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三省以后，扶植与承认伪满洲国以实施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应该作为九一八事变史乃至“十五年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一战之后的1920年代，日本通过两次“东方会议”确立了以奉系军阀作为代理人来发展“满蒙权益”以及不惜分离满蒙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已经构想了由日本人来统治并最终占领满蒙地区的方案；发动事变后，关东军与陆军中央迅速共同确定了先占领满蒙、再扶植中国傀儡政权的方针，并在侵占东北三省之后，以逼签的“日满密约”成立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斋藤内阁以“焦土外交”和逼签《日满议定书》的方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并为此悍然退出了国际联盟；此后又以“八八决议”确立了统治伪满洲国的政策与体制。冈田内阁时期又确立以“对满事务局”和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的“驻满大使”，来实施对伪满帝国的间接殖民统治。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于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构想与实践，为十五年战争期间对中国及亚太地区的继续统治提供了范例和借鉴，具有开端与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
［关键词］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满蒙政策；殖民统治；十五年战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931年9月，日本按照既定大陆政策之满蒙政策发动了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九一八事变，随即在次年3月9日炮制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这是其为实施满蒙政策而发动“满洲事变”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扶植与承认伪满洲国乃是其发动事变的最终结果。为此，日本方面曾毫不掩饰地宣称：“有日本一日，即有满洲国一日。”伪满洲国也因之被视为“中国百余年近代史的一个怪胎和毒瘤”，成为与日本的侵华政策及殖民统治密不可分的一体之两面。
日本通过伪满洲国来实施的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其方式毕竟不同于此前在中国台湾地区、朝鲜的直接统治；伪满洲国的统治模式又被日本在中国关内乃至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所延续和仿效。因此，关于伪满政权的历史研究应该被视为九一八事变史乃至十五年战争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尽管如此，学界迄今关于九一八事变史的研究多是将伪满洲国作为其附属品而非重点内容来进行论述，更遑论将其与此后的十五年战争史相关联；而且因各种因素之影响，对于伪满洲国的成立与性质，迄今又充斥着各种纷争。有鉴于此，笔者在与王希亮先生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史》第7卷《伪政权与沦陷区》之后，对此继续加以论述。
一、一战之后的满蒙政策
在中国的民国初年，近代日本的满蒙政策形成之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加速实施该政策：伙同沙俄以密约瓜分“满蒙权益”，并趁中国内乱之机，发动过两次“满蒙独立运动”；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迫使袁世凯政府签订了基本接受其包括满蒙条件在内的“大四条约”；通过出兵西伯利亚，将势力扩展到北满和外蒙地区。一战结束后，日本虽然在巴黎和会上获得了非法继承的山东权益、托管南洋群岛等好处，但是面临美英重返远东、即将召开华盛顿会议以解决山东问题并将撤兵西伯利亚的形势，奉行对美协调外交方针的原敬内阁决心改变一战期间所推行的大陆政策。
