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和、李鸿章关系探源
作者：翁飞
一、关于翁、李之隙的缘起
讲到甲午战争，讲到帝后党争，翁（同和）李（鸿章）间之仇隙，似乎已是昭然若揭，为史学界所公认的了。这方面最典型的论著要数台湾的庄练先生，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李鸿章传”中，首先引述了近人徐一士随笔的记载，认为翁李之隙的缘起，即在于李鸿章居曾幕时，因寿州事变代曾国藩起草过一道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的奏疏，其中一段写道：“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弟鼎盛，瞻顾迁就。”深得奏议文字之“辣”字诀，曾国藩大为激赏，而翁同书亦即因此下狱问罪，充军新疆。［（１）］在同一书的“翁同和传”中，他又进一步阐发：“晚清以来的很多记载，都说中日甲午之战虽由朝鲜问题而起，其内在的原因，则由于翁李二人之仇隙。……李鸿章当年居曾国藩幕中，曾国藩上疏严参安徽巡抚翁同书失误封疆，翁同书卒以此遣戍新疆，在翁同和而言，视为深仇大恨，不报不休。但因曾国藩早已功成身死，所以又将仇曾之心转而仇李，除了对李鸿章所一手创办的北洋海军多方刁难掣肘之外，更在战端将启之时，竭力反对李鸿章的和议主张，以为打击李鸿章之计，凡此种种，虽然没有十分明显的证据，但却踪迹显然。悠悠之口，众论一辞，翁同和实在难逃此千载公论。［（２）］”这一大篇扬李抑翁的文字，其立意主要有二：一是指责翁同和以不切实际的名流空谈而误国；二是从翁氏为人‘好蓄小怨’的性格分析入手，责备翁挟私怨而害公事。依笔者管见，前者涉及晚清清流、洋务各派别集团对局势国力的认识、所处之地位及所发挥作用的综合分析，尽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后者却大有斟酌之处。从现象上看，所谓“翁李仇隙”的起因，在于李鸿章代曾国藩疏劾翁同书（即所谓曾是仇主，李是帮凶）；而进一步的考察下来，则内中牵涉到诸如翁曾关系、翁李渊源，李在曾幕的作用以及他是否捉刀代劾等错综复杂的因素。
二、李鸿章是翁心存的小门生
几乎所有的中国近代史著作，都说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海外有学者认为：“父母而外，对李鸿章思想、行事影响最大的则为曾国藩。［（３）］”大陆最近也有学者专文细述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特殊关系。［（４）］然而，尽管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影响至大至深，但他却不是李鸿章所遇到的唯一明师。除了曾氏以外，李鸿章还与苏州潘氏、常熟翁氏等有着深厚的师门渊源。
为了搞清这一问题，我们先将李鸿章的师承关系，大略叙述如下：
鸿章少年家贫，六岁就读于家馆棣华书屋，因而时任塾师的父亲李文安就成为鸿章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在李文安赴京赶考和做京官期间，又由堂伯父仿仙为李鸿章授读。李鸿章还曾从学于合肥名士徐子苓。
１８４３年（道光廿三年），李鸿章奉父命入都应翌年（甲辰年）顺天恩科乡试，并在乡试中一举中的，之后虽于次年的进士恩科会试暂时落第，但很快即于１８４７年考中丁未科二甲十三名进士。在此期间，他在父亲的引领下拜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昀等一干皖籍乡父执辈；同时，还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曾国藩门下，并“并诗文受知于曾夫子”［（５）］。
