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某些复杂的历史问题研究得越多，其进一步探讨的可能性也往往越大。大陆学者为期半个世纪之于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也大致如此。
近20年来，关于大陆学者研究孙中山辛亥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即反满思想的状况，至少有4篇论文提供过详略不一的综述和评论：一是陈锡祺先生所撰《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述评》[1]；二是林家有先生所撰《建国以来孙中山民族主义研究述评》[2]；三是段云章与周兴梁合撰《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述评》[3]；四是张磊先生的《孙中山思想研究述评——祖国大陆学者40年来实绩综览》[4]。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上述作者不仅都是毕生致力于研究孙中山的专家，而且都来自广东。只因陈、段、周、张诸先生并非专为评述研究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之状况而作，而且陈锡祺先生所撰乃18年前，有关内容比较简约；相比之下，林家有先生完成于1984年的专题撰述显得较为详尽。而在此之后，大陆学者的有关研究仍呈活跃状态，并有所深入。由此回头观照不同阶段的有关研究成果，也许别有一番滋味。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在上述学者的著述基础上，就半个世纪以来大陆学者之于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即反满民族主义之研究状况作出简要介绍与评论，以期有助于有关研究之深入。
一、思想之源与流
50年代发表的3篇专述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论文，都充分注意到了这一思想的渊源与社会历史条件。李泽厚认为，从理论上讲，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不同于章太炎等人那种夷夏之辨的中国传统封建观念。“从现实渊源说，则是太平天国、义和拳等农民革命的反满要求的承续和提高。”[5]张磊则认为，孙中山除了从“欧美借取了自由的解放思想”与“接受了农民阶级和社会下层分子的民族革命斗争的路线，但又淘汰了其中的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宗法的落后色彩”，还“继承了把中国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命题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化相互联系的改良派的观点，但又唾弃了其中的妥协主义的谬误路线”[6]。可见，张磊已较早地注意到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萌发也有积极影响的一面。李光灿则着重阐释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进而指出：这一思想“是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朝民族压迫的社会条件中产生的，它反映了全国人民反清反侵略的民族革命的要求”[7]。
除此之外，苑书义《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文也涉及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起源问题，他所强调的是国内外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对孙中山的感召。他说，孙中山民族主义纲领的提出，既有“汉族人民革命的风潮一日千丈”的推动，也有“亚非殖民地人民反帝斗争的鼓舞”[8]。
1961年，正值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刘大年专论反满问题。他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之所以“具有浓厚的反满民族斗争色彩”，“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辛亥革命要打倒的反动政权，是一个满洲贵族占有特殊地位的政权。满洲贵族利用它的地位采取一些实际上只符合于贵族特殊利益的民族歧视政策压迫国内其他民族，主要是压制汉族。”[9]
进入70年代末以后，有关讨论继续展开。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云：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有二，“一是农民阶级朴素的民族反抗思想”，“二是西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10]。魏忠胜也说，一方面，“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就其思想渊源来说，继承了中华民族革命、中国近代革命运动的传统”；另一方面，“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是近代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不过，他在具体阐述时，还是强调前者。在他看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主张，“既汲取了朱元璋的‘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思想，又更多地受到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启示”[11]。
