奖，1996年获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1997年获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璋奖与第六届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成绩优秀奖，1999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励一等奖，还算差强人意。
自本世纪初开始，梁任公（启超）首倡“新史学”，即提出了中国民族史的科目，历年相继出版了王桐龄14、吕思勉15、林惠祥16、柳贻徵17、张其昀18等先生所撰的同名和类似的《中国民族史》多达一二十种。从总体上观察，新中国以前各家著作，均以华夏／汉民族形成与演进为中心内容，史料依据限于历代“正史”《二十四史》，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民族观方面受到当时历史时代和社会条件的种种局限，昔非今比，固不可苛求于前人也。
50年代，中国大陆史学界的民族史研究，主要以对国内少数民族研究为主，如前面已提及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民族识别，兹不复赘，即使以《中国民族史》同名命名的专著，不但包括华夏／汉民族的起源和形成壮大以及汉民族与各兄弟民族的演变和发展；同时，以加强对国内各兄弟民族历史的研究探讨，而以全面系统反映各兄弟民族的历史研究为基础工程。在中国民族史的分期方面，打破过去封建中原王朝体系，而以各兄弟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形成发展和贡献所起的作用，与各兄弟民族的兴衰消长的总趋势作为分期标准，虽有时也许有与中原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相吻合的一面，但总的历史分期的标准与脉络并不相同，所以对中国历代以封建中原王朝传统的分期有所突破。
中国5000年来的历史与文化，既具有众多兄弟民族各自创造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差异特点，又具有众多兄弟民族的统一国家，共同创造中国优良传统的历史与文化的共同特点。差异性具有各兄弟民族多元和异彩纷呈的特点，共同性具有兼容并包和56个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特点。在通过深入叙述各兄弟民族历史与文化先后不同发展轨迹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揭示出各兄弟民族如何共同缔造创新中国传统优良历史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以及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辩证发展的规律。
谈到民族融合问题，我们都知道，融合相当于同化，即自然同化而不是强迫同化，强迫同化是反动的，自然同化是进步的。由于华夏／汉民族文化比较发达，所以能融合一部分兄弟民族是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主要方面。但同时也必须知道，各兄弟民族同样亦能融合一部分汉族人，只不过比较起汉民族来，数量不算太大。例如秦汉时期百越族系的一支东瓯族和另一支闽越族，迁徙到江淮一带被融合为华夏族，而秦始皇19下令强迫迁50万罪徒之民到岭南与百越杂居，互通婚姻，交相融合，一部分华夏／汉民族被融合于百越族之中，另一部分百越人则为华夏／汉民族所融合。汉武帝20也曾将山东（今陕西省函谷关以东）的贫民百姓70余万口迁之于关西（函谷关以西）、朔方（今内蒙古自治区河套西北部及后套地区）、新秦中（今河套以南一带）等地，与匈奴人杂居共处；又将乌桓人迁到上谷（今河北省西北部）、渔阳（今河北省怀柔县）、右北平（今辽宁省西部与河北省东北部）一带，与华夏／汉民族、匈奴族杂居共处。东汉桓灵两帝21以下各朝将降附于汉朝的南匈奴安置在西北沿边的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八郡（今甘肃省东部、山西省、陕西省北部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至包头市一带）22，“与汉人杂处”；后来又将北匈奴58部20万人迁置于云中、五原、朔方、北地一带与华夏／汉民族交错杂处。东汉王朝将南蛮族系的哀牢夷23、武陵夷、板楯蛮24部7000余人迁至江夏（今湖北省武昌）地区与华夏／汉民族共居杂处。众多的匈奴人、乌桓人、南蛮人和长江流域的吴人、巴人、蜀人及其后裔的很多分支均融合于华夏／汉民族之中。
嗣后，魏晋南北朝（公元220—581年）是中国各兄弟民族大混战、大迁徙、大融合的时期。曹魏三国与两晋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适与各兄弟民族要求发展的强烈愿望相反，终于导致各民族大混战、大杂居、大迁徙，出现了各民族的大分裂、大同化、大融合的局面。从而使一些民族发展、富强、壮大了，另一些民族衰退、败落、式微一个一个地相继无声无形地从历史上消失了。
经过100多年的混战，终于在439年（北魏太延五年）才由鲜卑族建立起的北魏王朝来重新统一了北方，与汉族建立的南朝宋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北魏孝文帝拓跋弘大力进行改革25，让鲜卑人改穿汉族服装，鼓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孝文帝本人娶的袁贵人、罗美人、郑光华三位妃嫔均是汉族女子；社会上向来通行鲜卑语便于交流人仕，而孝文帝下令朝廷上下使用汉语；迁都洛阳的鲜卑人均以洛阳为本籍，不许再返上京；并改汉姓汉名，如宇文泰之原名为黑獭，高欢之原名为贺六浑26等等，加速了鲜卑族和北魏社会的汉化和向封建制的转化。有些原来处于原始状态的兄弟民族，如北方的柔然和突厥，至北魏时亦逐渐汉化进入奴隶制阶段。
