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受到正统文学史叙事的影响，学界对当年的“文白之争”往往满足于粗疏笼统的“文言反动”“白话先进”的对立判断。其实，“五四”的思想故事绝不是仅靠一家之言就能撑起的历史叙事，而需要以“群言”的方式对细节进行不断填充。《重撰“五四”：在语义与场域之间》摒弃了单一历史主体的正统叙事，通过呈现“五四”场域中多元主体的思想表达与文化体验，强调文白对抗叙事在中国文人特定生命场域中丰富的语义内涵，并以此打开重撰“五四”的历史空间。作者在语义与场域之间打捞历史记忆，以此重撰“五四”，这既是对学术话语的重塑，也是学科体系再造过程中学术研究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重撰“五四”;文学革命;语言学转向;
作者简介：张宝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河南大学高等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Old Title and New Research: Looking for Time and Existence in the Sense of Literary History
Zhang Baom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enan University
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narrative of orthodox literary history, the academic circles are often satisfied with the rough and general opposite judgment of “classical Chinese reactionary” and “advanced vernacular”. In fact, the ideological story of the May 4 th movement is not a historical narrative that can be supported only by the words of one school, but needs to be constantly filled with the details in the way of “group words”. Rewriting the May 4 th Movement: Between Semantics and Field abandons the orthodox narrative of a single historical subject. By presenting the ideological expression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of multiple subjects in the May 4 th movement field, it emphasizes the rich semantic connot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vernacular confrontation narrative in the specific life field of Chinese scholars, so as to open the historical space of rewriting the May 4 th movement. The author retrieves the historical memory between semantics and field to rewrite the May 4 th Movement, which is not only the re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but also the only way for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Keyword：
rewriting the May 4th Movement; literary revolution; linguistic turn;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时刻给予人类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五四”便是如此。它开始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天（1919年5月4日），在后来的纪念言说中不断被增添“新意义”1，遂成为文学启蒙（文学革命）、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政治启蒙（学生运动）等等不一而足并为后人憧憬仰望的启蒙神话。这一启蒙神话愈是流传广远，愈是以一种斩钉截铁的方式试图传递出某种历史的真实，惠赐于“五四”而降生的新文学也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正统叙事。