李时岳与赵矢元则认为，“反满思想主要来源于封建的大汉族主义的‘华夷之辨’，即汉族优越于国内其他民族，只有汉人可以做中国的皇帝，其他民族没有资格做中国的皇帝。”至于“清朝统治确立后逐渐淡薄下去的满汉矛盾，经过200多年又突然尖锐起来了”，“真正的原因在于‘反满’和资产阶级民族思想的结合”[12]。
林家有从社会背景、阶级基础与思想源流等三方面加以探讨。他说：“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和清政府走狗面目的彻底暴露，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社会原因。”“随着民族资产阶级阶级意识和政治要求的确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觉醒日益提高，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阶级基础。“继承中国近代以农民为主的革命‘先民’的反清革命传统，吸收欧美和亚洲各国民族独立的革命思想，作为争取中国民族独立和民主的思想武器，是20世纪初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至于“先民所遗留的思想”，“这包含有继承古代中国‘夷夏之辨’的思想因素，但主要是吸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反清思想。”[13]稍后，他也强调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虽然是中西文化复杂化的产物，但它产生的文化背景主要是受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思潮的影响。”[14]
张正明等人则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导源于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说远一点，是内中国而外四裔、贵华夏而贱夷狄的民族正统观念；说近一点，是明朝遗老和江南会党反清复明、扑满兴汉的思想”，进而“用西欧、美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革新了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而形成”。至于孙中山本人所称“先民所遗留者”，其中的“先民”主要指朱元璋，而不是洪秀全。“朱元璋和洪秀全先后奠都南京，孙中山在南京祭了朱元璋而不祭洪秀全。十分明显，朱元璋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高于洪秀全。”[15]
关于“先民”之所指，尹全海的见解既不是朱元璋，也不是洪秀全，而是洪门会党。他的判断是：“朱元璋遗留的民族思想和孙中山民族主义中‘先民’所遗留的民族思想，并不是一回事。”“洪门会党的‘反清复明’宗旨和洪秀全的反满思想相比，前者才是孙中山所指的‘先民’所遗留的民族思想。”[16]
生当中外局势与社会生活急剧嬗变的年代，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之源也许不可能是单一的，试图弥补文本主义的缺陷，沿着思想本原与社会环境两条线索来探求之，应该说是可取的。至于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之流向与阶段性的演变过程，也为学者们所关注。
李新等人认为，求学香港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起点，也是其革命思想的起点。而1895年香港兴中会提出“创立合众政府”，又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相结合的起点，标志着“孙中山政治思想的重大发展”。1903年十六字纲领的出现，表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已经赋予“越来越充实的近代社会内容”[17]。
林家有的看法是：1894年檀香山兴中会的成立是“孙中山民族主义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然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指导民主革命的三民主义的组成部分，则是在1896年10月伦敦蒙难以后至1903年才确立起来的。”[18]他还强调，“一个人的思想来源于什么文化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以及如何将自己的思想与日益发展、变化着的形势结合起来，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处于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序列中。”[19]在这里，林家有之所以断定“一个人的思想来源于什么文化并不重要”，那是因为他的立论偏重于价值判断，但这并不能否定事实判断的意义。
张正明等人认为，“兴中会成立之前，是酝酿时期”；“与兴中会同始终，是向旧三民主义过渡的时期”；“同盟会阶段，是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的第一阶段，即革命排满阶段”；“国民党和中华革命党阶段，是旧三民主义的第二阶段，即在维护国家的独立和统一的同时，确认民族平等和倡导民族同化的阶段”[20]。
