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李秀成曾是最有争议的人物；即使是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他也曾属于那种炙手可热的焦点人物。笔者根据有关资料做过一番不完全统计：在1949-1979年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三十年在国内各主要报刊（含高等院校学报）所发表的有关近代人物的论文中，位居第一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计453篇（其中的多数集中发表于1956年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而李秀成紧随其后名列第二，计306篇（多集中发表于1964-1965年，也就是戚本禹借《李秀成自述》发难，攻击其为“叛徒”以后，亦恰值其被俘遇害的一百周年前后）[1]。究其原因，是他在1864年天京城破突围被俘后，应太平天国的老对手、湘军领袖曾国藩的要求，在囚笼中写下了数万字的供述（即《李秀成自述》），又被曾国藩在删改后刊刻了出来；而其供述原稿，后来又由曾氏后人于1963年在台北全文影印发表。李秀成的这篇供述，多少有点类似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之一的瞿秋白在被俘以后所写的《多余的话》，这就使得他在身后遭致了种种非议，而在死后一百年竟成了公开声讨和批判的对象。
不可否认，在过去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存在着过“左”的倾向，在对待《李秀成自述》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64-1965年间对“叛徒”李秀成的挞伐，实际上是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而出现的，其间则伴随着神化太平天国领袖人物等种种极不正常的现象；而“文革”的重要使命之一，是大抓包括瞿秋白在内的所谓共产党的“叛徒”。瞿秋白的《多余的话》，是一位曾经担任过党的领袖的革命知识分子在苏维埃运动遭到挫折与暂时的失败以后的冷静的理性思索；而李秀成的《自述》，则是一位贫苦农民出身且文化不高的军事统帅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于匆猝间留下的亲笔直叙。两者的比较研究应是很有意义的，但那须有专文另作探讨，并不是本文的目的。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李秀成的《自述》中确有一些自污的话语，也有若干对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吹捧之句，但那都是有所为或有所求而发，字里行间所更多流露的，是对他亲身所从事的太平天国大业的回忆与思考。这是研究太平天国史以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的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要想真正深入了解太平天国的历史，就应该认真读一读李秀成的《自述》。
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一代宗师罗尔纲先生花费几十年时间为《李秀成自述》作注，自称是“从青春注到白首”，注文超出了《自述》正文的好几倍，由此可见其在罗尔纲心目中的地位。罗尔纲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前后出过多种版本，直到1995年还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了他生前的最后一版增补本，由此亦可见罗注本在太平天国史乃至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地位。研究太平天国史而不读《李秀成自述》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读《李秀成自述》而不结合研读罗尔纲的考辨与注释，同样是不可思议的事。