为了赶在华盛顿会议召开之前决定日本的有关对外政策，1921年5月13日，原敬内阁阁议决定了《对满蒙政策》《与远东共和国的交涉条件》两份文件以及从山东铁路沿线撤兵的方针。为了充分贯彻上述阁议决定，5月16—25日，原敬内阁召集了朝鲜总督斋藤实及政务长官、朝鲜军司令官、关东长官山县伊三郎，关东军司令官河合操，青岛军司令官由比光卫，西伯利亚军司令官立花小一郎，驻华公使小幡酉吉和奉天总领事赤正助等人，与全体阁僚一起，在东京召开了一次“满鲜会议”。会议的议题主要是上述阁议决定的文件，目的是将政府的有关决定贯彻于驻外文武官员。因有别于后来田中内阁召开的东方会议，此次会议被称为“第一次东方会议”。会议除就山东撤兵、与远东共和国谈判等问题达成一致外，着重对阁议决定的《对满蒙政策》进行了研讨，并于5月17日决定了文件《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针对阁议决定的方针：“满蒙与我领土接壤，对我国防及经济生存上，有着极大且密切的关系”“从上述利益出发，我对满蒙政策的根本就是要在满蒙扶植我方势力”，该文件对此进行了补充，并决定了以下态度：“对于张作霖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树立其牢固势力，帝国应直接、间接地予以援助”；但对其向中央政界扩展势力，则“不采取援助的态度”。这表明，日本准备通过扶植张作霖的奉系军阀来实现其满蒙政策。
张作霖在1918年9月被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以后，继续加紧对日求援。日本政府的上述政策与方针，证明其在华盛顿会议后将以援助与扶植奉系军阀来实现其满蒙权益。日、奉勾结的史实验证了原敬首相当时的如下见解：“事实上是，张作霖企图以日本为背景而扩张势力，而我方为了在东三省的发展，有必要给张以优遇。双方利益不谋而合。”1924年5月30日，清浦奎吾内阁的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四省决定的《对华政策纲领》规定：日本要按既定方针，继续援助张作霖，并且“要采取向北满方面开拓前进道路的方针”。这是日本政府在华盛顿会议后决定的第一份对华政策文件。日本的上述政策在1922年4—5月以及1924年9—10月发生的两次直奉战争期间，在对于奉系军阀的不同态度中得到了很好的表现。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军阀再次入关，并联合段祺瑞组建了亲日的北京政府，日本的“满蒙权益”得以继续确保。
但是到了1927年，面临中国国民革命的形势和北伐战争的进展，奉系军阀在关内的统治岌岌可危。4月20日，陆军大将田中义一组阁，并一直兼任外相；他还以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官，负实际责任。田中义一是山县有朋的继承人，不但在民国初年策划过“满蒙独立运动”，又在一战期间力主出兵西伯利亚。他在批判币原外交的基础上，主张对华采取积极政策和强硬外交，因此被称为“田中外交”。他在施政方针演说中谈到外交问题时称：“当前对日本和远东而言，迫切而直接的重大问题是中国局势”，日本对此应“加以切实考虑”。为了进一步确立新的对华政策，曾经在原敬内阁担任陆相并参加过第一次东方会议的田中义一，于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
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前夕，1927年6月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拟定了《关于对满蒙政策的意见》、6日由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上报陆军次官，要求“此时必须以扶植在东三省和热河特别区的实力派作为对华政策的根本”。东方会议的实际策划者森恪在会前也提出：“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割出来，划为特区，并在此渗入日本的政治势力，……这就是日本所要做的一切，……必须成为政策的中心。”
第二次东方会议的参加者，除外务省及陆、海军省、大藏省的局部长级官员之外，还有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汉口总领事高尾亨、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和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浅利三朗等人。会议经过一周多时间的讨论，最终达成了《对华政策纲领》。该文件规定了把“满蒙”与“中国本土”相分离的方针，还有一项在当时不予公布的事项，即第七项：“至于东三省政局的安定，考虑以东三省人自身的努力为最上之策。对于东三省实力派中间，尊重我在满蒙的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区政局稳定者，帝国政府当予以适当支持。”会议之后，为了贯彻日本对满洲问题的决策，8月15日，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恪在旅顺再次召集了关东厅长官、关东军司令官、驻华公使及奉天总领事等人，召开了关于满洲问题的协商会议，此次会议被称为“大连会议”。这是第二次东方会议的延续。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关东军炸成重伤，而后死亡。张学良企图归顺南京国民政府。针对这一最新事态，8月7日，参谋本部第二部制订的《应付满洲局势突然变化的措施》表示：“如果张学良不听劝告，日本自然要对满洲采取自卫措施”，并且“要在幕后操纵东三省的旧派分子，驱逐张学良、杨宇霆等新派，重新树立符合我方新政策的亲日政权，并以此为对手，采取积极措施”。但田中内阁的上述政策未能付诸实施，1928年底东北最终易帜。1929年7月，田中内阁因皇姑屯事件而垮台。
