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在接受采访。（宋汉涛摄）
章开沅先生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感言（根据视频讲话整理）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承蒙颁发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出乎意料，既感觉荣幸，又觉得惭愧，主要是因为自己觉得学无大成，贡献很少。
吴玉章校长也是我非常尊重的校长，是我最尊敬的革命前辈之一。我们编写《辛亥革命史》大型学术专著，三卷本，120万字，就是为了响应吴老的号召，因为他1961年在武昌开会的时候，鼓励我们“要写大著作”，所以我们就完成了。另外我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来叫历史系），关系就更加密切了。我在“文革”前后，曾经多次被北京邀请，长期借调工作，“铁一号”，就是清史研究所所在的“铁一号”，就变成我的家。每到礼拜天我都要到戴逸（清史研究所所长）家里面去蹭饭，有啥吃啥，毫无客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共同从事一个工作，就是中国近现代史――这个年轻的、新兴的、不成型的学科，我们把它建设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我们共同推动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共同推动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研究等等等等。一直到最后，戴逸主持国家工程大清史的编写，我们又是在一起共同战斗，前后有将近70年了。这70年之间，我们共同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曲折坎坷，同荣辱共命运，在晚年还在继续合作，所以我是多么想重新回到“铁一号”，回到我们那个最熟悉的环境，来跟老朋友聚会。但是因为手术刚刚做完，还没有完全康复，不能够寒冬远行，只能用视频来参与会议了，感到遗憾，抱歉。
我觉得这个荣誉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应该说这个荣誉是授予我们这一代同行学者的。因为好多好多大的工作都是集体做的。
我们这些20后、30后，生于战乱，长于战乱，没有机会如同老一辈学者师长他们那样关门读书，潜心治学。特别像我这样的，连大学本科都没有读完的，是革命浪潮把我们卷进了解放区，建国以后又被过早地推上了大学讲台。我们这一点学问都是边教边学、自我积累，自觉得底子很薄，因此从来不敢用人梯来要求自己，因为人梯是需要高度的，只愿为年轻人当铺路石子，让他们在学术生涯的道路上走得顺当一点，走得比我们更远一些。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能够真正做学问呢，完全是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等于是第二次解放，是学术青春的空前的焕发。我们同其他各界人士一样，都共同的参与了并且见证了改革开放伟大的全部历程。
从我自己来讲，1979年以后，有幸较早地走出国门，放眼世界，广泛交流。我用两句小诗概括我的平生，“环宇岂无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缘”。我的中外师友，遍布世界各地。我所参与并且推动的辛亥革命、张謇研究、南京大屠杀、教会大学史、商会中国现代化的研究，都陆陆续续地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我们桂子山这个小小的东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俨然成为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热络的平台。
最可喜的是学脉连绵，后继有人，一批又一批英才脱颖而出。他们在自己专攻的领域，实际上已经越来越超越我们这一代人。因为他们的起点比我们更高，研究的条件比我们更为优越，应该而且必然会在他们中间出现若干世界级的学术大师。
不要盲目地膜拜古人，更不要盲目地迷信和追随洋人，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当代中国学者应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这是我终身抱持的信念。现在我仍然把它作为最后的对后世的赠言。
谢谢大家。
▼ 章开沅先生颁奖词 ▼
章开沅先生，中国近代史学界之泰山北斗。他善为人师，言传身教，润物无声，桃李满天下；他勤于治史，勇于创新，在多个史学研究领域取得累累硕果，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国际，将国外教会大学史研究引进本土。先生不仅关注历史，还拷问“史魂”，以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积极参与历史的创造，并在近古稀之年潜心南京大屠杀研究，维护历史尊严。先生治史六十余载，至今笔耕不辍，心系史学繁荣以及用史学研究来推动社会进步、文明提升及至世界和平。“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无疑是先生在史学研究道路上漫漫求索的最好写照。吴玉章基金委员会经广泛征求意见，决定授予章开沅先生“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