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重點是當代中國社會的基本構成、社會建設和社會生活變遷。社會構成主要包括人口、家庭、社區、階級、單位、群體等，其所形成的一些特徵，反映了社會結構在當代中國的變化，影響了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展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社會建設是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保障社會正常運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舉措。社會變遷重在反映社會生活的變化。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應以剖析社會結構為基礎，以論述社會建設為核心，以揭示社會生活變遷及其規律為目標。
關鍵字：當代中國；社會構成；社會建設；社會生活變遷；
中國當代社會史應研究什麼？研究框架如何構建？內容如何深化？至今仍是見仁見智的問題。現結合自己的研究，談一點認識。
一、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物件
如何研究社會史，社會史研究什麼，學人在以往的社會史研究中表達了不同認知。有人認為，“社會史的對象，應該說是社會整體發展的全過程，其研究範圍極為廣泛”。有人認為，社會史研究的物件，“不是包羅政治、經濟、文化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現象的歷史，而是研究人類有史以來賴以生存並必然結成的社會本身的歷史”。人們關於社會史研究物件的不同認知，同樣反映在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中。從近幾年出版的兩部具有通史性的中國當代社會史專著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這一點。
一部是張靜如在2011年出版的5卷本《中國當代社會史》。張靜如是較早宣導研究中國現當代社會史的學者。在早先出版的論著中，他表達了關於社會史研究物件的見解，認為“社會史是一門綜合性學科，是歷史學中層次最高部分，立于各類專史之上”，“研究社會，必須考察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考察社會組織、社會階級和階層、社會關係、社會意識形態、社會心理、社會生活方式、人們的思維方式、社會習俗，等等。總之，研究社會，就要研究物質和精神生活諸方面。所以研究社會史，也就是研究社會生活諸方面之史的演化和變遷。所以社會史的物件，應該說是社會整體發展的全過程。”張靜如主編的《中國當代社會史》完全沿襲了他的上述觀點，主要探討了中國當代社會的經濟、政治、教育科學文化、外交、人口婚姻家庭、階級階層、物質生活方式、社會意識。
另一部是李文在2016年出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1949-2012）》。他認為，“中國當代社會史是作為中國現當代史的一個分支學科出現的，它研究的是當代社會層面的發展變遷及其演化規律。具體說來，它是以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和和諧社會建設為主線，以中國當代社會史學科體系構建和專題研究相結合，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整體佈局（包括政治建設、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全面考察當代中國社會，包括社會政策、社會變遷、社會構成、社會生活、社會思潮、社會文化以及社會問題及社會治理等。”李文關於當代社會史研究物件的認識也反映在他主編的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中。該書探討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社會改造、全面探索開啟後的社會建設曲折發展、撥亂反正與偉大歷史性轉折下的社會調整、全面改革推動下的社會巨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中的社會變革、新世紀新階段的和諧社會建設和社會管理。
張靜如和李文的著作，分別反映了他們在研究中國當代社會史物件和內容上不同的認識。張靜如試圖把當代中國政治、外交等內容都納入社會史研究中，力求反映當代中國社會整體發展的全過程。李文則認為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物件只是當代社會層面的發展變遷及其演化規律。張靜如關於社會史研究物件的論點過於寬泛，如把政治、外交等內容置於社會史研究體系中，則與一般的通史區別不大。李文關於“社會層面”的解讀，仍有討論的空間。
李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緒言”中闡發了什麼是“社會”，並據此構建了當代社會史的研究框架，認為：“‘社會’素來有‘大社會’、‘小社會’之分。如果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佈局是個‘大社會’，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中的‘社會’與這個總體佈局中的‘社會建設’內容大致相當，所以是個‘小社會’”。“從國家層面考量，社會建設服從於社會發展戰略或規劃的統籌安排……需要指出的是，社會發展戰略中的‘社會’是個‘大社會’，本書在闡述時只是重點強調其中涉及‘小社會’的內容。”據此，李文認為當代社會史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社會構成、社會管理、社會事業、社會生活、社會心態等。這些內容都是“小社會”的內容，與“社會建設”內容大致相當。把中國當代社會史內容簡單概括為“社會建設”，是需要討論的。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完全可以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建設史》。
