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参见1985年9月4日《光明日报》及《康有为“戊戌密谋”补证》，1986年4月8日《文汇报》。）光绪皇帝是否知情的问题，看来有进一步论证的必要。
袁世凯的说法是，光绪皇帝完全不知道。他的《戊戌日记》涉及这一问题的地方有三处：其一，记谭嗣同9月18日（八月初三）夜访，要求他诛荣禄、围颐和园，声称“我有□谕在手”，但所出示者乃墨笔所书，字写得很好，仿佛是光绪的口气，大概谓：“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袁世凯当即表示：“此非□谕，且无诛荣相、围颐和园之说。”对此，谭嗣同答称：“□谕在林旭手，此为杨锐抄给我看的，确有此□谕，在三日前所发交者”，“谕内‘另议良法者’，即有二事在其内”。袁世凯由此判断，谭嗣同是在“挟制捏造，不足与辨”。其二，记9月20日（八月初五）向光绪“请训”，劝光绪“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又称：“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深重，不敢不冒死直陈。”云云。对于袁世凯的这段话，“上为动容，无答词”，于是袁世凯请安、退下。其三，记回天津后向荣禄告密，力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戊戌变法》（一），第551—553页。）袁世凯这几段记载的意思很清楚，包围颐和园的计划不过是谭嗣同等瞒天过海的密谋，光绪皇帝是个被瞒蔽者。
张一□的说法与袁世凯不同，他在《古红梅阁笔记》中说：
戊戌政变，言人人殊。余据北洋幕府所闻：谭嗣同因西后干政，谋围颐和园，说德宗赏袁世凯侍郎衔，欲令入卫，袁本强学会中人，可为己助。袁奉旨后，入京谢恩，寓海淀旅店。嗣同夜访之，出德宗墨谕曰：“今日之事，如不诺，则以手枪击公后，我亦自尽。”袁云：“皇上所命，无不遵者，但向例皇上必用□谕，墨笔尽人可为，不能奉诏。”谭曰：“然则明晚即以□谕来，不可爽约。”次日召见，德宗示以所命，袁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退朝，有某侍卫大臣拍其背曰：“好小子！”盖西后遣人□之，而以为立言得体也。袁遂不敢返馆，即赴津，至督辕，已念卫兵夹道罗列，而自西后处来之杨莘伯（崇伊）亦在座，乃跪求荣为作主。荣曰：“吾已奉懿旨入京，此座即以属君。”送至车中，袁曰：“今日之事，皇上处于危地，如皇上有他，世凯以死继之。”荣曰：“皇上决无他，其余臣子则不能保。”（《心太平室遗集》卷8，第26页。）这里明确地写到，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时，“示以所命”，而袁世凯则“极言母慈子孝，为立国之本”，不肯奉命。显然，光绪皇帝对包围颐和园的计划不仅知情，而且命令袁世凯实施。
两种说法，截然相反，必须审慎地考察、抉择。
《古红梅阁笔记》的上述记载并非得自道路传闻。张一□是袁世凯的幕客。文末，张曾加注说明：“此数语皆袁所亲告人者。”值得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人”，很可能就是张一□自己。1926年，他在给蔡元培的信中说：“关于戊戌一节，系光绪末弟以袁将返里（即伪称足疾之后），直以此事问之。袁曰：‘吾有日记当与汝。’翌日以此相授……其先时付印者在南通书林有一单行本，即费君（仲深）向弟处抄录而流至南通者也。”1945年，张一□在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的第三页上，又有一则眉批说：“戊戌之变，癸卯之役，余在幕府时，始终未敢诘问，直至宣统元年，将归河南之际，乃面问颠末，袁氏有手书一帙，后为南通翰墨林出版。”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已知共有两份底稿。一份袁世凯交给他的儿子们“密藏”，一份交给了张一□，于1909年首次在南通刊行。可见，张一□是袁世凯《戊戌日记》的托付者，二人关系极深。张一□既然曾向袁世凯“面问颠末”，袁世凯自然有可能将部分实情告诉他。
戊戌政变后，光绪即被西太后囚禁，郁郁寡欢，于1908年11月去世。接着，西太后也病死。清政府的实权掌握在摄政王载沣手上。这时，袁世凯已因实力膨胀而为满族亲贵所忌，载沣又是光绪亲弟弟。这种状况，使袁处于忧疑危惧之中。载沣也确实准备诛杀袁世凯，只因顾虑他羽翼已成，又担心帝国主义反对，才不得不接受张之洞的劝告，以患有足疾为名，命袁开缺回籍养病。袁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将《戊戌日记》托付给张一□的，其目的是为了洗刷自己出卖光绪的罪名。因此，既要竭力开脱光绪和“密谋”的关系，把他说成对此一无所知，同时，又要宣扬自己如何恳求荣禄，“保全皇上”，是一个大大的“忠臣”。这样，作伪就在所难免了。
