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麓先生是我母校母系的大名鼎鼎的教授，可惜当年只闻其人，未闻其声。想当年，在南汇张闻天故居，时任故居管理所的办公室秘书张勤龙（后任办公室主任）对我说，他得到消息，准备去参加陈旭麓先生的追悼会，这话着实让我汗颜。因为据我所知，张先生这个书生只是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个业余学生，而我才是正宗的，何况陈先生是我系教授，早就闻其大名。但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还是没有去，后来也听说市领导都去了，追悼会着实隆重。去年到外滩浦东发展银行总部参观，那时原上海市长办公的地方，豪华异常。知道总行行长是陈先生的公子，还曾想敲门进去打个招呼，表达我的敬意的。可行长当时不在，我的冲动也就结束了。本文的作者周武应是我的学长，大名在当年我读书时就有所偶闻。
文章较长，因而受限，所以分两次转载。感谢学长！
要是旭麓先生还活着，今年才八十三岁，可是他去世已整整十三年了！本来，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到七十，已是造化所赐，但旭麓先生的突然去世，对中国学术界、对敬他爱他的万千学子而言，却仍不啻是晴天霹雳！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十三年前那令人心碎的一幕！按原来的计划，先生将于12月2日下午给在校的研究生上课，几乎所有的研究生都已收到通知了，但在12月1日傍晚六点一刻先生却被可恶的心肌梗塞夺去了生命。半个月后，也就是12月15日下午，在肃穆凄怆的龙华吊唁大厅里，来为先生送行的家属、朋友和学生共七百多人无不痛哭失声，甚至连以前从未听到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个气氛下不能自恃！后来，我曾和先生遗体告别仪式的一个主要司仪谈起当时那种无法抑制的悲伤情景，他说：“那种发自内心的哀悼是别的任何人都无法导演的，是先生自己导演的。”是的，那擦不完的眼泪、堵不住的哽咽里，有对先生学问与人格的景仰，有对先生晚年境遇的悲愤，更有对先生遽然仙逝的震悼。
他是一个站起来思考的人，一个在大学时代就已崭露头角的有思想的史学家和有学术的思想者，毕生往来于学术与思想之间，求索百余年来的世路、心路和去路，即使是在大批判的吼声湮没一切的严酷年代里，仍坚持以爝火萤光探照民族苦难的症结，并在老境侵夺中以丰厚的历史感写出了百年递嬗的曲折骨脊，在真正意义上重写了中国近代的历史；他又是一个当了整整四十年副教授才进入教授行列的大牌教授，去世时只是才五、六个人的研究室主任，却以自己的文章和思想铸就了大匠身后的丰碑！他从50年代中期起就已是驰名的研究生指导教师，却至死也未获得博士导师的资格，然而在学生的心目中，他始终是师道的楷模，“一个可敬而且可亲的人”！
这就是我的老师陈旭麓先生，生前声名洋溢，身后长令生者慨叹！他主张“以史经世”，他的经历就是史学良知的当代之旅。尽管曾经参与先生遗著的整理，又编过先生的文集，自信对先生的学行和志业已有所了解，但当我开始下笔写这篇传记的时候，仍然感到力不从心。我当然不指望这篇传记能够真切地传达出先生学问的精髓和神韵，也不想把它写成一篇怀古忆旧的纪念性文章，或歌颂先师学问道德的表扬性文字，我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只是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写出我对先生及其近半个世纪治学生涯的理解。
“出湖”
一个人的学行志业总是与他早岁的经历、境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陈旭麓先生遭逢的是一个“将死”和“方生”交织的大时代。这个时代裹挟了亿万苍生的命运，也左右和主宰了那一代知识人的追求。
五四前一年，即1918年3月31日，陈旭麓先生诞生于湖南省湘乡县一个名叫白源湾的乡村里。那是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湘乡地处“山国”，但仍不免受时局影响。先生祖上多以经商为业，曾祖父一辈家境颇为富庶，但到父亲一辈，已家道中落，常常入不敷出。因此，先生年幼时常跟姐姐到田里拾稻穗，他的母亲亦因营养不良而患贫血，因贫血而在先生5岁时早逝。先生的父亲虽非经营长才，但经商甚为得法，盈利颇丰。先生7岁时，家中已无温饱之虞。湘乡是理学之乡，重教是当地的一个传统。大约在1926年，白源湾开办了小学，先生遂入学发蒙，随习国语、算术、图画、音乐、体操诸课程。不久，学校停办，先生乃转入旧式蒙馆，课本亦由“大狗叫、小狗跳”变为“学而时习之”。后先生又转学到一所层次较高的私塾，随私塾先生学《左传》、《诗经》、古文、唐诗，以及《近思录》和《昭明文选》等，开始系统地接受传统经史诗文的熏陶。
1934年秋，先生离开了湘乡，负笈省城长沙。自清季以来，长沙就已逐渐成为湖南的新学中心，这里有不少新式学校，传授新学课程，如数学、英语等。但此前先生一直就读于私塾，所学与这些新式学校相去甚远，或许因为这个缘故，先生抵长沙后并未入新式学校，而是进了“孔道国学专科学校”。
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是一所倡导“尊孔读经”的学校，校长是前清翰林彭清黎，教师多为前清举人、秀才，思想比较守旧，但国学确有造诣。学校课程设置凸显国学教育，虽亦有哲学、小学、地理学、音乐等学门，但哲学课程并不教西洋哲学，而是讲授宋明理学；音乐课不教五线谱，授课乐器也不用钢琴、风琴，而是用古色古香的七弦琴。在这种波澜不兴的静谧氛围中，先生在研读经史子集之余，曾与十来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诗社，名叫“一社”，取古书上“天下定于一”之意。每当三月阳春，十月金秋，三五同学，登岳麓山，游天心阁，聘目畅怀，分韵赋诗。这些诗作后曾结集石印，名曰《一社集》。据先生自述，其内容多为旧体诗，也有少量文章，基本上是风花雪月、感时伤世之作。
虽然孔道国专与那个剧烈变动的时代的整体氛围颇不协调，但对先生而言也并非一无所获。至少他深厚的旧学根底主要就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他的喜欢填词赋诗与“一社”的活动也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更何况先生也并没有完全置身于时代潮流之外。实际上，先生博览旧籍之余，也接触了不少新学论著，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陈独秀的《独秀文存》等。这些新学论著在30年代已不是什么新鲜的书籍了，但对于一直浸润于经史子集的先生来说还是足以振聋发聩的。孔道国专自以倡导国学为务，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国学在外患迫来的时代兴起，本身就寄寓着一种昂扬的民族精神。据先生回忆，当时国专里有位姓赵的老师，是康有为的学生，他每出作文题，不是论历史上的外患入侵，就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类命题。先生的作文，时常得到他的称赏。有一次，他还在先生课堂习作后批了一首七言诗，最后两句是“心有阴符谁可授，圮桥坐得到天明”，诗中以圮上老人自况，将学生比作张良，已由平日的称赏变为殷切的期待了。
