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历史人物，史学界对他的千秋功罪，在总体上已有所定论。但是总体上的定论，并不能代替具体问题的分析和判断。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是否罪大恶极，无功可言？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商榷，笔者略表管见，求正于同仁。
一、 历史疑点
武昌起义后短短半年，袁世凯由在野官吏，一变为清廷内阁总理，又一变成为民国总统。这种戏剧性的变化给史学工作者带来了困惑，这颇似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大革命，让一个小丑坐上皇位一样，成为历史之“谜”。法国的“谜”马克思解开了。人们在解袁世凯之“谜”时，认为“谜”底是：篡夺革命胜利果实，简略为“窃国”二字。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太简单了把“窃国”结论与历史事实相对照，便会发现一些疑点。
第一，袁世凯如何成为清廷内阁总理的呢？1911年清王朝统治风雨飘摇，起用袁世凯的论调愈加高涨。内阁总理奕劻、协理徐世昌和那桐9月上奏辞职，希望袁氏出山掌政：“其才胜臣等十倍，若蒙特予起用，必可宏济艰难。”（《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325页。）武昌起义后，更多的人要求“启用袁世凯统兵平乱”（《神州日报》，1911年10月14日。）。袁被当做清朝的救星，又致电又派人，催请他出山，清廷从10月14日到26日连发七道谕旨。先任袁为湖广总督，再任命为钦差大臣，又任命为总理大臣。相比之下，袁世凯却显得行动迟缓，先以“足疾未愈”辞，后提出山条件，直到10月30日才动身离开彰德。迟缓并非仅仅为了讨价还价，更主要地是他“颇为踌躇不能自决”，有人记载袁“昼夜环室中，状类发狂，每阅一电，时而喜，时而怒，时而忧，虽家人莫测其意”（《袁世凯轶事续录》，上海文艺编译社，1916年版，第34—35页。）。最后在清廷一再催请下，在朋党一再敦促下，袁才决定出山，接受任命。袁所以愿“受命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为的是报复三年前被黜之辱，又可在争夺权利的舞台上，大显身手。袁所以能得到清政府大权，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这一“奸雄”。历史同清王朝开了一个大玩笑。本来期望袁出山能扶倾倒的清廷大厦，岂料这个内阁总理竟成了清廷的掘墓者之一。有的论者认为袁氏“窃国”也包括了“满清帝国”，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清廷被推翻，袁氏的“逼官”是有直接作用的。但说此为“窃”或“篡”似乎不确切，因为内阁总理是清廷主动授予，袁氏逼官，是借助革命派的声势，并非出于袁本人的初衷。
第二，袁世凯如何成为民国总统的呢？史学界普遍认为袁氏“窃国”是窃取了革命派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篡夺了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职位。这一结论也须推敲。追溯历史，武昌起义前后，资产阶级的两翼立宪派与革命派联合斗争，取得了十四省独立的成果。立宪派为迅速安定，大都倾向让袁掌权。武昌起义前，张謇曾往彰德拜访袁，表示支持袁登台，11月6日发电希望袁“采众说以定政体”（《张謇函稿》27册。）。梁启超也在11月6日回国，准备执行“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大方针。（《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53页。）武汉首义之区是最先推戴袁氏的地区，早在10月14日袁氏尚未出山之时，就出现了“鄂人”给袁的一封信，说：“阁下诚能因时势所趋，体士民之意，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庭扫虏，为汉族争百尺之光，我等全鄂士民……为阁下作前趋。”（《鄂人致袁书》《满清外史》，第8编。）以后，黎元洪等一次又一次提出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辛亥革命》（八），第66页、。）。革命派为了迅速推翻清王朝，实现共和也采取了用袁反清的策略。黄兴认为袁氏好黠狡诈又敢作敢为，“给他一个民选总统”，“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孙中山态度也很明确：“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孙中山全集》1卷，第569页。）