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5年9月，《新青年》创刊，开启了中国现代性启蒙之路。然而《新青年》的启蒙之路却经历了一个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的过程，这其中既包含了陈子沛等人在杂志运行方面的同心协力，更蕴藏着陈独秀集主编、主撰于一身的运筹帷幄和苦心经营。从“借助”《甲寅》创办《青年杂志》开始，标新立异的用稿标准、招股与揽才并重的两大发展主题、取大同存小异的总编方针使得《新青年》成为一代名刊。但作为资深革命党人的陈独秀所立意策划、聚拢的同仁杂志是一个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舆论刊物。面对内忧外患的现实，狂热的功利主义心理使得他们见什么武器就用什么武器，同时选取“利己”舆论为我所用。这样的“设计感”一方面成全了中国的公共舆论场，但也带来了问题——西方深刻的思想资源没有真正进入并内化，倒是功利、实用、工具主义铺天盖地，这也为日后马克思主义进驻中国并华丽转身留下了空间。
关键词：《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启蒙；舆论；
晚清以降，伴随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分子很难再像古代“士”阶层通过读书致仕的方式抵达社会权力的中心，但是他们依然居于文化的中心，随着新式传播媒介的发展，以报刊杂志作为喉舌，通过舆论的杠杆对社会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已经成为现代知识分子关心国事民瘼的一种惯用手段。即使与政权相疏离，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文化自信心，他们依然以“导师”的姿态自信满满地对民众进行启蒙。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有了进退自如的舆论平台。正是这一公共舆论空间的建立，汇聚了一批浸润欧风美雨的知识群体。这个群体精英荟萃，颇有欧洲启蒙运动时期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气质。他们以具有穿透力的舆论为手段和工具，集中火力向旧文化、旧制度宣战，在20世纪中国大地上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启蒙盛宴，《新青年》也成为公认的新文化元典和启蒙标本。“说理型”“政论型”“传播型”三位一体的文本风格，使得杂志别开生面，在中国新闻报刊史上开创了一个舆论传播的时代。1923年10月，胡适曾以当事人的视角来述说《新青年》的地位：“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的确，无论是持何种观点的学者还是出版家亦或思想家，都不能不为《新青年》创造出的启蒙奇迹拍手叫好。
作为创造了一个新时代的杂志，《新青年》既是学术界同仁“老生常谈”的历史话题，但也是一个永不过时、常论常新的话题。然而，从“出版后，销售甚少，连赠送交换在内，期印一千份”到“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从“普通的刊物罢了，虽是由陈独秀编辑，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到“‘新青年’三个字”成为“金字招牌”，《新青年》的启蒙之路经历了一个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的过程。这其中蕴藏着陈独秀集主撰和主编于一身的运筹帷幄和苦心经营，但同时，陈独秀一开始创办《新青年》时就有着很强的功利性，对杂志办刊方向的牢牢把控以及对杂志舆论方向的把持，使得启蒙有一种“被设计感”，在此之下，“舆论”与“思想”的吊诡也深埋其中。
一
《新青年》的成功与辉煌有口皆碑，《新青年》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伟业也赢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其以文化人的“上层建筑”背后，还需要活生生的“经济”作为“基础”。这个“经济”不但是指“物力”“财力”，而且还包括“人力”。
