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19、20世纪之交的义和团运动是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在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什么历史事件，像义和团这样引起过如此长期的众说纷纭的讨论。建国以来，义和团研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就。本文力图客观地介绍义和团研究50年的发展进程，对反映和推动这一进程的主要学术成就进行分析评述，以期对新世纪的义和团研究不断深化提供某些借鉴。
一
建国之初，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的论断，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这种背景下义和团研究的主要方向在于论证该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性质。1951年中国史学会编辑出版了翦伯赞主编的大型资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其序言中称义和团运动是一场曾经“震撼世界的大农民暴动”，“是顽强而英勇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1]（序言）此后，其他一些研究者也以不同的表述进行了相同的论证。1954年，周恩来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说：“100多年来，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压迫、掠夺和屠杀。中国人民在这时期里，不断为争取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英勇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的斗争。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50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2]义和团运动被明确定性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组成部分。同一年，胡绳在论述中国近代历史分期的文章中，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分期标志，首次提出了在近代史研究中具有重大影响的三次革命高潮说，把义和团运动视为近代史上第二次革命高潮。[3]在当时的政治一学术氛围中，义和团运动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和革命性成为不容质疑的定论。
总的来看，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主要是从论述义和团在各地进行的反抗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和外国教会的侵略活动以及论证义和团运动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作用这样几个方面来论证义和团运动的反帝正义性。以往对义和团污蔑、谩骂式的历史叙述得到清理，义和团研究成为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学科领域，各地义和团的斗争情况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整理，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也有了比较清晰的勾画。但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的某些成果与其说是学术论文，毋宁说是政论文章，反帝的义愤和革命的激情超越了理性的分析和历史的求证。在其余一些相对说来较具学术性的论著中，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学术政治化的现象也十分明显，这种倾向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极端的地步，义和团的确被神话化，被赋予了太多的现实政治动员的内容，被利用为现实斗争的工具。在戚本禹那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中，对义和团的赞颂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学术界此前曾经指出的义和团笼统排外等落后的内容也被作为反帝爱国的英勇斗争而加以歌颂。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史学界对被扭曲的历史和历史研究开始了认真的反思。1979年到1980年，李时岳和陈旭麓等人对中国近代史一些重大问题提出的发人深省的重要观点，与同时发表的专题文章一起，揭开了重新认识义和团运动的序幕。李侃提出，义和团从来没有提出过明确的反封建纲领，更没有也不可能对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冲击，运动本身也不肩负反封建制度的历史使命。[4]左步青、章鸣九认为，义和团运动不能称为农民革命。[5]李时岳在稍后几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则把义和团运动分成反洋教斗争和反侵略战争两大部分来分别分析，认为前者“从来就不具有农民革命的性质”，而后者则是“反对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民族战争”。（注：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李时岳把义和团运动划分为两个部分的观点不仅有助于理解它的性质，对解释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也颇具价值，但似乎一直未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王致中的文章则更具挑战性，他不仅否认义和团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而且认为：“近代中国的农民是戴着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在反侵略的战场上同帝国主义搏斗的。