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章开沅以研究辛亥革命史著称于世，但他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也多有探索，体现出将政治史与经济史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其早年研究工商界代表人物张謇的论著，不仅是学界公认的高水平成果，而且被视为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经典之作。其对近代江浙地区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精深研究，既是近代经济史区域研究的典范，又为论证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除此之外，为扩展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研究，他还提出了“社会历史土壤学”理论，同时在研究方法上阐明应加强集团研究，突破行政区划的局限，注重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等，并通过大力呼吁和切实推进商会档案出版，开创了颇受海内外史学界关注的近代商会史这一重要新领域，为促进近代经济史研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章开沅;经济史;资本主义;资产阶级;
章开沅是海内外知名历史学家，尤以治辛亥革命史著称于世。辛亥百年之际，曾有媒体报道称其为辛亥革命史研究第一人。他自己则认为“我一生在学术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世界，并把国外的研究引入中国；二是让国际上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走进中国，又让中国的研究走向世界”。这无疑是自谦之词。史学界同仁无不知晓章开沅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60余年，学术贡献远不止这两个方面。2015年多卷本《章开沅文集》出版，笔者在当年发表的一篇短评中曾对章开沅一生的学术贡献做了如下概述：从早期对近代工商界重要代表人物张謇的深入探讨到辛亥革命史研究蜚声海内外，从近代商会史研究的倡导、近代资产阶级的开创性研究，到思想文化史与近代社会的“历史社会土壤学”研究，再到后期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和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等，并从基督宗教研究扩大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章开沅涉足近代史研究诸多领域，并在许多重要领域都是开拓者或先行者，留下了重要的研究成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这应该也是近代史学界对章开沅学术研究特色及其贡献的共同认识。
迄今为止，有关章开沅与辛亥革命史研究，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与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与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都有专文发表，从中不难看出章开沅在中国近代史各重要研究领域中的突出贡献。除此之外，章开沅还对中国近代经济史有精深研究，提出了使人深受启迪的一系列独到学术见解，对促进中国近代经济史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研究的深入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这方面迄今为止尚无人论及，本文即对这方面情况略做介绍与评述。
一、对近代工商界代表人物张謇的深入研究
张謇是近代中国著名实业家，也是一个拥有传奇经历的近代历史人物。章开沅在青年时代即着力于张謇的研究，前后延续了数十年，取得了深受海内外史学界关注和好评的系列研究成果。
为什么会研究张謇？章开沅在《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的自序中有如下说明：张謇作为一个在科举道路上累遭挫折的旧式读书人，年逾不惑才幸而取中状元，却视官爵如过眼云烟，转而以全部精力创办新式实业与教育，锲而不舍，乐此不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什么历史机缘孕育了张謇这样的历史人物？又是何种动力促使他在商海中不畏艰辛奋斗了一生？这对近代史研究者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加以张謇一生的经历跨度较大，涉及事变甚多，历经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军阀混战、五四运动、五卅运动，研究他亦有助于加深对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理解。显而易见，张謇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不仅张謇个人的传奇经历与奥秘值得探讨，而且透过这样的历史人物还可以考察中国近代实业、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变迁的时代特征。
早在1961年，章开沅就对张謇研究产生了兴趣。是年在武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海学者徐仑在会上报告论文《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认为“张謇在经济上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政治上是反革命的助手”。包括章开沅在内的部分与会学者不赞同这一结论，并就张謇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倾向进行了热烈讨论。1962年章开沅首次赴张謇的故乡江苏南通，实地考察相关历史遗址，为张謇、赵凤昌等部分未刊函电做笺注，并以《啬翁自订年谱》与《柳西草堂日记》为基干，将《张季子九录》及其他重要相关人士的文集、函电加以排比，做了较详细的史料长编，这是老一辈学者研究历史人物的前期必备工作。次年，他即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论张謇的矛盾性格》，并在《光明日报》发表《辛亥前后张謇与袁世凯的关系》。这两篇论文表达了章开沅对张謇一生的初步理解与基本评价。
与此同时，章开沅根据个人研究计划开始撰写一部张謇传。由于学校为其提供两年在京进修时间，故他较少受其他事务拖累，很快就完成了40万字左右的书稿，但出版却颇费周折。书稿依先前约定提交上海某出版社，因当时“左”倾思潮已对学术研究有所影响，出版社认为不宜为资本家出版大部头的学术传记，要求将篇幅压缩为20余万字。编辑审读后又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原稿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要求修改的签注，无非是要求进一步删削和压缩，加强对张謇“阶级局限”的分析，肯定之处也不宜过多。如按照编辑意见再做压缩和修改，书稿肯定会面目全非。正在左右为难之际，章开沅因为发表评李秀成的一篇文章，于1964年秋被从北京召回武汉接受批判，书稿的修改与出版不得不搁置下来。“文革”期间章开沅成为被批斗对象，罪名之一就是为大资本家树碑立传，这部书稿也被视作反面教材。直至“文革”结束后落实政策，章开沅才得以恢复从事学术研究，幸运的是这20余万字的书稿未丢失并予发还。1978年，他摘取书稿部分内容在《华中师院学报》第2、3两期连续发表《从状元到资本家——〈张謇评传〉选载之一》和《在两个世纪之间——〈张謇评传〉选载之二》，1981年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发表《翁张交谊与晚清政局》。直至时隔20多年后的1986年，这部历经周折的书稿才定名《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最终由中华书局出版。
