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与共和，水火不容。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旗手，孙中山所揭橥的民主共和理念及其领导民主共和的伟大实践，揭示了中国的政治走向，为中华文明融入世界先进潮流辟开了先河。虽然由于中国的历史土壤与政治生态环境，孙中山关于民主共和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调适，但百变不离其宗。孙中山的共和思想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展示了对西方民主共和“移植式”的时代效应，印烙着中土共和“试验式”的艰难步履，开创了共和变奏“创获式”的奇观。孙氏的共和思想与实践，既是时代的思想结晶，亦是孙中山关于民主共和“中国式”的创新。
孙中山既是中国近代民主共和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又是中国近代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捍卫者和建设者。置身于诡谲莫测、变化急遽的民初社会，他不泥古、不媚外，与时俱进，融和创新。他的民主共和取向凸显了“移植式”、“试验式”和“创获式”的特质。
一、移植：共和政治开创中国近代文明的先河
从1894年组建兴中会算起，孙中山领导的旨在创建共和国的辛亥革命运动，经过18年腥风血雨的洗礼，终结了2000多年的专制政治，在华夏大地创建了民主共和体制，确立了民主共和信仰和民族国家认同，使中华民族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展示于世界，从而揭开了中华民族迈步近代文明的新纪元。
孙中山献身职业革命家伊始，就矢志以创立共和国为目标。檀香山兴中会的革命纲领开宗明义，旗帜鲜明地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或许由于在美国奔走革命的时间比较长，美国的政治、社会对孙中山的影响潜移默化，他心仪的共和模式乃是步武美国式的共和政体，盖因美国共和宪法所彰显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共和”主义。唯行共和，方能保障公民的自由，以实现国家的统一。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在纽约发表《通告各国书》，表示“务祈推翻恶劣之政府，驱除暴戾，而建立共和国”。在归国途中，路经伦敦，他否定中国要组织“联邦共和政府”。但是踏足巴黎，则又强调“惟有共和联邦政体为最美备”，申明“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除此之外，无论何项政体皆不宜于中国。因中国省份过多，人种复杂之故。美国共和政体甚合中国之用，得达此目的，则振兴商务，改良经济，发掘天然矿产，则发达无穷。”应该指出，孙中山对于共和政体如何构架，其总体把握似乎显得不够深思熟虑。这或是因为：一是一直以来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武装反清的策划与组织。二是长年客居海外，对西方共和感同身受，但仍缺乏学理上的比较与研究。三是武昌起义成功来得迅即，未能与国内同志协商沟通。他在英、法两国关于共和模式的不同表述，或可用“投其所好”来解释其“外交词令”，亦可理解为其心底仍“举棋不定”。
正当孙中山途经欧洲与西方社会斡旋期间，武昌方面的各界反清人士已在湖北省谘议局酝酿成立军政府，商订军政府的有关条款，要者为：（一）以谘议局为军政府；（二）新政府称为中华民国；（三）政体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四）国旗为五色，以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俟孙中山于1911年11月底回到上海，在南京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对“五族共和”政体已成统一认知，孙中山未持异议。共和肇建，政体移植于西方，这无疑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也”。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时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实行“五族共和”的目标，是要体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以及“财政”五个“统_”。“五族统一”与“五个统一”便是孙中山创建中国共和政体之要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言论、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及请愿、诉讼、考试、选举等权利”。普罗大众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一次得到法律确认。《临时约法》特别明确了政治体制三权分立原则和责任内阁制度，以防止中央权力的过度集中：“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临时特别法庭审判之”。《临时约法》虽然未能在出台后得以切实施行，却备受追求民主自由之识者的称颂和景仰，成为中华民国制度的象征。这一“由法律体系代替个人专断行政”的首创，被学人称之为中国“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一块界碑”。
