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章憎命达，多难出大师
章开沅先生在史学领域既无家学渊源，亦无宗师引导，而之所以能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卓然自成一家，实因其所处之时代，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内外交患、多灾多难的转型蜕变之期。而章先生与时俱进，对于时代的艰辛、历史的吊诡，感同身受，铭骨刻心；由是在近代史研究中，触史生情，有感而发，笔下风雷动，胸中块垒平。一代史学大师，实由时代多难、命运多舛而生。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近代最艰辛的一场苦战。尚是少年的章先生与其家人沦为难民，逃难到四川，而后又因家贫，与兄姐离家远赴江津国立九中就读（该校对于沦陷区学生，有“贷金”维持生活）。又因喜爱文学，模仿鲁迅笔法抒写散文，而为国民党顽固分子所迫害，勒令退学。“田园牧歌似的中学生活就这样戛然而止。然而九中在我心中依然保持着永恒的美好回忆。因为那里留下了我天真无邪的童年和少年的梦”。（1）
抗战惨胜，章先生随西迁的难民返乡，以已之努力，考上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开始了其历史研究的生涯。而且遇到了名师——美籍学者贝德士先生的指点。时至今日，章先生还时常怀念：“金大历史系对中外近现代史的重视，与强调兼学其他社会科学课程（如社会学、经济学等），这两方面都堪称开国内风气之先。我一生治学之稍有所成，或多或少得益于此”。惜乎好景不长，内战使中国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章先生出于对国民党独裁腐败统治的不满和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毅然放弃学业，投奔解放区，并随大军南下武汉，成为华中师大历史系的青年教师。
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章先生在教学之余，矢志近代史研究，并开始崭露头角。老一辈学者杨东莼、黎澍慧眼相加，1963年将先生借调到北京，参入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的筹备工作，使先生有了一个前有未有的近代史研究的条件和视野，前景似乎看好。但文章憎命达，此时，已是极左思潮暴涨之时，而先生又以史家之良知，对戚本禹武断专横地评李秀成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看法，捋了虎须，何能得免？逐出京城，“回鄂接受批判”——。
多难兴邦。多难兴学。二十世纪，中国前五十年的内外战争，后三十年的极左运动，创痛巨深。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面对这满目疮痍的历史，都不得不发出一个“为什么？”的反思。而章先生作为饱经其难的史学家，身体神会，感悟泉涌。在改革开放——这迟来的“科学的春天”中，“学术界和其他各行业一样，人们备受压抑而又积蓄甚久的积极性，像埋藏在地下的泉水一样突然喷涌而出。这也是我一生之中精力最为旺盛而成果也最多的时期。继合编《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许多论文。”而时代磨难的烙印在这些论著的字里行间灼然可见。如正因对抗日战争这一民族的灾难体悟深切，章先生通过其恩师贝德士档案的整理，为日军南京大屠杀提出了铁证，并亲自率团到日本、台湾，唤起当地人民的正视与警惕。同样，因对极左政治对史学的强暴，目睹身受，痛定思痛，感慨良多。“十年浩劫期间，由于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许多人（包括我们史学界）或多或少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内心的痛苦自然难以言说；而科学的尊严也受到肆意践踏，其痛苦更有甚于自已在人格上所蒙受的羞辱。这样的沉痛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警醒过来吗？”。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先生常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来教育弟子，并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不是政治的婢女，更不是金钱的奴仆。——勇敢地迎接权势与金钱的挑战吧。史学与史学家们”。杜鹃声声皆带血，不信东风唤不回。这些呼唤因浸润了先生多舛之个人遭际和民族多难之历史，所以格外凝重，发人深醒。