章开沅曾说明这部著作出版之前的修订时间，远不如20余年前撰写初稿时那么宽裕，因1984年在其毫无思想准备地被国务院任命为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次年改为华中师范大学校长）之后，主要精力都用于学校行政事务，只能将每天早晨4时至8时作为个人科研写作时间，交稿期迫才请假15天到南通最后定稿。该著虽名为张謇传稿，但出版后受到史学界高度评价，认为这部专著不仅是反映张謇研究最高学术水平的代表作，而且也是近代历史人物研究的典范之作。
综要而言，《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的学术价值与显著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深刻揭示了张謇虽然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经营各种企业，但与一般资本家又有所区别。他具有极大的爱国热忱，始终保持儒商本色，利润的追逐并不是他唯一的目标，甚至也不是主要的驱动力。他办实业是为了筹措教育经费，办教育又是为地方自治奠定基础。从最终结局看，他是一个失败的企业家，但又是一个受人尊敬的事业家。这是对张謇个人特点及其一生事业的准确评价。
其二，创造性地运用“群体”概念，阐明张謇“是过渡性时代、过渡性社会中的一个过渡性人物”。他一生经历了多个身份的转换，早年身为农家子弟，通过参加科举考试进入士人群体，并且由低而高逐渐升至士人群体的上层，最后又从士人群体向商人群体转变，成为近代最为著名的儒商，亦即新兴资产阶级的一员。张謇的一生表明，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所谓阶级属性错综复杂，有些历史人物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方面的不断变化非常显著，常常很难简单地予其某个阶级或某个阶层的确切定性。如果使用“群体”这样一个涵盖面较宽、同时又有一定伸缩性的概念，将有助于更为客观地认识历史人物的真实状况，也能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阶级分析的方法。
其三，深入阐述了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但人的活动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环境，对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通过对相关史实的论述，揭示了张謇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与社会地位的变化，如何较为自如地实现了一个又一个社会群体之间的角色转换，以及如何接受这一个个小社会的深刻影响，逐步得到各个群体成员的认同，又如何通过自己的活动与努力，为这些小社会增添了新的色彩与能量，可谓从社会的客观层面与人的主观能动性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人与环境互动所产生的双重影响。
其四，摆脱了以往长期流行的不实之论，对张謇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言行给予了全新的评价。这在现今似乎感觉不到有何重要意义，但在过去由于受革命战争的影响，“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长期受到反复的批判，对张謇的评价也因此大受影响。事实上张謇的救国之心是真诚的，他的“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并不是空洞的高调，而是切切实实办起了许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学校以及其他社会公益事业，为后来南通乃至中国的工业、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应予充分肯定。
《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出版后不仅受到国内史学界好评，而且也引起国外相关学者关注。1987年，南京大学与南通张謇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第一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该书作为最新研究成果赠送与会的中外学者。日本北海道北海学园大学的藤冈喜久男教授也是著名张謇研究专家，在日本刚出版了《张謇と辛亥革命》一书，在会上与章开沅一见如故，主动提出将《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89年10月，日本东京东方书店出版了该著的日文版。
在章开沅的有力推动下，此后陆续有更多学者对张謇研究产生兴趣，研究成果随之日益增多。章本人也未停止对张謇的研究，相继又发表了《对张謇的再认识》《张謇与中国近代化》《张謇与中法劝业银行》《对外经济关系与大生资本集团的兴衰》等论文，为推进“张謇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不可或缺的重要影响。20世纪末，年逾七旬的章开沅决定完成张謇研究的夙愿，将传稿修订扩充改写成张謇传。2000年8月，44万字的《张謇传》由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该传在很多方面增补了新的研究内容。例如利用新史料对张謇早年的成长，特别是在庆军幕中8年的军旅生涯做了较详细论述，说明这段经历对青年张謇的成长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对于张謇的科举应试，改变了过去以虚写笔法为多的不足，详释其备试和应试长达20多年的科举生涯，阐明张謇一生的文化基础和素养，与反复备试和应试密切相关，而其后从对科举的迷恋中幡然醒悟，转而全身心投入兴办新式教育事业，也正是由于他所受科举之害最深，对其弊端了解最切，谋求革新最力。从研究理论和方法看，《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主要是运用社会学对群体的理论分析，阐明张謇如何从一个群体转向另一个群体，并注重社会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为近代人物研究探索出一个富有创意的新路径。章开沅认为这种研究路径虽能使读者深入了解张謇社会角色的转换，但却难以充分展示其内在的心理变迁与思想境界。因此，《张謇传》特别着力于对张謇人性的深层发掘，描绘出了一个有血有肉有个性有灵魂的张謇，使读者认识到张謇既是一个伟大的实践家，同时也有活跃的思想与丰富的感情，不愧为有头脑有抱负的性情中人。
《张謇传》的出版不仅使张謇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且为近代工商人物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启示。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我们可以说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但资本家毕竟是人，不是抽象的经济关系或政治符号，作为历史人物传记，传主应该首先是活生生的富有个性的人，然后才谈得上通过他的言语和行为分析所体现出的社会角色，任何简单的脸谱化或类型化的陈述都是不可取的”。