民主共和国开元，有力推助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现代国家的认同。费孝通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概念提出于20世纪初，最初仅指代汉族。其时，直面深重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先贤们先是竖帜“排满”，始见一呼百应。毕竟，“排满”夹杂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难以充分体现国家利益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适时提出“五族共和”的口号，民国成立后，又建构具有现代内涵、融和各民族于一体的“中华民族”概念，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的统一与“五族共和”的凝聚。1911年底，云南军都督府的文告提出“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宣称“汉、回、蒙、满、藏、彝、苗各族视同一体”，已充分体现云南少数民族和中国众多民族的历史、现实与中华民族发展的未来诉求。《临时约法》对“民族平等”以及团结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意愿，进一步和谐了国内民族关系的融合。1913年初参加西蒙古王公大会的各蒙古王公及其代表通电声称：“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护民国。”这体现了时人一种和谐的回应。
共和理念的养育和民族认同意识的发育，乃华夏各族人民在对外争取国家独立和统一、对内寻求社会变革和进步历程中休戚相关的自然结果。它既标志着中华民族从自在的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质的转变，也展示通过国民观念的塑造，带动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正宣示了这一共同的意志，对内要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的统一，对外要将清政府“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义……循序以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特别强调民众作为现代国家国民的平等权利，强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孙中山还在一系列的文告、电报、批示及演说中倡行“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阐发“今日共和政体，人人自由，五族平等……界无分乎军、学、农、工、商，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由于民族平等观念与现代国家观念思想的广泛呼号，时人对各民族、各界业携手草创共和国家的使命渐有认知。诚如康有为所言：“凡满、蒙、回、藏同为国民，无多立彼疆此界之分，则内能结合，足以永靖乱源，外之宏大，益以巩固邦基矣。”
民主共和国的创建，在中国属破天荒；在亚洲，为引领众国迈步近代文明垂范；之于世界而言，其意义具“东方曙光”之震撼。孙中山号召国人“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反映了华夏儿女梦寐以求的夙愿。要之，共和肇基，推助了中华民族从传统的“一家之国”向现代的“国民之国”转型；民主共和的新形式、新内涵、新风貌，陶冶于国人的认知与修为，培育并积淀对民主共和理论的信仰，使得曰后欲集权自为的各色专制者被迫以“共和”的标签身份粉饰脸谱，这便是民主共和铭记于中国历史的无形价值。
二、试验：政党政治在民初共和建设的艰难步履
民国开元，长期受封建禁锢的思想观念得到释放，促成“民气勃发，思潮泉涌，革新之观念，亦如春笋之怒生”，人们对新国家、新政府、新生活充满着美好的憧憬，激发出昂扬的参政热情，以“共和”为旗帜与名号蔚成时尚，仅上海一地，冠以“共和”之名的政党就有十多个。人们将集会、结社、选举等作为政治生活的重要议程，政客不待说，士大夫、商人、有产者等上层人士大多热衷厕身，连“电车卖票者、学校看门人，亦复自附于社团之列”。据统计，至1913年底，仅政治性的党会就有312个。以是，共和民主政治基本可以依据《临时约法》操作运行。《临时约法》是孙中山解职之后，为制约总统行政权力，赋予内阁和参议院民主权力，以推动国家民主共和建设的法律依据。
孙中山是民主共和的缔造者和捍卫者，他强调：“共和之所以异于专制者，专制乃少数人专理一国之政体，共和则国民均有维持国政之义务，现在数千年之野蛮专制业已改革而为共和政体，人民均得享自由幸福。”为此，他积极推助采行西方政党政治的原则，以推进议会政治的发展。
立宪与议会制，乃共和国之内核。政党与议会孪生，随着议会政治潮流的掀起，一时成为新生共和国的政治奇观。沧海横流，各显英雄本色。对西方议会政治有着热切向往的同盟会骨干宋教仁，于此时呼之欲出。他衔命领军参与政党政治在民初议会的角逐。宋教仁以推进政党政治为使命，他的政治主张，是以政见开路，通过政党在宪法范围内的合法与自由竞争，由议会的第一大党组织责任内阁，执掌政权，从而推进民主政治的实施。他强调指出：“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而政党内阁之运作，亟须“有强大真正之政党作中流砥柱”。为此，他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于1912年8月25日将同盟会与另外五个小党合并，组成国民党，积极运作议会活动。