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义和团运动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封建蒙昧主义色彩。”作者继而论述了宗教迷信、笼统排外等一系列封建蒙昧主义表现，并且把高潮阶段的义和团运动称之为“一个‘奉旨造反’的运动，是中国农民在近代史上受封建统治者的一次大蒙蔽”。[6]关于义和团运动的上述反思，实际上是社会变动在学术界的反映。在近代史方面，曾经被视为中国革命主要力量而占据着学术研究中心集团的农民阶级及其斗争，逐渐让位于被认为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了。从这样的新角度来研究义和团运动，其结论与传统观点迥然有异。
这些观点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一些学者不同意这些观点，或者坚持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一场特殊形式的农民战争，或者坚持认为义和团运动既反帝又反封建，或者反对用封建蒙昧主义来概括义和团运动，反对义和团“奉旨造反”的提法。苑书义不同意把民族战争和农民革命对立起来，认为“主要依靠农民群众掀起的义和团反帝风暴是以民族战争为表现形式的农民战争”。[7]戚其章则认为农民阶级反封建就是反抗封建统治，而反对封建制度、改变生产方式、变革封建政权则是资产阶级的反封建，不能以资产阶级反封建的内容为标准来否定义和团农民运动反封建的性质。[8]孙祚民则引经据典，针对王致中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义和团的笼统排外、蒙昧主义等属于反抗的方式问题，过分强调这些落后的方面，认为这些表现“难以用群众运动的主流支流理论来解释”，是“从根本上否定了义和团运动”。[9]总的来看，在当时这场争论中，建国之后形成的传统观点仍然占据着主流地位。
在七八十年代之交从阶级斗争理论转向以生产力发展作为社会变革根本动力的过程中，史学界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在有关义和团运动性质的讨论中，也已经有学者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立论了。（注：近代史学术界最初使用现代化概念时，还缺乏对它的理论性理解，常用“近代化”来表达。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9-100页。）80年代中叶以来，现代化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开始把中国近现代史理解为从前现代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并以此来重新审视近代史上的历史事件。陈旭麓在90年代初出版的名著《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中，就进行了这样的努力。在谈到义和团运动时，他说：“义和团运动无疑比洋务派、改良派表现了更多的反侵略勇气，但破产小农和手工业者归复自然经济的强烈愿望又使他们的眼界无法越出中世纪。因此，他们在英勇反抗侵略的同时又会本能地守护二千年来已经陈腐的固有之物。……爱国主义永远是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但从爱国主义出发走向近代化和从爱国主义出发回到中世纪，确乎并不同义。”[10]（P196-197）作者在肯定义和团运动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的同时，显然并不认为它具有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作用。然而，整体上看，关于中国现代化历史的研究并没有给义和团运动以应有的重视。在有关论著中，义和团运动或者被简单地视为现代化的反面，或者被作为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一带而过。一部名为《中国现代化史》的专著中竟然没有义和团运动的内容。尽管罗荣渠很早就提出应该注意研究现代化和革命化之间的关系，但学术界一时似乎还没有找到义和团运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准确定位。近年来，已经有学者开始注意将社会革命、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1998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化史纲》一方面从现代化的角度去重新理解革命和改革，一方面从革命与改革的视角去认识1840年以来的现代化历史。[11]该书的有关内容尽管尚未成熟，但应该视为从现代化视角对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作用进行的较为系统的论述。
曾经研究义和团的某位国外学者说过：“在近现代史包括义和团运动的研究中，中国学者强调要对历史作出评价。……这一类评价问题，并未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引起争论，因为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必要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或人物进行类似的评价。”[12]实际上，这反映了中外学者在历史价值论上的差异。也有中国学者在评论80年代初有关义和团评价的争论时说：“这一时期关于义和团有很激烈的争论，但基本上仍是意识形态之争而非学术之争。”[13]这比较清楚地看到了在当时条件下这一争论在学术上的局限性。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学术重心的转向，义和团运动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方面，义和团运动研究本身在国内逐渐受到冷淡，不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另一方面，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作用一类研究也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如果说前一趋势并非正常的话，那么后一趋势则应该被视为学术的进步。与此同时，一些更具学术性的课题，如义和团的起源、思想的研究，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社会的研究以及清政府在义和团运动中作用等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义和团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