章开沅对于近代工商代表人物张謇的研究，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一致好评。例如蒋建民指出章开沅研究张謇所取得的成果，“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堪称‘张謇研究第一人’，令世人景仰不已”。法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名学者巴斯蒂认为：“在其学术价值非常高的著作中，章开沅教授为读者展示了他对张謇不断增多、深化、升华的研究成果，其视角也在不断更新，堪称最丰富最有吸引力，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几乎是在与这位人物共命运同呼吸。”如所周知，在想象中回到历史现场，与研究对象“共命运同呼吸”，这应该是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人物所追求的一种很高的学术境界。毫无疑问，章开沅数十年间的张謇研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
二、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独特探讨
章开沅治中国近代史之初，主要研究张謇和辛亥革命史，着力点并非近代经济史，但他很早就强调对时代变迁和社会环境的考察，其中又包括经济史研究。1980年代初，全国史学规划会议将《中国近代经济史丛书》作为重点项目列入“六五”规划，鼎力推动其事的章开沅对此十分欣慰，随后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通讯》撰写发刊词，强调“就整个近百年中国史研究进一步的迫切需要而言，经济史仍然是一个亟待加强的比较薄弱的环节”。具体阐明研究经济史的意义与作用，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是各种古老的与近代的因素并存，既相冲突又相依存，而且犬牙交错、错综复杂。因此，中国近代经济史当前应该把地区研究和专题研究放在优先地位，而资料的搜集、整理、编辑出版也应受到特别的重视。”一方面，“我们反对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特别是要反对经济直接决定一切的机械观点”，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学会从经济的角度探索历史上人们言行的最终社会动因”。正因如此，他在研究辛亥革命史的过程中，对经济史、思想史领域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也进行了分析，其中对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探讨尤为深刻，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深思的观点与结论。
章开沅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探讨，有很多都是为了回应辛亥革命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也体现出将政治史研究与经济史研究紧密结合的特点。在1980年代初论及新中国建立后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时，他就曾指出其中存在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就是“对人物的评价注意较多，而对整个社会状况的研究却较少”。换言之，“我们对于社会状况研究是很不够的，我们往往满足于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区分为上层和中下层之类现成的结论，却难得去对二十世纪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与阶级结构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具体研究”。另外，要客观准确回应外国学者和我国台湾学者不同程度否定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不仅需要说明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的具体状况，说明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明它们与辛亥革命之间的关系，而且需要着重从理论上说明到底怎样判断一次革命的性质”。有鉴于此，他主要以江浙地区为例对辛亥革命前资本主义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区域研究。
江浙两省同属近代最重要的江南市场，经济发展紧密相联，不可分隔。章开沅通过搜集和考订一系列统计数据，考察了辛亥革命前江浙地区民族资本设立厂矿数、资本额以及对外贸易情况，说明该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获得了显著发展，并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针对当时海外有学者认为20世纪初年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发展薄弱，不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他一方面用江浙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予以回应，另一方面提醒海外学者不能“忘记了作为世界上最早一次的资产阶级革命，16世纪后期尼德兰人的民族起义的时候，号称经济比较发达的北部诸省，无非是商业、捕鱼业、航海业、造船业比较兴盛，以大商人为首的新兴资产阶级只不过拥有一批手工工场，其财力和规模都十分有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17世纪中叶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物质前提也不过是采矿、冶金、金属加工、制盐、玻璃、造纸、制硝、啤酒等行业中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前，也是分散生产的手工工场占主导优势。“只要稍加对照，便可发现辛亥革命所拥有的新的物质前提并不逊色于他们当年的欧美前辈。”这一研究虽然是为了论证辛亥革命前江浙地区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以及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跃表现及其影响，但也对该地区民族资本主义的状况进行了深入探讨。
在经济史研究中，章开沅特别强调地区性和部门性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在对区域和部门进行众多扎实的专题研究基础上，才能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整体研究的发展，以及对辛亥革命经济背景获得更加准确的认识。对于当时专题研究的局限性与改进办法，他也提出了具体指导性意见，阐明现有的专题研究在整体规划、合理布局及其他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应根据旧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除了作分省或分城市的研究之外，还可以进一步作范围较大的区域研究，如东南沿海、西北边疆、长江中下游等；也不妨作范围更小的个案研究，如江苏的盛泽、平望、拱宸桥以及广东佛山等作为城乡经济枢纽的小镇。这样或许更加有助于说明辛亥革命经济背景的全貌。因为清末行政区划并不完全同于实际起作用的经济地理区划。如果只停留于省、府、州、县之类的研究格局，有时容易忽视以至割裂客观存在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对于部门性的经济史研究，他认为同样也需要注意全面规划与总体布局。“譬如在选择课题时需要注意构成国民经济主体的各种行业，构成行业主体的各个企业，以及行业之间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等。作为解剖麻雀式的典型研究，单个行业或企业的研究诚然是不可少的；但如果只停留于就事论事的孤立考察，则至多只能说明某个行业、企业的内部情况，难以弄清它们与外界的关系。”