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康有为、梁启超到1930年代的“独裁派”和1940年代的“战国策派”，他们的政治/文化论述在现代政治格局中多属“右翼”，但现代中国对德国政治文化的更广泛的认同与实践，还是德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左翼”，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
从“五四”时代部分中国人选择“走俄国人的路”到49年后的举国“一边倒”，中国共产党人引入的苏俄式社会主义运动以暴力革命和思想论争两种方式开辟道路。在非苏俄传统的社会主义中，从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互补论”（mutuellisme）、托尔斯泰（Lev Tolstoy）的“泛劳动主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Guild socialism）等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在中国都有其同情者与探索者，其中又以源自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最为重要。由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全盘接受苏俄的列宁主义，缺乏社会民主主义立足和发展的空间。相反，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倒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获得了滋长和影响。其理论中坚是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一脉，最主要的代表是‘二张’：张君劢和张东荪。以后还有罗隆基、储安平、潘光旦、萧乾等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从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主流思潮不是新自由主义，而是社会民主主义，当属无疑。”[1]社会民主主义既承诺自由民主又批判资本主义，兼具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双重性质。虽然在壁垒分明、对抗激烈的现代政治文化中，具有折衷调和性质的社会民主主义基本上限于理论探索而没有成为政治实践，但在告别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之后，社会民主主义协调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政治/经济主张，尊重西方现代性的价值又立足中国社会状况的稳健立场，以及综合圆通、不走偏锋的中庸作风等等，都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理论资源。代表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二张”之中，张东荪的思想主要源自英国“费边社”（ Fabian Socialism），真正与德意志政治文化血脉相连的是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张君劢。
1、革命与宪政：在德国与俄国之间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无产阶级政党多以社会民主党或社会主义工人党为名。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各社会主义政党的组织典范和理论导师，在国际共运史上长期发挥“盟主”的作用。从《时务报》1896年9月27日介绍国际社会党的活动，到江亢虎（1883—1954）1911年发起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和“中国社会党”，再到五四时期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来华向中国推荐过社会民主主义，中国人对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不陌生。“十月革命”惊人成功后，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第二国际左派与中、右派决裂，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并组建共产国际（第三同际）。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和专政方式才能实现，坚持改良主义、议会道路和合法斗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叛徒。与此同时，德国社民党则谴责以暴力、恐怖等非民主方式实现的苏俄社会主义，其领袖谢德曼（Philipp Scheidemann）在回忆1919年11月9日宣布德意志共和国诞生的情形时说：“现在我清楚地看到所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李卜克内西的口号──最高权力归工人委员会。这样，德国成了俄国的一个省，苏维埃的一个分支。不，不，一千个不！”[2]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从此分途发展，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在德俄之间，也即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民主与专政之间作出选择。
由苏俄支持和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俄为师。1920年，陈独秀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把有关社会主义的讨论带入核心。陈指出，倍倍尔（August Bebel）死后的德国社会民党主张议会主义而反对直接行动，主张国家社会主义而不要求社会民主化、产业民主化，是反对阶级和劳动专政的学说。“他们自以为是‘进化的社会主义’，殊不知Bebel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正因此堕落了。”[3]数月之后，中共的另一个创始人李达在详细排列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堕落”的过程。第一步是1875年“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合并为“社会民主劳动党”，其《哥达纲领》采取劳资两阶级的协和主义；第二步是1890年该党改称“社会民主党”，主张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调和，赞成议会政策；第三步是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马克思社会主义，经过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蹂躏，精彩完全消失，由国际主义堕落到国家主义，由社会主义堕落到自由主义，由革命主义堕落到改良主义，由阶级斗争堕落到阶级调和，由直接行动堕落到议会主义，马克思的真面目……湮灭殆尽了。”[4]1920年下半年，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在与毛泽东的通信中，做出如下对比：俄国的出发点=唯物史观，方法=阶级斗争+阶级专政，目的=共产主义；德国多数社会党的立足点＝修正派社会主义及中产阶级的德谟克拉西之上，方法＝与帝国政府通力合作（入战时内阁），目的＝劳资合组的德谟克拉西，结果＝延长资本政治的危险。比较双方后，蔡表示：“我以世界革命自俄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我以为一定要经过俄国现在所用的方法，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一个唯一无二的方法。舍此无办法，试问政权不在手，怎样去改造社会？”[5]1921年5月，陈独秀在广州演讲社会主义，他在排比了苏俄阶级战争、直接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国际运动与德国社民党劳资携手、议会政策、民主政治、国家主义的一系列对立后提问：“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两种社会主义，究竟要采用那一种呢？”他的回答是：“中国若是采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家社会主义，不过多多加给腐败贪污的官僚政客以作恶的机会罢了。”[6]尽管中国本无德国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议会民主的政治环境，也不像俄共那样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深刻影响，但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也必须通过批判社会民主党以为引进苏俄式科学社会主义的前奏。
德俄两种社会主义的根本差异集中于民主问题。这有两个基本含义，革命成功前是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易言之是和平改良还是暴力革命？1888年，德国社民党领袖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1826 —1900）在采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个概念时说：“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民主社会主义“力求为社会争取一个民主国家，以便在社会主义原则上组织社会。”他的名言是：“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臆想的社会主义，正如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是虚假的民主一样。”[7] 在19世纪下半叶欧洲和平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民主主义有意识地保持与西方近代政治文化的连续性，把经济平等与政治自由、社会进步视为一体，努力争取体制内的改革。从1863年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开始，以民主改革为手段、以社会主义为目的、议会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等观念就成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底色。其政见集中表达于社民党于1875年成立后发表的《哥达纲领》中。主要由于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1878年开始实施的“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德国社民党才在理论上由拉萨尔而马克思，但其政治实践仍然重在议会改良。“当时出现的社会民主主义环境的封闭世界没有使工人极端化，而是更加减弱了他们的行动主义，他们的战斗性以及他们革命的鲁莽。”[8]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的撤销后，党通过的《爱尔福特纲领》既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的革命观又在实践上谋求建制内的各种改革，虽然因此而出现了许多矛盾的争论，但经由议会道路取得政权，发展工会及合作社组织以实现社会化生产及分配的目标始终未变，它从来没有直接组织过革命。1912年成为国会第一大党，1914年投票赞成战争拨款，社会民主党不再是国家体制内的反对派。正是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暴力革命夺取国家政权的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介绍者周恩来就指出：俄国革命者“从恐怖的自觉中，乃终能一跃而握住了政权，造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局面，超过了欧美先进国的兄弟们向来成就的记录。”[9]苏俄建立政权后，借助第三国际的组织权威，积极推动非西方国家仿效俄国暴力革命之路。值得注意的是，正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的复信中，既“深切的赞同”蔡说，承认暴力恐怖不可避免，又同时指出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条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0]俄式“恐怖”因其导致了1949年的成功而成为中国革命的正宗，而社会民主主义却在革命营垒中遭到批判和整肃。[11]
革命成功后，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进一步突显要不要实行宪政的问题。这主要由卢森堡（Róża Luksemburg）与列宁的论战而表达。早在1904年，列宁就在“进一步，退两步（我们党内的危机）”中指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部队，是无产阶级的最高组织形式，党必须按照集中制原则组织起来等建党思想。卢森堡认为，这种集中制是企图用一个“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去代替工人阶级“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但工人阶级不需要这种“托管”，他们有自己决定和自己犯错误的权利。“真正革命的工人运动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12]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议会，取消了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禁绝反对派，实施红色恐怖。卢森堡立即著文指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们同考茨基完全一样，把专政同民主对立起來。……实行专政，但这是阶级的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这就是说，最大限度公开的、由人民群众最积极地、不受阻碍地参加的、实行不受限制的民主的阶级专政。”“这一专政是在于运用民主的形式，而不是在于取消民主……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就是说，它必须依靠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政治活动中的一切振奋人心的、有益的、净化的作用都与自由相联系。如果取消了出版 、集会自由，取消了不同意见，那时“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就是说，纯粹资产阶级意义上的专政，……不仅如此，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到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13]卢森堡的意见没有被认真吸取，她的文稿长期被尘封于地下，但其不幸的预言却为历史所证实。
陈独秀等人的政治判决是十月革命为榜样、以列宁主义为标准的。中国革命不具有德国式的议会斗争条件，当然也就无须正视社会革命的民主问题。但在1920年代初中国，以俄为师只是一部分人的主张。对新文化人和激进分子来说，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热烈争论的一个话题；对那些选择社会主义的人来说，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也需要选择。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榜样，重申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内在联系，这一工作主要是由张君劢来完成。张也是十月革命的热情赞扬者，他翻译发表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全文”，第一次把“Soviet”的译为“苏维埃”，高度评价俄国革命，认为其“劳动为人人共有之义务”、“排挤斥欧洲列强之侵略政策”两大主张“真人类平等之理想，而斯世大同之途辙也。”俄国革命是一场有主义的“真革命”，在世界历史上“与宗教革命、法国革命鼎足而三”；在俄国历史上，“三月革命为19世纪式之革命，十一月革命（即十月革命──引按）为20世纪之革命。19世纪式之革命，所革者异族而已，专制而已。20世纪式之革命，由侵略的国家主义而进为平和国家主义也，由私有主义而进为共产主义也，由代议政治而进为苏维埃政治也。”“其不安故常，推倒一世之慨，虽千百后，犹令人追思。”[14]如此等等。然而，比陈独秀等人更进一步的是，张君劢还对德国政治文化、特别是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有较深入的研究。[15]1920年4月，张君劢在与张东荪的通信中，提出中国为什么要以德而不是以俄为师的问题。
中国需要革命，革命需要外来典范。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次年德国亦发生革命，欧洲两大君主国一变而为民国，社会主义遂为欧洲政潮中最具创新性的潮流。时在德国留学的张君劢广泛收集俄、德两国政制的材料，并在给张东荪的信中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问题：“吾侪居今日之中国，束缚于四千年陈陈相因之旧历史，凡属革命，不论其所争为思想，为政治，为民族，为社会，吾以为当一概欢迎之，输入之。何也？所以改造此旧时代以入新时代之法当如是也。”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革命，而是要什么样的革命。是以革命为教主、为天神而对之顶礼膜拜，还是以革命为“可暂而不可常，可偶而不可久”的非常手段？张君劢持后一种态度，因此要剖析德俄革命的“前后经过，而以可遵循之涂示之国人”。就革命者的气魄、天才和勇猛精进而言，德不如俄；就脚踏实地、持之以恒地从事社会运动而言，俄不如德。所以“于蓝（列）宁，则佩其主义之高，进行之猛，字之曰社会革命之先驱。然于根基之深厚，践履之笃实，则独推崇德之社会党。”德俄革命是不同类型的革命，各有所长，但德可学而俄不可学。革命者以亡命客而于数日之内夺取政权、不惜敌一世而与德国言和、恃劳动界不平之心理以为世界革命旦夕可成、不顾生计上的影响毅然实行国有主义等等，这些“赫赫之功”实有赖于列宁的天才和自信，此非他人所可学或他人所能学。而“德之革命则异乎是，建筑于50年训练之上，酝酿于4年战事之中，有国民为之后盾，无一革再革之反复。”这是有规矩、有秩序的革命，所以“世界国民之有志者，未有不能学，学焉而未有不能至者。”张的比喻是，孟贲之勇、离娄之巧举世所羡，但他们都是旷世一遇的非常之人，不是其他人可学的。“圣人亦有言，教人者示人以中庸之道，其过于中庸者，圣人不欲以之率天下焉。诚如是言，则吾国人之所当学者，厥在德社会民主党之脚踏实地，而不在蓝（列）宁氏之近功速效焉。”[16]