为此，他当选总统后立即宣布：“虚位以待”。这样，推袁反清成为革命阵营基本一致的态度，于是1911年11月30日各省代表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君反正归来”的决议，南北议和开始时各军政府便达成了“停战推袁”的默契。（参见当时《民立报》。）终于，清帝退位后，南京临时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为第二任临时总统。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拥袁在先，袁氏掌权在后，“拥袁反清”并非上当受骗，而是立宪派的既定方针，是革命派的斗争策略，而且按照资产阶级民主原则与合法程序，公开加以确认，若用“窃国篡位”来定论，似乎有些背离史实。
第三，多数论者认为袁世凯“窃国”与“篡位”所以得逞，是由于他处处按照帝国主义列强的意图行事。是他与外来势力勾结的结果。这种说法也值得进一步分析。查考史实，在这段时间，袁世凯对列强的态度是依靠中有自主，矛盾中有斗争。他同列强斗争的第一回合是克服帝国主义反袁派对他出山的阻挠。清廷起用袁，虽然获得了列强舆论的支持，但也遭到了日俄政府中某些人的反对，他们企图维持清廷现状，保持既得利益、他们策划了一系列反袁登台的阴谋，袁则针锋相对，先挫败日本策划的截车炸车、袭击官邸的暗杀计划，后逼迫亲日的摄政王“归藩”，袁气愤地指责策划暗杀的川岛“是危险的家伙，炸弹式的人物”（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原书房1977年版，第538页。），声明：“中国人与日本人，感情并不十分融洽”（《日本外交文书》45卷别册、《辛亥革命》247号第58页。）。斗争的第二回合是违背列强“君主派”的意愿“赞成共和”。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不忍割舍清政府这一工具，尤其列强中一小撮亲满分子惧怕中国共和的火星点燃本国反君主的烈火，他们一致希望挽救清廷，宣称：清王朝继续存在“才是对我们最为有利的”（H·克罗莱《同戴德传》纽约1924年版，第418页。）。直到12月16日英国还希望“册立当代孔子后裔，拥为皇帝”（《日本外交文书》45卷别册、《辛亥革命》686号第419页。）。企图保留君主制，后来改变态度是由于革命派的揭露，以及袁世凯本人的不合作态度。直到12月20日日本政府仍然坚持：“当前中国最迫急之问题，在于建立能维持国家统一与安宁秩序之君主制。”（《日本外交文书——关于辛亥革命选译》。）然而，袁世凯并未顺从。在此期间，袁世凯没有向列强出卖主权，相反，却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维护主权的事。他希望阻止日本吞并满蒙。他派桂芳赶蒙古查办独立之事（毕桂芳《外蒙交涉始末》。）；他派兵镇压俄国策划的呼伦贝尔叛乱（《辛亥革命》（七），第307页。）；查获日本提供给喀喇沁王供叛乱用的军火（《日本外交文书》45卷别册、《辛亥革命》247号第58页。）；拒绝俄国霸占外蒙的要求……无庸讳言，袁氏出山曾得力于英美亲袁派提出的“非袁莫属”舆论，袁氏当选总统也曾得力于他们对革命阵营施加的压力，袁也确实与朱尔典交往甚密，并且获得列强的经济援助，但当时袁世凯并没有以出卖国家主权来获取列强的支持。因此，北京政府建立一年多，才逐步获得几个列强的承认。袁希望借助英美力量以自重，英美同样看中了袁手中的力量，看中了他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家”，希望以他为工具“求稳定于一时”（《日本外交文书》45卷别册、《辛亥革命》686号第419页。）。在国际关系中互相利用，是由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决定的。我们不可轻易扣上“勾结”和“出卖主权”的帽子。
二 历史抉择
关于袁世凯所以能从清廷的内阁总理摇身一变为共和政体的总统，史学界在解此疑问时，不外两种说法：一是革命派的妥协让步说；二是阶级力量对比说；其中尤以第二种说法颇具说服力，它运用了计量史学方法奠定了解“谜”的基础之一。
