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先生在“文革”前十七年的学术成就并不仅仅体现在上述两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的开创性研究方面。49年以后，先生就开始从事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是学界公认的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最早的倡导者和重要的垦拓者。早在1955年，先生就出版了《辛亥革命》一书，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本辛亥革命史专著，全书共分五章，依次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渐次形成，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斗争，辛亥革命前夜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反革命的进攻与革命的取消，结论。全书扼要地论述了自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同盟会至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辛亥革命的前后经过，并对辛亥革命赖以发生的国际环境与国内经济、政治形势做了富有深度的透析，最后对辛亥革命的意义与失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此书虽仅8万余字，但言简意赅，既具有一定的学理深度，又兼具可读性，因此，它于1955年6月出版后，倍受读者欢迎，先后重印10余次，发行量累积达10余万册，对辛亥革命史的知识普及、学科建立与深入研究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书中确立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框架，提出的许多观点，长期为学术界所引用。此外，先生还发表了大量的辛亥革命史研究论文，单在1961年，即辛亥革命50周年前后，先生就发表了近10篇相关的论文与书评，主要有《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论宋教仁》、《寓褒贬，别善恶》等。其中关于新军与辛亥革命、革命党人的纪年及宋教仁的研究论文，均独步一时，至今仍无出其右。对学术研究而言，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更为重要，有无“问题意识”，事关研究者的取径，以及能否切中对象的要害！基于这种考虑，先生在《辛亥革命史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这篇“有似研究提纲”的论文中针对当时辛亥革命史研究现状所提出了一系列“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分两个层面：一是就辛亥革命酝酿、准备、发展和成熟各阶段提出的问题，一是就贯串辛亥革命各阶段的若干方面提出的问题。前者包括：孙中山的早年活动及其由改良思想向革命思想的发展、兴中会的宗旨和成员的阶级分析、1900年的惠州起义与帝国主义（香港殖民政府）的关系、1900年中国所处的形势，《辛丑条约》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和对清朝统治地位的削弱、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各个革命团体的综合研究和个别研究以至某个革命团体成立时间的考证，同盟会的阶级基础及其纲领的研究、特别是同盟会的土地纲领、关于革命派和立宪派的论战、1907年后同盟会的分化状况、光复会、共进会和同盟会的关系，铁路风潮和各阶级的关系、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和武昌起义的关系、武昌起义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对整个革命形势发展的影响、各省独立的个别研究及其特点、帝国主义对南北议和的操纵、南京临时政府的性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政党大分化和大融合的政治背景和社会背景；后者包括：辛亥革命的物质基础，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辛亥革命和会党力量，辛亥革命和新军力量，辛亥革命时期民众的革命化，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团体，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辛亥革命时期人物的评介，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辛亥革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辛亥革命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先生长期从事辛亥革命史研究，最知道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之所在，因此，他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几乎涵盖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所有方面，且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对全面推进辛亥革命史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先生的意见不只是对学界同行的期勉，更在于对自己的鞭策。先生原本打算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撰写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并已草拟了纲目。 可惜的是，那个时候政治运动不断，先生且为各种“俗务’所困，无法集中时间和精力，克底于成。
辛亥革命史研究之外，先生更致力于近代史的学科建设。但是，学科的建设，以确定学科的范围为必要前提。究竟应该如何确定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范围，当时学术界分歧很大，但多数学者主张把近代和现代作为两个概念严格地区分开来，以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80年为近代，以五四运动开始以后的历史为现代，教学用书更严守这个界线；当然，也有的主张自鸦片战争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10年为近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的历史为现代史，即把原来划在现代史的前30年归入近代史的范围。先生是后一种主张的积极倡议者和坚持者之一。1959年先生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就提出“以社会的质变作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分界线”的观点，认为近代和现代史的划分，不应是标示一个社会形态内部的分期，而应是标示这一种革命到另一种革命的交替，这个社会形态到另一个社会形态的转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110年中虽然有新旧民主的区分，却只是一篇文章的上下篇，而不是两个不同内容的题目”；“历史时期的划分，贵在标示历史链条中的环节，这个环节往往是带有全局性的，若干以片面的理由为依据，那么近代历史上的许多年份都可作为分期的标志。然而历史的自身却不一定承认这样的标志” 。这些看法现在已成为近代史学界的共识。1958年冬，先生应邀参加教育部在京召开的中国现代史教材讨论会，会后，先生被教育部借调到北京，与李新、孙思白、彭明、蔡尚思一起主持编写自五四运动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教材，这部教材原拟称作《中国近代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嫌其名称过长，乃改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据先生说，这个名称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将它作为近代史的下半部来处理的，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以区别于习称的现代史；二是作为整个中国通史的一个段落来处理的，它不仅要写革命史，也要写经济、文化和少数民族等方面的历史，因此以“时期”和“通史”等字样来区别于一般新民主主义革命史。 那个时候，五四以后30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研究基础极为薄弱，所谓“既缺乏完备的资料，又很少成熟的专史” ，即使是写一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条件也远未成熟，更何况是写整个时期的通史！但由于五位主编各有专攻，可谓极一时之选，且又能齐心协力，互补短长， 因此，写作进展十分顺利。经过两年多的日夜奋战，以及五位主编的通力合作，这部四卷本百余万字的“通史”便次第完成，并陆续出版。 全书以革命的递进为中心，同时又以较多的篇幅兼顾经济、政治、文化及少数民族诸方面的历史，的确已具有“时期通史”的某些气质。此书的出版，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蓝图，也为五四以后三十年历史的研究奠定了一块厚实的基石。