一战之后的1920年代，以原敬内阁与田中内阁的两次东方会议为标志，日本满蒙政策的主旨始终以确保与扩张其权益为核心和依归，在实施上则主要以奉系军阀作为其“代理人”。但是，如果奉系军阀不予配合或者难以配合，则不惜消灭奉系、另选代理人甚至分裂“满蒙”。这些积极的满蒙政策无疑成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基础与“近因”。
二、事变前夕关东军与军部的构想
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从1929年起就主张由关东军占领与统治满蒙地区。他在7月初开始的关东军参谋旅行中，曾在满洲里对于他的《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进行过解释。他设想对将来占领的中国东北地区，也像日本在中国台湾地区、朝鲜一样，设立军政合一的“总督府”，地点设在长春或哈尔滨，由日军现役大将或中将担任总督；并设想在这里，按照士、农、工、商有别的原则，由日本人从事“大型企业和脑力劳动方面的事业”，朝鲜人“开垦水田”，中国人从事“小商业劳动”。7月4日，石原莞尔在旅行到长春时，曾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一起，委托关东军司令部负责兵要地志的主任参谋佐久间亮三，开始“就有关统治占领地区问题进行研究”。佐久间的方案于1930年9月完成，12月印制完成。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一页没看就签了字，并说：“这玩意儿以后能派上用场就好了！”石原告诉他：“两年以后准能用得上。”佐久间的《对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共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预计半年到一年，作战初期将部分地区置于军政之下；第二个时期，一年至两年，计划占领全部地区，且鉴于一般局势的不稳定，将全部地区置于军政之下；第三个时期，为全部地区军政大体稳定的时期。”
1931年1月开始的每个星期六，关东军司令部的全体参谋及调查班的同仁们组织研究会，继续研究佐久间的上述方案。5月31日，菱刈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石原莞尔委托佐久间继续进行研究。由此可见，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为首的关东军参谋们在九一八事变前，就一直在谋划占领中国东北后由日军实施直接的军政统治问题。
与此同时，东京的陆军中央部门也在进行规划。1930年底，参谋本部在拟制《1931年度形势判断》时，就开始考虑如何解决满蒙问题了。与关东军提出的以上三个时期的军政统治计划相对应，1931年4月，参谋本部正式确定的形势判断提出了分三个阶段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第一个阶段，树立国民政府主权之下的亲日政权；第二个阶段，建立满蒙独立国家；第三个阶段，占领满蒙。
4月14日，第二次若槻内阁成立以后，新任陆相南次郎同意设立以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为首、由陆军省及参谋本部的五名中枢级课长组成的秘密的“国策研究会议”，继续研究有关上述形势判断的对策问题。直到6月19日，该会拟订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并向回到东京的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进行了传达。这份可以被称为日本军部中央对满蒙政策的原始方案，与此前不久出台的关东军方案存在很大不同：关东军主张首先占领满蒙，然后实施军政统治，而军部中央则坚持要把占领满蒙放在最后一个阶段来实施。
8月1日，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其赴任前夕，3—4日在东京召开的陆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上，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特别要求各军司令官要精读上述情势判断文件，南次郎陆相也发表了关于满蒙问题的意见。
上述说明，在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与军部中央尽管在对于事变后如何统治中国东北的问题上存在着顺序与方式上的分歧，但是，在发动占领满蒙的事变上，则是心照不宣且高度契合的，只是在时机的选择上稍有差异。
三、事变之后扶植伪满洲国
1931年9月18日夜，沈阳柳条湖事件爆发，关东军与军部中央的分歧很快就在数日内取得了统一。19日开始，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与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之后，双方都作出了让步，最终商定在第二个阶段“建立满蒙独立国家”的目标。22日，关东军决定《解决满蒙问题方案》，规定“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的方针；其要领是“新政权”的国防、外交、交通、通信由日本掌管；国防及外交费用则由“新政权”负担；维持地方治安，要起用与关东军有联系的中国人员等。