俄国革命当然不可能在中国重演。自觉走俄国人的路的中国共产党人，后来在革命过程中也不得不反对照搬苏俄模式，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不过，张君劢所谓的德可学而俄不可学，其意非指不同国家需要选择不同的革命道路，而是指革命需要社会基础、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德俄革命都以社会主义为旗帜，但德国革命更能保存自由民主的成果且更具社会公正的原则，而俄国革命更像暴力夺权的天才杰作。“脚踏实地”与“近功速效”之别，不只在于革命速度和效率，而更多在于革命的不同性质。因此，可学不可学之外，还有应学不应学或可取不可取的问题。“仆于德俄革命以左右之者，不在其社会主义之实行，而在其取采之手段。仆为希冀以法律手段解决社会革命问题之一人，故对蓝（列）宁式之革命，不敢苟同。”“两国革命之异点，可以法律手段与非法律手段衡之。”俄国革命后解散国民议会而以全俄苏维埃代之，德国革命初期也召开过苏维埃，但不久即代之以国民议会；俄国的苏维埃仅限于劳动阶级，德国国民议会，一切国民都有选举被选举权；俄国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德国除国民议会外，还辅以苏维埃参与立法；俄国由苏维埃认可将土地和工业强征为国有，不作赔偿，德国的宪法虽然承认国有主义，但其施行的方法由议会决定，且采取赔偿主义；俄国布尔什维克坚持数十年来不与资产阶级合组政府的政策，德国社会民主党却与资产阶级组成联合内阁共产党；俄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严格限制公民权利，德国则没有这些限制。要之，德以法律手段，俄以暴力手段。所谓“法律手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平等主义。19世纪以来的民主政治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形式的或法律的平等”，苏俄宪法规定只有劳动者才有政治参与权，这是一种“工业民主或生产意味的民主”，本有合理性，但推尊劳动过度以至于摈弃其他国民，则大非平等之义。二是法统主义，即依法治国。“国之所以立，必赖法律，苟无法律，国且不存，所谓法者，其成立也，必有一定之机关，一定之顺序；若苟焉以少数人之力，从而更易之，则法为非法，国必乱。诚以今日吾以强力推翻人，则明日人亦得以强力推翻吾，如是两相推翻，虽有利国福民之美意，亦且变为祸国祸民之暴举矣。”所以从法治上说，列宁式的革命也不可取。总之，苏俄革命“其勇猛固可佳，若谓所学取法在此，则吾未之敢承。”[17]即使俄国革命可学，也不应学。
舍俄就德的判断蕴涵着两个选择：革命期的手段是暴力的还是法律的？革命后的制度是专政的还是宪政的？
革命不可能守法。破坏秩序的革命如何能采取法律的手段呢？张君劢认为革命有两种程序：一是鼓动国民，求得议会多数，然后组织政府而行革命，此即德国社民党的议会道路；二是以暴力方式夺取政权而后实行革命，此即苏俄的革命手段。两种程序各有得失：“德以偏于议会政略故，失于社会主义，而得于法律主义，俄以偏于革命手段故，得于社会主义，而失于法律主义。”张君劢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长期过程，一时得失并不重要；唯合法手段必须坚持，否则连带其革命理想也一并丧失。“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劳无功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亦有主义虽不完满，徒以手段不误，反得和平中正之结果者。俄德之革命，是其比较也。”正是在这里，张君劢与同样持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张东荪发生分歧。张东荪认为，俄德革命之不同在于国情之不同：“若移德之社会民主党而于俄难保不主张贫民激进制，若移多数派于德亦难保其不取缓和态度。故俄德之不，全由于国情，……德为常，而俄为变。……盖蓝（列）宁知俄国上中阶级全体之无希望，岂但无希望，并为文化之障害。于是思设法为之洗涤。其所以提出贫民而对于上中阶级大加杀戳者，乃对于旧俄罗斯加一番洗刷耳。”革命的不同性质源自革命的不同历史环境，张东荪以此而把革命相对化了，同时也把暴力手段合理化了：“于此弟不议蓝（列）宁之惨忍而盛感蓝宁之大仁。蓝（列）宁亦知贫民专制之不能久也，然非借力于贫民专制则不能洗涤旧日污点。乃不恤以毒攻毒，于此可见其心之大功，盖非存心至公不能用非常之手段也。”张东荪认为，杀人究竟是“惨忍”还是“大仁”，判断的标准应当是革命的理想，革命者可以为了“大仁”而舍“小仁”：“即为革命则绝无不杀一人不流滴血者。而革命之价值亦决不以杀人流血之有无与多寡而定。无杀人流血之革命未必即为有理想之革命。……弟以为人非不可杀，而杀之贵有道；不当以杀人与否定其功罪，而当以杀人之理由而定其是非也。”以目的的和理想而为手段辩护，这是革命者惯用的修辞，张东荪此论，预示了后来的流血革命。张君劢对此是坚决反对的：“既评革命，自然评其事实，而不评其理想。……诚如公言，理想高者高之，理想低者低之。此为学说比较，党纲比较，而非革命批评矣。”[18]20世纪革命的特点，是大多有一套堂堂正正的“理想”和主义，如仅仅从有无理想、理想高低来评论，恐怕没有哪一个恐怖制造者不会提炼出一套像模像样的说法，很少有杀人者不会以“大仁”自居。关键是，如何判断暴力手段如何与崇高理想的内在关联？为了一个辉煌的终极理想而牺牲当前在伦理上、人道上是否可取？张君劢对苏俄革命的暴力手段及其非法律方式一开始就不赞成。1919年在德国时，当地共产党领导告诉他：俄共及第三国际曾许诺只要德共立即暴动，俄共使立即出兵援助，但德共暴动之后，俄共却并不出兵，德共迅速失败。“我听他这么一说，即已认识到国际共党之间的这种相互欺骗。”[19]张君劢没有明言的是：即以“理想”而论，俄国的暴力也很难得到辩护。
因为德国革命“偏于议会政略”，所以没有给社会造成大的震荡。推翻帝制后，德国社会民主党迅速制定宪法，恢复法制，使经历了战败和革命的国家稳定下来；而俄国虽亦拥有新宪法，但其一个阶级、一个政党的专政却有悖社会主义的平等精神。有法无法，这是一个根本性区别。“要变成近代国家，非先变成法治国不可。所谓法治国者，是以法律治国，不是以人治国。”“我们所谓法治国，并不仅是以法律来治国，而是看重人民的权利。”[20]《魏玛宪法》既是德国革命成就的凝聚，也是20世纪社会革命的体现。“德之革命，后吾十年，吾宪法至今未成，而德宪已先吾而颁布。不独颁布已焉，其国中之议宪者，又能为世界法制上开无数法门，此则吾望于国人，以德为鉴而倍加策励者也。”[21]还在与张东荪通信比较德俄之前，张君劢就发表“德国新共和宪法评”一文，后来又发表“德国及其邦宪法对于世界法制史上之新贡献”（1923年1月）、“德国新宪法起草者柏吕斯之国家观念及其在德国政治学说史上之地位”（1930年）等文，他希望对《魏玛宪法》的评论能够为中国民主宪政建设提供经验和示范。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和衷共济的精神。《魏玛宪法》之所以能在单一国制与联邦国制、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代表民主制与直接民主制、苏维埃政治与代议政治、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劳工阶级与资本阶级等方面折衷调和，其立法家的技能、度量和智识固然重要，但德国人争而能让、团结合作的精神则是其基础和前提。张认为，中国之所以一革再革而不上轨道，其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在发生政治分歧时仍习惯于诉诸武力，处处讲矛盾，时时搞斗争，事事靠枪杆子。中国如要制定一部能够体现国民思想的一致性的宪法，就必须改造这种恶习，学习德国人交让之精神、和衷共济之精神，培养、增进国民的“道德智识”和政治品质。另一个是长期斗争的精神。“社会主义”是社会革命而仅仅一场暴力行为，它需要的是长期的社会运动。张强调，《魏玛宪法》不是1918年“11月革命”的产物，而是长期以来德国社会运动的结果：“有拉萨尔、马克思倡于先，有勃勃尔（August Bebel，通译倍倍尔）、黎伯克尼（Karl Liebknecht，通译卡尔·李卜克内西，为威廉·李卜克内西之子）奔走于后；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后先疏附，虽触刑纲而不悔，乃以造成此有宗旨有纪律之团体，去君主，去军阀，如摧枯拉朽。如是，彼之所以得有今日，其种子实伏于数十年之前。……宪法者鱼也，社会民主党之奋斗，则结网之功也。若徒羡其得鱼之易，而忘不了其结网之苦，又未足与语学德意志也。”[22]此论意在矫正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急躁心理，强调一次性革命不能完成社会革命。
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革命，这是19、20世纪之交社会民主主义的精髓。张君劢以德为师，目的是要在中国推行社会民主主义。德国社会主义的精义体现在《魏玛宪法》中。“社会主义之精神安在乎？吾以一言蔽之，则尊社会之公益，而抑个人之私利是矣。惟其然也，故重社会之公道，而限制个人之自由；故废私有财产，而代以社会所有制；故去财产承继而以遗产归之国有；故欲化私人营业而归诸国有。德宪法第五章之生计的生活，社会主义之精神所寄，而此次革命成败之由决也。考其各条之规定，无在非个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兼容并包。”[23]1787年的美国宪法代表了18世纪的个人主义潮流，1793年的法国宪法代表了19世纪民权自由之精神，1919年的德国宪法代表着20世纪社会革命的潮流。如果说承认私有财产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区别于苏俄社会主义的核心，那么直接民主政治则是德国社会民主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关键。《魏玛宪法》中有七项涉及国民公决，其原因在于“政党之蹈常习故，爱私利而忘公益，不独国民病之，即本党领袖之欲毅然而有所作为者，无不受其钳制。于是时也，大政治家之有所改革者，舍直接自诉于国民以外，殆无他法。”各国大势趋于直接民主，但只有德国以七千万人口之大国而行直接民主，如此则“非复少数政党代表，议会代表，所能假名窃号，而自以主人公自居”。在张看来，中国宪政建设的教训，在于采用了英法的“绝对的议会政治”，而没有考虑到如果政府与议会发生冲突时，如何提供求助于人民的办法。其结果是议会仅由几个政党控制，这些政党只从自身的权力欲望出发，一面是各政党在议会里争吵不休，一面是议会与政府相持不下。“而主人翁之国民，则隔岸观火，作袖手人而已。”“夫号称共和国，而全体人民，舍商会学会之发一电开一会外，殆无主权民意表示，是得谓之真民主真共和乎？”解决人民主权缺失的办法，就是“步德国宪法之后，实行直接民主。”当议会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时，人们便可以越过它，求助于公民直接投票。“绝对的直接民主虽不可行，则相对的直接民主，不过胜于数百议员之所谓民意乎？”[24]历史已经证明，德国人的制度创新并未成功；而在广土众民的现代国家，如何所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结合起来也困难多多，但张君劢此论实际提出了如何以法律形式保障公民政治参与的问题。
张君劢对德国革命的分析是可以讨论的。1919年的德国革命及共和国的成立，并非水到渠成。正如德国学者说的：“德国决定性的权力变化发生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月，那时由贵族阶级、中上层资产阶级和武装部队的高层指挥官构成的统治的中坚分子，一下子就被社会民主的力量，特别是国会中得到工人和一部分中产阶级运动的政党在政治上所取代。”[25]在这个问题上，张东荪的看法更为准确：“既曰革命则决不能于安稳成熟中行之，德之社会民主党坚忍以待者垂五十年矣。吾知设无欧战，又设德不战败，虽再俟五十年未必即有成熟之期也。然则德之社会民主党仍为利用时机。无既为利用时机，则利用之道各有不同。……苟有充分之可能性，虽立刻利用之，亦奚不可。”[26]革命是历史进步的一种方式，是社会矛盾的一种解决，它需要积累、需要酝酿，但作为历史连续性中断，革命也需要从未来吸取诗情、从外部输入动力、从偶然事件中寻找契机，真正“水到渠成”的革命可遇而不可求。此即卢森堡说的：“革命的生存规律是：它必须非常迅速和坚决地向前猛进，用铁腕克服一切障碍，日益扩大自己的目标，否则它就会很快地倒退到它的软弱无力的出发点，并且被反革命扼杀。”[27]德国革命也有其爆发性、偶然性，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革命是德国社民党五十年斗争的成果。尽管较之俄国，德国社会民主运动源远流长波澜壮阔，但在西方诸国中，德国仍然是专制传统强大、民主基础薄弱的国家。当代学者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伟大的选举斗士和组织艺术家，但它没有指出连接乌托邦理想与日常实践的道路，没有制定必要的行动战略和前进路线，既无坚毅的革命行动（如大罢工），因为这太危险了；也无切实的议会行动（如在议会中的结盟、妥协等等），因为这太微不足道了，所以它没有深入真正的政治。“在帝国的最后几年里显露出一个问题：社会民主党人卓越的组织能力与他们的无权状态形成鲜明对照。他们史无前例地组织了大批党员，赢得了选举，编织起了由联合会、协会和俱乐部构成的引人注目的网络。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拉萨尔主义的宗派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群众性政党。然而，社民党并没有使这个群众党更接近政权。……社民党是一个处于等待状态中的巨人。”[28]1918年革命后，社会民主党拥有了政权，但它从来没有在全国选举中获得绝对多数，因此就没有也不能对资本主义秩序进行深刻干预，没有制定并实施激进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计划，没有实施国家机构的民主化和军队和共和国化，总之没有为魏玛共和国创造一个稳定的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实际的成就就是创建了魏玛共和国。如果考虑到魏玛共和国的悲剧性结局，我们可以说社会民主党给自己喝了一杯毒酒。新的民主宪法确立了共和制，并扩大了社会权利（普选权、基本自由、全民教育权，等等），但经济和社会秩序依然没有受到触动。”[29]1920年后，社会民主党离开了政府，当它于1928年在“大联盟”中重新执政时，虽不惜与保守的右翼妥协而终于不能抵制纳粹的进攻，“通过议会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尝试最终被纳粹改写为“通过议会道路走向法西斯主义”。魏玛共和国外有《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内有汹涌膨湃的左右激进主义挑战，它的最终失败，源自许多难以克服的内在危机以及一种悲剧性巧合：经济衰退演变成一场大灾难与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打击共和国的极右势力、特别是纳粹的增长同时发生；各种个人错误和各种社会缺点竞相交织，偶然事件和历史传统的有力互动等等，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软弱也是重要一条。正是因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缺少坚定的政治行动，所以卢森堡才热情赞颂俄共：“他们的十月起义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社会主义的荣誉。”[30]
当然，张君劢对《魏玛宪法》的评价是客观的。1920年代早期，无论是魏玛德国还是苏俄实验都才刚刚开始，张君劢没有因为敏感地发现苏俄在民主法制建设方面的严重不足就把魏玛德国理想化。正如社会民主党人“蹈常习故”而非苏俄革命者的勇猛精进一样，《魏玛宪法》也因其折衷调和之功而少苏俄宪法的惊奇之处，因此未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理想。1920年在给张东荪信中他觉得这是正常的：“然规模具在，循此轨道以行，则民意成熟，自然水到渠成矣。”[31]但1922年他已发现：“俄以进行过猛，乃由‘公’复返于‘资’（指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引按）；德人踌躇四顾，足虽举而不前。”[32]此论实已包含对《魏玛宪法》的批评。其实1920年，他就对《魏玛宪法》提出两个重要批评。一是总统制与内阁制的调和，这在理论上虽不成问题，但在实际运作中的可能出现矛盾。总统与议会同为民选，故总统可以反对议会，议会可以反对总统，所以当议会与总统发生冲突时，双方都可以民意为口实，形成两不相下之局。“故吾以为德新宪法中最使吾怀疑者，莫此为甚。……今欲使内阁与总统同时负责，而各以发挥其所长，吾英恐利未呈而害先见。”[33]二是没有提供基于民主的建军方法。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数十年来一直反对军国主义，革命成功后本来应当“改此奴隶军队而为国民军队，改此军阀政治而为国民政治，改此军阀外交而为国民外交，夫而后此民主政治，此社会革命，乃能久存。”但协约国抄袭拿破仑的老办法，徒以限制德国军队为满足于，“致令德宪法中少此国民的精神之军制之色彩，而世界军阀政治因得藉此为藏身之固。”[34]这两个缺憾都为魏玛共和国后来的崩溃所证明。由于魏玛共和国建立在彼此之间缺少合作的诚意和方式的政党联合基础上，难以协调一致，第48条（总统有权在公共安全和秩序受到扰乱和危害的紧急情况颁布法令）、第25条（总统有解散国会并宣布新的选举的权力）实际沦为没有妥协能力的政客们处理日常政务的廉价处方，以致政府屡屡瓦解，权力越来越向总统集中，最终导致民主政府垮台。在此过程中，由于清理旧军队中的反民主力量，国防军没有成为共和国的基石，实际上默许、甚或支持了纳粹上台。1930年3月27日，在不具备议会多数的情况下，总统兴登堡任命布吕宁（Heinrich Bruning）组织总统内阁，议会民主实已破产。同年7月18日，布吕宁在政府紧缩金融、降低工资、削减福利的财政立法没有得到国会通过时，即利用总统法令解散国会以实施自己的计划，破坏了作为共和国基础的内阁责任原则。1930年9月14日大选，纳粹党由原来的2.6%的选票和12个席位一举上升到18.3%选票和107个席位。“解散1928年选举出来的国会（最后一届共和派占多数的国会）是在魏码共和国史上最严重的事件之一。它打开了大门，让灾难先是倾泻到全国，而后又倾泻到整个欧洲。”[35]