那麼，該如何確定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的物件呢？社會史作為社會學與歷史學的交叉學科，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它區別於其他社會學科的一個顯著特點，即從社會學視角觀察人類歷史上的社會。因此，社會史必須首先從社會學的視角剖析人類歷史上社會的基本構成及其發展。然而，社會史的研究任務不能僅限於此。社會史的根本目的在於揭示社會自身在歷史上的運行狀態、作用和地位及其發展規律。因此，社會史研究的另一重要任務，即要研究歷史上社會的基本運行狀況。所謂社會運行，是指由各種社會關係構成的社會系統，按照一定規律變化和發展的過程及結果。因此，從社會學的視野描述、總結歷史上人類社會運行軌跡，也就成為社會史研究的另一基本任務。
社會史既不是那種把社會、經濟、文化，以及社會組織、社會關係、社會心理、社會生活方式等都包羅在內的所謂的“綜合性學科”，也不是僅僅只反映社會層面某一方面的專題史，而是從社會學的視角觀察歷史上社會的一門專門學科。社會史的研究物件是人類歷史上的社會構成狀況和社會運行狀態，其研究任務在於揭示歷史上的社會自身發展、變遷的過程及規律。隨著社會自身的發展，社會史研究的物件在不同時段裡應有所不同。中國當代社會史作為當代中國的一門專史，既是中國古代社會史、近代社會史的接續，又有其自身的特點。從當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全過程看，中國社會的發展不僅是自在的發展過程，而且是自覺的發展過程。新中國成立後，為保障社會的良性運行，黨和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社會建設的內容。社會建設作為黨和政府的一種自覺行為，是有別於中國以往政府的一個特點，也是中國當代社會史發展的一個特點。社會建設是中國當代社會運行的特色和重點，但不是社會史的全部內容。
就中國當代社會史而言，社會運行可分解為社會建設和社會變遷兩部分。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物件，可具體概括為社會構成、社會建設、社會變遷三個方面。中國當代社會史的研究，要以剖析社會結構為基礎，以論述社會建設為核心，以揭示社會變遷及其規律為目標。
二、如何剖析當代中國社會結構
社會結構包含人口結構、家庭結構、社會階層結構、社會組織結構等重要構成要素。由於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變化，以及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影響，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結構會有所差異。邵雍在論述社會史的專著中把社會結構分解為官、民、賤民三部分。喬志強在《中國近代社會史》一書中專篇講社會構成，認為社會構成包含人口、家族、宗族、社區、民族等要素。李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雖沒有專篇論述當代中國的社會構成，但從農村社會結構鬆動、城市單位體制變化、新社會群體出現、人口結構變化等四個方面論述了社會結構的變化。
社會構成要素的劃分，既要涵蓋社會各層界、各類別，還要反映特定歷史階段社會結構的新變化新特徵。基於這種思考，當代中國社會的構成要素應至少包含：人口、家庭、行政區劃與基層行政組織、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階級與階層、單位社會、社會團體。上述七個方面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構成中各種社會關係。研究當代中國結構，不僅要對當代社會基本構成的各要素進行靜態分析，而且要對這些社會構成要素進行動態考察，探討影響其變化的原因，並揭示其特點。
受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影響，當代中國社會構成各要素在自身發展過程中，都有不同的特點。如當代中國的人口。人口是當代中國社會最基本的構成要素。受國家人口政策影響，當代中國人口發展經歷了三個不同的階段。第一階段，從1949年到1973年，這是中國人口高速增長時期。第二階段，從1974年到1999年，這是中國人口有計劃地控制增長時期。第三階段，是從2000年至今，這是中國人口低速增長時期。
再如當代中國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近代以來，中國的城鄉發展差異已顯。通過戶籍管理，把居民分為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是當代中國社會構成的一大特點。這種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形成，對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了至深影響。隨著改革開放後中國城鎮化進程的加速，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日趨松解。當代中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從形成、固化到松解的過程，呈現出四個不同的發展階段：1949年至1958年，為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初始固化時期；1959年至1978年，為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固化時期；1979年至1992年，為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鬆動時期；1993年以來，為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交叉變動時期，一方面，城鄉居民可以自由地來往工作或生活；另一方面，戶籍人口仍受種種制約而不能自由更換城鄉身份屬性。
