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来， 我在看黎澍先生的 《集外集》。其中有一篇文章， 也是他的一篇宣言， 名为 《我的主要学术观点》， 开宗明义般地写道:
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不是如一般所说揭示历史发展规律， 而是揭示历史真相， 清除意识形态对历史的歪曲， 反对历史科学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给历史以新的歪曲。
黎澍先生的这段话， 写于 1984 年 12月， 离今天快要 20 年了。他的这段话， 代表着那个时代负责任的历史学家的总体思考， 其中有许多含义， 对于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 可以说是心领神会， 不言而喻的。
然而，我在20年后看到这段话时，不由另外有了对此的新解。什么是“历史真相”，什么是“历史规律”，在这些概念之下相似之物，今天又有了新的运行。一些新的论文使我自以为还不算太老的心感到了一种紧张，看了整整60页后，还不能明白对方的学术企图与意境。也就是说，这些作者的主要目的，不是“揭示历史真相”，而是创造新的研究范式。他们也在谈历史，但其中真正谈到“历史真相”的内容极少，绝大多数都是他们在其自我创造的范式之下的自言自语。
黎澎先生20年前的话，就我个人的见解，很大程度上针对他所从事的专业，即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而在这个专业的学科发展的轨迹，是主题先行，即很早就有了许多重要的结论，即黎澎先生所说的“历史规律”。但这些结论所依托的史实（“历史真相”）却在匆忙中搭建，根基并不是很深。我也想，在这一学科发展的过程中，似也可以看到黎澎先生本人的身影。他在晚年做如是说，除了一般的学术批评外，也有着一种颇显其气量胸怀的自我批评。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的诸多著作一再揭示人们已耳熟能说的“历史规律”，到了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一大批新的“规律性”或“非规律性”的结论或评论，而这些作者对于“历史真相”，却缺乏足够的热情与执著。
在今天，学生们经常告诉我，他遇到的已有定评的“史实”经不起查证，往往是一考即错。对此我也有同感。在不可靠的“史实”之上，现在正运行着大量的推导、演绎、归纳，其结论也只能是不可靠的。学术发展到今天，我们的手中已经并不缺乏结论，相反的是，我们的思考却为各种各样互相对立抵悟的结论所累。其中一个大的原因，即为各自所据的“史实”皆不可靠。因此，到了21世纪，我个人以为，在我们这一专业中，首要的工作依旧似为黎澎先生为年前所提出的“揭示历史真相”，或者可以说是“史实重建”工作。
史实重建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以时下的标准来衡量，投入与产出可能并不那么划得来。这只是从个人的短期的角度来计算，如果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可能正好相反。一位编辑朋友告诉我，最近几年中，每年中国近现代史要出产数以百计的著作，数达千位的论文。这一数字让我震惊。谁都可以断定，这些著作和论文中的相当部分，几年后可能自然而然地销迹不显，那才真是一种极大的人力牺牲和物力浪费。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史实重建反而是投入少产出高。我目前的研究兴趣是戊戌变法，有两位史实重建的研究先进，一是黄彰健先生，一是孔祥吉先生。前者在1970年代初的著作中提出了巨大的假设，后者在80年代末的著作中做出回应。他们的成就经历数十年光芒不灭。相对于同时代诸多戊戌变法的研究，他们现在的产出价钱远远高于当时的投入成本。
北京紫禁城西华门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最近20年中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一方面是档案的整理工作有了进展，阅档的条件也不断改善，虽与世界各大档案馆相比尚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其中的进步是可喜的；另一方面是阅档的人数在减少，平时很少见有专业工作者，每到寒、暑两假，外国人（尤其是日本人）经常多于中国人。上个世纪被称为“三大史料发现”之最的“大内档案”，似乎不再光鲜夺目。
在这20年中，清朝历史的专业人员在增加，每年毕业的硕士、博士更是成倍增长，而来此查阅清朝档案的人数却是以同样的速度在减少。从拥挤到冷清，我目睹了阅档室内所发生的变化。对于中国近现代史来说，最大的专业优势在于我们不缺乏史实重建的原料，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一千多万件档案，绝大多数未被学术界利用。现在阅档室有了空调，不收调档费，提供开水，代订午饭，中午也可以继续阅档，可人数为什么减少了呢？我不能肯定阅档室中的人数是否可以作为这一专业的方向风标，但可以肯定地说，阅档室人数的增加，一定是史实重建工作的加强。
除了档案以外，其他史料的利用，也让我感到了相当大的困惑:电脑检索在提高了时效后，又让许多利用者不再看上下文。我们还都能记得年轻时代对史料书的通读通翻，几乎站在图书馆对所有的图书都查看一遍。当时觉得最没有成就的一天，可能是对今天的我们最有帮助的一天。因为正是那些当时不能直接写入论文的史料，悄悄地宽阔着视野，提升思考的深度。在电脑的帮助下，一切都变得很容易，也有着相当大误导。这样的史料阅读法，看上去史料充分，但有理由说，是离“历史真相”极其遥远的。
本文系“理论与方法：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及其他”系列笔谈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