更重要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不可能在中国重写。从根本上说，“民主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议会制和为实现各自的目标而进行合法斗争的各政党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36]这是继18、19自由民主革命之后兴起的社会革命思潮，在争取民主自由、个性解放、基本人权和形式平等等方面，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是重叠的，它们都承认资本主义较封建主义是一个进步；但在自由秩序和民主体制建立以后，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差异日益突出，它更重在社会公正、国家福利和政府干预，意在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因此只有在西方，包括在自由民主基础比较脆弱、专制主义依然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才有其现实基础和实现机会。德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能够选择议会道路、取和平改良手段，是因为德国有议会、有法制、有可以进行和平改良的制度框架，工人阶级可以在其中进行合法的斗争。即使在俾斯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压制下的帝国时期，“社会民主党人作为个人并没有被完全剥夺权利；作为国家公民，他们完全可以享受法律和宪法的可靠保障，肉体上也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他们的党是被议会多数通过的决议所禁止的，但作为补偿，他们能够毫无问题地建立和维持他们的社交性团体。他们还拥有议员，因为在帝国时期人们选举的是个人，而不是党派。所以，社会民主党人能够以个人名义成为候选人、当选并最终在议会担任议员发挥作用。”[37]然而，现代中国不具备的这样的条件。张东荪说得好：“中国自辛亥以来谓之无法律，谓之无国会，弟尚觉其不切。直可谓此九年间形式之法律固未尝一日有，乃并习惯法而破坏之；国会制度固未尝一日存，乃并未来之国会制度之信念而破坏之。而兄犹以法律手续为言，真弟闻之而心痛也。……总之，于各国有法律基础者其由法律手续上谋改革，弟安得非之；独于中国则本无法律，本无议会，则法律手续之说无所附丽。至于中国之前途，以弟观察之止有革命，且革命，或不止一次。”[38]在反专制、争自由的政治革命尚未进行的社会空间中，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更多与自由主义，而不是与社会主义更为接近。如果不能以和平方式反专制、争自由，则暴力革命就是唯一选择，从而社会民主主义也就分享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张君劢以德为师，在英美自由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努力未能获得现实成功，倒是推翻了魏玛共和国的纳粹给中国提供了另一种示范。张一再指出国际政治思潮的变动对中国的影响：“我们中国十多年来正向法治国的路上走，可是适值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又有一种潮流叫独裁运动，来推翻法治国权利义务对待的原则，于是我们青年人的思想上，又起了大紊乱，大家便放弃其走法治的路，而转向独裁。”[39]“民国初年，大家的思想，是走向英美的民主政治，所注重的是宪法、议会、政党、责任内阁与地方自治等事。……及苏俄革命与德意志法西斯主义横行之日，我们的政治又走到世界革命无产者独裁，乃至一党独裁的路上去了。”[40]事后看来，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在中国的主要理论成果，是张君劢调和个人自由与社会公正的政治思想，并主要表现于由张起草的《国是会议宪草》（1922年）、《中华民国宪法》（1945年）以及张所主导的中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活动。当然，在后革命的中国，张君劢对革命的反思、对民主法治期待，是更值得珍视的论题。
2、自由与公道：在英美与德俄之间
现代中国变化急剧，外来的理念种类繁多，知识人的思想、情绪和主张自难首尾一贯，致有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者。但张君劢却终生服膺社会民主主义，他在1967年回首生平时说：“可以说自1919年起，我即相信民主社会主义。”[41]而且，他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解也始终一贯，此即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统一。如他在1920年代认为：“一切政制上之社会公道与个人自由，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者也。”[42]1930年代再说：“吾相信一方面承认私有，一方面承认公道，是一条无可逃的大道。”[43]1940年代又说：“19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这是除个人自由而外，尚有一个社会公道的大目标。”[44]不过，因应时势变化，张对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仍然有轻重缓急的不同安排：20年代是比较纯正的中间派，30中间偏重国家权力（保守），40年代偏重个人自由（激进）。如果说社会民主主义是中间道路的话，那么张的中间道路本身也有左中右三种取向。
第一阶段是1920年代，以改造中国为主题，宣讲德国社会民主主义。
这一时期是张君劢与德国社会民主主义最具亲和力的时期，其政治立场是比较纯正的“中间派”。在德国留学期间（1920—1922），张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兴味盎然，不但拜会了包括担任魏玛共和国总理的谢德曼和考茨基（Karl Kautsky，1854—1938）、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伯恩斯坦等社会民主党的主要理论家，还全面比较德俄两国政制，宣传以德为师。在此时写成的“社会所有之意义及德国煤矿社会所有法草案”等文中，张一一批驳了几种认为社会主义不适于中国的观点，提出了几个重要观点：不能以社会进化循一定程序为由而否认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可能；不能以阻碍生产为由否认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不能以为只有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才有利可图；不能以社会所有会妨碍人民的自发力、增长官僚权威否认社会主义；不能以中国没有工人团体而否认社会主义。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张认为，这些错误观点的思想根源在于不能认识人的精神价值，固执物质环境而否认自由选择：“社会主义造于吾国耶？不适于吾国耶？自精神上言之，人类理想不甚相远，必独乐其乐，而不愿与众共乐，吾不信焉。所以持反对之论者，则物质现象之拘牵为之者也。”张认为，一切主义只要出自良心、起于意志，没有不福社会而利人群的。而主义又须与时俱进，因为社会现象是精神与物质相结合的构成物。甲时代主义既行，而物质现象如与精神界所期望的不相符合时，那其制度就会发生流弊，于是必须对之进行改革，这样乙时代就有了乙主义。因此，良心出于一源，而主义不妨万殊。以致于同一时代、同一社会中的人，也会出现不同的主张，原因只在于有人超脱于物质，有人粘滞于物质。每当改革之时，总有赞成者与反对者，其分野的实质，就是重物质还是重精神。重精神者，尚理想，乐进取，而尊人类之善性。重物质者，尚利害，乐保守，而示人以人类之恶性。那些认为社会主义不适于中国的人就是重物质者，他们拘泥于物质现象，不能认识中国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尽管张认为“居今日工业未兴之中国，欲确定工业之新组织，免阶级之战争，舍自始采取社会主义而施行社会所有法外，殆无他道。”[45]此论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著名论断相似，但张之提倡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却是人的自由和精神价值；社会主义之所以值得师法，不但在其解决社会经济问题，而且也在其能更充分地实现人道和人的价值。
坚持人的自由和人的价值，张的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与陈独秀等人的苏俄“科学社会主义”有两个根本不同。其一，之所以要选择社会主义而不是走英美国家的老路，在于社会主义能够更好地实现人的自由和幸福。张认为，近代欧美的文化方针，在个人主义，或曰自由主义。“发富为目标，除富以外，则无第二义，以强为目标，除强以外，则无第二义。”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个人之间的自由竞争导致不平等，国家之间的自由竞争导致欧洲大战。这不但违背了人类应当享有的权利，也与中国先圣“天下为公”的理想及中国人“在静不在动，在精神之自足，不在物质之逸乐”的立国方策相反。“吾以直截了当之语告国人：一国之生计组织，以公道为根本，此大原则也。……世界一切活动，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19世纪以来，以图富强之故而牺牲人类，今思反之，宁可牺牲富强，不愿以人类作工厂之奴隶牛马焉。此义也，吾国人之所奉行，而19世纪以来急切之功利论，则蔽屣之可矣。”[46]其二，之所以选择社会民主主义而不主张苏式的没收私有财产、暴力革命、阶级专政等，在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社会所有”，它包含三个内容：“土地与生产机关之公有，一也；公共管理，二也；以利益分配于公众，三也。此三者，社会主义之必要内容也。”社会主义当然要提倡并实践“社会所有”，但第一，“社会所有“的范围有多大？张认为，“社会所有”的目的是要增加生产，“于此各国社会党有一共通之论，则以为适于公有者，无如已集中之大工业大地主之土地是已。”具体言之，即是土地、森林、交通、大工业，这些事业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必须收归社会所有。[47]第二，“社会所有”与“国有”是不同的概念。“国有与社会所有，其精神各异。国有者，由政府所有而管理之耳；社会所有者，其企业属诸社会，故合工主、工人、消费者，三阶级而共同管理之。”张所强调的，当然是社会所有。他还特意说明：
上文中所用国有字样，以其为习用之语故仍之。德宪法中但有社会所有（Sozialisirung，vergesellschaftung）字样，故国有二字，当作为社会所有解之。[48]
显然，德国社会主义作为对私有制的和平改造，其主要内容是把重要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以实现社会公正。
张君劢1920年代为中国设计的政治经济纲领，基本上就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在1920年给张东荪的信中，他提出12条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于军阀之扑灭，当取革命手段；对于劳动者地位之增进，与政权之转移，当取议会政略”[49]1922年11月15日，张发表的“悬拟之社会改造同志会意见书”一文陈述其各项主张。在政治上，一是用革命手段扫除军阀，二是国会选举当采用直接选举，三是各省实行自治，省政府对议会负责，四是政府对议会负责，议决不信任时应去职。他还提出扩大各省自治权、废除私人军队改编为瑞士式国民军等设想。在经济上，张主张取法德国的“社会化”而不是俄国的“国有化”。张早就对计划经济体制表示优虑：“以吾所见，则全国工业尽归国有，以中央官厅主持制，人民生产之业视为官样文章，则其弊所届必有甚于资本主义者。”[50]中国发展确须摒弃欧洲自由资本主义的老路，但又不宜采取俄工“国有化”。中间的办法是对铁路、矿山等收归国有，实行政府、技术家、消费者共同管理；对银行和大工业企业征收重税；限制大地主；设法排除外国银行对于中国经济的干扰；在企业内建立工会等，目的是政府为维护经济秩序和社会公正，通过监管于改变自由放任的局面。在文化上，变大家族为小家庭、男女平等、规定教育经费、实行教育普及、奖励学生自治精神等等。中国社会改造的大方向，第一是民主政治，第二是社会主义。至于达到这一方向的方法，张认为议会政略、革命手段和暴动三种方法你中有我，不宜绝对分开。“以平日之鼓吹言之，则不能少议会政略。以临时之作用不能少革命手段。德之社会民主党之历史，谓为以议会为唯一武器可也。然德共和之成，何尝无同盟罢工，何尝无暴动？即以布雪维几（布尔什维克）论，虽侧重暴动，然亦何尝放弃选举？……即今后英法诚有革命之一日，恐亦不能独以议会政略为惟一武器也。”[51]从整体上看，革命、暴动等主要针对军阀而言，就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改造方案而言，张所提倡的主要是一种和平的社会化改造，是西方自由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
第二阶段是1930年代，以抗战救亡为中心，在德俄与英美之间寻找的“立国之道”。
这是世界范围内民主化退潮、极权主义兴盛的时期。国难深重，张君劢反思现代中国的历程，认为中国“二十余年来之政治制度，一味模仿他国，很少用过一番心思，研究别国的糟粕在哪里？精华在哪里？现在我们处于危急时期中，非急求政治上之安定不可，更不应依样画葫芦，惟外人马首是瞻；而应自用一番心思，决定政治上之路线，表现我们的创造力。惟有如此，方可找出政治上的出路。”[52]晚清以降，模仿“西方”为多数中国人的认可，问题是“西方”并非一个纯粹和整体，因此就有一个以谁为师的问题。但在1930年代，民主的西方和专制的西方均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在张看来，民主政治是近代西方的主流，它包括人格独立、参政权利和自由发展三项，但主要因其经济不平等而受到各种批评。从19世纪到20世纪，西方政治的重心从个人自由转向国家权力，其标志是“十月革命”后俄、意、德“三国专政”，“西方”因此分裂为两大思潮：“一方为英、美、法之民主与自由主义，他方为俄、意、德之新集团权力主义。素来耳濡目染于英、美宪法政治之下者，自以民主政治为我之趋向；其求于求功者，或左倾而向往苏俄，或右倾而向往意、德。吾人处此两种潮流夹攻之中，应毅然决然求得一种适宜于自己之制度。换词言之，追逐他人，益自陷于纠纷之中不能自拔。此种国际潮流，逼得吾们创造新政制。”[53]张判定，独裁政治虽有效能而代价极大。首先，已经在民主政治气氛中生活了百余年的欧洲人，一旦被取消了言论自由和议会政治，不平之气难免不为将来变乱的种子，且独裁政治每每要靠一、二出类拔萃之人，不能解决政权交接问题，一旦人亡政息，后果难以设想。其次，人类之意见本无法求其一致，民主政治容许各党并立，不同意见可以相安无事，但独裁政治却只许有一种意见，所以发生斯大林放逐托洛茨基、希特勒处死罗姆（Ernst Roehm，，1887—1934，纳粹冲锋队参谋长）的事件，现代独裁与暴力紧密相随。第三，独裁者喜欢人民喝彩，内治外交上非时有成绩不可，而惟有战争可以使人类达到高度的紧张、表现最大的勇气，但谁能保证战争一定胜利呢？张高瞻远瞩，还在独裁政治生气勃勃之时就判断：“独裁政治虽有其一时的赫赫之功，但与行之百年相安无事的民主政治相比，不免瞠乎后矣。我之所以谆谆告诫国人实行民主政治而反对独裁政治，系为国家长治久安计，而非为一时的赫赫之功计。”[54]“……欧战之后，因社会上政治上反常的影响，乃生意大利之法西斯主义，德国之民族社会主义，把自由主义看做一文不值。此乃一时的现象，不能视为政治上之常轨。”[55]在1933年到1935年“民主与独裁”的讨论中，张坚持民主、批评“独裁”，坚守自由主义的底线。然而，不同于胡适等自由分子，张同时又充分理解“独裁”论在国难时期出现的合理性，承认独裁政治具有“举国一致”、“注重力行”、“权力集中”的效能，并试图以此作为英美自由主义的补充，以为中国设计新路。从1932年的“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到1938年的《立国之道》一书，张比较详细地论证了“民主独裁之外的第三种政治”也即“修正的民主制”与“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案。
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是在传统民主政治的基础上，适当地扩大国家权力、收缩个人自由的民主政治。抗战开始后，政府既不能统一应当统一的军政及中央行政，又欲统一不应统一的思想言论和政治主张。张认为，权力是必要的，举世国抗战之时尤其需要全民团结造成一个安定的政府，所以不能像传统民主政治那样以限制政治权力为重心，而必须得顾到国家全体之利益。与此同时，自由也不能缺少，因为拘束自由、全国都服从一种主义、一种思想，那必陷于思想雷同、文化退步；且国家的力量建立在国民身上，如限制有判断是非之自由，则国家非弱不可。如此，则中国民主政治之一线光明，在于平衡自由与权力，既在个人自由方面有所让步，又防止集权政治的产生。张开始的设想是一分为三：国家政事贵乎敏活切实；社会平等基础；个人保持个性自由。[56]后来又一分为二：“国家政事重在效率，贵乎敏活切实；社会文化欲其发展，当任其自由歧异；以此为集中与开放之分界。”“国家的政治求其敏捷与效率高，只在于行政系统是否如身之使臂，臂之使腕；而对于社会上的活动并无关系。……所以我们主张为增高政治效率起见，政府权力当然宜于集中；但集中的限度应以行政为界，断不容侵犯到社会上去，把人民的自由来限制。质言之，我们的意思以为必须做到政权务求其统一，而社会务使其自由，思想务听其解放。”[57]无论是一分为三还是一分为二，实质都是要合理安排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之间的关系。权力必须集中，但有其限度；自由必须维护，但要做出让步。如此才能“一方得敏捷之政府，他方得自由发展之个人”。
国家权力得以集中的关键在正确认识议会制。张对德、意两国议会制的灭亡记忆深刻：“国人所应深思者。即议会政治之病，在意在德，以议会权力行使之不当，致陷议会于灭亡。我人求一两得其平之法，即政府不因议会而动摇，议会不因其权力之过度而自取灭亡。此即我人所谓修正的民主政治之精神。”[58]魏玛共和国之崩溃，与组成议会的各政党无视国家整体利益、不善于政治妥协有极大关系。1919年选举出的议会是由社会民主党、中央党和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联合体控制的，它奠定了魏玛政治的格局：除了由各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外，不可再有别的政府。“联盟”是共和国生存的主要前提，也应当是各政党活动的最高原则。因此，任何一个政党都不可能期望不折不扣地实现自己的纲领，每个政党，只要参加联合政府，就必须作出妥协、让步乃至牺牲，它只有同代表其他利益的其他政党联合才能执政。但各主要政党不但缺少国家利益的关怀，难以认同高于政党原则的国家原则，不但政党联盟缺少凝聚力，有关政党即使在实际目标相近、且面临共同敌人时也不能团结起来，而且各政党内部也不能协调一致，导致自我瓦解。在自由选举中，纳粹获得的最高选票仅仅37.3%，即8人中仅有一人投赞成票——然而，这比任何一个党派的得票率都高，因此能够扔有足够的力量击败其竞争对手。可以说，是其他短视的、不成熟的政党把希特勒送进总理府的。至少从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之后，中国政治的问题不是议会因党派争吵而纷乱低效，而一党独大，不但包办了议会也主导了政府，由此形成的党国体制使得议会等于橡皮图章。这与其是说与魏玛德国相似倒不如说是与纳粹德国相似，但就把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而言，魏玛的教训对中国也是警钟。张君劢历来对中国政党的参政议政作风表示怀疑，此时更指出：“如是三种情形之下，宜提高政府之权力而减轻议会之监督，对外战争一也，大危险之发生二也，社会彻底改造三也。本此原则，以论吾国民主政治下之政府，就外交言之，大敌当前，所以待之者，当如欧战时各国集中心力以对待德国然；就内治言之，大好河山已成破碎之局，非整齐而划一之，则国且不国，尚何对外可言，况今后为彻底改造计，非集中资本，采用计划经济不可。”[59]张提出举国一致组织统一的政府、全体公民选举国民代表、国民会议选举行政院、国民会议议决五年以内的行政大纲、建立文官制度、加强专家在决策中的作用等11条总原则以加强政府权力，中心观点是国家自有其利害所在，不以议员多寡之比较而张本；行政自有其独立性，不能因党派意见而纷乱。
国家权力的提高当然意味着个人自由的缩小。英美自由主义以个人为原始的（primary），而国家为导引的（derivative），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反是，以国家为原始的而国家为导引的。张君劢取其中间，以为两者都是原始的：心能的发展须以个人居首，而民族的保护须以国家为首，孰轻孰重，当视时代环境而定。中国正处存亡绝续之交，不但个人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而且个人之财产亦当立于国家支配之下。如是，个人自由如何保障呢？张将之限于思想与文化方面，坚决反对国家或党对文化（包括言论、结社等）的干涉。在张看来，“修正的民主政治”是真正的民主政治。民主的真精神在于使国家“实际意思”完全赞同于人民人“共同意思”，问题是民意机关往往被党派所顶替。所以“现在所须注意的不是求办到没有党派，乃只是必须求办到虽有党派而于重要关头仍不能压倒人民的公意，换言之，即必须求办到人民公意仍能于党派意见中脱颖而出。”民主政治之所以要“修正”，根本原因在于党派捭阖有碍于国家统一，因此“必须建立一种政治制度在原则上完全合乎民主政治的精神；在实施上必须使党派的纵操作用不能有所凭藉，于是，这种政制在平时不拘两党或多党支部都能使用，即假定无党亦可运用，而在紧急时候立刻可以集中全民的意思和力量，不分党派。”[60]
