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五四以来，虽然“科学”的地位一路走高，但整体性的“科学”并没有在中国整体性地普及开来。直到今日，学术界仍在不断追问和百多年前同样的问题：求真尚实的“科学方法与精神”为什么没有能够深入人心？作者认为这其中的缘由应回到民国的历史语境做重新考察。本文为《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生成与岐变》的结语。张帆，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晚清以来，中国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科学”概念既是变局中之生成物，亦是变革社会的参与者。“科学”一词从日本进入中国以来，经过一系列的摄取、别择、叠加、整合，最终生成中国语境下的言人人殊的“科学”概念。
19世纪末至民国前十年，中国的“科学”概念从无到有，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9世纪末到1901年前后为简单模仿期；1902年到1905年是移植期；1904年前后出现调整态势，辛亥革命前概念基本成形；民国初期，各种“科学”意义浮出水面，而呈千汇万状，欧战爆发后，开始了新一轮的“科学”概念的范式转移。
在此期间，“科学”一词逐渐拓展出三个意义空间：一是作为学术名词多歧与流变的语义空间；二是作为学术概念参与社会实践的政治空间；三是泛化为信仰，构建道德体系的价值空间。三者在具体时空下纵横交贯，呈现学术思想与社会变革双向互构的立体图景，提供了观察近代中国社会整体变迁的历史镜像。
近代中国“科学”概念的意义多歧首先来自它的思想源头。现代学人多拿“科学”与Science对译，表明它的西学源头。但梅尔茨的研究显示，欧洲各国的“科学”并非一物，存在英、法、德之间的差异。无论是西方直接进入中国的Science，还是借道而来的日本“科学”，其与生俱来的不自明性都昭示了中国“科学”概念的复杂性。
晚清之际，Science先于“科学”一词进入中国，与“格致”对译，从Science到“格致学”，再到严复翻译的“西学格致”曾是国人输入西学的主要路径。“科学”一词进入后，引导出另外一条从Science到日本“科学”，再到中国“科学”的东学路径。“格致学”与“科学”一度并存，各有界域。
“格致学”以近代实证科学为主体，固守“中体西用”的格局，与本土学术有所抵牾；日本“科学”另辟蹊径，体现为以分科为特征，多元共存的学术集合体。近代日本作为成功转型的范例，以及东文东学在地理、语言、功能上提供的便利，使得西学东来衍成主流，“格致”一词逐渐淡出，“科学”概念后来居上。
对东学多有抵触的严复顺时应势，借用“科学”一词置换“西学格致”，在“科学”范畴内形成日本“科学”与严译“科学”的竞争，“科学”概念的内涵变得丰富多歧。
以今人的眼光看，严复的实证主义科学体系比日本“科学”更接近Science的本相，结果却是，不仅严译词汇在与日语新词的生存竞争中被打败，即便是借助日译“科学”传达的西学体系也遭遇滑铁卢。究其原因，在于日本“科学”蕴含了严译“科学”所不可企及的社会实践转化力。
日本“科学”概念的模糊性为中国学术提供了近代化转型的路径。日本作为后发展国家，先后移植各种西方学术，西学与汉学在日本“科学”内部杂糅淬砺，不但呈现进步性，也体现出与传统的亲近，以及转化传统的包容性。
自然科学与分科治学是日本“科学”概念的基本含义。自然科学是“科学”概念的学术源头与根基，却不构成“科学”话语的核心内容，它提供的是一整套建立在生物进化论之上的价值体系，进化与竞争与生俱来地附着于概念之上。分科是“科学”的基本形态，狭义上言，“科学”仅指符合实证科学标准的学科，但不限于自然科学范畴；广义上言，凡分科之学均可称为“科学”。
日本“科学”合形上形下之学为一炉，打通了自然科学与其他分科学术间的阻隔。由于自然科学具有不言自明的正确性，形上之学也因此有了成为真理的可能。以之衡量中国学术，狭义“科学”差之天壤，中国可径取东西；广义“科学”模糊了学术界域，留下格义的空间。国人以分科治学作为学术发展的必然进路，不同程度地套用西学框架系统条理本国学术，中国学术的“科学化”进程由此拉开序幕。
日本“科学”提供了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内的多元政治的转化路径。日本“科学”不是Science的直接对译，它具备移植性、启蒙性以及本土性等多重特点，承载了从西方而来的自由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本土衍生的国粹主义等多元的政治思想，比严译“科学”提供的单一的政治路径有着更大的想象空间。
