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思之間——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轉型論集》再版后记：我的1980年代
1980年代是我求知求学的青春年代。记得1979年8月某日，我正在酷热的水田里插秧，忽然从湘江堤岸上传来清脆的自行车铃声，骑着绿色邮车的邮递员冲着我喊道：有邮件！这是我平生接到的第一封挂号邮信，我知道其分量，我将秧苗朝天空一抛，大步奔向堤岸。我有幸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之一员，随后，在1980年代，十年磨一剑，读书，思考，写作，发表，这本论文集就是我1980年代学术和思想的结晶，今天由中华书局再版，既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纪念，更是向1980年代致敬。
1980年代是经济社会转型转轨的大时代。“斗争”哲学被放弃了，回归以常识理性和生存哲学；空洞政治被放弃了，回归以务实经济。一方面，改革从农村开始，“公社”变成了“乡镇”，“大队”变成了“乡村”，集体土地开始联产承包，土地承包后，效率效益提高，中国农村出现了以亿计的过剩而自由的劳动力大军；另一方面，开放从深圳等特区开始，“外资”、“港资”、“台资”进入沿海地区，推动着各类市场的形成和市场经济的诞生。正是这一改革开放，祖祖辈辈附着于土地的农民离土又离乡，成为港澳台资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成为了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主力军。市场经济、中国农村城市化和城市国际化浪潮，迅速从港澳台向经济特区、向沿海和内地延伸，构成了一幅中国1980年代最具活力的经济社会壮阔画卷，特别是市场经济，以一种无可阻挡的力量，唤醒了几千年沉睡在中国大地的生产力，解放劳动力，去赚钱，去创造价值，去创造财富，第一次焕发出无穷的伟力，直接把中国经济推向当今世界第二。
1980年代也是中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乃至二十一世纪至今思想解放的大时代。经典作家马克思早就对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主义有过深入研究和精彩论述。东方专制主义对生产方式的桎梏（对私有产权的排斥）、对人性的漠视，尤其是对作为个体的身体桎梏和精神桎梏，到“文革”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上千年以来的皇权主义及其伴生的法家法术势权术理念、相互揭发告密成风和东厂锦衣卫式的专制手段，在“文革”以次生形态存在。“文革”结束后，1980年代恰逢全球化浪潮，中美刚刚建交等大事件，中国再次打开国门，开眼看世界，从长期闭关自守到全面对外开放，古今中西思想文化及其学术流派在1980年代充分涌流，相互激荡，相互批判，相互补充，都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正是在中西思想文化批判中逐步达到了当代中国的思想高峰。对“文革”的反思延伸到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学术理论界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个人的自由发展”理念出发，探索专制体制下人的“异化”问题，高扬人的主体性，使对“文革”的批判，从事实批判转向理论的批判和建构，李泽厚从康德的三大批判到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构建起“人的实践主体性论纲”，从实践主体性的“历史积淀”，建构起其美学思想体系和中国四大美学主干的中国美学史体系以及中国三大思想史论。李泽厚的学术思想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代表，其思想的创造性、自洽的逻辑体系，特别是实践主体性思想在文史哲各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三大思想史论、《批判哲学的批判》、《美的历程》等著作，在1980年代青年学生中争相传读，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至今无人出其右。思想理论界关于人的主体性的高扬，与市场经济劳动力的自由解放，构成了1980年代既有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两大宝贵的历史遗产。
正是在这一思想解放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于1985年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读硕士研究生，我选择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作为我的研究方向。当时，武大被称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特区”，刘道玉校长在全国首推学分制跨校、系选修课程等，因此，我有幸比较系统地跨校系选修了史、哲、文、美学等课程。更关键的是从1985年开始，北京大学哲学系汤一介教授主办中国文化书院，我前后选修了五期讲习班，有幸聆听了梁漱溟、张岱年、季羡林、李泽厚、庞朴、王元化、陈鼓应、汤一介、乐黛云以及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成中英、邹谠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学者的讲座和课程，和很多青年学人一样，我的单一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发生裂变，开始寻找打通文史哲的综合路径。正是在思想解放、宽容宽松宽厚“三宽”的学术环境下，1986年，我在《福建论坛》首次发表《严复“三民”思想简论》，这是我第一篇正式发表的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论文。随后，我连续发表了一组系列论文，这让我有幸成为1987年武汉大学研究生教育“中期分流制”改革（硕士生修读两年后，学业特别优秀者可以提前半年或一年毕业）下首批提前一年毕业攻读博士学位的五人之一，入华中师大校长章开沅教授门下继续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方向博士学位。这期间，我陆续发表了一组近代尚力思潮的论文，我注意到论文被反复引载甚至被多次抄袭。关于“战国策派”的研究，也是国内最早对战国策派进行重新研究和评价的学术论文，也曾被多次引载。对历史认识论的研究，始于我于1987年首次在中国社科院《史学理论》创刊号发表的论文，《二重历史客体论试探》是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论文，甫一发表便引发了理论争议和批判等。但是，构成我在1980年代持续思考的就是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转型和人文重建问题。我从严复的“三民”思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研究和阐发中，提出了近代人文精神的三大重建：感性重建、理性重建和伦理重建。通过对近现代尚力思潮的挖掘和阐释，突显了感性生命的重建价值；通过对近代疑古思潮、科学主义等思潮的发掘和阐释，突显了理性精神的重建价值；通过探索近代国民意识和“公权”、“私权”划界（群己权界）等思想的发掘和阐释，特别是通过阐释严复对理性自由、划界自由以及个体自由的不可入性（莫破），突显了近代市民社会国民伦理精神的重建价值。“三大重建”的提出，既阐释了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转型的方向、内涵和价值，也无疑回应了刚刚走出“文革”的当代中国的时代痛点。
1990年，我告别了11年的大学生活，来到了深圳。此后三十余年，我在粤港澳湾区和长三角各个城市间不断切换生活和工作场景，切换人生不同角色。三十余年弹指一挥间，重新翻阅昔日的文字，品读着1980年代，恍如昨日，历历在目。更引人深思的是，1980年代面对的问题，现实中似乎有些悄然回归，我们原以为中国都已经登上太空了，可我们有些思维方式似又回到马克思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状态中。借用太炎先生“俱分进化论”，不要相信历史是线性进化的，而是“善亦进化，恶亦进化”，某些方面历史在进化，某些方面却在退化。这大概就是历史的“二律背反”。
康有为曰：“吾学三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本论集均写作于我三十岁前，先以论文形式发表，1998年岳麓书社结集出版。这次再版，除增补了当年遗漏的个别论文外，只字未改，初心不变。在此，我特别怀念和感谢于去年仙逝的，我的博士导师章开沅教授、硕士导师吴剑杰教授；感谢原广东省社科院长张磊研究员为拙著作序并给予较高的评价；感谢中华书局总编辑侯明、本书责任编辑王春永老师对本书的再版、审稿和提出的宝贵意见。
二○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于金陵扬子江畔
《史思之間——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轉型論集》
出版社：中華書局
作者：郭國燦
ISBN：2248800029090
版次：初版
出版地：中国香港
出版日期：2022年4月
開度：16開
排版：橫排
書脊厚度：18.5mm
圖書分類：中國近代史/近代人物
裝幀：精裝
頁數：352P
語種：繁體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