宝力格以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为界，将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演化过程分成二段：前段是“建立在传统华夏意识基础上的民族国家论”，后段是“建立在民族同化思想基础上的民族共和论”[21]。
俞正以孙中山“对民族革命思想的逐步修正”为线索，分做三个阶段：一、从1897年8月与宫崎寅藏等谈话开始，“初步论及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的关系，注意将民族革命同改朝换代区分”，到1906年11月为止。二、“公开纠正某些人对民族主义的误解，清晰透辟地阐明了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关系，时间大致从1906年12月至1911年冬。”其中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标志着孙中山民族平等思想迈进了一大步，标志着民族主义基本成熟”。三、“以‘五族共和’取代‘驱除鞑虏’，以完全的民族平等思想淘汰华夷观念，时间为1912年。”[22]
应该说，划分复合型与多变型历史人物的思想阶段，如同对复杂多变的历史进程做分期判断一样，原本并不容易确定。在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流变历程中，即使以“创立合众政府”为坐标，1894年或1895年这样的年份也顶多只是一个近似符号，否则，我们就难以解释，迟至1900年10月，孙中山为何还向刘学询提出，起义成功后的政府首脑“或称总统，或称帝王，弟决奉足下当之，故称谓由足下裁决。”[23]倘若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或政党的成立等群体行为做界标，也不一定能及时与真实地反映孙中山本人的思想变化情况。否则，孙中山就难有“先知”或“先行”可言。
二、内涵、性质与作用
有关反满民族主义之源流的认识与分歧往往来源于有关内涵与性质的确认，而且还反过来影响后者。
关于辛革命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内涵，一般认为主要体现在推翻满洲贵族把持的清朝政府，并与建立共和政府的民权主义结合起来。
黎明认为主要有四：“一、要救国必须推翻清朝”；“二、能发奋就能消除外侮”；“三、五族共和，平等联合”；“四、国家独立，天下为公”。[24]林家有认为主要有三：即反满——独立——平等。“反满，即打倒清政府，用资产阶级共和国代替君主专制的清政府。在反满革命斗争中，要把满族人民和满族贵族区别开来，不以仇杀为事。”“独立，即建立一个不受外人控制的、由资产阶级独立行使主权的共和国。”“平等，即在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之后，国内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皆可参政权，国际上，则要与各国处于平等地位，共同维持世界和平。”[25]
李华兴另列四条作为“主要内容”：一、“突破了狭隘的‘种族复仇’主义和笼统排满思想”；二、“和推翻卖国政府、拯救民族危亡、摆脱瓜分危机联系在一起”；三、“主要以资产阶级的民族构成学说为思想依据”；四、“对太平天国和秘密会党反满、反侵略要求的继承与发展”。[26]李华兴所论与其说乃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还不如说是有关特征问题，不过，李华兴的立意还是不难估摸的。
钟卓安则认为，可以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或曰“排满而兴汉”，“汉家天下，政由己出”；二、“以反满为救国手段”；三、“在反满斗争中严格区分满洲贵族和满洲普通群众”。[27]
贺陆才等概括的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四项内容”是：一、“建立‘中国人’的民族国家”；二、“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进行”；“以优等的多数民族（汉族）吸收少数民族，使之同化”；四、“寓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于反满革命中”[28]。
张正明等称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有六点“革新”：一是“把建立适合资产阶级需要的统一民族国家的思想灌注到原有的华夏民族意识中去，从而改造了适合地主阶级需要的‘内中国而外四夷’的传统观念”；二是“主张改君主政体为共和政体，从而扬弃了‘尊周攘夷’和‘反清复明’，这类有浓厚的宗法色彩和帝制思想的传统观念”；三是“主张‘师夷’，从而否定了盲目排外和闭关锁国的传统观念”；四是“对内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从而基本上排除了‘贵华夏而贱夷狄’的传统观念”；五是“寓联满于排满之中”，“这就破除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六是“主张在革命胜利后实行民族同化”，“从而扫荡了‘明夷夏之辨’和‘严夷夏之防’这类传统观念”。[29]孙中山对这些传统观念的改造、扬弃、排除、破除或扫荡是否果真令人满意，还不难引起争议，但论者试图在细心对比相关传统观念的基础上来把握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之内涵，无疑颇具匠心，更容易触及问题的实质。