在长沙孔道国专的那段岁月，给先生留下了难忘的回忆，特别是那些名山胜水更成了鼓舞他前进的力量之源。后来，他曾在一篇散文中深情地写道：
“衡山、岳麓、湘江、洞庭，故乡这些名山胜水，是天下皆知的。我在青年时代，常倘佯于湘江之滨、岳麓之巅，山上的森森古木，江中的争流百舸，是多么熟悉。我原名修禄，嫌太俗气，十几岁时到长沙读书，改名旭麓，名字与岳麓山也发生了联系。可我多次从衡山脚下走过，却没有去爬祝融峰，我在洞庭湖不远的长沙生活了好几年，也没有去湖上泛舟。
“后来的几十年，奔驰在外，湘江、岳麓始终好像亲人的身影，萦绕胸际。岳麓山的云麓宫一副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涛声下洞庭，曾成为我梦魂中追踪衡山、洞庭的向导。我也每每从地图上、游记里和诗词中贪婪地领略衡山、洞庭的风姿。
“童年，常听长辈说某某‘出湖’了，那是说他有了出息，出了头。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叫‘出湖’，词源何来？过了许多年，才知道‘湖’是指洞庭，‘出湖’就是出洞庭湖，‘洞庭波送一僧来’，八指头陀出了湖；《洞庭湖》杂志创刊，湘籍留日学生出了湖，湖南的名山胜水，就是这样鼓舞着她的儿女前进。
……
“人对哺育了他的土地，到老不能忘怀。尽管年光流逝，乘腿脚尚健，一有机缘当再渡洞庭，品茗君山；还想攀登祝融峰，以偿平生未了之愿；也很向往张家界的千岩万壑。我爱故乡的名山大川，更爱那里的土丘小流，土丘小流里有着丰富的生活，还有自己童年的足迹。 ”
这篇情文并茂的文字里，浸透着先生对青年时代的回忆，更寄托着先生对故乡绵绵无尽的一湾深情。受孔道国专和故乡名山胜水的陶铸，又熟见近代三湘志士在湖山之间留下的足迹，先生于苦学之余，遂有追蹑前贤之想。立志“出湖”，也就成了他生命的渴望和坐标。
抗战爆发后，听说武汉有一个抗日工作训练班招生，先生立即风尘仆仆前去报考，但一到武汉，先生就病倒了，只好拖着病躯返回长沙，治了十多天才能勉强起床，因此而错过了参加抗日工作训练班的机会。病愈之后，先生继续潜修学业。由于孔道国专并未在国家教育部立案，文凭自然亦未得权威部门认可，先生乃弃孔道国专，转而投考刚刚内迁到长沙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无锡国专由著名教育家唐文治主持，在教育界有不低的声誉，前往报考者有50余人，先生考分名列前四，并受到唐校长的特别约见。考取无锡国专，对早已熟读经史的先生而言，不过是对历年所学的一次检阅，实际上，无论是孔道国专还是无锡国专，都已无法满足先生的求知欲望，他渴望深造，更期待挑战。
也就在这个时候，由于战局的逆转，大夏大学为时局所困决议迁校，与复旦大学联合办学，分设联合大学于庐山及贵阳。不久，东南局势阽危，庐山恐将不保，乃再间关跋涉，辗转迁于崇山峻岭之贵阳。从庐山到贵阳，途径长沙，先生由湘乡同学引见，得识大夏大学秘书长王毓祥。在王毓祥的支持和帮助下，1938年，先生离开无锡国专，前往贵阳，入大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就读，一年后因故转入历史社会学系。 这一选择，影响了先生后来一生的命运。
大夏大学立校的历史不长，内迁之时仅十余年时间，但由于创校诸老和王伯群校长治校有方，精英云集，在上海时就已声誉鹊起，并跻身上海八大名校之列。先生选择大夏作为自己的进学之所，并非就地取材，而是基于大夏本身清新形象和不俗业绩。由于先生此前一直就学于私塾和国专，从未进过新式学校，初入大夏不免新奇和陌生，但他敏捷的才思和厚实的旧学根底，很快就使他从同学中脱颖而出，1942年10月在贵阳文通书局出版了第一本书《初中本国史》，次年又在一家文史期刊上发表了洋洋三万余字的毕业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并贵阳等地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随笔和时论，成为公认的大夏高材生。先生文字中所展露出众的才思，颇得大夏文史前辈的嘉许和赏识，时任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谢六逸先生更对他另眼相看，不仅经常为他排忧解难，还特地安排先生到他主持的文通书局编辑所兼任编辑干事。
先生在大夏的读书生涯，首尾五年。五年中，先生不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而且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开始对“进步书籍”——诸如《论持久战》、《资本论》等著作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在与同学交谈或论辩的时候，也频繁地借用这些著作中的辩证法和唯物论的观点，开口就是“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闭口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先生还因此而得了一个绰号——牛克斯。先生本不是好辩之人，但目睹山河破碎，国事日非，不免忧心忡忡，并由忧心而生愤激。1941年春，国民党特务竟然在大夏大学校门口制造惨案，开枪打死一无辜女生，先生目击惨案，悲愤难抑，立即写了一篇义正词严的评论文章，贴在壁报上。学校当局如临大敌，命训导处职员揭下，直送国民党贵州党部，并扬言要严惩作者。后经谢六逸先生斡旋，先生才得以免遭不测之祸。
大学时代，是人的一生中最多梦的季节。在这个多梦的季节里，先生曾将自己的抱负写在对未来的规划之中，那就是要创办一所中学，或者一家出版社，先生后来在一份自述材料中回忆说，他那时最大的理想就是在文教界打下一片江山。先生所作《黔灵山寺中戏着袈裟摄影》一诗颇能反映他此时的抱负和理想：
“会首前程笑拈花，儒冠今欲换袈裟。
眼中一滴英雄泪，要渡苍生百万家。 ”
“出湖”，并不仅仅是走出湖南，“要渡苍生百万家”，才是先生立志“出湖”的本意。带着这个豪迈的志向，1943年2月大学毕业后，先生应聘出任贵州修文县立中学校长，可是，在那荒僻之区，先生非但无法一展怀抱，反而因拒绝在校内讨论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而被有关当局视作“共党嫌疑”。仅一个学期，先生就无奈地辞职了。
