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出使日记中，《出使美、日、秘日记》是篇幅较长的一部，记载了从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初一到光绪十九年八月初四将近四年的涉外重大事件，累计1447篇，约有47万字。这部出使日记虽然内容翔实，见地深刻，留下不少宝贵的启示，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与研究。在此，笔者以一管之见，抛砖引玉。 一
《出使美、日、秘日记》的作者崔国因，生于道光十一年（1831），逝于宣统二年（1909），其将近80年的人生历程中基本上纵贯了晚清这一充满危机与挑战的历史时期。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所接受的是传统的封建教育，在同治十年（1871）中进士，旋即受任翰林院编修，而此时恰恰是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之时。两次鸦片战争失败、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刺激以及洋务运动的影响，使得“自强立国”的思想在崔国因的头脑中深深扎根。
光绪九年（1883），他在给朝廷的疏奏中就提出：“储人才、兴国利、练精兵、设武备院、筑炮台、修铁路、精水师、增兵船、精制器、设议院、讲洋务”等建议。而一年后发生的中法战争以及所签订的“中法新约”，都进一步印证了崔国因的“练精兵”、“讲洋务”等建议是非常必要的。崔国因所说的“讲洋务”不单指购买洋枪、洋炮、建新式水师、办军工厂，还包括政治、经济以及近代观念的外交。他在述及美、西矛盾时就发出“洋务不可不熟”的感慨，并对鸦片战争以来在对外交涉时“无知洋务”而“贻祸，至今外侮糜库帑，伤国体”（1）等都有着切腹之痛。
“中法新约”签定以后，法国不仅完全占领了越南，而且“由老挝以达蒙自，阳开通商之途，阴实开通藏之路”，“其争西藏之力，可与英、俄抗衡”（2）。处于列强蚕食下的中国，如果不实现自强，就难以立国。土耳其驻法公使爱萨德“痛恨英、俄诸国之恃强陵弱”，曾颇有感触地对当时中国驻英、法、义（即意大利）、比四国公使薛福成慨叹道：“今之时势，一铁舰枪炮之世，未有势不强而立国者”（3）。
光绪十五年（1889），崔国因在升任翰林院侍读后被派往国外，担任驻美国、日斯巴尼亚（即西班牙）、秘鲁三国的公使。当时正处在以电力广泛使用作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时期。对于在欧美已经比较广泛使用的电灯、电话、电梯、电车、地铁以及新式武器——汽炮（4）、潜艇、鱼雷等，崔国因在日记中不仅都有详细的介绍，还针对国内的落后情况进行对比，尖锐指出：“外国之重新法（即科技）也，犹中国之重时文（即八股）也”。
崔国因不仅介绍了外国科技的发展，也对科技所引起的综合国力的加强、军备的更新、军事力量的增长等进行了记载。他在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四的日记中介绍了电报对军事的影响，指出：“电报之速，顷刻万里，呼应灵捷，最宜于行军。方两国龃龉之日，战局、和局须臾而变；即战局已开，为战、为和，亦须臾为变。如无电报，则此处已决裂，而彼处犹不知敌国来攻，以备应战，是束手就毙矣。”
对于给科学插上腾飞翅膀的民主制度，崔国因也进行了介绍。在封建体制下长大成人的崔国因，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体制也有一个逐渐了解的过程。
光绪十六年七月底八月初，巴拿马当地土人酝酿排华，“议禁华人，不准在该埠开设店铺，并不准佣工”（5）。崔国因得悉上述情况后，“即往谒该国驻美公使，又托美国驻巴拿马领事代为转圜”，经美国驻巴拿马领事的协商，巴拿马当局驳回了当地土人的排华议案”。崔国因“以美国驻巴拿马之领事，实心保护华人，欲咨请总署赏给宝星”，并为此事咨询了律师。律师介绍道：“美国官员，向例不许领他国之赏物（即接受外国赠送的礼物）”，在此之前光绪帝曾把“佩带”赠送给美国驻华公使，“为例所格，乃存之博物馆”，“今欲赏美国领事官宝星，必下院议之，议院未必准受”（6）。这种对官员收受礼物严格监督的体制，同清代官场上的种种陋规、贪污受贿、巧取豪夺等形成鲜明的反差。
