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上午，突然接到时岳师遽然仙逝的噩耗，如同晴天霹雳，一下子把我们惊呆了。时岳师走得那 么匆忙，从发病到辞世，前后不到十分钟的时间，竟然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就永远离开了我们！想到这里， 一种撕心裂肺般的痛楚，猛烈地袭击着我们，恩师往日对我们悉心教诲的音容，不时在眼前浮现。…… 作为时岳恩师为数不多的及门亲炙弟子，我们感念师门，缅怀他的教泽雨露，其中最为滋润心田、令我 们终生受惠的是他留给我们的治学思想与方法。
时岳师在学术界，一向以才思敏捷、文笔酣畅著称，他的大部分论文，几乎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一挥而就，不了解底细的人，以为是他才华过人所致。时岳师确属那种才华横溢型的学者，一部《近代史新论》，便以其深邃的哲理和隽永的笔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他的学术成就的取得，却不仅仅靠他的才华，更重要的是他有深厚的基础，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他非常深刻的治学思想和科学的治学方法。
时岳师经常讲，历史研究的最后成果，一般说来表现为专著或论文，写好——部专著或一篇论文，不仅仅是一种技巧，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基础更重要，这个基础主要是来自平时的积累。因此，他一再要求我们，治学首先要注重基础，要厚积薄发。他强调说；历史研究是个苦差事，这种苦首先表现在它需要大量的阅读。当然任何一门人文科学都需要阅读，但有不同，哲学重在思辨，文学重在灵感，历史学则既要有理论启示，又要有史料依据，所以阅读量特别大。然而这又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准备工作阶段，是科研的起步，他经常告诫我们，史学的研究注重实证性，不能搞那种游谈无根的花哨东西。要有严格的逻辑基础，更要有扎实的资料基础，这一切都离不开认真读书。这种读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是跟上学科的发展，一是丰富自己的知识。从内容上说也有两个方面，一是现有成果的阅读，一是对资料的阅读。他主张，为了解掌握近代史研究的状况，除了有关近代史的杂志外，还应包括史学理论，也要注意与自己专业方面有联系的其他学科中重大问题的进展。如通史中的明清史、现代史、思想史、文化史等等。通过阅读，对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基本体系、学派、基本观点、前沿问题、薄弱点、热点问题以及基本资料等，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有所创新与开拓。
在阅读方面，我们常常遇到这样一‘个矛盾：要有独到见解，需要多思少读，读多了容易人云亦云，被人牵着鼻子走，失去了自己的见解，但不读又不行。对此，我们向时岳师请教。他提出，要克服这一矛盾，必须采取一种批判性的阅读方法。他强调，所谓批判性阅读，不是见到别人说东，你非要说西。而是把所读的知识与你已掌握的知识加以比较，看其新在何处，是否成立，有何弊窦；再就是从总体上考虑这个新观点在你的知识整体中占何位置，这样读就会有所得。
读书过程还有一个博与约的矛盾。时岳师一再教导我们：任何一个成功的学者，都兴趣广泛，涉猎很多领域的知识，成功来自博学。能把别人认为无联系的联系起来，把别人认为无序的有序化，这就是成果。同时他也强调：兴趣太广泛、涉猎太多，就会分散精力，难以对某个领域进行深入研究。为此他告诫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就要结合自己的素质和能动程度，确立自己博的范围和知识结构，也需要在某些时候限制一下自己的兴趣。方法就是给自己确立一个主攻方向，围绕这个方向来博览。总之，太滥不易出成果。
在处理博与约的问题上，时岳师还要我们考虑自己的素质，确定未来的治学道路。他指出：科学研究者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创造型，一是条理型。这两种类型的人都会有成果。前者的方法主要是想象、直觉、领悟，往往是有了一个假设，然后用材料来证明这个假设。当然，这个假设要有材料基础，不是臆想，是建立在广泛阅读之上的。这种假设的失败率可能高一些，但一旦成立，影响就比较大，特别是在已经开拓过的领域，新的进展往往属于这种类型的学者。后者的进展则可能缓慢一些，但步于扎实，更适于对空白领域、薄弱领域的研究。这两种类型不存在哪一个高、哪一个低的问题，只是类型的不同，选择哪一种类型，都可能成为有造诣的学者。不过二者之中，前者更需要广博，后者则侧重于循序渐进。