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是介于英美放任政策与德俄计划体制之间，以“民族自活”与“社会公道”为目的的经济体制。张认为，资本主义的长处是人民自由、私人自动力发展、经营方法合于经济原则，短处是贫富不均、生产过剩、因竞争而生浪费。社会主义的长处是国家可以矫正贫富不均、国家得以统一计划、利于抵御外国竞争能力，短处是官吏不长于工商、妨害人民自由。两种体制各有利弊，但在1930年前后英美资本主义遭遇大萧条时，而俄德计划经济却有显著成绩。张介绍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2）的成绩，认为与英美资本主义相比，“俄立于计划经济之上，故能通盘筹划；加以其工业不发达，故不致有过剩之病；且合公私力量之土地资本劳力三项，以实行其建设计划，自比英美两国一任私人各自为政为有效。”[61]所以苏俄计划经济，对于世界经济有重大之贡献。对于德国从1936年开始实施“四年计划”的执行情况，张也有详细介绍。比较而言，德国经验对张的启发更大。1919年1月，张君劢拜会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谢德曼时，后者即告诉他：德国在经济上惟有走公私共有之途径，而不像苏俄那样没有收一切生产工具，魏玛德国始终没有与资本主义对抗。纳粹秉政后，初期对私有财产极为尊重，但自1936年9月戈林（Hermann Goering）主持“四年计划”后，纳粹的经济政策即较多社会主义倾向。如“1934年3月29日所颁布之公司红利分配法规，规定公司红利不得超过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八。公司应将剩余之红利交与金融企业银行，以购买政府公债，以三年为限。此外更有保护劳动、限制资本之法律。”苏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以造成平等社会为目的；纳粹以民族为至高无上，以为经济应立于民族之下；俄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经济政策，德有民族主义的国防经济指导其经济政策，虽背景不同“可是事实上德与俄走上同一路子。”[62]两国都是计划经济、自给自足、外汇统制、增加输出减少输入、极端节约等等。“此固不仅俄德为然，恐经济落后之国家，关于经济方面要想赶上前去，亦不能不采用这种办法。”[63]
德俄的经验就要通过国家干预经验以实现“民族自活”（国家）与“社会公道”（社会主义）。192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之后，几乎所有国家都反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而倾向于经济民族主义，其中以俄德社会主义最为彻底。[64]苏俄“五年计划”的目的是在不用外贷款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德国的“四年计划”树立了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的目标——绝对不依赖对外贸易。“德国四年计划之总原则，即德国民族社会党所谓经济为民族而存在，而非民族为经济而存在。”[65]张把“民族自活”置于“社会公道”之前，一是要强调中国的问题首先是不富其次才是不均，所以大量增加生产才是中国的第一需要。二是要彰显其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超越：“……但知有劳动者的立场，自然相信社会主义，而认资本主义应在打倒之列；若以资本主义为立场，自然以资方利益为第一义，而置劳动与社会问题于不顾。至于吾人之意，以为今后应站在民族的立场上，为谋国家公私两种经济之建设。”[66]“民族自活”与“社会公道”都需要发挥“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张把这个作用概括为三点：国际贸易管理权、一切产业通盘计划权、吸收一部分社会生产余剩价值以充国家资本权。毫无疑问，国家“三权”都是计划体制的题中之义，是张有意识地吸收德俄经验而来。这里涉及到计划体制的若干问题。
张君劢对德俄计划体制的认识是否准确？事后看来，张的认识有片面性。德国不但受到1929年经济危机的深重影响，而且其经济危机的政治后果极为深化创，纳粹上台与即与此直接相关。在1920年代中期社会经济状况比较正常时，纳粹运动根本无法吸引大多数人。1928年大选时，一些新闻记者宣称纳粹主义已经死了。只是在1920年代末经济危机到来之后，纳粹才对普通人显示出魅力，才第一次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力量。费舍尔指出：“假如在魏玛共和国期间经济的稳定得到了恢复和维持，那么，纳粹运动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它只会停留在一个小型的恐怖团体的水平上，它由一群缺乏创新的、不称职的人所组成。但是，随着经济的崩溃——第一次是1923年，第二次是1929年，纳粹党吸引了一些被误导的同情者，他们出于经济上的自我利益加入了该党。他们受到了恐吓，相信只有一种选择，即资产阶级的毁灭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下列集团先后逐渐参加了纳粹运动：下中产阶级，他们害怕失去社会地位；绝大部分更为富有的地主，他们害怕共产主义没收财产的政策而成为牺牲品；不再有梦想的工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远远超过对阶级的忠诚。”[67]至于纳粹经济，严格地说，它既非资本主义亦非社会主义，而是和平时期的战争经济；“四年计划”是完全着眼于战争、策划德国4年后勉强自给自足的计划；“民族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并非全面的社会福利计划，而是对分裂和削弱德意志民族的阶级对立的消除，“经济为民族而存在”的真正含义是经济无条件地服从国家权力的干预、并成为战争机器的一部分。苏联所实行的，当然是严格的计划制度，它的建立以及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其集权体制融为一体，经济、政治成本极大。这是“残酷的强迫命令、难忘的英雄主义、灾难性的愚蠢行为和蔚然壮观的成就的大杂烩”。[68]且不论苏联公布的数字上有多大的浮夸与虚假，即使这些数字是真实，也并不值得仿效。第一，在经济上，把资源集中用于重工业，压制私人工商业、破坏农业，对苏俄经济生活造成持久的不良影响，仅乌克兰大饥荒就有七百万人死于饥馑。“斯大林胜利了，但是俄国的农业却倒退了数十年。农民毁坏了他们的家养牲畜，以及其他类似的贫瘠的财产。俄国的农业生产力骤然跌落，而且在40年内没有恢复。”[69]第二，在政治上，斯大林把主张农民富裕和注重轻工业发展的布哈林等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像处死恶狗一样地予以枪毙”，制造了个人崇拜和党内恐怖。这个所谓经济增长时，对于几百万遭受被放逐、被送进强制劳改营和死亡命运的人来说，却是一个悲惨的时期。1930年代中期，“莫斯科大审判”的消息传出后，中国学者杨一之便说：“……苏联近年不管如何侈言经济建设之进步，而这样杀机四伏的现象，终不能不说是退化的过程。”[70]但这一切都被斯大林严格封锁，公开宣传的只是一片光明，对世界舆论有极大的欺骗性。苏俄的“五年计划”与德国的“四年计划”是发生在不同时空环境下的政府统统制经济，如果苏俄没有发生西方意义上的经济危机是因为“一国社会主义”的封闭性，那么德国的“四年计划”则是在遭遇经济危机之后的战争经济，它们并非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对立面。
张君劢“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型是苏俄还是德国？即使在充分尊重计划体制的1930年代，张仍对之抱有警惕。他一方面主张国家社会主义，一方面设法防止官僚政治。“老实说，有计划的经济实在是人类的一条新路，有百利而无一害；所可惜的只在执行的人们恐怕要流于专制，以致妨害大家的自由。现在倘能把自由亦设法参纳于其中，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了。”为了保障自由，张提议国家对产业只有全盘计划之权，而经营管理之权则托付给职业团体的各行公会，这样国家就不需要大批官吏经营产业，官僚政治也就无由产生。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心。张主张在所有制上采公私并行的混合制。国营企业当由国家自筹资本经营之，此限于天然资源与交通等领域。至于私人企业，凡私人自谋而无害于国家之公利者，一任私人办理；其有害于国家公利者，由国家办理之。所谓“由国家办理”，并非把所有权从私人转到国家、没收全部生产工具，而是指国家确定计划，使私人所经营的事业“照国家计划实行”、“立于国家计划经济之下”，此为私人所有而由国家经营。所谓“由国家经营”是指营业与设备按国家计划、受国家监督；企业盈余除应提之公积与按照市场之利息外，悉归国家资本用以扩充全国工业；企业亏折时由国家贷以资金以维持营业，等等。总之，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既是为了保障私有财产，为个人自由留下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对私人的限制。比如企业分利有一定限制，私人的盈余不应传诸子孙，而以用之以发展工业。但这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际，私人生命尚且为国牺牲，则私人财产应立于国家支配之下，更何待论？”[71]“国家社会主义”既要求个人在财产上作出让步，但同时也尽力限制国家的权力以保障个人自由，因此有别于苏俄计划经济。张君劢确实相信计划经济的效能，但同时又强调其“国家社会主义”与苏联社会主义同名而异实：“（一）马克思主义之生产工具公有说，在求分配平均；吾人则以生产为出发点。（二）马克思主义者之口号，为各国无产者联合，故有所谓第一第三国际，吾人由以民族生存为第一义。（三）马克思主义者好讨论革命策略，其口号中含有一种勾结群众以图捣乱之意义，而我人之主张则以有利于国家全体为目的。”[72]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来说，计划体制与苏俄社会主义并无必然关系。张东荪即说：“苏联之最后着落于计划经济乃是摸索出一条路来，并不是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有必然的连合。照马克斯所说，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度，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时方可自然突变，成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假使在这样社会状态上再要实行计划经济，则决与今日苏联式的以造产（即增加生产）为目的的计划经济在性质上不会相同。可见计划经济的思想并不是出于马克思斯。反而可说是出于德国的李斯特（F.List）一派。号称为国族主义的经济学。”[73]此论说明，无论是张东荪的“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张君劢的“国家社会主义”，都不是与暴力革命、阶级专政联系在一起的苏俄计划经济，而是源于德国经济传统的计划经济。
张君劢的设计是完美的，国难时期而能实现国家权力与个人自由的平衡、国家计划与私人所有的统一，当然是一种理想局面。但这只是设计，而没有成为现实。1949年之前，政治经济的两个方面同时存在，但都较脆弱，更谈不上统一；1949年以后，逐步形成了前者“吃掉”后者的局面，只是在1978年改革以后，中国政治经济才在一定限度内出现了国家统一与个人自由、国家计划与私人所有同时并存的迹像。
第三阶段是1940年代后期，以英国为典范，重新回答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民主与反民主两大力量生死较量是20世纪人类的重大事件之一。对张君劢来说，抗战的胜利，不仅意味个人自由应向国家权力让步的结束，也证明民主制最终战胜了独裁制。从19世纪后半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先是德法两国右翼攻击人类平等之说，怀疑宪政民主，而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运动则从左翼揭露资本家的剥削；然后是苏俄无产阶级专政与德意法西斯主义从左、右两个方面反对民主政制。当苏俄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希特勒也在军备与外交上取得成功之时，正是西欧民主政体最黑暗之时。但战争的结果表明，左右两种独裁政制都失败了。“二十余年世界史上所谓党魁者，号令一国，俨如元帅之指挥三军，然其前后反复，既数见不鲜。忽而世界革命，忽而一国建设；忽而工人不知有祖国，忽而极力提倡爱国；忽而反德，忽而联德；此曾见之于苏俄者。以云德意等法西斯主义，其力排众议，悍然不顾之态与苏俄同；一曰抛弃历史上之宪法政传统，实行所谓领袖制；二曰舍国际间平日之有无相通，独采一国自足自给政策；三曰不知善邻，专以吞并为事。卒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亦已身亦且不保。故两次大战中，其勃兴之政党，行使所谓领导权者，一时呼风唤雨，诚有不可一世之概，而今日濒于土崩瓦解如德意者，岂不为众所共见乎。此时期之英美两国，守其平日民主宪法政之传统，许人民以基本自由与夫反对党之存在与批评之权利，虽外患突发，而其国人本对外一致之精神，卒能扫除强敌，转危为安。于是可见左右两派专政之足造福，反不如多党政治之能相忍为国矣。”[74]张认为，英美始终相信民主，信赖民众，其议会政治、责任政府及以选举求人民同意的政制，虽无拿破仑、俾斯麦、希特勒的赫赫之功，但总是在自由之中保持人民的一致与合作，所以取得最后胜利。大战之时乃民主政治效用大显之日：“……由人民之自动各尽其爱男之义务，视法西斯国家钳人之口，钳人之手足者，令人起天堂地狱之感想矣。”[75]在自由民主体制取得胜利的背景下，张的政见更重在个人自由。
抗战需要提高国家权力和举国体制，但外有法西斯、内有独裁政府，张君劢即使在抗战最紧张的时期也没有放弃个人自由的原则。法西斯主义的失败，也就是19世纪末以来反民主潮流的失败，而民主自由再次成为人类前途的光明所在。因此，当战后美苏两大阵营都在攻击对方为“不民主”并由此产生了“英美的民主”与“苏联的民主”的区别时，张以英美为典范回答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反民主”这一重大问题。“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中，我始终觉得民主政治有几多点是历史上值得全人类视为珍宝的。甲、人权保护。乙、由思想自由之结晶所产生之科学与哲学之进步。丙、因人民参加政治而推行普选与政治上所表现之责任内阁制度或总统制度。丁、个人主义的人权论进而为社会意味的人权论。这四点都是民主政治的产物，虽然其中不免染了资本主义色彩，但即使离开了资本主义，还有其存在价值。独裁政治在俄国因三个五年计划之成功，成绩甚至为显著，但独裁政治在德、意之流毒，人所共知，毋庸细说，或者也可以说民族光荣抬得太高，独裁主义之流弊更大。”[76]虽然当时国内的情形仍不容乐观，但张还是持有乐观态度：“上次大战后，俄国共产革命成立了无产阶级独裁的政府，凡非共党及无产阶级的人，他们的人身言论结社自由乃至财产权都被剥夺。同样在法西斯主义流行的国家，只有意大利的法西斯党和德国的国社党才享有人身结社言论自由，……我们可以说，苏俄共产革命以后，直到这次大战为止，欧洲反人权运动流行一时。到了1939年二次大战开始，罗斯福与邱吉尔在《大西洋宪章》中宣言四种自由，……可以说又是新人权运动的开始。大家因此恍然大悟，知道要谈民主，不能离人权。离了人权，就成为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独裁。”[77]在《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一书中，张强调现代国家就是民主国家，民主政治就是以人权为基础的政治，人权是宪政的根本，现代/法治/民主/人权一线相贯。1940年代张的主要政见，就是以自由为标准，区分真假两种民主，设计中国的未来之路。
1946年8月，张君劢主导成立“中国民主社会党”，其政纲主张“以民主社会主义为今后唯一立国之道”。在解释社会民主党的政纲时，张首次指出当代政治中以假民主“乱”民主的现象，进而提出了真假民主的重大问题。在他看来，苏俄宣布其无产阶级专政是“真正民主”；德意法西斯主义遇有大事也召集国会，“一若其所为无不以民意为指归”：中国师法苏俄实行一党专制，却托名为“训政”，三者均“以非民主而托名于民主之下”。那么何谓为真民主？从历史过程来看，民主政治的发展经历了发韧（自天赋人权学说流行到19世纪各国宪法之颁布行）、挫折（19世纪后半期到二次大战）和推广（二战以后）三期。从发韧到第一次大战前，西欧各国共守的民主政治包括八条：人格之尊严，各人有不可移让之权利，宪法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且得到政府之尊重，国家主权在民，国家制定之法规、预算案等须得人民代表之同意，负责的政府，由总统的选举以决定多数人民之向背，政党政治，少数服从多数。概括地说就是三条：保障人权、议会监督政府、选举决定人心向背。所谓民主的“挫折”，不但是指俄、德从左右两方面对此前民主政治的攻击，也是指它们以假民主乱真民主。所以在法西斯主义失败之后，需要恢复民主的真义以“推广”真民主。而中国的历史使命就是：“认识民主之真义，集合民主主义之信徒，立定方向，以期民主之实现。”[78]1948年，张以“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为题发表演讲，把中国的选择置于相互冲突的国际环境中：“一边是英美，一边是苏联。一边是讲政治民主，一边是讲经济民主。我们对此要有明确的认识。”[79]虽然在物质生活极其贫困、人格的平等独立远未实现的中国，要辩论英美的民主和苏联的民主，简直是多余而奢侈的。然而，在冷战格局初步形成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又确实面临着走什么路的选择，它集中表现为两个问题。
什么是民主？“我们认为：所谓民主，就是由人民直接或间接的决定国家的一切重要决定。”“这亦不外是说，民主给与人民种种基本的自由权利，这些基本的自由权利是不容移让的，也就是人权。民主离不开人权，没有人权的保障，就不是民主。”[80]以人权为标准，英美是民主政治（如承认反对党的存在与地位，谁上台谁下台由人民投票选举等等），苏联是极权政治（如不承认反对党，不给人民以自由表示意见的机会，一切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等等），“世界上只有一种民主，并不是有两种民主。”[81]从1943年发表“人民基本权利三项之保障——人身自由、结社集会自由、议言论出版自由”的一代名文，到1945年演讲宪政时提出的“人权为宪政之本”的惊世名言，张的自由立场在国家度过最困难的时期之后，日益鲜明而坚定地锁在“自由”问题上。那么，如何理解苏联的“经济民主”？这一直是苏联吸引中国论者的魅力所在。张的观点是：“苏联诚然是经济安全，但过去希特勒也曾做到国内无失业的地步。……有经济安全，未见得就有经济民主。苏联顾到经济安全，顾到人民生活的保障，但是否还有自由与民主，则是一个疑问。所以，根本上，人民如果无法以自己意见影响政治，不论生活是如何安全，不能说是民主。”[82]没有政治民主，也就没有经济民主，所以英美的政治民主很容易过渡到经济民主，而苏联的经济民主却很难过渡到政治民主。因此，“我们民主社会党的立场，承认苏联的经济民主，计划经济的实行，穷人生活的提高，是对于世界有所贡献的。但苏联不尊重人权，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则是我们所不取。英美的政治民主，我们觉得不够，而希望能兼而走上经济民主。但我们宁采上梯的慢方法，而不取跳墙的方法。”[83]