有关这部巨著的编纂经过，孙思白先生在《魂兮归来，有怀旭麓》一文中深情地回忆道：
“和旭麓相识，是1958年冬由教育部在京召开的中国现代史教材讨论会上。会后，他被调来北京，开始了东厂胡同八角亭那段令人难忘的工作和生活。东厂胡同1号曾是民国时代黎元洪的总统府，八角亭据说是黎的机要会客室，在地方写这段时期的历史教材是深可玩味的。亭子建在一座面积不大绿树环绕的假山上，山虽不高，却也怪石嶙峋，峰回路转，有几分秀气。那时除李新住在外面，我们几个主稿人和五六位青年助手就在这座小山上结邻而居，朝夕共处。白天，大家在亭子里论稿；晚上，一杯茶，石边聊清天，有时也结伴出游，泛舟北海。工作顺手，心情欢快！这生活整整过了两年，是与旭麓三十年论交中相聚最久的一段。从那此工作结束分手之后，二十八年来，南南北北，便是散时多而聚时少了。 ”
在人的一生中，这样的经历，以及由这样的经历所孕育出来的友情，是非常令人神往的。难怪先生去世后，他的八角亭旧友李新、孙思白和彭明诸先生都不约而同地缅怀这段一起走过的日子。这是一段令人温暖的学林往事。与这段往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全国高等学校的指定教材和第一部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多卷本通史，他们精心编纂的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却遭遇了不同寻常的命运，先是受到教育界和学术界的广泛欢迎，不胫而走者达四万五千余套；但在随后的那个怪诞的岁月里又遭到了无端的批判；“文革”后应读者的要求，人民出版社商请李新等先生略加修订后于1981年重印三万五千套，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必读参考书。由于这部通史史料翔实、立论平实、叙述清晰、文笔畅达，以及它所产生的实际影响，1988年荣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1949年以后，学术研究日趋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是一种毋庸讳言的事实！在这种强势话语的主导下，学术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不复存在，学术创造的自由空间和想象空间日趋逼仄。检视这段学术史，尽管表面上学术争鸣的气氛仍然相当浓厚，并形成若干全国性讨论与争鸣的“热点”，历史学界就有所谓“五朵金花”之说，但那基本上不是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争鸣，并在争鸣中凝聚共识、逼近真理，而是事先预设了“绝对真理”，然后围绕着如何认识和理解“绝对真理”而产生的内部分歧。虽然先生也自觉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但他很少卷入这样的“争鸣”，反对机械照搬和片面理解“经典作家”的“原典”，甚至以“绝对真理”取代事实的研究，主张以事实为依据，还原历史自身的复杂性。所以，尽管整体的学术环境不断恶化，先生的论作中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但仍然曲折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学术个性，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学术环境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也不复存在了，本已不绝若线的“文化”在这场“横扫一切”的“大革命”中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践踏，作为“文化”载体的知识人，特别是那些多少还保留和坚守学术底线和学术立场的知识人从肉体到精神几乎无不遭到肆意的摧残与凌辱，先生自然也在劫难逃，他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为科学与真理追求了大半生，却在毫无理由地变成了“牛鬼蛇神”，变成了“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并与冯契、刘佛年一起被“造反派”打成“师大三家村”。
冯契先生在《怀旭麓》一文中特别提及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其中写道：
“自从搬进了师大校园之后，在佛年、旭麓和我之间，确实建立了一种‘乐与数晨夕’的关系，因此‘文革’时，造反派便说我们是师大校园内的‘三家村’，专门为此开了批斗会。在隔离期间，造反派还要我交代‘三家村黑话’，我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过了也就忘了。’因为我说‘忘了’， 被造反派骂了一通，说：‘你们三个都是老顽固，死不交代！’其实，我说的 ‘忘’，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好朋友在茶余酒后聊天，有一种‘鱼相忘于江湖’的乐趣。人生在世，如果没有几个能平日聊天时‘相忘’，到困难时‘相濡以沫’的朋友，那是会感到寂寞、空虚的。 ”
由于先生是有侠义心肠的人，见到虚伪的、不合理的现象，便横眉怒目，甚至拍案而起，更多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他在师大办公楼前看到有一张揭批他的大字报，竟然完全不顾事实地诬陷他是“国民党员”，实在无法忍受，就掏出钢笔，在这条纯属诬陷的不实之词边上，写下了“我不是国民党员，从来未参加过国民党”几个字，并坦然地署上自己的姓名。这下更激怒了“造反派”，一夜之间，挞伐陈旭麓“反攻倒算”的大字报劈天盖地而来。更有甚者还将揭批陈旭麓的大字报整理油印出一本长达数十页的“传单”，到处散发，大有欲置他于死地的架式。此后不久，先生就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在无休止的“批斗”、“交代”、“审查”的交替中，“挖思想，究根由”，苦挨着那“炼狱”般的日子。
这是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神奇变成了臭腐，玄妙变成了平常，神圣变成了凡庸。不用说学术研究，不用说正常的读书和思考，就是连最基本的人伦意义上的亲情关怀也遭到无端的责难和排斥！在“牛棚”岁月里，先生年迈的继母被遣送回家，他作为儿子不能前去话别；三个未成年的子女被分配到数千里之外去接受“再教育”，他作为父亲也无权叮嘱几句；陪伴自己二十多年的妻子患了不治之症，他作为丈夫，更不能前去探望，只能让她一个人在无助和苦痛中死去；…… 尽管如此，个人的遭际却并没有使先生消沉，有时甚至还“激情满怀”地写下了一些颇为“革命”的诗句。在“电闪雷鼓”、“长风扫垢”面前，先生深感“换骨”非易，“脱胎”尤难， 但仍表示要自觉地接受“改造”，洗濯自己身上的“原罪”，不作 “人间赘疣”。
70年代初，先生经过数年的“斗批”和“审查”，终于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但回到零落的家，见到被抄后残缺不全的书籍，又不免流露出一种凄苦的哀愁。那个时候，学校正在“复课闹革命”，先生当然希望能够重返课堂，以自己的所学为他所钟爱的教育事业尽一份力量，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像他这样一个从“牛棚”里“解放”出来的“牛鬼蛇神”，只有充当“反面教员”，继续接受批判和改造的份，重返课堂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而已。“茫茫前路无归处”，先生陷入了一种无地彷徨的尴尬境地！