在百年发展过程中，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不断拓展，“五四”文学研究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根基所在，愈发呈现追寻多元、力求超越的姿态。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自我反思的勇气与实践，这不是一味求新的无根游谈，也并非昙花一现的标新立异。面对繁花似锦、积淀深厚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五四”文学研究更需扎根历史土壤，保持恒心定力，聚焦核心问题，开拓学术视野，这是阅读金勇新著《重撰“五四”：在语义与场域之间》（以下简称《重撰“五四”》）的感想。
“五四”文学革命是一个传统学术话题，说它传统，潜藏着说不尽的意味。受到正统文学叙事的影响，人们对当年的“文白之争”往往满足于粗疏笼统的“文言反动”“白话先进”的对立判断。其实，这项研究远未充分展开，甚至基础的工作也没有做好。我们不禁追问：什么是古代文言的特质？古代文人如何采用“文言”建构文学的意义空间、体现叙述逻辑？“五四”催生的语言转向如何与特定的思想场域相关联？要解答这些问题，只有深入触摸“五四”思想现场的各种声音，经过细读的具体探究后，才能产生比较靠得住的结论。《重撰“五四”》这本书，探讨文学革命进程中对语言意涵的高度自觉，强调文言、白话对抗叙事在中国文人特定生命场域中丰富的语义，由此彰显出自己的特色。
一、以“百年”为经，重审“五四”的语言转向
有学者曾言：“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2汉语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经过“五四”文学革命，不仅其内部要素，即语音、词汇、语法发生了变化，它反映的外部事物，如典章制度、风俗习惯等也发生了重大变革。《重撰“五四”》这本书虽以文学立论，但压在纸背的关怀，更多是“废文言”“倡白话”的语言变革运动给中国知识人带来的思想阵痛。要知道，书写语言对于文人而言绝非简单的语言书写形式，而是一种进可参与现实、退可抚慰心灵的“有意味的形式”。“五四”文学革命，意在以语言变革改造人的精神世界；文学革命中的“文白之争”体现的，恰是中国知识人对书写语言的选择背后思想谱系之间的编织及冲突关系问题。在“五四”百年之后，回望文学革命的峥嵘岁月，重访“五四”的语言转向，既在历史中寻经验、求规律，也在历史中找到前行的方向和力量。
对“五四”的语言转向进行重审，需要拉开一定距离才能看得清楚。这也是作者在行文中一再用“百年之后，重临‘五四’”“百年回望‘五四’”等表述的原因。当今时代，学术经受着“短期主义”的困扰，现代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注重短平快，普遍缺乏一种看待和思考问题的长远眼光，仅仅满足于学术热点和短期利益。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人们很难把握和解释变动不居的生活世界，特别是在面对未来时，由于缺少对重大问题的长时段考察和反思，人们丧失了应有的洞察力和决断力。为什么100年的视野比10年的更好？为什么长时段的历史对于理解导致我们充满冲突的今天的多重经历是必要的？从时间向度上来看，长时段的思维方式最终指向未来，而危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未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需要到历史中去寻找原因。
依据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短时段考察的是事件史，而长时段考察的是历史脉络，即使考察“五四”等事件也是将其放置于历史发展的脉络之中加以审视。“五四”文学革命已经百年，现在能够更客观地予以阐释反思。文言与白话是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主要叙事，我们的文学史叙事中是简单的线型叙事，把语言放在进化论的车轮上加以审视。百年之后，我们已经摆脱进化论的迷魅，开始认识到事情的发展并非以“进化”为线索便能解释清楚，所谓的“必然”其实也没有多大的解释力。“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是由语言、文学、文化、教育、内政、外交等多种因素促成，多因素交错编织，颇有风云际会的味道。以白话代文言的文学革命，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甚至不可复制的状态。我们后人回看历史的时候去分析这些因素，当然会去剖析到底什么因素最重要。长时段的历史思维有助于文学史研究克服几十年来“白话先进”与“文言反动”的学术论调，去客观回顾历史中多元存在的思想状态，去展望和创造一个更为积极的未来。