什么是社会主义？张对苏联君从未有轻薄之言。“我亲眼看到俄国五年计划建设的情形，那时俄国承大乱之后，本国经济破坏，又无外资可借，但他们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尽量输出农产品，争取机器和生产品的输入，那种伟大的精神与空前的成就，令我赞叹不已。我们应该学习这种努力苦干的精神，走上现代经济独立与自给的标准。假如什么都看住美国，甚至连日用品也要人家供给，那末，现代化的希望，恐怕永远不能有达成的一天啊！”[84]但对于暴力和极权的苏式社会主义，他始终表示疑问。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宏观视野来看，张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唯物史观，不是阶级斗争，不必定要废除私有财产。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一是以全社会各得其所为目的而不以个人谋利为目的；二是实行计划经济，即在一个计划之下，统筹全社会的生产、消费、分配和信用。张相信，一定程度的集体主义与民主制度是相容的，若干部分的国家经济也无碍于民主。三是在劳工、土地、资本三方面实行公道的调整以防贫富两极分化的发生。总之，只要不局限于马克思理论或苏联实践，社会主义就完全可以用民主政治、用和平改良的方式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演讲中，张君劢对社会主义的阐释，主要是通过英、苏两国社会党的比较而完成的，所论也多引“费边社”理论家文字。张对英国社会主义也是熟悉的，1927年，他又翻译过费边社与工党主要理论家拉斯基（Harold JosephLaski，1893—1950）的《政治典范》一书。如果说1920年代，刚刚掌握政权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还呈现出与苏联分庭抗礼的姿态并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方式的话，那么在194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主义已被纳粹埋葬，而以“费边社”为“头脑”的英国工党却在苏联之外实现了另一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可为中国示范。所以张最后说：“历史已经给与我们许多教训，譬如英国就没有经过苏联的前段历史，而亦走上社会主义之路了。我们心目中的社会改造，不是用炸弹、暴力或者政变，而是渐进的，根据智识和科学精神，用教育方法和民主的方法，求其一步一步的实现。”[85]可以说，是英国工党而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张君劢1940年代的政治典范。
社会民主主义试图在现行的英美自由主义与苏俄社会主义之间开出第三条道路，其策略即是把政治民主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阶级斗争剥离开来，整合政治民主与社会主义，因此具有折衷、调和的特征。此即张东荪所说：“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看，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不要放任故不要资本家垄断，不要斗争故不要阶级斗争。”[86]对张君劢等人来说，社会民主主义不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折衷调和，而是兼收并蓄、超越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个更高级、更理想的社会形态。这种基于最美好的希望和最乐观的信念的追求，在德国没有成功，在中国也没有实现。当然，这绝不是说社会民主主义根本没有前途。在经历了艰难曲折之后，恩格斯领导建立的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后来称为“社会党国际”）之下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等至今仍在持续发展，在欧洲，在亚非拉，各国社会党都有欣欣向荣之意。而当年彻底批判并试图取代第二国际的共产国际却早已于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所依托的苏联政权于1991年解体。
3、哲学与政治：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
从德国到中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基础都是康德（Immanuel Kant），张君劢又更加上儒学传统：“我对于哲学与政治，均有极兴趣。哲学，我喜欢德国的，政治，喜欢英国的。……我一向提倡中国儒学哲学。事实上，我当年与胡适之丁文江等人，进行科玄论战，有人以为我反对科学，那是不对的。说我维护中国儒家思想，却是真的。因儒家思想与康德哲学有相通之处。……民主社会主义，却与儒家哲学，完全相通。”[87]唐君毅在概括张君劢的政治思想时指出：张“大体上是从西方康德到倭铿之理想主义来讲民主，认为民主的理论基础是人性与人格尊严，而人性与人格的尊严，是一种道德的观念，是一种伦理的思想。这种思想也就是德国哲学家倭铿、康德之思想。”[88]虽然张一直重视法治和其他各种政治制度，但寻找民主的人性基础并把民主道德化，却是其民主思想的主要特征。
讨论政治问题为什么要有哲学基础？张提出两个理由。首先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清末以来的变法与革命均未导致政治入轨与人民安乐，“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亦未见明显成效。“其所以致此，由于吾国思想界未能鞭辟入里之故。”其次是对人类活动的认识。人类的环境除了物理界、生物界外，还有人类观察事物的方法。“俄与美的争执，是哲学问题；英与美的争执，何尝不是哲学问题？可以说，世界纷争，都离不了哲学的观点，惟以世人沉迷于衣食奔走，不易觉察。”[89]政见之争实为“意识形态”之争、哲学之争。所以从方法上讲，讨论政治、经济等国家大事，就必须把一些基本的哲学问题弄清楚。其实，还有两个重要理由，张虽没有明确指出，实际上却一再涉及到。第一，苏俄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的，张对此抱有极大的怀疑。比如历史有没有必然性？罗素曾指出，1917年革命时，列宁和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1881—1970）都在开会如何把对方拘禁起来，结果列宁先下手为强，推翻了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这是必然的么？还是由于先下决心的偶然因素？而列宁的革命成功与生产方法的决定因素，又有什么关系？”历史不但有偶然性，而且历史的许多变化是由争权而来，这和生产方法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历史变化的动力，是心？是物？是一个哲学问题，与社会主义没有关系，相信唯物固然是社会主义者，相信唯心也可以是社会主义者，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者不一定要相信唯物史观。”[90]不要唯物史观不等于不要哲学，张要论证社会民主主义，就需要提出一套不同于唯物史观的哲学。第二，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上半期，西方文化的主流是理性主义，相信理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物极必反，黑格尔以后，反理性主义占了上风。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表现为认识/行动、多数/少数、理性/暴力、民主/专政的对立。张认为，20世纪非民主的政治行动与非理性主义有关，比如“共产主义者认为：要知道未来怎样？只有向前冲，本其暴力主义与少数独裁，冲过以后，再看结果。”[91]在这种极端矛盾的时代，特别需要对民主政治的哲学有一番真切的体认，否则就无法辩论真假民主。“简言之，宗教改革、科学发展、与夫民主政治，都建筑基础于哲学初期的理性主义之上。19世纪初叶，可以黑格儿（黑格尔）做结束，大家对单以理性发见真理表示不满意，趋向于意志，认为是人类进化的大动力，从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起至柏格生（Henri Bergson，通译柏格森），都是这个趋向。自从有了意志主义派的哲学，所以主张行动激进，冲动皆由此而起。我们从各国的革命历史上，可以得到教训，知道单从行动冲动是不能达到人类的幸福的，往往是推翻复推翻，不得美满的结果，如果于行动之先，能以理智前后多加考虑，倒反可以一步一步前进而得到坚实的基础。我现在以哲学发展初期的几个字来说明民主政治的基础——‘理性的意志’──在这基础上，我相信可以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立起来。”[92]
张君劢的哲学探索不是孤立的。从德国到俄国，社会主义政党是世界观政党，即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为党文化的基础，党所领导的革命不但要改造世界，还要改变世界观；党员不但受制于党的组织，也受制于统一的意识形态。因此，有关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的论争，曾经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起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恩格斯多次强调：“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即产生于德国。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如果不是先有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那么德国科学社会主义，即过去从来没有过的唯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就决不可能创立。”[93]然而，随着19世纪中期黑格尔学派的解体，由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1828—175）、李普曼（Otto Liebmann，1840—1912）等人开始的“新康德主义”也逐步进入社会主义思潮。据当代学者殷叙彝的研究，马堡学派的新康德主义者柯亨（Hermann Cohen，1842—1918）在为其《唯物主义及当代对其重要意义的批判的历史》第五版写的“导言和批判性后记”中，系统而明确地阐述上伦理社会主义的思想。其重要观点之一，是认为康德在表述第三条绝对命令（即“在任何情况下把人当目的，决不只当作工具”）时，已经阐明社会主义的原则思想。人是目的，因此永远不能把工人仅仅当作商品，哪怕是为是为了国民财富这一崇高目的也不行。所以从逻辑的意义上说，康德是德国社会主义“真正的、确实的创始人”[94]
在融会康德与社会主义方面，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19世纪下半叶，欧洲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其特点是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紧密相联。“之前出现过工业革命的时代、蒸汽机与铁路的时代、炼钢与冶铁的时代。传统的手工作坊已在19世纪中叶改头换面成为机械化的工厂，而后在1780和1880年代却久久未出现创新。……到了1990年代，一下子又同时出现了许多重大创新——尤其是电汽化的全面普及，此外还有正在起步中的机动车辆与无线电通讯。各种科技创新于是为旧工业带来了新的冲劲。”这也改变了德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以至于可以说从经济和工业的角度看，20世纪早在1899年就开始了。“就社会方面而言，阶级斗争的态势已逐渐驰缓下来。……这意味著某种程度的社会和平，同时这种社会和平也在政治上产生效果，而且主要是影响了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95]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写序时已经承认暴力革命不是社会革命的唯一方式：“历史表明我们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个幻想。历史做的还要更多：它不仅消除了我们当时的迷误，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世界历史的嘲弄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96]恩格斯因此认为，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有“暴力炸毁”与“和平方式”两种可能：“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有可能和平长入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在英国那样的君主国，英国报纸上每天都在谈论即将赎买王朝的问题，这个王朝在人民的意志面前是软弱无力的。”[97]循着恩格斯晚年的思路，伯恩斯坦进一步阐明，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一种自我约束能力，它能够避免或渡过危机；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加剧而是缓和了阶级矛盾，议会民主的发展使工人阶级能够在合法的、平等的条件下开展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以前需要以流血手段才能实现的变革，现在只需要通过投票、游行示威等类似的威逼手段就可以实现。因此，社会民主党就不能继续以《共产党宣言》中的“灾变论”——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崩溃——为据来制定自己的战略。既然一个好的工厂可以比几百个企业和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那么工人斗争的手段就不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利用政治、经济方面的权利扩大民主；其目的不是用无产阶级社会代替市民社会，而是用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如果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实现，那么显然，社会主义与近代西方传统就存在着连续性。伯恩斯坦指出：“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过打破中世纪的受束缚的经济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对于社会的继续发展所加桎梏的任务。它最初获得的固定形态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并不妨碍它在事实上表现一个更为深远得多的普遍的社会原则，这一原则的完成将是社会主义。”“近代大规模的自由主义运动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有利，……但是说到作为世界历史性运动的自由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不仅就时间顺序来说，而且就精神内容来说，都是它的正统继承者”。[98]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初步，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完成。根据这一政治判断，伯恩斯坦接受了“伦理社会主义”的主要观点，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伦理观念的实现，应当以康德而不是黑格尔为其哲学基础，这就是不承认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和必然性，承认人的作用，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
哲学上的黑格尔与康德之辩，就是政治上的革命与改良之争。伯恩斯坦认为，黑格尔思辩的辩证法既不符合逻辑，也无法得到证实。“……辩证法的‘用脚站立’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不管事物在现实中是什么样子，一旦我们离开了可以凭经验确认的事实的土地并且超越这些事实而思考，我们就要陷入派生概念的世界，而如果我们然后遵循黑格尔所提出的那个样子的辩证法规律，那末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进了‘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黑格尔的矛盾逻辑的巨大科学危险就在于此。”[99]问题还在于，马克思对此也没有保持警觉警觉，他一生都没有彻底摆脱黑格尔的残余。比如《共产党宣言》对德国革命前景的估计就是一种纯粹的思辨，它既相信经济对暴力具有决定性影响，又得出暴力在经济变革中具有创造性力量的推理。所以“每当我们看到把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经济当作出发点的理论向把暴力崇拜发挥到顶点的理论屈服时，我们就会碰到一个黑格式的原理。”[100]伯恩斯坦还认为，《资本论》的剩余价值学说也是以假说为根据的。“据马克思说，在现代社会中，商品的价值在于花费在商品上的按时间衡量的社会必要劳动。但是在运用这一价值尺度时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首先必须展示出纯粹的交换价值，就是说要把个别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抽象掉。其次——在形成一般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的概念时——必须把各个劳动种类的特性抽象掉（把高级的或复杂的劳动还原为简单的或抽象的劳动）。此后，为了得到作为劳动价值尺度的社会必然劳动时间，必须把个别工人在勤勉、能力和装备方面的差别抽象掉，此外，一当问题涉及价值的转化为市场价值或价格时，还必须把各个商品单位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抽象掉。”“这样一来，只要所考察的是个别的商品或商品范畴，价值就失去了任何可衡量性，成了纯粹的思维的构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成了什么样子呢？根据马克思的演说中，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同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因此可以明白，当劳动价值还只能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说而要求得到承认的时候，剩余价值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说为根据的公式。”[101]否定黑格尔转向康德，就是要把自由意志从经济决定论中解放出来：“……社会民主党必须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要指出。这一教义的表面上的唯物主义在哪些是最高程度的因而也是最易引入歧路的空论，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而散布这种欺骗的人已经自己通过行动随时发现了或将要发现它的本来面目。”[102]以康德取代黑格尔作为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就是以伦理观念取代经济必然：既然存在着必然性，那又何须采取行动呢？伯恩斯坦明白地说：“我坦白地说，我对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103]这种放弃终极目的以及以终极目的为召唤的革命行动的主张，理所当然地被革命认者批判为“修正主义”。