就在这个时候，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胡绳武先生却正在奉命组织力量编写“中国近代史丛书”，由于人手不够，乃商请先生到复旦主持编写工作。对好友的盛情相邀，先生固然感到欣喜，毕竟可以继续搞点自己的专业了，但内心却十分矛盾，因为这意味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必须离开自己亲手参与筹建的华东师大。基于专业的考虑，也基于另外一个更现实的考量， 先生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胡绳武先生的邀请，并于1971年以借调的形式正式到复旦历史系上班。可是，复旦并非世外桃源，在那个“大批判”的吼声淹没理性思考的年代里，要真正凭借自己的良知写出象样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还有来自方方面面的牵扯和种种莫名其妙的禁忌！先生当然知道其中的难处，但还是与胡绳武先生及周围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一起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以最快的速度编出一套《中国近代史丛书》 ，并于1972年开始陆续出版。这套丛书以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为单位，每个事件或人物一本，每本数万字至十余万字不等。由于政治风雨的吹打，这套丛书难免有些风折雨湿之处，但它骨格清奇，文采斐然，与那时充斥于报刊的那种强词夺理、自欺欺人的文字迥异。那是一个文化凋零、学问饥荒的年代，青年人案头的知识读物屈指可数，先生主编的这套书便成了陪伴无数失学青年尤其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度过漫漫长夜的重要读物之一。当时，这套书的印数超过百万，几乎所有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都读过其中的一种或数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堪称中国一代青年之师，他的思想对一代人的思想都产生了影响” 。这套书，后来被译为英、日、俄等国文字在国外出版。 其实，这套书的意义更在于，它造就了一大批近代史研究的人才，丛书的作者大多已成为近代史研究的知名专家。
“文革”后期，先生的另一项学术贡献是，在负责编写《中国近代史丛书》的同一过程中，先生还致力于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开发与抢救，主持了章太炎著作的编注，以及盛宣怀未刊档案资料的整理。前者从1974年9月开始，首尾共进行了三年时间，当年参与编注工作的20人中，姜义华、朱维铮、熊月之等后来都成了章太炎研究的名家；后者则聚集上海各大研究机构的有关专家和学者，分门别类地予以梳理和标校，并按专题汇编成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这套题为“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的史料丛刊，由先生与顾廷龙、汪熙先生共同主编，迄今为止已出版《辛亥革命前后》、《甲午中日战争》（上、下）、《汉冶萍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专辑，其他各专辑亦早已编就，只是受庞大的出版经费所限，难以一次出齐。但已出的各专辑以资料丰富、编排得当、标校谨严而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征引，极大地丰富了近代史的资料库存，为相关专题研究的深入和近代史研究的整体推进提供了一个更加坚实的史料基础！
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中，先生的学术成就是卓著的，他做了他所能做和应该做的一切，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与先生实际的才华和先生早年的抱负相比仍然是不太相称的。这个时段正好跨过了从30岁到60岁的黄金岁月，是人的一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年华，以他的旧学根底，以他的博学高才，以他的思辨气质，本来是完全可以取得更辉煌的学术成就的，但是，他和许多同样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一样，遭逢了一个严酷的时代。特别是在那个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公然践踏、毁灭文化的时代里，“政治挂帅”，“思想先行”，“极左”思潮恶性泛滥，“革命”、“造反”甚嚣尘上，人间的是非变了形，一切罪恶都假“革命”、“造反”而行，不用说学术的相对独立性，也不用说学术研究绝对必需的自由、宽松的环境，就是学者自身的存在也都朝夕不保、难乎为继，又如何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造！
“文革”结束后不久，先生应《书林》杂志之请，撰写题为《漫谈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文章，向读者介绍和推荐中国近代史读物。文中，先生悲哀地写道：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虽然，近代史论著和资料书也出了不少，但要举出几本能够首尾一贯、实事求是、科学地反映近代历史全貌的书来却并不那么容易。因为这些年来，我们经常处在政治运动的大动荡中，文网甚密，动辄得咎，对同现实政治有密切关联的近代史，只能在设定的框框里说话，要从近代历史的实际出发来写近代史，就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人为的障碍，欲说还休，甚
至望而却步。所以过去出的许多近代史，成果固然有，却不庸讳言：大都是眼睛鼻子差不多，没有个性，语言无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惨遭林彪、‘四人帮’的荼毒，儒法斗争的伪历史泛滥一时，更无科学历史著作之可言。如果像刑后的司马迁那样写《史记》，在《报任少卿书》中那样满怀愤懑，早就罪上加罪、不知所终了。 ”
这段话虽是就那时近代史研究的整体现状而言，但个人离不开整体，没有超然于整体之外的个人，因此，先生的研究亦不能不受到时代的限制。如前所述，先生固已取得许多成就，为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而且尽可能地曲折地表现出自己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关怀，但在这样一个文网密织、动辄得咎的背景下，毋庸讳言，其中能够藏诸名山传之后世的论著终究是不多的。至于其他一些早先拟定且已有相当基础的研究计划，如撰写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及《梁启超传》等，也都在各种“是是非非”和“营营扰扰”中无奈地搁浅了。这岂止是先生个人的悲剧，实在是时代的悲剧，民族的悲剧！
“新陈代谢”
然而，扭曲的历史终究要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在经历了漫长的十年浩劫和付出了惨重的历史代价之后，1976年秋天，恶梦般的岁月终于结束了！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几乎所有亲历过浩劫并从劫灰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幸存者，还来不及弹冠相庆，千百个沉重的问号就已扑面而来。由事变启导的反思，很快就如同江海决堤一般，倾泻而出，千百篇以反思为题，千百种文艺作品以反思为机轴，于是而有思想解放，而有改革开放，而有“新时期”。
这是一场由现实而历史的反思，一场关于民族去路的整体性反思，“十年的怪诞，数十年的革命，一百余年的社会，两三千年的传统，其间的联系与得失，由近及远，结成网络，无不是人们寻思和探讨的话题”。先生对这个激荡的反思大潮曾做过深刻的描述，他说：作为民族的心态活动，这场席卷整个知识界的反思并“没有经过谁的思想动员，更不是宗教的无边忏悔，而是对造神的社会性的自我教育，对社会历史因袭的精神负荷的必然倾诉。鲁迅笔下的国民性和各种‘社会相’引起的心灵痛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知识界的共同感受。十年来倾泻而出的文艺作品，触摸政治社会生活的各类文字，席卷思想领域的文化研讨热，它们不是反思的直接陈述，也有反思的因子或内涵。 ”反思的精义，就是要告别前此的迷思，走出极左思潮的迷雾，为民族和文化的再生确立理性的航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生说：“反思不是翻烧饼，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而是回归与开新的统一。”“它的确切含义，应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对革命的再认识，对历史的再认识” 。而所谓“再认识”，从根骨处说，其实也就是如何重建浩劫之后的民族心智结构。
作为这个过程的一个亲历者，先生曾以“大史震”比拟“文革”给他们这一代学人所造成的心灵痛楚和精神震撼，他认为，这种痛楚和震撼甚至比唐山大地震还要来得剧烈，它的震波所及远远超出了“文革”这一事件本身。先生后来在回顾自己的这段精神历程的时候，曾这样写道：
“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了全国的伟大胜利，随之是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天翻地覆慨而慷’，它震惊了整个世界，每个中国人都为之自豪。谁知在洒满阳光、由胜利走向胜利的大道上，已潜伏着荆棘和阴霾，竟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怪诞的‘文化大革命’，它几乎吞噬了我们前此取得的胜利果实。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不会有如此巨创、如此深重的偶然，而偶然的积聚和联系又是必然的反映。‘文革’这个历时十年的巨祸，除了从肩负历史责任者身上找到教训外，从我们民族的身上能够找到什么，从我们的革命史上能够找到什么，从我们自己身上又能找到什么。如果说‘文 革’是一场‘大史震’，那么它的震波迫使我们去认识社会、认识历史，远远地超过了唐山大地震迫使我们去认识自然。 ”