这番精辟论述对辛亥革命史研究以及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研究，无疑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在此前后，章开沅还曾更具体地说明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个案研究，尤其是区域研究，需要摆脱原有省府州县行政区划的限制，这是因为近代史上的经济区域，与古代沿袭久远的行政区划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仅仅按传统的行政区划开展资本主义区域研究，就会将某个经济区域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部与外部联系人为割裂开来，不能准确地揭示该区域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状况以及完整样态。即使是按照人们熟知的若干大区域开展区域研究，譬如东北、华北、西北、东南、西南、华中、华南等，也很难充分揭示其内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故而也不适合近代资本主义的区域研究。那么，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资本主义区域研究？他认为首先要明确“所谓区域，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经济活动的一定空间，而它又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不断扩展变化着的”。其次“应该勇于突破省、府、县的框框，努力考察那些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区域界限，或以工业地区为中心，或以市场分工为线索，或以江河流域为依据，或以铁路沿线为区分，或以港口商埠为范围……按照实际经济区划来研究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动，也许有助于我们获得新的认识”。这一见解对于深化民族资本主义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如所周知，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是转型过渡，无论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其他各个方面，都呈现出新中有旧和旧中有新的发展特点，有些甚至很难简单地断定其新旧属性。近代中国的经济在这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许多行业都无法准确地判断自己究竟是资本主义性质，还是封建主义性质，这是研究近代民族资本主义面临的一大难题。尤其是一些传统的行业在近代发生了变化，应该如何判断其性质，常常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在此之前，学术界多倾向于将近代中国资本结构中占优势的银钱业和商业视为封建经济，章开沅认为对此不能停留于理论和概念的论述，而应进行具体分析。包括对近代的银钱业不能统而论之，其中的票号和钱庄虽然都是封建社会的传统行业，但两者在近代的发展趋向却有显著差别，票号与典当业保留的传统封建色彩更为浓厚，钱庄的业务则在19世纪中叶以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自身也明显呈现出资本主义色彩，有很多都成为了近代新式金融业的从属部分。商业中也有类似情况，甚至更加复杂。如为数众多的老字号虽诞生于明清时期，但到20世纪初大多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到资本主义市场，经营方式逐渐改变，显然不能再简单等同于旧式封建商业。一些在沿海地区兴起的规模不等的农垦公司，虽然从表面上看主要以传统租佃方式经营，但同时又在其他方面或多或少纳入了资本主义企业体系，与封建地主经济存在较大差异，体现出近代新式农业色彩。因此章开沅特别强调：“凡此种种，都需要作个体的、集团的、行业的深入研究，既要对企业内部结构进行具体分析，又要把它放在整个生产、流通、分配过程中间来加以考察，然后才有可能对投资经营者（包括所谓‘绅商’、‘职商’）的阶级属性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从简单笼统地断定其传统封建属性，转变为进行个体、集团、行业的探讨，并充分考察生产、流通、分配各个环节，剖析其各方面的发展变化，准确判断其新旧属性，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从粗到细、由浅入深的重要转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三、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精深考察和商会史研究的开创
20世纪80—90年代，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史学界最受关注和研究最多的课题之一。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资产阶级是社会经济生活中最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阶级，必然会受到高度关注。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资产阶级作为这场革命的领导者自然也会受到高度重视。所以，这一时期的近代资产阶级也是章开沅从事史学研究的主要探讨对象，他不仅取得了很多高水平研究成果，而且成为不断推动资产阶级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开创者和引领者。他自己也曾表示：“对于辛亥革命史的探索，我的工作是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开始的，而且以后也一直以此为侧重点。”由于在这方面成就突出，有关章开沅与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相关情况，此前就已有数篇文章进行了介绍和评述。为了避免重复，以下侧重从另外的角度略做评述。
近代资产阶级很早就是人们关注的社会力量，但在新中国建立前主要不是对其进行学术研究，而是出自政治角度的论述，尤其中共因应革命发展的需求，对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与妥协性所做的定论影响深远。新中国建立后的资产阶级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方面影响。稍后在政治因素的不断制约下，对作为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的研究更是“立足于批”，根本无法进行正常的学术探讨。受大环境影响，章开沅早年研究近代资产阶级重点也在于考察其两重性。1961年在武昌举行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章开沅和刘望龄提交《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一文，对资产阶级在辛亥革命准备、爆发、失败三个阶段的表现进行了详细考察，以实证研究代替过去的泛泛而论，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好评。但该文所论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集革命性和妥协性于一身的两面性，明显具有时代的局限。