当“科学”作为近代国家发展的必要条件出现时，国人普遍缺乏学术能力辨别它与Science的关系，更多的是囫囵吞枣地拿来以应对时势。他们或因理想不同各循进路，又或因学识所囿曲解附会，使得“科学”概念往往同名异质，源流不清，疆界不明，并延伸为政治思想上的同源殊途，甚至互为冲突。
日本“科学”在撕裂与重构的过程中渐呈中国特色，意义多歧的样态恰是各种矛盾冲突与调适的结果。此一时期，围绕着“科学”概念发生的思想冲突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何为“科学”？日本“科学”以分科作为基本形态，体现为专门化与系统化两大特性。由专门化衍生的分类、分解和分析的科学法则，成为解构中国传统学术的概念工具；系统化是学术分化之后的必然趋势，西学分科的成例为中学重构提供了参照轨辙。
以二者为目标，学术界先后经历了中国是否有“科学”，中学是否可以成为“科学”，以及中学如何成为“科学”等一系列渐进式的讨论。随着清政府整体移植日本教育，传统学术首先在教育领域完成从经史子集到西学分科的形制转换。拆解后的中学散落在西学分科的框架之内，以史学为中轴的分科学术渐次独立，政教一元的学术格局被逐步打破，“中学之体”丧失原来的安身立命之所。
“科学”概念形上/形下的二元结构为安顿中体留下了空间，但形式各异的系统化设计使得“科学”概念进一步泛化生歧。曾经发生的“有学”“无学”之辨、“国粹”与“欧化”之争，以及“国故”与“科学”的讨争，其共性是在“科学”范畴内，即学术专门的基础上讨论中体的命运，回答科学时代“文何以载道”的思想命题；其异相体现为形而上价值结构的“一元论”或是“二元论”。
一元论中的价值主体存在民粹主义与“科学主义”的直接对立，发展趋势渐从晚清国粹派的“两大文明结婚”（邓实语），流向民国时期的像“医生解剖尸体一样”（顾颉刚语）的评判态度。
二元论试图在形上之维调和中西道德，但随着“科学化”程度的加深，中学改造从形式转化渐进于价值的取舍，中学之体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康有为借助宗教，梁启超拆分伦理与道德，都是为了固守中体的最后一道防线。
近代关于中国固有学术的变与不变、渐变或是全变的讨论，大体是传统道德的进与不进、渐进与激进的话语映射。学术上的中西新旧几经分化、整合，最终融汇成不同配比，充满争议的“科学”样态，上升到意识形态就是传统道德与西方价值以不同方式进行的组合重构。
“科学”一词也在这一过程中开枝散叶，成为一个包含格致之“科学”、教科之“科学”、常识之“科学”等诸多歧义，边界模糊、内容庞杂的学术混合体。
其二，“学”与“术”，谁为先决？日人西周创造“科学”一词时，将“学”与“术”分别诠释为求真与致用。但在近代中国，由于自身缺乏求真的学术传统，也由于晚清盛行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将学术转型与社会变革自然勾连，“科学”概念自输入以来，其致用的功能被特别放大，求真的学术空间相对狭窄。
虽有王国维提倡“知力上之贵族主义”，科学社强调“科学”主体为求真，其旁能才是致用，但都显得曲高和寡，学术求真并不是国人的普遍追求。在国人的认知当中，“学”与“术”应分别指涉东西各国已成体系的知识实体，与基于这些学术实体的治国之术，讨论的主题则是在致用的层面，二者孰先孰后，孰重孰轻。
作为学术实体的“科学”曾在形上/形下两方面发挥作用。形下之学主要指自然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康有为的“物质救国论”，以及留美学生的“建设主义”，都是停留在物质层面的救国主张，“科学”一词恪守价值中立，意义相对固定。
形上之学包括今人所谓的人文社会科学，其蕴含的政治理念为造就国家民族的整体进步提供了更为直观的理论指导，搭建起了学术改造与政治实践互通的桥梁，“科学”概念得以在学术与政治两个范畴内发挥作用。一系列发生在学术领域的思想论争，背后都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
如“艺学”与“政学”，谁为主义，谁为附庸；译著的学术性与通俗性，如何兼顾；教育改革应先行普通，还是专门；常识与学问，谁为本末；又或是学术的破与立，谁为先声。论争中的一方坚持借学问为政治培基以用世，另一方趋向于学问为现实服务以应时。在政学一体的前提下，“科学”概念中知识实体与政治功能之间的主从关系成为争论的焦点。
