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9年11月7日，也就是苏联的十月革命节，在东京成田机场第一次踏上日本国土。但访问日程变动甚大，责任却不在日方。
原来京都大学是安排我在1980年元月以后为文学部讲一个月的课，可是我国教育部为节约来回国际旅费，要我把访日提前到1979年11月，与访美之行衔接起来。京都方面颇感为难，因为这样势必打乱他们的教学计划，但终究还是顺从了我们的意愿。不过受学期结束和年末经费紧张的限制，时间缩短为两周，一半访问东京，一半访问京都，文学部的课只有取消。
狭间直树作为主请单位的代表，赶来东京接机，把我安排在基督教青年会（YMCA）住宿，并介绍给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佐伯有一，便匆匆回京都，因为第二天还有课。YMCA位置适中，交通方便，清静而又收费低廉。旧书店众多如琉璃厂的神田就在附近，所以很适合学者居住。
到日本以后，才知道该国学界有关东、关西的地区之分，相当于中国的京派与海派。关东以东京为中心，关西以京都为中心，而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便是遥遥相对的两大重镇（两校原来都叫做帝国大学）。时至今日，世界正趋于一体化，电子媒介日益发达，已经很难界定两个地区学术风格到底有多大差别。但关东、关西传统的门户之见仍不免时时浮现，不过地域情结似乎更甚于学派情结。京大可以与东大合作邀我访日。但狭间决不参加东大的相关活动，这就是关西学者的本色。
但关东也不是铁板一块，至少东大与非东大之间就有界限，其他小派系更多。这次访问东京，接待者已有门户之分，一为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一为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虽不能说是泾渭分明，但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所以在我离开东京时，佐伯不无遗憾地说：“这里很难成立一个统一的交流机构。”
佐伯有一是明清史专家，曾将前辈学者天野元之助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搜集的大批会馆史料编辑出版，颇具学术价值。他在1976年以前任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现在虽已不再担任行政职务，但在学术界仍有较大影响，为日中学术交流恳谈会发起人之一。曾多次访华，中日学术恳谈会第二次访华团即由他任团长。其博士研究生滨下武志、中山美绪（现从夫姓岸本）都学有所成，迅速成为新一代的学科带头人。我在东京访问期间，佐伯陪同时间最多，尽心尽力。
东大另一热心学者是文学部教授田中正俊，他陪同我参观著名的东洋文库，边看边讲解，历历如数家珍，真乃饱学之士。1899年，康、梁致柏原文太郎等函札13件，就是由于他的引导在一偏僻书架上发现的。这批函札经我校注在《辛亥革命史丛刊》上发表后，连有的日本学者都不知道原来早就收藏于东洋文库。田中著述甚丰，流传亦广，有代表性者如《近代中国研究入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序说》、《历史形象再组成的任务——历史学的方法与亚洲》等，亦曾参加多种大型历史事典与百科事典的编写。他的身躯高大，动作迅捷，培养出了很多出色人才，特别是女弟子，其中包括若干台湾女留学生。田中在1943年底曾被征召到陆军，派往东南亚，当时还是一个天真无邪的青年而且服役为时甚短。但他终身为此愧疚，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战争·科学·人》，从更高的思想境界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他在此书扉页引用一首战死学生兵的小诗：“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人悲伤。为什么人类不能共欢乐，共悲伤？”
除东洋文化研究所外，东大社会科学研究所亦有较强的中国研究力量。其重要成员有古岛和雄（兼东洋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侧重研究中国农民运动史，曾参与东大《土地所有制的比较史研究》编写，以及九卷本《日本战争史资料》的编辑。古岛早在20世纪60年代即开始推动日中学术交流，1977年曾作为秘书长率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访华。他根据历代天皇陵墓的造型，认为日本文化可能源于朝鲜，曾倡议发掘早期皇陵作考古研究，在长期把天皇神化的日本，自然暂时还无法实现此举。他还反对继续沿用天皇年号，主张一律改用公元纪年，此议也如阳春白雪，应和者不多。我觉得他思想活跃，真率热情，不同于有些日本学者那样显得拘谨。他与佐伯公谊私交均好，据说都是豪放的酒友。社科所年轻一代学者中，近藤邦康早已脱颖而出，在日本的章太炎研究者中堪称出类拔萃。太炎著作文字艰深，知识渊博，如没有深厚汉学根底，很难深入堂奥。