美国从制度上对官员接受礼物的制约以及议院所起的作用，使得处于传统封建体制铁幕下的中国政坛领略到西方民主制度的些许皮毛。尽管崔国因的介绍既谈不上全面，也称不上深刻，但他毕竟触及到严重阻碍中国实现近代化的封建官僚体制。就思潮而论，崔国因在戊戌变法之前的中国的确属于先驱者的范畴，他的视野及观点，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思潮。历史的尘埃，遮掩不住在他日记中所迸发出的新思潮的一瞥亮光。
二
虽然崔国因是驻三国公使，但他大部分时间住在美国，因而在他的日记中记载最多的是美国，而且向人们展现了美国崛起的蓬勃景象及其内在原因。
光绪十五年九月十八，他在日记中记载了美国的钢铁产量——“每年出钢铁一千三百万吨”。他还把当时的生产成本同三十年前进行了比较，指出“三十年前每钢一吨值银一百四十两，自新法出，而造成较易，近日每钢一吨值银二、三十两。”而在光绪十六年二月十九日（1890）的日记中，他再次对美国钢铁的生产情况予以记载：“美国南方铁厂，炼铁为钢”，产量“足与英钢相埒”，紧接着他还引了美国议员的一句话，“人知美国之多金矿，而不知美国铁矿亦多也”。崔国因对美议员这句话有如下评论：“金矿以致富，铁矿以致强，枪炮、铁舰非铁不能成焉”。
在光绪十六年四月十四日的日记中，崔国因对美国在光绪九年才试制出来的汽炮进行了介绍：“其制造之初，口径只有四寸、六寸，至多八寸而止”，然而仅几年的时间就制造出十五寸口径的大炮，而且炮的“口门可卸下，换上六寸、八寸、十寸之口门”，以适应战场上的不同需要。“其口门六寸者，放五十磅之炸弹，远及五千二百五十码（每码三英尺）；八寸者放一百磅之炸弹，远及四千八百码；十寸者，放二百磅之炸弹，远及四千四百码；十五寸者，放五百磅之炸弹，远及二千五百码”。
在该年六月初七的日记中，他又对纽约“华得加”所制造的五十二吨的钢炮进行了介绍，该炮“炮身长三丈六尺五寸，炮里自口至底，计长三丈四尺，可入火药四百四十磅，炮口门径三尺二寸，炮架用活动机器，炮弹远至五十里，试放之时，房屋皆摇动。”崔国因还把这种钢炮同英国乌力支厂生产的射程十里的大炮以及德国克虏伯厂生产的炮身重一百吨、射程三十里的钢炮进行了比较，指出“美国所造之炮，较之德国，其重只及半耳”而射程“倍之”，并发出“外国之炮，可谓愈造愈精，愈能及远”的感慨。
美国不仅鼓励各类科技发明，还提倡体现着科学精神的实地试验。他在光绪十七年四月初五的日记中，介绍了对铁甲坚固程度的试验：把各种铁甲的钢板做成靶子，“长八英尺，宽六英尺，厚三英尺，以大块坚厚之木衬于后，钉使相着立于土坡之前，用气司（7）开七连珠速发炮，距靶三十五英尺之近，轰击二十次”。然后检验各靶在受轰击以后的情况，“全钢靶尽被轰碎，各厂白铁钢靶亦被洞穿，惟夏玮（8）所制之白铁钢靶毫无破裂”。
崔国因在同年六月十一的日记中，又对报刊上所报道的“美国水师部军械所人员，于上礼拜六在纽钵（即新伯恩）地方试验各种新式水雷，以备择用”，予以记载。而他在八月初九的日记中还记载了美国对无烟火药的试制，当时欧洲各国对无烟火药的制作方法均对外保密，美国的试制不仅获得成功，而且其质量与欧洲“各国所造者，不相上下”。
以科技为后盾的美国建国仅100年——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为1789年，崔国因抵达美国时为1889年——“国富至十余倍”，美国金的产量居世界第一，铁路的修建居世界第一，钢铁产量已经赶上英国，至于武器的更新也已经超过英国，美国成为列强中的一员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迅速崛起的美国加入到对外扩张的行列，对夏威夷的控制及对菲律宾的渗透都反映出美国已经把侵略触角伸到了亚洲。
崔国因在光绪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的日记中，记载了美国对夏威夷的扩张。夏威夷群岛位于中太平洋，其首府檀香山距离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约四千五百公里，距离日本首都东京约五千五百公里，是从美洲通向亚洲的海上交通要冲，也是美国向东半球扩张的中转站。美国通过与夏威夷国王签订“报施条约”，把该国的普尔巴夏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美国的水师可以在该地给军舰添煤以及给兵士补充给养，其军舰也可以随时在普尔巴夏停留。作为回报，美国免除了夏威夷土特产品的入口税。