张君劢曾于1920年见过伯恩斯坦，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论战”也有过简单介绍，不过其论著中没有直接讨论过伯恩斯坦。虽然如此，就其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渐进、承认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连续性、尊重人的价值反对客观必然而言，张与伯恩斯坦有相通之处。特别是，张在哲学上也因为反对唯物史观而对黑格尔不抱好感。“黑格尔哲学，虽注重否定，主张演变，然其归宿处由以国家为客体精神之表现，以宗教为绝对心灵之所寄，其末流为普鲁士皇室外所利用，故人目之为宫庭哲学家。……其后起之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氏，沿用黑格尔哲学之术语，而将其体系从根本倒置之。”[104]像伯恩斯坦一样，张君劢也是康德的推崇者。这至少有两个原因。从方法上看，康德以调和经验论与理性论、使各种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而著名，而张君劢也一直努力以折衷调和的方法为其“中间道路”提供基础。张认为：“从事研究者，贵乎博学慎思明辨，即有乐于信奉一家之言者，初不可盲从一派之言，应求其正反两面而知彼此长短。倘能更进一步，将其互不相容者而熔铸于一炉之中，宁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一大妙事。……政治学上既有个人与国家，惟有尊重自由，乃能养成人之所以为人，亦惟有尊重秩序与权力乃成其所以为国。此我所谓两说之相反者非不可以相成者也。……如康德氏何尝不以感官材料与思想方式之配合之言？”[105]从价值观上看，张最心仪于康德的，乃是其“哥白尼革命”所实现的人的主体性。在他看来，唯物史观的缺点是把经济系统隔离化、抽象化、孤独化，把它当成一个与物理现象一样的外在的实体，并以之为“基础”。其实经济结构是人间的，不是自然的，它不能离人类而独存，不能脱离政治法律而独存。张用康德的唯心论来反对唯物论：“客观环境是意力所组织所运用的。意力处于其中而居超越的地位，因而遂起一种超越的功能或作用。客观环境不过是吾人的参照和甩运用的资料，当然离不了它，当然也不能离开它凭空胡想。意力受客观环境的限制始有实在性，但客观环境不能凭空而变为人类的社会现象。意力落于其中而显自己之性能，遂一成而主宰乎外物，不为外物所主宰。……于其自我作主而不物化，我们说人类精神是主宰原则。于此即说唯心亦不妨。盖吾人早说过，‘唯’者殊特意，并非惟独意。‘唯心’是只言‘心’于此关系中居主宰地位，并非抹煞外物。”[106]所以，社会民主主义的哲学基础只能是康德而不能是黑格尔。
张君劢认为，康德是三百年来的西方现代文化的代表。始于文艺复兴“人的发现”直接导致了近代三个运动：宗教革新、科学发展和民主政治。“所谓宗教改革，就是以人为本位，来判断教会的是非，确定圣经的解释。所谓科学，用中国名词来说，就有是有物必有质，用西洋名词来说，就是自然公理，是拿人的智慧来研究自然现象。至于所谓民主政治，就是以人的尊严，天赋人权之理，来推翻当时的专制政治，建设合乎人类尊严的政治，从人的尊严，发生人的智慧，人的辨别，人在政治中的地位。……这三个运动中，从其根本上而言，宗教上之可信与不可信，学理上之是非与夫政治上之善恶，另外有一种客观的标准存在，这就是人类的理性。……理性可以达到的客观的真理，是为科学与哲学成立之根据。”康德哲学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是近代三大运动的结晶。比如就科学发展而言，原来人类以为自然公理在于自然自身，与人之判断无关，康德却指出自然公理不在自然现象自身，而在人类的思想方式与外界现象的感觉相合而构成，所以除了感觉经验外，非有认识主体的认识形式与知性范畴等先验条件不可。就天赋人权而言，“所谓人权的意义，在哲学上看即是康德所谓拿人当目的，不拿人当手段、工具，也就是说人类有其独立的人格，政府应待其人民为有人格之人民；不得待之如奴隶。要使一个人成其所以为人，成其为有人格的人，当然需要有养有教和政治上的判断能力，这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但国家如能向此目的进行，无论如何，可以真正达到各人皆能享受人权的理想。”[107]
根据康德“人是目的”的观点，张君劢论证了“自由”的独立价值。中国自由主义思想从严复、梁启超开始，其对自由的重视通常都与追求国家整体的富强联系在一起，因此一旦国家面临危亡关头，这种自由主义极易认同权威主义。张对此有较为清醒的意识，始终强调自由本身的价值。1922年他就声称：“世界一切活动，以人类之幸福为前提。19世纪以来，以图富强之故而牺牲人类。今思反之，宁可牺牲富强，不愿以人类作工厂之奴隶牛马焉”[108]1938年又指出“自由学说之最大价值，在其能养成独立人格与健全公民。这一点不可磨灭之价值，可以垂诸千百年而不变。”他还引用德国哲学洪堡的观点：“人类之真正目的，或个人良心之支配，即为人类能力最高尚最协和的发展。若政府加以过度之拘束，不独减少自由，且陷全国于雷同与夫不自然的动作。”[109]甚至，张还从道德的角度论证尊重人权的意义：“尊重人民，即所以保障政府尊严。一国要希望人权得到保障，第一、要拿人民当人，不可拿人民当奴隶；第二、保障人权，政府权力自然要受到限制，但政权上之限制，即所以抬高人民地位，为国家百年大计，是合算的。第三、万不可拿一部分人民作为一党之工具，蹂躏其人民之权利，这种做法，无非政府自身采取卑劣手段，徒使国家陷于混乱，够不上说什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110]张还以德国历史兴衰为例，批评了单纯的富强追求；“以富为目标，除富以外，则无第二义；以强为目标，除强以外，则无第二义。国家之声势赫赫，而于人类之本身价值如何，初不计焉。德意志雄视欧洲，所恃为出奇制胜之参谋部，而今安在哉？”[111]从根本上说，张之所以坚持社会民主主义，就在于他对人的价值的捍卫、对自由的捍卫。“发达人民自由创造之精神，其第一要义，则在民主政治之实行。”“其第二义，则在社会主义之实行。”[112]
根据康德“人是目的”的观点，张君劢提出了以人权为中心的积极自由论。社会民主主义不同于苏俄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在其对自由的尊重和维护，因此在思想传统上对自由主义表示相当的尊重。社会民主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差别，在于社会民主主义强调“自由”是所有人的权利，其中包括工人阶级的自由。1918年伯恩斯坦即指出：“自由主义——不是理解为政党，作为政党它的确常常是僵化的，常常落入资本主义手中或者听它使唤，——作为世界观的自由主义在当年是一件伟大的事物，今天也决没有成为多余。”[113]张的“自由”理所当然地含有反抗强权、摆脱束缚的消极含义，但作为康德的信徒，张同时强调自由的道德含义。而在康德哲学中，道德即是自我的自由实现。“‘权利者社会生活之要件，缺之者则人类不能发展其自我之最善之谓也。’……权利为自我实现之条件之语，即赖氏（拉斯基——引按）学说中个人主义的彩色也。”[114]赋予自由的概念以权利的内涵，则自由即成为一种积极的能力和力量。“从人类所以成其为人的基本观点上，于是有各种特殊的人权因之而起，如人身自由，……又如信仰宗教自由，……又如言论、出版、结社诸自由，……在政治制度上，还有几条原则，如君主不负实际责任，征税须经议会同意，政府负行政之责任人民有参政之权利等等。”20世纪的社会主义之所以不同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就在于公民权利的不断扩大：“18世纪、19世纪两世纪中所造成的人权运动，直至19世纪各国宪法成立，其间的人权运动偏重个人主义、自由主义，那就是说政府的成立，在保护个人自由，个人幸福；至于个人自由、个人幸福之中，是否全全权人民都能享有自由，都能享受幸福，就不顾了！工业革命以后，造成了多数穷苦的劳工阶级，少数的资本阶级。于是19世纪上半期，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这就是除个人自由而外，尚有一个社会公道的大目标。这种社会公道的要求，先期的几个创始人中，马克思自然最有力量。这个运动先后推广到英国、俄国、德国、法国，各国之中所表现者各不相同，然而有一共通之点，即要求社会对其分子要有一律公平的待遇。”[115]张强调，在公民权利问题上，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继续而不是中断：“19世纪之人权论，以信仰、结社、宗教、财产为重，现在则推广到劳动权、生产权，可以说从前为个人主义，现在为社会主义同一人权，其中意义一贯，决无冲突。”[116]
根据康德“人是目的”的观点，张君劢论证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统一。“所谓个人自由，就是说一国之中，有千万人民，各人的才能、思想、职业、境遇各不相同，政府无法以一种统制的方式使其平均发展，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能力，惟有听其自由发挥所长，倘使政府干涉，才能是无法发挥的，所以民主政治的第一个条件在发展个人自由。社会上各种人民，既各有各的职业、境遇，好比工程师、工匠、农夫无法使其一律，但生活程度、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参政权力，应差不多求其平等，否则，要使教育普及，工会组织普遍化是不可能的，压迫无产阶级，不令其得到向上发展的机会，人生乐趣的享受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社会公道是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条件。”[117]社会公道固然是相对于个人自由而言，但在理想的意义上，这不是对自由的限制，而是对自由的保障。在这个意义上，自由也可以与权力达成平衡。“权力与自由，权力是一架敏活机器之运转力，这是属于物的一方面；自由是人类前进的动力，这是属于心的一方面。人类的意力，在任何社会现象、社会集团中，无往而不有其表现。譬如政治方面，我们注重效率与进步，故我们即用心思组织一架敏活的机器。这架机器，对着个性自由而言，虽是呆板而趋向物化，但是我们人类故意让它如此；不如此不足以达到效率、进步与合理的目的。每一架机器，是由于参照客观环境，将吾人的意力贯输于其中而造成的。所以，按照人类社会而言，每一套权力系统都参以人类意力于其中，决不是独立于人类之外，与物理世界一样，客观地在外界存在。”[118]权力是促进效率与进步的社会现象，它包含了人的意志而不外在于人，是为人的目的服务的“物”。所以，“人是目的”这一观念本身，就意味着人要利用“权力”这一“物”来为自己服务。此论一方面强调了“人是目的”，社会公道、权力等都应当、也只能围绕“人”这个目的来展开，另一方面也摆脱了古典自由主义忽视社会公道、对权力更多是消极的防范的弊端。这也是张所理解的社会民主主义优于传统自由主义的关键。
康德与黑格尔是德意志贡献给全人类的哲学家，其思想深邃复杂且晦涩难解，但又影响深远且被运用于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人是目的”的伟大判断是现代价值观的凝炼，辩证法的宏伟叙事是现代革命的哲学寓言。伸张人道必尊康德，动员革命必用黑格尔，主体性与辩证法各有价值，原无厚此薄彼的必要。然而，革命本身不是目的，只有人才是革命以及一切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目的。从这方面说，康德优于黑格尔。以康德为社会民主的哲学基础，并非张君劢首创，但把社会民主主义、康德与儒家融合起来，由黑格尔而康德，较全面地阐释康德哲学的政治意义，这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上，却是首创。列宁、毛泽东都以批判康德而服膺黑格尔著名，他们所引领的以黑格尔为哲学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都在不同时期制造了非人道的悲剧。结合20世纪的历史教训来看，张君劢对康德哲学与社会民主关系的论述，是值得高度尊重的。当代改革以来，是康德而不是黑格尔更为中国思想只是所重视，与此相应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的“人道主义讨论”到21世纪“以人为本”的理论，人的问题、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实际上已成为当代政治文化的核心。
其实，人道、社会公正及民主自由，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和共识，并不需要多么深刻的哲学论述以为基础。不懂康德的人既可能也应该成为人道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事实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已经改变其“世界观政党”的性质，政党政治与世界观、哲学的固定搭配已被打破。张君劢之所以看重其社会民主义与康德哲学的关系，除受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外，也与其哲学家的身份相关。应当说，有康德，可以更好地阐述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康德，社会民主主义也可以有充分的自我论述。
4、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当苏俄社会主义被设置为是中国革命的典范时，张君劢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一起受到共产党人的严厉批判。1920年9月16日，已在法国接受了马克思及俄式革命的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即以张君劢为反面教材：“张君劢以中产阶级的反动眼光及‘贤人’眼光观察俄国革命，对于德叛逆社会党（即多数党）一唱而三叹。他对于中国主张的八条，不牛不马，这种冬烘头脑，很足误人。”[119]蔡和森此信对毛泽东及中国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极大。周恩来在宣讲马克思主义亦责问张君劢：“使令胡适等的‘好政府’，江亢虎、张嘉森（即张君劢——引按）的‘德意志社会民主主义’都能如愿实现，但他们背后所凭藉的民众与阶级究是什么？”[120]1930年8月14日，中共发表的“对目前时局宣言”中更指出：“社会民主党在西欧工人中间已经成了腐臭的尸体，但现在却被邓演达们将他搬到中国做为欺骗工农的工具。社会民主党不仅是西欧的法西斯蒂，并且与一切资本帝国主义的国家机关都完全混合起来。社会民主党不但不会有任何反帝国主义的意义，并且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麦克唐纳尔，汤麦，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制度的拥护者。社会民主党在中国组成的意义，就是将西欧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搬运到中国来，反对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企图在中国革命的大风暴中，挽救中国豪绅资产阶级的命运。”[121]如此等等，社会民主主义不但受到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压迫，在中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也受到批判。
不过，张君劢在政治思想界并不孤立，他的社会民主主义不但得到多数自由分子的赞成，其设置的德/俄对比模式也一再有人使用。比如“五四”时期就有人推崇既不同于列宁的“国际社会主义”又有别于“英美式之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主义，认为它“奖励劳工，集中资本，以救民生之困穷，而资源共享商战之准备”，既不致重演法兰西两百年间的一革再革的惨剧，也可避免因自由竞争而导致“资本阶级之跋扈”，是一种值得中国学习的“稳健的社会主义”。[122]1924年由留法学生在巴黎成立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也主张“左德右俄”，其成立宣言中强调“不是为无产阶级争特权，只在废除资本和治人级，而达到无男女、无种族的区别，人人负平等的责任，享平等的幸福。”在其主办的《奋斗》杂志上，孙倬章的“中国难题怎样解决”一文也提出社会民主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分为“社会民治（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两派，……后一派不宜于中国，中国现在应采的为前一派”，因为“社会民治主义一面反对绅士的阶级政治，期其达于全民政治的真正民主政治；一面推翻资本主义，主张社会化的生产，务求达到真正社会主义的社会，故欲解决中国现在的政治问题，和将来的经济问题，只有社会民治主义为最良的方法。”署名大鸣的文章“中国人心的解剖及革命应取的方针”在分析社会革命时指出：“革命并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业，若无必要机会，亦不必以杀人毁屋的手段。大凡一个东西的陈谢，一件事业的成功，凡一点一滴的工夫，只要可以催促进货的速度，增高公共的幸福，都可以叫做革命。”革命并非只凭主观意志即可实行，所以他主张以协社制度发展生产以限制资本家之产生；通过普遍选举，推行地方自治以准备改革。中国社会民主党虽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有组织联系，在国内若干城市也有小团体的活动，但外未能得到像共产党之于共产国际那样得到“社会主义工人国际”的有力支持，内缺乏严密的组织和有力的宣传，1928年后，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呼声中，逐渐归于沉寂。[123]
社会民主主义没有在现实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但其合理性主张却一再回荡在现代政治文化中。1927年11月成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以胡适、罗隆基为重心的“人权派”（因1930年出版《人权论集》而得名）、1932年成立的以宋庆龄、蔡元培为核心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前身是1931年成立的“再生社”）等等，都持广义的社会民主立场。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于1941年3月发展为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的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其《纲领草案》所表述的立场也属社会民主主义，如在政治上是要建立“以人民为主人”、“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实行宪政”、“厉行法治”、推行地方自治、保障各项基本人权的“民主国家”；在经济上主张“民主化”，“求人民生活之繁荣与安定，及国富之公平分配，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实行”，既“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又主张“全国经济之发展由国家制一统一计划，由公私两方分别实现之”；在社会政策上要求国家办理一切保险事业、“励行劳工福利政策”、保障妇女在经济上、政治上、法律上、文化上社会上之绝对平等地位等等。[124]1946年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基本上按照“民盟”的意图通过了关于和平建国、制订宪法、建立多党联合政府和军队国家化等各项决议。当然，随后开始的内战不但使民盟彻底幻灭，也使社会民主主义从此告别中国政治舞台。