而在南朝统治地区的各兄弟民族如蛮、俚、越、爨等族大多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进入了封建社会。过去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各兄弟民族迁入中原的有匈奴、鲜卑、羯、氐、羌、蛮、乌桓、丁零、屠各、卢水胡等民族。匈奴和“杂胡”在西晋以后不断进入塞内，仅公元248年（晋太康五年）一次就迁入10万口，被安置在雍州（今陕西省中北部），以后陆续迁入的有好几十万人。鲜卑族早在先秦时就有4万余户（应在20万人以上）被迁至长安，到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时，又大量迁入平城，最后遍布于黄河流域。羯族的后晋石勒将数万羌人由边地迁入清河（今河北省清河县），将10多万户（应在50万人以上）戎人、汉人迁居关东，将氐、羌15万户（应在65万人以上）迁到司州（今河南省洛阳市东北）、冀州（今河北省高邑县东），先后达100万人之多。羯族人大量被迁入塞内上党郡武乡县（今陕西省榆社县西北）和司州（见前）、蓟县（今河北省蓟县）、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等地。《晋书》27载：“关中之人百万余口，……戎狄居半”。其时南方蛮族人民也大量北迁到中原，北魏孝文帝将太阳蛮8万多户（应在40万人以上）迁入荆州（今湖北省江陵市），宣武帝元恪又将太阳蛮2万8千户（应在10万人以上）迁入内地，南蛮族系的多种蛮族遍布于洛阳、关中直至代北（今山西省北部）一带。
从三国曹魏开始起，史载有汉族10万户（应在50万人以上）逃亡乌桓；西晋以后又有好几万户（应在10万人以上）汉族人迁往辽西，依附鲜卑。北魏曾将山东6州汉族人和徒何、高丽、杂夷等10余万口迁入代郡，与鲜卑人杂居共处。28而徙居中原地区的各兄弟民族被汉民族所融合，自后不复见于史册。鲜卑、羯、屠各、卢水胡等族的活动从历史上逐渐消失了。同时也有不在少数的汉族人被融合于各兄弟民族之中，这也是当时同样必然出现的历史事实。
隋唐两朝（公元58l一907年）是各兄弟民族在新的历史发展更高层次上走向新的统一的时期。“贞观、开元之治”使中国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达到更高水平的发达阶段；同时，突厥、回纥、渤海、吐蕃等兄弟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也比过去一些兄弟民族如匈奴、鲜卑、柔然、羌、吐谷浑等均有很大的提高。突厥族与唐朝互市频繁，迄今遗存的《阙特勤碑》29，反映出突厥文字具有相当高的水平；回纥族经常以大量马匹与唐朝交换内地布匹纺织产品；吐蕃族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唐宗室女）和亲30；渤海国被誉为“海东盛国”31；南方的爨、蛮族先后建立了南诏国32和大理国33；西北地区传入的“十部乐”中就有属于西北各兄弟民族的高昌、于阗、龟兹、疏勒34等多部乐；对祖国的文明包括音乐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均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辽、宋、夏、金四朝（公元907——1206年）是契丹族、汉族、党项族与女真族长期对峙抗争、干戈时起、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竞争非常激烈的时期。契丹、党项、女真等各兄弟民族迅速发展、壮大、强盛；而汉族在这期间则处于相对衰弱不振的状态；各兄弟民族通过竞争战斗与经济文化的不断交流，又出现了一次新的高层次的民族大混战、大交流、大融合。
契丹族于公元947年改契丹国号为大辽（王朝），其疆域四至35：东北达到今日本海、黑龙江口，西北抵于今蒙古国中部，南临今天津市海河、河北省霸县、山西省雁门关一带，与北宋王朝接壤，形成辽、宋的南北对峙局面。党项族为羌部族的一支，于公元1032年建立西夏王朝，它的疆域包括今宁夏、陕北、甘肃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部分，与辽和宋鼎立。女真族原在今黑龙江省北部及东南部和吉林省东部，于公元1116年建立金王朝，其疆域四至36：北达外兴安岭和鄂霍次克海，后扩展远达东北临今日本海，南抵淮河、秦岭，西至今甘肃省，与南宋王朝对峙。
这个时期是各兄弟民族迅速发展、壮大、富强，而汉族相对处于较劣态势：一则北宋向辽、西夏、金三国岁输银、绢、茶，以数十万两、匹、斤计37，是弱者对强者的一种赔偿方式；二则北宋一朝疆域局限于东南一隅，不及秦、汉、隋、唐四朝的五分之一；三则唐末五代时，契丹族在辽圣宗耶律隆绪时期，国富民强，铁骑四出，所向无敌。党项、女真等兄弟民族亦不例外，均有较大的发展与进步的优势。到辽、宋、金三朝结束以后，契丹之名不再见于史册，他们主要被融合于汉族之中。金朝时将辽朝人（包括契丹人在内）称之为“汉人”，而称宋朝人为“南人”。后来元朝又将金朝人（包括女真人在内）称之为“汉人”，而称宋朝人为“南人”38。但女真族中还有另外一部分人远处黑龙江与二道松花江合流之处的女真人逐渐发展演变成为后来的满族39。曾一度强盛一时的党项族除一部分后来被融合于吐蕃、蒙古族外，大部分也被融合于汉族之中。