先生少年失学，青年辍学，中年挨批，命运坎坷多劫难。而最终“庾信文章老更成”，以其数十年磨难之体悟，厚积晚发，一鸣惊人。正如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1992年5月24日授予先生荣誉法学博士时，其院长致词所言：“一位著名的美国的中国近代史学者曾经指出：‘章开沅教授无疑地是当代中国一位极为重要的学者和教育家，在世界上的历史学者与专家当中，他被评价为辛亥革命的学术带头人；在中国国内，他也是一位知名的深受尊敬的教育家，作为华中师大的校长，曾尽力促使该校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文科学中心’。——那些曾与章校长共事过的人们，一致认为他是一位显示‘勇敢的意志去阐明自由的价值’的品格高尚的人”。（2）对章先生的学术地位与影响作了客观的评价。一代学术大师，在历经经磨难后，卓然自立于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之巅。
二、转益多师，融会百家
章先生饱受磨难，少年失学，而能在百家争鸣，名家辈出的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卓然自立，开创流派，除了其天资颖悟之外，更重要的是先生之善于学习。前辈师长，同辈师友，境外友人，先生一一请益，集众之长，纳川于海。可谓是：转益多师为我师，融汇百家成一家。
先生对前辈师长虚心学习，涓滴不遗。先生自述少年读江津九中，“有两位语文老师对我影响较深。一位是姚述隐——我对中国文学史稍具常识，多半是得益于姚先生的熏陶。”；“另一位是朱彤——朱老师把我对文学的兴趣从古代吸引到现代，并且促使我更加关切与同情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我们还有一位很出色的英语老师赵宝初。——在他的启发下，我热衷于读英、法近代文学作品，增强了对于西方文学史的了解；同时也酷爱做英语语法图解练习，虽在失学失业四外流浪之际仍乐此不疲。我的英语现今勉强可用，应该归功于赵老师诱导有方”。中学的这些老师给善于学习的章先生奠定了牢实的文史、外语基础。
先生进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学习仅二年，但先生认为由于贝德士教授“严格的训练，使我们在养成良好的学风方面受益匪浅”、“我一生治学稍有所成，或多或少得益如此”。
从金大辍学后，先生就告别了学生生涯，而在历史教学与研究的实践中，开始了转益多师为我师，从与前辈师长的工作接触中观察与学习的生涯。如黎澍“特别强调学习中西哲学以丰富思想的必要，这也对我此后的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如杨东莼：“东老的工作作风极为细微深入，属学者型而又无书生气。——东老见多识广，交游面特宽——这些活动不仅有助于当时的工作，而且也有助于我此后的资产阶段研究”，“正是由于他们的关切与支持，使我在北京得以结识许多学识丰富的师友，会见许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相当地位的重要当事人，阅读许多珍贵的文献史料。这不仅使我大开眼界，而且为此后的治学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如钱基博：“钱老使我最为倾慕的是他的恢宏的学术气象。——其学术魅力在于淹博，在于会通以至形成通识。学术境界有高低之分，专而狭则易流于 琐碎文学，唯有博通古今才能成一家之言”，这种恢宏的学术气象不仅为章先生所继承，而且钱老“注意从门径上指点学生，特别是注意方法与能力的训练”的方法，也成为章先生培养学生的重要方法。
对同辈师友，章先生也注意请益问难，淘金掘铜，融为一炉。在众多师友中“相较而言，与我相知最深、合作最密的同辈学者，还得首推（林）增平。这不仅是由于地区邻近，志同道合，而且还由于在性格上也可以互相补益。所谓性格互补，并非只限于通常所说的个性，还包括学术风格与路径。林公憨厚而我豁达，林公扎实而我开放；林公长于细密而我追求宏观，林公旧学根底深厚而我略知西学。——他常侧重史料考订，我则更为致力理论诠释。他的论著端庄凝重，条分缕析；而我则行文不拘一格，间或流于偏锋。”先生与林公增平互相推重，携手合作，成为近代史研究领域中著名的“林章配”，不仅合作出版了三卷本的《辛亥革命史》，而且还合作培养了一大批史学人才，“两湖地区年轻一代中国史学者群体的崛起，也渗透着我们两人的心血与精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合作的成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幅射到全国，其影响且已为众多海内外同行学者所认知”。除林公增平外，陈庆来、陈旭麓、李时岳等都是章开沅先生推重与切磋、请益的师友。如此转益多师，聚精摄华，一个史学的新流派——“开沅学派”已是呼之欲出了。
三、“章门”学术特色
在历经数十年的积累之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章先生与其麾下的“章门第子”开始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并以其新开辟的研究领域与研究特色而为人所注目，“其影响且已为众多海内外同行学者所认知”。其要点如下：
（一）新研究领域之开源