其实，还在五六十年代时，就有学者开始关注一般称为源流问题的义和团运动的组织起源问题。但是，在当时的学术背景下，这一研究最初只是为说明义和团性质服务的，正如丁名楠所说：“义和拳的源流与评价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有关，团练是清朝腐朽统治的一种支持力量，而秘密结社历来受清政府的查禁。”[14]正是在这种类似“血统论”的思想指导下，学者们去探寻义和团组织方面的祖先，试图以此来帮助论证义和团运动是否具有反封建性质。
早在义和团起事之时，就有清朝官员——吴桥知县劳乃宣寻根溯源，根据嘉庆十三年的上谕和嘉庆十八年直隶总督那彦成的奏折，断定直、东交界地区名为“义和拳”的反教会组织来源于近100年前的白莲教系统中的离卦教派，属于一直被政府严禁的“邪教”组织。（注：劳乃宣：《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载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四），上海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该书对源流研究影响很大，甚至它所使用的“源流”一词也一直被沿用。）时人的有关叙述也大都称义和团源于八卦教、白莲教等“邪教”。1927年，国外学者施达格出版了可视为第一部研究源流问题的学术著作《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与发展》，反驳了劳乃宣的观点，认为义和团是从乡团一类忠于清政府的地方性武装发展而来。1963年，台湾学者戴玄之印行《义和团研究》，对“乡团说”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证。这些著作对源流研究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注：施达格的著作由吴宣易节译，于1941年和1947年两度以《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为名由上海正大书局出版。戴玄之的著作直到1967年才正式出版。）
建国之初，源流问题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一般论著大都沿用劳乃宣和时人关于义和团起源于八卦教、白莲教的说法，并未对之加以深究。1954年，陈湛若发表《义和团的前史》一文，较为系统地研究了义和团的组织起源。[15]尽管该文基本接受了劳乃宣的结论，但他的研究思路以及对王伦起义的讨论，启发了后来的研究者。稍后，又有学者认为义和团的前身是祖师会，但这一看法没有产生多少影响。
源流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始自60年代。路遥认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比较复杂，但其主要有三：一为从大刀会（金钟罩）组织演变过来；一为从梅花拳——义和拳传播下来；另一则从神拳改变而来。”[16]路遥的研究揭示了义和团源流的多元性，并且第一次把鲁西南大刀会、直鲁交界地区的义和拳和鲁西北的神拳看作义和团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主要组织。这一看法对以后的义和团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路遥的这一认识主要是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资料和文献做出的，但把研究视野拓宽到这样三个地区，则是山东大学历史系这一时期进行的实地调查的重要发现。应该说，山东大学历史系从60年代开始进行的实地调查是义和团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学术活动。尽管当时在调查方法上存在缺陷，但这些调查所得的100多万字的口述记录为文献记载相对缺乏的义和团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注：这些口述史料先后两次编辑出版。一为《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24万字；一为《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10万字。）
七八十年代之交，一度中断的源流研究又引起了研究者们的关注，并且成为义和团研究的热点之一。义和团组织起源的多元性成为研究者的共识，源流问题上的“白莲教说”和“乡团说”的简单理解已经被抛弃。学者们广泛利用各种资料，推动研究的进展，可归纳为这样几点：1.对白莲教、八卦教、义和拳等组织之间的关系以及各教派内部组织状况进行了更加深入的考察。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否定了白莲教起源说；[17]有的学者探讨了义和拳与八卦教、白莲教在历史渊源、活动形迹和信仰体系方面的不同；[18]也有学者提出了民间秘密教派的文武场问题，认为与历史上的白莲教、八卦教有密切关系的义和拳、神拳、大刀会等组织，都属于八卦教的武场。（注：周海青；《山东义和团组织的源流及其发展》，载《破与立》1979年第6期。注童到秘密教派有文武场的观点在源流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启发了其后更加深入的研究。）2.学者开始到秘密教派之外去探寻义和团的起源。李世瑜提出了义和团是秘密宗教和民间结社的结合的观点。[19]（P262-264）陈振江强调了民间习武团体在义和团形成中的重要地位。