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
陈才俊，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学博士。
文化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既有正面的、肯定的、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否定的、消极的另一面。文化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因与不同社会的接触而受到影响，可能会催促自身的演变，也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阻止自身的演变。然而，就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来看，文化所承载的使命一直在追求和促进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一、人类文明的衍演与文化体系的构筑
陈才俊：章先生，您好！我们曾经就“人类文明建构”这一主题进行过讨论，但谈得更多的是对20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人文精神缺失、价值体系沦丧的担忧，以及对人类文明重建的一些构想。其实，人类文明构成的核心要件&；mdash；&；mdash；文化问题本身，才是人类文明重构之关键所在，值得深入探究。
章开沅：是的。按照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解释，人类文明的初始形态大致有二：一是指有人居住、有一定经济文化的地区，如黄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一是指文化类似的人群，如儒家文明、佛教文明、基督宗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显而易见，文明的内核是文化。可以说，文化的生成、演变、传播、交汇与融合，对人类文明的产生、衍演、完善与流变，厥功至伟。
陈才俊：“文化”一词的出现及其在世界不同文明体系中的衍演，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自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年&；mdash；&；mdash；前43年）首次以拉丁文“cultura animi”表述“文化”概念以来，不少哲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各自从自己的学科视阈出发，通过解析世界不同的文明体系来探究文化的意涵，虽然至今仍见仁见智、言人人殊，但有一点共识则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文化是人类文明构成的主体。文化进化论的代表人物、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1832&；mdash；1917）在其代表作Primitive Culture（《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此被视为对文化比较经典的阐释，亦为学术界所广泛接受。
章开沅：不过，文化和文明还是有内在区别的，二者不可混为一谈。相较而言，文化偏于“内”，注重精神层面，其本质是人的精神意识和情感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总是要通过特定的文化形态表现出来。文明则偏于“外”，是上述特定文化形态发展到特定阶段之后所呈现出的总体的和基本的价值尺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文明是不同历史文化所形成的关于人对自己、人与世界所达到的基本价值程度的发展标志。
由于人类精神活动或思维联系的指向千差万别，所以，文化呈现出政治、经济、价值认同和生活方式等诸多形态。而相近的文化形态，又可分为偏重于物质和偏重于精神两大体系。于是，人们就把偏重于物质形态的文化，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人类创造的物质成果等称为物质文化形态，把其中所包含的物质文化的价值尺度称为物质文明；把某种思想制度、行为规范、精神成果（包括哲学、宗教、文学等）称为精神文化形态，把其中所蕴涵的人类精神文化的价值尺度称为精神文明。邓小平曾提出“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以及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并将其确定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方针。他的这一提法显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
陈才俊：从对文化与文明的比较，似乎可以看出文化的两大显性特征。其一，既然文化的本质是人的精神意识和情感之间的联系，那么人思维活动的活跃性和意识活动的不间断性，则决定了文化的动态性特征。也就是说，任何文化形态都是活动的有机体，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之中。比如当我们研究某一古代文化形态时，绝对不可囿于一个固定不变的僵死概念或者某种没有生命的知识范畴，而是应该通过深掘各种历史遗迹、历史资料乃至历史现象，来把握该古代文化形态所反映的人的精神意识和情感联系的运动过程，揭示其时各种政治、经济、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等所包含和体现的人类思维特征以及认识能力所达到的程度。另外，由于动态的文化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变性，所以文化总是发生着变化。于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形态常常表现出不同的发展风貌，体现着不同的内涵构成。
其二，鉴于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人的精神意识和情感之间的联系，所以又具有鲜明的差异性特征。因时代、地域、族群乃至自然环境的不同，文化不仅表现出发展程度的差别，而且呈现出禀性气质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禀性气质差异中，还存在不同文化体系内涵的差别和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差异。所以，文化不仅有古代与现代之分，而且有东方与西方之别；不仅有宗教文化与政治文化之异，更有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之差。也正是因为文化所具备的差异性特征，才导致人类不同文化形态的百花齐放与争妍斗艳。
章开沅：通过阐释文化的动态性和差异性特征，我们还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文化与文明的深层关系。一方面，文化与文明有着各自不同的本质特性。文化是动态的发展过程，文明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文化价值总体。另一方面，文化是文明的内核，文明不能离开文化而孤立存在。文明作为文化的价值总体和较为恒定的价值内涵，必然蕴藏于富有活力的文化形态之中。同时，也正是各种富有活力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现象，彰显着文明的价值体系。
陈才俊：人类文明的产生、衍演、完善与流变，经历了非常漫长的过程。早于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已实现第一次分工，产生了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逐水草而居，不易形成大规模的聚居场所，故对文字没有迫切需要。而农耕民族则不同，不仅有固定的居所，而且有固定的赖以生存的食物来源。农耕民族这种生活方式既容易形成大的部落，亦为“早期文明”的诞生提供了土壤。一般认为，文字是文明社会形成的标志之一。文字符号的出现，促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人类第二次分工，为“中期文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石。文字的定型，更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文字是人类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发明。人类的个体能够通过文字记录的信息，获得人类整体在漫长岁月里创造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智慧，加速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文字使人类的思维更加缜密，使文明的传承得到保障。
章开沅：一般而言，界定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几个重要标准是：青铜器的大量使用、文字的大规模运用、城市的诞生，以及大型宗教礼仪设施的出现。世界几大重要古代文明体系的问世，均符合上述标准。