半个世纪以来，无论是讨论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还是划分其发展阶段，人们几乎无一不提及孙中山于1906年12月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为之称颂者也不乏其人。
张磊认为，孙中山的演讲表明他“已经摆脱了具有狭隘落后性和复仇色彩的种族革命的倾向，而显示出了近代民族运动中的民主主义的精神”，并为推翻清朝后以‘五族共和’解决民族问题奠定了基础。[30]李时岳、赵矢元也认为，有关演讲内容“已经透露了在推翻清朝之后孙中山随即改‘反满’口号为‘五族共和’的消息”[31]。
在李光灿看来，孙中山所说的“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权”，“这种反映历史真正要求的见解，就自然接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自决权的理论。”[32]
俞正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说，尽管这篇演说标志着孙中山向民族平等思想迈进了一大步，“不过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其一，该演说强调‘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那就意味着未来政权只能由汉族掌管。其二，满人在革命后可不可以参加新政权？有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该演说未作说明。可见孙中山此时的思想，离开完全的民族平等，尚有相当差距。”[33]
平心而论，俞正的见解更显得接近或反映历史的真实。这是因为，姑且不说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中究竟有无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本义，也不论孙中山后来对‘五族共和’主张的真实态度如何，只要细读孙中山那份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赞诩的演讲词，便可知演讲人所强调的还是“种性”与“汉人的国”，[34]无意于平等看待包括满族在内的少数民族。况且，他的演讲之所以明显增加了民权主义思想之比重，这与同盟会之狭隘民族主义正遭到政敌梁启超的理性批判也不无关系。孙中山平时蔑称满洲人为“满胡”、“满洲鞑子”、“满奴”、“满贼”、“满虏”、“鞑虏”、“清虏”、“胡虏”、“胡逆”、“异族”、“异种”、“外国人”和“从外国来的满族人”，呼清帝为“客帝”、“野番”，视清朝为“虏朝”、“异族政府”、“外国政府”，强调“满洲政府”不等于“支那政府”，“大清国”不等于“中华国”，自称汉族为“皇汉”，汉人为“亡国之民”，斥君主立宪论者为“汉奸”，[35]有关意念在此后也不曾完全消失。例如，孙中山在1908年部署广西边境起义前后仍称，“当此得失之交，为吾汉族存亡所关”[36]，仍视光绪帝为“虏帝”，满人为“满奴”[37]。在1910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还再三强调：“我中国已被灭于满洲二百六十余年，我华人今日乃亡国遗民”，“非实行革命，废灭鞑虏清朝，建立一汉人民族的国家不可也。”[38]这是我们在归纳和阐释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内涵与演变进程时不能不有所注意的。
关于民族主义的性质，一般认为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惟在具体论述上略显差异。
章开沅认为，“二十世纪初年的‘排满’实际上成为反帝、反封、反君主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战斗口号，已经与往昔的‘反清复明’有着本质区别。”“资产阶级革命派诚然不是明确的阶级论者，……但他们的许多言论和文字，至少在客观上表述了这个斗争口号的阶级内容。”[39]
刘大年认为，民族主义与反满斗争“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理由在于这时的反满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反满斗争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其阶级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和清政府背后的帝国主义，反对本国的封建统治阶级。”[40]
在此问题上，上述论点颇有代表性，许多论著都显得大同小异。如果说反满是资产阶级发动的，也许还应当回答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孙中山等人是否属于资产阶级？如果按照另一部分学者所述，孙中山等人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或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那么，至少也需要具体说明代表者与被代表者是否一回事？彼此认同的情况又何如？况且，如果断定反清志士们只是为了一个资产阶级甚至只为这个阶级中的某个阶层的利益，显然容易低估他们那为国为民不畏生死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因此，郭世佑提出，“相对于他们强烈的反满要求和救国救民的思想境界而言，经济利益的诱惑并不重要。他们不是为资产阶级的狭隘利益去抛头颅洒热血的。”[41]