《李秀成自述》在今天依然有认真重读的必要。重读之所以必要，就在于我们现在已能摆脱若干非科学因素的干扰，真正平心静气地、细致深入地将其作为对象去研究；而近年来陆续发现的若干新的史料，尤其是王庆成在英国所发现的《天父天兄圣旨》，可以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李秀成自述》，发掘和开拓新的认识层面，从而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必须感谢罗尔纲先生。如果没有他的详细考证和注释，我们今天在阅读《李秀成自述》时还会有许多困难，还会有许多在黑暗中的摸索。当然罗尔纲的考证与注释，由于所见材料以及见解上的限制，有一些也还是可以商榷的。我这次重读所参照的，一是李秀成自述原稿的影印件，二即是罗尔纲的最新注释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的《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2]。
（二）
《李秀成自述》，首先叙述的是太平天国的开国史，也即天王及首义诸王的来历及金田起义发动前后的过程。这看来也正是曾国藩所交代予他的。李秀成虽是拜上帝会的较早成员，但入伍时间较迟，据他自己说，他是直到西王萧朝贵和北王韦昌辉带旱路之兵向永安进军途中经过他家时，才正式加入太平军的。因此，对于这些他并非亲身经历的事件不可能十分了解。他所知道的，正如他自己在《自述》中说的那样，有一些是入营以后听太平军早期将领之一的罗大纲所说，更多的则是依据太平天国的国史——《诏书》中的记载。他在《自述》的开始部分就交代说：
自我主应立开塞〈基〉之情节，衣〈依〉天王《诏书》明教传下，将其出身起义之由（《诏书》因京城失破，未及带随），可记在心之大略，写呈老中堂玉鉴。我一片虔心写就，并未瞒隐半分。[3]
太平天国的《诏书》中，除记述洪秀全早期活动，题为《太平天日》的一种外，现均已不存。因此李秀成的记叙，就成为我们了解相关内容的重要依据。
对于洪秀全与首义诸王的来历，由于有其他文献资料的佐证和大量的实地调查，现已较为清楚了[4]。而对金田起义的过程，李秀成是这样交代的：
道光卅年十月，金田、花洲、六〈陆〉川、博白、白沙不约同日起义，此之天机变化多端，实不详周，是以拜上帝之人格而深信了。起义之时，天王在花洲山人村胡以晃家内密藏，并无一人得悉。那时东王、北王、翼王、天官丞相具〈俱〉在金田。
又说：
起义之处，与我家两隔七八十里，具〈俱〉是山路难行。此时我在家，知到金田起义之信，有拜上帝人传到家中。后未前去，仍言〈然〉在家。所知未久，金田之东王发人马来花州〈洲〉，接天王到金田会集矣。[5]
值得注意的是，“道光卅”等三字，影印本中是在“咸丰元”三字被涂去后改添在旁边的，由此可见对于起义的年份，李秀成一开始也是记错了，但对于起义的月份却还是记得很清楚的，是十月而不是其他什么时间。其中，除交代金田起义处所离他家较远，虽知起义之信而未及前往等句是他自己的补充说明外，其他应均是《诏书》中所有的内容。在曾氏后人的影印本出版以前，传世的李秀成自述的刻本，起义时间作“六月”，这是曾国藩所妄改的。正由于这一字之改，起义的时间便变得不可信了。这也是罗尔纲先生坚持十二月洪秀全生日起义之说，而把六月改作拜上帝会开始动员团营的日子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当《李秀成自述》的影印本面世后，六月之说已是子虚乌有，罗先生仍执十二月起义之说，显然就不能自圆了。还是在1979-1980年，我和俞政在攻读研究生期间，便在导师茅家琦先生的指导下，写过有关金田起义时间辨析的文章和罗老商榷[6]。后来我的看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我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大致说来，一是根据《天父天兄圣旨》等文献，重新考定了洪秀全登极的时间是在道光三十年的二月二十一日（1850年4月3日），而不是辛开元年的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说明太平天国是先有洪秀全登极称天王，后才有金田起义之举；二是根据太平天国自身文献，判定“金田起义”的确切含义是指以金田为中心的各处拜上帝人马举兵“共扶真主”，亦即仗义起兵勤王之谓。金田起义的出场人物，只能是杨秀清等发动“勤王”者，而不可能是已被推作拥戴对象的洪秀全本人[7]。
现在再对照《李秀成自述》，应该说，这一脉络是相当清楚的：李秀成明明说，起义之时，洪秀全是在胡以晃家密藏[8]，在金田起义现场的只是杨秀清、韦正、石达开、秦日纲等人[9]，起义之后，杨秀清才派人将洪秀全接到金田会集。李秀成在家所知道的，是起义之“信”，也即金田等处大批拜上帝人马公开揭帜起义的消息（信者，信息也），而不是叫他到金田去团营的所谓团营之“令”。
因此我认为：对金田起义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应该尊重太平天国自身文献所记载的史实，具体地说，必须根据李秀成的记叙加以订正，而不能再以讹传讹，甚至说什么洪秀全发动和领导了金田起义之类的话语了。