不过，与其他文明体系相较，古代中华文明则呈现出自己的个性特征。中华文明有三个直接源头：即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它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以农耕民族为主体。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迁并与渗入，黄河、长江流域以古代华夏族群为主体的汉民族体系不断融入北方民族元素。同时，包括西域族群在内的外来民族渐趋被汉民族所吸纳与同化。而且，古代汉文化亦多次融释周边其他民族文化与西域文化。所以，中华文明是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与“蛮、夷、戎、狄”各区域、各民族古代文明长期相互交流、彼此借鉴、不断融合的文化结晶。
陈才俊：如前所述，文化具有差异性特征，不同文化之间是有差别的。由于宗教信仰、族群认同、政治主张、价值理念等不同，或者教育程度、语言体系、文学修养、艺术旨归等有异，人类文明在演进过程中诞生过许多不同的文化体系。数千年之后，有的文化因为各种原因而消失了，有的文化则在竞争乃至扩张中发展壮大，成为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载体。
章开沅：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文化的作用具有两面性：既有正面的、肯定的、积极的一面，也有负面的、否定的、消极的另一面。文化体系在其发展过程中，因与不同社会的接触而受到影响，可能会催促自身的演变，也可能会反其道而行之，阻止自身的演变。然而，就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来看，文化所承载的使命一直在追求和促进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
二、宗教文化的勃兴与多元文化的繁盛
陈才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mdash；1975）曾经指出，任何一种文明发展的轨迹均取决于该文明精神水平的进步或衰退，文明的过程本质上是精神的提升与衰退，而精神提升与衰退的载体和根据则是宗教。他还把宗教喻为一辆四轮马车，认为文明就是宗教运行的车轮，正是通过文明单调重复的周期性循环，形成了宗教朝着既定方向、具有更长节奏的运动。按照汤因比的说法，宗教的性质决定着文明的性质，宗教的兴衰决定着文明的兴衰；宗教乃是“文明的核心”。所以我们可以说，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其产生和兴盛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至关重要。
章开沅：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而且是一种文化形态。从某种意义而言，人类的宗教发展历史，就是人类的文化发展历史。在人类社会早期，宗教创造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创造，宗教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文化。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各种文化无不从宗教吸取有用的养分，并通过宗教活动来展现自己的存在，继之获得自己的表现形式。人类先后创造的三大世界性宗教&；mdash；&；mdash；佛教、基督宗教和伊斯兰教，都曾经影响过、正在影响而且一定仍将继续影响世界文明的诸多方面。人类历史上的哲学、文学、艺术等等，均深受各种宗教的影响。
陈才俊：文化之为文化，最根本之意在于“化”。化者，变也，改变或者变化之谓。文化有三个基本要义：首先是“化”，其次是“人化”，再次是“化人”。由于文化的第一要义乃“化”，其终极旨归是化“人”，故“化人”乃文化的中心义和至上义。如果我们探究宗教的文化属性与文化功能，不难发现，其本质属性与功能正是“化人”。
文化有一定的结构和层次，形成一个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的体系。而宗教正是一种由“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组合而成的文化体系。首先，不仅宗教建筑，如佛教的寺院、基督宗教的教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和道教的宫观等，属于宗教的器物层面，而且佛教的袈裟、基督宗教的十字架和麦加克尔白的黑石、道教的道袍等，也都属于宗教的器物层面。其次，作为宗教要素的宗教制度或宗教体制，如佛教的寺院制或基督宗教的主教制、公理制和牧首制等，均为宗教的制度层面。最后，姑且不论宗教神学均有观念系统，仅就宗教信仰对象而言，亦无一不是某种精神存在，如佛教的佛陀、犹太教的耶和华 、基督宗教的上帝和耶稣基督、伊斯兰教的安拉、道教的三清尊神等，均是精神性的存在。
章开沅：宗教是人类最早的、全覆盖的、系统性的文化形态，严格来讲，更多属于关涉人生意义和终极目标的精神文化层面。宗教为人类文化的各个领域，如伦理道德、价值观念、语言文字、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民俗风情、文化交流等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智慧、精神营养和实践经验。比如，其关于宇宙生成和人类起源的原始神话以及各种富于幻想的美丽传说，催发哲学和文学的萌芽；关于人类社会行为的信条和禁忌，成为伦理和道德的初级形态。宗教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推动力量，构成了人类文明衍演的主线。
宗教居于民族文化的核心地位，是大多数民族和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和文化的精神内核，维系着民族共同体伦理道德和社会风尚的延续。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虽然曾建立过幅员辽阔的庞大帝国，而且声震遐迩，显赫一时，最终却土崩瓦解，坍塌解体。究其原因，乃其没有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统一的、至高无上的宗教。而犹太民族，因一直秉持共同的民族信仰&；mdash；&；mdash；犹太教，故虽然颠沛流离，饱经沧桑，但其文明却经受住几千年极其严峻的考验，且至今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陈才俊：宗教对整个文化模式的建构与转型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宗教对人的生命活动也具有内在与外在的双重规范功能，既给人的生命活动以勇气和力量，亦通过禁忌、戒律对人的欲望和激情予以束缚。宗教的这种双重规范功能，广泛地渗透于民族及社会的伦理道德与社会风尚之中，一方面促进文化形态的转型，另一方面又对文化形态的稳定起到巩固作用。宗教在文化体系中为人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和勇气源泉，提供意义世界和价值世界，对文化体系的确立和变革提供调控，使人的生存有所遵循。
章开沅：所以，宗教的发展与繁盛，有利于人类创造丰富多彩而又各具特色的异质文化。印度文化、“犹太-基督宗教”文化、“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便是宗教色彩非常浓郁的几大文化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也具有很强的宗教性，早已被宗教学家所证明。构成中华文化基石的儒、道、墨诸家，均具有很强的宗教性，更遑论佛教的渗入。另外，中国很多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以宗教为主要精神依托，有些民族甚至全民信教。
另外，人类社会文化的演进，乃是由宗教文化与人本文化交汇融通、相互砥砺、彼此吸纳而共同推动的。比如，中华文化以儒、释、道互为发展主轴，其中，儒为人本学说而带有宗教性，释为佛教哲学与佛教宗教，道为宗教哲学与道教神学。再如，欧美文化以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互动为发展主脉，其中，希伯来文化为宗教文化，希腊文化为人本文化。
陈才俊：世界几大历史悠久的文化体系随着宗教的繁盛而呈动态发展模式。中华文化、印度文化、希伯来-希腊文化起初都是从范围有限的中心发源地扩散到周边。中华文化从黄河流域延伸到中国南部，印度文化从印度河流域伸展到印度南部，希伯来-希腊文化从希腊半岛扩展到地中海西部。中国和印度的新兴文明通常仍然由起初的文明核心区域主导支配，而西方则不同，罗马凭借军事上的优势，不仅征服希腊本土，还征服了中东的西部地区。这几大文化体系的衍演与扩展，均是以宗教作为内在驱动力量。
章开沅：由于思维方式不同，东西方文化秉性存在本质差异。从现象上看，中华文化是“伦理型”文化，西方文化是“法理型”文化。中华文化弘扬“性善论”，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主张建立良好的伦理道德以规范人的行为；强调通过教化来使人形成自律意识，自觉克服人的动物性本能，克服个人私欲，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西方文化则侧重“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主张“原罪说”；强调人生下来就有罪，主张通过严密的法律抑制个人的私欲和动物性本能，以“他律”来促使人们遵守社会规范，维护社会秩序。
文化倾向的不同，导致东西方民族在宗教信仰上出现很大的差异性。其具体表现是，中国人兼容，西方人专一；中国人重功利回报，西方人重精神寄托。从信仰形式来看，中国人不排他，许多人既信仰佛教，也信仰道教或其他宗教；西方人不仅只信仰一种宗教，不会既信仰基督宗教又信仰伊斯兰教，而且只信仰一神教。从信仰目的来看，中国人功利心很强，祈求目的很明确，重恩赐和回报；而西方人则目的性不强，重忏悔和宽恕。正如英国哲学家、思想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mdash；1970）所言：“我们从犹太人那里学到了不宽容的看法，认为一个人如果接受了一种宗教，就不能再接受别的宗教。基督（宗）教与伊斯兰教都有这样正统的教义，规定没有人可同时信仰这两个宗教。而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不相容；一个人可以是佛教徒，同时又是孔教徒，两者并行而不悖。”