民元年间，“试验式”的共和政治所呈现出来的气氛和态势基本是热闹的、平和的、循规蹈矩的。1913年2月，国会议员选举揭晓，宋教仁以及国民党人的努力，收获了丰厚的回报，国民党的得票在两院中占了45%的议席，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相较之下，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仅占25%议席。“数字”的真像告诉人们，国民党期待在议会中组阁将要变成现实了。
然而，正当国民党人陶醉于议席的胜利、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启程赴北京组织内阁的时候，宋氏经已成为颠覆共和势力的“劲敌”，他成为从专制阵营中射出的罪恶子弹之“的”。
宋教仁被杀，公开宣告了中国共和议会政治首遭厄运。蔡元培在评判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归因时指出：“中国之为君主国也，四千有余年矣。今一旦改为民主国而用总统制，则易生近于皇帝之嫌，而国基虑其不固……中华民国之宜于用内阁制也甚明。”然则，中国毕竟是一个封建帝统浸润千年的国度，“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践行内阁政制并不能有利于启蒙和孕育现代民主共和意识。时人关于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争论作过如是揭示：“其所取材，则半部之法美宪法史，数册之外国学者讲义录而已，曾读其文章，则千篇一律；聆其言论，则首尾不具。”有学者披露：民主共和派“虽然有选择地采用了西方的政体模式，但他们还未能科学地借鉴西方政制中的合理成分，把握中国国情，切实创造出适合中国具体环境的政治模式。他们或者全盘照搬美式或法式政制，或者对这些政制了解甚少，只知皮毛。”事实正是如此，民主共和，作为西陆的舶来品，如“幽灵”般飘忽到中国大地，对于广大民众而言，还未曾受过系统的灌输与晡育。华夏大地，有如“共和”新风吹拂，旧习依然故我。黄兴如是评述道：“我国革命甚速，惟其速也，即有多数人不识共和本旨。有谓化除南北意见为共和者；有谓南北休战为共和者；有谓自由行动、随便做事、毫无范围即为共和者。此皆极端的错误，无国家思想而致也。”《民立报》就曾经对国民党人的共和成色做过这样的判断与揭示：“其识国家为何物、共和为何义、立法为何事者，千万之一比例耳！”无怪乎，1912年9月下旬孙中山在石家庄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中还强调指出：“现在改为共和政体，国人多有不解‘共和’二字之义意者”。
孙中山卸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曾一度注力宣传实业救国，抚恤民生，把政党政治的重担托付于宋教仁。在他看来，“共和新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首先要在经济上巩固共和国基。他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中，对未来进行了由衷的遐想与憧憬：“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他以中华实业银行总董、铁路协会名誉会长、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等名份，“俨然商界闻人”，“身先士卒”，推拥实业建设步入“黄金时代”。他决心在10年之内建设20万里铁路，这个数字在时人看来，几近天方夜谭，但是又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孙中山的良好愿景与矢志“揖美追欧”的使命感。
—份集绅、商、学多界别同盟会员给孙中山的上书，可窥视民志向慕之趋势：“云骧等于十数年前在满清时代即经营实业，徒以处于专制政体之下，障碍实多，所有条陈管见，皆被抑扼。今幸民国告成，共和克建，我先生提倡实业不遗余力，此云骧等所宜欢欣鼓舞、急起直追者也。云骧等同志不下百余人，皆系绅、商、学各界，首先发起金沙江航业、实业两公司之组织，其次为海岸、河堤两森林之创设，共计条陈四件。如果照办，利赖无穷。从此实业振兴，而国防因以巩固，且于民国国家统一政策尤不无裨益。云骧等已将各条陈正式具呈国务院，请交部核办。先生提倡实业，煞费苦心……伏乞先生鼎力赞成，俾达目的，不独为云骧同志等幸，实为数省实业幸；抑不独为数省实业幸，实为吾全国实业之前途幸。”国人痛感昔曰“专制之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展”，由衷呼唤“统一”、“秩序”、“废除恶税”、“发展实业”，“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等实业团体于各地接踵出世。“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閲由是，官人弃政从商，民间踊跃营商，蔚然成风，加速和拓展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势头。此外，由民主共和所引发的爱国热忱和民主精神，从另一个侧面为民族工商业发展注入了润滑剂，与之调适的“提倡国货”活动悄然升温：“国货、国货之声，几乎三尺童子而皆知。工厂制造几乎有应接不暇之势，于是而自制之品亦日出日多”。有报导称，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受益不浅，盖因“销量过大，供不应求，各局索货万分紧迫。各处正当团体以我无货应市，责备不堪”。