在晚清救亡的语境之下，无穷、繁难与支离的分科治学难以提供一揽子的救国方案，一点一滴的学术改造显得缓不济急，“科学”概念的主体渐由学术范畴流向政治言说。
清政府改革学制，将“科学”等同于教科，弱化概念的西方价值属性，嫁接“中体”与“西用”；拥趸西学者全采“科学”弃旧学，“科学”与“公理”并为一词，以暴力革命为落点；复兴古学者笃信旧学就是“科学”，旨在为国族革命张目；改良者试图在“科学”框架内妥善安置中西新旧，求得进化与守成间的平衡。
“科学”概念多维度地向政治思想领域延伸，以表达国人投身社会变革所着意的方式，同时拓展了自身的意义空间。民国初期，学术研究虽有回潮，但在内外交困之下，概念再次卷入政治旋涡。近代中国以输入“科学”，发动“学战”作为社会变革的起点，“科学”一词却逐渐衍化成各种政治思想之护符，知识实体的社会普及进展缓慢。
其三，“力”与“理”，谁为公理？“科学”概念负载着进化与竞争的双重价值属性，它们一体两面，互为因果。历史进化主义是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力，确定了整个时代的思想基调。
以“科学”作为学术归属，进化作为政治目的，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注定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背离传统、追慕西方的总体走向。竞争指国与国之间的生存竞争，“力”与“理”分别指涉国家的竞争实力与生存权利，国家主义的竞争法则在枪炮的裹挟下席卷世界，中国被迫置于“力”即“理”的霸权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下。救亡争存成为中国人无法逃避的现实命运。
总体而言，近代中国的“科学”概念看似错综复杂，却是渊源有自，有着可寻绎的内在肌理。概念在生成的过程中始终游移于两个思想坐标之间，一个是世界科技发展水平提供的全球性的先进/落后的评价体系，一个是传统学术道德的思维体系。
学术专门、致用、进化等特征构成概念的基本底色，也奠定了现代思想体系的话语基石，表明国人普遍接受，且顺应了世界全球化的发展潮流。学术系统化、政治化以及道德调适等各个层面的多样性则是在概念底色上叠加的中国颜色，国人借助西方视角以获得方向感，同时结合具体语境下中国的现实需要，接榫具有个体差异的知识结构，掺杂着与传统文化亲疏远近的个人情感，不断调整行进的路线，在动态实践中塑造着“科学”的中国，也创造着中国的“科学”。
19、20世纪之交，以及五四运动前后是中国近代思想转型的两个关键时期。在前一阶段，中国“科学”形成以分科为特征的基本样态。五四时期，随着整体性“科学”概念的输入，开始了“科学精神与方法”对中国学术思想新一轮的涤荡。
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大思想论争，“科学”概念无不参与其中，且“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整体性“科学”逐渐取代以分科为特征的早期形态，到了20年代，“对于科学的概念不明了，即视科学为名词与分类的事体”，甚至成为导致科学教育不良的因素之一。如今，凡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无不知晓学问是分科的，人们在稔熟地使用“科学”一词时，已不再将它与分科直接对应。
“科学”一词成功地把传统学术解构为专门化的知识，其内含的分科之义也消解成为概念中无关紧要的基底。一百多年前形形色色的“科学”认识已混合积淀，烙刻于人们的观念之中。
考察“科学”一词的定义在词典中的变化，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沉淀与变化的轨迹。在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中，关于“科学”的定义还有着明显的分科痕迹，如“以一定之对象为研究之范围，而于其间求统一确实之知识者，谓之科学。
从广义言，则凡知识有统系，而能归纳之于原理者，皆谓之科学。故哲学、史学等，皆科学也。从狭义言，则科学与哲学、史学三者对举；科学究其所当然；而哲学明其所以然；史学述其所以然者也。又某派学者，并谓研究之材料，或散漫、或变动，非具一定体系者，皆不得称科学。如谓教育学，政治学之类，今尚不能成一科学是也”。