当时，曾国藩身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以精研义理名动京师。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的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治学标准外，增加了“经济”即经世致用之学这一条。李鸿章当时一方面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７）］，另一方面还受命校订曾氏所编《经史百家杂钞》。曾氏编此书的要义，在于体现自己的治学宗旨，将文章与政事相结合，以了解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经国治民。李鸿章在家书中盛赞：“曾公编此书，胆气颇大。［（８）］”这反映出他深受曾氏经世之学的影响。正因如此，曾国藩才会在乙丙之际（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即称赞其“才可大用”，并在１８４７年李鸿章考中进士后，将他与郭嵩焘、陈鼐、帅远ｙì＠⑤①并称为“丁未四君子”。［（９）］
李鸿章考中进士的丁未科，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且和李鸿章关系密切。是科正考官潘世恩，副考官杜受田、朱凤标、福济，李鸿章之房师则为孙锵鸣。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祖籍徽州、出身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１０）］，尽管他本人无论为官还是治学，都没有什么突出业绩，但他能在国运垂危的形势下，努力发现人才，早期他荐举过林则徐和冯桂芬，丁未科新进翰林中所以人才荟萃，与这位主考官也不无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这一层师门关系，加上潘氏祖籍徽州，因而潘世恩之子潘曾玮、孙藩祖荫均与李鸿章交情密切。潘曾玮后来直接参与安庆请兵的种种策划，为李鸿章淮军入沪和在苏南的崛起立下汗马功劳［（１１）］。潘祖荫与翁同和为“总角之交”，与李鸿章则时时信问，“相知甚深”，是与翁、李二人都很搭得上关系的重要角色。
李鸿章的房师孙锵鸣，字蕖田，浙江瑞安人，道光廿一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刘声木《苌楚斋三笔》中说他：“少年巍科，急流勇退，年未三十即罢官归里，坐享山林福者五十余年”［（１２），颇有名士风度。他乡试出翁心存门下［（１３）］，因而论起师门辈分，翁心存即是李鸿章之太老师。李鸿章在中试后，曾在孙锵鸣的带领下，前往拜访翁心存。据夏敬观《学山诗话》记：“道光丁未会试，学士（即孙锵鸣一引者）作房考官，李文忠鸿章、沈文肃葆桢，皆出其门。是科学士房中卷独少，甚为牢骚，一日领门生辈竭见太老师翁文端心存，文端善风鉴，首见李文忠，即大惊赏曰：是人功业在我辈上，以次见文肃，又激赏曰：当为名臣。汝房中卷虽少，得此二人，复何憾。［（１４）］”风鉴之说固不足信，但李鸿章为翁心存小门生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笔者最近从上海图书馆藏李氏未刊稿中，检出一封咸丰十年四月廿三日（１８６０年６月１２日）李鸿章在宿松曾国藩大营写给翁同书的信，信中自称：“鸿章会试出蕖田师之门，通家谊重，未敢以属吏之礼进。”同时他还提到“往岁供职词垣，曾亲炙中堂太夫子渥荷训诲，铭感弗谖。［（１５）］”另外，他在光绪元年十月廿三日、二年二月十一日致翁同爵、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二日翁同和信之落款均谦称“世愚侄”、“侄”和“世侄”［（１６）］，可见是以翁氏门人自承人。再据翁同书所编《翁文端公行述》，可知李鸿章在翰林院亲聆翁心存教诲的时间，当在咸丰元年底至咸丰二年间。
那么翁氏的讲学是些什么内容呢？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记道：“道光一代，祁（藻）、翁（心存）两文端秉国政，俱以实学为天下倡。［（１７）］”翁氏的“实学”，旨在调和汉宋，“汉儒之学如治田得米，宋儒之学如炊米为饭，无偏重也。［（１８）］”值得注意的是，翁氏治学同样也有着深厚的经世倾向。他在弘德殿授读时，“授经之余，尝举古今治乱成败为上晰陈之。［（１９）］”在当时内忧外患频仍的局面下，他大声疾呼，“尤以引拔人才为急”［（２０）］，江忠源、王茂荫、宋晋等均受过他的保举提携。而他却“未尝自以为名”。应该说，道咸之际，在湘淮系崛起之前，翁氏门弟之盛，堪称汉族大员之冠。