早岁哪知世事艰，先生一踏入社会就切身感受到这句诗的深刻含义。1943年夏，先生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并受聘于湘乡私立起陆中学。先生选择回乡任教，主要是基于尽孝，可以就近照料病中的父亲。但是先生的孝心并没有挽救父亲的生命，这年冬天，父亲还是去世了。1944年春夏之交，日军攻占长沙，进逼衡阳。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湘乡地处长沙、衡阳之间，自是一派兵荒马乱。先生携家人，一路逃难，经邵阳，且住武冈山门。到1945年3月，湘乡一带战事稍平，先生乃送家人返乡，自己只身一人，出湘西，顺乌江，入四川，在抗日烽火中颠沛辗转，寻找安身立命之所。
从大学毕业到离湘入川，三年中，先生在个人的事业方面几无尺寸之进，似乎离自己的理想越来越远，但漂泊的生活也使先生对社会的现状和民间的困苦有了更切近的了解，推己及人，感同身受。先生在入川途中，口占《乌江船上》一诗，就强烈地发抒了这种感受：
“杂花犹绕树，江上已春残。
水急千寻石，云深两岸山。
居民无完服，破屋每三间。
休道风光好，西南物力艰。 ”
1945年5月，先生抵达重庆后，借住在一个同乡的商店里，后经两个大夏同学介绍，到赣江中学任历史课教员兼训育主任。
赣江中学系旅渝江西同乡会所办的中学，设在离重庆市区60里的冷水场的一个庙里，有300多学生。当时，形势动荡，校纪萧然，高年级学生中不少是袍哥的成员，常常无端滋事，酗酒斗殴。先生既兼任训育主任，自然对校纪校规负有责任，因此先生到任后，即着手整顿校纪校风，严厉训斥那些无恶不作的学生。但被训斥的学生却不买账，怀恨在心，公然在校内贴出大标语：“打倒陈旭麓”。校方对此置若罔闻，先生一怒之下，辞去教职，返回重庆。
辞去赣江中学的教职，先生再次失业。就在先生为生计奔波之际，先生得知当年曾经荐举过自己的王毓祥先生正在重庆办理大夏大学的“复员”手续。王毓祥先生此时已是大夏大学的副校长，先生立即给他写了一封信，并附寄了一首诗，语多问候，实系自荐。王先生本来就十分欣赏先生的才华，接到来信后，便急召先生，委以校长室秘书之职，协助办理大夏大学返沪事宜，参与编纂《大夏周报》。
40年代的重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各种政治势力在这里较量，各种政治思潮这里激荡，各种政治活动在这里展开。在这种氛围中，先生的思想日趋激越。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在重庆召开。重庆各界为促成会议成功，每天晚上在沧白堂集会，邀请政协会议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先生常前往聆听，其中王若飞、郭沫若等人的演讲，以及国民党特务的现场捣乱，均给先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日后回忆说：“王若飞同志那胖胖的中等身材，常浮现在我的脑子里，而特务们的怪叫和飞石，更增加了我对国民党的卑视和愤慨。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万余人在校场口隆重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功，国民党当局却派遣特务、党棍，冲击会场，抢占主席台，殴伤大会主持人和演讲人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章乃器等60余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校场口血案。先生恰好在场，目睹当局的暴行，义愤填膺，连夜疾草《目击者》一文，刊诸重庆《民主报》，发抒了一个血性青年的爱憎和愤鸣。事后，先生拟以此为题材撰写一本专书，并拟定了书名和提纲：书名为“胜利了以后”，提纲共分十章：（一）胜利的鞭炮；（二）所谓“受降”；（三）毛泽东到了重庆；（四）双十协定；（五）内战！内战！内战！（六）赫尔利走了；（七）学府的血；（八）政治协商会议；（九）沧白堂与校场口；（十）历史往哪里走。这本书后来虽没有写成，但从先生拟定的书名和提纲可以看出，先生的个人立场与思想倾向已开始趋向激越了，以致于连他在赣江中学的同事都以为他是“出色的地下工作者” 。
先生在重庆前后不足一年半，但对先生而言，这是一段艰难而又异常关键的年月。说它“异常关键”，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先生此后的人生走向。因此，先生始终对这段时光怀着复杂的情感，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住在重庆一年多，街道的坡度和灰尘，宿舍里的耗子，酷暑的夏季，虽然是胜利的司令台，人们终究不易怀着浓厚的好感；可是一旦要离开了，总有些莫名的怅惘和眷恋；何况在艰难的岁月里，有许多天真的面庞和纯洁的友谊，给你打发了多少寂寞的日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在离别的须臾，怎不叫人神往！ ”
1946年9月，先生随大夏大学全体复员教职员一起乘华泰公司的轮船顺江东下，沿途开开停停，直到10月24日才驶抵南京。26日清晨，改乘火车抵沪。一个多月的旅程，先生写下了许多诗句，后来又以《江上秋风》为题，详细地记录了沿途的见闻和感受，有“细剥核桃数浪花”的悠闲时分，更有“和平安得戢兵氛”的沉痛叹喂！兹录其中两首七言诗：
船泊奉节
茫茫湖山道路赊，眼穿望不到京华。
东风吹皱一江水，秋雨羁留八月槎。
心伴马头云出峡，人同雁影渚为家。
看书睡起浑无事，细剥核桃数浪花。
船自三峡下泊武汉重游黄鹤楼
衣冠几辈浊难分，楼阁依然满夕曛。
胸底险翻三峡浪，眼前幻接十年云。
江山合有诗人藻，竹帛空谈革命勋。
中原血泪民力尽，和平安得戢兵氛。
从重庆到上海，对大夏而言，是复员；对先生而言，则是初来乍到。到上海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先生的身份仍是校长室的秘书，具体负责联系毕业同学，起草各种普通文书，看起来很平凡，但复校之初百废待举，头绪纷繁，校长室肩负沟通上下、联络内外之责，工作并不轻松，单补发文凭一项就够头疼了， 更何况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事上的缠绕！当时大夏校长是欧元怀，副校长为王毓祥，欧王间有矛盾，先生处境比较微妙。大概从1947年初，先生被聘为讲师，不久擢升副教授，讲授“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1949年2月起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1949年5月，上海解放。秋季开学，先生同时在大夏大学和圣约翰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但身份不同，在大夏是副教授，在圣约翰则是教授。而在时人心目中，圣约翰是上海顶尖的名校，大夏逊其远矣，在彼为教授而在此仅为副教授，于理不通，这可能是由于欧、王之间的矛盾所致。尽管如此，上海毕竟为先生提供了一个可以挥洒才智的广阔空间。