其实，先生对那段历史的反思早在“文革”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由于先生出众的才华，“文革”后期，“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颇有利用先生之意，但先生对现实政治有自己的见解，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种种劣迹也已有了比较深切的认识，更不屑于趋炎附势，因此，始终有意识地与他们保持距离。1976年初夏，某报社要《中国近代史丛书》编写组撰写一版批判洋务运动、旨在借古讽今的文章，先生就以要加强学术研究，不应分散精力，予以拒绝，而且在此之后编写组未再接受此类“政治任务” 。不惟如此，先生还经常以“无声的中国”、“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之类话语向一些信赖的朋友和学生倾吐自己内心的郁闷和深广的忧愤！ 所以，“文革”一结束，先生的这种郁闷和忧愤就迅速地转化为对“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的揭露和批判， 并逐渐将这种揭露和批判上升为从学理层面上对民族、历史和革命的痛切反思，孜孜地探寻中华民族前去的路。在这个过程中，先生不仅成为由现实反思历史的先觉者之一，而且成为民族整体反思的倡导者和推进者之一。
先生是历史学家，又是自觉于天下家国之责者，合二者之义而一以贯之，他名之为“以史经世”。1978年秋天，他婉拒了复旦大学的盛情慰留，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华东师大，可是“迎接”他的却是“风风雨雨，深文周纳，使他竟然连安身立命都有所不能”，甚至连一个教授职称和博士导师资格也历久不能解决，精神痛苦达于极点。然而，先生并不怯于权势乌云和无端得咎，他说：“书、文章要有精神压力，令人去思考，中国需要这样的书和文章，鲁迅所以不朽。 ”这段写在《浮想录》中的话，其实就是他本人最后十年精神风骨的自画像。十年浩劫所造成的巨大的民族精神压力，艰窘的个人境遇，这双重煎熬，不仅没有摧跨他的意志，反而使他在老境侵夺中爆发出旺健的创造力和惊人的学术能量，把自己的学术与思想推上了一生中的巅峰状态。 其论域之深广，成果之丰硕，识见之卓特，不仅超过了他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即使在同时代的学人中也是不多见的。
一个人的学术巅峰状态总是透过他深广的论域具体地体现出来的，而论域的深广又最足以考验他的视野和学力。改革开放以后的十年中，先生的论域几乎涵盖了民族反思大潮所涉及的所有重要层面，从近代史的总体架构到具体人物的评判，从中国社会变迁到中西文化比较，从洋务、改良、革命到会党、军阀、政派，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到传统、启蒙、中国化，从爱国、卖国、误国到民主、科学、现代化，从京海论争到新旧冲突，从租界的讨论到上海学的构想，从近代“文变”到当代新儒学，从反思到“反反思”，……所有这些论域无不有先生的一家之说，几乎所有学术界热烈争鸣的现场都可以听到先生那独特高亢的湘乡口音。而且，越到后来，他的论域就越加广泛，思想的锋刃就越加犀利！这可以从先生的《浮想录》中得到印证，在总共695条警句断想中，1978年29条，1980年44条，1985年以后几乎每年都超过100条。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半年，他参加的学术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学术演讲比任何时候都频繁，其视野之开阔，谈锋之机警，思想之深邃，令人惊叹不已！
且看他去世前半年的学术活动日程表——
6月，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举办的戊戌维新90周年学术讨论会；
7月，参加并主持“租界与近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
8月，出席中国史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北京）；参加“史学理论与史学
危机”座谈会；
9月，参加上海市川沙县志稿审议会；
10月，参加“近代会党史讨论会”（上海）；“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经济”学术
讨论会（合肥）；“中国社会史讨论会”（南京）；
11月，参加“中国近代军事史”讨论会（上海）；“戊戌维新九十周年国际学
术讨论会”（广东）。
在这些学术会议上，先生分别就“戊戌与启蒙”、“租界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史学的困惑”、“发挥史学家的良知”、“史与志”、“会党与近代中国社会”、“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社会史的崛起”、“军事与近代化”等专题作了精彩纷呈的演讲，其中大多均根据演讲录音或记录整理成文发表，这些专题演讲一洗学界固有的陈词套语，新见叠现层出，因此，每一次专题演讲就如同一阵飓风刮过，引起学术界很大的震撼！仅仅半年时间，就要在如此众多的不同专题上发表自己的看法，而且又都激起积极的回响，这就尤其难得了！难怪学界的同行都说：“旭麓先生的学问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了”。
与论域之广相对应，就是先生推出的成果之多了。且不论先生论著的质量，仅据《陈旭麓文集》第4卷附录《陈旭麓先生著述系年》所列，先生在最后十年撰述的数量就已是十分惊人的了，单是论文和其他学术性文章就有近100篇，平均每年发表十篇，超过了先生前四十年撰述的总和。就我的陋见所及，这个数字实际上也超出了同时期任何一个近代史学者的撰述数量。但是，先生学术成果之多还不仅仅表现在他发表的文章数量上！先生一生撰写、主编和整理的70余部书籍，绝大多数也都是这十年中完成的，除了续编《中国近代史丛书》、《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等洋洋大观的丛刊之外，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词典》、《中华民国史辞典》等字数都在百万以上，此外如《近代中国八十年》、《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等也都颇具规模，累积字数在一千万以上。单看这些数字，就足见先生著述是如何之勤奋了！如果再加上先生那些未及实现的成熟构思，如《近代中国社会史丛书》、国家教委委托的《中国近代史》教材等，以及替别人审读、阅改的大量稿件，那就更加令人叹为观止了！
其实，先生晚年之为世推崇，还不仅仅因为他论域之广和成果之多，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思辨的深邃，识见的卓特。冯契先生曾盛赞先生的“史识”，他说：“刘知几谓史家须具‘才、学、识’三长，而世罕兼之。旭麓却是当之无愧的‘三长’兼具的史家。 ”先生晚年的著作和文章，建基于深厚的功底，而富深见卓识，发人之所未发，且文采焕然，语多金石，字见珠玑，处处显示出“才、学、识”融为一体的风格。“三长”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史识”。先生说：“史识是治史的眼睛。”又说：“不为历史现象所迷惑，不为议论家所捉弄，要有一双治史的眼睛。 ”先生有时也把“史识”称为“眼识”或“通识”。无论“史识”、“眼识”，还是“通识”，说到底，乃是来自历史自身的“问题意识”，是思想与学术交汇的产物。它是一种历史的视野，更是一种史学的智慧。这种视野和智慧，既不是从概念推论的“纯思的抽象”中得来，也不是从纪实与虚构的“具象的抽象”中得来，而是从古今中外之变的洞察与思考中浮现出来的，当然还有史家本人的禀赋。先生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思辨，关于近代历史进程标志的概括及其塔形层次演变的分析，关于从“夷”到“洋”的改称背后的民族心路历程的透视，关于晚清“西学”内涵的流变及“中体西用”作为思想流派而影响弥久的原因的洞察，关于“改良派”在不同历史时段里三种分称（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的含义的剖析，关于近代史中革命与改良、爱国与卖国、侵略与进步等关系的思考，关于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军阀与近代社会变迁等复杂关系的阐释，关于“海派”内涵的界定、“海派”作为一种艺术风格的特征及其流变的考察等等，无不是先生卓异史识的生动体现。与“思而不学”与“学而不思”者迥异，在先生那里，学术与思想不仅是统一的，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思想使他的学术富有思辨的魅力，学术则使他的思想更具有力度和厚度，他的思想是有学术的思想，他的学术是有思想的学术。