英国哲学家、思想家罗素
陈才俊：从某种意义上说，宗教关注的根本是生命、生活和生死的问题。因为价值理念的不同，决定了中华文化有别于其他几大世界文化体系。印度文化、“犹太-基督宗教”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教”文化，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现世”（This World）均持消极或否定的态度，认为“现世”是虚幻的或在整体上堕落、有罪；认为生命本身永不终结，终结的只是肉体。因此，它们认为，生命的终极归宿在“现世”之外而不是之中，必须通过宗教修炼的手段来彻底摆脱“现世”。而中华文化很早就表现出对人类生活于其中的“现世”&；mdash；&；mdash；即“天地”或“六合”&；mdash；&；mdash；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形成以此岸为取向的高度世俗化文化；相反，对于“现世”之外的世界，即“天地”之外有无“天地”、“六合”之外有无“六合”，基本持否定或存而不论的态度。与此同时，他们对于肉体死后的生命采取消极怀疑的态度。从根子上讲，中国人相信世界只有一个，即以“天地”为框架、以“六合”为范围的“现世”。中华文化的这一特点，导致中国人非常重视天下的“和合”或者“和谐”。
章开沅：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文化交流均发端于宗教，实际上是中华文化与佛教文化、中华文化与基督宗教文化的交流。佛教文化与儒道文化一起，构成中国古代精神生活的支柱与中华文化的基石。基督宗教文化背后，屹立着源远流长的希伯来-希腊文化发展至今的西方现代工业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华文化与基督宗教文化的交融，远远没有取得像与佛教文化那样水乳交融的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吸收、消化西方文化，使之中国化，还远远没有形成。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主体文化不可能被佛教文化或基督宗教文化同化，但也不可能把佛教和基督宗教排斥于国门之外。无论人们的主观意愿如何，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使得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融合成为历史的必然，无法阻挡。
三、东西方文化融会与中华文化的重构
陈才俊：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通过各个地区、民族或国家内部的传递、继承和发展而延续，另一方面则通过各个地区、民族或国家之间的相互接触、交流与融合而实现。1975年5月27日，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1928&；mdash； ）在莫斯科国立大学文化宫演讲时曾说，人类文化交流“更根本的原因是文化本身的性质不断地促进其交流”。就是说，“文化的核心本来就是最有普遍性的、人的生命的脉搏的跳动。所以，正好似人在高兴时发出的高音，在人们胸中张开的弦上跃动，奏出共鸣音，文化作为人类必要的活动，当然会越过一切隔阂，寻找某些人的心的共鸣。”
章开沅：各地区、民族或国家在交流的过程中，可能是通过和平的途径，也可能是通过血与火的方式，但归根到底，没有交流就缺乏比较，没有交流就难以进步。历史上如此，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更是如此。著名德裔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1858&；mdash；1942）曾说：“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获得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历史证明，那些处于闭塞状态下的地区、民族或国家，其文化的发展则明显滞后，有些甚至已被淘汰。
陈才俊：有人曾以一本现代纸质版的英文书籍作为例证，阐释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英文字母源于拉丁文字母，拉丁文字母源于希腊文字母，希腊文字母源于腓尼基文字母，腓尼基文字母又源于埃及的辅音字母；标识书籍页码的数字则源于“印度-阿拉伯”数字；印刷书籍的纸张是中国人的发明，印刷术亦源于中国。而中国的近现代科学技术又基本上是从西方学来的。因此，只有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才能创造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才能催生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
章开沅：中国是世界最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长河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早在人类文明的朝霞时期，中国和西方各古代文明国家，尽管远隔千山万水，而彼此间的了解、接触和交往却在步步发展扩大。日久天长，中西文化交流宛如涓涓细流，汇聚成为江河海洋。丝绸之路的形成，即是中西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活化石。即便以狭义的丝绸之路出现的时间西汉时期算起，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当然丝绸之路的形成本身并非为了文化交流，主要还是因为军事、政治及商贸的需要，但客观上却促成中西文化的早期交流。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对外文化交流是西汉末年的佛教东传，随之法显、玄奘到西天取经，把印度的佛教经典带回中国。今日中国所见的《大藏经》，就是当时一大批僧侣致力于佛经翻译的伟大成果。佛教也自此在中国深耕，并且开创了唐代禅宗的盛世。直至今天，我们提到中华文化的三大主流时，都是称“儒、释、道”三家，“释”的排名甚至在“道”之前。
陈才俊：西汉末年以降的佛教东传，完全是宗教性的、文化性的、和平性的，不带有任何强制性。中国人完全是“主动”去学习，而不是“被迫”去交流。当然，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受到本土文化的抗拒与排斥，甚至在政治上还出现过“三武灭佛”的悲剧，但其毕竟最后在中国牢固地扎下根基，而且融入中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国佛教。
章开沅：佛教传入中国后，陶醉于儒家博大精深思想体系的中国知识分子顿然发现，中国之外还有这么个庞大的思想体系，把宇宙人生阐释得如此透彻。中国人从此除了成君子、成圣人甚至成神仙之外，又多了一种选择：成佛。由于佛教的刺激，唐代出现了中国化的佛教&；mdash；&；mdash；禅宗。一时间，参禅学佛顿成时尚。佛教的挑战成就了宋朝的理学，及至明代王阳明而达“心性之学”之大成。这是中国人面对第一次强大外来思想&；mdash；&；mdash；佛教时所作出的回应。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植根，对中国人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政治经济、人生态度、生活方式、语言文字以及文学、美术、书法、音乐、舞蹈、建筑等各个领域都曾产生深远影响。正是这些影响，构成了中华文化集儒、释、道为一体的精神气质，呈现出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
陈才俊：中国在接受佛教传入不久，便将其传播至东亚。当然，同时传去的还有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这也是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重大成果。池田大作曾对您说：“贵国（中国&；mdash；&；mdash；作者引）对日本文化赋予厚恩。日本不知有多少文化和思想从贵国那里学习而来。我们所信奉的日莲佛法也是以途经贵国传来的法华经为基础的。日莲佛法对中国与韩国有着这样的描述：&；lsquo；日本国是此两国的学生。&；rsquo；这也就明确表明了中国是日本的文化&；lsquo；恩师国&；rsquo；。”池田大作甚至认为：“这些学习对日后日本的国家形成带来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章开沅：中国史书关于中日交流最早的记录，是《汉书&；middot；地理志》对朝贡贸易的确切记载。《后汉书&；middot；倭传》记录显示，两汉之际中日两国有过连绵不断的交流。不过，中日之间正式的官方使节互访，可以确定为是从日本向隋朝派遣“遣隋使”开始的。此被视为政府主导的中日文化全面交流的发端。
公元630年到669年，日本遣唐使前后7次渡唐，每次规模都达一百到两百人。而在公元702年到752年这50年间，共派遣四次使节团，每次人数都多达五百人以上。至唐朝末期，遣唐使派遣虽然逐渐减少，但公元838年仍有651人。这些遣唐使，有学习一般学问的学生，也有主要钻研佛教的的学僧。学生到达长安（今西安）后，大部分进入国子监所属的六学馆，学习各自的专业。而学僧则是各自前往有高僧住持的专院，专心学习各宗佛教。当时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中华文化是佛教和儒学，以及制度和律令。
值得一提的是，明治维新以后的中日文化交流还增添了新的趋向，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努力向日本学习，从日本“转口”输入西方近代化思想。