借助“长时段”理论，我们才可以超越自己的未见，看清“五四”文白之争带给知识人的历史悲情。中国传统的文言文乃是现代白话文的源泉，二者是母与子的关系。“新青年派”激进情绪下的同仁所作出的“抽刀断水”式的决断，带有硬性的“左”性作派3。所有的理性化启蒙色彩都为这一情绪化气质所掩盖，新旧文学传统的重新确立充分体现在文白的决裂上。传统与现代、古典与当代的人为切断，为现代性焦虑提供了严酷的证词。这一语言焦虑，其实是一种深层的人类自我主体性的焦虑。晚清以降，帝国列强一闷棍一闷棍地打下来，把中国知识人的文化自信打得七零八落。危急存亡的匆迫感，让知识人到药房乱抓药方，竟然喊出了“汉文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钱玄同的话历历在耳：“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4“恨铁不成钢”的启蒙焦虑，让“五四”启蒙先贤表现得深刻与片面、理性与情绪、进步与偏执。当然，百年之后，汉文没有灭，中国也没有亡，但必须看到我们的语言发生了重大转向。自“五四”之后，白话语言蓬勃发展已有百年，如今我们早已适应现在的白话书写方式，对白话语言习以为常已经无甚感受。“五四”文学革命导致的语言转向不仅改变了书写方式与书写观念，整个国人的思维与行为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作者在文稿中，也谈到了从“含蓄”到“直白”的语言转向，导致了国人情感结构的变化。这种从书写方式到情感结构的变化，让我们评判“五四”语言转向问题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用现行的书写观念和思维方式去观察判断。如果没有充分自觉，难免用现在的价值尺度去衡量当时的书写观念，难以体察理解古代文言书写方式与书写观念的本意真相。重提“文言”的价值，也是从语言角度考察历史、恢复历史性的重要视角。
二、以“场域”为纬，重访“五四”的思想战场
重访“五四”，那些暗淡了的“刀光剑影”与远去了的“鼓角争鸣”，一如既往地回到我们的视野和耳际。借助“长时段”理论重访“五四”的思想战场，并非重复那一成不变的文学史叙事范式，而要反映出包罗文学革命论战多元主体的“整体”，让文学革命论战主体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作用所形成的结构和功能关系得以体现。要反映出“五四”文学革命内外的“整体”，必须清理“胜王败寇”的叙事理路，借助场域理论从横向关系进行研究，把处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主体网络呈现出来。《重撰“五四”》强调历史不是各种事件按着某种逻辑、遵循线性时间、奔向既定目标的“自然历史过程”，而是不同层次的论战主体和思想议题的叠加。历史的动力不是一两种决定的因素在起作用，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也不是英雄人物的“独唱”，而是多声部“合唱”的结果。
《重撰“五四”》摒弃了单一历史叙事的传统手法，通过呈现“五四”场域中多元主体的思想状态与真实环境，与胡适所主导的正统叙事内容形成反差，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被遮蔽的问题本身，在现代语境下填补其他主体对历史细节认知的空白。“五四”记忆的诞生绝不是仅靠一家之言就能撑起叙事脉络，而是以“群言”的方式对细节进行不断填充。从小的方面讲，“新青年派”内部的个体之间在“态度同一性”下有着不同思想谱系的差异与对抗；从大的方面讲，“新青年派”“学衡派”“甲寅派”“鸳鸯蝴蝶派”中的每个团体作为一个历史的存在者都处于某个传统和文化之中，并因此而居于某个视域之中。一个视域就是一个人的生活世界。每一个叙述者都有自己的声音特征、表达个性和言语逻辑，受众对“五四”文学革命面貌的接受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理解过程中的情感认同度。在这场白话代文言的书写体变革运动中，知识分子无论选择文言书写，抑或选择白话书写，都渗透着各自的深层逻辑思考与理论探求。
“五四”文学革命通过语言“断裂”来实现现代性最大化的演进，同时也暴露出中国语言文学在走向现代性过程中手段的残酷性。它不但导致了中华传统母语的巨大阵痛甚至是非正常死亡，而且还使得现代文学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新青年派”在文学革命中表现出的片面、偏执和情绪化，其实在“五四”便遭遇了多方的批评。只是我们以前将其视作新文学的反动，对其思想理路并不重视。而这在《重撰“五四”》一书中有着较为丰富的呈现，呈现了林纾、学衡派、甲寅派、鸳鸯蝴蝶派关于文白之争中的“民主”“科学”“审美”“经济”等问题。例如书中写到面对新青年派所倡导的以语言规训思维的科学主义文学观，学衡派的胡先骕便指出：“（文学革命倡导者）每以自然主义、写实主义之勃兴归于科学，在思想史之演进观之，诚非虚语。然吾以为此非科学自身之罪，而为误解科学误用科学者之罪也。”5针对新青年派片面求新的“唯新主义”文学观，甲寅派章士钊云：“新之观念，又大误谬。新者对夫旧而言之，彼以为诸反乎旧，即所谓新。今既求新，势且一切舍旧。不知新与旧之衔接，其形为犬牙，不为栉比，如两石同投之连线波，不如周线各别之二圆形。”6学衡派吴宓也提出自己的意见：“以学问言之，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其发达也循线以进，愈久愈详，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因之，若论人事之学，则尤当分别研究，不能以新夺理也。”7