元明清三朝（公元1206—1911年）是以蒙古族和满族取得迅速发展和进步，开创出了以各兄弟民族为主的入主中原、统一全国为先河的新时期。它们是以暴力统治来实现和维持好几百年的长期统治的。而汉族在这时相对来说是处于较弱状态。元清两个朝代一共经历了长达三四百年之久，到18世纪40年代基本上确立和巩固了今天中国的版图，这一期间发展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信仰，为中华民族5000年光辉灿烂的中国古代优秀历史和文化添写了新的篇章。大家都知道，西藏就是在元朝被纳入于祖国版图之内的。清朝前期先后抗击了沙俄殖民者对我东北黑龙江、西北新疆的渗透和入侵，同时又粉碎了英国殖民者对我西藏、新疆的多次入侵阴谋；收复了台湾宝岛等，维护和巩固了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
这个时期，汉族仍处于相对较弱的状态，特别到明朝后期，自视天之骄子的汉族朱姓王朝腐朽透顶，官官相护，人民大众家破人亡，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社会动荡，大厦欲倾，即使人口众多和优良文化处于绝对优势和先进状态的汉族，也确实无力阻止多尔衮指挥的清军铁骑的直驱入关，而广大汉族劳动人民被强迫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由统治民族的地位落到被统治民族的地位。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大门被英国殖民者的大炮利舰打开以后，中华民族的地位一落千丈，为世界各列强所欺凌，正如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喊出的：“中国积弱，非一日矣……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因而孙中山先生最后发动了辛亥革命，再次喊出了“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40的沉痛呼声。武昌起义终于推翻了以满族为首的统治长达近300年之久的清王朝，而以汉族为主体联合中国各兄弟民族（包括满族广大人民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为重新奋勇前进、振兴中华到20世纪中叶民主主义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史无前例的广阔前进的道路。
这里须要指出的是，从原始社会后期民族开始形成之日起，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是在竞争中发展、兴旺或衰弱、消失的。像汉族就有非常坚强的竞争力，虽然经过某些短暂时期处于相对较衰弱的状态，但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前进和振兴、壮大，即使在被兄弟民族统治者（特别在以蒙古、满洲两个强大民族为统治轴心的元、清两代）统治的条件下，仍然能以被统治民族身份发挥出了其强大的核心领导和组织辅助作用。
二
既如以上所述，汉族和55个兄弟民族对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缔造与发展都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而作为祖国历史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兄弟民族历史，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它既包括现在中国境内的各兄弟民族，又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古代各民族。
清人章学诚说：六经皆史41，则十三经亦无一非史。下逮诸子百家以及二十五史，加上诗词歌赋、典章制度、笔记小说、野史稗乘，汗牛充栋，则皆史也。先师邓文如（之诚）教授有言：“即如《明史》号为佳作，而列传中一事散见，轻重无别，往往顾此失彼，以较唐以前史迥不相侔。《清史稿》成于仓卒，更不足以语此。明清实录之修，由不学者任之，首尾不相连贯，盖缺而不载者多矣，是非更可不论”42。平心而论，邓文如先师所著《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上叙及明之部分，除主要引用《明史》外，涉及“明与诸民族之关系”，除引用《明史》外，亦引及《蒙古源流》43、《续通考》44、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陈继儒《见闻录》45、陈诚《使西域记》46、徐继畲《瀛寰志略》47、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48等等。而尤以《明末清初西来传教士著作简表》凡六十三人，本表乃举韩霖、张赓之《圣教信证》所列九十人中之有著述发表者，而六十三人之略历亦略参菲士特所著之《中国旧教徒传》，并据其《传》又增瞿笃德、闵明我、苏霖、利国安、雷孝思等五人49。
明清档案与殷墟甲骨、敦煌经卷、汉晋简牍四种历史文献资料被誉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方世界的四大学术发现，是我国各兄弟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共同创造的极为珍稀的光辉灿烂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60年代出版的《满族历史档案资料选辑》中有《明辽东档案中有关女真资料》共55件，与《清顺治四年至八年盛京内务府档案》共71件以及《清代至民初满洲关系档案》共151件。三部分共收277件。《明辽东档案中有关女真资料》一书中，所收除明、女真关系文件外，也包括了一部分明与兀良哈三卫蒙古人关系的文件。