陈才俊：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中西文化的直接碰撞，则是以基督宗教之在华传播为媒介的。基督宗教之传入中国并非始终一贯，一帆风顺，而是时断时续，筚路蓝缕。在历次的对华传教热潮中，基督宗教的不同教派曾先后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唐代的景教（亦称“聂斯脱里教”）、元代的也里可温教、明代中叶后的天主教、清初的东正教乃至晚清的基督新教等。
章开沅：基督宗教先后于唐代和元代两次传入中国，元亡之后曾一度沉寂。明代中叶以后，借助地理大发现的推动、东西航路的开辟以及欧洲殖民主义者的全球扩张，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开始由海路抵达中国。宗教改革之后，天主教在西欧的势力大大缩小。为了能将在欧洲的损失在海外弥补回来，天主教新创立的传教组织耶稣会率先派遣传教士前往东方，拓展教会领地。紧随耶稣会之后，欧洲其他天主教修会亦纷纷在远东建立传教基地。天主教传教士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希望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将中国人皈依成上帝的儿女。而恐怕出乎他们意料的，正是他们引发了第一次西学东渐大潮。
在明末清初的二百来年时间里，一批又一批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以宣扬西方科学技术为手段，通过与儒家经典和学术思想的融合、会通，向中国士大夫传扬天主教教义，试图达到将整个中国“基督化”之最终目的。传教士们的文化传教活动，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触动颇大，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冲击。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Ricci，1552&；mdash；1610）不仅是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奠基者，也是基督宗教与中华文化对话的倡导者，而且还是把西学介绍到中国、把中华文化传播到西方的早期开拓者，是其时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之巨擘。
陈才俊：总的来说，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士多是在宗教信仰上坚定、热诚，在学术文化方面颇有素养的地理学家、语言学家以及其他实用科学家。他们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也把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起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介绍到中国，还把中国的许多经典文献翻译成西方文字传播到欧洲，开启了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因此，他们成为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之中坚力量。
以耶稣会士为代表的传教士，视野广阔，学识精博。他们利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取信于中国官民，并将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与传教活动结合起来，既有利于其传教事业，亦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书写了开创性的篇章。
章开沅：异质文化的相遇，会导致冲击、竞争乃至失落，亦有可能走向交流、融合并达至会通。东方和西方的接触，对双方的历史都起到了冲击作用。影响总是相互的，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肯定巨大，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也不可小觑。耶稣会士本来是以维护圣教为己任的，但是他们到中国传教的结果，却因东西方文化的接触而将中国经典文献带回西方，催生了西方的反宗教理论。伏尔泰（Fran&；ccedil；ois-Marie Arouet，1694&；mdash；1778）热烈推崇中国理性主义的天道观，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中国思想文化对18世纪的西欧、特别是对其启蒙运动，影响至深且巨。西方早期对中国比较具体的知识，正是由此期的传教士带回。这些传教士也是西方对中华文化的最早研究者。他们既是更广泛意义的中国思想文化西渐的开拓者，亦是西方汉学研究的肇始者。
近代西方知识分子假手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以反对中世纪的思想桎梏，从而对启蒙运动起到催化作用。这一点，是代表旧传统势力的天主教传教士所始料未及的，也并不符合他们来华之初衷。遗憾的是，由于康熙后期爆发的“礼仪之争”，正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的中西文化交流被无情中断。
陈才俊：19世纪初，基督宗教的第四次来华，揭开了近代中西文化大规模交流的序幕。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华创办报刊、兴建学校、编译书籍、传播福音，很快让长期置身于闭关锁国之境的中国知识分子“睁开眼睛看世界”。正是因为此次中西文化交流的渐趋深入与巨大影响，激发几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到强调“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并最终结束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
章开沅：林则徐、魏源、冯桂芬等被视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他们主要是在其时基督新教传教士所提供的有限的地图、报纸、书刊上了解西方。那么，在此以后，众多有识之士可以通过口岸租界、香港、澳门以至走出国门，直接观察西方近代文明，对中西文化加以比较并作历史与现实的反思。
“睁眼看世界”的第二代人物以华人基督徒为主，同样出生于1828年的容闳与王韬则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容闳是先系统接受美国高等教育之后，再回到中国重温传统文化；王韬则是先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再到国外观察西方文化。容闳虽然日益西化，但仍然保持着中国之根。他不讲究什么主辅、道器、体用之分，目光全部集注于“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具有基督宗教文明博爱与献身的精神，而这多少又包含若干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气概。而王韬，只有到西方，到一个纯粹的、业已真正近代化的西方，经过多年耳闻目睹，才能进一步理解中西文化之异同，并且全盘加以区别、比较和抉择。
陈才俊：比容闳、王韬晚出生38年的孙中山，同样也是一位深受西方文明熏染的基督徒。1879年至1892年，也就是13岁至26岁期间，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Honolulu）、广州、香港的基督教会学校接受完整的西式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他长期居住、奔走于以基督宗教思想文化为根基之欧美地区，是一位饱受现代西方文明影响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孙中山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睁眼看世界”，而且在于从文化的视角反思和批判东西方两个世界，最后全身心致力于推翻旧的世界，创立新的世界。
章开沅：孙中山12岁前往夏威夷（Hawaii），“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他这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这么一个无比广阔的世界，特别是近代文明已经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尤其是他在伦敦蒙难滞留期间的苦读、交游与实地观察，对于“天下”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由浅至深的过程。由于地域或亲缘关系，孙中山直接接受的是美国教育，所以早期很自然地比较敬仰西方。他努力学习西方，以美、法为榜样规划中国革命的前途，并且把革命的运营主要寄托于欧美，特别是当地侨界人士的帮助。但后来在革命的实践中，孙中山逐渐发现，民族主义才是世界主义的基础，只有恢复民族平等才配得上讲世界主义。
孙中山力图以“王道”与“霸道”这两个古老词汇来区分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他曾经明确指出：“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古代的儒家历来主张行仁政。正统儒家政治哲学认为，道德的力量胜过军事的力量，民心的依违向背乃是施政者决策的根据与归宿。孙中山把这种古老儒家理念加以现代诠释，并且以此作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准则，力求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和谐、平等、合作的新格局与新秩序。或许可以这样来概括：以王道来实现世界大同。