《李秀成自述》中，更多地是对战争乃至具体战役的记叙。即在《自述》最后的总结性文字——“天朝十误”中，军事方面的教训依然占据了主要的成份。作为一生戎马倥偬的军事统帅，李秀成这样做，当然有其自身“角色”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严峻的现实本来就是如此。太平天国自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可以说从未摆脱过清朝方面的进剿与围攻。以往研究者们所叙述的太平天国史，往往过多地渲染了太平军克武昌、下金陵的辉煌胜利，而没有强调或让读者重视清军统帅向荣几乎就在太平军攻克南京的同时即已建立起江南大营的基本事实；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太平天国在1856年天京事变爆发前夕已达到了所向无敌的军事鼎盛阶段，但其实当时只是一鼓作气击破了长期威胁天京的江南大营，而在湖北、江西，甚至就在江苏、安徽的若干前线地区，太平军与清军依然处于相持的胶着状态。
“天朝十误”中，太平军北伐——按太平天国自己的话语是“扫北”——的失败即占其三，而“误国之首”，即“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10]。李秀成为什么如此说，请看下面的分析就可以理解了：
“扫北”的战略目标是攻取北京，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因此所派出的当然不可能是有人所说的什么“偏师”。林凤祥、李开芳二人都是太平军中最为骁勇的战将，他们与扫北军的另一统帅吉文元都受有丞相之封。而当时在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四王之下，六官丞相仅封及六人，据有关史料记载，这六位丞相是：天官正丞相秦日纲，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地官副丞相陈承瑢，春官正丞相胡以晃，春官副丞相吉文元。其中扫北军统帅就已占了一半[11]。扫北军出发时计九军二万余人，在太平军当时所有的50军中，是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其中的两广老战士即多达三千余人，远远超出其余各军。而从其出发后一路攻克战胜的凌厉态势来看，也确实不愧为太平军的精锐之师，只可惜兵力略嫌单薄，又无后续部队的增援和后方的补给。然而当时太平天国上下对形势普遍持乐观态度。如镇江守将罗大纲在扫北军出发不久致函上海英国领事时即估计，可望在今后的“三两月之间，灭尽妖清”[12]。
论者今天当然可以说，是太平天国领导者决策的失误（也包括扫北军统帅自己的失误），最终导致了这支英勇善战的部队走上了不归之路。然而我总觉得太平天国人士当时的普遍乐观以及后来李秀成自述中的痛心疾首后面似乎还有些什么被我们所忽略了，这应该就是隐藏在所谓“必然”之后的若干偶然性因素。扫北军从势如破竹的胜利走向被动挨打的失败，应有其客观存在的转折点。找到了这个转折点，也就可以分析出扫北军败亡的真正原因。
结果是触目惊心的：真正导致扫北军走向败亡的，并不是胜保统带的清军，甚至也不是僧格林沁的马队，而是中国北方隆冬的严寒。具体地说，扫北军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是在1853年底到1854年初的隆冬时节于直隶（今河北、天津一带）驻屯之后。扫北军多两广将士，习惯于赤足行走，既少御寒设施，更乏防寒经验。在独流、静海驻屯期间即已“冻毙者尸枕藉”。1854年2月5日南撤河间县的那一次行军，竟更使其精锐主力冻死过半，未死者大多也足部冻伤，其损失之大，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战斗减员[13]。从此之后，这支部队失去了机动作战的能力，只能寄希望于援军的来救了。而两次北伐援军于1854年间的先后失败，不仅彻底断送了业已陷入清军重兵包围之中的扫北军，也使太平天国在其他战场陷入了极为凶险的困境。
《李秀成自述》中，有关太平天国社会经济政策方面的论述并不多见。而从其寥寥数语的评介中，可以看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于1853年占领南京之初的城市政策是衷心拥护，甚至可以说是极为赞赏的：
东王佐政事，事事严整，立法安民，将南京城内男女分别男行女行，百工［归］亦是归行，愿随营者随营，不愿随营者各民家出城去准手力拿，不准担挑。妇女亦由。男与女不得谈及，子母不得并言。严严整整，民心佩服。安民者出一严令，凡安民家，安民之地，何官何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不赦，左脚沓〈踏〉入民家门口，即斩左脚，右脚沓〈踏〉民家门口者，斩右脚。法律严，故癸丑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14]