《青年杂志》的创刊并不如此前陈独秀“陷阵”的《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来得顺当。当初为了能说服亚东图书馆的老板汪孟邹提供让自己的舆论“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的平台，陈独秀可以说信誓旦旦、苦口婆心2。尽管如此，作为老友、老乡的汪孟邹还是以亚东“生意很不好”“经济上很困难”，加之又受托于《甲寅》杂志而以“实在没有力量做”等理由婉言谢绝。当时《甲寅》杂志已是享誉舆论界的名牌杂志，对陈独秀设想的新创刊杂志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心存疑虑。平心而论，作为老板的汪孟邹考虑“销路”和“利润”乃是天经地义之事。不过，亚东虽“无力”承办，但汪孟邹还是本着成人之美的心态将陈独秀介绍给了群益书社的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应该看到，在“这一扇窗”和“那一扇窗”之间，陈独秀那“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的承诺还是具有一定的煽动性的。毕竟，陈氏兄弟作为生意人，这个“很大的影响”中，既有社会效益的自我张扬，也有对书社未来经济效益的期待。据汪原放回忆：“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当事人的一个“竟”字可谓大有深意。它不但流露出出版者的风险意识，也道出了陈独秀费尽口舌背后的运筹之功。因为当时在出版业非常萧条的年代，主撰者不与出版商精诚合作、捆绑经营，商家是不会提供“旗帜鲜明地宣传自己的主张”这类“免费的午餐”或平台的。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更何况搭建平台并非单单是“钱”的事情。如果人气不旺，同样难以成事。《青年杂志》起步的光景，作者尤其是符合该刊撰稿要求的作者堪称一“人”难求。辛亥革命失败后，大批仁人志士流亡国外。沉潜国内的进步人士噤若寒蝉不说，即使有愿一鸣惊人者也是信息隔绝——“英雄”与“用武之地”隔山相望。这时的陈独秀只能依靠“同乡”“同事”的旧情故谊，在吁请敦促中汇聚一批作者队伍。《甲寅》杂志就是其最早的人才资源施策对象。
《甲寅》杂志于1914年5月由章士钊创刊于日本东京，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政论性月刊，依此凝聚了一批政治、思想、文化精英，诸如章士钊、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张东荪、杨端六、杨昌济、谢无量、吴稚晖、刘叔雅、苏曼殊、黄远庸、程演生、李剑农等人，包括胡适在内，都是当时享有盛名或具有潜在实力的舆论高手。1915年10月《甲寅》杂志停止发行，1915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对于这其中时间的交错，过去笔者曾经将《新青年》团队的汇聚概括为《甲寅》杂志同仁的“跳槽”。现在看来，更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同仁们的“脚踩两只船”。《甲寅》杂志同仁的“跳槽”应该说是《甲寅》杂志完全停刊以后的事情。事实上，在《甲寅》杂志停刊之前，其部分作者一直是在为两个杂志同时撰稿，并不曾出现一边倒的情形。根据常规的编辑原则，《青年杂志》9月发表的稿件应在《甲寅》杂志10月停刊之前就提前约定，所以在这两个杂志中“脚踩两只船”的作者群体至少有几个月的交叉而非只有一个月的“两栖”。下面仅以《新青年》前两卷的稿件作者为例，就可以说明陈独秀是如何“草船借箭”、借“机”下蛋的。在“甲寅”的群体里，为《新青年》前两卷撰文的作者除陈独秀外就有李大钊、高一涵、易白沙、谢无量、吴虞、苏曼殊、刘叔雅、程演生、吴稚晖、杨昌济、胡适、陶孟和等人。这些作者共出现在《新青年》前两卷有51人次之多。这个数字多少意味着陈独秀在大大咧咧性格背后的运筹中还是有几分韬略的，在《甲寅》杂志还没有正式宣布停办之前，他始终没有把这个哺育《新青年》的脐带切断，表现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固有的侠骨和义气。
《新青年》对于《甲寅》作者队伍的继承，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青年杂志》对于《甲寅》杂志作者队伍的挪借和挖潜，支撑并促成了《青年杂志》的诞生。但是，《甲寅》杂志的思想蓝本、办刊体例也被《新青年》无偿地延用。也正是由于对《甲寅》的过度承继，造成了《新青年》杂志早期特色并不是很明显。正如郑振铎所言：“《青年杂志》于一九一五年左右，在上海出版时——那时我已是一个读者——只是无殊于一般杂志用文言写作的提倡‘德智体’三育的青年读物。”这一并不很高的评价与《新青年》的历史地位还有很大的差距，这反映出《新青年》要想成功还需要很多的努力。作为主撰的陈独秀，对于《新青年》杂志的内容、体例、作者包括发行策略，都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