当时，革命与反革命的两个阵营的阶级力量对比是明显的。尤其是军力对比敌强我弱比较明显。当时革命军的主力是反正新军，即使宣布独立的各省新军全部反正，其兵力共计六镇十二协三标，约88539人（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第441页。）。辅助部队是会党武装及新募之兵，没有准确数字。清军兵力包括新军八镇八协一标，约为129123人（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第442页。），为革命新军的144％：旧巡防营276981人（1911年《中华年鉴》。）新募巡防营70000人（《清朝续文献通考·兵》22卷，第9702页。）；八旗兵22．5万人；绿营兵13．5万人（张玉田等《中国近代军事史》，第445页。）；总计约80万人，为革命军数倍以上。双方装备差异较大，革命新军一般装备88式毛瑟枪和“汉阳造”，机关枪较少，火炮较为落后。会党武装装备更差。清军北洋六镇，由中央拨款训练，装备水平一直处于全国之最，不仅广泛地装备了德国98式步枪，而且配备了相当数量的马克辛重机枪与麦德森轻机枪。火炮也较为先进。武汉保卫战，革命军失利的重要原因便是清军拥有机枪与子母弹。（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第140—145页。）双方组织状况也不一样，革命在武昌一方起事，八方呼应，军队畸形发展。将帅临时选派，鱼龙混杂，不仅有滥竽充数，而且混入了异己分子。士兵多属新招，缺乏严格训练，武昌老兵仅存数千，以至能托枪预备放者，全数提为班长，新兵虽多有“牺牲精神”，但夜间“即潜回其家”，战场上“群往争食”（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第165页。）等现象屡禁不止。兵将互不认识，指挥难以灵便。武汉前线，援鄂湘军擅自撤退；“黄总司令命令停止（后退）皆不听命”（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第166页。）；成炳荣、杨选青结婚醉酒，误下军令，这些都是失败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北洋六镇统帅段祺瑞、冯国璋等亲赴前线，军官多系武备学堂毕业生，士兵多数受过严格训练。
经济上，双方“均绌于款”，但是细心比较，清廷仍优于革命政府。当时清政府有一定的库存，革命前连续借款的3100万两外债，可以挪用，且仍保有部分经济来源，包括“毫无限制地继续流入帝国金库”的关锐，由北方盐厅控制的盐税，以及北方各省的协款；列强也主张“借款维持这个政府”，提供了730万两贷款。（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第292页。）袁世凯自称：“若悉币赋，力与一战，未尝不能收复一二行省”（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57年版，第273页。），并非虚言。革命政府新建，一无库存；二无可靠的经济来源，关税被扣，盐税被截（《南京临时政府公报》12号《辛亥革命资料》第92页。）；三无各省协款。于是“胜负之机，操之借款”（转引于章开源等《辛亥革命史》下册，第327页。）。但多数列强存心封锁，临时政府只得以十分苛刻的条件向日本借款。查南京临时政府外债竟达1079万元，占总收入的53．84％（转引于章开源等《辛亥革命史》下册，第328页。），如此赤字，反映了革命政权的财政已经捉襟见肘了。
按理说，革命阵营在政治上应该具有优势，但由于本身的分裂和涣散，政治优势几乎抵消殆尽。资产阶级与群众日益疏远，新政权建立以后，几乎所有省的群众斗争都遭到压制，革命阵营失去了坚强的后盾。革命派与立宪派之间，随着一时的胜利，分歧又日益尖锐起来，某些实力派以不投资，不任职威胁革命派，有的甚至对革命派刀枪相向。革命派自身也在分化，有人与旧官僚打得火热，如孙武、汪精卫；有人醉心权力享受，如陈其美、王金发．“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自相残杀已经开始，如陶成章被刺。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错误理论，不幸成为现实。思想分野导致政权的分裂，中央政府“号令不能下行”（尚秉和《辛壬春秋》，第25页。）。革命派始终没有组织起忠诚可靠的军队，相当大的军权掌握于旧官僚、实力派手中，他们或盘踞地方，或拥兵自重。战力较强的浙军首领朱瑞暗中向段祺瑞输诚。（尚秉和《辛壬春秋》，第25页。）相比之下，北方政权得到地主阶级支持，还能在未独立各省保持政治、军事的统一，又居优势。
阶级力量对比告诉我们：当时资产阶级依靠自身力量不可能迅速完成反清任务，他们的革命暴力还不足以充当“孕育新社会的助产婆”。严峻的现实迫使资产阶级寻找借助力量，他们将目光投向袁世凯。
以上论述，基本上解开了资产阶级采取拥袁反清策略的“谜底”。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资产阶级的性格，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它未必就是袁世凯能就任民国总统的全部“谜底”，因为它还未曾解开这个历史疑点，即袁世凯既然拥有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强大势力，可以颐指气使，何必要与革命派讨价还价的和谈呢？看来还有历史的底蕴和内情。