10月1日，关东军任命满铁的松木侠为国际法顾问。松木侠根据本庄繁司令官和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两位参谋的指示，21日拟订了被称为“满洲建国”第一个方案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案》。与此同时，石原莞尔也在22日以后，从其“满蒙占有”论的主张上后退一步，妥协为“满蒙独立建国”的方案。24日，他起草了一份《解决满蒙问题的根本方案》，明确提出关东军的目的是“建立与中国本土绝缘的、表面由中国人统治而我方掌握实权的、以东北四省及内蒙古为领土的独立新满蒙国家”。
10月间，关东军还派遣土肥原贤二到天津，携带了相当的谋略费，并在当地中国驻屯军的支持下，计划将寓居于此的逊清帝溥仪劫持到东北。11月8日，第一次天津事件爆发，土肥原贤二趁乱将溥仪“运送”到东北。11月26—27日，板垣征四郎派遣的川岛芳子在天津又策划暴乱，并乘机将婉容劫持到了东北。与此同时，关东军侵占东北各地以后，纷纷扶植汉奸分子建立了地方伪政权。
上述关东军在事变之后的“建国”行动，虽然受到政府与中央军部的质疑甚至反对，但12月11日若槻内阁的总辞职以及第二次币原外交的结束，使得关东军认为“这将在解决满蒙问题上出现转机”。12月13日，犬养毅内阁上台后，日本加速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步伐。
12月23日，陆军省与参谋本部拟定了《时局处理纲要案》，提出日本当前处理时局的根本方针：“在帝国军队的威力之下，使满蒙在本质上形成帝国的保护国状态，并要使其在政治、经济、国防、交通、运输等各种关系上，体现出作为帝国永远存在的重要要素的性能。”其具体纲要有：对于满蒙（包括北满），当前应使其与中国政府分离，“引导其逐渐成为帝国的保护国”；在满蒙的中央、地方政权中，使日本人以顾问等形式介入；以地方官、民及新中央政府为对手，恢复扩充满蒙的日本权益；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时，首先要求其再次确认包括“二十一条”在内的条约、协定等，并要在国联进行登记，还要求其取缔排日排货；对于满蒙的外部防卫主要由帝国担任，要使该地区成为帝国对苏、对华国防的第一线。这是日本军部中央在事变后第一次制订的以解决满蒙问题为主的对华政策文件，其将满蒙作为日本帝国“保护国”的方针与政策，与关东军炮制伪满洲国的目标一致。
上述文件之后，陆军省继续与海军省、外务省协商对华政策的问题。1932年1月6日，犬养内阁的外务、陆、海军三省在陆军方案的基础上，共同决定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在这个以处理满蒙问题为主的对华政策文件中，关于满蒙政策，基本上重复了陆军省部上述方案的内容，并提出了对中国本土的政策以及与中国政府交涉的方针：“与中国政府直接交涉满蒙问题时，要采取尽量拖延之策；如近期该政权提议，则以要求再次确认大正四年条约等一切条约、协约及协定等及取缔排日排货，与之相对抗。”这份文件交给了正在东京的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陆、海、外三相同时还与板垣进行了商谈。1月11日，昭和天皇破格召见了板垣。13日，板垣回到奉天，带回了天皇8日对关东军发布的“敕语”和陆、海、外三省的上述方案。天皇说他对于关东军自事变以来的举动“深嘉奖其忠烈。尔将士等其各坚忍自重，以确立东亚和平之基础，有厚望焉”。天皇的“敕语”使关东军感激涕零。而新政府与军部达成一致的满蒙政策又成为其进一步扩大事变的指针。这一切都表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统治集团内部以及前、后方之间原有的那些所谓龃龉与分歧，至此已经烟消云散。
板垣返回东北后，关东军加速了伪满洲国的“建国”步伐。2月间，关东军连续召开了十次“建国幕僚会议”，敲定了伪满洲国“建国”的有关问题，最后向中方的伪东北行政委员会亮出了底牌。3月1日，张景惠发表“建国”宣言。9日，溥仪在长春就任“执政”。10日，在板垣的胁迫与压力下，溥仪被迫致函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请求日本对于伪满洲国给予援助指导，并求其许可下列事项：国防、治安委诸日本，而伪满洲国负担其经费；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委诸日本或其指定机关；竭力援助日本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参议府的参议及其他中央及地方官署之官吏任用日本人。还规定“将来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述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5月12日，本庄繁答复：“我方对此无异议。”