[20]（P262-264）3.一直遭受批评或忽略的“乡团说”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有的学者认为义和团的多源，不仅表现为各类农民结社，还表现为农民结社与地主民团的结合，而且“反映义和团这个组织全貌的应为后者”；也有学者结合民团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表现，认为“这个运动是由来自社会下层的义和拳等拳会刀社与传统的地主武装——民团相互渗透、广泛结合而形成的”。[21]但应该看到，与秘密教派和习武团体相比，对民团的研究仍然十分不足。民间自卫武装、乡团、团练之间及其与各类民间结社之间关系并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在源流研究中，研究者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它们的信仰体系、活动形迹以及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上。程歗对乾嘉时期的义和拳进行了详细考察，注重分析了它的基本信仰以及组织方式上的集团互助作用和宗法师承关系，他还分析了神拳从乾隆朝到光绪朝不同时期的活动，注意到神拳在其反抗活动中把民间教门的某些信仰和符咒神术引进组织，作为反清斗争的思想纽带以及鼓动群众、发展信徒的手段。[22]路遥认为；“义和团组织，其表象是拳会、教门和民团的混合，而其核心则是秘密拳教。”[23]另外一些学者在分析与义和团有渊源关系的混元教、清水教和早期一贯道时，也都注意了对这些教派的信仰体系和活动形迹的分析考察。[24]
美国学者周锡瑞曾引用日本学者小林一美的话来评论中国学者的源流研究：“很多中国学者义和团源流论的最大弱点是热衷于寻亲，而忽略了对形成义和团运动的固有逻辑及发展规律的解释。”（注：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译本）中文版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不可否认，国外学者对中国学者源流研究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起源研究对于国内源流研究的发展曾起过相当大的推动作用。）这一评论或许切中了80年代初以前源流研究的不足，但在那时以后，中国学者在探讨义和团源流时，已经不再孤立地考察历史上的教派或拳会的活动，而是注意去探求他们与义和团的内在联系了。程歗和路遥在考察清朝前期的教派活动时，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它们在信仰、形迹和组织传承方面与义和团的继承关系，这些成果都说明了源流研究的新进展。
90年代以来，源流研究在热闹了十几年后渐渐沉寂。一方面，有关义和团源流的资料相对较少，研究者往往苦于资料缺乏而难以求证。另一方面，源流研究在试图与义和团本身建立联系之后，也要求研究者关注义和团的思想意识以及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广阔社会环境。
三
随着学术自由氛围的日益浓厚、中外学术交流的不断加强和各学科知识的交叉运用，研究者的视野大为开阔，义和团研究在80年代中期以后迎来了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繁荣。从研究方向来看，具有突破性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义和团思想意识的研究和义和团时期乡村社会的研究。
五六十年代义和团思想意识的研究服务于说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和作用，因而专注于其政治思想方面，主要集中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上，着重提出了这个口号的策略意义，并且肯定了它号召、鼓动群众的正面作用。到七八十年代之交，随着义和团性质再讨论的进行，“扶清灭洋”口号又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总的来看，研究者对“灭洋”的认识比较一致，大都认为它是带有笼统排外倾向的反帝斗争口号，而对“扶清”的理解则多有歧异。然而，无论是认为“扶清”就是“扶保清王朝”的看法，还是认为“扶清”意味着“扶保中华”的表述，抑或是认为它既有爱国主义一面又有封建主义一面的折中观点，都是基于对中国近代史进程以及义和团运动在这一进程中作用和地位的不同理解，从某种理论预设出发进行的理论性思考，难以在历史资料支持下进行历史的求证。当然，这种研究本身自有其价值，而且有关争鸣也推动着研究者进行更为切实的研究。
1983年，程歗发表《民间宗教和义和团揭贴》，把义和团思想意识研究从政治思想方面推进到更深入也更贴近研究对象的层次。（注：程歗：《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贴》，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从源流研究的角度看，该文提出了研究思想源流的问题，使强调组织联系的源流研究出现了新局面。）稍后，陈振江、程歗合著的《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又进一步推演了这一理路，以文献为线索，与有关史乘、口碑等资料相参证，来探讨义和团思想意识，在强调民间宗教意识是义和团思想主要来源的同时，他们还指出，其他社会意识、民俗信仰、甚至乡村士绅的意识也渗透在义和团思想之中，使之表现某种复杂性。[25]（P191-240）
在义和团思想意识研究的不断深入过程中，研究者开始把义和团思想意识与当时的社会意识、社会心态、社会习俗结合起来，在更大范围内寻求历史的解答。李文海、刘仰东把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概念、理论和分析模式引入义和团思想研究，同时还运用“从众行为”、“社会刻板印象”等范畴来分析义和团时期的各种现象。[26]这种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方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此后，又出现了一些从社会心理角度研究义和团思想意识的文章。1988年，路遥、程歗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一书出版，其中《义和团政治意识散议》一节综合运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诸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将义和团神秘主义思想意识置于当时的社会心理环境之中考察，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义和团的思想意识。[27]此后不久，程歗又从四个方面令人信服地论证了义和团意识与民俗信仰的关系：（1）天运观念与灭洋意识；（2）全神崇拜与集群意识；（3）附体时尚与传播意识；（4）拳民禁忌与防御意识。[28]