实业救国热潮之呼啸唱和，是为民初民族经济以及民主初生国度面向世界的引擎。实业救国热潮之持续发酵，无疑是对昔日专制压抑民族经济举措之否定，又是民主共和制度优越性的体现与彰显。民族工商业的空前高涨，进一步为民主共和建设夯实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惜然，民初的历史土壤与政治生态环境，似乎偏爱了袁世凯的淫威，割爱了共和政治的萌长，以宋教仁被杀为标记，宣告了政党政治的试验的失败，也同时揭示了孙中山摇旗呐喊的实业热潮失却了共和政权的支撑。这是移植于中国政坛上的共和思想付诸实践的首次败阵，水土不服哉！
随着1913年秋间“二次革命”的夭折，国民党人失去了在国内公开活动的凭藉。孙中山、黄兴等—代共和元勋，迅即成了袁世凯“民国”政府的通缉犯。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党人，急急组织中华革命党，为捍卫共和作不懈的奋斗。而此时此地的中华革命党，既已失去政党政治的平台，又陷入“秘密结社”的沉寂，虽然，其捍卫共和的战斗纲领及其铿锵的身影，被誉为反袁的旗帜，但在全国的反袁高潮中仅仅充当了“配角”。孙中山所探索的捍卫共和的斗争，进入了艰难顿挫时期。
三、创获：“以党治国”模式形铸于共和非常时期
1916年夏，袁世凯连同“帝制梦”寿终正寝。但是，承继袁氏衣钵的北洋系大小军阀，依然挂着共和的招牌贩买着专制的货色，他们毁弃了政党在中国进行政治运作的机制，迫使孙中山等民主共和派复归“革命党”的身份。由是，中国的共和事业从民初昙花一现的“常态”（议会政治、政党竞争）转入“非常态”（以“革命”夺权、通过革命党的体制推行民主共和制度建设）时期。
孙中山在这一“非常态”时期，为恢复共和事业处心积虑，探究而创获了“孙氏式”的共和模式，这就是“以党治国”的模式。以党治国的党国政制可以视为中华民国史上孙中山创造的政治奇观，堪称20世纪20年代共和建设的“中国式”。
1914年7月，孙中山及其战友们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于革命的低谷时期树起了捍卫共和的旗帜。中华革命党“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中华革命党总章》明示：从革命军起义到成功、至颁布宪法之前，“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党内设立总理统帅下的本部、立法院、司法院、监督院、考试院，有利于一旦掌握政权后过渡为“五权宪法”的国家机关。
从1917年7月开始，孙中山三次（1920年11月第二次，1923年第三次）南下“护法”，在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并坚持依照本党制订的《革命方略》，在广州组建大元帅军政府。护法开府，尤其是经历第一次护法失利以后，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决心在“党”字上做大文章，以促进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型。1919年，着手改造国民党，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剔除了依靠军阀打军阀策略的纠结，注重自身军事力量的培养，以党治国理念始渐隐现；对外策略上，反思联日、联德，淡化联英、联美而选择联俄。可以说，这一“重大转变”始于第二次护法时期。从“军”治到“党”治的转变，此乃第二次护法军政府治府理念的“内化”与提升，从而引导着南方政府从军政体制逐渐向党政体制过渡。1921年3月，孙中山在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讲中，首次把“党人治粤”宣示为国民党在广东的执政方针，揭示了“以党治国”的概念和奋斗方向。他解释道：“因为‘以党治国’，英国、美国是有先例可援的”。“我们要达到‘以党治国’的目的，此刻便应赶快下手，结合团体，操练本党党员，宣传本党主义。”“将来广东全省为本党实行党义底试验场，民治主义底发源地。由广东推行到全国，长江、黄河都要为本党底主义所浸润。”
从1921年5月起，依据“以党治国”的思路，广州建立了“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痛定思痛，更加坚定了施行“以党治国”的信心。1923年以后，与联俄、联共同步，改组国民党，孙中山即强化在工农民众中三民主义的灌输，继而创办黄埔军校培养“党军”，逐步将广州及周边地区演变成党治政制的实验基地。1923年6月，衔共产国际之命，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大”，讨论与国民党合作，并形成共识：“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同时依社会各阶级的现状，很难另选一个比国民党更大更革命的党，即能造成，也有使国民革命势力不统一不集中的结果。”决议全体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帮助国民党改组，会后宣言：“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在“开幕词”中阐释了以党治国的主张，进而提出“以党建国”的概念，强调改组国民党，就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一大”接受了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理念，并以掷地有声的文字写入《一大宣言》之中：“为制止国内反革命运动及各国帝国主义压制吾国民众胜利之阴谋，芟除实行国民党主义之一切障碍，更应以党为掌握政权之中枢。盖惟有组织、有权威之党，乃为革命的民众之本据，能为全国人民尽此忠实之义务故耳。”