先生的黄昏是苍凉的，但在“苍凉的黄昏”中，他的学术与思想却有如岩浆奔突、江河澎湃，他以深广的论域、丰硕的成果和卓特的识见铸就了学术人生的最后辉煌。胡适在一篇题为《不老》的文章中引用梁漱溟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这样一段话：“当四十岁时，人的精神充裕，那一副过人的精神便显效用来，于甚少的机会中追求出机会，攫取了知识，构成了思想，发动了志气，所以有那一番积极的作为。在那时代便是维新家了。到了六十岁，精神安能如昔？知识的摄取力先减了，思想的构成力也退了，所有的思想都是以前的遗留，没有那方兴未艾的创造，而外界的变迁却一日千里起来，于是乎就落后为旧人物了。 ”梁先生说的是人生的常态，先生则不然。“文革”后他已“渐入老境”，但他的“知识的摄取力”和“思想的构成力”并不因为年龄的增大而减退，反而是大大地增强了，在他的身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进取创造、日新又新的精神，他那“方兴未艾的创造”正是从六十岁以后开始的。这的确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如果说学术创造是先生一生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以“新陈代谢”的旨趣建构近代新史架构则是他晚年学术的核心。在惯见了三十余年近代史的既成格局之后，先生是有心别开新局的先行者，在这个过程中，先生不仅超越了自己，而且超越了过去一个时代。
然而，近代是去今不远的历史，它的后三十年且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是重叠在一起的，如何重新认识，势必牵动前此数十年中形成的共识或认知惯性，牵动一系列带有全局性的观念屏障，学术上的难度自不必说，由于它与当代的历史是近亲，还会涉及到许多现实的关系。譬如，究竟如何真实地而不是片面地认识革命的胜利和曲折，如何严肃地而不是因袭地对待革命史上的臆说，这是历史本身赋予的任务和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也是重构近代新史架构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但要做到这一点，非常自然地要触及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对历史的载认识，特别是对革命的再认识，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本身是那样的万象杂陈、光怪陆离，正义与非正义，变革与反变革，进步与保守，激进与徐缓，反传统与回归，无不相互纽结，互相渗透。而大量的民族冲突和阶级斗争又往往掩盖和包含着新旧矛盾、交错和转化。这样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对历史学家而言，无疑是一种学力与智慧的双重挑战！这些都是就客观上的困难而言。实际上，客观的困难之外，史家的主体意识方面也有一个破启“禁锢”及认识上的调整和深化的问题，即荀子、戴震所说的“解蔽”问题，只有解除种种蒙蔽，特别是挣脱线性思维，思想获得解放，才可能有明澈的眼力，以洞察历史的真相。所有这些问题的累积，就注定了近代新史架构的探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经过一个相对漫长的时段。所以，尽管先生在70年代末就已提出“新陈代谢”的构想，但直到80年代后期才最后成型。这个艰难的探索过程，主要围绕以下三大环节展开：
（一）革命与改良
革命与改良，是贯串整个中国近代史始终的重大问题，近代中国就是在革命与改良的不断变革中曲折前进的。但前三十年形成的中国近代史架构以革命为叙述中心，在这个分析架构中，改良一直被看成是灰色的、骑墙的，甚至是反动的。到了“文化大革命”，“革命”、“造反”的高音喇叭日夜呼啸，改良从现实到历史都遭到了更大的歪曲。因此，如何实事求是地论述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弄清改良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作用，就不仅是史学上的重要任务，而且是重新建构中国近代史分析架构的前提。基于这种宏观思考，先生在“文革”结束后就开始重新审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改良，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1980年便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在这篇重要论文中，先生首先从理论和史实两个层面上重新界定了革命与改良的内涵与外延，并把改良与改良主义严格地区分开来，然后全面系统地揭示了改良在中国近代史中的积极作用，提出了近代社会变革的塔形层次说，认为事物的新陈代谢，决不是简单的否定和取代的公式，而是一个扬弃和汲取的复杂过程。近代的变革由上层肇始，依次推移，逐级发自中下层，形成一个塔形，一个否定另一个而且像浪圈一样一圈比一圈大地彼此联系着。革命与改良都是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值得大书特书，但作为两股新的政治力量决不是相等地开展活动，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各有其消长和分化组合。在革命兴起之前，改良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20世纪初年中国的政治格局出现了两条道路（革命与改良）和三方（革命、改良、朝廷）的角逐，革命成了时代的主角，而保皇的改良派作为新派人物的颜色并没有完全脱落，还有些号召力，特别是对那些刚从封建营垒中渐次苏醒过来…1985年，先生又发表了《论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同一性》，作为前文的续篇，进一步论证了近代史上改良的特殊意义和价值，以及革命与改良的同一性。文中，先生分析了改良派从维新派到保皇派再到立宪派的循环和代谢过程，以及这三个不同段落的分称各自的含义，认为20世纪初年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的激烈论争和分道扬镳的对抗形式，实质上是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两种政治模式的争夺，二者的并峙表现了革命与改良的不同一性，也有对抗性，但对立着的双方都要求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又具有同一性。并从二者的性质、反帝爱国、思想武器和斗争锋芒等四个方面，详细地论证了这种同一性。他在论文的最后写道：“在历史社会的新陈代谢中，不同一性和同一性是普遍地存在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新的取代旧的，如戊戌维新，如民国之取代清朝；一是新与新的递嬗，前一种新的褪色了，后一种新的跟上来，辛亥之与戊戌是这样，五四之与辛亥是这样，戊戌之与洋务也有这种迹象。后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是推动前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的。后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与前一个方面的新陈代谢有很大不同，但又有着某种亲缘关系。 ”围绕革命和改良，先生还写了不少其他论文，如《光绪略论》、《戊戌与启蒙》等，从不同侧面分析了改良在近代史上的各种作为。通过所有这些论文，先生创造性地还原出改良的历史面目及其在近代史上应有的位置，体现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种新思维。这样就在事实上动摇了以革命为中心的近代史分析架构，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已呼之欲出了。
（二）国家与社会
建立近代民族民主国家，曾经是所有不甘沉沦的民族精英力追不舍的目标。在追求这个目标的过程中，虽然在民主模式上有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分野，在达到目标的手段上有激进与温和的差异，但在终结帝国时代的君主独裁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曾经合力地促成了中国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但进入民国之后，民主国家体制并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民国迅速地走样、变形，以至于鲁迅在民国创立十多年之后就感叹民国的来源和民国的精神已经“失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又遭遇到严重的挫失和曲折，甚至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怪诞的“文化大革命”，这究竟是为什么？根源在哪里？不解释这些根本性的问题，就无法揭示近代历史的真相。先生认为，单从国家或政治层面出发是找不到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的，应该放宽历史的视界，从近代社会的变迁中寻找，而国家与社会的非同构性乃是其中的关键。