严格来说，注意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研究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还只是近20年来的现象。翦伯赞曾经指出，外国商品倾销造成了国内自然经济破坏、手工业者破产；铁路和新式航运业使传统运输业者大批失业，从而扩大了流民队伍。[29]尽管这种观点缺乏有说服力的资料的支持，但却一直被诸多研究者套用为义和团斗争似乎必不可少的经济背景。直到80年代出版的《义和团运动史》，仍然满足于用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大背景来作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社会经济原因之一。[30]（P7-11）在提交给1980年召开的义和团运动史讨论会的100多篇论文中，只有一篇有关社会经济方面的文章，引起学术界殷切的关注。到80年代中期，对义和团时期的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研究吸引了学者们的注意。而到1990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时，“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已成为会议的名称和主题了。其中，最突出的成就应该是对近代乡村社会的研究。
对乡村社会的研究最初是从社会经济角度进行的。程洪对19世纪末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使用了大量统计资料，力图说明乡村社会的经济变动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基本原因。[31]张思论述了西方纺织品输入对乡村社会经济的影响，试图结合直鲁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和生存方式所遭受的严重冲击和破坏，从乡村社会所面临的经济危难和农民的切身利益中去探寻义和团运动产生的原因。[32]和以往的研究相比，这些研究直接以义和团起源的乡村社会为研究对象，从而更加具有说服力。注重乡村社会研究另一方面表现，就是学者们逐渐摆脱具有意识形态性的农民运动概念的束缚，把视野拓宽到19世纪末乡村社会的各个阶层。1986年，朱金甫、程歗呼吁史学界转换视角，通过义和团运动研究近代社会结构，从社会史角度深入认识乡土中国。陈振江、程歗在对义和团文献进行整理分析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乡村士绅在义和团斗争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并且结合华北社会的状况分析了乡村士绅阶层参加义和团运动的原因。（注： 陈振江、程歗：《义和团文献辑注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有许多学者研究了士绅在乡村社会中的作用，但由于资料相对缺乏，未能进行更为具体的区域性研究。）黎仁凯等人研究了乡村社会中代表更广泛阶层的民间组织，如团练、联庄会、民间花会、混混儿、水会等，有助于了解当时的乡村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联系。[33]近年来，又有学者注意到游民这个特殊的社会阶层。陈振江的力作《华北游民社会与义和团运动》考察了华北游民的成因和流动趋向，探讨了他们的社会心态、信仰和结社情况，并进一步分析了游民在反教会与义和团运动中的作用。[34]在乡村社会研究中，近年还出现了有关乡村民众心态的研究，如杨天宏、程歗等人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晚清民众心态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而张鸣、许蕾近年出版的《拳民与教民——世纪之交的民众心态解读》则是学术界不多见的研究义和团仪式和民众心态的专著。[35]
要深入研究19世纪末的乡村社会，不仅需要研究乡村社会所处的一般性背景，更需要对具体的村庄乡镇做具体的研究，才能真正认识不同的乡土社会中产生的不同义和团组织和活动的独特个性。这方面的最大困难在于资料。义和团的研究者很早就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在许多地区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以口碑资料来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就乡村社会研究来说，80年代进行的中日联合调查和山东大学在河北威县、山东冠县进行的调查都取得了较为丰富的资料。以这些资料为基础，路遥于1990年出版了《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该书对义和团运动起源的三个地区之一的冠县十八村和威县沙柳寨一带进行了社会学意义上的仔细研究，考察了这块“飞地”的特殊地理环境、行政管理、经济结构、教会发展和民间结社情况，从而对研究界一直存在争论的梨园屯教案和梅花拳组织都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论证。[36]2000年，程歗撰写《社区精英群的联合和行动》，该文同样主要依据山东大学的调查资料，研究区域同样集中于直鲁交界的冠县十八村和威县沙柳寨一带，提出了“社区精英群”——下层士绅、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民间组织领袖以及乡村各色能人——的概念。[37]该文对乡村的社会动员做出新的解释。路遥和程歗的成果反映了义和团研究近年来向乡村社会的区域化研究发展的新趋向。
四
