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清末有个夭折的维新变法运动，都知道曾被康有为誉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的翁同龢却在维新运动刚开始时被“开缺”。研究翁因何被罢官以及被谁所罢官，是研究维新运动一个重要的关节点。多年来，绝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这是西太后反对变法的重要安排，光绪皇帝出于被迫。但是，西太后最初并不反对变法，关于翁同龢被罢官出于西太后懿旨的各类记载，不是出于传闻，就是出于猜测，无一可以视为确凿有据的信史。
一、维新运动时，翁同龢身兼数职，权极一时，但由于举借外债、内债和处理胶州湾事件“吃力不讨好”，遭到了一些官僚的弹劾
研究是谁罢了翁同龢的官，首先要研究翁被罢前后的朝局和人事安排。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前，翁同龢身兼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等职，权极一时。这一时期，翁同龢做了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举借外债、内债。《马关条约》规定，清政府须向日本赔款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翁同龢身为户部尚书，筹款还债是其职责。《条约》签字后不久，翁同龢即开始向俄、法、英、德等国借款。此外翁同龢又发行国债，以昭信股票为名向国内官民各界借贷，同时加征铺税、房捐等税。（二）处理胶州湾事件。1897年11月，德国以两名传教士被杀为由，派遣军队抢占胶州湾，向清政府提出六项照会。交涉中，翁同龢担心事态扩大，采取“低颜俯就”的软弱态度，所拟答复德方的“照会稿”不仅奕訢不以为然，连西太后都觉得“甚屈”。
上述二事都受到言官和个别地方官僚的批评。1898年3月，御史何乃莹、徐道 、高燮曾等人陆续上奏，批评发行昭信股票过程中的弊端。同年4月，安徽藩司于荫霖上奏，指责翁同龢办理胶州湾事件之不当，“外则徇德人之请，内惑于张荫桓之言，以至于今日无所措手”。
上述言官弹劾对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有影响。6月10日，光绪发布上谕云：荣禄着补授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在翁户部尚书一职之上加了一个“管部大臣”荣禄，显然与言官对翁举借外债、内债的批评有关，但“上谕”并不曾免去翁的任何职务，更不曾触动翁的其他权力，可见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对言官的弹劾并不过分重视，还不想对翁采取大动作。
二、维新运动开始后，翁却显得“过于持重”，并与急于变法的光绪皇帝多次顶撞，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
只是在五天后，情况才突然发生变化。6月15日，光绪皇帝再次发布上谕，将翁同龢“开缺回籍”，同时命王文韶迅即来京觐见，直隶总督着荣禄暂行署理。这两道上谕相距时间极近，可见罢免翁同龢是突然起意，而非早有预谋，因此，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调王文韶来京以填补翁同龢的空缺，以荣禄署理直隶总督，填补王文韶入京后留下的空缺。倘使6月10日发布第一道上谕时就有罢翁之意，就没有必要分成两步，更没有必要命荣禄“管理户部事务”，过几天再挪到“署理直隶总督”的位置上。
如果上述分析可以成立，那么，罢免翁同龢的直接原因就要从光绪皇帝发布6月10日的上谕以后去寻找了。6月12日，翁同龢与光绪皇帝之间发生严重冲突。翁同龢日记云：“上欲于宫内见外使，臣以为不可，颇被诘责。又以张荫桓被劾，疑臣与彼有隙，欲臣推重力保之，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可见，翁同龢和光绪皇帝当日的冲突有两方面内容：一是接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二是提拔张荫桓问题。
清初以来，清朝皇帝会见外国使节的礼仪一直是重大争论，虽不断改进，但始终没有将“洋人”平等相待。光绪皇帝久有进一步改革的愿望，但屡屡受到翁同龢的反对。1898年春，光绪皇帝批准外国使臣的车马可以直入禁门，但翁同龢反对。6月初，光绪皇帝拟在乾清宫接见外国使臣，翁同龢再次反对。12日，光绪皇帝重申此意，遭到翁的又一次反对，因而“颇被诘责”。从翁自己记下的这短短四个字，不难想见当年君臣互相辩驳以及光绪皇帝动怒的情况。