陈才俊：自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幕拉开之始，中国知识分子便开启了关于东西方文化异同、优劣之论争，可谓持续至今。如何在人类文化的整体结构中认识东西方文化的角色、性质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以帮助人类为未来的继续生存做出最佳选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进入21世纪之际，您在对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冲突纷争与危机灾难所作的“世纪之思”时，提出运用“最大公约数”这一理念来解决各种争端。应该说，这是对人类思想智慧的一大贡献。
章开沅：最大公约数本是一个数学概念。人类凝聚共识、形成合力的过程，就是寻找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世界异质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虽然不同，不同地区和国度的族群虽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有异，但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目标却是相同的。寻找最大公约数，其实质就是“求大同，存小异”。这既是一种思想方法，也是一种价值取向。寻找最大公约数，就是在坚守“同”的基本底线的前提下，谋求对“异”的最大包容。寻找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大公约数，就需要在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中增进共识，在包容文化的多样性中实现和谐，形成异质文化彼此认同的价值理念。各种文化由同而异，然后由异而同，最后归于大同，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也是进步的文化观。
比如，当今世界就存在一个因文化传统差异而导致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且似乎有愈演愈烈之势。寻找最大公约数不妨可以作为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复杂关系的有益尝试。也就是说，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必须经受全球一体化的人类公理的重新评判。具体到中国，应该把中国固有道德扩大到融合世界各国道德的优良成分，作为新的世界公民道德的基础。
陈才俊：1979年9&；mdash；11月，您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首批中国大陆学者访问美国和日本；1989年6月，由您倡导和主持的“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召开，大批海内外著名学者出席会议（此次会议乃是第一次以中国教会大学史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被视为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的里程碑）；1992年7月，您在华中师范大学成立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2001年12月，您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更名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应该说，您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涉猎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的学者之一，而且是以近代中国教会大学为路径进入该领域研究。
章开沅：中国教会大学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由西方教会组织与传教人士在华创办的一批迥异于中国传统教育型制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我当时深信，教会大学史研究的推进，必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讨产生促进作用。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宗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华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华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所以，对于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华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探讨中西文化的双向交流，是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很有趣的课题。
四、异质文化的植根与中华文化的再造
陈才俊：我们常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绵延不绝，具有非凡的生命力。在我看来，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更多地体现在与异质文化交流中所秉持的巨大包容性。
章开沅：中华文化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中华帝国虽然也曾被游牧部族入侵甚至统治，但最终的结果不是汉民族被迫接受入侵者的语言、习俗或者游牧经济，而是彻底地“汉化”外来者。所以，中华文化的发展相对比较连续，没有明显的停顿。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恐怕是地理位置比较封闭所致。
陈才俊：中国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国家。佛教传入之前，政治上的大一统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时达成。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用的是法家思想。汉朝初年，统治者崇尚黄老之术。汉武帝时，“独尊儒术”成为中国政治与学术思想的主流。晋唐之间，中国高僧西行求法，引领时风。中华文化早期一直呈现出繁荣兴旺景象。
章开沅：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对唐朝文化情有独钟。成熟的唐朝文化绚烂夺目，充满自信，包容而开放。都城长安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非常兴盛；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相互融合，呈现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大都市的堂堂风范。当时的长安，不愧是“诗歌之都”、“文化艺术之都”，也是让世界向往的“丝绸之都”。
陈才俊：然而唐代之后，中外文化的交流再也没有过一帆风顺，而是充满逆流和曲折，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中国的学术思想始终被隔绝于世界近代化的主流思潮之外，使中国近代化的过程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几个世纪之久。
章开沅：中国本来在世界历史上长期占有一席先进的地位，但由于自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不能与时俱进，故而错过了好几百年的历史机遇，错过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好时机。清初以来的两百年间，中国未曾有过西行求法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行动，从而对中国的近代化，尤其是近代科学与近代思想，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康雍乾号称盛世，但由于愚昧封闭，妄自尊大，所以从不派人西行，不与西方交流或向西方学习。统治者缺乏进取的态度和全球视野，故步自封，不能正确地了解世界和认识自己，对于一个正朝着近代化道路奔驰的世界不闻不问，从而导致中国未能汇入世界近代化的主流，所以，整个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正因为此，明末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垄断”了其时的中西文化交流。16、17世纪的西学有两种：一种是代表教会正统的经院哲学；另一种是代表新思想与新科学的近代西学。我们应该区别开这两种文化或者思潮。可以想像，如果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者不是耶稣会士，而是另一批具有近代意识的知识分子；如果当时传入中国的不是中世纪的神学教条而是近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西方中世纪传统的神本主义而是文艺复兴以来已成为西方思潮主流的人本主义，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陈才俊：近现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也就是基督宗教与中华文化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俗称西学东渐。明末清初和晚清民国时期，是西方学术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两个重要阶段，一直由传教士充当着主角。但由于传教士所代表的西方宗教价值体系与中国传统思想理念格格不入，所以，两种文化的相互融合可谓荆棘丛生，举步维艰。