到了光绪十七年（1891）由于夏威夷统治者发生更换，新上台的女王在英国的鼓动下“背美向英”，美国遂以对夏威夷进口的商品征税进行报复。在美国的压力下，夏威夷统治者只得又回到以前所签订的“报施条约”的立场上。此后仅仅七年——1898年，美国就正式吞并了具有海上战略地位的夏威夷，为美国向亚洲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而同西班牙争夺吕宋（菲律宾）则是美国对外扩张的又一重大举措。
西班牙在中世纪曾经称霸欧洲，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1516——1556年），西班牙国王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9）（1519——1556），除了辖有西班牙本土外还囊括了德国、荷兰、比利时、南部意大利及西西里岛等大片土地。“英法各国，受其控制，无敢抗者”。查理一世的弟弟斐迪南是哥伦布环球航海事业的支持者、赞助者，西班牙也成为环球航海的最大获利者，使得中美以及南美除巴西外全部沦为了西班牙的殖民地（10）。1543年，查理一世向亚洲扩张，在吕宋开辟殖民据点，到查理一世的儿子腓力二世即位后的1565年西班牙就占领了整个吕宋，并以自己的名字“菲律普（Felipe）”来命名这个由七千多个岛屿组成的国家，称之为“菲律宾”。
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美国向亚洲的扩张，美国的传教士来到菲律宾打前站。崔国因在光绪十七年九月初三的日记中，记载了所报道的发生在菲律宾嘉罗兰岛上的教案：“美国教士向在彼传耶稣教”，而西班牙“向重天主教，故岛民屡毁教堂，虐教士。地方官以教士非同教之人，不为保护。”美国政府曾为此照会西班牙驻美公使，“案悬一年未结”，美国向西班牙索赔又遭拒绝。美西之间关系日益紧张，终于导致在1898年爆发美西战争，其结果则是西班牙的战败以及美国对菲律宾的占领。
对美西之间矛盾的最终后果，崔国因早在开战前八年就有所洞察，他在光绪十六年的日记中曾对西班牙实力日渐衰落有如下介绍：西班牙“国势远逊美、法，以前查理第五（11）富强经营，渺不可闻。铁路公司、电气、煤气、街车各公司（即管理公交车的机构），本国为之，则无利而亏本，遂让与英、法二国，而英、法能得利”。西班牙在体制方面所存在的“积习”导致其“国势渐衰”，到了19世纪中叶其海外殖民地也仅存“吕宋、古巴二处而已”。显而易见，衰落中的西班牙敌不过新兴的美国。
三
崔国因既受洋务派思潮的影响，又不被其局限，他所说的“洋务”不仅包括西方科技、军事工业，还包括促进经济发展的各类民用工业，以及建立适应经济发展的近代管理体制、西方的民主体制、在对外交往中熟悉国际法等方面的内容。他在担任公使之前就已经提出“设议院”，出国之后在经过直接观察，对涉及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领域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并通过日记的方式向国内进行介绍。
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交通的四通八达。对于美国交通的发达，崔国因进行了介绍。当中国还是沿用骡马为交通工具的时候，凝聚着科技革命成果的火车、汽车、电车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代步工具。
在美国“以铁路为第一关键，故地球铁路惟美最多”，“已成二万六千余里”。正在建设的铁路，不仅沟通了美国的各州，还把美国同他的后院——拉美各国连接起来。火车速度“日行五千里，每一时辰行四百一十余里矣”。据崔国因在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的日记所载，美国对原有火车又进行了改进，建造电力火车，“每一时辰可行八百里”，日行将近一万里。
对于市内交通，崔国因也多有谈及。他在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七的日记中对纽约的空中客车有如下一番描述：“纽约地方，街衢来往人众，故于离地数丈之上建造铁架，与屋顶齐，即于其上行驶街车，以免拥挤。”从纽约的空中客车，他又联想到英国修建的地铁，“英国伦敦京城，则于地下掘深六丈，建造铁路以备轮车行驶，且用电灯，光明如昼。”