“文革”结束后学术研究开始逐渐恢复，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发展也迎来了新机遇，但此前在“左”倾思潮影响下，资产阶级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禁区，一直缺乏深入探讨，偶尔提及也只是大加挞伐。因此，开展近代资产阶级研究首先必须打破学术禁区。当时的章开沅正主持《辛亥革命史》3卷本的编写工作，深感如果不改变对资产阶级“立足于批”的思维模式，对资产阶级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就无法写出一部真正的辛亥革命史。为此，他以勇于担当的学术精神，率先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呼吁摆脱“左”倾思潮影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外国学者认为该文的发表传递了一个重要信号，反映了中国史学界发展的新趋向，事实表明这一呼吁对随后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迅速发展确实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不仅如此，章开沅还身体力行率先展开了对近代资产阶级的开创性研究。例如他较早即在深入考察江浙地区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上，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江浙资产阶级进行了多方面的精辟论述，提出了一系列前人未曾论及的观点与结论。首先，透过大量史实敏锐地察觉到商会是早期江浙资产阶级从事社会活动最重要的舞台，这也是他率先呼吁开展商会史研究的主要原因。商会诞生之前各省虽设有商务局，但基本上属于官办机构，不能满足资产阶级发展的需要。1902年上海成立了商业会议公所，由商董担任总理和提调，“可以看作从商务局向商会的过渡，但也不是正规的资产阶级社会团体”。直至1904年清政府谕令各省设立商会，上海商董在原有商业会议公所基础上创设上海商务总会，成为全国最早成立的商会。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史学界对商会并无研究，了解甚少。章开沅则阐明上海商务总会是全国影响最大的商会，浙江工商业者在其中占据明显优势地位。“商会的成立，明显地增强了资产阶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其次，揭示了更为引人瞩目的一个现象，这就是“通过商会团聚起来的资产阶级，逐步控制了一些大中城市的市政机构”。1895年奏准设立的上海南市马路工程局，1898年设立的督办吴淞开埠工程总局，都是官办机构。1905年清政府推行地方自治，上海商董接收官办工程局，改组为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成为商办市政机构。1909年清政府颁布城镇乡自治章程，总工程局又改组为上海城厢内外自治公所，设立议事会和董事会，管理包括学务、卫生、税收、道路工程、农工商务、慈善公益、公共营业、地方财政等事务，在地方自治中发挥了极为广泛的作用。江浙资产阶级在总工程局和自治公所处于支配地位，历任总董李平书是绅商界的领袖人物，董事均为工商业者，其中的活跃分子多属江浙籍人士。
再次，阐明江浙资产阶级成长壮大的另一标志，是建立并掌握了一支准武装队伍，随后逐步控制了一支正式武装力量。其具体表现是1905年上海工商业者设立五个体育会，除进行体育训练之外，还加入兵式操练内容，成为其后商团武装的最初基础。1907年，因时局动荡和地方治安，“五体育会”在地方官员支持下组织临时商团，开始拥有枪支弹药，演变为资产阶级掌握的一支准武装力量。随后，各业纷纷仿效设立商团，并联合成立上海南市商团联合会。至辛亥年间，上海商团已发展为近千人，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武装力量，在上海光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继上海商团之后，苏州、杭州、宁波、绍兴等地，也先后成立了商团这一武装组织。
复次，通过挖掘新史料，发现早在清末之际，苏州的资产阶级就建立了一种名为“市民公社”的基层社会组织，这个组织在此之前几乎从未有研究者提及。苏州市民公社的发起者和成员均为工商业者，主要以街道为行政区划设立，是典型的商办基层自治机构。“如果说，上海商会主要是通过总工程局、自治公所之类机构逐渐控制市政建设和管理的权力，那么苏州商会则主要是通过市民公社把势力和影响渗透到城市生活的许多方面”。
最后，考察了江浙资产阶级在20世纪初年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参加了反帝爱国运动、收回利权运动、请求立宪运动。其中1905年发起的抵制美货运动，是“真正能够体现资产阶级已经成为独立政治力量的事件”，“在抵制美货运动中，江浙资产阶级公开表现出对清廷的不满和对立态度……表明此次反帝爱国运动具有新的时代特征，资产阶级自己已经提出争取政治权利的要求了”。
以上这些论述，对整个资产阶级研究的拓展不无启迪和借鉴意义。除此之外，章开沅还敏锐地意识到江浙资产阶级在全国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并通过史学界以往忽略的一些事件进行具体论述。例如1907年和1909年，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商学公会、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发起，两次在上海举行全国性商法讨论会，全国各地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乃至海外华商会都派代表出席，是近代资产阶级主动发起的一次全国性商业立法活动。但长期以来史学界却对资产阶级和立宪团体联合开展的这一活动缺乏关注，在相关论著中很少提及。章开沅敏锐地意识到这次商业立法活动的重要意义，认为这是辛亥革命前“有领导、有组织、有明确宗旨的全国规模的民间商业立法运动”，并从三个方面论述这一运动的意义：一是资产阶级将经济上发展自身利益与政治上要求民主权利结合起来，商业立法行动是立宪运动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自从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以后，江浙资产阶级成为全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地位已经确立，具有全国性的巨大号召力，预备立宪公会正是借助江浙资产阶级的突出影响力，也具备了强大的号召力；三是这次活动的参与者除商务总会之外，还有许多内地县级商务分会或集镇商务分所的代表出席，表明全国的资产阶级正在进一步将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
曾有外国学者认为上海资产阶级的经济影响力不能超过长沙以外，另有学者质疑辛亥革命前“实力雄厚，阶级意识强烈”的江浙资产阶级，是否能够代表整个中国的资产阶级？对此，章开沅列举大量史实，作出了有力的回应。他阐明长沙绝不是江浙资产阶级经济势力及其影响的边缘，甚至外国人也有记载，称上海大商董严信厚、严子均父子，“在上海、北京、天津、河南、汉口、广州、福州、香港、汕头、厦门、杭州、宁波等地都办有很大的商务事业”。著名上海资本家李厚祐、朱志尧、许鼎霖等的企业活动也扩展到华北和东北。“如果把上海资产阶级完全当成‘舶来品’，并且与内地资产阶级割裂开来，那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