在研究生期间急欲写出文章，这是许多人都有过的经历，我们也不例外，但往往不知从何人手、写什么题目，尤其准备毕业论文，如何选题，是个关键。在这期间，时岳师多次向我们讲述选题问题，他说，所谓选题，就是确立一个研究主向。选择的依据一般有几个：研究的薄弱点、自己的兴奋点、可能性、条件、基础语言、资料、学科的交叉、边缘地带等等。但绝不要好高鹜远，四面出击，应选择一个方面着手。他认为，有能力的人选题并不很难，基础来自扎实的阅读。在认真读书的过程中，注意到了知识和学科的空白点、薄弱点，或几种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就会产生一种思想、一种假设。这时，就可以选题。
在选题方面，时岳师特别鼓励我们要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假设。他说：你提出一个假设可能是错误的，也可能是不被时人承认的，因为假设、新的思想与观点，往往是对传统的突破，要触犯当时的知识系统和权威理论，所以一定要敢字当头。经常训练自己的观察能力，要注意常规以外的东西，尤其对一些成说，要敢于怀疑它，因为科学的发展过程就是不断对新知识进行探索的过程。时岳师还强调：养成这种习惯，阅读材料时，就可能捕捉到一些新的东西，追索下去，就可能产生新的见解：另外，观察能力还有一个机会问题，偶然的机会可能会捕捉到新的线索，所以注意力要宽泛一些，特别是专业的资料都应注意到。
时岳师以其治学的切身体会提醒我们，在读书和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往往有这样的现象：头脑中充斥了一堆有关的、但无紧密联系的资料，可能由于一个小的线索，一个思想火花，就会使这些材料有了联系，线索变得清晰起来。这往往是有突破的前兆。这种情况是选题的最佳状态。这个线索就是假设，就是一篇文章的精髓。一些文章没思想，就在于它没有假设，没有形成线索。有假设，研究就有动力，因为这个假设是你长期思考的结果。正是从这个意义和考虑出发，他提倡我们自己选题。
在时岳师看来，有了观点、假设才开始真正的研究。他说，假设是研究的开端，但它本身还不是研究，它只是一种思维方法、一种角度。假设本身好，文章就有了一半。谈到这里，时岳师常常反复向我们强调：有无假设，在观察材料时是不同的。有假设的人，能很快捕捉到材料，发现有价值的东西，否则有用的东西可能就在你眼下逃之天天。所以好的假设是揭示新事物的工具，是开拓的起点。他认为，所说的研究，实际上就是用材料去验证你的假设，去论证你的假设，把你的假设放到不同的材料中经受检验。如果成功，就可以成为理论，如果有相当的深度，就成了定律，如果不适应全部情况，有例外，那就加上附加条件，当然附加条件过多，假设也就难以成立。
在检验假设的过程中，时岳师还叮嘱我们，有了假设，就要多方求证，如果看到与自己假设相悖的东西，不要回避，要特别注意，解释清楚。如果根本解释不通，那就说明自己的假设是错的，应予放弃，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思考。因此，他告诫我们研究中一定不要固执己见，不要有成见。在科学研究中对谬误的纠正，功业并不亚于发现新的事实和真理，二者往往相辅相成，纠正谬误的同时也可发现真理，这就是所谓的不破不立。
对于研究工作，时岳师还主张要有自己的个性，个人的风格。他说：历史科学的研究是个人性质很强的工作，因为发现问题、提出假设是个人的，很少有许多人同时发现一个问题，只有技术性的工作才会合作。科学家们研究的是自己的假设。通常是经常有一个想法、一个问题刺激着你，久而久之，突然一个思想火花进发，思路贯通，想法顺理成章，于是产生了假设。就研究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艺术，它主要靠个人的鉴赏力、判断力、思考力，并非完全来自材料，所以带有浓厚的主观因素。虽然每一位研究者都声称力图做到尽量的客观，但真正的客观，只有史料的考订，但史料考订与提出的假设相比，从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一个装璜，是一种写作上的艺术，目的是使人家承认你的理论和假设。但他同时又严肃地向我们强调，对史料考订，绝不可掉以轻心，一旦史料考订错误，使用错误，可能会毁掉你全部假设，所以对资料的运用不可不慎。
在80年代初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涌起，史学研究中出现了不少新方法。对此时岳师认为，研究当然要有方法，但不可为方法而方法。他提醒我们：一些人急于出成果，快见成效，比较热衷于方法，如控制论、系统论、全方位、多维判断、非线性思维，社会学、心理学、乃至于计算机等。他说：这些方法本身并非不可取，真正掌握好其中的一门，都能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有些人不是这样，而是空谈，或用几条史料去套几个新的术语、名词，使人莫名其妙。他认为，这是不可取的。他说，你们要做一个有出息的研究者，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学风，任何高明的方法或理论，都必须尊重史实，有实“在”的内容，否则是没有意义的。