二
从《甲寅》到《新青年》，新时代呼唤着新的主体和主题。这双重之新又是主撰凭借着新的舆论平台引导并支撑的。
1915年9月，《青年杂志》1卷1号上的主打文章多半为陈独秀一人独撰，《敬告青年》《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妇人观》《现代文明史》《国外大事记》《国内大事记》《通信》等同时付梓。尽管有着“一青年”“记者”的笔名作为帮衬，“陈独秀先生主撰”的字样也还不曾标出，但在其主导作用背后却有着不便言说的苦衷。即使是那鲜活的“通信”文体，也还有着自我编排的嫌疑。毕竟，《新青年》创刊之初，不曾看到杂志的读者是不可能有切实的来信的。稿件的门可罗雀不但能从陈独秀主要策动的《甲寅》杂志原班人马之“跳槽”或“兼职”看出，还能从他四面托请的约稿中窥见一斑。1卷1号刚刚杀青，陈独秀便敦促乡友汪孟邹写信给另一位远在美国的乡人胡适：“今日邮呈群益出版青年杂志一册，乃炼（指汪自己——引者）友人皖城陈独秀君主撰，与秋桐亦是深交，曾为文载于甲寅者也；拟请吾兄于校课之暇担任青年撰述，或论文，或小说戏曲均所欢迎。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炼亦知兄校课甚忙，但陈君之意甚诚，务希拨冗为之所感幸。”从这封信的内容看，至少此时陈独秀与胡适还不曾直接通信，甚至没有接触。而“每期多固更佳，至少亦有一种”的盛情也暴露了《新青年》当初的原始稿荒状态。当然，这个稿荒是以名家名作为基数的，毕竟陈独秀和群益书社的初衷都是要把它办成一个一流高质量杂志。值得一提的是，如果说当年胡适写给《甲寅》杂志的稿件多是“来信”摘登或是随感式的边角料，那么这次的“拟请”则是要其“切实”下功夫的“宏论”。对此，如若从《新青年》创刊号上“社告”和“敬告”来观测，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它有要从众多杂志中脱颖而出的雄心。不难理解，其编辑方针和用稿标准之“标新立异”也就顺理成章了。
说到标“新”立异，陈独秀的原则很明确：“新时代”应有“新”知识、“新”思潮、“新”思维。总之，《新青年》是以“新”诱人、以“新”立足，要以“新”为亮点。因此，在创刊之初，陈独秀对《新青年》的走向充满自信，大有只关心稿源、不在乎“观念”的放任态度。这种态度其实主要来自他对稿源或说作者的判断和信任，诸如高一涵、易白沙、李亦民以及后来居上的胡适之就不会发布陈词滥调。所谓的“标新立异”，无非就是创刊号上的立意表白：“一、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二、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究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三、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他担心读者还不明白，又在所谓的“读者”通信中进一步阐明宗旨：“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毕竟，“舆论的强度与公众对于舆论客体的知晓状况相关”。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信息对称原理。如果没有“国人思想”的“根本之觉悟”，所谓的“新”理想、新社会、新中国等为《新青年》一心一意谋划的主题将难以为继。
宛如所有的故事只有一个主题歌，《新青年》的主打歌曲是新思想、新文化，跳动于字里行间的主要音符则是以“民主”“科学”为观念词的现代性旋律。但也必须看到，《新青年》的标新立异也遭到了时人的非议和批评，如果说梁启超的《非“唯”》没有点名道姓，那么《学衡》杂志的大打出手则多少对这样的“过激”和唯“新”主义构成了历史存照。
三