对于新兴产业——邮电给国民经济所带来的巨额收入，崔国因不仅进行了介绍，还针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对比。他在光绪十五年九月十七的日记中写道：“美国邮电局近岁入款至五千万圆，可谓巨矣。泰西各国以此为入款之一，至派大臣以经理之，如美国之有邮电大臣是也。中国以驿站递公文，以书局递书信……驿站之费，每年费国帑三百万两。”美国政府一年能从邮政获得利润五千万元，而中国政府因递送公文而支付给驿站的费用三百万两白银，实际相差是三百万两加五千万元。在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再次记载了外国的邮政收入，“邮政局进项，美国六千万余圆，德国则银六百万两，合两国之土地、人民，不敌中国之一半”，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由于“中国未设邮政局，书信均委托人代寄”，以至东京轮船抵达旧金山，从“华人衣箱内，搜出书信七八千封，北京轮船抵埠，又搜出三千余封，奥顺匿轮船抵埠，又搜出八千余封”，而按照“天下邮政章程，应行议罚”（12）。本来应该由中国政府获得的邮政利润，因“未设邮政局”未能获得，又由于国民采用的委托人捎带书信的做法违反了国际邮政章程，中国公民要被罚款，这笔本应由中国政府赚的钱反而落到外国政府之手。如此算来中美之间的实际差距就是三百万两加五千万元、再加罚款。
对于美国及西方国家以税收进行调节的做法，崔国因也进行了详细记载，指出欧美等国“凡于有害民生之物，皆禁其入口；度其不能禁绝，则重税之。《中美条约》载明：两国不准贩卖鸦片。而由香港入旧金山者。其数甚巨。美国既不能禁，乃创税则，每鸦片一磅，征税银十二圆”，（13）对烟酒等非必须用品也都征收高额的进口税。一些欧美国家对那些“非民生日用所需”的均“收税至重”，如“日（西班牙）之于吕宋票（当地发行的彩票）、秘鲁之于赌局、戏园，皆征重税”（14）。“重其税者，即于不禁之中寓禁之意焉”（15）。然而中国所征收的鸦片进口税“较之美国，尚不及百分之一”（16）。
“各国之税则，无不随时变通，惟中国则一定不易”（17），中国不仅关税低，而且一旦确定下来就不再变更。崔国因尖锐指出这种固定不变的低关税的危害：“中国入口之税太轻……欧墨（即美）各国，增减从宜，未闻行之数十年而不变者。此而不变，洋货入口者多，夺土产之利，则小民失业。”（18）
这种固定的、低入口税状况的形成，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因素。鸦片战争以前的清朝皇帝把通商视为通贡，把贸易作为施恩远人、羁縻外藩的手段，根本不算经济帐，关税自然定得很低；而《中英南京条约》中“协议关税”的条款，则使得中国失去独立自主制定关税标准的权力，即使意识到应该通过提高关税来增加财政收入，也很难在同外国的交涉中获得成功。
光绪十六年中国所收关税为二千八十九万八千四百四十七两，同年美国的关税的收入为二亿二千九百六十六万八千五百八十四圆五角八分（19），只相当美国的十分之一。美国关税收入之多，同征收高额的进口税有直接的关系，该国对于中国商品的进口税定得相当高，有的相当商品自身价值的50%、60%，有的几乎与商品的价值相等。
中、美之间进口税的差额之大，令人惊诧，同为粮食产品“美国收中国入口米税每包二圆二角五分，每年以五十万包计之，税银百万余。而美国之麦粉入中国者，曾不纳税”；同为油类，“中国之油入美国者，计成本纳税25%，而煤油之入中国者，计成本纳5%”；“丝绸一项，美国收50%，中国于美之绸布仍5%”；“烟酒二项美国收税极重，而中国且不收税”（20）。而“轻入口之税，则经费不足”（21）。
与低入口税成为明显反差的则是中国的高出口税，清朝统治者是用征收高额的出口税去解决经费不足的。然而其他“各国之例，出口货物，本国向不收税，则成本较轻，以较中国，则价为贱”（22）。例如中国的茶叶原本在国际市场上有非常好的销路（23），但在英国所占领的殖民地印度、锡兰（24）以及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日本开始种植茶叶并大量出口之后，中国已经失去只此一家的优势。