當代中國社會構成各要素都有其自身發展變化的過程，研究當代中國社會構成要素發展變化，不應簡單地套用黨史或國史的歷史分期，而應根據其自身內在的發展變化考察其演進的過程。當代中國的社會構成及其演進過程，呈現與以往社會不同的一些特徵。
第一，人口數量劇增與人口結構變化顯著。人多且增長率高是當代中國人口結構的一大特徵。中國人口從1949年的近5億，發展到2016年的13億多。在人口數量激增的同時，當代中國人口結構——年齡結構、性別結構、受教育程度、空間分佈等，也發生了顯著變化。
第二，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形成與松解。城鄉不同戶籍管理制度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強化。1978年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農村城鎮化趨勢的加劇，城鄉二元結構開始弱化。
第三，單位社會體制的形成與弱化。“單位”是當代中國社會結構的基本單元，尤其是城市社會成員總是隸屬于一定的“單位”，如在學校屬於學校單位，參加工作屬於工作單位，退休以後不僅仍屬於原工作單位，同時也屬於街道單位。在“單位”裡，人們彼此相互瞭解，甚至在日常生活中朝夕相處、相互影響和依賴。與此同時，由於單位壟斷資源配置，個人與單位的關係變得異常緊密。1978年後，單位制雖依然是城市社會的基本組織制度，但其賴以生存的基礎條件逐漸發生了變化。隨著單位制基礎的變化，中國社會結構也發生變化。
第四，階級的劃分與家庭階級意識的形成及變化。按照一定的標準，把家庭劃分成不同的階級是當代中國社會結構呈現的一個特殊現象。從1949年至1978年，當代中國社會的每個家庭都有對應的階級身份。這種家庭階級型的社會結構現象深深地影響了個人的工作和生活。1978年後，隨著政治、經濟和思想觀念的變化，家庭階級意識逐漸淡化，原有階級社會構成發生較大變化。
當代中國社會構成上述特徵的形成與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變革息息相關。它反映了社會結構在當代中國的變化，又影響了當代中國社會建設的展開和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三、如何研究當代中國社會建設
社會建設是當代中國社會史的核心內容。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首先要厘清什麼是社會建設。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詳盡地闡發了社會建設的內涵，將社會建設概括為六個方面：優先發展教育，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完善社會管理。習近平總書記在党的十九大報告中，將社會建設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五位一體”總體佈局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強調指出，社會建設的內容就是“要抓住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要“完善公共服務體系，保障群眾基本生活，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形成有效的社會治理、良好的社會秩序，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党和國家領導人關於社會建設內容的闡述，是我們解讀當代中國社會建設內涵的重要依據。
近年來學界對社會建設的內容也有探討。陸學藝認為，社會建設涉及九個方面的內容：社會結構的調整與構建、社會流動機制建設、社會組織建設、社會階層利益關係協調機制建設、社會事業建設、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社區建設、社會安全體制建設、社會管理機制建設。盧衛紅認為，社會建設的任務主要有四個方面：有效整合社會關係，化解社會矛盾，促進社會各種力量良性互動；加強社會制度（機制）建設；社會組織建設；社會事業和公共服務的發展。李文認為，黨中央將社會建設的內容歸納為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健康和社會管理幾項，除了社會管理，其他幾項傳統上都屬於廣義的社會事業的內容。
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是黨和政府為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確保社會正常運行，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方針和舉措。社會建設是中國當代社會史有別于以往社會史的特殊內容。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應重點論述以下內容。
第一，黨和政府對理想社會的追求與社會建設目標的制定。當代中國社會運行有別於以往，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按照預定目標有序建設和發展。新中國成立後，黨和人民政府提出了新中國的建設目標和方案，並根據國情不斷加以更新。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方案，到“人民公社”的建設方案；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的社會主義“四化”建設，到改革開放後“小康社會”的全面建設，尤其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黨的十九大上提出的從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到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再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安排，無不反映黨和人民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和社會建設的目標。研究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應首先研究中國共產黨社會建設的目標與方案。