就科举正途而言，以往的史家，过多地注重由其父李文安和曾国藩的同年关系所带来的曾李师承，而将李鸿章自己出身的这一支师门渊源忽略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事实上，位高名重的太老师翁心存，给小门生李鸿章带来的影响，我们从一些行将湮没的记载中仍可看到蛛丝马迹。如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转引王ｋǎｉ＠⑤②运的话说：“李少荃生平服事翁二铭（心存字一引者），于曾蔑如也。……”又记述王ｋǎｉ＠⑤②运曾面诮李鸿章：“君推崇翁二铭过曾涤生，颠倒是非，故其子以此报。李但笑而不答也。［（２１）］”再联系薛福成笔记所记，李鸿章初入曾幕时，国藩以少荃态大才高欲折之使就范的记载［（２２）］，当亦不无可信之处。
三、翁、曾关系与李鸿章在其间的依违
道光末年曾国藩以精研义理名动京师，祁翁两文端“俱以实学为天下倡”，翁、曾之间，门派迥异。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由于肃顺的介入，使学派之争逐渐演化为政治派别的对立。
曾、肃之间，颇有渊源，“曾侯始起由穆鹤舫，大用自肃豫亭。［（２３）］”据《庸庵笔记》记：咸丰在世时，欲命胡林翼为两江总督，“肃顺曰：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２４）］”有学者认为，肃顺虽擢用一批湘军集团头目，但两者只有事实上的联系，并无特殊关系，并引欧阳昱《见闻琐录》里的一段记载，说肃顺被处决后，“藉其家，搜出私书一箱，内惟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２５）］”其实，这只能说明曾国藩的谨慎，并不能说明他与肃顺无染。就在曾国藩得知辛酉政变消息的前十天，［（２６）］他在“致澄弟沅弟”的信中还说：“沅弟信中决气机之已转，世运之将亨，余意亦觉如此。盖观七月十七以后，八君子（即指肃顺等八顾命大臣一引者）辅政，枪法尚不甚错，为从古之所难，卜中兴之有日［（２７）］”推而言之，曾国藩及湘军之起，肃顺实为有力奥援。否则的话，政变消息传来，曾氏也不会一连多日中夜不眠，“为之悚仄忧皇”了［（２８）］。直至若干年后，曾国藩在对亲信幕僚的谈话中，还以“天下事真无是非”［（２９）］来为肃顺鸣不平。亦可见两人关系绝非泛泛。
相反，肃顺对翁心存则极力倾陷。据陈澧《翁文端公神道碑铭》所记：“公屡掌户部，慎持大体。……心肃顺所为掊克事，皆力止之。肃顺大憾，每事相龃龉。公以足疾请假，旋请开缺。［（３０）］”翁同书在《翁文端公行述》中又记道：“府君既去位，而肃公方贵重用事，会户部钞票案起，遂兴大狱。欲以奇祸中府君。上知府君无它，卒不深罪。当是时，微上保全，几不测。［（３１）］”翁、肃之间，可以说得上是深仇大恨了。曾国藩既与肃顺亲近，自然与翁心存疏远。检索曾国藩书信，他当时与诸多经学大师均有书信往来，但与翁心存却并无通问。那么，经曾氏授业而又出翁氏门下的李鸿章，又是如何依违其间的呢？
李鸿章回乡办练和加入曾国藩幕府的经过，海内外治湘、淮军史和研究李鸿章的专家多有所勾勒［（３２）］，澄清了不少为笔记误传的史实。客观地说，对于招纳李鸿章入幕，曾国藩的态度是主动的，心情是欣喜的，并在书信和日记中多有流露［（３３）］。值得一提的是，笔者从坊间石印的《合肥李文忠公墨宝》［（３４）］中，曾觅得一封李鸿章于咸丰八年七月十五日（１８５８年８月２３日）写给曾国藩的亲笔信。这一天，正是太平军第二次攻克庐州城的当天，也是李鸿章决定携带家眷逃离庐州的前数日。因而这封带有总结和检讨意义的长信，对了解李氏这段时间的活动和心态格外显得重要。他在信中一方面对曾、胡等将帅“倡义旅于湘中，拂拭英奇，别树一帜”，表示由衷的敬佩和向往；另一方面，对自己办团练六年，一无所成，感到有负曾师的栽培和期许。他自认：“鸿章材质驽弱，不甚造就，无任事之力，徒有忧时之志，处桑梓兵燹，困心横虑，靡所补救。非其地、非其人，则无从学习也。［（３５）］”当时，由于前任皖抚福济调京，李鸿章面对家乡糜烂，急欲脱身，但又在北上入京和南投曾营之间犹豫不决。而曾国藩于八月廿日收到此信后，得知李鸿章因庐州二度失守流离失所，便立即“奉上菲资三百金”给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资，并给在南昌办理湘军粮台的李瀚章写信表示：“少泉弟肯来ｃì＠⑤③助，望即迅速命驾。［（３６）］”这一正式发出邀请的日子是咸丰八年九月十八日，而以前的有关史著，限于资料，对这一段史实均未能详及。