与静态的、具有很大凝固性的传统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接踵而至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机制变外来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又反映为一浪高过一浪的新旧冲突，所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有很大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陈代谢的急剧性，这种急剧的程度是中国传统的静态社会所不曾有过的，也是西方社会由传统向近代演变过程中所不曾出现过的。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的完成，走过了300多年的历史；中国社会从改良到革命，从旧民主到新民主，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仅仅用了近百年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在短短的百余年时间内超过了西方社会有中世纪到近代演变的数百年的行程，这就意味着中国近代社会演变的不成熟性，这种不成熟性给后来的革命和建设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也从根本上制约了近代国家体制的确立；二是近代社会上层体制、政治思想的演变是迅速的，而社会生产、经济结构尤其是乡村社会的变迁则是缓慢的。在政治思想上，我们似乎是胜利的，但胜利又是不巩固的，广大的处于底层社会的芸芸众生从意识到生活都没有越过小生产的轨道，实现向近代的根本转变。在近代社会里，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商业都市与停滞着的广大乡村同时存在，民主、自由、博爱观念与宗法、畛域观念同时存在。近代与传统的并存与传统，构成了近代社会显著的特征。这又意味着经济基础与上层体制、国家与社会的严重脱节和不对应性，这种脱节和不对应性导致了上层体制始终处于游垠无根的摇摆状态，无法正常地走上宪政的轨道。
沿着这样的思路，先生致力于近代社会深层结构的探究，撰写了一大批富有深见卓识的论文，如《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若干问题》、《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军阀与近代中国社会》、《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等，这些论文着眼于社会变迁，或从宏观的角度探讨近代社会的特征及近代社会变迁的动力和阻力，或从具体的层面上考察了制约近代步伐的结构性根源。在《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一文中，先生论证了人口增长与社会矛盾激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出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正比——反比——正比的矛盾规律，即：人口激增同地主阶级的加紧剥削和农民失去土地成正比；生产力水平低，人口激增与农民的生活水平成反比；人口激增与农民起义的频繁及规模成正比。人口的适度增长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如果人口过分膨胀，超过了那个社会的负荷，有利因素也会变成不利因素，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起了延缓社会发展的作用。秘密会党是进入近代前后中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先生的《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一文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指出：明清易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社会结构形式：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以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和以游民阶层为主体的会党组织。并从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整体演变中，剖析了秘密会党之成为“第三种社会组织”的原因，又通过三种社会组织的比较，论述了会党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特征，从会党的秘密联络方式中揭示出这一特殊社会组织独特的思想方式和文化行为，认为“不懂得会党就不懂得进入近代前后的中国社会，或者不能全面地懂得这个社会”。这样的思路和理路，已完全逸出了前此的近代史分析架构的认识轨道和思维惯性，它表明先生的近代史思辨已完成了某种范式性的转换，即由以革命为叙述中心的近代史架构转变为以社会变迁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
（三）确立近代新史架构
在上述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先生在原有的分析架构之外树建了自己的近代新史架构。树建近代新史架构并不是为树建而树建，也不是为了立异以鸣高，而是从“文革”后“最严峻的反思”中得来，是近代史的再认识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按照既有的分析架构编纂的两百多部近代史，“内容单调，读者和作者都腻了，需要不同风格、不同体例的论著”。随着资料的积累和认识上的深化，特别是对简单化、公式化思维方式的摒弃，树建更切近近代历史真实的架构，乃是学术史演进的一种必然。先生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一文中指出：“我们在50年代讨论近代史划分阶段的标准，正是以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为主线，形成以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递进为构架，这个构架积久渐趋公式化，许多近代史著作只有肥瘦的差异，很少有不同风格和个性的显现，而且被大家援用的三次革命高潮也未必都称得上具有完全意义的革命高潮。这就促使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再认识，由原来认同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的线索之外探讨新的线索。”
改革开放以后，在“三次革命高潮”架构之外“探讨新的线索”逐渐成为近代史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并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在这场波及整个近代史学界的大讨论中，以先生提出的“新陈代谢”说最为引人注目。先生相继在《历史研究》杂志上发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和《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等论文，以“新陈代谢”为旨趣建构近代新史架构，创造性地探寻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的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内在规律，整体地展示新旧嬗替、沤浪相逐的近代社会巨变的风貌和全过程。不仅致力于理论上的阐发，先生还把理论思考所得付诸实践，写出了一系列有个性的近代通史性著作，如先生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五四后三十年》，以及先生撰著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与以往的通史性近代史著作不同，这些著作展示了一种新的近代史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不再简单地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线，而是把近代110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来研究，以社会史会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众多侧面。