1916年2月15日，出至1卷6号的《青年杂志》因护法战争的爆发而停刊。此间也因群益书社接到上海青年会的一封信，指出《青年杂志》与他们主办的《上海青年》杂志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更名。慎重起见，群益书社经理陈子寿与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亲自到陈独秀的寓所商量更名事宜，陈子寿“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并最终受到陈独秀和汪孟邹的“赞同”。改版后的《新青年》，除“陈独秀先生主撰”的醒目提示外，杂志由原来的每月15日提前到了1日。1916年9月1日，杂志2卷1号出版，封面上首次出现了胡适、李大钊、温宗尧、陈圣任等新人的大名，2号还有吴稚晖、刘半农、马君武紧随其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新青年》的短暂停刊恰恰给了它发现人才、网罗作者的喘息机会。事实上，《新青年》的合作伙伴包括陈子寿、陈子沛兄弟，亚东图书馆的汪孟邹等人时刻不忘两个发展主题：一是资本（财），二是人才（材）。
为了获得群益书社的认同，陈独秀身先士卒，在群益书社和亚东图书馆困难时期，直接插手了“大书店”的经营计划。根据汪原放的回忆：“1915、1916年间，酝酿过一个‘大书店’计划。起初曾有群益书社、亚东图书馆、通俗图书局三家合办之议，未果。后又打算群益、亚东合并改公司，并由此而有仲甫、孟邹北上之行。”对此，我们从陈独秀致友人胡适的约稿信中可以得到左证：“弟与孟邹兄为书局招股事，于去年十一月底来北京勾留月余，约可得十余万元，南方约可得数万元，有现金二十万元，合之亚东、群益旧有财产约三十余万元，亦可暂时勉强成立，大扩充尚须忍待二三年也。”看来，陈独秀从一开始酝酿《新青年》时，就已经成为捆绑式的“股东”之一了。汪孟邹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九月十八日，星期一，晴。……仲甫、己振同来，根本赞成竭力相助亚东与群益合并另行改组之事，云候子寿回申，拟出‘计划书’，渠等二人北上一行，以便搜集资本。此事如就，关系甚大，非仅予一人之所深愿也。”上面的“仲甫”就是陈独秀。后来由于“同行必姤”的原因“没有合并成”。仅从《孟邹日记》的记载来看，仲甫参与经营，而且每每谈至深夜的积极配合确是有根有据的。仅从1916年9月到11月两个月时间里，陈独秀在“日记”中就出现了7次，而且都是“合并”“筹股”“拟章”的挑大梁者。《青年杂志》之所以能在约略敲定后短时间内走完7月签约、8月预告、9月发行三大步，不能不说与陈独秀的运筹帷幄息息相关。
如上所述，《新青年》杂志创刊之际遇到的另一个棘手问题就是稿源问题，也即是我们今天津津乐道的人才梯队。“青青子矜，悠悠我心。”我们看到，无论是远在国外还是近在眼前，无论是比自己年老还是年少，无论个性张扬抑或沉稳低调，只要能为我所用，陈独秀唯才是举。以陈独秀当时招贤纳士之“功力”为例，至少有三点值得借鉴。首先，是其主动出击的自我意识，凡是和陈独秀共过事的作者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高一涵是陈独秀拉来最早为《新青年》撰稿的首席作者。他之所以能欣然为陈独秀主办的杂志担纲助阵，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陈独秀发挥了其任职《甲寅》杂志时期的一贯作风，不断的“约稿”与“催稿”。吴稚晖在谈到陈独秀与章士钊的关系时说：“把人物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而外，必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而高一涵的难以忘怀则在于：“余时已到日本三年余，为穷所迫，常断炊。独秀约余投稿，月得十数元稿费以糊口。”陈独秀邀请高一涵为自己的杂志撰稿也是自不待言。对此，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的体会更为深刻。鲁迅就曾在“新青年派”阵营分化后回忆起自己“怎么做起小说来”时说：“《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其次，应该看到，同是约稿或催稿，还是有其不同之处的。陈独秀的高招还在于在“约”与“催”的开始就让被“约”与被“催”的对象欲罢不忍。原来，陈独秀总要想方设法与你拉上关系。还以周氏兄弟为例。陈独秀不但将弟弟拉到自己麾下，更关键的是还要让鲁迅这个凤毛麟角的白话文小说家“就范”，以显示自己的杂志倡导文学革命的“实绩”。1920年3月11日，他在给周作人的函件中，极力敦促鲁迅从事小说创作：“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后又在8月22日的信中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同年9月28日又有函云：“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陈是鼓励鲁迅出版小说集的第一人。