“自由份子”
抗战期中，尤其是抗战胜利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发生了深刻的裂变，国共两党周围都各自凝聚了一个庞大的知识分子群落。在这两大知识群落之间，还存在着一个颇有声势的“自由份子”群落，他们无党无派，但其中的绝大多数又都是自觉于天下家国之责者，无时无刻不在急切地寻找内战硝烟笼罩下的中华民族前去的路。他们的言论日趋激烈，却没有以意识形态的语言为某一个政党张目；他们“寄希望于新生的政治力量”，但就立场而言，仍然是中道的“自由份子”的立场。先生曾在1947年10月发表的一篇时论中探讨过知识分子在抗战中及其胜利以后的转变，其中写道：
“抗战期中以至于胜利以后，知识阶级的社会意识，有一个大大的转变，好些象牙之塔的学者，因环境给予的刺激，走上了时代的道路，如闻一多先生本是一个连报都不愿意看的学者，竟积极参加民主政治活动，即其一例。美国教会世界服务社理事长穆斯博士游历远东返国后谈：‘中国除共产党外，尚有不少自由份子，彼等不能参加蒋主席所领导之政府，故有单独发动变乱的可能。’穆斯博士的观察，有部分的道理，在中国知识阶级的领域中，无疑的有大量的自由份子，他们不愿走入共产党的集团，更不满意政府的一切，他们拥有舆论和民气的反抗力量。大概穆斯博士所见到的，便是国共以外的许多自由份子以及五月间学生运动的表现。这许多自由份子，固然怀着满腔热血，但是欲单独举起革命的旗帜，是不容易的：一则缺乏坚强的组织，再则没有革命手段的武力，并且愿意挺身出来干涉政治的自由份子，占全国人口的百分比究竟太少，这是中国的中庸主义在作祟。但是他们虽然没有革命的力量，却有左右社会的影响。如果国民党能够领导政府突破当前的难关，实现中山先生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以达到民主的道路，则这些自由份子正是民主的新血液；如果政府继续腐化恶化下去，他们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将有走入左方革命集团的可能。不可否认的，此种现象，已日趋显著。 ”
这段话虽是就整个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变而言，但其中无疑也包含了先生个人的感受和体验。实际上，40年代末先生的个人立场正是沿着上述的轨迹逐渐转变的。
大概从大学毕业始，先生在求职与乱离之中对国事的蜩螗、社会的板荡、生民的艰窘有了切肤的感受和直观的认识。基于这样的感受和认识，先生在陪都重庆的时候，便以巨大的热情参与各种政治性集会，经常聆听社会各界精英的演讲，广泛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和报刊，先生的视野更开阔了，对政治现实的认识更深入了，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关怀更深切了！这种变化，使先生非常自然地与那些批评时政、急切地为民族寻找去路的言论产生强烈的共鸣。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他曾经与整个民族一起狂欢；政治协商会议胜利闭幕，他也曾参与庆祝和欢呼；但“胜利的鞭炮”瞬间就被国民党特务的乱石和怪叫淹没了。随着内战的爆发，以及战事的扩大和蔓延，本来经过八年抗战已高度萎缩的国民经济再度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金融秩序混乱不堪，经济濒临崩溃，物价急遽飙升，生活指数直线飞涨，人民的痛苦指数则达于极点，但黩武者却依旧党同伐异，不惜诉诸武力，诛除异己。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且不说那些党派化的知识群落，就连许多原本无心问政的“自由份子”也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以各种方式表达和平与民主的诉求，严厉地抨击时政，为自己的生存，也为民族的命运进行顽强的抗争。
从重庆到上海后，先生很快就融入了这种抗争之中，他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各种政治性的抗议活动，这些活动包括：参加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简称“大教联”）的众多活动，以及席卷全国的反内战、争民主、反美扶日等政治示威，并与几个大夏湘籍同人一道创办《潮声报》，上海解放前夕还联络部分志气相投的教师发起组织了一个“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等等。但是，先生并不仅仅只是参与一些实际的政治抗议活动，更以巨大的勇气和胆识致力于从理论上探寻国家灾难的根源和民族可能的去路，成为那个时候在黑夜中呼唤光明，为新中国催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
先生并不是一个政论家，或许正因为如此，他的观察和思考，以及由这种观察和思考转化而来的言论和文章，往往不受那种就时事论时事的一般政论模式的约束，而具有一种总揽全局的气度和恢宏廓大的视野，其论旨的鲜明，思辨的神采，理路的圆融，论说的通透，文字的畅达，均明显有别于那时的言路中人，自成一格。虽然先生那时还不足三十岁，但年龄丝毫不影响他文章的深度和笔锋的犀利。他所撰写的时论《我们向哪条路走》、《暑假话大学》、《戊戌维新论》、《中国还需要革命》、《论学术独立》、《吊“北京人”》、《论学生运动》等等，均发表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观察》、《大公报》、《时与文》、《展望》等报刊的显著位置上或在目录中以粗黑体标出，充分地显示了这些时论本身的质地和份量！当时的上海是中国自由言论的中心，时论高手、写家云集，先生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就取得这样的成绩，实为难得！
