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庸先生离开我们已经20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如在目前。他好学深思，治学严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学者。他在思想史和鸦片战争史研究领域，厚积薄发，颇有创获，都做出过可贵的贡献。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他对清代汉学、宋学、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均有深入的研究，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汉学在清朝初年，经黄宗羲、顾炎武两位大儒倡导经世致用，是为反清服务的进步学派。到了乾隆、嘉庆时代，由于清代康熙皇帝等统治者，对这个学派的学者采取怀柔与高压并用的两手政策，顺从者百计罗致，抗拒者罗织罪名，残酷迫害，捕风捉影的文字狱，接连不断，致使学者畏谈政治，成年累月，埋头烦琐考据，厚古薄今，变成“舍经学则无以为学”、从而使清初主张经世致用的汉学，完全蜕化为脱离现实的一个考据学派。他们在考据方面虽然取得不少成就，，却完全背离了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的经世致用的宗旨。胡先生对这一学派的演变过程，做了简明扼要、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使人一目了然。龚自珍是嘉庆、道光年间今文经学派的一员震聋发聩的健将。胡先生对龚氏揭露当时清朝的黑暗腐朽统治，作了充分的肯定，同时不为贤者讳，对龚氏思想的落后一面也做了富有说服力的评述，指出他的思想丝毫没有超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范围。龚氏在《农宗》一文中希望建立的理想国家，不但是空想的，而且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是“追求历史的倒退”。他所说的“山中之民”，不是农民或农民的代表，而是龚自珍那样的封建士大夫的化身。他的这种敢于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值得大力提倡。
在鸦片战争史研究方面，他也有很多经过独立思考得出的杰出见解。他对明清时期“闭关政策”的研究，足以作为代表。他所写的《清朝的闭关政策和蒙昧主义》一文，深入分析了闭关政策的社会历史根源，具体解剖了闭关政策的主要内容，尤其对闭关政策阻碍中国社会发展方面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做了极为中肯的评论。他认为闭关政策“是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的产物”，其主要目的是防止封建经济的解体，维护专制统治。“既不是防止侵略的必要手段，更不是防止侵略的有效办法。”它的主要作用是对内而不是对外，“是对国内所实行的某些经济上、文化上的政策。”这种政策“阻碍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耽误了二百年的光阴，造成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落后，同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真是他的一针见血的真知灼见。此文发表于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客观上对当时党和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很有利于启发人们坚持改革开放政策的信心和决心。他和他的高足郑永福合写的《〈川鼻草约〉考略》一文，是对1841年初，义律和琦善在广东交涉谈判“签约”经过的、最翔实的一篇考证文章。他们依据中英双方有关的原始记录和奏报，参考其他资料，详细叙述了琦善和义律在广东交涉谈判经过，最后得出结纶：“琦善始终没有向义律答应割让香港，只许寄居，而且始终也未答应英方占香港全岛，只同意香港一隅。”“所谓《川鼻草约》，是在英军强占香港以后，才单方面制定的条文，而琦善始终未在该约上签字或加盖关防。故《川鼻草约》不仅事后未经中、英两国政府批准，即便当时也没有签订。”“英国殖民主义者先是在没有任何条约根据的情况下，武力强行霸占了我国领土香港，以后又经过一年多的持续侵略战争，用武力胁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将抢夺来的侵略权益用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充分暴露了殖民主义者的强盗本性。”此文发表于1983年2月2日的《光明日报》上，当时中国正在和英国交涉收回香港，文章以铁的历史事实证明：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先是非法强占香港，接着又以武力威胁清政府在南京签订“城下之盟”，迫使清朝当局承认，通过不平等条约使其侵占“合法化”。充分暴露了殖民强盗的丑恶的嘴脸，显示中国收回香港的正义性，对于推动中英谈判，收回香港，提供了有力的历史依据。