光绪皇帝将挽救新政和自己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1898年9月14日袁世凯自天津奉召入京后，和光绪共见面三次。第一次是在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绪向袁世凯询问“军事状况”，袁世凯“据实”奏对；光绪要他四天后“请训”。第二次是在9月17日（八月初二），袁世凯因以侍郎候补，向光绪谢恩，自述“无尺寸之功，受破格之赏，惭悚万状”；光绪笑着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以上两次，袁世凯说什么，光绪说什么，《戊戌日记》都有明晰的记载，惟独9月20日（八月初五）“请训”时，却只有袁世凯唠唠叨叨说了一大段话；而光绪皇帝却自始至终不开口，“无答谕”，这太不合情理了。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不是光绪没有说话，而是袁世凯不敢也不愿记载而已。
维新派要包围颐和园，这样的事不能不通过光绪；要使袁世凯听命，也不能不借助于光绪的“上谕”。9月14日（七月二十九日），康有为告诉毕永年：“吾欲效唐朝张柬之废武后之举，然天子手无寸兵，殊难举事，吾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欲令其为李多祚也。”（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1），491315—491318。）9月16日（八月初一日），谭嗣同也告诉毕永年，康有为准备让光绪“面谕”袁世凯（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1），491315—491318。）。9月18日（八月初三）夜，谭嗣同又对袁世凯说，即刻就要定议，以便“诣宫请旨办理”；当袁世凯表示“你今夜请旨，上亦未必允准”时，谭嗣同自信地保证：“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有□谕一道面交公。”（《戊戌变法》（一），第554、263页。）这些地方说明，维新派确曾准备奏请光绪批准“密谋”，并且通过袁世凯9月20日（八月初五）的“请训”下达谕旨。当然，维新派不会把捕杀西太后这样的最高机密告诉光绪，关于此，康洋为的计划是：“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且俟往颐和园时，执而杀之可也”（毕永年《诡谋直纪》。日本外务省档案，1·6·1·4—2—2（1），491315—491318。）。
有充分的材料证明，光绪执行了维新派的计划。
一、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记载，9月20日（八月初五），袁世凯“请训”时，光绪曾赐以“□笔密谕”。袁世凯在退朝后对人说：“皇上若责我以练兵，我不敢不奉诏，若他事则非我之所知也。”（《戊戌变法》（一），第263页。）
二、英人濮兰德等《慈禧外纪》记载：“初五日晨，袁请训往天津，帝召见于乾清宫，极其慎密，用尽方法，不使其言外闻。殿古旧黑暗，晨光透入颇微……（帝）告袁以所定机密之谋，命袁往津，即于督署内捉杀荣禄，随荣兵星夜入都，围执太后，付以小箭一支，为执行帝谕之据，又付以上谕一道，言办理钦差事竣，即任为直隶总督，来京陛见。”（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5版，146页。）
三、陈□龙《梦蕉亭杂记》载：袁世凯入京见到光绪后，“传闻有旨以文忠（荣禄）大逆不道，令赴津传旨即行正法，所有直督一缺，即以袁补授，并带兵入京围颐和园。袁谓天津尚有芦台聂士成一军，曾经百战，兵数倍于新建陆军，围园之事，万不敢办。至传旨将直督正法，亦恐办不到。”同书又记载：袁世凯回津见荣禄后，跪着说：“今日奉命而来，有一事万不敢办，惟有自请死。”随即“袖出一纸呈阅。”荣禄阅后严厉地说：“大臣事君，雨露雷霆，无非恩泽，但承旨责在枢臣，行刑亦有菜市，我若有罪，甚愿自首入京，束身司败，岂能凭尔袖中片纸，便可钦此钦遵。”袁于是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北京古籍出版社1935年版，第65—66页。）。
四、费行简的《慈禧传信录》记载，袁世凯回天津向荣禄告密时，“谓奉帝手诏，命锢后杀禄”（《戊戌变法》（一），第465页。）。
五、苏继祖的《清廷戊戌朝变记》记载：光绪9月20日 （八月初五）召见袁世凯时 “付以密谕”。西太后还宫后，气势汹汹地讯问光绪和围园密谋的关系：“汝知之乎？抑同谋乎？”光绪于魄飞齿震，浑身发抖之际，居然回答：“知道。”此后，西太后曾两次审问光绪。9月28日（八月十三日），有人问荣禄，袁世凯是否曾奉密诏，密诏中有无杀公之言，荣禄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同时，有人向“当轴者”询问光绪消息，回答是：“已皆问明，尽招认矣。”并称，光绪将不会有释放机会，“自作自受”云云（《戊戌变法》（一），第345、347、351页。）。
六、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记载，谭嗣同等六人未经审讯，即行处决，出于御史黄桂□上疏，声称“罪状已明”，其原因在于害怕审讯时“牵及圣躬”（《戊戌变法》（一），第476页。）。参与办案的陈□龙也有相同记载：“一经审问，恐诸人有意牵连，至不能为尊者讳，是以办理如此之速”（《梦蕉亭杂记》第1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版。）。
综观上述材料，可以确认，光绪是了解并同意康有为杀荣、围园、废后密谋的，并曾命令袁世凯实施。
诚然，光绪是懦弱的。但是他和西太后长期矛盾，在他处于“朕位几不保”的时候，突然勇敢起来，铤而走险，这也是不悖于常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