李光灿的见解是：“正因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反对着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国内民族的压迫，……对于被统治的各阶级，对于中国的全体民众都是休戚相关的。因此，这种民族革命运动，客观上不能不带有全民的性质。”[42]此论显得有点与众不同，但未曾引起重视。窃以为，如果说反满民族革命在客观上带有全民的性质，那么，属于孙中山等人主观范畴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性质究竟何如？主观与客观之间的联系与差异怎样？如何看待这些联系与差异？这些问题似乎都有待进一步说明。
关于反满民族主义的局限性问题，学者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有无反抗西方列强之意；二是有无大汉族主义倾向。
不少学者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不仅没有反帝的内容和口号，反而对列强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成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活动就是为挽救国家与民族的危机而起步的，虽无明确的反帝纲领，至少客观上存在反帝的作用。至于孙中山不以反帝相号召，主要是基于策略上的考虑，无可非议。
关于孙中山有无大汉族主义倾向，以及如何衡估反满民族主义的作用与影响，讨论各方的分歧较大。
张磊较早地指出孙中山“一定程度的大汉族主义倾向”。在他看来，孙中山把中国历史的发展完全归结为汉族历史的发展，在强调光辉灿烂的中华古老文明时，忽视或无视其他少数民族尤其是满族所做的贡献，另外，“相当程度的种族革命的色彩——这乃是民族主义的又一个缺陷”，“过分地强调‘反满’和把满族理解为‘鞑虏’是与近代民族运动的内容和形式不相适应的”[43]。
王力平认为，孙中山在其“民族革命”的实践中，以“排满”为口号，不仅“强化种族对立的色彩”，“强化大汉族主义的至尊观念”，还“渲染民族复仇意识，……过分地依靠具有强烈反清色彩的会党组织和过分地推崇暗杀等暴力手段”，及至民国成立，“将政权放心地交给了‘同种’、‘同族’的袁世凯，自己则雄心勃勃地致力于经济建设去了”[44]。
林家有的认识则相反。他认为，反清革命中固然存在种族复仇主义的偏见，那与孙中山无关。“孙中山提倡民族主义，便是要消除这种不健康、不合理的意识，端正民族革命的立场与效果。”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既不是寻仇主义、报复主义，也决不是狭隘的汉族沙文主义”[45]。
应该说，孙中山在发动会党时，也偶尔留下过“兴汉复仇”[46]之类过激文字，也说过与“复仇”有关的话，值得引起注意。不过，倘若把他归入种族复仇主义者一类，似嫌论据不足。况且，发动暴力反清运动乃事关发动者与被发动者双方之事，孙中山曾经依靠会党，推崇暗杀手段，似乎无可非议。在当时，连康、梁为首的保皇党都热衷于暗杀与联络会党中人，遑论以暴力反清为职志的孙中山。至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是否连一点“狭隘的汉族沙文主义”都没有，也有待于充分的史料说明。
章开沅在1981年指出，孙中山等人的“排满”宣传品“确实充塞着大量的封建性极为浓厚的大汉族主义”，但是，“我们在评说‘排满’的时候，不能忽略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事实，即有清一代汉族始终是被压迫民族。”[47]时过十余年后，他的见解已稍有变化。他说，“满族入主中原以后，一方面是恩威兼施政策的收敛，一方面是本身汉化程度的加深，使满汉之间的敌对情绪已逐渐减弱”，汉族知识分子中的“多数人早已认同了清朝两百多年的统治”。在当时，“中国的民族运动实际上存在两种抉择，两个前途。清朝政府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充当民族运动的主导者（即令是名义上的主导者）。[48]章开沅的后一种见解倒是同李时岳、赵矢元于1981年发表的论点比较接近。[49]不过，多数学者的看法却与此相反。
问题的关键恐怕在于，需要对清朝260余年间各阶段满汉矛盾的消长情况作出具体考察。但不管怎样，满汉矛盾的存在，实属有清一代十分敏感与棘手的基本国情。至于汉族知识分子对清朝统治的认同范围与程度，也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话题。同盟会骨干汪东的回忆倒是为我们提供了相反的例证。他说：“太炎的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依据，这样就使当时的士大夫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震动。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祖父住在镇江府训导衙门里。我祖父已将近八十岁了，常常严厉教训我们不要为革命‘谬论’所鼓惑。我却从别人手中弄到一本登载《驳康有为书》的《国民报》，偷偷地把他放在祖父桌上。祖父看见了，仔细读了一遍，便问我：‘这是你拿来的吧？’我一口承认了，原准备大受斥责，谁知祖父却笑道：‘这篇文章很有道理。’于此可见文字宣传，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因人说法，收效才大。”[50]尽管《国民报》与《驳康有为书》之间不可能有直接关联，前者在后者问世前即已停刊，很可能是回忆人误将章太炎的《正仇满论》当做《驳康有为书》，但他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士大夫的另外一种信息，值得关注。