除却物质刺激和鼓励，如此这般的精神刺激与鼓励或说“高帽子”是文化知识群体更为看重的，也是比物质的酬劳更难以拒绝的东西。如果说对周氏兄弟的刺激与鼓励是发生在“文学革命”以后，而且是“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已经初具规模的时候，那么我们以“新青年派”大本营刚刚安营扎寨时的开局磨合来说明将更具说服力。以吴虞和胡适的初来乍到为例。当吴虞于1916年底写信给陈独秀毛遂自荐说其“拙撰”曾发表于《甲寅》《进步》等杂志时，陈独秀便顺手牵羊将其纳为自己所见略同的“英雄”，并奉为知己：“久于章行严谢无量二君许，闻知先生为蜀中名宿。《甲寅》所录大作，即是仆所选载，且妄加圈识，钦仰久矣。兹获读手教并大文，荣幸无似。”除却上引“尊着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的约稿，更有“西望峨眉，远在天外；瞻仰弗及，我劳如何”的溢美之词。那“《甲寅》所录大作，即是仆所选载”的信息传递，不就是“以文会友”、神交已久的潜台词吗？得到《文学改良刍议》是“快慰无似”，纳得吴虞稿件是“荣幸无似”。而对胡适的邀请更是近乎“敬其一丈”。就在那封我们熟知的《陈独秀致胡适》信中，他直率陈言道：“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中国社会可与共事之人，实不易得。恃在神交颇契，故敢直率陈之。”“神交颇契”“实不易得”的比附颇能让远在异国他乡的胡适感到一丝乡友的温情。加上“《新青年》欲求足下月赐一文，作或译均可”的“又及”，使得胡适对自己归国后有用武之地更增加了自信。这也是日后胡适能成为“新青年派”知识群体中一员大将的根本所在。
最后要说的是，虽然主编有着让被“约”与被“催”的对象欲罢不忍的统帅本领，但他仍不能单单流于精神上的口惠。毕竟，精神的最终落实点还是要以物质基础为依托。否则，精神的这个物质支持丧失了，它的托举也不会长久。毋庸讳言，“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即使是文化人，也摆脱不了这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逻辑。于是，我们看到，陈独秀率直地摆脱了传统文人君子言义不言利而且极其容易导致“先君子后小人”之结局的做法，为了整合“新青年派”群体，他不惜重金聘用、高酬约稿。对此，我们可以在《新青年》首尾相连的《社告》与《投稿简章》中初见端倪：“来稿无论或撰或译，皆所欢迎。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不难看出，《投稿简章》所列举的七条条款无不体现出优稿优酬的思想。还有更为重要的是，领军的先驱咬定关键作者不放松、令其只为我用的意味，颇似今天流行的“签约作家”。“他处有约者倘无深交，可不必应之”一语大有独自享有、“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霸占味道。尤其值得玩味的是，较之同时期私信公发的情形，这是一封纯而又纯的私人信件。不过，陈独秀的承诺也是真诚的：“书局成立后，编译之事尚待足下为柱石，月费至少可有百元。”另外，担心人才流失又不无自虑地为主持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杞人忧天道：“蔡孑民先生已接北京总长之任，力约弟为文科学长，弟荐足下以代，此时无人，弟暂充乏。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俱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学长月薪三百元，重要教授亦有此数。”更为直接的许诺还在这里：“足下回国必甚忙迫，事畜之资可勿顾虑。”这对早年丧父靠单亲供养自己留学的胡适来说，不能说没有吸引力。尤其是“柱石”“重要教授”的“身兼两职”的高薪承诺，不但是胡适心动的原因之一，而且也是后来很多老北大的教授们纷至沓来、欣然加盟《新青年》阵营的重要原因。
在道义和韬略的驱动下，《新青年》这个舆论阵地声势渐威。而且由于《甲寅》杂志迟迟未能复原，作者的重心也在不断位移。这也便有了胡适及其他重量级作者的呼之欲出。由此，陈独秀主导的新文化运动日渐兴隆。
四
作为资深编辑家的陈独秀之所以能够在继《国民日日报》《安徽俗话报》《甲寅》杂志等或主或附之后，使《新青年》成为如日中天的划时代杂志，还是与主编既定的“理想与勇气”之支撑与落实密不可分。我们看到，陈主编在与同仁合作上的伸缩自如、张驰有致是一代名刊引领一代先驱同仁前行的关键。