在此意义上，《重撰“五四”》将事关书写体变革的各方知识分子纳入研究视野。只有对林纾、学衡派、甲寅派有了“理解之同情”，才能客观地认知他们的文学理论和学术观点。在“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的当口，各方观点都有呈现。但既有的文学史叙事，往往标举以新文学为主导的叙事模式，进而将白话赋予自由、民主、平等等现代性元素，而将文言赋予等级制度、愚昧落后、附庸风雅等名头，将坚持文言的林纾、学衡派、甲寅派都扣上了“反动的帽子”。百年回望，需要超越既有的文言反动、白话先进的传统叙事，应该将各派文学理论观点纳入考察视野，以平等的态度去认识评价。在谋求现代性发现的“五四”语境中，各种观点都可以有，但后学要把事实讲清楚，把各派的理论内涵讲清楚。不仅要把林纾、学衡派、甲寅派等文学理论讲出来，还要交代它的历史脉络和知识背景。一个文学理论，即使是被冠以“反动”的文学理论，也有其生成语境与过程。弄清一个观点发生的来龙去脉是文学史乃至其他“史”的基本诉求。就目下诸多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编著的情形来看，把理论生成的语境抹掉是常态，往往只将那个理论观点打上“反动”“错误”的标签，而究竟何以如此则不甚了了。这样一来，先入为主就成了后学研学著述的起点。有鉴于此，《重撰“五四”》通过梳理这场语言变革的发生场域，挖掘各方立场选择的深层思想谱系，并不是发明或遵循某种理论去评判文言、白话各方孰对孰错，而是以此来深入把握知识分子的书写语言选择。
三、以“问题”立论，重撰“五四”的启蒙文章
作者呈现文言、白话论争中多副思想面孔交相混杂的历史真实，思考文白变动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史造成的影响，以期为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演进提供一个新的历史注脚。这个愿望是宏大的，但面对浩瀚的“五四”文献，每个人都难免会感叹个人学力的有限性。好在作者没有从宏观角度去开掘，而是以问题意识为牵引，从一个个小问题切入文学革命的思想议题，试图从多维度去审视“五四”的发生历史。需要了解的是，问题意识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们只要明白了新文学发生时的情形就可以窥斑见豹了。以当时新文学的本质在于思想革新为最后的底牌的史实，如果今天我们讨论“五四”新文学诞生的历史，谁也无法摆脱思想史来单纯讨论现代文学史。罗常培先生曾指出：“语言学的研究万不能抱缺守残地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资料以内，必须要扩大研究范围，让语言现象跟其他社会现象和意识联系起来。”8以此观照“五四”语言转向，此中蕴含了文学、伦理、思想等多维的历史真实，有谁能“剥离”历史而单向地将“问题”梳理清楚呢？《重撰“五四”》在解构“五四”文学革命正统叙事的同时也在建构微观历史细节，通过每个独特的问题碎片汇聚而成一个完整事件的真实回顾。问题意识如同树的“根”与“藤”，由此可以花开数朵，结出“数果”（硕果）。从事学术研究者可以根据兴趣各摘一枝，也可以独占花魁，一手多拥。问题意识让作者致力于勾陈探微，但长时段的视角，让他又没有停留在细枝末节和表象上驻足不前。金勇的书稿都从一个个小问题切入，碎片化的学术议题，但始终不离“五四”，不离文学革命，同时以一种“切问而近思”的状态去贴近历史，贴近生活，以沾着泥土、带着露珠、冒着热气的小问题展现大学术，把文学革命百年反思作为学术研究的生动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我想再次重申我的观点：“只有小题目，没有小学术。”
随着“五四”研究日趋深入，课题细化、专题性探究，诚不可避免。但“五四”研究如果从观念到观念，从理论到理论，仅仅停留于大而无当的宏观论述，而缺乏坚实的史料细读功夫和专题研究基础，便会走进为细而细、为专而专的死胡同，既不利于自身学术能力提高，又难以实现研究课题更大的社会效应。《重撰“五四”》不排斥宏大的理论，但同时深入到历史的微观、具体的概念问题中，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再现丰富多彩的历史，以期收到“一粒沙可见世界，一滴水可见海洋”的效果。作者探讨的看似“五四”文学革命中的细微之事，但恰恰能展示文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微观层面的叙事能让我们更好感受具体历史情境。赵汀阳曾经提出问题的相关性问题：“如果我们试图解决某一个问题，就不得不去同时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哲学所思考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互相连着的，以至于只要单独去思考某一个问题，就会破坏这个问题，甚至破坏其他问题。”9文学概念的生成发展往往被过去、现在、未来的语言标志切分成不同的场域，而这些既“断”且“续”的场域形成对话、互动或相互制约的关系。“五四”新文学在语言中所呈现的张扬与衰微，在文学革命中来自不同思想阵营的知识人提出的不同理论主张，共同构成了“五四”文学革命过程中的千姿百态。《重撰“五四”》整理与表述不同思想阵营的知识人的理论坚持和生命承受，在情感与理性、历史与现实的交融中深化书写语言变革背后深层思想谱系的颉颃对抗。如此这般才能彰显“五四”文白之争的复杂之处。