在李鸿章这封信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接任皖抚翁同书的看法：“新中丞翁月舫前辈，似尚思实心整顿，然此地实不易为，鸿章不能再从事于漠不相知之人。”［（３７）］
他为什么要对曾国藩做如此表白呢？其一，根据前引李鸿章一年半后写给翁同书的信，当时二人无缘见面，相知不深。其二，李鸿章回乡办练，既有“以翰林知兵”的美誉，也有“专以浪战为能”、“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谣诼纷纭，谤＠⑤④屡起，几不能自立于乡里。［（３８）］”鸿章自己也承认：“展转兵间无所就，久，乃谋去。［（３９）］”当时，皖抚福济也是他的老师（丁未科副主考），其境遇尚且如此。何况接任的翁同书，只是与他并无一面之交的“世伯”，是以李鸿章要感叹“此地实不易为”，并下决心离开了。其三，早在李鸿章回皖办练之初，即得到曾国藩的一再勉励，曾氏并以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坦诚相告，足见期望之殷；李鸿章则因办练无成，反要投靠他，自不免愧汗交集。他对曾、翁师门不睦，想有所知，故作此试探性的表白，以期曾氏之接纳。因而收藏此信稿的李氏门生黄书霖在信稿后附有一首意味深长的感怀诗：“相业渊源一贯之，丈夫羞作乞怜辞（原注：书起咸丰戊午，公正穷困，依人不屑，俯首作怜语），安排四十余年事，珍重茅屋不出师。［（４０）］”既然师恩深重，保由俯首乞怜？其内情，黄浚一语道破：“言李文忠视曾蔑如，亦可信。盖曾李路数各别，文正成名早殁，合肥于身后崇之，以视渊源耳。［（４１）］”
正是由于曾李“路数各别”的原因，李鸿章在曾幕中不见知的情况，确实存在（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话说回来，尽管李鸿章在入曾幕前把翁同书说成是“漠不相知之人”，但他入幕后，自己却亲笔修书与翁大拉关系，并且还于咸丰九年九月十五日代曾起草“致翁同书”函，为两家修睦转圜［（４２）］。
四、李鸿章代劾翁同书之诸疑点
曾国藩劾翁同书一案，本为寿州事变而起，苗沛霖之不可抚，早为湘系将帅之共识。寿州事变发生，曾国藩对翁同书的做为，当即表示不可理解和十分气愤，他在致豫抚严树森的信中指出：“苗逆狂悖，罪不容诛。翁中丞始则屡疏保其忠良，以贻养痛之患；继则屡疏表其必叛，以著先见之明；逮苗逆围寿七个月，又屡疏请援请饷；不谓城破之后，既不能引决殉难，反具疏力保苗逆之非叛，团练之有罪，是非颠倒，令人百思不解。［（４３）］”其后，他在给李桓、袁甲三、李瀚章、李续宜、叶兆兰、毛鸿宾、毓科、黄赞汤诸人的信中反复陈述这一观点［（４４）］。应该说，他对劾苗一事是深思熟虑的。那么，为什么他迟至次年正月初十日才正式上疏呢（其时翁同书业已去职）？原因有两条：一是曾国藩为人行事懦缓［（４５）］。每有大计常思虑再三、犹豫不决。十一月初，他在接到同年好友、湘抚毛鸿宾的严肃批评后，仍不能下定决心。请看他十一月初八给毛鸿宾的回信：“……翁药房往年屡保苗沛霖之忠良，今春屡劾苗沛霖之叛迹，……此等行径，鄙人颇思抗疏严劾，则又以愚陋如仆，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方自攻其恶不暇，不欲更翘人短以炫己长，以是徘徊未决，祈阁下代为詹尹之卜，何去何从，早惠南针。弟于身家恩怨无所顾惜，所疑者，虚名太盛，又管闲事，恐识者斥为高兴耳。［（４６）］”二是当他下决心疏劾时，辛酉政变发生，肃顺一派倒台，翁心存得以复出。曾国藩既恐因肃顺事件殃及自身；又恐因疏劾不当而得罪当道。是以迁延观望，直至确认自己站稳地步后，才予以出奏，这也是老于政事者的惯常手腕。
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在这件事情上的参与与否。