中国出口税太重所造成的茶叶价格高，使得中国茶叶在国际市场上逐渐失去竞争力。印度茶叶“成本尤轻，其贩往英京（即伦敦）出售者，每磅一先令七辨士（即便士）”（25）；印度茶叶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色香味俱佳，英人好之”（26）。因而一些国家“皆舍中国而趋印度、日本，中国出口之茶遂减于昔”。俄国就是因为茶叶价格的差异，而改用印度茶。英国报纸对此有如下报道：“中国汉口之茶运往俄国者，虽多于昔，然俄国茶市亦有印度、锡兰之茶”，“且汉口之不及印度、锡兰者有五：一资本不充；二载运不便，三讲究不精，四不得至味之所在及嗜茶者之所好，五中茶税重，印度、锡兰无出口税”（27）。茶叶出口的减少，已经造成“种茶之地渐就荒芜”（28）。
中国所实行的高出口税，影响了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导致民族工业萎缩，无异于饮鸩止渴。崔国因在日记中不止一次提到“茶叶之利，必为外洋所夺”的问题，他在光绪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指出：三百年来中国独擅其利的“丝茶二宗”已经面临严重的威胁，“茶利已为印度所夺，而日本、法、义各国，均留心养蚕”，对此他语重心长地提出“我中国当亟思整顿”（29），“宜知有所变计也”（30）——即减免出口税，以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增强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四
崔国因的日记不仅详细记载了美国的情况，还利用驻外、广为阅读报纸等有利条件，对与中国毗邻的俄国以及同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的发展进行了记载，以期引起朝廷决策者的警觉。
在当时俄国的实力虽然比不上英、美、法，但其对外扩张的势头却是有增无减。俄国在相继吞并临近中国新疆的中亚汗国浩罕、茂甫、基发后，又击败“附近伊犁，与阿富汗为邻”的穆哈拉国，迫使该国成为俄国的属地，“近俄廷饬该国军兵六万，均奉俄之军令口号，各将领，尽代以俄员。”（31）而在光绪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日记中又记载了：俄国出兵占领帕米尔。当时俄国在亚洲驻兵十三万五千七百以上，配备的大炮一百八十尊（32）。
国土辽阔且与中国接壤在万里以上的俄国，对中国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诚如崔国因在日记中所披露的，俄国在“与中国接壤之境，每值勘界，则必侵入”。1860年俄国利用清王朝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趁火打劫，迫使清朝统治者签订《中俄北京条约》，攫取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此后又把侵略矛头对准了西段。在19世纪七十年代，利用阿古柏在新疆的分裂活动、清政府忙于平定内乱的机会，俄国又出兵占领巴尔嘎什湖以东以南及至伊塞克湖（33）南岸200多公里一线的大片土地。此后则通过勘定中俄西部边界，使得侵占新疆44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强盗行径通过外交方式得到确认。
除了利用军事力量，俄国还把修建铁路作为对外扩张的手段。崔国因在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九日的日记中写道：“俄国撒马儿罕铁路已造峻，里海以东，火车来往便利。此地至中国塔什干只五百八十中里”。在光绪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又记录了俄国拟在里海以东“造火车铁路”。为了控制波斯，俄国还打算“自外高加索部接造铁路，通至波斯京城”。崔国因在按语中有如下之论：“中亚西亚各回部，除阿富汗为英国所保全外（确切说已经列入英国的势力范围），其他各国，俄实尽之。今所存者，惟波斯耳。乃又中俄廷之计，直达其京。俄之利，波斯之害也。”（34）
得陇望蜀的沙俄统治者“垂涎东三省”由来以久，不仅“令其内地农人迁居于黑龙江”（35），还在光绪十五年开始修建从首都彼得堡通往西伯利亚的铁路，以便把俄国本土同靠近中国的珲春连接起来。
