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台湾史学前辈胡春惠先生相识已经整整二十年。1996年我到广东中山参加“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广州市社会科学院骆宝善先生邀请与会的河南同乡学者小聚。胡春惠先生是河南沁阳人，也应邀参加了聚会。当时在座的还有郑永福先生、赵春晨先生、张瑛先生、刘路生先生等。在这之前，我因撰写有关晚清地方自治的博士论文，曾认真拜读过先生的专著《民初的地方主义与联省自治》及相关文章，受益颇多，敬仰已久。这次聚会，是我第一次见到先生，他那委婉的乡音和浓浓的乡情，令我倍感亲切。记得他感慨地说，河南对中华民族的贡献最大，而遭受的历史磨难也最多，流露出对中原故土的殷殷之情。为了请教学术问题，我自此与先生有了书信往来，先生曾签送大作《韩国独立运动在中国》一册，并连续数年寄送他主编的《亚洲研究》。
2000年，我参加了在广东中山召开的“孙中山与20世纪中国的社会变革”学术讨论会，会上得与先生再次相见，重叙乡谊。
2001年，先生自台湾政治大学荣休，转往香港珠海学院任教，兼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此前先生已任珠海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长期顾问）。先生借助这一学术平台的区位优势，开始全心致力于推进港台与内地的学术交流，主办了数十场各种类型、各种主题的学术研讨会，特别是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坛的开办，为青年史学人才的成长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2002年，我赴台北参加“第五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因先生在香港而未能相见。先生在电话中告知，华裔加拿大学者丘才廉先生得知河南大学正在开展犹太文化研究，愿意给予帮助，希望我能引介。我即与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张倩红女士取得联系，双方合作事宜进展非常顺利。丘先生夫妇当年来到河南大学，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分别设立了奖学金，捐助建立了夏隆外文图书室，对河南大学的犹太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河南大学也以此为契机，整合学术资源，成立了犹太研究所，以组织的形式开启了犹太历史与文化专题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如今十数年过去了，这支新生的学术力量，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和广泛的学术交流，为中国的犹太研究和中以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张倩红女士后来转任郑州大学副校长，仍以学者身份热心推动河南大学的犹太研究。而先生对此学术功业之热诚相助，也让人铭记莫忘。
先生常年奔波于各地开展学术活动，也经常返乡省亲会友，因而我们也时有机会见面。2013年先生回乡扫墓祭祖，下榻郑州黄河饭店，我和郑永福老师、吕美颐老师还前往看望。先生极为开朗健谈，每次相见，都能深深地感受到先生的家乡情怀和学术心愿。他曾较多地谈及对故乡和家人的记忆，谈及对青年学人的关心与期待，而且也多次开心地谈及他与我的导师章开沅先生多年的交谊，其亲善而温和的话语，至今犹在耳边。
2014年，先生再次来郑，发起组织由郑州大学、香港珠海学院、台湾政治大学联合主办的“第十五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坛”。先生与我通电话说，想借此行到开封寻访他少年时期的寄居之地。我查阅了相关资料之后，即驱车接先生到开封，入住开元名都大酒店。当天下午，在刘百陆老师的陪同下，先生参观了河南大学犹太文化研究中心。这时的研究机构已经拥有一座古朴典雅的三层斋楼，夏隆外文图书馆藏书已达5000余册，并且有了一支素养很高的中青年学术团队，发表和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研究中心也因而成为中国犹太文化研究联盟成员单位，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以及中国·以色列学术交流促进会等国内外多所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些学术成就，先生看后甚感欣慰。
次日上午，先生向历史文化学院师生作了题为“孙中山五权宪法研究”的学术报告。下午，我与陈健老师一道，陪同先生专程考察了古城开封包公湖附近的城隍庙街、观前街等街道，寻访先生少时的居所。历经数十年的变迁，当地的旧房多已改建，但街道格局未有大变，先生依然能够辨认出当年居住的旧址，并怀有深情地拍照留念。先生返港之后，我将所拍照片冲印并加标注，又依照民国年间的开封地图，手绘了旧居方位简图，一并寄与先生。
已有一年多未见先生，不意，昨天见到田海林教授、左双文教授转发先生病逝的微信，惊愕至极，再三叮问。当见到珠海学院网站张忠柟校长发布的讣闻，确知先生已于三月十九日在台北病逝。伤痛之情，难以自已。
在此，我想告慰先生，您的为学与为人，是我和所有受过先生嘉惠之后学的永远的人生激励。
先生，安息吧！
2016年3月22日于开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