在1959年，先生就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主张将中国近代史的下限延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了中国近代史的结束和现代史的开始。1978年以后，先生开始深入而全面地反思以阶级斗争为内核的延续了30年之久的近代史体系的内在弊端，建构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新史架构，先后发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等重要论著，虽然这些论著并没有直接讨论近代史的线索，但它们一种不同于“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框架的“新的线索”已呼之欲出。1983年，他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一书率先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标志的三次革命高潮的近代史格局，依循近代社会演进的逻辑和历史自身的的起伏进程，用纪事本末体、编年体和章节体结合的形式，把近代的前80年依次分列32题，每题既可独立成篇，而前后又是紧密衔接的，贯串了反帝反封建和新陈代谢的旨趣。继又援此体例主编了《五四后三十年》。这个新架构出现于流行已久的三次革命高潮、十大事件的划一形式后，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1988年6月，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将他长期对近代史线索的思考加以系统化和体系化，主张以辛亥革命、1927年大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来贯穿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阶级矛盾、新旧冲突异常尖锐的过渡形态，他认为“它的线索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一个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时代”，“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线索应分三个层次来说明：第一、它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不止；第二、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螺旋特别多；第三、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即推封建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其趋向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又形成不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大过渡，其核心是汲取与扬弃、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辩证过程。引进和汲取新的东西——这种新东西，不是传统文化自身的产物，而是西方传来的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扬弃旧物，不是简单的排斥，这里面有继承，有批判，是事物的辩证发展而不是发展的中断和停顿。
作为一个崭新的近代史分析框架，先生提出的“新陈代谢”说，酝酿于70年代末，构思于80年代初，而于80年代末形成周密严整的学说。这个新体系包含了阶级斗争，但又广于阶级斗争；他体现了经济发展，又包容了政治、思潮、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嬗。它的出现无疑是对前此流行的“两个过程模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的超越，它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研究已走出三次革命高潮、十大事件的约定格式。先生晚年精心构思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就是他积多年之思探讨“新的线索”的产物。在这本书中，他摒弃了旧的僵化的架构，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的变迁作了具体深入的考察论证，在社会结构方面，不仅考察了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革命变革，而且考察了农村社会组织、城镇中的行会组织在近代的演变，近代社会中特有的会党组织的作用，不平等条约制度化引起的社会变化等；在社会生活方面，不仅研究了物质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变化，而且研究了与之密切相关的人口问题，以及政治革命和外来影响如何引起社会习尚的改变等；在社会意识方面，不仅论述了政治思想、哲学、文学等方面的变革，而且分析了欧风美雨影响下的种种社会心态，并表现为语言构造上的变化等。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论证，把“新陈代谢”这一主旨展现为非常丰富多采的内容，极富思辨地还原出近代社会巨变的图景，从而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范式。
学术创造之外，先生的“大勋尤在携后” ！早在50年代，先生就已是驰名的研究生导师了，“文革”后恢复招收研究生，先生又招了7届，亲自指导的研究生前后达百余名之多，私淑弟子更难计其数。先生曾说：“教书、写书、学生是我的支柱，离开了这些我就不存在了。 ”这话一点不假，先生在教书和学生上的确倾注了罕见的热情和巨量的心血。先生对自己的学生，固然是关怀备至，煦煦如春阳之温，就是那些素不相识的晚辈，只要在学术上有所求，他的奖掖和提携同样不遗余力！甚至不惜放下自己手边的著述，给他们提意见，改稿子，介绍出版社，处理他人的稿件占去了他大量的时间，这在整个学术界都是尽人皆知、有口皆碑的。有的好心人劝他，应该尽可能给自己多留一些时间，把学界期待已久的著作写出来，先生却在一篇序言的最后写道：“近几年，我常为年轻人阅稿作序，目不暇给，每从他们的笔下看到年轻人特有的才思，听到年轻人大步前进的足音，那愉悦之情总久久不能自已。能为他们做点事，‘鬓微霜，又何妨’！尽管，我的双鬓已不止‘微霜’了。个人的生命像大海里的一滴水，如果把这滴水洒在绿荫成长的泥土上，它就会比一滴水大得许多。 ”当今之世，师道之不尊已久矣，而先生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却始终是“一个可敬而且可亲的人”。回想从师受业的情景和先生的教泽雨露，不胜时雨唏阳之感。翻开《陈旭麓先生哀思录》，其中绝大部分篇什无不是感念师门的记录。如果把身受和亲见先生关怀弟子和提携后进的事迹都写出来，那该是一部多么感人肺腑的长卷！
因为写这篇小传，最近我又重温了先生写给友朋和学生的信件，深深为先生这些信中流露出的真情和至性所感动，那一封封信件，或答疑，或切磋，或关爱，或幽默，或自况，无不语酣情长。先生以大学问、大识见为世推崇，却从不拿名家派头，他的平等、自由、宽容，都见之于他行事的深切著明。读着这些信，眼前常常浮现出先生坐拥书城或漫步丽娃河边、银锄湖畔谈古论今的情景，虽然当年谈论的内容已记不真确了，但那种如坐春风、如沐秋月的感觉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然而，我也常常想，先生用于处理别人稿件的时间毕竟太多了，要是先生能够为自己多留一点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自己专业上的创造，而不是那样无论识与不识，只要在学术上有所求，都尽力提携，那先生该可以写出多少像《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说“海派”》那样的鸿篇来，至少可以在他有生之年将那本学界期待已久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写出来，那样的话，先生在学术上或许也就可以无遗恨于人间了！毕竟能够写出先生那样炉火纯青的文章的人在当今学界是太少了！先生的学术成就固然已是万人瞩目，海内境外莫不尊仰，但走的时候毕竟是“鸿篇未尽”呵！这一点，先生在世的时候，就已非常人所能理解。先生一再说，他做这些为人作嫁的事情，是因为“起了惜才的念头”。当然，他也一再表示“要腾出手来搞‘新陈代谢’了”，在去世前三个多月给学生的一封信中甚至说：“我的岁月不多了，无论如何从九月开始我要转到自己那部书上来了。 ”但实际上直到去世，先生仍然困于别人的书稿和序言！我真的不知道，对先生而言，这是得还是失，但对学术界而言，那肯定是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
“述作传诸不朽”