那个时候，中国的局势已届山尽水穷，国共双方在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土上展开空前惨烈的肉搏，尽管和平已成为时代最强烈的诉求，但战争却处于混沌和胶着的状态，根本看不出丝毫罢手的迹象，和平的诉求似乎依然遥遥无期，徊惶于十字路口的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谁都渴望有一个明确的答案，谁又都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因为各有去的方向，你不同意我走的，我不同意你走的，互相阻挡，拥塞在这交叉路口，乱作一团，开交不得。就是残存着指路的标记，也被血肉涂抹得看不见字迹了。”先生在一篇题为《我们向哪条路走？》的时论中写道：“中国历史上遭遇了空前的比期，也是整个民族的一次大考试。这考试是否可以拿着及格以上的分数，突破两千年来的因袭，还有待我们的努力。”在这篇时论中，以一个“自由份子”的立场，相当透辟地分析了各种去向的阻力和可能性。他认为，摆在中国面前的，不外“武力统一”、“和平统一”、“革命统一”三个去向。所谓“武力统一”，也就是剿灭政策，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对待反对势力最常用的一种手段，先生认为国民党实际上正沿着这条老路走，“重庆谈判”、“政治协商”等等一切以政治手段解决国内争端的方案，“实际上只是有权者的遁词，拿政治来搪塞，做做美丽的幌子而已”。但问题是当时国内国际局势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剿灭政策因为自己和环境造成的牵制，非但无法奏效，“反给予反对势力一种生存发展的保障”。因此，国民党想藉此保持过去的光荣和现在的面子，换来的将是“更难堪”的结局。最好的结局，当然是“和平统一”，通过和谈，尽快结束战争，组建联合政府。要使这一去向变为现实，最核心的问题是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但是怎样使历史传统的个人军队或政党军队变为国防军，怎样使一党掌握或独裁的政权走向民主的实践，才是症结之所在。先生对此不报任何的希望，他认为，要使两个独立的武力集团融合在一起，而且融合之后，不是一的扩大，而是数学式的一加一等于二，除非出现奇迹！至于“革命统一”，虽然那时的中国不但有着革命的事实存在，而且也有了革命的恐怖心理，但革命意味着暴力，必然受到种种现实的限制，尤其是抗争八年后，人民实在需要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他们所祈求的是过些和平的日子，厌战的心过于望治之切，视革命为畏途。所以，先生认为，尽管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一处不是火药库，但革命尚未瓜熟蒂落。先生对腾传一时的所谓国共分地而治、各据半壁以自雄的主张亦极不以为然，虽然历史上曾出现过南北朝那样的对立局面，但那是统治权的斗争，“与今日政权和民主的争取大异其趣”，而且，“当前的形态是错综复杂的，被不同的信仰和势力打破了固定的空际范围”，中共建立的边区在陕甘宁，但其势力并不限于陕甘宁，即使在极南的广东和海南岛也有他们的势力，就是政府自身也未必尽是真正的政府主义者。在这种背景下，“只有战争或和平的两个途径，战争则包括剿灭和革命，和平则不出联合政府的范畴，绝不能有不战不和的执中办法。”和平，固然是人人翘首以盼的，但是这种可能是微乎其微的，因为，“在这样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里，所以产生的革命力量无法使革命一气呵成。同时知识分子中的不少自由主义者，知道这个社会要‘变’，也希望‘变’，彻底的‘变’，却有一个共同的观念，以为不要用流血的革命方式去‘变’，想用改造的方法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任务，这不是不可能，英国的工党执政以后，正想用不流血的革命来挽救资本主义的危机，似乎已经收到相当的成效。但是移植到中国来，是否也能收同样的效果？何况中国两个武力集团的对立，怎样使他们放下武力，和衷共济的改造社会？由近来局势的发展，除非上帝给我们好好的安排。”先生当然是反对战争的，但实际上中国除了战争之外，并不存在另外的选择。所以，先生在文章的最后无奈地说：“人民是迫切地祈祷和平，希望尝一点安宁生活的滋味。如果和平不可急得，只要能用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不问其为剿灭或革命，阵痛之后，即可获安祥的局面，则战争亦有所希望。若战争徒惹成长期的纷乱，打个你死我活，依然不能解决问题，还要从和平求出路，则目前一起的决策需要有智慧者的重新考虑，不要让历史铸成了不可收拾的大错。”
在“武力统一”、“和平统一”和“革命统一”三种去向中，先生似乎更寄望“革命统一”。他在几乎同时上发表的另一篇时论《中国还需要革命》中，进一步申论中国“革命的必要”，豪门资本官僚资本的集中，战争与饥荒的绵延不绝，土地问题的日趋严重，“官逼民反”的层出不穷，在在表明，中国已经面临“这样一个积重难返而又万分需要革命的时代”。因此，他认为“今日不谈改良则已，欲谈改良，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才能使这个僵化的社会有新的转机”。但究竟“谁能担当革命的重任”呢？先生认为，能担当革命重任的，不外三种力量：一是国民政府，二是自由知识分子，三是握有武力领导革命的中共。先生分析了这三种力量各自的可能性之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阶级意识，大资产阶级不论，商人和地主式的小资产阶级，为了他们有足够温饱的享受，他们本反对流血革命，然而这阶级里的人，在官僚政治的剥削和内战的压力下，已有转变的趋势。……大多数的青年知识分子阶级及开明绅士，希望改良派的社会主义者或革新派抬头，如果国民政府能够达到改良的目的，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正是政府的诤友；可是政府的一切设施，正与相反，益增加他们的离心力。改组后的政府，所谓混合内阁，徒增几个花瓶而已，其实质不变，一如往昔：物价依然高涨，官吏依然贪污，金融依然无法调整，乱糟糟的情形依然无丝毫的好转现象。”这段话实际上已暗含着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需要革命，无论是政府来完成为完成的革命也好，共产党来革命也好。换句话说，国民政府如不能拿革命的手段刷新社会，则‘革命’必假手于人。可是你要革命，你要和平，人家都不点头，结果革命也不能，和平也不能，就演为现在你打我、我打你的局势，这局势要维持多少日子，刀柄又拿在别人手里，可以痛哭流涕者在此。”就是说，革命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但在尽快结束纷争、“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前提下，究竟由谁来主导革命，先生并无成见。