除了实证考察与分析之外，章开沅对如何更好地开展近代资产阶级研究还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见解与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于1983年发表的《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一文，从概念、模式、类型、布局四个方面深入论述了改进和深化资产阶级研究的路径与方法。该文阐明既要区别资产阶级广义概念和狭义概念的不同，更要注意广义和狭义资产阶级概念的运用，因为对资产阶级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定义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准确运用到具体研究对象中去。研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不能以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作为参照模式，因为西方各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发展也存在明显差异，并无完全相同的发展模式，所以不能生搬硬套，而应注重考察和分析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自身发展特点。有关资产阶级的类型研究与个案研究紧密相关，缺一不可，是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辨证关系，因此都应该予以重视。对于资产阶级研究的布局，必须有整体开放的视野，不能偏废，包括区域研究、行业研究、集团研究、市场研究、人口研究等多个方面，都应有深入考察，否则就很难说已经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做过全面研究。该文在这四个方面对近代资产阶级研究都提出了许多极具启发性的建议，其中的很多问题后来都有学者进行了探讨，对于促进资产阶级研究的发展成效显著。
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章开沅推动近代资产阶级研究不断发展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开创了商会史这一新研究领域。他早在“文革”以前即开始关注辛亥革命时期的商会，提交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一文，已论及商会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表现，稍后在《试论1913年的“二次革命”》（载《新建设》1964年第2期）中再次分析了“二次革命”中商会的政治表现。1964年为开展“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研究委员会”计议中的有关资产阶级调查项目，章开沅与杨东莼、邵循正等人前往天津，看到档案馆保存完整的天津商会档案，即意识到商会对资产阶级研究的重要性，但由于不久之后“文革”爆发，加之他因“替叛徒李秀成辩护”而受到批判，已纳入计划的商会史研究尚未起步即告夭折。“文革”之后学术研究逐渐恢复，在国际学术交流过程中，国内史学界对狭义资产阶级研究不充分的缺陷显露无遗，考察由工商业资本家组成的商会意义更显突出，于是从1979年开始章开沅就在多篇论文中阐述商会研究的作用，并在一些重要学术会议上大力呼吁尽快开展商会史研究。如1982年在美国芝加哥出席亚洲学会年会上，他与国外以及我国台湾学者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时，介绍了商会档案的收藏情况以及重要研究价值。会后公开发表《就辛亥革命性质问题答台北学者》一文，又针对台北《联合报》刊发一文声称“对若干商会档案的研究，据以说明全盘结论，那是很大的缺陷”，再次强调“商会研究对于探讨辛亥革命时期问题的重要意义”，阐明“1904年以后各地商会的先后建立，可以看作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的重要标志。1905年以后，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显示出越来越大的活动能量，是与他们有了商会这个纽带和基地分不开的……只是在商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方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社团，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地方，从此不再是以个人或落后的行帮形象，而是以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与官府或其他社会势力相周旋”。画龙点睛地揭示了商会对近代资产阶级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对推动商会史研究的兴起作用显著。
为了切实开创商会史研究，并为研究者提供利用商会档案的便利条件，章开沅还想方设法推进苏州商会档案的整理编辑与出版。“文革”结束后，他赴江浙地区搜集近代资产阶级的史料时，在苏州市档案馆发现保存完好的苏州商会档案，当即向档案馆方面说明该档案的重要研究价值，希望能够编辑出版。档案馆人员表示工作量大，编辑人力不足，缺乏出版经费，章开沅主动提出由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与苏州市档案馆合作，研究所派老师和研究生与档案馆工作人员一起整理编辑商会档案，并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苏州市档案馆对此欣然表示同意。经过多年努力，《苏州商会档案丛编》各辑陆续出版，共计6辑12册，近800万字。在此前后，《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0册以及《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下册也出版问世。经章开沅大力呼吁，以及上海、天津、苏州商会档案的出版，商会史研究得以在1980年代兴起，并立即受到国内外史学界高度关注，发展十分迅速，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不仅开创了辛亥革命和资产阶级研究的一个重要新领域，弥补了以往对资产阶级主体研究的不足，而且也拓展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分支领域，对促进和深化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积极作用。
在数字化时代来临之后，年事已高的章开沅仍与时俱进，对苏州市档案馆将馆藏3500卷商会档案全部扫描上网的做法十分赞赏，称之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值得推广，并发表《商会档案的原生态与商会史研究的发展》一文，说明将商会档案全部扫描上网，“既快又好，好就好在它保持了商会史料的原生态，这比出史料选编好得多”。因为任何史料选集、汇编都在不同程度上破坏了史料的原生态，存在明显的缺陷。研究者只有对原生态的档案进行深入考察和分析，才能探寻商会的原生态，了解其本来面貌与真实面向。这对新时期商会史研究的新发展，同样也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四、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开拓与引领
章开沅除了对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开展精深研究、取得一系列广受重视与好评的研究成果外，还对近代经济史相关领域研究的开拓与引领发挥了十分突出的作用。前述商会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可以说，广受海内外近代史学界关注的商会史，是经章开沅不断倡导与呼吁而形成的一个新研究领域，华中师范大学也由此而率先开展商会史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成立了中国商会研究中心，并于近年改组为中国商会研究院，成为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商会史研究中心。