从40年代初期开始，一直到1988年12月1日去世为止，先生从未中断过思考和写作。即使是在“文革”岁月，先生也没有放弃或停止自己的思考和写作。在近半个世纪的文字生涯中，先生留下的著作和文章是非常多的，其中固然有一些不免烙有特定时代的痕迹，这一点先生自己并不讳言，他曾在《近代史思辨录》“自序”的最后写道：“‘闻道潮头一长高，天寒尚有沙痕在’，苏轼这两句诗（《游金山寺》），是说长江的潮势涨到一长高，潮退了，金山的岸边还留下了一道道沙痕。我们的时代像浪潮一样，奔腾起伏，印在人们身上的‘沙痕’就是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去磨擦‘沙痕’，应该让‘沙痕’作为省察自己的记录。 ”正因为时常以印在自己身上的“沙痕”省察自己，先生的思辨才更加绵密、深沉，先生的学问才走向博大和深邃！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也就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先生文思之精湛奇伟，文气之酣畅贯注，文笔之便捷流美，更令人赞叹！作为一个站立起来思考的历史学家和思想者，先生的许多文章和思想，早已融入中国当代文化之中，并成为其中最富个性和理性神采的部分之一。现将其较具代表性者分论文、主编及著作三部，胪列并略加评点于后：
（一）论文之部
自1942年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以来，先生究竟发表了多少论文和文章，已无从稽考。单就《陈旭麓文集》第4卷的附录《陈旭麓先生著述系年》所列，就有170余篇， 而且体裁非常广泛，有时论、散文、随笔，也有序言、书评、诗词，当然最多的还是学术论文。在学术论文之外的不同体裁中，先生都有一些堪称上乘的作品，如时论中的《我们往哪条路走？》、《中国还需要革命》、《论学术独立》、《吊“北京人”》、《暑假话大学》等针砭时政诸文，笔锋犀利，论理条达，在40年代后期的时论中自成一格；散文、随笔中如《天上人间》、《湖上情思》、《去忌讳》、《发挥史学家的良知》、《众里寻他千百度》、《史学的苦恼》等都是凝练旨深的难得佳作；诗词中亦有不少如“放怀天地神州赤，到眼风光大漠青”那样浑然天成、气象豪迈的佳句。至于学术论文，先生在“文革”前发表的如《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年限问题》、《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论梁启超的思想》、《论宋教仁》、《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关于〈校颁庐抗议〉一书》等文就已达到相当的学术水准，并开始形成自己独特的思辨风格；“文革”后发表的论文，更不乏思辨精深、文光焕然的精品力作，其中宏观综论如《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对中国革命史的悬想》、《历史·传统·现代化》等，专题论著如《论“中体西用”》、、《辨“夷”、“洋”》、《说“海派”》、《光绪略论》、《因袭——规抚——创获》、《“小我”与祖国这个“大我”是一体》、《也谈杨度》、《小凤仙其人》诸文，以及为《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瞿秋白年谱》、《中国近代文学丛书》等书所作序言，无不显示出融才、学、识于一体的风格，无论从视野的宏阔、思辨的缜密和文字的洗练上说，都已达到成熟而纯青之境了。先生的这些文章，除1982年以前发表的论文曾辑入先生自编的《近代史思辨录》于1984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外， 绝大多数均散见于各地报刊杂志，一些手稿和讲课记录稿也没有完全整理发表。先生去世后，我们编辑出版了《陈旭麓文存》，但还有不少篇什因篇幅或体例的限制未能收录。在华东师大出版社的支持下，我们又编成了四卷本《陈旭麓文集》，并于1997年2月出版，除了少数尚未找到的文字及先生主编的60多种书籍外，他个人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基本上都收进去了。这部文集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一个历史学家所走过的曲折的学术之路，也记录了在时代风雨洗礼下一个爱智者的智慧和良心。
（二）主编之部
文章之外，先生主编和参与主编的书籍，类型各异，品种繁多，涵盖辞书、史料整理、教材和著作等方面，累积达13种60余册。辞书有：《辞海·中国近代史分册》（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中华民国史辞典》（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近代人物部分》（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版）等；史料整理有：《宋教仁集》（两卷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已印行《辛亥革命前后》、《甲午中日战争》、《汉冶萍公司》、《中国通商银行》等6册），《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教材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1980年重印），《中国革命史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
著述有：《中国近代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开始出版，至1987年止，前后共出版近40种），《近代中国八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五四后三十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等。
这些书籍虽非先生个人著作，但从选题的策划到提纲的拟定，从观点的形成到资料的搜集，从体例的安排到文字的润色，无不浸透着先生的心血，譬如先生参与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由他本人撰写和改写的就达30余万字。因此，先生主编的众多书籍，从体例到观点到文字，甚至某些书名，都明显地带有先生个人的学术风格。这些书籍中，辞书和史料书之嘉惠学界自不必说，先生主编的各种著述亦以架构独特、风格清新而率多见称学界。其中如《中国近代史辞典》、《近代中国八十年》等书，甫经出版，即不胫而走，风靡学界，发行量都在百万册以上，影响尤为深远。
（三）著作之部
大学时代先生就撰写出版了《本国史》（文通书局1942年版），在此后的“述作”生涯中，先生又陆续构思、撰著、出版了10余种著作，其中以《辛亥革命》、《浮想录》和《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最为重要。
《辛亥革命》完稿于1955年初，并于同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系建国以后第一本辛亥革命史专著。它的出版不仅为辛亥革命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参考的蓝图，而且直接推动了此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深入展开，因此，这本书虽仅8万多字，但在辛亥革命学术史上却占有特殊的地位。先生原拟在此书及相关的研究基础上撰写一部多卷本《辛亥革命史》，并已有具体的设想，80年代初又一度想重理旧业，把中断20年的设想付诸实现，可惜皆因忙于他务、无由分身而作罢。
《浮想录》系语录式的警句断想，是先生晚年思想的精粹所在。先生在世时，曾与学生多次谈及此稿，但从未示人；先生去世后，我们在清理遗物、整理遗稿时找到此稿。原稿写在两册32开的笔记本上，后由熊月之在个别地方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后，编入《陈旭麓学术文存》于1990年12月出版；不久，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后来编先生文集时，我们又将此稿编入《陈旭麓文集》第4卷《浮想偶存》中。三个版本略有差异，以后一个版本最完整。这部手稿从1977年7月写起，一直到1988年12月1日先生去世为止，前后历时12年，共695条，每条长短不一，少则几个字，多则一两百字，它就像一条引之弥长的思想长链上的一个个环节，记录了改革开放时代一个历史学家的心路历程和哲学思考，被誉为新时期以来“中国本土历史哲学的标志性专著”。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则是先生晚年精心结撰的一部带有哲理性的巨著， 也是先生晚年倾全力树建的近代新史架构的奠基之作。全书共20章30余万字，以综揽全局的气度，并依照历史自身的时序深入地论述了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到社会意识的极其复杂的新陈代谢过程，在真正意义上重写了中国近代史。此书于1992年7月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才气横溢、情文并茂的学术著作”、“中国近代史的开拓性之作”、“力透近代社会风云的精湛之作”，先后获得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华东六省一市优秀理论读物一等奖、第二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等六项大奖。
“才识并世同钦，述作传诸不朽”。这是谭其骧教授写给先生的挽联，它代表了学术界对先生“才识”与“述作”的客观论定。先生的身影消失了，但他用心血、才识和良心写成的文章，以及凝结在这些文章中的思想是不会磨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