与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齐名且关系密切的还有东洋文库。但东洋文库与东大并无隶属关系，系国会图书馆分馆，藏书60万册，以莫里逊文库与岩崎文库为基础，颇多善本、珍本。
内设中国研究所，又称现代中国研究委员会，由著名老学者市古宙三主持。也正因为如此，库内中国近现代史藏书较整齐。市古曾任国立茶之水女子大学教授、校长，著有《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中国——社会与历史》等书。1955年至1958年赴美、欧考察中国近代史研究情况，并努力争取国外经费援助，但由于过分借重美国基金会资助而为进步学者所诟病，不过其用意无非是以较充裕的经费加强搜集、整理、编辑、出版文献资料，以供广大学者利用，其实亦无可厚非。他认为辛亥革命为绅士运动，恰好又与以耶鲁大学芮玛丽为中心的一批美国新起学者契合，因此更为日本学界左翼所抨击。不过“文革”后情况已有所变化，市古本人亦颇冲淡豁达。我在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演讲时，他被作为右翼代表安排坐在我的右侧，且多次有人尖锐批评他的观点。但他颇有绅士风度，并未作任何争辩，大有犯而不校之态。
在接待工作中别树一帜的是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当然这在事先已曾征得佐伯有一同意。
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是关东地区跨校学术团体，成员分别隶属东大以外的许多高校与研究机构，亦有少数中学老师参加且坚持参加其活动多年者。
该会的创始人与精神领袖为野泽丰。他长期执教于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曾于1976年任日本历史学会会长，为日本声望极高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其主要著作有《孙文与中国革命》、《辛亥革命》、《中国国民革命史的研究》等，对张謇亦有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与我的研究正好对口，所以我们迅速成为相知甚深的海外知己。野泽还是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现代中国学会、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会等学术团体的创始人，并俨然成为这些团体中中青年骨干的精神领袖。其中较活跃的有久保田文次、中村义、藤井升三、小岛淑男，我戏称之为“四人帮”，他们也欣然接受这一绰号。现今野泽丰早已退休，“四人帮”亦将陆续引退，但上述团体已涌现一批精力充沛且思想活跃的中青年学者，野泽一脉可谓后继有人。
当时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邀请我参加他们的例会，在一个名为江知圣的和式餐馆举行。到会者有市古宙三、野泽丰、菊池贵晴、藤井升三、久保田文次、小岛淑男、石田米子等，多为关东地区有代表性的辛亥革命研究者，但学术观点则分歧很大。市古宙三否定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认为实际是绅士运动，接近于北美、欧洲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流行的说法。野泽丰与菊池贵晴都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石田米子等与关西地区的狭间直树等中青年学者一样，强调工农群众在辛亥革命中的主体作用，对传统的资产阶级革命说持批判态度。出席者的学术观点壁垒分明，自然会出现一场热烈讨论。
首先由我介绍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情况以及个人的观点，这当然要涉及对“文革”期间“左”倾思潮的批判，如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报告以后，反应各异。市古宙三默然无语。野泽、菊池高兴地说：“我们都是资产阶级派。”外表颇为文静的石田米子则发言颇为尖锐，认为不应忽视工农群众的重要历史作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应给以足够理解。到会的还有些年轻学者，他们各有自己的老师，见解也不尽相同，于是唇枪舌剑，各抒己见，我们这些年长者反而流于隔岸观火。这次讨论会从下午3时开始，6时晚餐边吃边谈，9时始均兴辞，前后整整讨论了6个小时，为此行前所未有。
过去常听说日本学者过于拘礼而流于深沉，但我所认识的新起一代中青年学者，许多人都很直率爽朗，与欧美学者无异，至少是在学术活动中如此。大概战后日本国内政治格局已有很大变化，他们没有经历过什么“戴帽子”、“打棍子”的苦楚吧。倒是老一辈学者不满于年轻人动辄以批判者自居，对已有的学术成果尊重不够。经过多年的工作历练，这些年轻人现今大多已成熟起来，并且成为我们相知甚深的挚友。当他们看到我对江知圣这段往事的回忆文字时，大概也会哑然失笑的吧。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