而早于我们中国注意搜集东北与内蒙古地区当代文献资料的有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所编辑的《满洲旧惯调查报告》一书，其中《典之惯习》，一册，系大正二年（1913年）天海谦三郎所编；《一般民地》上、中、下三卷三册，系大正三年（1914年）龟渊龙长所编；《租权》一册，系大正三年眇田熊右卫门所编；《皇产》一册，系大正四年天海谦三郎所编；《蒙地之惯习与押之惯习》两册，全书合为九册。
我国中央研究院从30年代初开始，就着手整理编辑出版《明清史料》甲、乙、丙三集，每集100页；从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中研院迁往台湾，继续整理编辑《明清史料》丁、戊、己、庚、壬、癸凡七集。另外，精选影印出版《明清档存真选辑》初、续两集，由李光涛所编，尤为可贵。此为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之三十八、三十九，1959年至1960年。
据此，清史满族史研究有不同于以往的一点，就在于掌握有大量保存到今的满文档案第一手资料作为研究依据，可以进行深入而细致的钻研探讨，经过仔细分析和严格考核，方能得出符合或接近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推断或结论来。如果推断或结论经不起历史的核对和时间的检验，重新改写或翻案不但是完全可能，而且也是完全允许的。
满文创制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清太祖努尔哈齐命巴克什噶盖与额尔德尼采用蒙古字母拼写满洲语音；后又经皇太极于天聪年间，发现“上下字无别”、“重如人名地名则恐有误”，命达海加以改进，在原字母旁个别加圈或点以示区别。从而无圈点的被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佛满文，或老满文；有圈点的为“有圈点满文”或伊彻满文、新满文。我国最早将沈阳故宫博物院旧藏《满洲老档》179册译成《满洲老档秘录》为金梁，经满汉文学士十余人之手，费时二载，始克脱稿。《秘录》系择要摘录，分上下两编，实不及二十分之一。后遂有日本今西春秋氏的满和对译《满洲实录》一大册，昭和十三年（1938年），日满文化协会刊行。再以后，由日本学者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三人译注《满文老档》七册，成为《东洋文库丛刊》之第十二种特刊，昭和三十八年（1963年），《东洋文库》刊行。而台湾故宫博物院编印《旧满洲档》十巨册，台北海天印刷厂有限公司出版，1969年。相继，台湾方面由广禄、李学智译注的《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两册，第一册为荒字老满文档册，第二册为昃字老满文档册。台北中华书局出版，1969年、1970年，成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八。稍后，台湾由张葳女士译注，并经陈捷先教授审订的《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一、二册，台北燕徵印刷厂出版，1977年、1980年。
据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下简称“一史馆”）满文部主任屈六生同志的文章说，我国作为满族的故乡，其满文古籍的收藏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经过与国外几家大图书馆所编纂的满文图书目录进行核对，又与国内其它民族文字古籍目录作过一次比较，我国满文古籍之多，除藏文古籍外无论是种类还是数量，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据初步统计，全国17个省市自治区48个单位收藏的满文古籍，有1015种，近10万册，石刻拓片有693种，其中不乏善本和珍本。这些大量图书资料，对于研究清史、满族史和满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等均有极其重要价值。我国满文收藏最多之处当属北京，其种类、数量均占全国的百分之七十五，其中又以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故宫图书馆和“一史馆”藏书为武英殿刻本和精写本居多，装璜精致，规格大方，具有浓厚的宫廷色彩，多是官修大部头书籍，如《实录》、《圣训》、《方略》、《会典》、《会典则例》或《会典事例》、历朝《御制诗集》与《御制文集》、《清文鉴》、《四书五经》、《资治通鉴纲目》、《古文渊鉴》等，文学类古籍也不少，除《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西厢记》等名著的满文译本外，还有清代历朝被列为禁书的《樵史演义》、《平山冷燕》、《八洞天》、《玉支矶》、《旧莲梦》、《连城璧》等十几种小说的满文译本，均为顺治年间所译抄而且都是孤本；满文佛经也很多，大都是雍乾年间的刻本或泥金精写本，经书封面扉页上镶满珍宝，精美绝伦，其中最为壮观的是迄今所发现的惟一一部满文《大藏经》。北京国家图书馆的藏书，则以坊刻本和民间抄本见长，种类比较齐全，尤其是满文石刻拓本，百分之八十保存在金石组内，很多满文原碑已散佚损毁无存，全靠碑文拓片流传至今，如清末民初杨钟羲的《雪屐寻碑录》六册，洵属难能可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满文古籍藏书量虽然不太大，却别具一格，民间抄本和满蒙官员的笔记不少，这些古籍多是50年代国家民委调查组从东北、新疆等地征集来的，如《钦差大臣俄国使臣交涉尼布楚国境记录》、《常兴巡视额尔古讷河暨黑龙江国境见闻录》、《西域各国情况录》、《西域回族风俗志》、《尼山萨满》等，对研究边疆历史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很有价值。
