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季总理衙门总办章京顾肇新在致其兄顾肇熙的一批书信中，对1897年中德胶州湾交涉、1898年春张之洞入枢受阻、翁同龢开缺原因、总署对康有为《第六书》的议覆、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的处境和就医情况等重要问题，都有记述和评议；因为作者是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臧否人物、评议时局，多是局内人言，与以往成说有所差异。分析这批函札对研究晚清政治史特别是戊戌前后的朝局和政情将有很大助益和启发。
关键词：顾肇新；顾肇熙；家书；戊戌政变；晚清政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藏《顾豫斋致其兄函》[1]，系清季苏州籍官员顾肇新（字康民，号豫斋）写给其兄顾肇熙（号缉庭，晚号退庐）的一批家书，写信时间大约是光绪二十三年丁酉（1897）至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之间，大多为戊戌政变前后的信札。当时清廷内外交困，顾肇新先以刑部司员充任总理衙门总办章京，庚子（1900）后任外务部右丞、右侍郎及商部、农工商部右侍郎，始终身在局内，襄赞政务，见证了不少重要史事的发生。考察这批家书有助于了解这个时期的朝局和政情。
一、顾氏兄弟
学界对晚清人物的研究通常集中在少数大人物身上，不过，一些看起来不算显赫者，因身份特殊，有时也可能是关键人物。顾肇熙、顾肇新兄弟大体属于这类值得关注的中层官员。比较起来，因为顾肇熙曾在台湾任职，学界对他的关注似乎更多一些，顾肇新的事迹则鲜为人知。
顾肇熙（1841—1910），字皞民，号缉庭，晚号退庐，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同治三年（1864）甲子科举人，报捐主事，分发工部，光绪初年通过多次捐纳和保举，叙劳以道员分发，在直隶候补。[2]经直隶总督李鸿章保奏，光绪六年（1880），与吴大澂一同抵达吉林，协同吉林将军铭安办理防务。光绪八年五月，授吉林分巡道。光绪十二年十二月，改授陕西凤邠盐法道，几年后卸任抵津，在李鸿章幕中办理赈务，成为李手下得力的洋务官员。因“办事实心、条理精密”，“明练朴诚，体用兼备”，且“娴于吏治，所至均著政声”，[3]后经李鸿章保奏，出任分巡台湾兵备道兼按察使衔。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海军惨败，待次年马关约成，台民义愤，游勇哗变，顾肇熙奉命暂署布政使，“多方抚慰，与相要约，力殚而心弥悴。”[4]后奉旨与各官员内渡。此后绝望于仕途，回沪以士绅身份接任上海轮船招商局会办，成为盛宣怀的助手。庚子义和团兴起，联军侵入京津，盛与刘坤一、张之洞策划东南共保之约，顾肇熙也“实预其议”。庚子新政开始后，又于苏州城南之木渎镇，联络同乡士绅，捐巨资办学，开风气之先。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四日，病逝于里第。顾肇熙的日记、笔记、公牍稿本有十多种被保存下来，现藏上海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5]
顾肇新（1853—1907），字康民，号鼎卿，又号豫斋。幼年从兄肇熙读书京师，后遵例报捐主事，签分刑部，同治十三年二月到部，考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光绪二年，中式顺天乡试举人，仍留部，因总署保奖，免补主事以本部员外郎遇缺即补，并加四品衔。十九年十一月，补授江西司员外郎；二十年十一月，补授云南司郎中，俸满后保升记名御史、在任候选道员等，但始终以司员供职总理衙门。[6]据称，顾氏“练达宪令，尤习掌故，谕疏条文，涉目成诵，长官嗟异，侪辈翕服。”[7]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对其尤为信任。甲午年（1894）底张氏与邵友濂前往日本广岛议和以及光绪二十三年（1897）春前往英国参加女王登基六十年庆典，都奏请以肇新为随员，可见依赖之深。经张奏请，顾肇新交军机处存记，遇有海关道员缺出，请旨简放。戊戌政变后，朝局动荡，张荫桓被革职流放新疆，擅办外交的李鸿章也遭到排挤，顾肇新对清廷的外交决策时有批评。庚子义和团兴起，联军侵华，两宫西狩，朝旨命肇新留京参加议和。二十七年十一月，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顾肇新补授外务部右丞。稍后，办理议约事竣，奉旨以四五品京堂在任候补。二十九年三月，署理外务部右侍郎，五月补授右侍郎。同年十一月，改任商部右侍郎，三十二年商部改农工商部，仍为右侍郎，同年十二月初九日病逝京寓。[8]