被当时的一些城市知识分子所极力痛诋的太平天国城市政策，在贫苦农民出身的将领李秀成看来却是完全值得称道的事。这一极为鲜明的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胡绳先生曾经作过这样的分析：
在中国封建社会，城市剥削农村，城市中盘踞着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城市的繁华是积累了农民的血汗而形成的。起来造反的农民用他们所能采用的办法向城市实行报复。太平天国的英雄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城市抢光烧光，而要有秩序地把它纳入自己的社会制度中去。在这点上，太平天国远远地高出于单纯的流寇主义之上。[15]
这当然是一种很好的解释，不过并不全面，而其深层的原因仍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探究。近年来，又有以游民和游民文化立论者，尽管著者本人很机敏地绕开了太平天国的话题，尽管他对中国传统城市和乡村的关系仍大体维系了胡绳的结论，但序者或读者却不能不在其启发下产生一些新的想法[16]。对于这些新见解，尚须时日加以进一步消化，本文也不拟在此展开讨论。但有一点是必须要强调指出的：在分析太平天国城市政策的各种思想资料的来源时，切不可忘记正是战争形势的严峻才允许了战时共产主义这一特殊形式的存在。
《李秀成自述》中，多少流露出对太平天国最高领导人洪秀全的不满情绪。这也是在1960年代他被扣上“忠王不忠”的帽子的重要原因。其实，在现在的人们看来，一个失败了的事业，其领袖人物理所当然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李秀成对洪秀全的家天下，对其不理政事的若干批评，完全是正常的。而同样身陷囹圄的洪仁玕在看了李秀成的自述以后对其有所批驳辨正，也是情理中之举。我们不能沿袭“忠”与否的老套，不能以洪秀全的是非为是非，当然也不能以洪仁玕的是非为是非——他毕竟是洪氏家族中人，且曾身居枢机，他必须要为自己乃至洪秀全辩护。然而我们同样也不能以李秀成的是非为是非。在这里我们不妨听一下同是太平天国人士的黄文英在太平天国失败后对李秀成所作的批评：“那忠王也是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的。”[17]
《李秀成自述》中有一些吹捧曾氏兄弟甚至为大清王朝着想的字句。在1960年代的那场批判中，李秀成因此而被打成了叛徒，甚至连累到苏州忠王府亦因此被撤消了国家文物保护单位。即使在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年间，仍不乏论者对其晚节不终的指责与批判。罗尔纲是深为同情李秀成的，他为此提出了著名的“苦肉缓兵计”之说。
现在看来，李秀成对曾氏兄弟的真实态度还可继续探讨。曾氏兄弟在攻陷太平天国的首都之后，其在清王朝的处境，开始有了微妙的甚至可以说是充满凶险的变化[18]。而从《李秀成自述》的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他确是想借曾氏兄弟之手而有所为。尽管曾国藩兄弟是战争的胜利者，对李秀成操着生杀予夺的主动权；而身陷囚笼的李秀成却也绝非甘心就戮的等闲之辈——曾氏兄弟和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等人也从未小看过他们的这位敌手。仅从对太平天国“尽忠”的角度来看，李秀成的自述自然属于“多余的话”，但是很显然，倘若我们不在道德、气节等是非问题上作过多的纠缠，应该可以看出，李秀成在《自述》中实际上已经在考虑太平天国之后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的问题，并已有所谋划了。他在《自述》的最后部分，就极为郑重地提出了“要防鬼反为先”的见解，并相当深刻地指出：
众匪发何防〈何妨〉。为今虑者，洋鬼定变动之为。
曾国藩后人所传的口碑——“李秀成劝文正公当皇帝，文正公不敢”[19]——也根本不是什么空穴来风，而是有其现实的严酷政治背景的。对于曾国藩来说，《李秀成自述》的价值，主要还不是其所叙述的太平天国若干历史事实本身，因为那些毕竟已经成为过去；而其要害之处，正是触动了他对若干后事的考虑。这也是他将其秘藏而不示人的真正原因所在。
李秀成最终还是被曾国藩杀害了，但他毕竟留下了这篇足以警醒世人的自述，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太平天国那场惊天动地的事业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我们应该感谢曾国藩为我们留下这么宝贵的一份文献，尽管他的初衷本不在此。