首先，庄练先生所引一士随笔的记载，尽管言之凿凿，甚至连细节都历历如绘，但毕竟只是笔记小说家的一家之言。笔者孤陋，检索其它史籍，均未发现有关李氏代草的记载。野史笔记之言，既有道听途说之拾缀，又有记述者本人的想象和渲染，本不足为信史，须和当事人的原始记载相征引，方能昭信于众。庄先生以一条未加旁证的笔记资料作为通篇立论之根据，是否显得有些唐突呢？此疑点之一。
其次，曾氏为人精细，一般事情在他笔下均有记载，如前述确定为李代作之九年九月十五日致翁同书函，即在曾两天后致郭嵩焘的信中找到答案［（４７）］。又如十一年十月廿三日，曾国藩“接廷寄一道，仍为苗沛霖一事，未及金安清事，因至少荃处，请其作复查王、薛、金一折。”［（４８）］并未言及劾翁。这些记述中，请何人作何事，均十分清晰明了。再来看曾氏劾翁前后之记载：同治元年正月初八日“申正归。改折稿一件，未毕，夜改一折一片，三更毕。”初九日“早饭后核改一折二片，又自作军情片稿一件。夜改折稿一件，二更毕。”初十日，“午正发报三折，四片。”［（４９）］包括劾翁之片在内，均由曾氏亲自改定上报，似未假手他人。值得注意的，从初七至初九日，李鸿章并未露面（曾氏每日与何人接谈，均有记述），直到初十日中午将片发报后，才有曾氏“傍夕与少荃一谈”［（５０）］的记载。在初七日之前，检索曾氏所有日记，也并无请少荃代拟的记录。而在李鸿章方面，从现存李氏已未刊函稿来看，唯一提及此事的是他于元年二月初八日与李桓通报情况时，轻描淡写的一句：“昨因参劾翁仲一疏，圣明谴及午帅（指袁甲三一引者）”［（５１）］。李桓是李鸿章的同年好友，李家迁居江西，他曾多方照护，鸿章在与其通信中，多有真情流露，但此信中亦未言明此疏为何人所作。此疑点之二。
再次，据《续修庐州府志》记载，曾国藩正式下札招募淮勇是在十一年十一月［（５２）］，从此时起，李鸿章主要的工作就是招募和编练淮勇，而接手幕府文案的，一是洪汝奎（琴西）、一是李鸿裔（眉生），主要是李鸿裔。这在曾氏日记中也有明确记载。李鸿章既已受命组军，军务繁忙，以同治元年正月上旬，他忙于迎接新募淮勇来安庆，向湘军各部求兵借将的情形看，李似乎不大可能再为曾国藩作草疏的工作［（５３）］。此疑点之三。
从另一方面讲，祁门之困后，曾国藩接受了行事懦缓的教训，每有大计常常与李鸿章商量，此已为多数史家所揭示。以李鸿章明快果断的作风，奏劾一事必不致拖延三个月之久。稍为合理的解释就是，曾国藩碍于翁李师门渊源，并未让李鸿章与闻其事。而在翁同和，据其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所记：“得徐毅甫诗集读之，必传之作（自注，毅甫，名子苓，乙未举人，合肥人，能古文）。盖尝上书陈军务未见听用，虽加体貌而不合以去，弹章疑出其手，集中有裂帛贻湘乡之作也。［（５４）］”他将捉刀者的疑点集中到了咸丰十一年冬加入曾幕的徐子苓身上，而并未怀疑李鸿章。翁李两家，在从同治到光绪的长时期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私谊（关于此，笔者将另拟《翁、李关系与晚清政局》详述）。因此，在没有找到确切的文献记载之前，《一士随笔》所述李鸿章代劾翁同书一案，确实尚有诸多存疑之处。
再退一步讲，既使李鸿章有着某种程度的参与，也只是奉命行事，如张祖翼所说“公事公办，并非私见也。”［（５５）］同样，翁同和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既没有在“劾翁事件”的直接仇主曾国藩死后对其子孙有任何报复行为，也断不至于因政见不同而对李鸿章“好蓄小怨”，落井下石，以私害公。
一得之见，是否有当，恳请专家指正。
注释：
（１）（２）庄练：《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华书局版，中册第７页、第１１０页。
（３）（台湾）苏梅芳：《李鸿章自强思想之研究》，第一章，思想性格的形成。
（４）贾熟村：《李鸿章与曾国藩的特殊关系》，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十二辑。
（５）（７）（８）《李鸿章家书》第７页。
（６）《曾文正公杂著》，卷４，第６页。
（９）《曾国藩全集》，书信，第３１５页。
（１０）潘世恩之祖籍徽州，参阅许承光：《歙事闲谭》，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１９８５年版。
（１１）参阅冯桂芬：《显志堂稿》，卷四“皖水迎师记”。
（１２）刘声木：《苌楚斋随笔》，卷一，第８页。