顾氏兄弟为江南世家子弟，都是举人出身。顾肇熙由司员外放道府，以能吏著称；肇新则兢兢业业，沉浮郎曹，长期供职总署。甲午战争后，乃兄放弃仕途，以绅商身份参与招商局事务，肇新则因甲午后对外交涉繁难，成为总署堂官倚重的助手。因为参与枢机，消息灵通，他时常将一些机密消息透露给远在上海的兄长，这也正是这批信函史料价值较高的原因之一。从派系分野上说，顾氏兄弟原属李鸿章淮系势力的追随者，他们精通洋务，思想开明。甲午后顾肇新在总署中受到张荫桓的器重，肇熙则受到盛宣怀信任。但是，随着淮系势力的衰落以及政变后顽固势力的膨胀，顾氏兄弟的处境日益艰难。辛丑两宫回銮后两年，荣禄死去，庆亲王奕劻继之主枢，直隶总督袁世凯积极结纳，暗中操纵朝政，朝局为之一变。在外务部并不得志的顾肇新后转调商部。据称，“商部新立，同僚率年少喜事，（顾）侍郎独持大体，与当事异趣，郁郁不自得，遂草疏乞休，未上而病作，竟至不起。”[9]显然，顾肇新后来的处境并不如意。
中国近代史档案馆所藏《顾豫斋致其兄函》，一册，总计20通信函，其中19封为肇新致肇熙亲笔信函，另有一封是他写给同乡邹嘉来（号仪若）的。对此，其侄顾彦聪在辛酉年（1920）所做题跋中写道：
先叔父书凡二十通，起丁酉，迄丙午。第一通为丁酉之腊，第二通戊戌四月，内言庆邸兼领枢垣恐更有离奇之处一语，直看到后来结局，不可谓非前知也。第八通当戊戌政变之后，述时政颇详，孝钦重出训政，都中即有擅杀洋人之事，为庚子拳祸伏根。第九通颇思弃官就幕，放浪江湖，惜乎此愿之未偿也。第十一通是己亥六月前函密闻一节，当指废立之议，联仙翁的系正人，庚子与徐、袁、许三公毕命，足征衡鉴（仙蘅年丈于庚子廷议时极言拳匪乱民戮使臣无名，切直比徐、袁、许三公为烈，而世论忽诸，盖以其满人也。）第十七通绍任廷一段，一味耿直，贿赂不通，所谓群而不党，正是先叔父一生大节。第十八九通，先叔父殇于是年腊月，此为绝笔……第二十通乃甲午年寄邹仪若者。[10]
顾彦聪对这批书信择要点评，月旦人物，涉及戊戌政变后慈禧训政、废立光绪帝、庆亲王奕劻之执政、庚子拳乱等事件，可见内容之重要；对于叔父关心时局、“先国而后家”的忧患意识也表达了敬意。不过，这些信函的史料价值仍须结合其他文献加以考订和评述。
二、百日维新中对康有为激进改革的批评
甲午战后列强环伺，清廷财政空虚、军备弛懈，始终处于内外交逼的窘境之中。光绪二十三年底，德占胶州湾，俄占旅大，西方列强进一步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急骤然加深。以自强救亡为宗旨的戊戌变法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拉开了序幕。戊戌年春季，恭亲王病逝，帝傅翁同龢开缺离京，枢垣重新调整；权力核心之外的主事康有为却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频频上书言政，新旧之争成为焦点，政局频现波动。从家书中可以看到，顾肇新以总理衙门总办章京，置身局内，对朝局内幕多有观察，对康有为的激进主张尤多批评。
胶州湾事件极大刺激了朝野士绅，唤起了他们的强烈的爱国情怀，在这个问题上，身在局内的顾肇新与刚刚来京的额外主事康有为有几乎一致的感触，他本人就是胶案交涉的参加者之一。提及胶州湾交涉，顾肇新在丁酉年（1897）十月二十一日的信中说：
此事发端之初，合肥（按，指李鸿章——引者注，下同）拟引俄国为援，德使谓以密谋漏洩于人，大不谓然，自后专由翁（同龢）、张（荫桓）两堂与德使密订，各堂皆不得以与闻，一切密件多由弟手缮写，因此弟遂日不得闲，而亦不能稍有参赞，不过奉令承教而已。俄船现虽分驻旅大，已声明随时开往他处，决不侵占中国地土；英船重在保商，亦尚不至谋及口岸，就目前而论，似不至遽成分割之局。但强敌环伺，各思乘机而起，为今之计，惟有汰除一切冗官浮费，腾出的饷，聘请西国名将，迅练劲旅，或犹可以立国，若犹是因循迁就，恐四分五裂，即在目前，我辈亦终无立足之地，如何如何！[11]