历史将袁世凯推到了政治的十字路口上，或者遵循“忠臣”的本分，作曾国藩第二，成为清廷的殉葬者；或者顺应历史的潮流，协助资产阶级建立民主共和的新起点．历史在考验着袁世凯的胆识与魄力。
袁世凯出山之初选择了前者。他宣称：“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希望“各党爱国者牺牲其政策，扶助我之目的”（列宁《中国各党派斗争》。）。尽管袁世凯当时标榜立宪，逼迫载沣归藩，但是他的主要矛头是指向革命阵营的。这时袁的立场基本上站在君主制一方，基本上是作为民主共和的敌对势力出现于历史舞台上。袁当时的所做所为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但是，袁世恺很快发生转变，“背叛皇帝”“成了共和派”的同路人。（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7页。）虽然在公开场合，他仍表示坚持君主立宪，但是却派主张共和的唐绍仪为代表参加南北议和，并派汪精卫等人陪同，明眼人已经看出袁此举“亦有深意”（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第305—306页。）。果然，唐在第二次会议上便宣布：“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辛亥革命》（八），第70页。）。惜阴堂私下会晤，“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第305—306页。）。最后决定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国体。同时，段祺瑞的代表寥宇春秉承袁的意旨，向黄兴提出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为总统的条件。袁世凯同革命阵营眉来眼去，透露出他对清廷的叛逆。1912年1月3日，袁授意驻外使节电请清帝退位．1月16日，袁内阁正告清廷：“读法兰西革命之史，如能应顺舆情，何至路易之子孙靡有子遗也。”（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57年版，第271页。）为了反击“宗社党”武装反抗的阴谋，袁又让北洋将领电致内阁，强硬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接着扬言：“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痛陈利害”，准备兵谏。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无法抵御内部的反戈一击，终于在袁世凯的逼宫下，宣布退位。清朝皇帝的退位，标志着清王朝的灭亡，也宣告了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它是辛亥革命的重大胜利。
袁世凯在推翻满清，建立共和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是他被推选为大总统的重要原因。如果进一步弄清袁从“忠君”到“叛君”，从反对共和到支持共和这一转变的原因，袁成为总统的“谜底”便比较清楚，比较完整了。张国淦的一段记忆令人玩味：“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对不能赞成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此时汪兆铭已经开释，乃约汪到锡拉胡同谈论，汪每晚饭后七、八时谒袁；十一、二时辞出，初只言共和学理，谈至三夜，渐及事实，汪言：‘如须继续谈去，请求再约一人。’袁问何人，汪以魏宸组相对，袁许可。次夜汪魏同谒袁，于是讨论中国于君主共和何者适宜，魏善于词令，每以甘言饵之，袁初尚搭君主官话，连谈数夜，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亦半推半就矣。”（张国涂《辛亥革命史料》。第115页。）这里不仅勾划了袁转变的过程，而且点出了他变化的原因。第一，以“各处通电到京”为表现的时代潮流，对袁的触动。袁世凯没有象顽固不化的君主派那样，无视历史潮流，负隅顽抗。他没有迷信手中的武力，试螳臂挡车。他也没有象黎元洪那样被枪逼着才转变态度。他从汹涌的民主共和浪潮中认真地感觉历史前进的方向，他从不同角度也得出了“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者昌，逆者亡”的结论。