我与胡思庸先生初次见面，时在1978年春。当时人民出版社组织河北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开封师范学院（今河南大学）、山西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几所院校的教师苑书义、胡思庸、陈振江、邱远猷、王魁喜、李喜所、任茂棠、汤志钧、乔志强、王才、赵矢元、魏宏运等，编写大型《中国近代史新编》（上、中、下）；同时约请章开沅先生牵头，组织湖北、湖南、四川、河南、贵州、广东等地的学者编写大型学术专著《辛亥革命史》（上、中、下）。两书的责任编辑均是林言椒同志。《中国近代史新编》编写组为了广泛征求学者的意见，同时到广东、广西、湖北等地实地考察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的遗址遣迹，于是年2月结队南下，先到广东，后到广西，最后到了湖北武汉，住在武汉大学招待所。我作为《辛亥革命史》编写定稿组的成员和武汉大学的一员，义不容辞地充当了他们来到武汉的义务接待人。胡思庸先生参加了这次考察，因此我们得以首次结识。在武汉期间，除了开过一次大型座谈会，各抒己见，对《中国近代史新编》提出各自的意见和希望外，还参观了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有关遗址遗迹。我与胡思庸先生也因此建立了初步的友谊。记得胡先生酒量很大，在《新编》编写组中，汤志钧、王魁喜也很能喝酒，可算拥有三员大将。而《辛亥革命史》编写组中，酒量最大的只有林增平先生。宴席之间，形成了以一对三的局面。
1978年至1981年间，我协同姚薇元教授招收了以鸦片战争为研究对象的三名研究生：许增纮、丁济康、杨维。1981年末毕业时举行毕业论文答辫，特请胡思庸先生专程来到武汉，主持论文答辫。胡先生对答辫十分认真负责，不但认真阅读了三人的长篇论文，写出中肯的评语，而且作为答辫委员会主席，亲自起草了答辫委员会的意见，不用秘书操劳。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令我十分感动。
1982年至1985年间，我又协助姚先生招收了第二批以鸦片战争为研究方向的两名研究生：杨卫东、李少军。并正式接受人民出版社的约稿，着手编写“中国近代研究丛书”之一的学术专著《鸦片战争史》（上、下）。为了编好这本专著，我们先从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理论、查阅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开展专题研究，编辑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史事长编等方面入手。后来鉴于自从16世纪初葡萄牙殖民者首次来华，到鸦片战争前夕的三百多年间的中西关系，国内尚无专门著作，乃在编辑鸦片战争前后史事长编的基础上，编撰成《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一书。因为胡思庸先生对这段历史比较熟悉，特将书稿送请审正。当时胡先生已出任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仍兼任河南大学历史系教授，还有共他兼职，工作十分繁忙。但接到我们的送审稿后，仍然从百忙中挤出时问，系统审阅了这部长达40万字的长稿，并写出如下评语：
武汉大学历史系萧致治主编定稿、杨卫东参加编写的《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是一部关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的力作。该书的显著特点是：从明朝正德年间葡萄牙殖民者来华，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这三百多年间的中西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因为他不但与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而且是研究中西文化史和中西交通史的重大课题。但是，这段历史，过去在史学界却属于“边缘地带”，是相当薄弱的环节。解放三十多年来，尚未有专著。如今《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一书编撰出版，弥补了此一缺陷，对中外关系史、中国近代史和中西交流史乃至有关西方国家的发展史等广阔领域，都作出了贡献。该书体例得当，其纂述方法为：将鸦片战争前三百多年间有关中西交往的重大事件（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按年代顺序列为一百四十多个条目，每一条目一个事件。而对每个事件，则按纪事本末的方法，探本溯源，详述其发生发展，指明其结果影响，评论其是非得失。每条后面还列出中外文参考要籍，又有“附考”，列于参考书目之后，根据中西各家记载之异同，考证其伪误，提出自己的见解，足见作者用心之细，功力之深。这种将编年与纪事熔于一炉，将史事与考据合为一体的编写方法，在体例上是一个创造，在史料辨析上澄清了许多问题，而且眉目清楚，在学术上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胡先生对拙编《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的评论，为本书增色不少。有幸的是，该书1986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和征引，1988年曾获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2001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本“领导干部学习读本”《落日的辉煌――17、18世纪的康乾盛世》，书中征引本书达14节，计18000多字。由于该书连印两次，共计印行八万册，其连锁影响自然不可低估。本世纪初，《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纪事》又经我增补了20节，10万多字，改名《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2005年再版。胡思庸先生的提携之功，使作者终身难忘。本书得在胡思庸先生去世后增订再版，当可告慰胡先生的在天之灵。尊敬的胡先生！永久安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