面对实力强硬的作者队伍，这是陈独秀的期待，也是他整合队伍并让其“听将令”的难点。在思想家层出、学问家不穷的时代，主见自有，人心各异，因此难免有“心散”的文化格局。在陈独秀那里，“采取同一步调”的“听将令”者多多益善。而且在增强编辑队伍、扩大作者时，组稿和约稿都是按照主撰的“旨意”进行的。以前文所述的鲁迅接受委托约稿并自觉站队的自白就可以略知一二了。通过钱玄同这一中介，陈独秀还表达了《新青年》积极、激进的不破不立情怀。对此鲁迅的心灵同样有写照：“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诸如鲁迅这样和主将或说主编采取同一步调的“听将令”者固然不在少数，但队伍大、人心散就自然难带了。不过，陈独秀取大同存小异的总编方针却让《新青年》为中国报刊史平添了一次经典的成功范例：“心散神不散。”如所周知，《新青年》杂志一开始就树立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两面现代性旗帜，主撰对《新青年》各位名彦的知识结构、思想谱系以及文化、政治取向也是心知肚明，但按照自己“抓大放小”的原则，尽管思想主张不一样，无论是英美的自由主义还是欧陆的个人主义甚至日本的军国主义，只要不影响谈论“德先生”、“赛先生”就无关紧要。于是，文学革命、道德解放、民主共和这些自己感兴趣的现代性命题旗开得胜，跨越了整个20世纪的历史时空。不难想象，如果没有陈独秀容忍“异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商榷”的异见，单单靠自己的文学“革命”“打倒”“不容商榷”是不能形成“弓与六弦琴”这等“不和谐的谐音”的，也是不可能在百家争鸣中同气相求的3。在这一点上，陈独秀在把持住自己的办刊底线的同时，最大限度的给各位编辑自由发挥的权力之编辑方针，与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异曲同工。
值得说明的是，尽管蔡元培校长“兼容并包”，但在激进与保守、新与旧、中与西之间，还是偏向新派的。无独有偶，陈独秀给予同仁的自由发挥毕竟还是有一个底线或说基线的。鉴于他对激进、积极的方向以不容怀疑、不允许“讨论”的态度来进行，所以他对《新青年》方向稍有的偏离都会严防死守。“新”的对“旧”的、“青年”对“老年”、“青春”对“白发”、“朝气”对“暮气”、“现代”对“传统”、“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革命”对“改良”、“光明”对“黑暗”、“积极”对“消极”、“激进”对“保守”、“动”的对“静”的等，都以一种积极的、直线式的、不可回环的路径前行。为了使这个基数得到保障，也是为了保证方向准确，陈独秀采取了两手策略。
为了使自己坐稳主撰位置而精心设置的“读者论坛”也是把控杂志方向的一着妙棋。创刊号上的王庸工和章文治可以是子虚乌有的潜客，纯粹是为了将杂志的办刊方向公之于众。但到了“容纳社外文字”的“读者论坛”开坛以及“通信”一栏的开通，以北大学生为主体之真刀真枪的来稿，则把《新青年》的主题点化得更突出，目标突出得更鲜明，激情渲染得更浓烈。原来，北上的《新青年》在同仁共执的转折期更需要掌声。读者来信与读者论坛的开启一方面满足了喝彩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下一期继续需要深化的主题延伸与衔接提供了由头和接榫。翻阅《新青年》上的“读者论坛”和“通信”，傅斯年、罗家伦、常乃德、俞颂华、胡哲谋，无不是北京大学中紧跟《新青年》步履的小字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师范毕业生毛泽东的文章之所以能够付梓，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他响应了主撰《今日之教育方针》中的“兽性主义”之体育导向，吻合了尚武思潮这一舆论潮流。如果没有这样的读者来信，《新青年》产生的舆论导向作用自然也会逊色不少。
进一步说，比起应约作者，“自然”来稿没有请神与送神的尴尬。对这些学生辈分的作者文字的刊登与否，完全可以根据主撰的“需要”。读者自然来稿的见报与否、长短、快慢，关键看内容能否呼吁到点子上。以孔教问题的喧嚣为例，在容纳社外文字“自由发表”的当口，其实在“真理愈辩而愈明”的言论自由原则背后，在很多情况下更是一种对主撰或《新青年》思想的导读。读者陈恨我的来信说“终不敢不尊孔子”，记者的回答说易白沙的《孔子平议》以及自己的《吾人最后之觉悟》平心静气的驳论足以提供证词。同时在公开信中也流露出不甘寂寞的心理：“本志出版半载，持论多与时俗相左，然亦罕受驳论，此本志之不幸，亦社会之不幸。”容易理解，“相左”是“独标异见”之个性的标志，“罕受驳论”不过是要引起社会关注。若是真有对新理想、新思想不利的言论，主编还是会以笔代枪的。更何况在编读之间，陈独秀还是掌握舆论主动权的。要知道，主编个人喜好的主观性在这时还是颇为有效，至少他有自由签发的一支笔权力。