先生的言论多析理居正，且富有见地，显然已引起舆论界的关注，许多民主人或进步团体组织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先生常在被邀请之列，与上海的知识精英们一起就国内局势或国际问题发表意见。在这些座谈会上，先生多慷慨陈词，畅抒己见，即使因故无法出席，先生总尽可能以别的方式发表自己的看法。譬如，1948年9月，《中建》杂志（北平版）在上海邀请一批进步教授座谈“当前的学生问题”，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时先生正卧病在床，本可以不表示意见，但接到邀请后，先生依然在病床上写下并提交了自己的书面意见，其中尖锐地指出：“‘当前学生问题’，并不是学生本身真的有什么问题，青年永久是纯洁热情而前进的。问题的症结是在今日政治社会及教育的失调，数十年来的执政者不能辞其责任。我们试回想战前的学生运动，要求国家的独立和自由；五四时候的学生运动，要求科学和民主，然而当时也与今日一样认为学生有罪，事实证明到底如何！陆放翁有句诗：‘万事莫如公论久’，我们应该相信这一条定律。 ”这段话虽然非常简短，却掷地有声，特别是它写在国民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大肆逮捕“过激青年”的过程中，就尤其需要勇气和胆识了！实际上，早在一年前，先生为《大公报·星期评论》撰文，就曾严词批评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对学校当局处理所谓“有思想问题的青年”或“过激分子”表示强烈不满，他在文章中写道：“不可否认的，二十年来的教育，政治的压力多于教育的启导。孟子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悦诚服也，力不足也。’教育不能启迪青年，而用政治的威力，这是党化教育的完全失败。其实不满现实的过激青年，除极少数或含有政治的因素，大多数都是优秀而纯洁的分子。我们毫不珍惜青年的前途和社会未来的需要，凭一时的意气，断送其求学的机会，衡之教育本旨，未免背道而驰。就是这样严密的防范，何尝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因为学潮的产生，并不是青年本身的问题，问题在青年正义的呼声里，就是整个国家症结之所在。如果不解决症结的本身，而禁止说出症结的声音，何异慈禧太后不许太医说出同治帝的花柳病，结果同治帝的病情怎样？况且青年的思想有无毒质，既不能从血液中去化验，也无法用显微镜去透视，入学之始，何从知其向背。事实上思想行动，往往随环境为转移，在合理而顺适的环境里，青年可驯若羔羊，一旦受了刺激，羔羊也可变成怒吼的狮子。 ”
40年代后期先生并没有参加任何政党或其他政治性的派别，但他日趋激越的批判姿态表明，他已开始逸出“自由份子”的轨迹。那个时候，“自由份子”的言论已引起当局的不快，像先生这样肆无忌惮的越轨抨击就更为当局所忌恨了。南京三青团主编的报纸就曾大肆攻击大夏大学的进步教师，称他们为“群奸”，特辟《大夏群奸谱》，先生被列为第二名，大有欲灭之而后快的架式。在这种情况下，先生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一直提携先生的王毓祥副校长，也特别关照先生要注意安全，不要再到学校办公。先生被迫从大夏校园搬出，东躲西藏，以防不测，直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这种“流浪”生涯才告结束。因言论或行动而受到当局追踪和绞杀，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但这种追踪和绞杀并没有吓倒正义的力量，反而加速地促成了“自由份子”的转变。
政与学之间
只有体会过黑夜的滋味的人，对光明才会格外地憧憬；只有亲历过战争苦难的人，对和平才会格外地向往。先生见证过五四以来的民族伤心史，目睹过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和恐怖，并一直在寻找民族和国家可能的去路，早已“寄希望于新生的政治力量”，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份子”，先生和许多激进青年一样，几乎不需要任何过渡或转化，就成了人民共和国的认同者、支持者和拥护者。这主要不是理论求证的结果，而是出自经验的选择。因为，“解放”，对于先生那一代青年学人而言，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受！
随着政权的转移，整个国家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高等教育体制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多元并存的教育系统很快被纳入到国家体制之内，原先那种国立、私立和教会教育系统被单一的国家主导的教育系统所取代。这是一个关、停、并、转的过程。为了加强师范教育，中央政府决定，以上海的大夏大夏和光华大学为基础，筹建一所隶属于国家教育部的新型师范大学，即华东师范大学，并于1951年暑假成立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作为筹备委员会的十余位筹备委员之一，先生以饱满的热情为大夏大学的改制和华东师范大学的筹建而奔波。华东师大成立后，由于教师、职工来自不同的单位，难免带来小团体主义和帮派倾向，因此，如何增进教职员工之间的彼此了解和团结，成为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先生以工会主席的身份，时常奔走于教职员工的宿舍和办公室之间，为学校秩序的再建和凝聚力的增强付出了复杂而艰辛的劳动。
此后，先生的命运就一直与华东师大联系在一起，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献给了这所他参与筹建的大学，他的欢乐与悲哀，他的追求与挫折，他的激情与郁结，也都与这所大学密切相关。
应当说，建国后最初的十七年中，先生尽管曾遭受过一些极不公平的待遇，譬如入党问题，职称问题 等等，但大体上还是一帆风顺的。他长期担任校工会主席、历史系副主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后又兼任研究生处处长，1961年至1965年任校副教务长、党委委员。此外，先生还受上级委派，担任过一些临时性的职务，如：1951年下半年至1952年初，华东师大师生按照上级的部署，奔赴安徽北部参加土地改革，历史、地理两系师生独立中队去凤台，先生担任队长；1965年9月到1966年8月，奉命率队赴安徽定远县参加“四清”运动，任工作队队长和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然而，先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虽然政治参与的热情颇高，但对现实政治的成规运作技巧却并不习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他一直在追求“进步”，先后参加过土地改革、思想改造、反右、大跃进、“四清”等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但他的“自由份子”的背景，个性中的“温情主义”却始终没有完全泯灭。即使在“阶级斗争”高唱入云的时候，他虽也一再检讨和剖析过自己的思想和个性，并在报端上发表过诸如《进步包袱是思想的敌人》之类文章，但“个人主义”和“温情主义”依然时隐时现。在安徽定远参加“四清”运动的时候，甚至因此而挨批过，他却以“暗无天日”来回应对他的无端批判，好在他的友生们多感念先生的人品和平时对他们的照应和关怀，不愿去播扬先生这种明显触犯时忌的话，只是劝他以后千万别再说这类“反动言论” 。他也曾尝试用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阶级分析的观点，写过一些批判性的文章，如50年代中期撰写的对胡适历史观点的系列批判，以及60年代初期发表的对“神道”与“圣道”的批判，其间多袭用当日套语，不无移史就今之嫌，但仍尽可能在学理的范围内就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展开批判，行文和立意都与当时流行的那种无限上纲、棍棒交加的批判文章迥异。我曾经反复阅读过先生50年代初期发表一些议论文章，并与当时流行的批判文章做过仔细的比较，我发现先生并不善于写过这类文章。先生在40年代后期就已是公认的时论文章高手，但我觉得他这时却常常有一种无从下笔的感觉。