常有人将先生的名字错写为“开源”，这也许是因为章先生在近代史研究中开荆辟莽地开拓了很多新领域所致吧。在这方面“开沅学派”的“章门”学术特色确是不负此“误”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代史研究领域长期为“五朵金花”所囿。改革开放后，章先生以其过人的胆略与史识，顶着极左沉渣余沫的干扰，毅然地在近代史研究中筚露褴褛地开辟出了众多的研究新领域，从而在这些领域研究中印上了鲜明的“开沅学派”之标记。其首开之域就是辛亥革命史研究。
辛亥革命因涉及到国民党之历史功绩与该党众多元老之历史建树，故自解放以来即打入冷宫，少人问津。196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在武汉召开了学术讨论会，吴玉章致开幕词，级别可谓不低，但由此也可知其政治意义大于学术研究。即使如此，也好景不长，旋即“文革”妖风飙织，人们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噤若寒蝉，避之唯恐不及，何谈研究？而就在1976年“四人帮”甫倒台，“二个凡是”派依然执掌政权，继续推行极左路线之际，章开沅先生就应人民出版社林言椒先生之约，组织林增平、刘望龄、吴剑杰等人进行三卷本的《辛亥革命史》的写作，并于1981年10月之前全部出齐。填补了辛亥革命研究的空白。结束了辛亥革命在中国，辛亥革命研究在海外的历史。自此而后，辛亥革命史研究几成“开沅学派”之“专利”，凡研究辛亥革命者不借重“开沅学派”既有之成果者几稀。
“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这诗意的语言正是章先生在史学领域永无止境的远航之写照。在开辟出辛亥革命的研究领域之后，章先生又目光如炬，灼见到中国近代商会史研究之亟待开拓。于1983年带弟子马敏、朱英远赴苏州，整理苏州商会档案。不仅出版了《苏州商会档案选辑》，更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如马敏、朱英合著《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朱英《转型时期的国家与社会——以近代中国商会为主题的历史透视》、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等等。继辛亥革命史研究之后，商会史研究又为“开沅学派”再着先鞭，擎旗潮头。
上世纪九十初，章开沅先生在访美期间，接触到大量教会大学档案史料，认识到教会大学对我国近现代大学教育制度之形成实有其不容抹杀之外。于是，在1994年归国之后，即筹组教会大学研究室，召开了中国首届教会大学史研讨会，出版了一批学术著作。一些章门弟子更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中国现行宗教政策的反思，为崇仰正教，驱逐邪教提出了学术的论证与建议。
研究领域的开拓需有过人的胆识与才识，很多学者终其生，囿于某一领域内而无力外涉。章先生却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开辟了三个领域的研究，同时还分别在1987年与1995年率先主持了国际性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经济史、社会史的研讨会，在这三个领域也成为领军者之一。功力超群，实为罕见。
（二）注重史学之通识
历史是已逝的过去，它蕴含着过去的方方面面。这些方面的相互影响与运动，而造就历史。所以要探究历史的奥秘，就必须要对已逝的历史有一个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这就是历史研究中的“通识”。
对史家之通识要求，梁启超、章太炎、钱基博、陈寅恪诸大师莫不注重于此。梁言“作普遍史者须别具一种通识，超出各专门事项之外而贯穴乎其间”；钱语“基博论学，务为浩博无涯矣，诂经谭史，旁涉百家，抉摘利病，发其阃奥。”——。“通识”、“会通”、“淹博”、“总汇贯通”等都是前贤大师对治史者一基本要求。其词虽不一，然其意则一致，都是强调对历史要有一种整体的把握。要注意到历史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的互动与影响。章先生思接前贤，启予后学，淳淳强调：“梁氏所谓通识，也是就通史（普遍史）而言，但同样适用于整个史学研究。他强调的要发现‘甲部分与乙部分之关系’，实系一种泛指，既包括纵向的前后连续性，也包括横向的相互关联性等等，只有超越相关各类专史而以加以‘贯穴融铸’始能得之。我所接触过的一些老辈学者，经常强调纵通、横通、中外古今法、东西南北法，大抵都是这个意思。而时下一些海内外学者所运用的系列研究或系统学方法，如此亦有相通之处。据我切身体会，专则易入，通则始出。若无深入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所谓通识则如水无源，如木无本。但史家如缺乏通识，亦易流于支离破碎”；“太炎虽系自述思想变迁轨迹，但却可视为通识形成之一个案，且对史学家亦有重要参考意义。1949年以来，我国高校史学教育受前苏联影响颇深，专业分工过细，课程设置单调，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都较划一而呆板，所以很难形成严格意义的通识，80年代以来，始注意历史学科内部之中外古今相通，与历史学科同其他学科之相互渗透。但现今治学又多失之于功利主义太重，著述往往异化为晋升手段，或过于急切追求社会时尚，通识之意亦唯少数学者言之。而言者淳淳，听者藐藐，通识通才之难得更甚于往昔！但今后史学之发展，仍然呼唤通识与通才，有抱负的年轻学者需要继续朝这个方向努力”。