这里，编读交互式的往来其实是主撰方以不变应万变，真正被动的是社外的读者兼作者。《新青年》正是在一片哗然、喝彩、叫好、呐喊声中迈向既定目标并成为“金字招牌”的。唯其这一“金字招牌”的脱颖，才有了如火如荼之新文化运动以及接踵而来的“五四运动”的发生。
五
应该看到，陈独秀所立意策划、经营的同仁杂志是一个带有明显功利色彩的舆论刊物。作为老革命党人，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上海，此后一段时间度日维艰，靠卖文为生，“静待饿死”，面对“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的现状，他心急如焚。于是陈独秀在对“共和”失望的同时转移到杂志的舆论宣传上，底层悲苦人们的革命激情转换为启蒙的热情。毕竟，从1903年与章士钊等友人共办《国民日日报》到1904年独自开办《安徽俗话报》，再到1914年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在（政治）“失重”的情形中，陈独秀对经营舆论情有独钟。这既是他得心应手的“谋生”、自救手段，也是他割舍不掉的济世情怀。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当口，开启民智、救亡图存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共同的、迫切的心声，这也使得启蒙具有极大的实用主义功利性，知识分子往往从现实需要出发去选择介绍某种理论学说抑或他种主义和思潮。比如提倡文学改良与革新，陈独秀却并非在文学自身上下功夫，强烈的功利目的使他不顾文学发展的内在价值，而是把文学看成一个达成政治需要的手段。从这一动机出发，他完全根据政治需要来“塑造”这一为我所用的工具，其他的一切，俱在其次。在陈独秀眼中，“急症等不得慢郎中”，功利主义的急功近利心理使他见什么武器顺手就把它“牵羊”过来。如果能“立等可取”，更是求之不得。
作为舆论的经营者，陈独秀是集文化启蒙与革命家与一身的双重角色扮演者，具有特立独行个性。简单浏览一下陈独秀的履历就不难发现，他的性格有着“天然”的敢为天下先的“独行侠”色彩，动辄就要决裂，冲动、鲁莽、刚愎、专断始终伴随着他。章士钊的评价颇符合陈独秀的真实性情：“不羁之马，奋力驰去，回头之草弗噬，不峻之阪弗上。”正是这种性格，使得他忠于自己的意志和思想毫不动摇。我们看到，陈独秀在舆论方向的把握上无时无刻不严谨慎重，尽管杂志允许自由讨论，但几乎每篇读者来信以及讨论主编都要独自把关、亲笔回复，而且几乎每一篇之后都有掌控方向的附注或感想。可以说，《新青年》的通信名为“讨论”，实为“总结”、总括和总揽。毕竟，总“舵手”在把握着帆船的方向，这就使得启蒙有一种“被设计感”。应该看到，启蒙不能仅仅停留在舆论、理念的平台上，舆论不代表思想，思想作为一种谱系，需要舆论的沉淀。“舆论的波动和演变是衡量新思想渗透程度的尺子。当这些新思想变成‘普遍的公众舆论’或‘公共思想’时，启蒙事业就赢得了胜利。”舆论本应是自由的、不被“控制”的，但却在陈独秀的把控下被搁浅，进而没有营造出形成思想的氛围和条件。
“学问（家）”和“舆论（家）”相克亦相生。“舆论”与“思想”亦然。需要说明的是，舆论和思想毕竟是两个层面的事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舆论家”辈出，但能够落地的“思想家”却寥若晨星。舆论氛围可以很快烘托起来，但思想的强度却难以瞬间沉淀落定。回到那场启蒙运动，学问这样被“设计”的启蒙一方面使得《新青年》这块阵地在主编的统帅下焕发出夺目的舆论光彩并开创了一个辉煌的时代，成全了中国的公共舆论场，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那就是西方可资借鉴的适宜思想资源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并内化，倒是功利、实用、工具主义铺天盖地，中国的实际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五四的任务没有完成抑或启蒙仍在路上。不过，这也为日后马克思主义进驻中国并华丽转身留下了生成空间。
作者：张宝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刊：《郑州大学学报》2020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