珲春位于西伯利亚东南的海口附近，“本中国属地，三十年前（即“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让归俄国。俄地近北极，土气严寒，海口常冰，于操练水师、驻泊兵船不便。自得珲春近地，即为屯水师之地，三十年来极意经营，已为重镇。”（36）但“西伯利亚不生五谷”，珲春所须粮食“由敖得萨口与日格口运往”，“且距俄国（本土）甚远，策应不灵”，“东西载运不通”（37）。在俄国人看来，修建通往珲春的铁路“有三利：一则……有铁路则粮可通；二则中俄有衅，可以用兵实边；三则内地之货可以出运，化无用为有用”（38）。
根据崔国因的日记记载，到光绪十七年三月初八通往西伯利亚的全长八千三百一十公里（一万六千多里）的铁路已经竣工，“俄人之调兵转饷，呼应更灵”（39）。对此崔国因有如下评论“中国之弃珲春，较之弃香港尤为失算也”。俄修铁路通珲春“调兵转饷节节灵通”，“东三省安能高枕无忧”（40）！
而中国的另一个近邻日本，尽管在西方列强的军事压力下于1854年（清咸丰四年，日本宏政元年）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打开国门，但感受到外部压力的日本统治者很快就开始效法西方，改革官制，制定法律，开办新式学校，此即发生在同治时期的日本明治维新。
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下，自身尚未挣脱西方列强奴役的日本已经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同治九年（明治三年，1870）日本政府派遣使者来华，要求同中国签订包括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不平等内容的条约，但遭到清政府的拒绝。到了同治十三年（1874），三四千日本侵略军在台湾府登陆，企图霸占台湾，只是由于清政府据理力争、台湾人民的强烈反抗以及英、美等西方列强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心存疑虑（41），才迫使日方在得到清政府的赔款后撤军。
侵略阴谋未能得逞的日本，是不会放弃对中国的扩张野心的，为了再次对中国进行侵略，日本统治者始终把扩军备战作为国策。崔国因援引光绪十七年二月初五日本《新报》的报道：日本政府“因见泰西各国，莫不以水师兵权多寡为国之强弱。是以不惜经费，增造大小兵舰”，如巡逻铁甲、军舰、鱼雷艇等，“统共吨位，计六万二千二百五十吨，共计日洋四千六百七十九万七千五百十四圆”（42），此时距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仅有三年。
五
从光绪三年（1877）清政府向国外派遣使臣时起，总理衙门就要求驻外使臣必须写工作日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握。”（43）要求驻外使臣写工作日记、记录国外情况并随时向国内汇报，以便在对外交涉中“不至漫无把握”，就其出发点来说，无疑是应该肯定的。问题的关键是，驻外使臣所介绍的情况是否真的能引起当权者的重视、是否能对清王朝政策的制定起到应有的参考作用。
崔国因详细介绍了建国才百余年的美国崛起之道——以科技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军事力量的壮大，以民主制度解决专制独裁所酿成的种种弊端。而只比崔国因晚一年出任驻外公使的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还特意对实施君主立宪体制的英国议会进行了介绍（44），以期能为清王朝政治体制的改革提供借鉴。然而当时清政府中的洋务派除了热衷于从国外购买军事设施、创办军事工业外，对提高综合国力、提倡科学精神、建立议会、学习西方民主制度等建议均不感兴趣，更何况固守传统的顽固派了。出使日记中最珍贵的内容，实际上是被束之高阁。
有感于购买军器时洋行“居奇抬价”，甚至用“贱价收积年存货而诡为新制者”（45）、屡被外商欺骗，崔国因还特意对外国军备方面最先进的技术进行了介绍：“近年中国设立海军讲求战舰，故于外洋铁甲及炮弹时当留心。近日新出之法，火药以无烟为最，炮以全钢为最，铁甲以夏玮白铁钢甲为最……循其名以购买，则得上等之器，于海军庶有裨乎！”（46）以期清政府在以后购买武器时，能引进最好的装备