（１３）（２０）孙衣言：《翁文端公墓志铭》，《续碑传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卷四，第８１７页。
（１４）夏敬观：《学山诗话》。
（１５）上海图书馆藏，李鸿章未刊函稿００１册。
（１６）按：引三信均刊于《朋僚函稿》，卷十五、卷十六、卷二十，其落款称谓为吴汝纶编时所删，现据未刊稿予以说明。
（１７）钱仲联：《梦苕庵诗话》。
（１８）（３０）陈澧：《翁文端公神道碑铭》，《续碑传集》，卷四，第８１６页。
（１９）杨彝珍：《翁文端公神道碑铭》，同上。
（２１）（２３）（２９）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第１３６页。
（２２）（２４）薛福成：《庸庵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版，第１２页，“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
（２５）龙盛运：《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版，第２８２页。
（２６）曾氏得政变浙江是在咸丰十一年十四日，见《曾国藩全集》，日记，第６８４页。
（２７）《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７９５页，十一月初四日函。
（２８）参见《曾国藩全集》，日记第６８４——６８５页。
（３１）翁同书：《翁文端公行述》，同治刊本，第１３页。
（３２）这方面的著述有雷禄庆：《李鸿章新传》；苑书义：《李鸿章传》；李守孔：《李鸿章传》；李守孔：《李鸿章赞襄湘军幕府之表现》；王尔敏：《淮军志》等。
（３３）参阅《曾国藩全集》，日记，第３３３——３３６页。
（３４）《合肥李文忠墨宝》。（藏安徽省社科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系李氏门生黄书霖所收鸿章致曾国藩信札手迹，共２８通，续民国七年石印本，起自咸丰八年，终至剿捻时期，均为《朋僚函稿》所未收，不少为李在曾幕期间所写，颇有价值。
（３５）（３７）此即《合肥李文忠墨宝》之首信，写信日期为咸丰八年七月中元日，曾收到之印戳为八月廿日。
（３６）《曾国藩全集》，书信，第６８２页。按此函题为“加李元度片。”内容则是写给李瀚章的，标题似误。
（３８）刘体智：《异辞录》，第２３、１０页。
（３９）《合肥李氏三世遗集》，李文忠公遗集，卷四，“张印塘墓表”。
（４０）《合肥李文忠公墨宝》。
（４１）《花随人圣庵摭忆》，第１３８页。
（４２）李在前引致翁同书函中，并以世谊关系为其侄放官求情：“舍侄处州府经历李经棠、赴辕验看领凭，伏恳饬吏速办，无任感悚。”据《李氏宗谱》，李经棠系李文安长兄文煜之长房（章民）长孙，为鸿章堂侄。另参见《曾国藩全集》书信二１０６５页。九年九月十五日致翁同书。（此信为李代曾所作）。
（４３）（４４）（４６）《曾国藩全集》书信二，第２２７３页。参见第２２７５——２３００页各函，第２２９８页。
（４５）此系李鸿章和周腾虎对曾的批评，李回到曾幕后，据曾氏十一年六月廿八日记：“与少荃久谈，至二更三点始散。论及余之短处，总是懦缓，与往年周ｔāｏ＠⑤⑤甫所论略同”（《曾集》，日记，第６３６页。）
（４７）按：此信作于九月十五日，两日后，曾在致郭嵩焘信中云：“国藩自至巴河住帐棚，即小有不适，日内腹泻、头疼、禁荤，多倩少荃代为答书。”是以认定，致翁同书函亦为李代作。
（４８）（４９）（５０）《曾国藩全集》，日记，第６８７页、７０８——７０９页、７０９页。
（５１）《朋僚函稿》，卷一，第五页。
（５２）《续修庐州府志》，兵事志下，卷２２，该条原注出自曾国藩咨札稿。
（５３）据周馥自著年谱记载，咸丰十一年十月“余至安庆，十一月入李相国营，相国初不识余，因见余文字招往办文案。”可见当时李鸿章已建立独立的营务处，进行招募淮勇的事宜了。
（５４）《翁文恭公日记》，庚午，七月廿二日记。
（５５）坐观老人：《清代野记》。巴蜀书社版卷上，２１页，“翁李之隙。”［按：坐观老人即桐城张祖翼（字狄先），别号梁溪坐观老人。］
（文章来源：《安徽史学》1994年第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