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初章开沅还就近代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和研究的课题，为青年学者开展相关研究指明了努力的方向。例如20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是否存在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区分？如果存在区分，区分的具体标准是什么？对于以往常常强调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封建性、买办性、垄断性，应该怎样予以确切的理解与阐释，而不只是停留于表面层次上的简单描述？除此之外，与上述问题紧密相联的是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究竟有没有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区分，区分的标准又是什么？长期以来学界习惯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作为立宪派的阶级基础，将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作为革命派的阶级基础，这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初始诞生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否真正存在着所谓上层与中下层的分化？区分上层与中下层的标准是什么？乃至判断资产阶级形成的主要标志又是什么？这些在当时都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研究中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随后在史学界大多也有热烈的讨论。对于资产阶级的研究，章开沅力倡在进行整体分析的同时，还应注重前人忽略的集团和群体等中间层次的研究。之所以需要重视集团研究，是因为“多做一些集团（如资本集团、行业、商会以至商团、会馆等等）的研究，然后再进行类型的归纳与区分，所得结论可能比简单的上、中、下层划分更切合实际一些”。很显然，开展集团研究和群体研究是为了深化对资产阶级的整体研究，“并非意在取代阶级分析，而是弥补既往阶级分析的缺失，并且使之与阶级分析相互补益、校正”。
除了这些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之外，章开沅还提出了值得借鉴的一些研究理论与方法。例如他很早就提出了“社会历史土壤学”理论，强调考察社会环境的重要性，不能就事论事，简单片面地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具体运用到对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探讨，触角必须细致深入其所依赖的社会历史土壤，考察资本主义产生并成长于怎样的社会环境中，资产阶级产生并活动于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透彻分析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各方面影响，这样才能对近代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特点有比较准确的理解。另外，他还在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上，提出了通过上下延伸与横向会通促进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研究深入发展的精辟见解。顾名思义，上下延伸就是通过长时段的历史考察，甚至是跳出中国近代史，去发现许多过去未注意但却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包括中国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发展的全过程与20世纪初年的阶段特征，中国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诸关系之间的联系与矛盾，以及其他许多值得探讨的纵向方面的课题。横向会通主要是不受一地一国之空间限制，在更宽泛的范围内做横向比较研究。例如既与英、法典型的西欧资产阶级进行比较研究，又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近代民族运动加以比较。有关近代中西社会结构包括经济、阶级等，也应该克服困难进行比较研究。章开沅提出的这些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虽然为时较早，但至今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仍不无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章开沅还强调不能将过去研究中的缺陷简单地归咎于资料的匮乏，应该拓宽史料来源。他列举了许多实例，并指出近代报刊登载的大量金融、物价新闻和商业广告都未能得到充分利用。例如宣统元年四月十二日《绍兴公报》刊载的一则《俞源兴新到各货广告》，“汽油纱罩自来火灯，能比十盏灯光。手摇脚踏缝衣新机，家用极其快便。男女飞轮脚踏快车，一时能行百里。尺弍戏片大号机器，声音比前清爽。天字头号照相镜头，远近快慢能照。大中小号照相机器，传教照相方法。新到头等金银各表，坚固走准勿修。异样新式大小钟表，绍河初次运到。修整机器家伙作料，购买自己能修。脚踏车机器戏出贳，价照上海公道。套花胜家缝衣机器，照公司式出租。花色甚多，如蒙光顾，货真价实保用。”这则广告若以当今眼光看，似乎平淡无奇毫无特别之处，但在当时却反映出诸多重要信息，“包括了百货商店的货源、品种、运货路线以及经营项目、营业方式等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像绍兴这样的中小县城商业状况的一个侧面”。事实表明，类似广告对于拓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史料来源确实值得重视。
章开沅长期研究的张謇受到国内外更多学者关注之后，相关成果不断增多，常常有学者提出建构“张謇学”的期待。对于新时期张謇研究的发展与“张謇学”的到来，章开沅强调最需要重视的还是基础工作，从研究整体而言，资料就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除已经出版的工具书和资料集之外，各种报刊、中外公私档案需要进一步搜集整理，还要注意在韩国、日本、美国、法国搜寻有关张謇的外文资料，给大量张謇未刊函电做笺注，希望有年轻学者勇于承担这些工作。从研究角度看，需要开展比较研究。张謇是清末民初绅商群体中的重要一员，可以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重要成员开展比较研究，如“南张”与“北周”的比较，以及与另一位奉旨办厂的状元陆润痒的比较，还可与外国实业家如日本涩泽荣一的国际比较，促使张謇研究走向世界，在全球视野的观照下实现国际学术对话。另还应加强多学科交叉合作研究。因为张謇的一生内容极其丰富多彩，其思想与实践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以及市政、建筑、艺术、宗教等，研究这样的历史人物，必须有多学科的介入。“从目前状况来说，张謇研究虽然规划与数量已略有可观，但研究方法与视角大多仍然比较单调，因此往往流于就事论事，既缺乏宏大的叙说，更缺乏深刻的阐析，其成果必然停留于较低层次”。要改变这种局面，“张謇研究不能消极地等待其他学科加盟，而应该更为主动地走出去，与其他学科对话、沟通以增进相互理解，从而努力将其提升到更高境界”。只有做好上述各项工作，形成一批处于国内外先进行列的张謇研究者，取得更多高水平的传世研究成果，“‘张謇学’才能水到渠成，实至名归”。这在今后的张謇研究中仍不失重要指导意义。