社会民主主义在现代中国深刻影响，更突出地表现在陈独秀的思想转向上。“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1920年代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主要批判者，在经历了苏俄主导的革命生涯后，晚年又走向了社会民主主义。1936年莫斯科大审判后，陈开始对苏联国家的性质发生了疑问：这样不民主，还算什么工人国家？深入反思苏俄的教训，陈独秀认为，“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遂并民主主义而亦反对之，即令各国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出现了，而没有民主制做官僚制的消毒素，也只是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史大林式的官僚政权，残暴、贪污、虚伪、欺骗、腐化、堕落，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是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125]斯大林的罪恶根本在于以“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取消民主。所以，“我们若不从制度上找原因，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史大林倒了，会有无数史大林从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而斗争，即等于说夫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苍生。”若不恢复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难免不是一个“专制魔王”。所以重要的不是什么阶级的民主，而是有没有民主。“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126]陈明确地表达了与张君劢相同的观点：“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127]
当然，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只是他个人在孤独中的收获。1949年后迅速推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从根本上吸取斯大林的教训，没有把政治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主题。1957年的“反右”运动彻底清除了以“民盟”为代表的49年以后残存下来的“中间道路”的力量，1958年的“大跃进”之后，国家力量迅速向社会扩展并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在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下，个人权利固然得不到保障，社会正义也远未实现。经济上固然比较平等，但这种平等是除了少数特权者外绝大多数公民贫穷的平等。社会生活实际上处于一种严厉的等级制度的支配之下，从1949到1979年，以“出身”为标准对全体国民进行划类，“成分”像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每个人的全部生活，直至在“文化大革命”走向赤裸裸的“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等公开的侮辱性分类，后者基本上不能享有公民权。这种贱民歧视的极端后果，是“文革”期间发生在北京大兴县、湖南道县、广西宾阳等地对“黑五类”（“文革”中对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的称呼）及其家族进行的大屠杀，甚至人吃人。
因此，“文革”结束不久，夏征农著文指出：“我们不仅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成功的经验，也有领导压制民主，阶级敌人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以致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造成巨大损失的惨遭痛教训。”在总结历史教训后，夏鲜明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128]1980年代后期，当代改革所包含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建设两大主题日益突显，市场经济建设尽管还有许多问题（最重要的是“权力之手”并没有退出经济领域），但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政治民主化虽然还没有实质性进展，但谁也不能否认民主政治是我们的目标。当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都加上“社会主义”的修饰语时，这至少在理论上表明，中国的未来出路将不会是自由资本主义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许纪霖评论说：“如何在自由与计划之间保存平衡，既有市场经济下个体选择和个人自由的活力，同时国家又在整体发展上安排理性的计划，这是中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所欲解决的。在他们看来，罗斯福的新政和战后英国工党的执政政策比较符合他们的理想。20世纪资本主义的实践表明，自由市场经济的模式不仅只有19世纪的自由放任模式，还可以有其他模式，比如西欧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东亚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等。计划经济作为自由放任经济的整体替代模式，到80年代末已经宣告失败。但作为自由放任的改良模式，计划经济的部分内涵却在当代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广泛地得到应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无法找到一个类似19世纪的‘纯粹市场经济’，也不再存在一个苏俄式的‘纯粹计划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民主主义所追求的，虽然枝节上问题多多，但总的方向并未大错。”[129]也是在这个背景下，长期被归于反动和反革命之列、成为“打倒”和“专政”的对象社会民主主义思潮逐步重新浮出水面。1980年代对东欧社会民主主义实践和对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即有正面介绍，1990年代后又表现出对布莱尔主义与“第三条道路”的热情。[130]在1990年代“新左派”和“自由派”的论战中，双方都涉及到社会民主主义的话题。前者广泛利用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源批判市场化和全球化，更多地持后现代和民粹主义立场，后者强调的是公民权利、个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竞争和程序公正等价值所构成的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完全可以期待，既坚持社会主义、又实行市场经济并走向民主政治建设的中国，也会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基础。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也证明，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是中国现代社会建设的两大根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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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许纪霖：《现代中国的社会民主义思潮》，载许纪霖编：《20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32、33页。
[2]引自[德]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1998）上册，萧韶工作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0—61页。
[3]陈独秀：《谈政治》（1920年9月1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62—164页。
[4]李达：《马克思还原》（1921年1月），《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4页。
[5]蔡和森：《给毛泽东——共产党之重要讨论》（1920年9月26日），《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5页。
[6]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1921年1月），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3—256页。
[7][奥]威廉·李卜克内西：《不要任何妥协，不要任何选举协议》（1906），姜其煌等译，三联书店1964年，第19页。
[8][德]弗兰茨·瓦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2002），张文红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9]周恩来：《无产阶级革命的俄罗斯》（1922年12月1日），载《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74—475页。
[10]毛泽东：《致蔡和森》（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8页。
[11]根据共产国际“反对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1930年8月14日）亦号召开展反对“反革命的改组派、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的斗争。1931年春闽西红12 军集会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军政部主任李任予主报告说：“……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都是德国人，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是他两个人创建的。他们积极领导德国的革命运动，成为第二国际的左派领袖。后来，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他们与之作了坚决斗争，在柏林领导工人起义。起义遭到失败，两个人都被反动政府逮捕，遭到杀害，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台下官兵既不了解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的区别，对这两个外国人更是半懂不懂，按照时兴的规矩，边听报告边鼓掌，青年干事吴拙哉还高声领呼口号：“坚决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肃反委员会主席林一株得知后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做出肃反的决定。在中共闽粤赣特委书记邓发的支持下，肃反狂潮席卷闽西大地，肃委会夜以继日地狂抓滥杀，众多根本不知“社会民主党”为何物的干部战士被诬为“社党首领”、“社党”分子而被处决。半个世纪后，仅各级组织和民政部门能够统计到的有姓名的受害者就达6352人。（事见晓农：《闽西苏区的旷世冤案“肃社党”》，载北京：《半月选读》2007年第11期。）
[12][波]卢森堡：《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1904年7月），李宗禹译，《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1、508、518页。
[13][波]卢森堡：《论俄国革命》（1918），殷叙彝译，《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0页注1、501—502、505页。
[14]关于张君劢对俄国革命的态度，参见郑大华：《张君劢传》，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92—95页。此段引文亦转引于此书。
[15]张君劢与德国政治文化的关系极为深厚。1907年，还在日本留学的张就相当关注德国的情况，1913年5月进柏林大学政治学系学习，全面研究了刚刚执掌国家权力的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1929年秋第三次赴德后，张潜心研究康德哲学。1958年第四次赴德后，又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奥伦霍夫（Erich Ollenhauer）长谈有关社会主义问题，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已趋和平中正之途。
[16]君劢、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三封信）》（1920年4月17—18日），载上海：《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号。列宁在俄国革命的决定性作用共识。1922年3月，周恩来亦在《西欧的“赤况”》一文中指出：“老实说，俄罗斯要没有列宁、托洛茨基、金诺维夫等几个人，1917年的革命也早塌台了。”（《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451页。）
[17]君劢、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三封信）》（1920年4月17—18日），载上海：《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号。
[18]上引张君劢、张东荪言论均见君劢、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三封信）》（1920年4月17—18日），载上海：《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号。
[19]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台北稻乡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20]张君劢：《法治与独裁》（1934），翟志勇、周林刚编：《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6、377页。
[21]张君劢：《德国及其邦宪法对于世界法制史上之新贡献》（1923年1月），翟志勇、周林刚编：《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3页。
[22]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1920），翟志勇、周林刚编：《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4页。
[23]同上书，第270页。
[24]同上书，第268—270页。
[25][德]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1998）上册，萧韶工作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6页。
[26]君劢、张东荪言论均见君劢、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三封信）》（1920年4月17—18日），载上海：《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号。
[27][波]卢森堡：《论俄国革命》（1918），殷叙彝译，《卢森堡文选》下卷，第489页。
[28][德]弗兰茨·瓦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2002），张文红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21页。
[29][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1996），姜辉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页。1921年9月3日，周恩来著文指出德国的和平革命与德国的战败处境及国民心理有关：“德国为战败国也，国政改革，不能不计及四周环境之适应。帝政军阀，联合国所深恶者也，去之适足以应其求。至若革命后之施设，则过于急进，必有类似赤俄共产之嫌，联合国所大惧也。冒味取法，必招联合国之攻击，德人亦殊不愿为此孤注之一掷。中庸之道，惟在求渐进的改革，励行共和政治，纳人民于轨道之中。全体相安，使列强无所藉口，此实大多数德人所共悬之目的，而亦智识发达之德所必取之途径也。”（周恩来：《复辟声中之德意志》，《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第225—226页。）
[30][波]卢森堡：《论俄国革命》（1918年），殷叙彝译，《卢森堡文选》下卷，第483页。
[31]君劢、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三封信）》（1920年4月17—18日），载上海：《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号。
[32]张君劢：《国宪议》（1922），翟志勇、周林刚编：《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7页。
[33]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1920），翟志勇、周林刚编：《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5页。《魏玛宪法》（1919年），载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魏码宪法》赋予总统以独立于议会的权力，源自韦伯的设计。参见玛丽安妮·韦伯：《韦伯传》（1926），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30—734页。