关于孙中山等人的反满宣传，章开沅认为，“大多数‘排满’论者不过是穿戴古代的衣冠扮演近代的角色”，“我们不能因为‘排满’论中掺杂了大汉族主义的封建糟粕，就忽视了它所包含的可贵的民主主义内容”[51]。
耿云志则强调，尽管孙中山等人“确非真正意义上的反满论者”，但他们身上的民主主义能量并不很多。相比之下，“蔡元培是唯一不很迁就种族主义的反满论的人”。孙中山领导的“这个民主主义革命是在降一格的形式中实现出来的，它是穿着厚重的民主主义外衣登台表演的。这也就决定了辛亥革命不足以完成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52]。他还说，“‘反满’不是一个近代意义的正确口号，可是如果去掉‘反满’的口号，辛亥革命就不成其为辛亥革命了。”因为“革命党人在革命队伍中实际宣传的重心是在民族主义”，“革命队伍中即使像新军这样比较有组织又略有文化的部分，一般也只接受了反满的民族主义，而未曾接受民权主义”，“孙中山确立其民权主义的目标，是带有相当的理想主义色彩的”[53]。
几乎所有讨论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论著都势必一并考察它的作用与影响。由于学者们对孙中山反满民主主义思想的内涵与性质认识悬殊，对有关作用与影响的认识就难免见仁见智。
魏忠胜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宣传，是深得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各族人民拥护的。他们共同团结在‘反满’的旗帜之下，进行着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54]。林家有说，由于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还包括了‘五族共和’民族平等主张”，“也能够号召包括满族在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响应革命”，[55]谢冰也强调，由于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是针对满洲贵族当权者，使辛亥革命“避免演变成一场民族仇杀的惨剧”[56]。
张正明等人说得更具体：“总的看来，辛亥革命不是在民族冲突中、而是在民族和解中进行的。经过辛亥革命，满汉关系不是变得坏了些，而是变得好了些。”“为庞大而驳杂的排满队伍指示了正确方向的，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57]
林家有在另一篇论文中则承认，在革命高潮期间，陕西、福建两地出现过满、汉之间的民族仇杀，但他认为，“这些现象不是为时尚短的民族主义宣传所能引起的，而是剥削阶级长期实行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造成的。当然，革命派的‘反满’口号过于简单，也容易被人曲解‘反满’的过激言辞也确实含有一些消极因素，对民族情绪的增长起了某些激化作用，这是历史事实，没有必要加以隐讳”，但是，“有人不加分析地把上述两种现象都说成是革命派民族主义宣传的结果，那是完全没有道理的。”[58]
赵毅等人在具体考察“革命排满”呼声对八旗社会的影响时指出，不仅封建统治者寝食难安，而且在八旗社会内部“也引起了不小的惊慌”，“说明革命党人还没有在八旗社会内部进行广泛深入的‘革命排满’的正确宣传，从另一个角度则反映出‘反满’思潮影响的效果，造成了旗营中相当的不稳定因素，而且一部分旗人已取逃避而非抵抗革命的态度”，加速清朝统治的瓦解。[59]
郭世佑针对有些学者认定孙中山等人的反满只是手段而非目的之论点，认为反满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孙中山、朱执信等人对此都曾明确表态。“及至溥仪退位，清朝皇统结束，孙中山自己即将退位之际，他还特意赶往明孝陵，向明太祖朱元璋的亡灵祭告自己的‘光复’之功，可谓克始克终。再过七年，当他撰写《建国方略》时，这位民国的缔造者还在津津乐道武昌起义之成功‘殆天心助汉而亡胡者欤’”！[60]
关于反满的必要性与相关历史作用，基于清朝政府的腐朽、暴戾与卖国，章开沅指出：“民主革命的丰富内容当然并非‘排满’二字所能尽行概括，但是‘排满’却已成为民主革命的当务之急，是近代中国民族运动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梯。”[61]
郭世佑则从分析近代中国社会多重民族矛盾入手，认为“满族贵族所制订的许多国策不是旨在尽可能调动绝大多数国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而是带着弱者心态，以防范国家基本人口群体汉人为目标，压制绝大多数国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把偌大一个中国变成民族牢狱和臣民牢狱，毁坏了大量的政治资源。”“欲期从根本上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义无返顾地走‘师夷之长技’的理性之路，就必须从切实解决国内的满汉矛盾入手，变防范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为尽可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因此，“反满民族革命的多种合理性及其历史作用是客观存在的”。[62]
