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必然性多半是寓于偶然性。辛亥革命研究在湖北的蓬勃发展固然具有必然性，然而其发端确实出于偶然。
新中国成立初期，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在学术上备受冷遇。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人们热衷于太平天国与反帝斗争，而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却很少有引人注目的讨论。我当时和别人一样，也是写些诸如中国近代史分期、太平天国的性质及其土地制度之类热门文章。
转向辛亥革命研究主要是由于外来刺激，而且转变的速度也很迟缓。1954年秋，民主德国历史学者贝喜发博士专程来武汉调查研究辛亥革命，我有幸参与接待工作，并且开始与张难先、李春萱、章裕昆、李西屏、熊秉坤等一批辛亥老人结交。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武汉研究辛亥革命，我们常年住在武汉的中国学者反而对此不大关心，真有点难以言说。从此，我决心研究辛亥革命，不仅认真阅读《中国近代史丛刊》那8本辛亥革命资料，还经常向辛亥老人请教一些疑难问题。但是，那些年月政治运动太多，除教学工作外，我能够用于从事研究的时间极为有限。1957年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以后，全民为之狂热的“大跃进”又接踵而至。我被下放到草埠湖农场劳动锻炼一年多，直到1959年春季才返回学校，这一期间自然无从研究什么学术。
1959年的政治形势有所变化，人们逐渐冷静下来，“重建教学秩序”乃至“重整家园”等呼声在校园内此伏彼起。我正处于年少气盛时期，自然也不甘寂寞，于是鼓起勇气向历史系领导提出筹划在武昌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学术会议的构想。校、系两级领导都很赞赏这个建议，并且立即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汇报。当时，高校仍属省委宣传部领导，二者关系极为密切，而且宣传部对教师队伍情况也比较熟悉。宣传部迅速表示同意，除上报中宣部外并责成湖北省社联具体筹备。省社联主席是德高望重的李达校长，具体负责者则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密加凡和理论处处长彭展。他们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并且指派我参与会议的前期具体筹划工作。
省委态度明朗以后，武大、华师、武师（即现今湖北大学）等校相关教师立即分头准备学术论文。我报的题目是《从辛亥革命看资产阶级性格》，而且采取当时通行的集体讨论个人执笔的方式。为了写好这篇论文，我们（主要是陈辉、刘望龄、朱山樵、马天增、孙玉华）除到上海、南京搜集档案文献资料外，还分头带学生到鄂西、鄂东、鄂西北各地做社会调查。时值全国经济困难，粮食定量有限，经常处于饥饿状态，有时走在乡间山路上连腿都提不起来……但大家为了开好这次会议都干劲十足，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认真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
1961年春，省社联李德仁秘书长、欧阳学术秘书和我同时前往北京。她们负责与中央各有关部委联络，我则专门负责与学术界联络。李秘书长是曾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过的老干部，欧阳则是颇有行政经验的原武大地下党员，她们都像大姐一样关心与开导我，使我这个性格内向、不善交际的年轻教师增强了与北京学术界联络的信心。其时，范文澜前辈已经收到我执笔撰写的论文初稿，并经由近代史研究所学术秘书刘桂五安排王仲、赵金钰具体审阅。我到北京后就住在近代史研究所，除听取刘、王、赵的修改建议外，主要是抽空阅读该所收藏的重要书刊。当然，最重要的收获还是与景仰已久的黎澍晤谈。黎澍从中宣部调任近史所副所长为时不久，所以日常仍在中宣部治学与办公。他除了向我讲解“双百方针”精神以外，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学风。他问我看过范老的《反对放空炮》文章没有，并且劝我不要赶热闹，写什么社会主要矛盾或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之类空泛文章，要扎扎实实做点真正的学术研究。临别时，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中央已正式同意在武昌举办这次会议，并且希望通过此会纠正当前学风。”
尽管黎澍嘱咐我暂时不要向湖北转达中央的重要意图，但我还是忍不住向李、欧两位大姐透露了这个信息。说老实话，我们此次进京，原本只希望中央同意开会就心满意足，却没有料想到中央竟把这个会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就当时武汉的史学队伍而言，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古代史的力量都比较雄厚，而中国近现代史则相对薄弱，特别是没有专门从事研究辛亥革命的资深学者。我们贸然倡议举办全国学术会议确实有点孟浪，但也许这就是敢为天下先的首义精神激励着我们。我们首先提出建议而历史便选择了我们，武汉从此逐步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并被公认为辛亥革命研究中心。