编纂于1915——1935年，1936年正式出版的《辞海》将“科学”与Science直接对应，解释“科学”为“广义，凡有组织有系统之知识，均可称为科学；狭义则专指自然科学”。
在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科学”作为名词被解释为“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作为形容词，表达为“合乎科学的”。
顺时梳理，分科依然是“科学”概念的基本形态，但内涵逐渐狭窄，知识的客观性成为衡量的标准之一，被特别强调；“科学”蕴含了全然正面、积极的价值属性。工具书通过抽象精确的语言统一着人们的认识，减少了因概念的不自明性而产生的误解与分歧。如果说晚清民初的“科学”还存在程度上的差异，“科学”与“非科学”之间还有着相当广阔的灰色地带，按照现代“科学”的定义，二者也并非截然对立，之前的种种论争或将不复存在。
但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五四以来，虽然“科学”的地位一路走高，但整体性的“科学”并没有在中国整体性地普及开来。直到今日，学术界仍在不断追问和百多年前同样的问题：求真尚实的“科学方法与精神”为什么没有能够深入人心？个中缘由，有必要回到民国的历史语境重新考察，本书对于“科学”的正名其实只过半程。
问题还不止于此，在后现代主义的冲击下，“科学”自身遭到质疑，“客观中立性”的神话被打碎。近代以来，中国人矢志不移地追逐“科学”，一部分人至今还在为没能建立起西方式完整的“科学”扼腕叹息，一部分人已经试图超越“科学”反思现代性。历史的尘埃还没有落定，新的论争风云再起，在说者的言语中依稀可以看见先辈学人的思想痕迹。
以相对客观的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为例，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的“李约瑟难题”至今仍被争论。研究者认为，由于李约瑟没有定义什么是“科学”，进行抉择时缺乏客观标准，较难划定统一的范围，才使得越来越多的学人陷入争论之中。在由“李约瑟难题”引申出来的“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讨论中，“科学”的定义与范围甚至成为被质疑的对象。
田松认为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一直存在两个潜在的策略：一是尽量采用宽泛的“科学”定义，使研究者拥有更多可供研究的内容；二是拿古代科技与中心的科学进行比较，显示在研究者的内心深处，仍是以西方科学为正统。
因此，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主要编史程式是，参照现代科学从古代典籍中离析出科学知识和实用技术知识，并就之与西方科学中间类知识进行印证。这样可以证明我们不仅有很多科学，而且还有很高明的科学。而这恰恰表明，中国古代即使有科学，也不是处于中心，而是处于边缘。但席泽宗认为，规范科学史，区分什么是科学史，规定如何研究科学史，都没有必要。我们无法跳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无法对自己洗脑，也就无法放弃既定的眼光。比如研究古代天文学史，自然要用到我们学到的现代天文学知识。
可见，看似定型的“科学”概念，依然会因为言说主体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试图通过定义来统一认识几乎不可能。以上情形与一百多年前中国是否“有学”的追问有着惊人的相似，概念本身并不是造成争论的根本原因，叙述主体的文化立场才是分歧所在。
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试图扩展“科学”概念的空间向度以涵盖传统学术。袁江洋提出“小写的复数的科学”（sciences）这一概念，与之对应的是共相的大写的单数科学SCIENCE，中国古代学术作为一种独立的知识体系被纳入sciences之中。
吴国盛列出“科学”的三种定义。一是定义“科学”为人类与自然界打交道的方式，此类定义不区分“科学”和技术，与“文明”相近。按照这个定义，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文明的中国是绝不可能没有“科学”的。二是定义“科学”为由希腊思想发端的，西方人对待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理论态度。