除北京外，东北、内蒙古地区也藏有不在少量的满文典籍。东北以沈阳、大连、齐齐哈尔、长春等地居多。沈阳作为前清陪
都，凡北京武英殿刻本或精写本均分别送往沈阳故宫保存一份。如大部头书的《大清历朝实录》（光、宣两朝未修成除外），其中有关方言土语、迷信术数的著作不少，如《满汉日用杂语》、《圆梦书》、《观嫁娶吉凶日书》、八旗《子弟书》等对研究东北一带满语方言和满族习俗人情，均很有参考价值。
内蒙古地区的满文图书集中在呼和浩特市（今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和内蒙古大学等单位）。满蒙文合璧或满蒙汉合璧的图书较多，带有地方特色，如《成吉思汗传》、《呼伦贝尔驻兵始记》、《三合便览》、满译《红楼梦》残本等。
此外，新疆地方的满文藏书虽不太多，但伊宁市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民间藏书也不少。在清代和近代，一些锡伯族学者用满文大量翻译汉文古典名著，如《说岳全传》、《二度梅》、《萨满教祭典》等在民间广为流传。
50年代后期，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所藏精写本《五体清文鉴》36卷，影印成五大册，这是为正式出版满文古籍之滥觞。这部书为满、汉、蒙、维、藏五种文字对照的大型辞典，系乾隆中叶修撰而成，意义重大。目前国内仅存二部，另一部抄本存在雍和宫，国外大英图书馆也藏有一部，肯定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从圆明园劫掠去的。
嗣后20多年间，由于左倾路线和十年浩劫，我国的满学研究和满文古籍出版工作也不例外地陷于停顿状态。70年代末以来，乘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我国明清历史、民族语言文字、档案文献等领域的整理、翻译、研究出版工作蓬勃开展，满文古籍出版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
为了适应明清史研究、满语文研究和整理翻译浩如烟海的满文档案文献资料的需要，一批清代编纂的辞典类、语法类工具书和文学类图书先后整理出版的有《西域同文志》并注有“三合切音”、《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满文《古文观止》和《三国演义》、《无圈点字书》、《锡伯（满）语词典》、《汉锡简明对照词典》、《六部成语》，这无疑对学习和使用满语文有莫大的帮助。
再介绍一下我国满文档案文献的翻译出版工作：80年代初首先出版了《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三姓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译编》、《盛京原档》、《雍正朝镶红旗档》、《雍乾镶红档》；《清代锡伯族档案史料选编》、《天聪九年档》、《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锡伯族档案史料》（汉文版）、《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上编）、《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满文老档》全二册、《清代档案史料丛编》（共14期）等等。此外，尚有“一史馆”满文部译编的《清代中俄关系史料》（乾隆、嘉庆、道光朝）、《满文郑成功台湾史料》（顺治朝下编和康熙朝）、《黑龙江史料》等虽早已译完，但由于种种原因，迄未出版问世。
90年代中，“一史馆”对《康熙朝满文宫中朱批奏折》（2400千字）、《雍正朝满文宫中朱批奏折》（3000千字）和《察哈尔蒙古西迁史料》（350千字）进行翻译出版。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我国台湾故宫博物院在满文档案翻译工作方面曾经比大陆领先。前面已经提到的早在70年代初由广禄、李学智两先生就曾翻译出版了《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成荒、昃二册，稍后张葳女士翻译出版《旧满洲档清太宗》二册；同时，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了《宫中档康熙朝奏折》（满文谕折第一、第二两辑）和《宫中档雍正朝奏折》（满文谕折第一至第五辑）。前面已经提过的又将《旧满洲档》十册，影印出版问世，开我国影印出版满文档案文献之先河，使得大陆方面从事明清史研究工作的学者专家所迫切需要的满文档案原始资料能多快好省地整理翻译或不翻译继续源源不绝地公开出版面世。
再需要补充一提的是，在研究明朝女真史和满族兴起史方面，朝鲜史料具有很重要的价值。《朝鲜李朝实录》（简称《朝鲜实录》），是朝鲜李氏王朝用汉文记载的官修史书。李朝建于l 392年，止于1910年，基本上与中国明清两代相始终。《朝鲜实录》大量记述明代女真在中朝两国沿边和朝鲜东北境的活动，特别是关于女真社会内部的调查和报告，是我们在明朝官私史籍中所罕觏的。日本学者从30年代初开始整理《朝鲜实录》，并从中简抄女真（满）、蒙古史料，直到1 954年《满蒙史料》才陆续出版，至1 959年共15册全部出齐，书末并附有人名、地名索引。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明清史专家孟森和吴晗先后辑录的《清元明系通纪》16册和《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2册亦先后出版问世。拙辑《朝鲜李朝实录中之女真史料选编》于1983年3月由沈阳辽宁大学历史系铅印出版，列为《清初史料丛刊》14种之一。拙辑搜集的女真史料多为女真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零碎资料，可补孟、吴两书之缺失。
