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一个学者要抱有这样的信念才能做出好学问

章开沅在接受采访。(宋汉涛摄)

章开沅先生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感言(根据视频讲话整理)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承蒙颁发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出乎意料,既感觉荣幸,又觉得惭愧,主要是因为自己觉得学无大成,贡献很少。

吴玉章校长也是我非常尊重的校长,是我最尊敬的革命前辈之一。我们编写《辛亥革命史》大型学术专著,三卷本,120万字,就是为了响应吴老的号召,因为他1961年在武昌开会的时候,鼓励我们“要写大著作”,所以我们就完成了。另外我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原来叫历史系),关系就更加密切了。我在“文革”前后,曾经多次被北京邀请,长期借调工作,“铁一号”,就是清史研究所所在的“铁一号”,就变成我的家。每到礼拜天我都要到戴逸(清史研究所所长)家里面去蹭饭,有啥吃啥,毫无客套。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共同从事一个工作,就是中国近现代史――这个年轻的、新兴的、不成型的学科,我们把它建设成为一个成熟的学科,我们共同推动中国近代史分期讨论,共同推动太平天国革命、辛亥革命研究等等等等。一直到最后,戴逸主持国家工程大清史的编写,我们又是在一起共同战斗,前后有将近70年了。这70年之间,我们共同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曲折坎坷,同荣辱共命运,在晚年还在继续合作,所以我是多么想重新回到“铁一号”,回到我们那个最熟悉的环境,来跟老朋友聚会。但是因为手术刚刚做完,还没有完全康复,不能够寒冬远行,只能用视频来参与会议了,感到遗憾,抱歉。

我觉得这个荣誉不是给我一个人的,应该说这个荣誉是授予我们这一代同行学者的。因为好多好多大的工作都是集体做的。

我们这些20后、30后,生于战乱,长于战乱,没有机会如同老一辈学者师长他们那样关门读书,潜心治学。特别像我这样的,连大学本科都没有读完的,是革命浪潮把我们卷进了解放区,建国以后又被过早地推上了大学讲台。我们这一点学问都是边教边学、自我积累,自觉得底子很薄,因此从来不敢用人梯来要求自己,因为人梯是需要高度的,只愿为年轻人当铺路石子,让他们在学术生涯的道路上走得顺当一点,走得比我们更远一些。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能够真正做学问呢,完全是受益于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讲,等于是第二次解放,是学术青春的空前的焕发。我们同其他各界人士一样,都共同的参与了并且见证了改革开放伟大的全部历程。

从我自己来讲,1979年以后,有幸较早地走出国门,放眼世界,广泛交流。我用两句小诗概括我的平生,“环宇岂无真知己,海外偏留文字缘”。我的中外师友,遍布世界各地。我所参与并且推动的辛亥革命、张謇研究、南京大屠杀、教会大学史、商会中国现代化的研究,都陆陆续续地成为国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我们桂子山这个小小的东西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俨然成为一个国际文化交流的热络的平台。

最可喜的是学脉连绵,后继有人,一批又一批英才脱颖而出。他们在自己专攻的领域,实际上已经越来越超越我们这一代人。因为他们的起点比我们更高,研究的条件比我们更为优越,应该而且必然会在他们中间出现若干世界级的学术大师。

不要盲目地膜拜古人,更不要盲目地迷信和追随洋人,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当代中国学者应有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这是我终身抱持的信念。现在我仍然把它作为最后的对后世的赠言。

谢谢大家。

▼ 章开沅先生颁奖词 ▼

章开沅先生,中国近代史学界之泰山北斗。他善为人师,言传身教,润物无声,桃李满天下;他勤于治史,勇于创新,在多个史学研究领域取得累累硕果,把中国的辛亥革命史研究推向国际,将国外教会大学史研究引进本土。先生不仅关注历史,还拷问“史魂”,以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积极参与历史的创造,并在近古稀之年潜心南京大屠杀研究,维护历史尊严。先生治史六十余载,至今笔耕不辍,心系史学繁荣以及用史学研究来推动社会进步、文明提升及至世界和平。“历史是已经划上句号的过去,史学是永无止境的远航”,无疑是先生在史学研究道路上漫漫求索的最好写照。吴玉章基金委员会经广泛征求意见,决定授予章开沅先生“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章开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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