他的奏折反映了他的思想：“然而彼众若狂，醉心民主，兵力所能平定者土地，所不能平定者人心，人心焕散，如决江河，己莫能御，爵禄不足以怀，刀兵莫知所畏。似此亿万之所趋，岂一二革命党所能煽惑。”（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57年版，第274页。）袁世凯客观地感到他的武力不足以平定拥护共和的人心，感到如果反对共和，最终却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第二，共和学理的影响。袁世凯对于共和学说，从“不妨研究”，约人谈论到渐明学理，其态度基本是主动研究，而没有象某些人那样一概排斥．第三，权利和私欲的满足。“非公不可”的论调，拥戴大总统的许诺，恰恰同袁世凯心中强烈的权力欲相吻合，于是半推半就，“推”是作态，“就”是实质，开始了停战、议和、逼宫一系列的活动。袁世凯的转变一方面体现了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也是带有主体性的选择。正是为此，孙中山才说：“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5页。）
综上所述，袁世凯由清廷内阁总理变为民国总统这一结果，体现着阶级力量的对比，表现了资产阶级的特性同它采取的策略，也包含着袁世凯转变的作用。历史没有服从革命派的意志迅猛急进，也没有顺从清王朝的意志停滞不前，而是选择了比较和缓的方式发展，选择了一个并非一心一意真心拥护共和的总统，这是历史的误会，也确确实实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三、历史功过
既然袁世凯任民国总统，不宜简单以“窃国”定论，而是历史合力的结果，袁世凯的转变又是合力中的因素之一，那么认真探讨袁氏此间的功过，便是十分必要的了。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列宁选集》2卷，第512页。）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是历史不自觉的工具？还是历史前进的障碍？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明确当时社会急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帝国主义采取“保全主义”，主要通过清王朝侵略控制中国，清王朝则竭力“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满足列强需求。要反帝必须反对“洋人朝廷”“奴隶总管”。作为封建势力的总代表，清王朝进一步加强君主制度，大搞愚民、抑民、骗民。要变革社会必须把矛头指向“国民之公敌”“社会之蟊贼”的专制清政府。反帝反封建必须发动群众，这时身受清王朝野蛮压迫的各族人民的反满情绪，开始滋长，日益膨胀．革命排满成为发动群众的有效口号，人民排满的怒火也集中指向了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清王朝。尽管推翻清王朝并不等于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清廷已成为独立、民主、平等的主要障碍，成为历史前进的拦路虎。推翻它，已成为社会的当务之急。毫无疑问，在当时，谁为推翻清王朝出力，谁就是历史的功臣。应该说袁世凯从“忠君”到“叛君”的转变，也顺应了这种潮流。何况，堡垒总是容易从内部攻破的。袁世凯的“叛君”，不失为强大的内爆力。
二十世纪初，民主共和风起云涌。在当时民主共和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毫无疑问，谁为民主共和扫清障碍，谁就是历史的功臣。袁氏的“共和”倾向，虽非出于衷心，但却在当时的政治天平上加上了有利于民主共和的砝码，使天平朝进步方向倾斜。
不少论者忽视袁世凯转变的客观作用，其原因是过分强调了袁世凯追求权力的动机。无庸讳言，袁在登上总理宝座，获得总统桂冠的过程中，利己的权力欲始终是他活动的重要动机，但是，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效果比较动机更具实质性意义，实行半君主制的克伦威尔，实行帝制的拿破仑，谁没有利己的权力欲呢？我们不能据此便抹杀他们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伟大才能。在阶级社会中，常常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因此，我们评价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前期转变的重点应放在客观效果上。