朝鲜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和李民突《建州闻见录》是勘查满族兴起之际社会经济状况的两部第一手资料，反被收入日本稻叶岩吉所著《兴京二道河子旧老城》，传布于世。而《栅中日录校释》、《建州闻见录校释》以及《建州纪程图记校注》、汉译《鞑靼漂流记》、《沈阳状启》、《燃藜室记述选编》各种均被收入《清初史料丛刊》14种中。此外，《龙飞御天歌》一书未被收入，今只有复印本行世。朴趾源撰有《热河日记》（外一种）50，尤为难得。
明朝汉文史料首推《明实录》和《明会典》两书。《明实录》原为江苏图学图书馆影印本500册，讹夺错简特多，先后经王崇武、黄彰健等人细心校勘，后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最为佳本。日本京都大学的学者用数十年功夫从《明实录》辑录出有关满蒙史料，内《蒙古编》10册，《满洲篇》8册，读者称便。《明会典》是明朝一代典章制度的书，其中涉及女真卫所制度，尤以女真卫所的分布，关系明代疆域所属尤为重摹。明代地方志书，东北方面有《辽东志》和《全辽志》，所载辽东马市、陆路交通以及女真诸卫所风俗习惯的资料弥足珍贵。《皇明经世文编》、程开祜辑《筹辽硕画》46卷、冯瑗《开原图说》和茅瑞徵《东夷考略》所述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注释：
1、拙著《清史杂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第147——193页，194—207页。
2、同上，第1——39页，第40——98贝。
3、《毛诗正义》卷十之二第156页（《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 980年10月）上册，第424页。
4、《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第54页（《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0月）下册，第2248页。
5、《礼记正义》卷十二110页（《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10月）上册，第1338页。
6、《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9月）卷一一0《匈奴列传》，第2879—2920页；卷一二三《大宛传》，第3157—3214页；卷一一三《南越列传》第2967—2978页；卷一一四《东越列传》第2979—2984页；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第2991—2998页。
7、同上，卷一一五《朝鲜列传》第2985—2990页则单独另立一传：
8、《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4月）卷九六《西域传》上下两卷，包括大小宛、安息、捐毒50余国。
9、同上卷九五《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一卷包括西南夷、南粤、闽粤、与邻邦朝鲜在内。
10、《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丛书》中的《满族简史》于1979年8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为《丛书》的第一部。以后如《蒙占族简史》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它各族《简史》与《简志》均山各族 自治区、州、县自行出版发行。
11、《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翁独健，田继周合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12、江应梁署名主编，《中国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
13、王锺翰等主编《中国民族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12月，字数1570干宇。
14、王桐龄著《订正增补9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印行，1934年6 月。
15、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出版。
16、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文艺出版社，1990年。
17、柳贻徵著《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年。
18、张其昀著《中国民族志》，上海商务印书馆。
19、前引《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第239页；二十八年，第245页。