信中透露了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翁同龢与李鸿章在外交决策上的分歧，导致后来翁、张专办“胶案”，李鸿章被搁置一旁。不过，在顾肇新看来，胶案已有定论，英、俄虽有争斗，就目前而论，“似不至遽成分割之局”，为今之计，只有裁汰冗官浮费，筹集军饷，速练劲旅，谋求立国之路。并言：“若犹是因循迁就，恐四分五裂，即在目前。我辈亦终无立足之地，如何如何？”这种感受与康有为给光绪皇帝上书中沥陈国势艰危的情形如出一辙，但是，他仍将自强的重点放在速练劲旅的军事改革上，对康有为提出的设立制度局、变更中枢决策制度的建议不以为然。
戊戌年春，因胶、旅交涉和英德续借款等事宜办理结果引起朝野争议和批评，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龢与户部左侍郎屡遭弹劾，成为众矢之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大学士徐桐相呼应，策划了一场“倒翁”政潮。徐桐向慈禧推荐张之洞来京“以备顾问”，目的是以张入枢来取代翁同龢，但遭到了翁与张的阻击；此刻，甲午后复出的恭亲王奕訢病情也越来越重，军机处的人员调整受到各方关注。顾肇新在家书中随时将这些京城的政治动态反馈给兄长。他在戊戌年四月初九日家书中透露：
香帅（按，指张之洞，号香涛）内召，原因东海相国（按，指徐桐）疏荐，本有兼领枢、译之说，旋因沙市闹事，谕令折回，似前议本非出自圣意，不过借以敷衍言者，凡事中无定见，大率类此。[12]
恭邸（按，即恭亲王奕訢）病情所说不一，弟亦不得确闻。此人尚在，究竟大家有所顾忌，实关全局，否则庆邸必兼领枢垣，一味仰承意旨，恐不免更有离奇之处。[13]
以往研究认为，徐桐举荐张之洞来京主政的计划，因为翁同龢与张荫桓的暗中阻止而搁浅，可顾肇新却分析说，原本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就对张之洞不甚中意（本非出自圣意），命张来京，不过是敷衍言者（徐桐），简单几笔，就点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翁、张能够借故阻止张之洞来京，也是因为他们探知了慈禧的真实想法。顾氏久在总署，对庆亲王的秉性和办事风格十分了解，庆亲王对慈禧从来都是“一味仰承意旨”，这一点与恭亲王奕訢稍有区别，所谓“此人尚在，究竟大家有所顾忌”与文廷式称恭亲王“虽无开济之效，却有坐镇之功”[14]的判断，颇有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说明恭亲王在政局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四月初十日，恭亲王病逝。由于光绪帝受到张荫桓、康有为的影响，倾向变法，与军机大臣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新旧斗争也日趋尖锐。帝傅翁同龢也因“守旧”的表现，屡遭皇帝斥责。二十七日，经慈禧同意，光绪帝对军机处做了新的调整。上谕命翁同龢开缺回籍，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直隶总督王文韶、四川总督裕禄即行来京。次日，顾肇新即致函兄长反映朝局动态：
数日以来时局大变，常熟（按，指翁同龢）被放，尤出意表，与前年郋亭侍郎（按，即汪鸣銮，号郋亭，乙未年十月被革职）同一疑案。如此重臣，说去便去，恐任事诸臣，人人自危。今日召见康、张二君，尚未知如何发落。张尚谨饬，康实放诞，若为其所中，恐花样翻新，不知伊于胡底，殊为可虑。前日有旨赏合肥相国（指李鸿章）、南海尚书（指张荫桓）佩带中国头等第三宝星，亦一奇也。夔师（按，夔石，即王文韶）内召，自系枢廷，又有旨内召裕寿师（裕禄，字寿山），不知是接任北洋否？[15]