（三）
说到这里，有必要辨析一下李秀成自述原稿本身的一些问题，即其是否被部分撕毁、是否有错简（即错页），等等。
曾经有人怀疑过传世的李秀成自述原稿的真实性。但自1963年曾国藩的后人曾约农在台湾将其公开影印出版后，这一问题应该说已经得到了解决（虽仍有个别人持否定意见，说可能是曾国藩另外找人抄录了一遍，而把真本隐藏了[20]）。但以罗尔纲先生为首的主导意见仍是认为公布的原稿本不是全璧而有所撕毁。其理由主要是：现存世的稿本字数与李秀成自己所说的不一致。如李秀成在叙述天王三次下严诏催其从苏州回救天京之事时曾提到此时已写将近三万七八千字，但今所见原稿，在这一段话之前仅有24600余字。而曾国藩在致亲友的书札中所记又前后矛盾，先说李秀成的自述约有五万余字，后又说仅三万余字，也就是今天所见到的稿本字数。
其实这一问题并不难解决。从《李秀成自述》原稿影印本来看，每页正反各有16栏，每栏文字虽多少不等（多的19或20字，少的仅13字），但平均不超过16字。若照16字框算，到第50页末李秀成自己说已写三万七八千字的地方，应是25600字（实际是24600余字），到全文结束的第74页，应是37800余字（实际是33300余字）。但倘若按李秀成自己所说的字数，50页末是37000-38000字，到全文结束的第74页，恰为55500余字，正合“五万余字”之谱。
李秀成为什么将字数多算了？这个问题仅据现有的资料已很难作出圆满的解释，也许只能永远“存疑”下去了。不过有一条，他的供述，基本上是每完成一部分，即被曾国藩调走批阅，他自己是无从通篇加以统计的。显然，曾国藩所记的字数，先只是根据李秀成自己所说加以框算，后才是根据实际字数做了统计。现存世的原稿本，从影印本所提供的情况看，除个别所谓“错简”之处外，从意思上看是连贯的，从中也根本看不出有什么“撕毁”的痕迹[21]。而且事实上，曾国藩既然与李秀成在写作供述的问题上达成了某种默契，李秀成在写作中也就不太可能有什么“出格”之处，因此，曾国藩实在也没有必要将其中的一部分予以“撕毁”。
现存原稿本之所以给人以不完整的印象，主要是因为装订时的错页，也就是一些学者指出的所谓“错简”。
细读原稿影印本，可以发现，“错简”一共有两处：一是现第54页（应向后挪而成为第57页）；二是现第72页（应向最后挪出而成为单独的一页，而将现第73页和74页与现第71页联在一起）。这两处“错简”，实际上在影印本发表的当时就已有人指出了[22]。
第一处“错简”较明显，即现第54页应为第57页。有曾国藩在现57页（应顺序上移为第56页）末栏所作的改动，即将李秀成在下一页（即现第54页）开头所说的“此是十三年十一月矣”一句改添在此页的最后。这说明在曾国藩批阅时，页码尚未错乱。
罗注增补本承认了这一处的“错简”，并作了相应的调整。遗憾的是，罗老拒不承认有第二处“错简”，因此有必要就此再说上几句。
第二处“错简”，即现影印本之第72页，从“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直到“天朝十误”。实际应是自成体系的单独一页。而现第73页才应是紧承第71页之后的。从内容上看，第70页与71页讲的都是所谓“收齐章程”。第71页提出收齐章程十条后，李秀成向曾国藩建议，
不可以杀为威，杀之不尽，仁义而服世间。
紧接着又说：
罪将本无才智，被获罪孤〈辜〉，何［知］此事，实老中堂深恩量大，出我一片思及愚诚。
而现第73页的开头是
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服〉此等之人众齐来，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中堂及中承〈丞〉大人名成利就，早日完功收复〈服〉
云云。从内容上看与第71页说的是同一话题，从语气上与第71页的最后几句也完全是接气的。而现第73页下半页与现第74页，所说的则又是一个新的话题：“防鬼反为先”。第74页已写满，但话却未说完：
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为，实我不知知也，如知……
之所以未写完，也正如他在另纸，也就是现在所见的第72页所说的，是因为当晚曾国藩亲自将他“调至驾前讯问”，而据曾国藩当天的日记，他不仅在灯下“亲讯”李秀成，而且还“阅李秀成所写供词”。由此可知，李秀成是因被曾国藩叫去问话而不得不中断了写作；不仅如此，他当时所写完的部分显然也已全部被曾国藩调走。这一天，据曾国藩及其幕僚赵烈文日记的记载，是同治三年七月初五日（1864年8月6日）。第二天，也就是七月初六日，曾国藩派人通知李秀成，说是“国法难绾，不能开脱”，而李秀成“无戚容”，到了傍晚“赴市”也就是就义之时，还“谭笑自若”[23]。
在这一天，李秀成给我们留下的是如下的这些文字：