由于先生的个性与思想跟时势要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又不善于也不屑于官场的营求，且志趣在学术而不在官场，所以，他始终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学术领域，即使在出任校研究生处处长、副教务长及党委委员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专业上的追求。先生并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他学的是历史社会专业，自然也就将平生所学寄之于史，但初衷和立意却在求其有以用于当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史经世”。先生在《近代史思辨录·自序》中写道：
“回忆开始发表文章，已是42年以前的事，那时不怕露屁股、出丑，在战火纷飞、天地玄黄中，随感而发，什么都写，练习了文字。但自己是学历史的，毕了业，又在学校教历史课，教‘中国通史’，渐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较多地引史或就史发议，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在40、50年代之交的新的岁月里，多次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类课程，随后专任近代史教学，进入行业的内部分工。近代社会的巨变，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是那样激励着自己的心弦，便日益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我并不是像思辨哲学家那样有概念推论出存在，而是认真地思考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 ”
当然，先生的“以史经世”思想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起初，他也是把治文史当作谋职业的手段，读书只为稻梁谋，后来慢慢地触摸到了史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才倾向“以史经世” 。先生早年就读于私塾，后又入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及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专修国学，熟读经史，可谓学有根底，但他没有选择国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方向；“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之后，早期成果也以古代史为主，先生在大学时代出版的《本国史》，大学毕业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都属于古代史的范畴，但他最后没有选择古代史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而是“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在这种专业选择的背后，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关怀在焉。这种关怀可以称之为“近史情结”。中国的近代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灾难史和伤心史，也是一部百回千转、荡气回肠的抗争史和奋斗史，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有责任“认真地思考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从而创造性地还原出“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的近代社会巨变的过程和整体风貌。正是出于这种责任和关怀，或者说出于那一代学人特有的“近史情结”，先生治学渐渐地归于近代历史。一方面为本科生、进修生系统讲授“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等课程，并从1955年8月起开始招收中国近代史研究生班，指导和培养专业研究人才；一方面引史抉义，纵横论列，不以豆丁琐碎为贵，一求再现历史的真实于说明历史的脉理之中，在近代史的众多题目上运思于成说之外，常独具眼识，文章累积寝成风格。
那十七年中，由于先生一直担任着繁巨的行政工作，而且国家政治运动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先生还经常奉命带队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或被借调去研究一些与现实相关的问题，如1964年被借调北京，研究中苏、中蒙边境问题，这些活动少则几天几十天，多则一年半载，更不论那些没完没了的马拉松式的“学习”活动，真正能够用于研究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但就是在这样一种根本无法进行纯思与实证的环境里，先生则“要与时间赛跑” ，表现出一种少见的激情和惊人的创造欲，先后撰写、发表论文、著作50余种，成为那个时代比较罕见的多产的学者。这些论著笔涉多面而命意深邃，有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阐发，有近代史总体架构的探讨，有精英思想与思潮演进的分析，也有事件史的论述。