20、前引《史记》卷十二《孝武本纪》云：“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泰山及其旁邑，天子（汉武帝）受之，更以他县偿之”。第456页。
21、《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8月）卷七《孝桓帝纪》第302页及第317页。同前卷八《孝灵帝纪》第356页。
22、前引《后汉书》卷一下《孝武帝纪》第64页。
23、同上卷二《显宗孝明帝纪》第二，第114页。
24、同上卷八《孝灵帝纪》第八，第353页及第357页。
25、《魏书·序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6月）卷一，第12页。
26、陈寅恪师为姚薇元著《北朝胡姓考序》，原稿作于1943年4月25日，现存武汉大学历史系石泉教授手，承复印一份寄翰。
27、《晋书·慕容晞载记》（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月）卷一一一，第2858页。
28、前引《魏书·世祖纪》卷四下，第101页。
29、参见王锺翰等主编的《中国民族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337页。
30、《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5月）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下》，第5143页。
31、前引《旧唐书》卷一九九下《渤海秣輻传》第5360页及《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2月）卷二一九《渤海传》第6179页。
32、前引《旧唐书》卷一九七《南诏蛮传》第5280页。又前引《新唐书》卷二二二上中下《南诏传》上中下，第6267——6294页。
33、《宋史》 （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1月）卷四八八《大理传》，第14072页。乃列之外国传中，殊属非是。
34、前引《旧唐书》卷一九八高昌、于阗、龟兹、疏勒各传，第5293、5303、5305、5305页。又前引《新唐书》卷二二一上，高昌、龟兹、疏勒、于阗各传，第6220、6230、6234、6235页。
35、《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10月）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37页所云：“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陉屏右，辽河堑左”。对比今地理。南到辽宁省朝阳市，北到西拉木伦河，西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西南，东到辽河。可以对勘互证。
36、按大金国于公元1153年，自旧都会宁（今黑龙省阿城市白城），迁都燕京（今北京市），统治区域，南达淮河，北至外兴安岭，东临海，西与西夏及以“界壕”与蒙古为邻。
37、《续资治通鉴长编》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9月）卷五八，第1290、1291、1299页。前引《辽史》卷一四《圣宗纪五》，第160页。
38、元末陶宗仪著《南村辍耕录》 （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11月出版）卷一，第13—14页，《汉人八种》条有“契丹、高丽、女直（即女真）”。
39、参拙文《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见拙著《清史续考》（台湾台北市华世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23页。
40、《孙中山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上，《革命原起》。
41、《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9月版。
42、邓文如师著《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上·序（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2页。
43、《蒙古源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版。
44、《续文献通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45、《见闻录》，载《宝颜堂秘》，民国石印本。
46、《使西域记》，载《学海类编》集余八，道光年本。
47、《瀛寰志略》，台北市商务印书馆，1986年7月版。
48、《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二林斋，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
49、见前引《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上，第l 00一110页。
50、《热河日记》（外一种），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9月。
（文章来源：《清史馀考》辽宁大学出版社2001年2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