章先生对通识如此强调，并身体力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他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就提出“社会历史土壤说”，即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其历史土壤才能产生的。这个历史土壤就是历史总背景。就是整体历史观。就是史学之通识。而章先生作为“开沅学派”的创立者，金针度人，将此史学真谛传授于弟子，形成其学派的醒目特色。
如马敏、朱英的商会研究就突破了经济史、社会史专门史的樊篱，而从通识眼光看到商会与“传统与近代”过渡中官、绅、商、学之间复杂的粘连，以及这种粘连所体现出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
又如章门弟子罗福惠在章太炎研究、居正研究中都不囿于人物自身之思想、言行，而是“把一位历史人物的思想放在近代中国社会土壤中加以考察”（3）。
再如章门弟子虞和平的商会研究，“特别注意过程中新旧质素的消长及其相互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特别可贵的是，他不仅从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来考察、剖析商会，而且还把中国商会放在更为广阔的世界范围中来加以观照”（4）。
还如章门弟子桑兵之庚子勤王研究，“截取历史一个断面，从不同角度展开对同一事件的多方位、多层面探究，相关人事错综复杂，互相纠葛，无论从任何一面入手，均须牵涉其他各面。而有关史料必须前后左右互为参证，才能彼此贯通，形成线索条理，进而透视表象，显其本真”（5）。——
这种通识、会通实际上就是“努力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用全人类和大史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历史”。由章先生之耳提面命，弟子循径躬行，注重通识的大史学理论亦因之成为“开沅学派”醒目之徽标。
（三）注重中观研究方法。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注重中观之研究，是“开沅学派”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所谓中观研究，就是在类型性的定性宏观研究与具体个案的微观研究之间的研究。就社会层次而言，注重中间层次；就社会整体而言，注重中间群体；就全国缰域而言，注重省际地域。这类中观研究，既能弥补类型宏观研究易流于粗疏之不足，又能避免个案微观研究易走入琐碎之弊病。而同时，他既需要从宏观整体把握历史的功力，也需用个案微观的定量分析来说明中观的历史真谛。这种研究方法，综合了类型宏观与个案微观之所长，弃其所短，尤其贴合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历史中，中层社会堀起、中层社会群体作用增大，省际差别显明的历史真像。同时，也能对中国当代社会转型建设社会中产阶级、建设各类社会中介组织与群体、解决东、中、西部省际发展不平衡作出历史之镜鉴。
如章先生所言：“自1962年对张謇进行系统研究以来，也经常感到简单的阶级归类很难对过渡时代综错复杂的社会群体作出贴切的解释。”于是，开始了“张謇从下层社会群体向上层社会群体，从旧群体向新群体转化的思路”。群体的、集团的中观研究方法滥觞于此。而因极左思潮之压迫，直至二十多年后，才泉涌湍出，汇成巨波。
1983年8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讨论会”上，章先生作了“关于改进研究中国资产阶级方法的若干意见”的发言，整理后由《历史研究》发表全文。文中郑重提出并强调社会集团研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其要点有二：一：“集团研究可以作为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或个体研究与阶级、阶层研究）的中间层次。——多样性的充分展示，常使统一性的揭示更为确切与深刻”；二：“无论是人类社会或自然界，无论是社会或自然界的哪个领域和哪个侧面，其本身结构和研究方法都是多层次的。——我之所以强调集团研究的重要，目的也正在于使我们的认识和研究方法更加符合历史客观实在的多层次性”。