对于翁同龢的开缺，顾氏认为与乙未十月被慈禧革职的侍郎汪鸣銮一样，系有“离间两宫”之嫌，时人多持此论，其实原因似更为复杂。翁氏自甲午十第二次进入军机处，因帝傅身份，最受光绪帝倚重，被视为主持内政外交的关键人物。但翁氏政敌则认为甲午战败、割地赔款与翁氏鼓动皇帝冒然主战有直接关系，而翁在办理胶澳、旅大交涉及英德续借款等问题时，不尽如人意，招致朝野更加猛烈的批评，这才是翁氏开缺的主要原因。翁氏谨慎保守的秉性越来越不能见容于日益趋新的年轻皇帝，[16]光绪皇帝向李鸿章、张荫桓两位曾游历西洋、具有改革思想的朝臣颁发宝星（胸章），正表达了他积极趋新的一面。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正好是光绪皇帝召见被新党官员徐致靖保举的主事张元济和康有为，顾氏评价：“张尚谨饬，康实放诞”，褒贬很是分明。所谓“若为其（康）所中，恐花样翻新，不知伊于胡底，殊为可虑”，则指的是康有为所《上清帝第六书》，这个条陈在二月十九日就奉旨交到总理衙门“议复”，身为总办章京，顾肇新很早就看到了这个条陈，对康的建议并不认可，故有“花样翻新”之讥。[17]尽管康有为在召见后奉旨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但是他却不屑为之，顾肇新讥为“不免有羞与哙等为伍之意”。[18]
此时又有一项重要的任务落在顾肇新的身上。五月，光绪帝催议总理衙门议复康有为《第六书》。五月十四日，总署递上《遵旨议覆康有为条陈折》，对康氏主张全盘否定。[19]现在看来，这个议覆稿是顾肇新主笔的。光绪帝对此大为不满。据梁启超说：“皇上召张荫桓，切责之……张叩头俯伏曰：此事重大，非臣数人所能决，请再派枢臣会议。皇上乃命军机大臣会议。”[20]据张日记，五月十六日在颐和园受到皇帝召见，跪对三刻，[21]张荫桓受到责问应在这天，总署奉旨对康折“另行妥议具奏。”[22]直到五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才上折称因“事关重要”，请派王大臣会同总署议奏。光绪帝再以朱谕令军机大臣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切实筹议具奏，毋得空言搪塞。”[23]六月十五日，这个覆奏折递上，其结果康氏精心设计的以建立制度局为核心的改革方案，最后被消解成为建立一个由张荫桓、王文韶负责的路矿总局。此事的前后原委，顾氏在六月十六日的信中写道：
康有为条陈变法请将内而部院、外而两司道府牧令尽行裁撤，改为内设十二局分掌庶务，外员尽改为差，领以京衔，会同地方绅士办事，任意分更，实开民主之渐，奉旨交议。弟惟议设铁路矿务大臣，余均力驳，奏上，奉旨另行妥议。旋请改派枢臣会同议奏，改由枢臣主稿，已于昨日覆奏，大致仍不出弟原稿之范围，而语意芜杂，较弟为甚。[24]
这里，顾肇新鲜明表达了对康有为主张的否认态度。甲午战后的顾肇新深得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的器重。而张荫桓与康有为又是南海同乡，康氏在戊戌年春天得到光绪皇帝的赏识，与张的暗中支持是直接相关的，康之《上清帝第六书》就是由总理衙门代递上去的。[25]照理说，顾氏对这些内幕不会毫不知情。不过，他对康有为十分鄙视，斥其变法活动为“放诞”，对于康有为“花样翻新”被皇帝所接受，表现出极大的担忧。这一点几乎与大臣李鸿章、鹿传霖的看法出奇地一致。李鸿章对光绪帝听信康、梁，推出新政措施也颇有微辞，在六月二十九日致函李经方云：“学堂之事，上意甚为注重，闻每日与枢廷讨论者多学堂、工商等事，惜瘦驽庸懦辈不足赞襄，致康有为辈窃东西洋皮毛，言听计从。近来诏书皆康党条陈，藉以敷衍耳目，究之无一事能实做者。”[26]李鸿章认为，当政诸臣才力“不足襄赞”，光绪帝身边没有可依赖的大臣，只好听信于康、梁，致使“无一事能实做者”。开缺在籍的鹿传霖也对新政不满，称：“翁去王代（文韶），仍无起色。近日竞言西学，仍空谈不求实际，时局日坏，不堪设想。”[27]又称“康有为以一主事准其专折奏事，遂大肆狂谈，请宫中设十二局，改藩臬为理财、慎刑二司，裁道府，升州县为四品，准专奏等语，交议，竟不敢驳，乃以或交六部九卿会议，或请特旨允行双请，因此留中，未定行止。”[28]鹿氏对光绪帝如此优容康有为也感到不解。顾肇新与李、鹿所处地位虽不同，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却都有微词，可见，康党当年的孤立处境。
三、对政变后时局的观察和评议