但历史的选择决不意味着可以侥幸取胜，把握机遇毕竟是要付出大量艰苦劳动的。我认为当时湖北学术界的态度非常正确：一是老实；二是认真。所谓老实，就是承认自己起步晚，水平低；所谓认真，就是扎扎实实抓论文修改，以求确保学术质量。在我的回忆中，当年省委宣传部与社联确实是把论文质量看作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而且由彭展亲自抓论文修改工作。
社联决定把论文作者集中到洪山宾馆进行修改，这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因为长期缺粮少油，高校教师的健康普遍受到严重损害，患肝炎、神经衰弱者甚多，我这将近170公分的个头，体重已不到50公斤。虚弱的体质难以支持如此紧急的工作重负，而家庭根本无法保证作者的必要营养。洪山宾馆的粮食定量比学校高，虽然没有什么大鱼大肉，但炒菜的油水毕竟多一点，应该说，基本营养是足够的，这就为修改工作提供了物质保证。彭展当时正患肝炎，但看见我食量甚大，而工作负担又最重，所以总是把自己定量的米饭拨一半给我，并且以食欲不佳为借口以化解我的羞愧。此情此景终生难忘！
鉴于作者大多是缺乏学术论文写作经验的高校青年教师，社联又安排《江汉论坛》两位资深编辑（一位是舒焚，另一位忘记名字）参与论文修改的讨论。这也是非常必要的措施，因为好些论文虽然资料翔实、条理清楚，但却很像一般的教材或讲义，没有侧重于提出新问题、新见解，读起来平淡无味。已经交来的稿子，除武大吴纪先教授的《盛宣怀与辛亥革命》、彭雨新教授的《辛亥革命前夕中国资本主义工业与工业资产阶级》两篇是出自学术老手的佳作以外，我执笔的论文因为着手较早，而且已经根据北京若干学者的意见作过认真修改，所以总算勉强通过。比较麻烦的有两篇：一是武大汪诒荪教授的《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关系问题》，一是武师陈祚津等的《论武昌起义》。前者虽然颇有自己的见地，但行文和结构都较松散，不大像是严谨的学术论文，而作者由于年事已高且又患病（冠心病），无法进一步作细致修改；后者则纯粹是史事陈述，虽经反复讨论推敲也难以有所突破。
汪诒荪先生是我们很敬重的前辈，他兼通中日两国历史，而且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即已注意搜集辛亥革命史料。1954年贝喜发访汉以后，他把自己历年抄录的珍贵史料全部借给我阅读抄写，鼓励我长期从事辛亥革命研究。他当时确实是苦于健康不佳，每次参加讨论都是脸泛潮红，精力不济。他曾悄悄告诉我：“我得的就是梅兰芳那种病呀。”梅兰芳就是由于冠状动脉硬化而猝死于1960年。我向彭展反映实情，社联认为要尊重与爱护老教授，不应该与青年教师一样对待，就不再要求汪先生作进一步修改了。后来，《湖北日报》提前发表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引起比较热烈的反响。所以，这篇文章虽然未经正式提交会议，但却收入《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就是为了表示对老教授劳动的珍惜，何况这确实是一家之言。
对武师那一篇，社联始终未放松要求。因为桂五每次来汉必说：“会议在武昌开，你们必须回答：辛亥革命为什么首先在武昌爆发？”我们都认为必须把这篇文章改好，后经研究决定由我与陈辉、陈祚津把原稿推倒重写。陈辉认真负责，祚津朴实宽厚，所以三人很容易通力合作。经过数度讨论商定新的思路和框架后，由我正式执笔撰写，新稿紧紧围绕着一个主题：“辛亥革命何以首先在武昌爆发？”那年我刚三十出头，只要填饱肚皮倒也显得精力旺盛，只花两三天时间就把文章定稿了，题目改为《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传阅之后，大家都认为质量颇佳，于是紧张的论文修改工作总算画上句号。
1961年10月初，学术讨论会开幕的日子已经迫近了，我随着会务组提前进驻德明饭店，任务就是逐篇阅读各地送来的会议论文，为组织学术讨论作准备。看了全部论文之后，我稍为松了口气，因为湖北正式提交的四篇论文的质量至少是在水平线以上。果然，在预备会上，经由上海代表陈旭麓等建议，大家一致推荐我首先宣读《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这篇论文。当然，外地论文精彩者也甚多，如上海陈旭麓等的《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北京李文海的《辛亥革命与会党》，就是会议讨论的两大热点。徐仑的《张謇在辛亥革命中的政治活动》，由于最先利用《赵凤昌藏札》中大量珍贵原始资料，而且张謇这个人物的性格与事迹又极为丰富复杂，所以也引发大家浓厚兴趣。我之所以受到好评，主要是由于代表东道主地区，加上又属于前辈热心提携的小字辈。所以，会后《新华日报》又全文刊发了我执笔写的《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也无非是对青年学者的特别鼓励而已。
吴玉章代表中国史学会在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是由黎澍起草的稿子，果然突出提出了学风问题。他说：“为了提高我们的学术水平，必须树立严肃的学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学风是严肃的，没有半点虚假的。大家应当向他们学习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产生真正的科学成果……要写真正的信史是很困难的，没有正确的立场固然不行，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也不行。同时，如果不经过努力，不肯刻苦钻研，不认真地做考证和辨异的工作，也还是不能说明历史的真相。历史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研究历史是不能偷懒取巧的。”讲话还提到“材料要钻，哲学要学”，史论结合，以及将来要写“辛亥革命的大著作”等问题。这些苦口婆心的教导，影响了此后我一生的学术生涯。湖北省社联由李达校长代表讲话，讲稿系彭展起草，除强调“双百方针”与深入研究外，还特别指出：“我们这里（指武汉）搞近代史的基本上是一支年轻队伍，知识不足、理论不足对我们来说是事实，决不是妄自菲薄。因此，我们参加这次讨论会，主要是向老前辈学习，向先进省区的同志们学习。”这些话不仅完全符合实际，而且也是十分得体的。范老在大会上也讲了话，我由于忙会务未能聆听，据说还表扬了我们的认真准备与扎实治学，这真是极大的鼓励与鞭策。