章开沅：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主要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除了天主教神学知识外，还涉及到哲学、语言、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兵器、地理、建筑、水利、绘画、音乐等等，为中国的科学发展和思想体系注入了新的元素。其时，西方科学技术正在迅猛发展，而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却异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因此，传教士对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翻译与介绍，对推动中西文化的交流还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积极引进西学，并与来华传教士合译西方科技著作，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契机。
陈才俊：明清之际，天主教在中国得到较快的发展，天主教会遍及许多省份。传教士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开阔了中国少数士大夫认识世界的视野，对中国民众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也起到了一定的冲击作用。
章开沅：但是，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虽然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改变中国人对西学的基本看法。其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墨守成规，抱持以华夏文化中心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西学中源说”，认为中国古代学术无所不包，对外来文化异常排斥。事实上，当时传入中国的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由于只在少数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宫禁，没有能够很好地普及，所以，其影响面只涉及到精确历法的修订、全国版图的测绘、先进军用火器以及宫廷中供观赏和摆设的自鸣钟等机械玩具的制造等，而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本身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整体上触动甚微，影响有限。
陈才俊：无论是明末清初还是晚清民国时期，传教士在向中国引介西学的同时，也把中国的文明传播到西方，使西方对中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西方文化发展同样产生了冲击与助推作用。耶稣会士将中国的经籍、史地、文学、艺术等广泛传入欧洲，对18世纪的欧洲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基督新教近代来华后，传教士都能直接阅读中国经籍，深谙中国的风俗人情。他们将《论语》、《中庸》、《大学》等中国的重要经典翻译成西方文字，介绍到西方，再次掀起欧美的汉学热潮。
章开沅：异质文化在相遇时，宜采取融合与合作的姿态，以促进自身的发展，推进世界文明的进步。中国的儒家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播与对外交流，早已植根于朝鲜半岛、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形成“儒家文化圈”。其后，儒家思想又通过西方来华传教士传至欧洲，受到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1646&；mdash；1716）、伏尔泰、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mdash；1784）、霍尔巴赫（Paul-Henri Thiry，1723&；mdash；1789）等人的高度认同，还受到法国思想家魁奈（Fran&；ccedil；ois Quesnay，1694&；mdash；1774）的热情礼赞。
陈才俊：罗素十分注重异质文化接触和互补的重要性。他说：“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不少。” 池田大作也曾说：“接受不同的文化，是从&；lsquo；学习&；rsquo；、&；lsquo；吸收&；rsquo；、&；lsquo；模仿&；rsquo；阶段，到&；lsquo；咀嚼&；rsquo；、&；lsquo；选择&；rsquo；、&；lsquo；适应&；rsquo；阶段，最后到&；lsquo；升华&；rsquo；、&；lsquo；发展&；rsquo；、&；lsquo；创造&；rsquo；阶段，这个过程就像化学反应一样，是一种编入新文化的价值创造。而且也可以说，这就是文化交流的动力。”
章开沅：对于这两位哲人的观点，我颇有同感。在这一方面，日本民族有值得称道之处。他们在历史上充分展现出出色学习外来文化的特质。他们不是单纯地模仿，而是有选择性地接受，并且在消化吸收的同时，还加入创新。所以，日本的近代化进程非常成功。
陈才俊：有“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之称的著名哲学家、教育家韦卓民曾指出，一个国家的人不能完全摒弃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就不能生存。文化本质上是有机的。它会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互动中不断吸收或转化，通过转化与融合而逐渐发展成长。韦卓民主张，应该对不同的文化抱有同情和欣赏的态度，不是用征服对方的态度，而是学习用欣赏的态度去保留不同文化的优良元素，并将它们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他还提出，保存中华文化最好的方式不是让它避免与其他文化接触，而是通过对不同文化的开放态度，吸收它们当中有价值的部分，寻求合适的方式将它们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促使中华文化更臻完善。
其实，韦卓民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发生大规模“反基督教运动”的语境下发表上述主张的。这也是基督宗教文化自传入中国以来所一直面临的困境。
章开沅：的确，采取积极开放的态度，充分吸纳外来文化的有用养分，才是中华文化完善与再造的有效路径。中华文化发展至今，同样面临如何正确对待作为西方文化核心价值的基督宗教问题。
如同任何其他历史悠久的大宗教一样，基督宗教本来就不专属于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它向全球传布的过程，也就是不断移植于一个又一个新的文化环境的过程；而教会人士梦寐以求的非基督宗教国家或地区的“基督化”，实际上也包含着基督宗教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本土化。与佛教、伊斯兰教一样，基督宗教的普世性是由各种各样文化语言的诠释、发挥逐渐构成的。20世纪中期以来的基督宗教和基督宗教文化，早已不再专属于西方。仅就中国来说，基督宗教的传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其间虽然多经挫折与停顿，但即令从19世纪初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mdash；1834）将新教传入中国大陆算起，也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两百多年中，并非全都是外国教会一味强行输入，其间也有基督宗教对于中国社会的顺应与调适，同时还有中国社会对基督宗教的认知与融合（尽管只有一定程度）。
陈才俊：您曾指出，我们现今常常说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华文化，其中理应包括业已在相当程度上本土化了的基督宗教文化。基督宗教神学是基督宗教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的各自神学一样，都是世代流传而且不断发展丰富的宝贵人类文化遗产，其中固然有许多陈旧的糟粕，但同时也保存着许多终极关怀的哲理与追求至善的理想。
章开沅：客观地说，历史的结果与历史上几次基督宗教入华的初衷是有很大距离的。直至今天，中国并没有变成“福音世界”，但西方文化借助传教运动却对中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且，通过传播西方文化知识，使人们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增强了改变传统、图强变革的“紧迫感”，还促使许多中国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能奋起投入救亡运动中去。这些状况都是包括传教士在内的西方人士所没有预料到的。肯定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说近代基督宗教入华是在中国丧权辱国、被动承受的局面下进行的，那么今天的中国已是强盛的民主法制国家，我们应该以主动态势促成包括基督宗教文化在内的中西文化交流。