以集团研究为启端的中观研究方法，为章门弟子所传承，循途而进，扩而广之，成为“开沅学派”的重要标识。如马敏、朱英、虞和平对绅商阶层与商会的研究；赵军对日本大陆浪人群体研究；桑兵对学生群体与学堂、对保皇党群体研究；乐正对晚清上海居民心态研究；王奇生对留学生群体与民国县长群体研究；熊志勇对军人群体研究；王建辉对出版家群体研究；刘伟对晚清督抚群体研究；林济对长江中流的社会宗族研究；刘望龄对湖北近代报刊史研究；罗福惠对湖北近三百年文化社会变迁研究；宋亚平、江满情对湖北近代财政研究；高钟对湖北近代社会结构转型研究；彭南生对近代行会团体研究；饶东辉对工会研究；马小泉对近代地方自治研究；余子侠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学教育研究；——等等。都是从集团、阶层、群体、省域等中观角度切入，“力求贴近客观实在地陈述历史，进而在理论上寻求对历史的合理解释”（6）。而由于中观方法最容易抓住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两头不到岸”的特征与本质，所以常收事半功倍之效。章门弟子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头角铮嵘，锐气逼人，成果累累，实与其中观研究方法之得当有莫大之关联。
（四）诗意的历史
中国传统文化文史不分家。强调文章写作中：文无质则不传；质无文则不远。所以好的文章不但要有质，而且要有文，要有文彩，要有文华。但由于极左思潮猖獗时，强调史学论文的政治性，再加上大学教育中分科过细的影响，这种文质彬彬，互相辉映的文风传统，在史学研究中日渐衰微。严重影响到史学的传播与普及。而章先生开创的“开沅学派”以对历史“同情的理解”，以优美的文笔、文风，抒写的历史论文，不仅有质，而且有文，有一种历史的诗意，或者说写出了诗意的历史。形成一种历史的美感。
章先生学生期间酷爱文学写作，有“小鲁迅”之称。进入史学领域后，“常劝人治史要‘设身处地’”，即对历史有一种深入其境的“同情之理解”。在此基础上，再加上章先生的文笔功底，所以先生的学术论文，充满诗情画意，给读者一种美的享受。很多学术观点、警言妙句，有诗的韵味与格调。如“历史是已画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史家的天职”；“诗人与古人均形成超越时空的无声对话，亦即思想与感情的沟通，其贴近感正如‘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史学家唯有如此贴近自已的研究对象，才能形成真正的沟通与理解”——。这种发自内心的诗一般的语言，在章先生的文章中比比皆是。而且，如大师陈寅恪一样，章先生对于诗与史的关系十分重视：“诗中有史，史中有诗，即非史诗佳作，昔人诗词中亦有富于史识、史感者，读之可以增添治史悟性”；“（孟）浩然诗句之佳在于‘代谢’、‘往来’，有此二词，历史遂有生命，时间顿呈鲜活”——。而正是借助这种诗的治史悟性，借助于诗般的语言，“开沅学派”的史学文章，没有诘屈聱牙的文句，没有诲涩不通的辞章。注重文风，注重文彩，成为学派的家风与特色。
唐文权、罗福惠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每章标题对仗工整，有诗的意韵；马敏、朱英的《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书名就有琴音古韵，引人入胜；桑兵的《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全书文笔酣畅沉郁，大有寒柳堂遗风；——此外，如赵军行文之高屋建瓴；严昌洪为文之老道若拙；郭国灿文章之雄健开阔；虞和平文风之平实厚重；乐正文笔的轻灵洒脱；林济文章的飘逸秀丽；宋亚平笔扫千军，锐不可挡；熊志勇文如老吏，斩钉截铁；陈曼娜文风婉约，如山溪初出；张艳国笔力豪迈，似湍流暴涌；——总之，尽管数十名章门弟子文风各有所长，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注重文字的锤炼，注重文彩的张扬；注重文章之大气，先声夺人，高屋建瓴；切实做到了文如行云流水，行止有当；笔如巧匠丹青，浓淡自如。由是从“开沅学派”的史学论文中，人们读到了诗，看到了画，感受到了美，体悟到了史学的智慧与艳丽。
章门第子因秉师教，注重通识通才入不仅在研究历史中领军潮流，在创造历史不也不后人。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窥斑知豹，名师高徒，交相辉映，成史学之佳话。
章先生曾说：“为造就青年学者开路，为发展学术交流搭桥，这就是我的人生追求”。章门第子，不负师望，以学术研究和创造历史的骄人业绩使先生的希望得以实现。
注释：
1、章开沅《实斋笔记》诞学术纪念东方出版中心，1998，23页。以下引文凡未注出处者，均出自此书
2、转引自华中师大历史所编《莺花无际楚江头——章开沅先生七十华诞学术纪念文集》，武汉出版社，1996年，1页
3、唐文权、罗福惠著《章太炎思想研究》，华中师大出版社1986年，后记）。
4、虞和平著《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2页）。
5、桑兵著《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9页
6、章开沅、马敏、朱英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