溥仪—本庄繁之间的密约又被称为“日满密约”。它是溥仪必须签署的卖身契，也是伪满洲国对于中国东北领土与主权的卖国条约。它表明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的是一种不同于在中国台湾地区和朝鲜的直接殖民统治方式的、间接的殖民统治方式：表面上是由溥仪“执政”，而关东军则成为其“太上皇”。
在本庄繁回复溥仪之前，3月12日犬养内阁阁议通过的《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就确认了上述密约的原则，同时还通过了以下两个文件作为其“附件”：《伴随满蒙新国家成立的对外关系处理纲要》以及《伴随新国家成立的诸问题中特别需要紧急处理的事项》。此后，犬养内阁又以“阁议”决定了下列相关文件：4月11日的《帝国对于满蒙新国家的具体援助与指导》，15日的《关于满洲国铁道、港湾、河川的处理方针》，5月3日的《关于建设吉敦延长线的方针纲要》等。上述日本政府的一系列文件规定了日本对于伪满洲国的各种具体政策。但犬养毅首相本人因为踯躅于是否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5月15日于法西斯分子发动的政变中丧生。
四、承认、统治伪满洲国与“十五年战争”
“五一五事件”宣告了近代日本政党政治的结束。元老西园寺公望被迫接受了军部的主张，举荐海军大将、前朝鲜总督斋藤实出任下届内阁的首相。5月26日，斋藤内阁宣告成立。这是一个以军部、官僚、政党各派势力均衡参与的“举国一致内阁”，但此后的情况却是“政党远离政权，而军部对政治的发言权却一直加强起来”，斋藤内阁最终反而过渡为“法西斯亲军内阁”。这在日本近代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对日本此后对外政策走向的影响也是巨大而深远的。
斋藤内阁的首要外交课题就是承认伪满洲国的问题。斋藤首相在兼任外相两个月后，把这个任务交给了7月6日出任外相的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在8月25日的第63次帝国议会上，内田外相在回答森恪的质疑时，公开表示：日本为了解决满蒙问题，“举国一致，即使国家化为焦土，也决心贯彻这个主张，对此必须说已拥有寸步不让的决心”，此即所谓“焦土外交”的声明。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日本加速了承认伪满洲国的进程。
9月13日，日本枢密院在昭和天皇亲临、斋藤内阁全体成员出席的情况下，仅以1小时35分钟的时间，就讨论通过了签署《日满议定书》的文件。15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以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署了《日满议定书》；郑氏还致函武藤，将此前的“日满密约”等与日方签署的各项协定，均予确认，并宣布继续有效。同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承认了“满洲国”。
关于日“满”关系，该议定书规定：“一、将来满日两国间未另订约款之前，在满洲国领域内，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依据既存之日中两方间之条约、协定、其他约款以及公私契约所有之一切权利利益，即应确认尊重之；二、满洲国及日本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之领土及治安之一切威胁，同时亦为对于缔约国他方之安宁及存立之威胁，相约两国协同担当防卫国家之任，为此所要之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并宣称这是为了“确保东亚之和平”。上述条文就把以往日本的所有“满蒙权益”，通过伪满洲国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同时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国防第一线”，还要为日本担负其国防的责任，以确保“东亚之和平”，这就把日本的满蒙政策与其亚太政策连在了一起。
因此，《日满议定书》不仅在于它宣布了日本对于伪满洲国的承认，在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史上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既表明了日本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满蒙政策告一段落，同时又拉开了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序幕。九年后的1941年9月15日，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在首次编纂公布的《大东亚共荣圈关系条约》中，就把上述议定书作为第一份文件，并在“序言”中宣称：“从满洲事变开始的我帝国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大业，虽遭遇几多难关，但也正向其完成而迈进。”