五、文化自觉与中国道路
陈才俊：毋庸置疑，中国现在正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世界在接受中国丰富的经济和科技成果的同时，亦已开启对中华文化和价值的认知。中国向世界贡献经济和物质，世界也必然会向中国索求文化与价值。而中国对世界的回应，势必触及中华文化的精神底色与价值偏好。所以说，中华文化的发展与创新，不仅关涉到民族文化的重振与再构，而且影响到世界文化的发展和方向。
章开沅：早在20世纪初期，当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面临重大转折之际，就有许多谙熟中西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华文化向何处去、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化道路等问题。一个多世纪以来，许多有识之士一直在不懈开掘、阐释、播扬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寻觅、探求、设计中华文化的发展路径。康有为、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胡适、钱穆、傅斯年、费孝通、余英时、杜维明，等等，一代又一代时代精英，曾从不同的思想视角出发，探寻弘扬光大中华文化的门径和中华文化贡献世界的可能。尤其是费孝通，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文化自觉”等理念，引发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和社会的广泛认同。
陈才俊：1990年，费孝通在其80寿辰聚会上，针对世纪之末全球性文明冲突的日益加剧而发表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主张用“和而不同”来概括中华文化传统中人文价值的基本态度，也用“和而不同”来展望21世纪的人文世界可能出现的面貌。他认为，“21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着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能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人类在21世纪怎样才能和平地一起住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 “中国人从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发展中深切地体会到，文化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不同的文化之间是可以相互沟通、相互交融的。推而广之，世界各国的不同文化也应该相互尊重、相互沟通，这对各个不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也是有利的。” 此可谓对“君子和而不同”思想的极好现代阐释。
章开沅：“和而不同”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哲学智慧。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汇合，尽管出现过大大小小的摩擦、碰撞乃至冲突，但总体方向是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甚至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和而不同”也是世界的本来面貌和应有状态。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处理不同学术思想流派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而且可以是全球化时代促进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化解文明冲突的重要指导原则。
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发展的诸多方面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在文化的认同上尚缺乏共同认可的价值标准。费孝通的十六字箴言乃是用中国古代智慧尝试化解当今世界文明冲突的现代构想。费孝通的理想是，从肯定自己民族文化开始的“各美其美”，发展到肯定和认同其他民族文化的“美人之美”，再上升到不同文化之间取得文化价值标准共识的“美美与共”，进而走向“天下大同”，实现人类社会的美好愿望。
陈才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都有自认为美好的东西。“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也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备的文化心态。不同民族之间频繁往来之后，人们开始对其他民族美的东西给予真正的理解和尊重。这是高一层次的境界，即“美人之美”。不同人群不仅能理解和尊重不同价值标准的存在，还能赞赏不同的价值标准，由理解和尊重上升到认同，且在人文价值上取得共识，由“多元”走向“一体”，即达至“美美与共”。这又是比“美人之美”更高的境界。这一境界再次升华，便能制定大家共同遵守的价值标准。如果把具有普世性的价值标准融成“一体”，则可实现人们理想中的“天下大同”。简而言之，全世界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及个体，既能够保持、表达各自文化的个性或独特性，也能够尊重、欣赏异质文化的优点和特色，同时在认同、遵循普世价值的过程中“美美与共”，乃是通往“天下大同”的基本路径。
章开沅：21世纪以来，“文化排斥”、“文化霸权”乃至“文化征服”趋势日益显现，愈演愈烈。文明冲突已成为全球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历史证明，人位于文化的中心，人是文化存在的根本；文化植根于人的内心。所以，不能用征服或者消灭来解决文明冲突；征服或者消灭不但只能是暂时的，反而会制造新的仇恨，形成“冤冤相报”的恶果。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华传统文化历来主张和谐平衡。“以和为贵”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君子和而不同”正是对“和”这一理念的具体阐发。而且，“和而不同”的重点是“和”。所以，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从来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拯救”，更不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征服或者覆盖，而是保护文化生态的自然发展，实现人类文化的多元共存。确立人类文化多元共存的理念，促进“天下大同”的终极理想，是中华传统文化一直强调的“和而不同”思想所主张的倾向。“和而不同”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象的相同一致。
陈才俊：1997年，费孝通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将“文化自觉”作为一种理论正式提出，更加丰富和完善了其“和而不同”思想体系。按照费孝通的理解，“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lsquo；自知之明&；rsquo；，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lsquo；文化回归&；rsquo；的意思。不是要&；lsquo；复归&；rsquo；，同时也不主张&；lsquo；全盘西化&；rsquo；或&；lsquo；全盘他化&；rsquo；。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可以说，“文化自觉”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类美好的社会&；mdash；&；mdash；“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则是“文化自觉”理论的要旨和精义所在。
章开沅：“文化自觉”是费孝通积自己广博学识与人生阅历，且经过长期思考、深思熟虑而后提出的。虽然很早就有学者使用过“文化自觉”一词，但对该理念予以全面阐述，费孝通还是第一人。“文化自觉”回答了全球化时代应该怎样发展民族文化，怎样处理中华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等问题。认知、理解和诠释自己民族的文化历史，尊重、欣赏并吸收异质文化的经验和长处，与异质文化共同建构新的文化语境，就是最好的“文化自觉”。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包容、开放心态。不同的族群、民族或国家都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要在对自己文化有充分“自知之明”的基础上予以传承和创新。同时，世界是多彩的，文化是多元的，任何一种文化都要尊重、理解乃至欣赏、吸收异质文化。只有这样，人类相互之间才能和平共处，才能从“多元”走向“一体”，最终达致“天下大同”的理想状态。“天下大同”既是对人类美好愿望的憧憬反映，也是“文化自觉”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在“天下大同”尚未实现的景况下，“和而不同”是基本的相处之道，而且也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和理想。在对“和而不同”的追求中，“天下大同”终将实现。可以说，迄今为止，“和而不同”仍不失为较好的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公共准则。