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承恩惠示，真报无由。罪将一身屈错，未逢明良。今见老中堂恩广，罪将定要先行靖一方酬报。昨夜深惠厚情，死而足愿，欢乐归阴。
以下空一行开始：
计开天朝之失误有十……
这以下的内容，是从一到十逐条整齐排列的一段文字，也即为治太平天国史的人们所熟知的“天朝十误”（由于第六误重出，实际上是“十一误”）。
据罗尔纲先生分析，李秀成的自述每天可写7千字左右，从“昨夜承老中堂调至驾前讯问”到全文的结束，也就是从七月初六日早晨到晚十八时左右赴刑场，至少应写5千多字，而现稿本这一部分，也就是从第72页到第74页的全部文字，仅1177字，因此估计有4千字左右“肯定是给曾国藩撕毁了的”[24]。
罗先生的这一分析和结论，我是不敢苟同的。因为人是有思想感情的，毕竟不是写作机器。李秀成在知道自己行将遭到杀害时，虽能作到“无戚容”，而在就义时更是“谭笑自若”，但无论如何他在得知生命即将结束的当天是不可能再按以前的速度和思绪继续写作了。更何况根据赵烈文日记的记载，曾国藩早在初四日即已决定，在初七日上报奏折之前处死李秀成；而初五日晚他在亲自审讯时，对李假作安抚，答以“听旨”；初六日再派人告知“国法难绾，不能开脱”云云……种种迹象相当清楚地表明：此时的曾国藩已不打算也不需要让李秀成继续写作下去了[25]。
既然曾国藩于初五日晚间的提审讯问已在事实上打断了李秀成有关供述的写作，而初六日当天他又派人明确无误地通知要将其处死，李秀成在就义当天所能留下的显然只应是重起炉灶另行开头的较为简短的总结性文字，而不可能接着此前文稿的中断处继续写作。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写有“天朝十误”的这一张纸（总共323字）。此类总结性文字虽然字数不可能很多，但斟酌颇费脑力，可以想见，李秀成在就义的当天也不可能有时间和精力再去写作其他的内容了。
赵烈文在七月初六日当天的日记中曾提到，李秀成在傍晚临刑之前曾作绝命词十句，无韵而俚鄙可笑，付监刑庞省三，叙其尽忠之意，遂就诛。[26]
这十句绝命词不可能在刑场匆匆写就，而应是其事先准备好了的，届时才能从容“付监刑庞省三”。而写作“绝命词”的具体时间，只能是在这天曾国藩派人告知“国法难绾，不能开脱”直到李秀成“傍晚赴市”之前，也就是七月初六日的白天。这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天朝十误”的写作在时间上是完全一致的。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十句绝命词以后再也不知下落，内容也从未有人提及[27]；但写有“天朝十误”的这张纸却夹在《李秀成自述》中出现了。需要指出的是，赵烈文所提到的负责监刑的庞省三，也就是与赵同为曾国藩幕僚的庞际云，生前对他自己和别人手录的李秀成答辞以及李秀成亲笔所写的答辞都曾精心加以保存，且写有跋语[28]。同样可以想见，写有十句绝命词的那张纸如仍在庞氏之手，他肯定是会妥加保存而不至于丢失的。而从常理推论，李秀成临刑的“绝命词”要比他手写的那些零散答辞重要得多，因此庞际云是不便私藏而只能将其上交给曾国藩的。也就是说，赵烈文所谓的“无韵而俚鄙可笑”的十句绝命词，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被丢失的，它只能是在曾国藩之手且同样受到妥善的保存。这就使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十句绝命词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天朝十误”实际上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它们是同一份文件！
“天朝十误”尽管貌看也有寥寥数语的“小序”和随后整齐排列的十来句“正文”，但在字句上却并不押韵，所以才被赵烈文认定是“无韵而俚鄙可笑”。而作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事业的最后总结，“天朝十误”在内容和风格上和在此之前所写的“供词”却又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写作所用稿纸亦同为印有“吉字中营”字样的帐簿），因而最终它还是和其他“供词”被收到了一起，——只不过是在装订时被摆错了地方。
由此也可见，只要认真过细地分析并排除“错简”的因素，现在所见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本实际上已是全璧。
（文章来源：《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据原稿校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