德文的Wissenschaft，胡塞尔所称的欧洲“科学”的危机，黑格尔的哲学“科学”等，都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这一“科学”相当于西方特有的哲学、形而上学，是西学的核心学科，是所有非西方文明没有的东西，包括中国在内。三是定义“科学”为“近代科学”，即在近代欧洲诞生的一种看待自然、“处理自然”的知识形式和社会建制，是人们普遍使用的科学定义。
严格按照这个定义，中国是没有“科学”的，就连西方古代也没有“科学”。以上观点赋予了“科学”一词更广阔的全球化视野，与日益窄化的“科学”定义背道而驰。但也有学者认为，无论是从SCIENCE还是从sciences的角度评价中国传统学术，都没有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选择“科学”一词就意味着研究者在爱国心态和科学主义之间反复权衡之后，向科学中心的一方倾斜了。科学史的研究除了把传统的“珍珠镶嵌在现代知识框架之中”，亦有“回到传统思想的语境，将珠粒还原为珠链”的其他选择。
但是，摒弃“科学”一词，回归传统词汇以表述传统几乎是一种奢望。当代学人的民族主体意识在近代已有体现，1908年的章太炎坦承中学不必为“科学”。1931年，陈寅恪说：“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20世纪40年代的傅斯年认为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否定了中国存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分化的源头。尴尬的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科学化”洗礼之后，一整套的西学术语已然占据了中国的学术思想领域。
1983年，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中明确地说中国无“哲学”之名词，也无独立“科学”之名称，却不得不用“中国哲学”“中国科学”等类似的字眼与西方的“哲学”与“科学”进行区分，一百多前的中西“格致”辨义一变而成中西“科学”的异同。在浩浩汤汤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学术整体西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即便研究者有回到传统语境的自觉，却已经无法将“科学”一词排除在外，仅使用传统词汇与现代知识体系进行对话了。
历史往复，出现何其相像的一幕。回望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传教士苦于没有合适的词汇传达西学，不得不在“格致”一词的意义上叠床架屋。如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中西学术的根本异质，虽在“科学”一词的意义上大做文章，但依然感觉到用“科学”一词表述传统的窒碍。纵观近代中国，这种窒碍几乎无时不在，用他国语言诠释本国学术总会有挂一漏万的疑虑。
但恰恰是为了超越语言上的隔膜，“格致”与“科学”才被选择、被创造，从而承载了更广阔的学术内涵。或许可以把一百多年来所生成的中国“科学”概念看作一个附属于现代学术、独立于science的学术体系，传统学术被纳入这一体系之中，且与东西学术不断融合。它脱胎于西方中心主义，却也是一种摆脱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束缚的主体性再现。把“科学”一词与西方中心主义对等，反而凝固了“科学”的西学属性，否定了概念的可变性与能动性。
在现代学术的语境下，“躲进小楼成一统”未免消极，不如在时间的维度上重新串联起中国“科学”意义的绳索，理解先辈学人在概念受容过程中的坚守与创见，继续他们调和中西新旧的学术努力。在“科学”范畴内，开拓以中学“新世界学”（陈黻宸语）的复兴之路，不啻一种积极的心态。概念史的研究价值，在兹而已；为“科学”概念正名的前路漫漫，仍可期矣。
文章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近代史主题公众号 更新时间：2018年0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