[34]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1920），翟志勇、周林刚编：《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3页。
[35][瑞士]埃里希·艾克《魏共和国史》（1956）下册，高年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67—268页。
[36][法]雅克·德罗兹：《民主社会主义（1864—1960）》（1966），时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前言”第1页。
[37][德]弗兰茨·瓦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无产阶级到新中间》（2002），张文红译，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38]君劢、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三封信）”，载上海：《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号。
[39]张君劢：《法治与独裁》，翟志勇、周林刚编：《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8页。
[40]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1947），翟志勇、周林刚编：《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9页。
[41]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观》，第6页。在西方，“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是不同的概念。（参见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概念的起源与历史的演变》，《民主社会主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但张君劢多不加区分。早期他多用“社会民主主义”，后来也用“民主社会主义”，1932年、1946年还将其组建的党分别命名为“国家社会党”、“中国民主社会党”。所以本文对“社会民主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两个概念不加区分。
[42]张君劢：《国宪议》（1922），翟志勇、周林刚编：《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43]张君劢：《养成民族思索力》，张君劢著、程文颐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上，第196页。
[44]张君劢：《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1948年10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
[45]张君劢：《社会所有之意义及德国煤矿社会所有法草案》，上海：《改造》第3卷第11期（1921年11月）。
[46]张君劢：《国宪议》（1922），翟志勇、周林刚编：《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6、89页。
[47]张君劢：《社会所有之意义及德国煤矿社会所有法草案》，上海：《改造》第3卷第11期（1921年11月）。
[48]张君劢：《德国新共和宪法评》（1920），翟志勇、周林刚编：《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
[49]君劢、东荪：《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三封信）》，载上海：《解放与改造》第2卷第14号。
[50]张君劢：《读六星期之俄国》，上海：《改造》3卷2号，1920年。
[51]张君劢：《悬拟之社会改造同志会意见书》，张君劢著、程文颐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上，第318—319页。
[52]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49页。
[53]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57页。
[54]同上书，第141页。
[55]同上书，第153页。
[56]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1932年6—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9页。
[57]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75—376页。
[58]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64页。
[59]张君劢：《国家民主政治与国家社会主义》（1932年6—7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60]张君劢：《中国国家社会党宣言》（1938年4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48—49页。
[61]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35页。
[62]同上书，第227—228页。
[63]同上书，第199页。。
[64]在德国留学的杨一之1934年就说过：“就国社党纲领来说，前一半讲的是种族主义，反犹主义，而后一半却是社会主义。”（朱伯康：《怀念老友杨一之教授》，载冯静编：《理性的追求——杨一之著述选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54页。）
[65]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24页。
[66]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31页。
[67][德]克劳斯·费舍尔：《纳粹德国—— 一部新的历史》（1998）上册，第333页。
[68][英]斯蒂芬F 科恩：《布哈林政治传记（1888—1938）——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1973），徐葵等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514页。
[69][英]梅格纳德·德赛：《马克思的复仇——资本主义的复苏和苏联集权社会主义的灭亡》（2002），汪澄清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6年版，第183页。所谓“40年”，是指沙俄1913年粮食总产量为8600万吨，苏联1953年为8250万吨。参见高成兴：《战后苏联经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
[70]杨一之：《苏联的党狱》（1937），冯静编：《理性的追求——杨一之著述选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71]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240页。
[72]同上书，第249—250页。
[73]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上海观察社1949年版，第47页。
[74]张君劢：《民主社会党政纳释义及<再生>周刊编者的话》（1946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75]张君劢：《民主方法——中国民主社会党政纲释义之一》（1947年2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64页。
[76]张君劢：《二十余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中我们的立场》（1946年3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93页。
[77]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1947年），翟志勇、周林刚编：《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6页。
[78]张君劢：《民主方法——中国民主社会党政纲释义之一》（1947年2月25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79]张君劢：《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4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01页。
[80]同上书，第202、203页。
[81]同上书，第204页。
[82]同上书，第203页。
[83]同上书，第205页。
[84]同上书，第221页。
[85]张君劢：《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94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30页。
[86]张东荪：《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1946年5月2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87]张君劢：《社会主义思想运动概要》，台北稻乡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88]唐君毅：《从科学与玄学论战看张君劢先生的思想》（1976年3月），《中华人文与当代世界》补编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88页。
[89]张君劢：《民主社会主义之哲学背景》（1948年6—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113页。
[90]张君劢：《民主社会党的任务》（194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223页。
[91]张君劢：《民主社会主义之哲学背景》（1948年6—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
[92]张君劢：《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1948年10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页。
[93][德]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4页；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70年版序言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565—566页。
[94]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与伦理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77页。
[95][德]赛巴斯蒂安·哈夫讷：《从俾斯麦到希特勒——回顾德意志国》（1987），周全译，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9年版，第91页。
[96][德]恩格斯：《卡·马“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895年3月6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5、610页。在同时期的“英国的选举”及1886年为《资本论》写的序中，恩格斯都一再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97][德]恩格斯：《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1891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页。
[98][德]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第276、274页。
[99]同上书，第158页。
[100]同上书，第174页。
[101][德]爱德华·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1899），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第175—176页。
[102]同上书，第335页。
[103][德]爱德华·伯恩斯坦：《崩溃论和殖民政策》（18980），《伯恩斯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40页。
[104]张君劢：《民主社会主义之哲学背景》（1948年6—8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105]张君劢：《我之哲学思想》（1953年6月），张君劢著、程文颐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上，第60页。
[106]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93—394页。
[107]张君劢：《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1948年10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48、149页。
[108]张君劢：《国宪议》（1922），翟志勇、周林刚编：《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9页。
[109]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53—154页。
[110]张君劢：《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1947），翟志勇、周林刚编：《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111]张君劢：《国宪议》（1922），翟志勇、周林刚编：《宪政之道》，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6页。
[112]张君劢：《悬拟之社会改造同志会意见书》”，张君劢著、程文颐编：《中西印哲学文集》上，第312、315页。
[113][德]爱德华·伯恩斯坦：《什么是社会主义》（1918年12月28日），殷叙彝编：《伯恩斯坦文选》第458页。
[114]张君劢：《赖斯几学说概要》，张君劢著、程文颐编：《中西印哲学文集》，第257—258页。
[115]张君劢：《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1948年10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民主社会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150、150页。
[116]张君劢：《20年来世界政潮激荡与我们的立场》，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117]张君劢：《民主政治的哲学基础》（1948年10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页。
[118]张君劢：《立国之道》，桂林：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378—379页。
[119]蔡和森：《给毛泽东——共产党之重要讨论》（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文集》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8页。
[120]周恩来：《致共产主义与中国》（1922年8月16日），《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页。
[121]《中国共产党对目前时局宣言》（1930年8月1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六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58页。麦克唐纳尔指英国工党创始人Jaimes McDonald Ramsay（1866—1937）。
[122]勉巳：《新德意志之将来》，北京：《晨报》1919年2月21日。引自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123]参见许文堂：《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与没落 1924—1930》，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1期（1992年6月）。所引孙倬章、大鸣文句亦见该文。
[124]《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125]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60页。
[126]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55页。
[127]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60页。
[128]参见夏征农：《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此文后收入《夏征农文集》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29]许纪霖：《寻求自由与公道的社会秩序》，载广州:《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第52页。
[130]“第三条道路”是20世纪六、七年代由“欧洲共产主义”提出、八十年代又为东欧国家改革时借用的概念，它介于“英美式资本主义”与“苏联斯大林体制”中间，基本上也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义。与此不同，1990年代，英国“新工党”的“第三条道路”介于“保守党／自由主义／右翼”与“工党／社会主义／左翼”之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中间”也介于“基民党／自由主义／右翼”与“社民党／社会主义／左翼”之间，易言之，它们都介于社会民主主义（早期的“第三条道路”）与“新自由主义”（右翼）之间，以自由、公正、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本价值观念，所以比早期的“第三条道路”更偏向右翼。参见殷叙彝：《“第三条道路”与社会民主义的国家理论》，《民主社会主义论》，第144—15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