1949年以后，历史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的“阶级观点”和“历史观点”逐渐为指导历史研究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方法，但究竟如何理解和运用这种被视为“普适”的理论与方法，却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先生是一个积极的争鸣者和重要的代表人物，早在50年代初期，他就发表了《历史人物评判与历史教学》、《评价历史人物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论历史人物及其阶级》等论文，并于1955年汇编成《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单行本由新知识出版社出版。此后，先生又陆续发表了《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与历史科学》、《略论对历史人物的翻案》、《论“厚今薄古”》、《论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的统一》、《论“史论”》等论文。这些论著难免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痕迹，但其中并不乏真知灼见，其论旨和笔锋本身亦带有先生个人的特点。譬如，在这些文章中，先生坚决反对机械地照搬和片面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那样做不仅会损害“历史的科学性”，而且也与历史唯物主义本身背道而驰。他说：“历史上的许多事物，远比我们设想的要复杂。如果不是完整地正确地领会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仅凭主观的论理逻辑办事，往往是不能正确解释历史的复杂现象的。 ”又如，在评价历史人物问题上，他特别强调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对具体人物应当进行具体分析，反对“简单地去鉴定历史人物的阶级成分”，并“以此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标准”；主张将历史人物放在“具体时代”中加以考察，“抓住时代变化的环节来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与行事，从特定的历史环境去把握历史人物”，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是一个过渡形态的社会，变化大，曲折多”，时代的脚步对于人们的影响更大，因此，对近代人物的评判，不仅要放在近代中国整个历史时代来考察，而且还要就近代历史的不同阶段来考察。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正确态度和方法，应当是：严格地把握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系统地具体地分析历史人物的思想与行事” 。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并未过时。
与先生所阐发的史学理论与方法相比，先生关于近代精英思想与思潮演进的个案研究尤富“知人论世”的功力，率多见称于学界。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50年代中后期发表或出版的《论陈天华的爱国民主思想》、《邹容的〈革命军〉及其思想》、《孙中山先生与〈民报〉》、《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实践的矛盾》、《“五四”前夜政治思想的逆流》、《论“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以及60年代初期发表的《论宋教仁》、《辛亥革命前梁启超的思想》、《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思想》、《论冯桂芬的思想》及《关于〈校颁庐抗议〉一书》等。其中，论谭嗣同文从思想与实践相联系的角度第一次深入分析了谭嗣同思想的内在紧张，一直被公认为研究谭嗣同思想的代表作；论邹容、陈天华、宋教仁诸文，则从他们所处的时代出发，并结合他们的家世及教育背景来探讨他们各自的思想个性及其局限，均为富有见地的拓荒之作；论冯桂芬、梁启超思想文皆系学术争鸣之作，既不苟同，也不护短，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及时代脉络立论，为中外学术界所瞩目；至于讨论五四前夜的政治思想及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两篇长文，以翔实的史料和清晰的理路系统全面地梳理和剖析了民国初年思想文化的复杂状况，首度从事实和理论双重层面缜密地追探和求证了民初思想文化的嬗递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由来，新见纷呈，极大地拓展了五四运动研究的思维疆域，是先生于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之际奉献给学界的力作，也是“文革”以前研究民初思想文化的代表作。在这些广受好评的论作中，先生已开始逐渐地显露出一种融汇考据、义理、辞章于一体的学术个性。譬如1964年先生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校颁庐抗议〉一书》就相当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学术个性。有关冯桂芬思想的讨论，曾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北京、上海等地都进行过研讨，报刊上也发表了不少相关的论文，先生此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写出来的力学深思的鸣辨之作。与其他研究者的文章不同，先生此文从冯桂芬《校颁庐抗议》一书的版本考订切入，仔细地排比了不同版本之间的出入和差异，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然后再根据它在19世纪后期的流传情况，以及时人对它的不同反应，“看它为什么人接受，又产生何种政治影响”，并以此来论证这部论著的“思想倾向”及思想嬗递的复杂性，开辟出一条从受众反应来反证文本内涵的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向。其考据的谨严，辞章的妥贴，理路的圆融，是那个时代的论作中极为罕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