至于由于俄国对东北亚扩张所引起的同英美之间矛盾的加剧，亦未引起清政府给予应有的关注。崔国因在日记中曾记载道：英国“闻俄国欲占高丽西北境之某地时”，驻扎在日本的英国战船“邻打极斯文”号“即已奉令发煤”随时准备前往朝鲜，“而英国驻日诸兵船，均严队以备调动”。对于俄国统治者所“觊觎”的位于朝鲜半岛南端的巨文岛（47），英国更是全力“争之”，如果俄国占领了巨文岛“则英兵舰之不将行于北洋”（48）。而美国对巨文岛也有染指之意，在光绪十六年四月“美国驻韩国使臣与朝鲜君商租巨文岛”（49）至于在朝鲜政坛上以闵氏为首的后党“归心于俄”、而“高丽王惟闵氏之言是听”（50）的现实，愈发令英、美等国不安。
而英国在秘林海口捕鱼，不仅使得英、美之间产生争端，也引起俄国的关注，俄国在电文中严正申明：英、美在秘林捕鱼“关涉俄国至重，缘该海四岸，半归俄辖，半归美辖”，“英美两国政府于秘林海峡布猎鱼龙一案，向不商及俄廷，膜置俄国，视为居外，俄廷殊抱不平”；并明确表示：对于英美两国关于秘林海口捕鱼所签定的章程，“俄廷作为废纸”（51），不予承认。
东北亚局势的紧张，凸现出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为了遏制俄国的扩张，英、美对日本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从压制变为扶植，俄国皇太子到日本游历时被日本巡捕刺伤就是一个信号（52）。从光绪十三年到光绪十六年，英国生产的军舰166艘，排在第一，美国145艘，排在第二，法国72艘列第三，德国50艘居第四，俄国35艘，位在第五，意大利31艘，排在第六。一个未能侪身于世界六强的日本，敢于向俄国挑衅，的确值得深思。
清政府既未从日本咄咄逼人的气焰中感受到新的军事进攻威胁已经在即，也未在购买武器时考虑到最先进技术的因素，因而当日本侵略者把甲午之战强加给清政府时，缺乏准备的清朝统治者实际上是被迫仓促宣战。由于列强之间的矛盾演变，英、美等国为了实现牵制俄国的战略目标，对日本的扩张态度也已经发生改变。
1893年初冬，崔国因任满回国，然而政坛同四年前依然一样，无论是洋务派还是顽固派都未能清醒地意识到不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来一个实质性的发展，就不可能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地位。虽然崔国因的出使日记在回国后第二年就得以出版，但他期盼多年的“自强立国”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可望而不可及。而甲午战争的爆发及《马关条约》的签订，反而使得中国在半殖民地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无论国际环境还是国内形势，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清军攻克太平天国占领的南京至九十年代中期甲午战争爆发前的30年，对于清朝统治者都是发展自身实力、实现自强的一个难得的机遇。遗憾的是，只满足购置洋枪洋炮、建立军事工业的清王朝决策人并没有能抓住这极为关键的30年，与“自强立国”失之交臂。而与中国仅一水之隔的日本，恰恰是紧紧抓住了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不仅挣脱列强对自身的束缚，还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它的近邻——朝鲜与中国。
崔国因在回国后不久，便离开让他失望的政坛，到芜湖去经商。在此后的十几年中，被外患内忧困绕着的清王朝已经呈现出土崩瓦解的势头，身处江湖之远的崔国因自然无力支撑将倾的大厦。在宣统二年去世的崔国因，尽管未能目睹辛亥革命的爆发，但那即将来临的社会变革风暴他是会感受到的。
（1）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页799，光绪甲午版，文海出版社印行。
（2）同上书，181页。
（3）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37页。
（4）所谓汽炮：“炮架以铁为之，形圆，可旋转如意，升降用汽机，不费人力”。
（5）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367页。
（6）同上书，377页。
（7）一种动力机械。
（8）系美匹兹堡加厄克厂主的名字。
（9）查理一世在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后也被称为查理五世。