时岳师指出，学术研究要讲求创造性、艺术性。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说，历史研究是科学，研究历史却是艺术，没有艺术，不会有创造。可能有人会说，历史是客观，怎么会创造？时岳师的回答是：历史是客观的，但它是逝去了的东西，任何人都不可能把历史复原，我们今天见的，只能是历史的大小不等的碎片，即文字资料、实物资料、遗迹等，不会是历史的再现。因而今天我们所说的历史，总是包含着大量的作者主观的联想。这里就有了创作性、艺术性。当然，这种联想是逻辑的，符合历史的大条件的，是在大量资料基础上的高度抽象，这就是艺术。概念、理论的运用要靠联想，理论与材料的运用也要靠联想。而联想的取得只能靠个人。一般说来，经验丰富的人更容易取得新的联想，产生独到的见解：对现实问题了解得多，观察得多，就容易产生历史的联想。所以时岳师要求我们不能光读书，还要了解社会。他一贯主张：历史工作者应关注现实的变革。
时岳师的文章写的很美，他在对我们的培养中，非常重视语盲文字、文学修养方面的训练。他认为，历史科学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可以包括许多方面，但基本的应是哲学和文学。哲学功底弱，思考能力就会差一些，文章就会缺少逻辑性，缺少雄辨。而文学素质差，则很难写出好文章，表达不美，连自己也不会欣赏。所以，他要求我们，研究工作进入到最后，即写作阶段，一定要讲究行文，注意表达方式。他说，表达，即是把经过研究、经过检验而形成系统观点、理论的假设阐述述出来。这与研究不同，在这里，资料是服从于理论的，是论证的注脚，只有表达你思想的资料才用得上，否则就不用。对资料的运用，他为我们制定了三个原则：一是别人没发现的独家资料，二是论证你观点所必须的资料，三是别人的理解有误的资料。凡是别人已用过，你又没发现新东西，尽量不用，必要时用自己的话说出，事后加注说明出处。此外他还要求我们，文章资料的引用一定要规范，一定要是自己见到的，如果从其他著作转引，一定要注明出处。加注应该是一种科学素养，应该养成一种一丝不苟的精神。
一篇好的文章，资料运用适当与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说明存在于客观历史当中的一种联系。对此，时岳师教导我们；说明历史事实中的一种联系，有时要超越你掌握的资料所反映的事实。他引赫胥黎的话说：“人们普遍有一种错觉，认为科学研究不应超出观察到的事实。可是大凡科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不超越事实就不可能有成就。”所谓“超越事实”，就是形式上表现为推理的论述。他认为，完全从事实中得出的结论，严格说只有考订。史学研究则应重在论述，没有论述，就没有史学研究。论述时，他要我们一是少说废话，不要穿鞋戴帽，对众所周知又无法省略的话要高度概括，二是不要模棱两可，必要的话，宁可失之武断，不可失之含糊，但不要妄下断语、前后矛盾，要自圆其说。
时岳师的文章一向很讲究语言的运用，文字凝练，余味无穷，读后给人以美的享受。谈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一要靠学习、练习，二要有某种天赋。天赋不可求，学习、加强训练，争取使思维过程、口头表达和文字表达统一起来，力求准确，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至于文章如何写的美一点，他则认为，文章要美，但不可为美而美，再生动的比喻，再形象的描述，也不能代替论证。
时岳师的上述治学思想，使我们获益匪浅，因得其心传，我们在研究生期间都发表了论文。今天，我们回顾自己成长历程，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是时岳师的治学思想，引导我们迅速走上了治学道路。
现在，我们可以告慰时岳师的是，他的几位受业从教弟子，都已招收研究生，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思想，我们都已并将继续向学生们讲授下去。薪尽火传，时岳师的未竟学术事业，我们会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时岳恩师，安息吧！
（文章来源：《史学集刊》1996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