第二，當代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與發展。建立和完善與經濟發展水準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穩定的重要保證，也是社會建設的主要內容和重要任務。社會保障體系是個系統工程。中國古代與近代的歷屆政府，都缺乏系統的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涉及社會保障的內容，大多為社會救濟和慈善類事項。真正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是當代中國才開始的。黨中央全面闡釋了當代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的內涵和建設路徑：“社會保障是社會安定的重要保證。要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當代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內容涵蓋三個層面，一是基礎層面，涉及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等事項；二是重點層面，涉及養老、醫療、最低生活保障等事項；三是補充層面，主要指慈善和商業保險。在當代中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黨和政府是主導，承擔基礎層面和重點層面的保障建設重任。社會力量是補充，主要通過慈善、商業保險等事項，進一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中國社會保障體系經歷了從初步建立到逐漸健全的過程。
如當代中國社會保險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1951年《勞動保險條例》的實行標誌著當代中國勞動保險制度初步建立，但保險範圍只包括國營企業職工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整個農村和農民被排斥在社會保險體系之外。“文革”期間，勞動保險一度改為“企業保險”，無法發揮社會保險惠及全社會的功能。第二階段是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改革開放後，我國的社會保險制度逐步健全，發生三個顯著的變化：一是確立了基本養老保險與企業補充養老保險和職工個人儲蓄性養老保險相結合的制度，明確規定職工個人也要繳費。二是以醫療保險、養老保險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社會保險開始建立。三是商業保險的恢復和發展。上述變化標誌著以養老保險為重點的各類社會保險開始惠及全體城鄉居民，傳統意義上的勞動保險轉變為普惠型的社會保險。
第三，就業與收入分配制度的建立與完善。社會建設以民生為核心。勞動就業與收入分配是民生最基礎的兩大事項。新中國成立伊始，黨和政府就關注人民群眾的勞動就業，針對當時城鎮失業狀況，制定了相應的失業救濟和多種形式安置就業政策。此後，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為了保證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的有序發展，制定了“統包統配”的就業政策。改革開放後，隨著市場經濟的推進，黨和政府及時調整了就業政策。一方面，改變大中專畢業生的“統一分配”，走向就業的“雙向選擇”；另一方面，打破就業“鐵飯碗”，實行市場化就業政策。
健全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與勞動就業制度息息相關的重要事項。縱觀當代中國的收入分配制度，大致可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隨著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我國開始實行“按勞分配”的收入分配制度。二是改革開放後，隨著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與此相適應，我國實行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收入分配制度。
第四，社會管理體系的建立和完善。社會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會組織為保證社會系統協調運轉，對社會系統的組成部分、社會生活的不同領域以及社會發展的各個環節進行組織、協調、監督和控制的路徑與舉措。社會管理作為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在黨和政府的文件中提出較晚，但社會管理體系所蘊含的內容與職責，卻伴隨著新中國的成長而不斷發展和完善。如對基層社會管理和服務體系的建設，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城市街居體制、農村合作社的創立就開始了。經過60多年的建設，我國已初步形成“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體系。