自从四月二十三日“明定国是”、宣布实行变法开始，在康有为等新党的策动下，光绪帝颁布了大批变法上谕，实行一百多项改革措施，但是，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前提下，骤然废除八股，在士人中产生很大冲击；裁撤所谓闲散衙门的举措，使很多官员、书吏失去了生活依托，造成了不小恐慌；更有甚者，光绪皇帝借口礼部主事王照上书被阻一事，在七月十九日一举罢黜许应骙、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直接危及到满洲权贵的切身利益，终于促成了反对新政势力的集合。八月初六日，慈禧宣布训政，新政中止。策划“围园”密谋失败的康有为逃离北京，百日维新彻底失败。
慈禧训政后，特别是康党密谋说服袁世凯兵围颐和园的内幕暴露后，清廷下令逮捕军机四卿、御史杨深秀，以及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张荫桓。徐致靖等官员。慈禧对张荫桓“教唆”皇帝的所作所为极为痛恨，本欲杀之，后因英日公使干预，才将张免死、发配新疆。在九月初一日写给兄长的信中，顾肇新对张荫桓获罪原因及处境做了详细说明：
樵公（即张荫桓）才思明敏，处事能有断制，虽遇艰巨之任而处之泰然，循题布置，卒能了结，待人尤厚，求无不应，诗律细密，骈文亦雅饬近古，特以起家非由科目，同朝不免视为异类。又以素性豪华，挥金如土，经手购买船炮等，筹借巨款独力任办，罔知避嫌，其世兄又实不免有从中播弄之事，自恃圣眷优隆，目空一切，遂不免为言路所指摘，群疑众谤，蜚语横加，遽尔遣戍编管。中秋夜出狱，在天宁寺强住两夜，即于十八午后西行，乃言者犹未满意，必欲置之死地，指称训政以来此为先刑，日前复奉懿旨饬所过地方官押令迅速前进、不准逗留云云。樵老被逮数日已用去万余金，逮至西行，无以束装，将现住之屋押觅万金，始得就道，无一亲丁偕往，前此之诬其贪婪者谅可不辩自明矣。[29]
顾肇新是张荫桓十分赏识的下属，对张的为人行事、学识秉性都很了解，对张身陷囹圄的结局十分同情。张氏生活奢华，挥金如土，依仗“圣眷优隆”，目空一切，在借款、购舰回扣问题上不知避嫌，加上纨绔儿子张垲征的介入，终于招致言官参劾，几乎被置于死地。不过，顾氏认为张下狱后受到狱吏敲诈，西行前甚至变卖豪宅以为行资，那些“诬其贪婪”的说辞似乎不攻自破。这不免有些为尊者讳的嫌疑，并不能令人信服。[30]
政变发生后，后党和守旧势力反攻倒算，很多支持和主张温和改革的官员也受到清算。湖南巡抚陈宝箴便被革职，徐桐、刚毅等顽固官员在朝中的影响力明显增强。对此，顾肇新颇有不满，他在家书中坦言道：
近时政令大开大合，均已见诸邸抄，无待赘述。平心而论，康党意主民政，甚至谋制颐和园以遂其私，实属罪不容诛，然其危言谬论亦多切中时弊，未可一概抹倒。新政以前以言举人，训政以后以人废言，未免两失其宜。方今强邻环伺，聚谋益急，在我方有振作之机，特以任用非人，概从屏斥，并文闱之四书文、武闱之弓刀石亦辄规复旧制，从此士大夫箝口，不复愿谈时事，而一二自托老成之辈复得呈其迂谬之旧说以痛诋时彦，遂使中国更无自强之一日。杨亲家感时发病，似当在训政。以新近日又不知作何伤感。大厦将倾，岂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支拄，况又不能尽其力耶？[31]
“新政以前以言举人，训政以后以人废言，未免两失其宜。”这就是他对慈禧武断废除新政措施的批评。并对刚毅、徐桐这些“自托老成之辈复得呈其迂谬之旧说以痛诋时彦”感到十分痛心。这些真知灼见，在当时的氛围下，也只能在家书对兄长私下里诉说。
当时，慈禧命下旨宣召名医为光绪皇帝诊疾，尤其是外国医生入宫看病的情形，顾氏的叙述尤为珍贵，毕竟，这些都是他亲历其中。信中说：
各省所荐医员卢秉政、陈秉钧、朱焜均已到京。昨见会诊脉案，纯系虚寒之症，以遗精、滑精为最甚，而外面却露火象，自是下部虚寒而真阳外烁，似非重用温补之剂，难望奏效，而所主方药仍是养阴之品，日久耽延，不知变出何症，殊为可虑。
训政以来召对臣工，上仅默坐，不发一言，近闻上所住之瀛台四面高筑围城，仅留一门，不得任便出入，似此光景，岂能持久？如何如何！
诏书求医，法使即推荐其国医官多德福愿为诊视，先经婉谢，嗣英使来言外间诡传甚多，西例，此国君主有病不妨请彼国医士就诊服药与否，均无不可。现在各国在京医官以多德福为最著名，何妨约其一诊，以释群疑，遂经庆邸奏，蒙俞允，于初四日早晨入诊，弟等同至西苑德昌门外，由庆邸导引，入视约三刻而出，其脉案云诊得脉息数而无力，身弱血少，宜服补剂，并宜常在院中行走得受清气，仍须多穿衣服不可受风，俟看验小水后再斟酌方药云云。当时即将小水携去，云即斟酌用药，尚未送来。[32]