陈才俊：“文化自觉”的实现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根据其对新环境的适应力决定取舍。其次要理解所接触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容并蓄，日臻完善。各种文化都自觉之后，这个文化多元的世界才能在相互融合中形成一个具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产生一套各种文化和平共处、各抒所长、携手并进的共同准则。
全球化的现实，需要有一些共同遵守的行为秩序和文化准则。只有同情和理解多种文化，才有可能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反观自我，确立自己的位置，并在此语境下找到民族文化的自我。具体到中华文化，就需要知道中华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中存在的意义，了解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处于何种地位，中华文化能为世界的未来发展作出什么样的贡献。
章开沅：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阐析其内涵，把握其价值。对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既不能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一概加以否定，亦不可效历史复古主义手法，认为一切都是“古”好，推行“中体西用”、“文化保守主义”。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审视、反观自身。
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世界联盟”。今天，所有民族或国家均生活、活动于全球化进程大潮之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化自觉”当然需要一种面向全球的开阔境界。
陈才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和复兴，都离不开民族的“文化自觉”；而民族的“文化自觉”则离不开文化传承，没有文化的传承就谈不上文化的自觉。离开对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文化建设和发展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文化的传承也离不开文化的自觉，没有文化的自觉，就无法实现有意识、有目的的文化传承。中华文化传统就是以中华民族为主体、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特色和稳定结构的、世代传承并影响整个民族社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就是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章开沅：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很多先进的理念，值得我们进行认识、思考、发掘和凝炼，进而为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比如，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解决公私关系的“天下为公”思想，处理义利关系的“重义轻利”思想；解决异质文化相处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思想，处理对立冲突的“以德服人”、“以理服人”思想；解决民族关系的“多元一体”、“天下一家”思想，处理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思想，等等。再如，中国人相信“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推崇“设身处地，推己及人”，主张“冤家宜解不宜结”，等等。这些都是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宝库中独有的思想精华，都可以对解决当代世界面临的生态失衡、民族冲突、强权政治、霸权主义、道德沦丧、重利轻义、贫富分化、人情冷漠等等问题，发挥积极的作用和影响。当然，中华传统文化中也有糟粕，而且仍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作用与影响，需要我们予以清除。
陈才俊：“文化自觉”首先是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也就是充分认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这是一种文化延续下去的根和种子。但是，一种文化仅有根和种子远远不够，还需要培育、护养和创新。传统失去创造，就会消失灭亡；只有不断创造，才能生机勃勃。另外，仅仅了解自己文化的基因也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将传统与现代创造相结合，从传统与创造的结合中去把握未来。换言之，要以发展的观点结合过去及现在的条件和要求，向未来的文化展示新的起点。因此，“文化自觉”不仅是理解与把握自己文化的根和种子，更重要的是要按现代的认知和需要来诠释自己的历史文化。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向现代文化和异质文化学习。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最大限度地激发全民族文化的创造活力，就是提升全民族的“文化自觉”。
章开沅：无论是文化传承还是“文化自觉”，其终极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文化强国。对于今日中国而言，“文化自觉”首先要做的是摒弃对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东西的盲目崇尚和过度自信，比如“国粹”，而是应该从世界文化发展的宏观视野来审视中华文化丰富的资源与广博内涵，并在与异质文化的对话中重新认识自己，找到自我；尤其是要探寻中华文化在新的国际环境下存在的意义，中华文化在全球文明冲突中对世界的未来发展可能作出的贡献。中华文化只有充分把握自己的特点，加以现代思想的创造性诠释，并增强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和宽容，才能开展对话沟通，促成多元文化的共同一体。
当今的中华文化，早已不是某一地域、某一民族、某一宗教的文化所能涵盖。它是由大千世界广阔地域的文化、众多族群的文化、本地和外来各种宗教的文化、各种学派的文化，乃至近五百年来陆续传入的西学所共同熔铸而成。中华文化只有自觉清除与文化转型不相适应的消极成分，诚恳地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文化，才能在文化转型中作出更好的选择，保持自主地位，寻找到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道路”。
陈才俊：中国推翻封建帝制、结束专制统治已经一百多年了。在纪念辛亥革命诞生一百周年时，您曾提出要看“三个一百年”：即一百年历史背景，一百年历史本身，一百年展望。请问中国如何把握未来一百年的发展及中华文化的再造？
章开沅：至于中国未来的一百年，我们需要扩大视野，把中国置于全球化及至整个人类文明走向的大背景中来考察。中国要更勇于面对当今及今后本国乃至整个人类面临的新问题，特别是在多极化国际新格局中的和平发展与大国责任问题。环保问题、能源问题，等等，都涉及到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mdash；&；mdash；是自我毁灭，还是自我救赎。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都是世界的问题，而面临每个世界重大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因此，就更需要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话、交流与沟通，以全球大局为重，从共同利害抉择中求同存异，也就是我经常所说的寻求易于导致趋同共识的最大公约数。这既是一种智慧，更体现为一种平等而宽容的精神。
今后的世界，必然是文化多元的世界。世界全球化决非意味着人类文化归于一统，各个地区、各个民族或国家必将各自带着具有个性魅力的文化，参与更为密切而又迅速的相互交流。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相互融合也是必然的，然而融合应该是平等的和互利的，不同于新老殖民主义的征服与强加。因此，在全球化大潮汹涌而来之际，我们对于各种各样文化尤其应该持有更多的理解与尊重。
文字来源：作者赐稿，原载《澳门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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