社會管理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對協調社會力量，穩定社會局面，保障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億萬民眾普遍受惠。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201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全國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人數37862萬人；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人數50847萬人；參加城鎮基本醫療保險人數74839萬人；參加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人數45315萬人；參加失業保險人數18089萬人；全國領取失業保險金人數230萬人。2016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7603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41428萬人。全國普遍實行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2016年，有1480萬城市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有4570萬農村居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
當然，當代中國的社會建設還存在諸多不足。如城鄉間、東西部間的發展還不均衡；大學生的就業和一些弱勢群體的就業形勢還十分嚴峻；住房、醫療、養老問題等，群眾還不十分滿意。這些也應是研究當代中國社會建設時加以論述的內容。
四、如何研究當代中國社會變遷
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最終要反映當代中國社會變遷。在社會史中反映社會變遷，當與一般通史有所區別。通史中的社會變遷，實為“大社會”，需反映整個社會在政治、經濟、外交、文化、思想，以及人們生活諸方面的變化。社會史中的社會變遷，實為“小社會”，重在反映社會生活層面的變化。
新中國成立60多年來，隨著黨和政府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開展，城鄉居民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當代社會史研究應系統全面地反映城鄉居民生活所發生的變遷。如何研究社會生活史，社會生活包含哪些內容，學人們也有不同認識。喬志強的《中國近代社會史》把“社會生活”分為“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和“人際關係”三部分。邵雍的《中國近代社會史》第三章專論“社會生活”，重點論述了“衣食住行”和“婚喪嫁娶”兩個方面。李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史》雖未專篇論述“社會生活”，但部分章節涉及社會生活，包括日常生活、婚姻家庭生活、精神生活等方面。
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變遷，應著重研究以下內容：
第一，當代社會分工與勞動生活的變化。新中國成立後，新的社會制度重新劃分了社會階層，社會出現了新的分工。不同階層形成了不同的群體，新的社會分工，有著不同的勞動生活樣式。不同的勞動方式與民眾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當代社會生活變遷的研究，必須考察當代中國社會分工與各群體勞動方式的變遷以及與日常生活的關係。
第二，民眾日常生活變遷。民眾日常生活主要指人們每天從事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質消費生活。當代中國所發生的巨大變化，最終落實到民眾生活方式的變化和生活水準的提高上。新中國成立60餘年來，人們經歷了物質匱乏的票證時代到如今的物質相對豐富階段，中國13億多人民基本擺脫貧窮，進入小康社會。當代社會史研究須系統全面論述當代中國民眾日常生活的變遷過程。
第三，民眾文化生活變遷。人們的精神生活既包括日常的文化生活、娛樂生活，也包括人們的宗教信仰，以及生活態度和生活價值觀的變化。新中國成立60餘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群眾的文化生活和精神文明建設。從20世紀50年代的群眾性文化運動，到80年代“五講四美三熱愛”的精神文明建設運動，中國民眾的文化生活得到了極大的充實和豐富。當代社會史研究必須兼顧城鄉差別，關照東西部地區差異，全面論述中國民眾文化生活的變遷。
第四，社會習俗變革。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社會習俗發生了巨大變化。社會習俗包括婚姻習俗、喪葬習俗、節日慶典等。“移風易俗”是黨和政府推動社會生活變革的重要政策，也是促使民眾日常生活習俗變化的強力因素。當代社會史應當系統研究“移風易俗”政策對破除社會陋俗的實效，理清傳統與現代的關係，以期對移風易俗及其功用進行科學評估，探索民俗變遷的內在規律。
研究當代中國社會生活，不僅要考察當代中國社會生活各個方面所發生的變遷，而且要深入地探討當代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對民眾生活的影響。當代社會生活與以往社會生活不同的一個顯著特徵是社會生活變革不僅受經濟、文化、思想觀念等因素的影響，而且深受政治變動的影響。這也是研究當代社會史需注意的問題。
（作者：朱漢國，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文章原刊：《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8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