曾经有研究者认为“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义和团研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38]（P79）在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研究的较早阶段，革命史观的一个理论预设始终纠缠着研究者：义和团是农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代表，而清政府则是企图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走狗，是反动势力的代表，两者之间因此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清政府不可能真正支持义和团的反帝斗争，也不可能坚决地进行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研究者认为，清政府一开始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是“坚决加以镇压，仅仅是由于群众势力很快压倒了统治势力，先是山东、河北农村，然后是天津、北京都成了义和团的天下，清政府才逐渐地暂时承认义和团的合法。义和团的压力使得清政府不得不表面上对帝国主义表示强硬，甚至向各国宣战。清朝统治集团与帝国主义固然也有矛盾，但是这绝不足以影响它敌视农民、投靠帝国主义的根本立场”。[39]尽管表述有所不同，但这种观点在相当长期内是论述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的主流观点。
80年代后，研究者开始对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不同观点之间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概括起来，讨论主要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一是清政府在义和团兴起时期的政策。廖一中认为，在义和团运动兴起阶段，不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员，对于义和团都采取了“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40]《义和团运动史》认为，义和团之所以在北部中国兴起，主要原因是“在北京有后党别有用心的支持”，而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以及直隶总督裕禄都对义和团反教会的斗争表现了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给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北方提供了有利条件。[30]（P27）另外一些学者则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林敦奎和李文海考察了当时各种矛盾的复杂性，分析了这一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各种对策的含混和混乱，认为这一时期清廷的基本政策是“防范查禁”，即“一种有限度的镇压”。[41]林华国反驳了《义和团运动史》的观点；认为在义和团兴起阶段，清政府是严禁义和团反教会斗争的，只是在处理时尽量采取“弹压解散”的方式，如果遇到抵抗则使用武力剿办。[42]另有研究者分析了山东官府以“改拳为团”、“会匪区别”和“惩首解从”为内容的拳会政策，认为这种特殊政策试图通过官方控制拳会的办法，来限制其反教会斗争，同时又在乡村社会维持一定的与教会势力相抗衡的力量，以限制教会势力的过度膨胀。[43]
再一个问题是义和团大举进入北京的原因。传统观点强调义和团自身的发展和力量的强大，认为这是义和团斗争的结果。有的文章则认为义和团能够大举进入北京，主要是因为后党企图利用人民群众反帝意愿达到废帝立储的目的，对义和团采取了全面招抚的政策。也有文章认为慈禧确有信邪术以保国的思想，义和团入京是清政府主抚政策的结果，义和团实际上并没有控制北京城。[44]林华国指出，应该重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活动对形势变化发展所起的巨大影响，“义和团就是在清朝军事机器暂时陷于半瘫痪状态的形势下，顺利地大批进入京津的”。[45]
围攻使馆与清政府对外宣战是义和团时期的重大事件，同样反映了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和政策。80年代初，李德征、丁凤麟对把围攻使馆事件说成是义和团发动和领导的反帝斗争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围攻使馆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为实现废帝立储而策划的政治阴谋。[46]到90年代初，林华国通过对史实的考证，指出：进攻使馆的力量自始至终基本上是清军，义和团所起的作用微不足道，把攻打使馆说成义和团的功绩或是罪行都缺乏根据。林华国还认为，慈禧太后围攻使馆是为了实现废立阴谋或是为了“愚弄和陷害”义和团的说法均难以成立。[47]
关于清廷对外宣战的原因，较早的研究或者强调西方列强要求慈禧太后归政的“假照会”对清廷的刺激作用，或者认为是在强大的义和团压力下被迫做出的，以避开义和团革命斗争的锋芒。80年代中期，林华国、孔祥吉分别依据档案史料反驳了“假照会”的说法。孔祥吉认为促使慈禧太后对外宣战的是裕禄的虚假捷报，它增强了慈禧太后的侥幸取胜心理。[48]而林华国则认为，导致清廷最后决心宣战的是外国进攻大沽并公开宣布要向北京挺进的严峻形势，而不是由于某种一时的“误会”[49]
应该说，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研究近年来取得了不少较为显著的成就。研究者突破了传统观点的束缚，不再把清政府视为帝国主义列强的走狗与义和团反帝斗争当然的坚决镇压者。许多研究能够比较客观地认识清政府在对外方面的位置，把它放到甲午战后尤其是戊戌政变以后复杂的中外关系中去考察，也注意到了清政府内部不同政治倾向的集团在清政府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清政府与义和团关系被真正置于19世纪末复杂的政治一社会格局之中。