这些详细的记载不仅谈到皇帝的病情，也提及皇帝的处境，相比于近代以来野史稗闻之流，自是研究这段史事不容忽略的珍贵史料。
由于政变后列强干预清廷内政，中外关系日趋紧张。荣禄在慈禧支持下开始创办武卫军，加强京畿防卫。但是，在巨额赔款的压力下，筹集军饷异常艰难。刚毅、徐桐等人竟然在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和上海电报局身上打起主意，命两局按期报效。并在己亥年（1899）五月派刚毅南巡时命盛宣怀尽早筹集。为此，顾肇新致函担任轮局会办的兄长大发感慨，并积极出谋划策予以应对。信中说：
招商局之设与太古、怡和鼎峙而三，使其利不尽为外人所攘夺，所谓收回利权者，用意实在于此。现在办有成效，国家正宜维持保护，并逐渐推广、添设出洋轮船以与外争海上之利权（闻英公司王后船三艘终年驶行太平洋，所得水脚不敷，支销皆国家赔补）。乃局外人不察，以每年并无提归部库之款，辄谓利不在国。前数日北洋大臣以新购快船雷艇陆续到齐，常年经费无着，奏请每年提招商局银十万两，官电半费，全数充公提用，奉旨交议。正在商议办法，复奉初四日谕旨饬定余利归公，章程奏明定夺。北洋前奏自应归并办理。弟意若不明定章程，中外视为利薮，纷纷请拨，必至挤倒而后已。似宜将办理原委及近年除开支一切外，岁得余利若干（详细奏明）酌提几成，报部候拨。此外不得随时请提。庶既有定章可守，承办之员得以通盘预筹，不至临时掣肘，似可与大理熟商办办理。[33]
信中的“大理”即大理寺卿，指督办两局的盛宣怀。这封信一方面透露出顾肇新利用自己的地位，努力维护江南绅商的利益，毕竟，其兄是这些绅商的代表人物。另一方面，表明了一个事实：清廷在财政危机之时剥夺江南商民的行径不得人心。当时轮、电两局的商董多为江浙皖一带的世家，清廷逼迫两局定期报效银两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江南士绅势力与清廷的矛盾；在这年底经元善通电反对立“大阿哥”事件中，参与签名的绅商都与两局有直接关系。甚至，庚子年的东南互保中，江南士绅敢于支持东南督抚与朝廷立异，与戊戌政变后的朝局的恶化都有直接关联。
当然，顾肇新家书中涉及的内容并不止这些宏观层面的朝局政情，从子女教育、考试、捐官，到日常生活、亲友往来、友朋荐馆、修心立志，甚至顾肇新围绕自己仕途和出处的彷徨、迷茫，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书信是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批家书不只是研究政治史的绝好资料，也是研究京官生活的鲜活材料，同样可以从社会史研究的层面加以利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1]《顾豫斋致其兄函》，档案编号为甲233，该文献已收入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3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42册，第536页。但本文对原函各信件时间又做了详细考订，兹仍据原稿页码次序。
[2] 参见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册，第491-492页。
[3]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567页。
[4] 曹允源：《顾方伯传》，《复盦续稿》卷五，民国刊本。另，《民国吴县志》所收顾肇熙传也对其事迹有所记述，似据曹传删削而来，详见钱仲联主编《广清碑传集》（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24页。感谢苏州大学黄鸿山教授帮助复制《复盦续稿》的相关内容。
[5] 详细情况参见张耘田、陈巍主编：《民国苏州艺文志》下册，扬州：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619页。