《重撰“五四”》的研究任务重在打通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界限，在后顾与前瞻中察考古今之变、运筹未来之势，其问题意识也体现在对启蒙者的思与言、知与行之间的矛盾问题上。“五四”文学革命启蒙主义使“一切自然的东西服从于专横独断的主体”“启蒙主义也可以退化为一种神话，使启蒙者丧失自我，丧失对世界的个人感知而服从于专断的理性”10。阅读康德、福柯、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人的启蒙论述，对于检视“五四”文学革命中的启蒙路径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五四”文学革命是在思想启蒙的逻辑理路下进行设计推行的，启蒙者满怀思想的果敢和道路的自信，但也留下了诸多阙失有待后人鉴别反思。以问题意识来重撰启蒙文章，必须看到，虽然人文学科的问题意识是必要的，但这并不等于我们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得到一个确切的答案，这也是很多学术工作者容易忽略的问题。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人文科学工作者的启蒙工作只能在悖论中追问或者说寻求意义。有人曾说：启蒙发展到今天，最应该被启蒙的就是那些自命为启蒙者的知识分子。初闻此言惊愕不已，细思之后又不免更加深了对启蒙者的“理解之同情”。启蒙是一个世世代代不断重新开始的战斗。启蒙的过程是一个言说过程，也是一个意义阐释的过程。意义的问题正是在知识人的摇摆、拷问、共鸣中进行，它可以是心理痛苦的缓解、紧张的放松，也可以是快乐的扩张、幸福的多元，甚至还会是信念的获得与放弃11。其实，说到底，不管是“五四”启蒙者的知识言说还是后学对于“五四”启蒙者的历史反思，是苛责式的评判还是理解式的同情，考验的都是知识分子的学术良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学术良知比启蒙以及其他贴上响亮并醒目的外在标签都重要。毕竟，思想的宽容、心灵的理解、互相的关爱、情感的升华是人类应有的通感，也是人类启蒙共同追求的价值主题。
重撰“五四”，在语义与场域之间打捞历史记忆，是学术话语的重塑，也是学科体系再造过程中学术研究的必经之路。缺乏自我、领悟、跨度、对话的展开与延伸，不可能有这样的文字和书写。
（《重撰“五四”：在语义与场域之间》，褚金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
注释
1[1]李大钊：“我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李大钊：《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载《晨报》1921年5月4日。
2[2]韩军：《没有“文言”，我们找不到回“家”的路》，载《中国教育报》2004年4月22日。
3[3]1917年5月1日，《新青年》3卷3号上刊登了胡适与陈独秀关于文学、白话问题的公开信。针对陈独秀的“不容匡正”之武断，胡适表示了异议，而陈独秀仍固执一词：“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张宝明：《“文白不争”引发的历史悲情——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看现代性的两副面孔》，载《学术界》2005年第2期。
4[4]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一卷）第166-16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5]胡先：《文学之标准》，载《学衡》1924年（7月）第31期。
6[6]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载《新闻报》1923年21、22日。
7[7]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载《学衡》1922年（4月）第4期。
8[8]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第93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版。
9[9]赵汀阳：《一个问题或所有问题》，载《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1期。
10[10][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1[11]张宝明：《问题意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的交叉点上》，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作者：张宝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刊：《社会科学论坛》2022年第0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