张荫桓是康有为同乡，长期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又曾出使美、日、秘三国，见识开通，支持维新，是光绪皇帝企图重用的人物之一。5月17日，徐桐参劾张荫桓“居心鄙险，唯利是图”。同月末，王鹏运继续参劾翁同龢与张荫桓，“奸庸误国，狼狈相依”。但光绪皇帝不为所动，他一面表示要将王“交部议处”，一面要翁同龢“推重力保”，意在为重用张荫桓扫除障碍。不料翁同龢很倔强，就是不肯推荐张荫桓，以致和光绪皇帝长时间顶撞，“臣据理力陈，不敢阿附也。语特长，不悉记。”从这短短的几句话中也不难想象翁顶撞光绪皇帝的激烈程度。
不幸的是，第二天又发生翁同龢阻挡光绪皇帝召见维新派人员之事。据《翁同龢自订年谱》记载：6月13日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为“通达时务人材”，求才若渴的光绪皇帝意欲即日召见，但翁同龢却主张“宜稍缓”。
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的冲突非仅上述数事，胶州湾事件后，二人之间即冲突不断。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不可能事事忍耐，长久忍耐。颁布《明定国是诏》后，光绪皇帝急于任用新人，迅速推行变法，却一再受到翁同龢的阻挠和反对，这样，尽管翁同龢与光绪之间有多年的“师生之谊”，甚至有过“情同父子”的经历，然而在翁同龢一次又一次地顶撞之后，他已被光绪皇帝视为维新变法的障碍，其被“开缺”的命运就是必然的了。
三、揆诸史实，翁同龢被罢免，其与光绪皇帝关系的恶化应是主因，而西太后方面，则是次因
“开缺”上谕写道：“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研究该上谕，可知将翁同龢“开缺”理由有二：一是“近来办事多不允协”，其内容当即上述举借内外债及处理胶州湾事件，但是，前文已述，光绪皇帝对有关弹劾并不十分重视，而其真正原因则显然是，“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其所指，当即上述翁同龢与光绪皇帝的一系列冲突。这些冲突都发生于君臣“召对”之间，光绪皇帝如冬日饮冰，点滴在心，而西太后则不会很清楚。即此一点，亦可以证明，“开缺”上谕为光绪亲笔，出自本意，而非西太后干预。
那么，西太后是否和“开缺”翁同龢毫无关系呢？也不，她是此事的批准者。理由很简单，西太后长期掌握最高权力，罢免翁同龢这样的大臣可以说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光绪皇帝不可能不和西太后商量。如果西太后不同意，光绪皇帝决不可能一意孤行。西太后之所以批准光绪皇帝的要求，而未提出异议，原因复杂。
翁同龢受到过西太后的宠信，多次受到西太后召见，所受恩宠，一时少见。但是，自1894年（光绪二十年）珍、瑾二妃事件后，宠信渐衰。当年11月，西太后借口“有祈请干预种种劣迹”，将光绪皇帝宠爱的珍妃、瑾妃降为“贵人”。此事是西太后打击光绪皇帝亲信的开端。事件中，翁同龢再三要求西太后“缓办”，并且抬出光绪皇帝相抗，当面询问西太后：“上知之否？”12月，安维峻上奏，请杀对日妥协的权臣李鸿章，声称和议为“皇太后旨意”，并尖锐地提出：“皇太后归政久，若遇事牵制，何以对祖宗天下？”光绪皇帝指示拿交刑部治罪，但翁同龢却以安维峻“究系言官”为理由要求从宽处理。这些，都会引起西太后对翁的不满。
西太后的特点是敢于重用汉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都受到她的信任。没有充分必要，她不会轻易甩弃翁同龢。这以后的一段时期内，西太后与翁同龢之间还维持着既不算好也不算坏的关系。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898年5月底，恭亲王奕訢去世。张謇的儿子张孝若写道：
等到恭王一死，小人渐渐出头擅起权来，在太后那一方面，就要排斥翁公，使帝党孤立；在帝这一方面，此时已经怀了变政的决心，觉得翁公过于持重，常常掣他的肘，心上也不愿意。所以太后既要去翁，他也无可无不可。
这里所说的“小人”，乃指刚毅。刚毅与翁同龢素不相合，某次二人论事，意见冲突，几乎当面翻脸。奕訢去世后，刚毅为防止翁的权力继续上升，向西太后“进谗”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西太后当然也有排斥翁同 之意。
张謇是翁同龢的门生，与翁相知甚深。戊戌政变后，翁同龢曾将他和光绪皇帝关系的部分情况告诉张謇，张謇又告诉了张孝若。上述光绪皇帝觉得翁“过于持重”，苦于被“掣肘”等情，非局外人所能知，当亦出自翁同龢本人。张孝若叙述此段历史时，不采光绪帝被迫之说，而从西太后和光绪皇帝两方面分析翁同 被罢官的原因，是有道理的。揆诸史实，光绪皇帝与翁同龢之间关系的恶化应是主因，而西太后方面，则是次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2005年10月31日《北京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