袁世凯的转变加速了清朝专制的灭亡，促进了民主共和的发展。当袁指挥清军与革命军对抗之时，多少人为“鹿死谁手”而担忧，当袁逼清帝退位之时，无数人为避免了法国三次流血、美国七年战争而庆幸。清廷迅速退出历史舞台，共和政体从南方扩展到北方，中国出现了亘古未有的新气象。梁启超称：“民国元年、二年不啻唐虞三代之盛。”（《共和党地位及其态度》《庸言报》1卷10号。）首先，民主共和政体正式建立了。袁由临时参议院选举产生，这本身就具有否定君权神授的划时代意义。国会诞生了，尽管她存在缺点，但清朝资政院、后来的猪仔国会，伪国大都不能同她相提并论．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议会和普选制，所有这一切，从社会发展来看，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列宁选集》4卷，第55页。）其次，自由民主的原则迈开了新步伐。《临时约法》成为全国大法，几百个社团，几十个政党“雨后春笋，蓬勃兴起”（邹鲁《民初之国会》《革命史谭》，第179号。）。五百余种报刊，“风起云涌，蔚为大观”（戈公振《中国报学史》5章。）。各种主张，从天赋人权到社会主义都可以公开演讲，见诸报端。再次，推动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事实胜于雄辩，清朝内阁总理抛弃君主制的事实，给民主共和思想插上了翅膀，使之更广泛地传播。从此，共和思想成为包括洪宪帝制在内的一切复辟行动的巨大障碍，这一切在君主专制统治下是不可能的。
袁世凯的转变加快了南北对峙局面的结束，打乱了列强干涉、分裂中国的阴谋。当时，张謇说：“彼今之尚未实行干涉者，一则战祸之为日浅也，久乱不治，斯干涉继之矣。”（《民立报》1911年12月21日。）他们的分析是有根据的。事实上，辛亥革命爆发后，列强先后向湖北、直隶、广东、东北、外蒙等地调兵遣将。其中，日本、俄国最为积极。日本陆军主张趁机成为干涉的核心（《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东京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66页。），并制定了侵占东北、福建、湖北等几套计划。（粟原健《满蒙政府史的一面》。）俄国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希望中国各部分裂。“竞争”“削弱”“可以借此良机，以便完成俄国的移民事业及巩固俄国的边防”（《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315页。）。主张远交近攻，分裂中国，利用南北对峙，谋取利益。（《国际关系》2编19卷上，1938年莫斯科版13号文件。）南北统一打乱了分裂中国的阴谋。利用动乱，侵略中国领土是列强的又一方针。俄国策划外蒙独立、煽动内蒙独立。日本希望东北出现危机，以便占领南满，并且策划同俄国瓜分“满蒙”。南北对峙局面较快结束，扰乱了列强计划。1912年4月22日，袁世凯重申“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我中华民国领土”（《东方杂志》8卷12号。）。月，北京政府公布《蒙古待遇条例》，安抚内蒙人心。9月，喀尔沁亲王宣称：“蒙古非反对共和，因误会南北尚未统一，今孙先生与黄先生北来，意见融洽，蒙古自取消独立。”（《民立报》1912年9月16日。）足见南北统一对内蒙的影响。10月以后内蒙王公纷纷声明：赞成共和。一些“独立”的盟旗宣布取消独立．南北统一前，袁世凯企图派军镇压库伦叛匪，终因南北不可兼顾而止，统一后北京政府开始对叛军进攻，1913年11月基本扼制住叛军的攻势。如果对峙长期持续，东北内蒙局势不堪设想。
历史就是这样复杂，虽然袁世凯动机中包含着卑劣的权欲，但是，他对于当时形势作出比较正确的估计，并作出顺应历史发展的选择，客观上做了一件有利于社会进步，有利于民族独立，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事。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利令智昏错误估计形势，破坏民主，出卖祖国，同时也背弃自己的誓言，走上了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道路，终于，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唾弃。那已不是本文的讨论范围。不过由于以后的罪过，而否定以前的功绩，同由于动机的卑劣，而否定效果的进步，同样是不可取的。
（资料来源：《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