皮明勇试图从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演变的宏观视野加以考察。他指出：“在‘排满’的热浪中，大汉族主义迅速地盛极一时。”“辛亥革命后，大汉族主义进而表现为一种民族同化主义。孙中山就曾提出‘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尽管孙中山本人后来纠正了这种提法，但是他的观点在当时还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至于中国近代的民族分裂主义，则主要是边疆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极度膨胀的产物。”他还说，“仅仅用民族主义来支撑整个民族精神是不够的。反过来，民族传统中的许多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确实做好一些传统特质的改造和功能转换工作，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演变和相关政治制度的确立。”[63]
金冲及、章开沅等都强调民族主义本身像双刃剑一样所具有的两重性。金冲及认为，孙中山清除了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发挥其正义性与进步性，成效显著。[64]章开沅则认为，“以‘排满’口号而言，它固然曾经有效地启动了辛亥革命，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被其他民族分裂分子演变为‘排汉’，以遂其破坏祖国统一之私。民族情绪与省籍情绪一样，都需要引向更为广阔的国家认同、区域合作与国际整合，而不宜作为谋取短期政治利益的简单手段而反复加以利用。”[65]
三、余论
虽然大陆史学界至今未见专论孙中山民族主义的著作问世，也不曾组织以研讨孙中山民族主义为主题的学术团体，其学术力量的投入不及台北同行，不过，与自身相比，大陆学者在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研究中，探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论文最多，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递增趋势。据初步统计，如果不包括综合性研讨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专著与论文，仅就专论包括反满思想在内的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而言，50年代有3篇，60年代至1984年约11篇，1985年至90年代末约14篇。
就研究队伍而言，论述孙中山民族主义的作者主要来自两个阵营：一是近代史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二是民族学研究者。按理说来，以民族学为专业的作者探讨孙中山的反满民族主义应该拥有相应的学科优势，但大陆学术界的情况略有不同，从有关民族学院的学报发表的多数文章来看，作者有关民族学的学术理念受革命史观的影响较大，摈弃某些过时的定论似乎比近代史研究者要难，因而相对来说，在同类论文中，近代史或辛亥革命史研究者的成果质量似乎略高一点。民族史研究者一般对孙中山大汉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的缺陷强调较多，突出民族团结或民族平等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近代史或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一般强调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从而肯定反满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综观有关研究状况可知，虽然大陆学者在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很有学术分量的见解时有所见。不过，也有部分论著的学术水准显得参差不齐，某些学术倾向有待克服。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数端：
1、有的论著不太符合学术规范，不仅论题重复，而且其中的论点与论据也多有重复，形同炒剩。关于民族主义的内涵分析与价值评判，有的论著明显引用早在50年代张磊先生发表的《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或苑书义先生发表的《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论文，关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来源，有的论文就抄录章开沅、林增平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下册，而且既无注释，又无正文说明。
2、对个别概念的使用有欠准确，缺乏相关讨论，容易影响论著质量，有关时间概念便是一例。关于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阶段，有的分为早、晚两期或前、后两期，这显然还不够。仅以常识而论，在早与晚或前与后之间，至少还应有一个既不在前也不在后或既不算早也不算晚的相对独立之时间段，对变化程度较大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来说，尤其应当如此。还有个别论文把自己的两阶段论称作“早期”与“后期”，其词义更不如使用“早、晚”或“前、后”那么确切。至于早期或前期的时间界定，有的指兴中会之前，有的指辛亥革命之前，还有的则指1923前之前。彼此对同一人时间概念的理解与使用是如此悬殊，笔者却未见有人先具体讨论“早期”或“前期”的分歧问题，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内涵与相关价值评判的讨论就只能是各说各的了。还有个别论文在引用孙中山的言论时，时而摘录辛亥革命时期的内容，时而改用中国国民党“一大”前后的讲演，然后在此基础上阔论开来，毫无具体的时间交代，使读者如堕五里雾中。
