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近代史者都知道，与古代史相比，近代的资料极其丰富，即使很小的题目也几乎不可能做到史料的穷尽。这就更要求治史者尽量广泛地占有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史料，然后可减少立论的偏差。
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主流取向就是史料的扩充，虽然也曾导致忽视常见史料的倾向，但在注意纠偏的基础上，针对史学界读原始材料不够认真的风气，今日史料扩充仍值得进一步提倡。例如，档案特别是基层档案的运用在近代史研究中就极为不足，造成我们史学言说中乡、镇、县层次的论述迄今非常薄弱。
尽管如此，就整体倾向而言，对档案材料的重视已基本成为学界的共识，论著中是否使用相关档案资料往往是“评审者”一个重要的评判依据，一些学人甚至可以说具有某种程度的“档案崇拜”情结，几乎到了无档案便不足以成史的程度。
在充分确认档案重要性的前提下，还应认识到档案中也可以包括并且实际包括着一定程度的虚构成分。档案本身的产生及其得以保存下来，并不像许多档案“崇拜”者设想的那样“客观”；且不说档案创制者和保存者所处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赋予档案的“主观性”，就是各种偶然因素无意中的影响，也常常可以大幅度降低档案材料的“客观性”。
若进一步深入考察，档案材料也和其他不论第一手还是第二手材料相似，都是某种“故事”的陈述。孟子曾提出一种“论其世”以“知其人”的解读古人言说方法（《孟子·万章下》），从这一视角看，陈述出的“故事”本身之真伪（即是否符合或在多大程度上接近所陈述的“本事”）是一问题，产生“故事”这一文本的语境，同一“故事”的多种陈述，以及任何类型的“故事讲述者”怎样讲述故事等，都可以告诉我们许多史事真伪之外的内容。
例如，民国前期报纸对当时各类具体事情的报道，其“真实”程度或接近“真实”的程度参差不齐。但任何事件的“真相”本蕴涵在其时空脉络之中，从“故事讲述者”怎样讲述故事这一视角看，即使道听途说亦不妨其时有所得；更重要的是，这些从当时传闻得来本非“事实真相”的二手叙述，恰可告诉我们那时有关“某事”的传言如何，为我们提供当时当地当事人认知中的“某事”大致怎样，与第一手“实录”性文献相比，别有其史料价值，其重要性并不稍减。
且“论世知人”一法本是双向而非单向的，“论世”与“知人”两者带有互补意味：不仅“知人”需要“论世”，且“知人”本身也有助于“论世”。故在进一步扩充史料时，除更加注重档案之外的各种报章杂志外，还应尽量使用日记、书信、回忆录等更可能带有个人“主观性”的史料。有一点应该是无疑的，即对每一个体的了解应能增强我们对这些人所处时代的整体了解。
说到日记，过去相对看重各类重要人物的记述，实则社会中下层那些“无名之辈”或虽为上层而在我们历史记忆中已被淡化者的个人记述，更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近代西潮冲击之前，日记在中国本是一种带“创作”意味的思想和学术表述形式，不少人的日记其实是作为“著述”在撰写的。
因此，多数传统读书人的日记往往是有意写给人看的，其记载的内容和表述的观念，都不免有故意为之的痕迹；越是“人生得意”之人，这类味道越重。但中下层士人的日记常经历着一个从“为人”过渡到“为己”的进程，盖士人在少年时代多具有鹏程万里的梦想，那时的日记多半接近“著述”，正不免“为赋新诗强说愁”；若到中年还未得志，少时的梦想渐次幻灭，日记给人看的可能性则日减，直抒胸臆的成分则日增。故对史学研究而言，这类日记的价值有时反而非一般专写给他人看的名人日记可比。
（作者为四川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8年09月03日第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