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之举在国际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在曾经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过“不承认主义”声明的美国政府看来，从一定意义上说，日本对于伪满洲国的承认，较之其“独立”的问题，是一个更能引起列强关注的敏感点。中国政府随后照会《九国公约》各当事国，指出：“所谓满洲国，固系日本在中国东三省领土内，所制造所维持所支配之傀儡组织也。一年以来，日本所为种种国际罪恶连续不已，……今者日本之承认伪国，无异其犯罪行为之索链上，又加一最毒之环。”10月2日发表的《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也指出：“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本之工具而已。”
日本则按照既定国策，在“焦土外交”之后继续坚持“自主外交”，并不惜与国际社会决裂。对于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于10月2日发表的报告书，日本外务省于11月21日发表了长篇意见书，予以全盘驳斥。12月12日，国联大会决定成立专门处理中日争端的“十九国委员会”，根据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起草有关决议。1933年2月17日，国联“十九国委员会”通过《国联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坚持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和不承认伪满洲国等重要的观点。对于该报告书，日本代表则予以抵制和抗议。20日，日本阁议决定《对于国际联盟的方针》，认为该报告书与日本的对“满洲”方针“不相容”；如果国联大会通过该报告书，帝国政府决定退出国联；在表决该报告书时，日本代表要投反对票。2月24日，国际联盟召开特别大会，以42票赞成、1票（日本）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上述报告书。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发表了反对宣言后，退出会场。3月27日，日本发表了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昭和天皇发表了退出国际联盟的诏书。这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伪满洲国的必然归宿。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通过多次诱降，终于使得汪精卫集团走向了叛国投敌之路。1939年11—12月间，日本“梅机关”在上海与汪精卫集团通过多次秘密谈判，双方签订了一系列被称为“日汪密约”的《关于调整日中新关系的协议书》。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11月30日，日本又以与汪伪政府正式签订一系列《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的形式，宣布承认由汪精卫担任主席的伪国民政府。可见，日本之扶植与承认汪伪国民政府，是如法炮制了其对伪满洲国的做法。
日本扶植、承认伪满洲国的同时，也在筹划如何统治这个傀儡政权的决策机制问题。
犬养内阁自1932年2月设立“对满蒙实行策案审议委员会”之后，又在3月12日的阁议决定“为贯彻帝国有关满蒙的政策，必须迅速设置统制机关”，但该机关并未设置起来；斋藤内阁初期，继承、沿用了前内阁的“对满蒙实行策案审议委员会”，并且又鉴于新形势的需要，于9月30日经由阁会审议，决定设置“日满产业统制委员会”，以资源局局长为该会委员长；11月18日，又经阁议决定，设置“对满金融审议委员会”，以大藏省次官为委员长。这两个委员会是上述“审议委员会”之外的对伪满洲国经济（产业、金融）的专业决策机构。
斋藤内阁在确立了《从国际关系出发的时局处理方针》（1932年8月27日）之后，又就对伪满洲国的政策与军部及关东军进行了反复的磋商，并经由上述决策机构的审议，于1933年8月8日阁议决定了《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这被称为“八八决议”。《纲要》规定，日本对于伪满洲国的根本指导方针是“根据《日满议定书》的精神，使满洲国作为与大日本帝国具有不可分关系的独立国家，获得进步与发展”。在《纲要》中则规定伪满洲国的外交政策是“以确保东方和平、伸张大义于宇内的帝国外交政策为依据，并与之采取同一步调”。这就再次表明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政策与其亚太政策紧密相关，并且是其中一部分。此外，在该文件的备注中还指出：“有关具体政策的制定，按照惯例，根据需要，须经对满蒙实行策案审议委员会、对满金融审议委员会和日满产业统制委员会的讨论，其中特别重要的事项，应经阁议决定。”再次重申了日本对伪满洲国的决策机构。
日本政府对于伪满洲国上述“委员会”的决策机制，便于发挥各机关的合力，也利于达到对外政策上的统一，故为后来日本的亚太政策创造先例。1936年起广田内阁为主要审议对中国的华北政策而设立的“时局委员会”，1937年起近卫内阁为审议对华经济而设立的“第三委员会”，以及1942年东条内阁设立的“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等决策机构，均源于此。