3、有的作者似乎不曾认真翻阅有关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文字，东拼西凑的痕迹比较明显，还常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混为一谈，甚至沾染频繁地使用“另一方面”、“但是”、“不过”等转折词之类不良文风，常使读者不知所云。还有个别论文不着边际地作学术演绎，全凭作者个人的想象，把孙中山原本就没有的思想强加于研究对象。例如，有的作者事先不曾对西方近代丰富多彩的民族主义之理论与实践作出具体研究，就说：孙中山目睹晚清满族统治者对汉人的压迫，滋生了“民族平等”的思想。另一位作者称，孙中山指出：革命党人进行反清革命，推翻清朝统治，“这是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共同使命。……他告诫革命党人，不团结满族人民共同斗争，要完成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是困难的”，这显然只是作者的现代语言，在借孙中山的口说自己的话，而不是孙中山本人在说话，与孙中山的真实言行无涉。有篇论文称，“民族关系中存在的种种不平等，是促使孙中山的民族平等思想生成的现实基础和土壤”。明眼人一看便知，至少在漫长的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民族关系不平等的现实土壤促使孙中山生成的并非什么“民族平等”思想，而是不乏大汉族主义的反满思想。还有一篇论文在肯定辛亥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时，说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没有赋予汉民族的特权，没有否定少数民族的权利云云，似乎容易给人以画蛇添足之嫌。其实，问题的关键并非孙中山的“五族共和”思想是否赋予汉民族的特权与否定少数民族的权利，而是他提出“五族共和”的文本与当时孙中山关于民族平等的真实理念及其实际操作之间的真实联系究竟何如？政治活动家的言行常常是可以随机应变的，某些内心意念却又常常以不变应万变，这就为史学研究增添了难度。研究者需要紧扣当时的语境，弄清有关主义与思想的变与不变，也就是要弄清研究对象的言与行、理论与实践、动机与效果之间的真实联系，并给予相应的说明。
自5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多数论著以列宁、毛泽东的见解为蓝本，连话语结构和语气都颇为相似，而且定性分析明显多于定量分析，价值判断又明显多于事实判断。80年代中期以后，情况已有明显改变。部分学者已开始注意科际整合以及海外同行的相关研究成果，通过学科交叉，丰富研究手段，扩大研究视野。除了历史学，还有货真价实的民族学，还有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加盟其中，还有少数论文试图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放在当时与今日世界民族主义思潮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克服就事论事的偏狭范围，所得结论自然有所不同。可以说，前辈学长章开沅先生、林家有先生等在这方面带了好头。
就现有的研究情况来看，有些问题恐怕还得依赖资料的进一步挖掘与考释。例如，何启等人对兴中会时期孙中山的思想影响较大，就需要充分的资料具体说明这些影响。进一步弄清兴中会秘密誓词的真伪问题，无疑关系到弄清孙中山早期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之形成的真实过程。
即使在现有的资料条件下，有些问题亦可进一步探讨。例如，从春秋或魏晋以来本国多民族关系史的角度考察孙中山所高举的反满大旗，也许别有一番风景。自八旗劲旅入关以降，满汉矛盾在不同地区与不同阶段的消长情况究竟何如？汉人与汉族知识分子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了满族贵族的统治权威？只有具体弄清这些问题，方可切实了解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中战略成分与策略成分的真实位置。又如，辛亥革命高潮到来时，反清志士之所以未出现大规模的民族仇杀，除了孙中山等人的反满言论原本就可以有所变动外，是否也与辛亥革命本身的暴力色彩并不浓有关？
学无止境，知无际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资料的进一步挖掘与梳理，随着两岸学者之间学术交流的进一步增加，大陆学术界关于孙中山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必将呈现新的起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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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东南学术》，2000年第4期；郭世佑，历史学博士，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蒋金晖，湛江师范学院历史教育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