义和团研究的进展还受益于历史资料的挖掘和科学利用。除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外，调查资料和档案资料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前面曾提到山东大学的实地调查在研究深入开展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其他一些单位也组织进行过类似的调查。这些调查以大量的口碑资料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尤其是提供了文献资料所缺乏的村庄集镇的资料，是区域性微观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注：除山东大学的调查资料外，较重要的还有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天津义和团调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黎仁凯等编《直隶义和团运动资料选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当然，调查资料有其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尤其是受学术政治化影响较大的60年代的调查。已经有研究者把这些调查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了，2000年召开的义和团运动1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就收到了两篇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和调查资料相比，档案史料有更大的可靠性，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在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史料之外，不少学者还充分利用了档案馆收藏的未刊档案，尤其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档案，解决了某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注：如前述路遥、程歗、孔祥吉等的有关文章。路遥曾专文考察了第一历史档案馆有关档案对义和团研究的重要性，并综合利用多种档案研究了有关义和团的诸多问题。参见路遥《清代档案与义和团史研究》，载《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中华书局1988年版。）
除上述问题之外，在义和团研究的其他方面，近年来也出现了新的学术趋向和有创见的成果，比如反教会斗争研究、东南互保研究以及义和团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一一加以述评。幸运的是，在义和团运动100周年之际，中国义和团研究会组织义和团研究的有关专家，编写出版了对百年来义和团研究进行全面总结的著作《义和团研究一百年》，为新世纪的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学术便利。[50]
义和团研究50年来取得的成就为它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对新世纪的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些研究多年的传统课题仍然还有相当的研究空间，需要深入进行发掘。比如已经取得相当成果的源流研究，以往主要集中于山东和直鲁交界地区的大刀会、神拳、义和拳和梅花拳等，而对义和团高潮时期活跃在京津地区的形形色色义和团组织的来源研究很少。另一方面，源流研究多聚集在秘密结社，近年更有偏离义和团研究进入民间宗教研究的趋向，而对19世纪末乡村社会其他组织的研究则着力不够。而始终扑朔迷离的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也依然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科学的考察，以至不得不利用“假说”来做出自己的解释。这些难点既提出了挑战，也提供子学术突破的机会。
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也还需要进一步进行展拓。应该承认，义和团研究近年来多少受到学术界的冷淡，其原因当然很复杂，但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也值得反思。从整体上看，义和团研究过于固守传统，创新意识相对说来较为缺乏。在近年的研究成果中，仍然可以见到不少低水平重复的作品，有些文章的学术水平甚至还停留在50年代。义和团研究近20年的每一项学术进步都是思想解放、尊重史实的结果，而它的继续进步也同样需要这一精神。举例来说，在国内的学术语境中，把义和团运动表述为农民运动的传统理论实际上包含着许多复杂内容，如果将它还原为19世纪末的一场包括许多社会阶层参加的民众运动，或许会有新的视角和新的兴趣点。从乡村社会结构、晚清政治——社会控制、乡村民众动员、乡村生活方式等多重新角度重新审视义和团运动，去发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停滞与变动，或许会推动义和团研究与现代化研究之间更紧密的结合，使义和团研究受到学术界更大的关注。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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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周恩来。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55-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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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200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