[6] 参见来新夏主编：《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第30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页；《顾肇新传包》，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编号702003212。
[7] 曹允源：《顾侍郎传》，《复盦续稿》卷5，民国刊本。
[8] 曹允源：《顾侍郎传》，《复盦续稿》卷5。
[9] 曹允源：《顾侍郎传》，《复盦续稿》卷5。
[10] 顾彦聪跋语，《顾豫斋致其兄函》，第85-87页。
[11] 丁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函，《顾豫斋致其兄函》，第75-77页。
[12] 戊戌年四月初九日函，《顾豫斋致其兄函》，第24-25页。
[13] 戊戌年四月初九日函，《顾豫斋致其兄函》，第19页。
[14] 文廷式：《笔记》（上），汪叔子：《文廷式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半，第738页。
[15] 戊戌年四月二十八日函，《顾豫斋致其兄函》，第36-37页
[16] 参见马忠文：《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17]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8] 戊戌年五月初七日函，《顾豫斋致其兄函》，第90页。
[19]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8页。
[20]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册，第252页。
[21] 任青、马忠文整理：《张荫桓日记》，第542页。
[2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册，第229页。
[23] 《清德宗实录》，卷420，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丁丑，《清实录》第57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08页。
[24] 戊戌年六月十六日函，《顾豫斋致其兄函》，第38-39页。
[25] 参见马忠文：《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
[26] 陈秉仁整理：《李鸿章致李经方书札》，收入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历史文献》第8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3─104页。
[27] 鹿传霖家书，戊戌年五月廿七日，《鹿传霖任川督时函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藏，档号甲170。
[28] 鹿传霖家书，戊戌年六月初八日，《鹿传霖任川督时函札》，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档案馆藏，档号甲170。
[29] 戊戌年九月朔日，《顾豫斋致其兄函》，第21页。
[30] 近代以来私家笔记中曾有张垲征在乃翁下狱后谋取外国银行存款的传闻，参见魏元旷：《魏氏全书•光宣佥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第311页；汪康年：《汪穰卿笔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31] 戊戌年九月朔日，《顾豫斋致其兄函》，第55-56页。
[32] 戊戌年九月二十四日函，《顾豫斋致其兄函》，第56-58页。
[33] 己亥年六月初六日函，《顾豫斋致其兄函》，第7页。
文章来源：《福建论坛》2017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