（10）现在的中美、南美国家，除巴西使用葡萄牙语外，其余的国家均使用西班牙语。
（11）兼任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西班牙国王被称为查理一世。
（12）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71页。
（13）（16）同上书，99页。
（14）同上书，46页。
（15）同上书，386页。
（17）同上书，327页。
（18）同上书，290页。
（19）崔国因在《出使美、日、秘日记》的290页、662页有详细记载。
（20）同上书，661-662页。
（21）同上书，291页。
（22）同上书，202页。
（23）据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所记：明万历二十年（1592），中国的茶叶经荷兰东印度公司带到欧洲，到清顺治八年（1651）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把中国茶叶运至欧洲销售，到顺治十八年（1661）已经形成茶叶的国际市场，而且英国还制订了征收中国茶叶进口税的条文。
（24）即斯里兰卡，位于印度南端的岛国，葡萄牙在1505年占领该国，1612年荷兰取代葡萄牙统治该国，1896年英国又取代荷兰把锡兰作为殖民地。
（25）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312页。
（26）同上书，203页。
（27）同上书，318页。
（28）（30）同上书，203页。
（29）同上书，313。
（31）同上书，147页。
（32）同上书，461-462。
（33）伊塞克湖在巴尔嘎什湖南面500公里处
（34）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174页。
（35）同上书，301页
（36）同上书，117页。
（37）同上书，238页。
（38）同上书，514页。
（39）同上书，593页。
（40）同上书，118页。
（41）在日本侵略台湾后，美国驻日本公使提出在中日之间保持中立，并通知美国驻厦门领事逮捕被日本侵略军雇佣的美国人李仙得。英国也认为日本对台湾的入侵不符合国际公法。
（42）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573。
（43）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咨呈》，1页。
（44）薛福成在光绪十六年（1890）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对英国的议会进行比较详细的介绍：“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甚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善焉。德国议院章程，尚待详考。英则于八百年前，其世爵或以大臣分封，或以战功积封，聚而议政……即议院也。其后分为二。凡世爵大者、富者……即上议院员绅也。其小者、贫者……即下议院员绅也。宋度宗元年（1265），英廷始令都邑公举贤能，入下议院议事……上议院人无常额，多寡之数因时损益……而下议院之人，皆右民举，举之之数，视地之大小、民之多寡……上议院世爵，多世及，无愚贤皆得入，故其人多守旧……下议院所议，上诸上议院，允者七八，否者二三，其事简。下议院为政令所出，其事繁……”
（45）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40页。
（46）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629页。
（47）巨文岛位于北纬34度与东经127.4度交汇处的海面上，距离朝鲜半岛最南端约140公里，距离日本的平户约200公里。
（48）崔国因：《出使美、日、秘日记》，393。
（49）同上书，529页。
（50）同上书，256爷
（51）同上书，620页。
（52）同上书，631页。
（文章来源：《明清论丛》第五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