为了扶植青年学者成长和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章开沅曾为许多中青年学者的著作写过序言。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序言大都不是一般性介绍书中的内容，更不是一味称好，而是提出了许多带引领性的学术见解与建议，对相关学术研究同样具有某种指导意义。例如为彭南生《中间经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国近代手工业（1840—193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所写的序言，论述了研究“中间经济”即中国近代手工业的重要意义，并强调“史学研究应该加强对中间形态的研究，无论是就政治、经济、文化、地域、阶层而言都应如此……因为无论是人类社会或自然界，无论是社会或自然的哪个领域和哪个层面，其本身结构与相应的研究方法都是多层次的，而非此即彼截然两分的简单化则是治学过程中的大忌”。他还补充说明“我过去之所以强调集团（群体）研究和现在之所以强调中间形态研究，其目的无非是希望使我们的认识与研究方法更加符合历史客观实在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
关于近代资产阶级与“绅商”的研究，章开沅在为马敏的两部著作所写序言中分别提出了如何拓展相关研究的独到见解与建议。他指明马敏博士学位论文《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的重要特色，是对近代早期资产阶级的结构分析与“过渡形态”的论证，阐明对近代资产阶级进行结构分析十分重要，包括资产阶级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组织结构、心理结构，这样不仅可以增强对于早期资产阶级内部结构认识的真切程度，而且可以进一步扩大认识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视野。在此基础上还应该努力把中国社会结构与阶级结构的变化放在世界全局中来考察，“既论析日益增长的近代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共性因素，更着重阐明中国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与变异性”。这样的考察与分析，无疑会大大增添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的理论光彩。关于近代“绅商”研究的深化，他在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序言中指出：“绅商阶层是活生生的一群人，他们的生活、心态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一样，都是介乎新旧之间与官民之间，都有很多极为丰富而又多种多样的内容。他们不仅有自己的志向抱负与事业追求，也有自己的人际关系与家庭生活。他们的工作、应酬、休闲乃至内心世界的喜怒哀乐，都能从各个侧面反映这个阶层的共性与个性，都能更为突显这个过渡社会群体的角色与形象。”寥寥数语，深刻揭示了拓展绅商阶层研究的新方向。同时他还在马敏、朱英合著《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的序言中，再次强调对晚清绅商的定性需要慎重，“不能简单地按照欧洲早期资产阶级的模式来要求晚清的绅商，因为两者有不同的社会背景与发生、发展的历程，我们必须首先把晚清绅商的实际情况弄清楚，然后才有可能与西方早期资产阶级作名副其实的比较研究。至于究竟给‘绅商’这个群体冠以什么名字，中国有句老话——名实相符，首先应该弄清事实，然后再斟酌确定给以什么适合的名字。命名是研究的结果，而不是研究的开始，我们过去在这个重要方法论上常常是弄颠倒了。我希望，通过商会研究增添一个新突破口，把过去习以为常而其实是非科学的所谓‘科学方法’纠正过来”。
至于商会研究如何发展，以及应该怎样把握商会的地位与作用，章开沅更是在多部相关学术著作的序言中都有精辟阐述。例如在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序言中，提醒研究者应注意近代商会发展的一大特点，即“中国商会稍能奋发有为并体现独立品格的岁月，多半是在中央政府衰微或统一的政治中心已不复存在的时期，及至相对稳定与统一的中央政府建立以后，它反而堕为附庸，湮没独立品格，很难有大的作为……这是由于中央集权乃是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统治者着意加强归于一统的各级政府，却无意（甚至害怕）扶植各种社会团体的独立、健康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从历史总体来说，商会很难左右政局，更谈不上校正社会前进的方向。就某种意义而言，商会的地位是每况愈下，日趋卑微，始终摆脱不了‘通官商之邮’的旧格局。这是商会的悲哀，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哀”。此说可谓依据史实，对近代商会发展特点及其地位与作用的准确归纳，对商会研究不无指导意义。针对20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商会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研究，章开沅又在朱英《转型时期的社会与国家——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体的历史透视》序言中，说明“探索市民社会与公众领域问题可以拓宽商会研究的思路，使汗牛充栋的商会资料得到更为充分的利用”，应鼓励中青年学者勇于探索。而且“国家（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也是一个过去研究不够而又极为重要的问题”，清末商会的诞生与发展，得益于清政府的倡导与支持，但商会的发展必然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权力与利益的再分配，作为旧体制的国家难免又会对商会加以限制乃至压制。“由此便引发出国家（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关系问题，如果属于良性互动，则国家（政府）和社会两获其利；如果属于恶性互动，则两受其害，将形成对抗、冲突，引起激烈动荡”。在另一篇序言中，章开沅则强调中国学者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研究，不能忽略中国国情而照搬西方的理论，也不应停留于概念之争，而应开展严谨的实证研究。“西方历史模式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参照，而不可作为认知、评判中国历史的主要依据，更不可简单借用为陈述、解释中国历史的框架”。但是，也不应因此而拒绝从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中获取某些有益的借鉴，因为“西方学者对于‘市民社会’、‘公众领域’的讨论，可以促使我们从固有的‘线索’、‘分期’、‘高潮’、‘事件’等空泛化格局中解脱出来，认真研究中国走出中世纪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曲折而又复杂的历史过程，现代化的主要载体及其如何产生、演变，以及它的活动空间与活动方式等等。如果我们不花大力气作这种扎扎实实的研究，却单纯跟在西方学者的后面，从概念到概念地争论中国有无‘市民社会’、‘公众领域’，那就是舍本逐末，从土教条主义转向洋教条主义”。这番论述可谓指明了应该如何对待国外理论的正确态度与借鉴方式。
应该说明的是由于文体的限制，章开沅在序言中对有关近代经济史许多重要学术问题的论述文字并不多，但大都一语中的，切中要害，引人深思，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很强的指导意义。“历史是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这是章开沅在序言中勉励中青年学者常说的一句话，它将永远激励我们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不停地探索，不断追求更高的学术境界。
作者：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原刊：《学术研究》2023年第0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