会议讨论的内容与热点问题，当年已有专文介绍，此处无须赘述。我只想补充一点，到会代表对会务工作非常满意，大多赞不绝口。这除了操办会务的社联和各高校人员工作出色以外，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我记得张体学省长在会见各地代表时，没有讲任何大道理和客套话，而是朴实无华地说：“你们都是学者，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要尽最大努力保证你们吃得好、睡得好，有充足的精力来讨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证代表吃得好谈何容易；但会议期间代表吃饭不定量，每餐都有点鱼肉，素菜也炒得油润润的，难怪代表们都认为过的是“天堂”生活。事后才知道，这都是体学同志精打细算后批示商业局如数供应的。我至今还记得他那农民的淳朴与军人的豪爽融为一体的英雄形象。在40年以后回顾此次会议，当然会感到有许多幼稚与不足之处；但是这毕竟是全国规模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的发端，因此便具有重要意义与深远影响。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运动频繁，领导上并未提倡跨地区的学术交流，遑论举办全国性史学会议。因此，这次会议乃是第一次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我记得，湖北、湖南两省社联紧接着又举办了王船山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而武大萧父等老师则自始至终参与了此次会务工作，用意即在于观摩并积累办会经验。吴老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一开头就强调“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可以说是为全国学术研究带了一个好头。
第二，由于中央和各省、市的重视，史学界著名学者云集武汉。仅据我记忆所及，就有吴玉章、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柴德赓、白寿彝、邵循正、刘大年、黎澍、李新等。由于会议时间有限，不可能安排这么多名家都在大会上讲话，所以由武汉各高校分头邀请做大报告。所以，会场以外，知名学者纷纷登场，青年学子听得如痴如醉，成为武汉地区又一道学术风景线。这就更扩大了此次会议的影响。
第三，当然，此次会议对武汉地区最重要也最直接的影响，乃是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于辛亥革命研究的认识，促使更多的青年学者投入此项研究。1961年以后，除华师、武大、武师外，湖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都有若干年轻学者加入辛亥革命研究队伍。“文化大革命”前虽然没有“辛亥革命研究中心”一词，但至少从地区学术发展趋势而言，辛亥革命研究已经成为武汉一大特色。所以，1966年春全国政协把我借调到北京，协助廖承志、杨东莼正副秘书长处理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筹备会有关学术事务，即已预示着纪念辛亥革命六十周年学术会议有可能仍将在武昌举行，只不过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才未能实现。直到1980年旧事重提，1981年又在武昌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把辛亥革命研究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回想起来，我们这40多年的辛亥革命研究，大体上都是按照1961年会上前辈学者的教诲与期望进行的，例如发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术风气，力戒浮华、扎扎实实的工作本色，以及同心协力撰写高水平的大著作等。当然，我们也并非拘泥传统、墨守成规，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辛亥革命研究从理论到方法都有根本的变化，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早已远远超过“文化大革命”前的水平。辛亥革命研究已经走向世界，而且还赢得世界的赞扬，武汉地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辛亥革命研究中心。薪尽火传，世代绵延，这已足以告慰当年对武汉地区寄予殷切期望的那些前辈学者！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