“以党治国”、“以党建国”的主张，在孙中山的身后得到了承传。1925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为强化“以党治国”之方针，《国民政府组织法》明文规约：“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掌理全国政务。”一举凡关乎国民革命全局及其大政方针，均由党决定，交政府执行。“这就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首次确立了党领导政府的原则。从此，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及闭会期间常设的中央机构，实际上成为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以党治国的党国政制，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完全成型。”孙中山“以党治国”理论，成之有据，酝酿唯艰。其思想源头或可追溯到同盟会时期的《革命方略》一一“革命三程序论”，中华革命党的组建可以隐约捉到其影子。
1923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中作了如是回顾：“从事革命者，于破坏敌人势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于国民建设能力之养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余之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为军政时期，第二为训政时期，第三为宪政时期。”在检讨民初由“军政”到“训政”失败的因由时指出：“由军政时期一蹦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更端言之，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1924年，孙中山将军政、训政、宪政时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国民的权利、义务与互动关系写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提交国民党“一大”审议，表明孙中山与国民党认同按“三程序论”实施以党治国的原则，揭示了以革命政党指导实现民主政治的新内涵。审视孙中山在广东期间试验多项“民权民生”举措，即诸如“县长民选”、兴动广州市政建设、倡议劳工运动、规抚工会推行“保育政策”等等，都体现其对“训政”的拳拳之意与良苦用心。有共产党人访察了国民党治粤的实情真景之后，对广东政府容许工人组织工会活动赞美有加：“真是‘中国政治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社会革命化的‘南方护法史’上第一粧伟业！”旁观者从“训政”中窥见了民权的曙光，这可视为从“军政”向“训政”过渡时期呈现的“以党治国”的成果，确实难能可贵。
孙中山以党治国的主张，阐释和强调了“党”与“国”的关系：“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非有很正确共同的目标，不能够改造得好的。”为此，他还作了个形象的比喻：“中华民国算是一棵大树，我们革命党就是这树的根本”。他在不同的时空不厌其烦地强调：“我党为国中唯—之革命党”，“今日巩固共和，端赖吾党”云云。为此，他告诫党人要为百姓服务，“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
存在决定意识。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的理论，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主革命时期的产物。它源自民国共和政治的革命实践，乃深刻反省民初“政党政治”失败后的思想结晶。它是孙中山对中国早期共和建设的创举，亦是孙中山对中国民主共和建设思想库的伟大建树。它适应了民主革命过渡时期反帝反封建的需要，掀动了以广州为策源地的国民革命大潮，乃至引导了其身后的北伐统一中国大业，在中国共和事业史册留下了不朽的篇章。显然，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的理论于中国共和政治的特定时期成形，自有其深刻的背景，且尚需随时空的变奏不断丰富、发展、系统、完善或者否定，可惜他只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便嘎然而止。在他的身后，对该理论的承传与发展，色彩各具，不一而足，其“流派”恐怕难以记在“孙氏式”的史册上，唯当见仁见智，各领风骚矣。
作者简介：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本文原刊：《学术研究》，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