上述“八八决议”还规定了日本对于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方式：“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帝国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本官吏进行实质性的指导。……为了使日本官吏成为活动中心，便于统制，决定保持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现行体制。”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在中国东北实行的是“四头政治”，即关东厅、关东军、领事馆和满铁。1932年8月8日起，武藤信义大将任关东军司令官，兼任关东长官和“驻满大使”，日本开始实行“三位一体”制，实际上是由关东军司令官统一了上述“四头政治”。这个文件就是对于上述以关东军司令官为首的“三位一体”的统治体制在一周年之后的再次确认。
在统一了中国东北当地的“统治”体制以后，日本中央政府内部对“满洲国”的决策机构，虽有各种“委员会”的存在，但实际上执行起来仍是政出多门，陆军、外务、拓务省之间的矛盾也未能消解，极其不利于决策与实施的协调与统一。为此，日本政府随后又进行了对在“满”机构的调整。经过各方的争议，1934年9月14日，冈田内阁阁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对满有关机构的文件》，决定在中央政府设立“对满事务局”；废除关东长官，将“三位一体制”改为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特命全权大使”的“二位一体制”。12月26日，日本以敕令第347号公布了《对满事务局官制》。日本至此完成了在“满”体制的改革，直到“大东亚战争”的爆发。
1934年3月1日以后，溥仪称帝、伪满洲国被改称了“帝国”。此后，日本即以中央政府的“对满事务局”和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的“驻满大使”，来实施对伪满洲国的殖民统治。不同于此前在中国台湾地区与朝鲜的直接殖民统治，即总督府与台湾军、朝鲜军，日本对于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的这种间接而独特的殖民主义统治方式，被其自称为“挂羊头卖狗肉”。其对于后来日本政府在侵华战争期间设立“兴亚院”与太平洋战争期间设置“大东亚省”，以及日本对汪伪、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傀儡政权的统治，均提供了借鉴与范例。
综上所述，一战之后的1920年代，日本通过两次“东方会议”，确立了以奉系军阀作为代理人来确保与发展“满蒙权益”以及不惜分离满蒙的政策。九一八事变前夕，关东军已经构想了由日本人来统治并最终占领满蒙的方案；发动事变后，关东军与陆军中央迅速共同确定了占领满蒙后扶植中国人傀儡政权的方针，并在侵占东北三省之后，以逼签的“日满密约”而成立了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斋藤内阁以“焦土外交”和逼签《日满议定书》的方式，承认了伪满洲国，并为此悍然退出了国际联盟；此后又以“八八决议”确立了统治伪满洲国的政策与体制。冈田内阁时期又确立以“对满事务局”和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的“驻满大使”，来实施对于伪满帝国的殖民统治。总之，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于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构想与实践，为十五年战争期间对于中国及亚太地区的继续统治，提供了范例和借鉴，具有开端与启后的重要历史意义。1941年9月18日，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十周年、“大东亚战争”即将爆发之际，担任第三次近卫内阁陆相的东条英机，就在“纪念满洲事变十周年”的讲演中宣称：“作为皇国重大使命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先驱，不言而喻应是满洲事变。”
附本文题录
1. 臧运祜：《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殖民统治中国东北的构想与实施》，《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4期。
2. 臧运祜.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殖民统治中国东北的构想与实施[J].社会科学辑刊，2021（04）:131-139.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2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