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1岁那年（1937），由于日军侵犯上海南京，逃难跑到四川。第二年秋天，以沦陷区学生身份进入国立九中，享受政府“贷金”待遇，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读到高三上。
九中位于四川江津德感坝，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乡村，除校本部（女生集中于此）是新建的简陋校舍以外，其余初中三个分部、高中一个分部都是利用山间古老的祠堂作为宿舍，再用竹片、泥土、茅草搭盖一些勉强蔽风雨的教室。但师资阵容和图书条件却很强，因为安徽大学迁入四川后无力复校，许多老师只有屈就九中教职，丰富的大学藏书也被我们这些中学生任意享用了。
整整5年，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自己孟浪的少年时代。丢人现眼的往事倒是甚多，可圈可点的业绩几乎全无。《长江日报》要我回忆小时候的情况，真是不知从何下笔，只有写琐事数桩，或许能引起今天青少年读者的若干兴味。
一、早就名列“老九”
初中时代，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小难民，从四方八面聚集在一起。当时还没有“三青团”，国民党也顾不上加强控制这些偏远的中学，我们倒是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中，既无父母的教导约束，老师也多少有些放任。渐渐地，在我们中间，自发形成了若干群体。有些年龄稍大的同学，结合在一起办墙报或演戏。有些同学或则由于是同乡、同学，或则由于是亲戚、世谊，也有自己的小圈子。还有些同学是从重庆保育院来的，他们的衣服被褥比较整洁，举止行为比较规范，但思想也比较正统，常常站在校方立场。他们很自然地形成一个稍微特殊的群体。可能是由于有些忌妒，也可能是由于不自觉地把对现实的不满发泄在他们身上，我们这些破衣烂衫的野孩子，常常怪腔怪调地学着他们唱：“我们的妈妈宋美龄，我们的爸爸蒋委员长。”好在那时政治斗争还未延伸到乡间中学，他们也确实较有教养，对我们“犯而不较”，所以大家还能和平相处。
由于我在这个以安徽人为主体的学校属于“外籍”，又无同学、亲友可资联络，遂成为游离于上述群体之外的边缘人物。但类似我这种情况的孩子也不甘寂寞，同班大约有10人也常常泡在一起，课余或爬山游水，或抓鱼摸虾，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倒也有若干生活情趣，几乎忘记祖国大片土地上仍有炮火硝烟。
我们这10个孩子毫无团体观念，相互之间并无任何约束。但有一天晚间突然产生通过比武排定位次的念头，于是跑到校外一个山坡上摔跤。那些大孩子各个能武善战，很快就取得老大、老二、老三之类的显要名位。我年龄最小，发育不良，瘦小体弱，加以从来没有与人打架的经验，所以一次又一次被摔倒在地，眼看从老四到老八的名次都被别人抢走了。最后只剩下我与一个曾患小儿麻痹症的孩子比武，好歹总算赢了，此后即被称为“老九”。不过当时大家毫无争权夺利之心，也缺乏上下尊卑观念，所以虽然名列第九，并无任何“臭”的感觉。
二、探寻“鬼火”秘密
我们这十来个孩子，在班上虽然属于“非主流”，但倒也循规蹈矩，认真听课，并非“为非作歹”之徒，所以老师多能给以宽容。课外时间，清贫的老师忙于全家的生计，除早晚自习雷打不动外，其余任凭我们自由活动。那时的农村，连电灯都没有，晚间只有其光如豆的桐油灯盏照明，自然谈不上听广播或看电影。所以只要不是下雨天气，我们这些“大自然之子”，晚间就寝以前多半要跑到宿舍附近山林间嬉戏。
由于我们住在祠堂，所以附近山坡都是大片大片的坟地。白天，特别是晴好的冬日，我们总爱躺在坟头草地上晒太阳，仿佛美国阔佬冬季总爱到夏威夷沙滩上享受阳光的温暖。晚间，特别是炎热的夏夜，我们常常坐在坟边看星星，吹口哨（唤风），讲鬼怪故事。我们年龄太小，而且与家庭隔绝，对什么是死亡很难有所理解，常常觉得这些坟内的人们仍有感应，可以与我们友好相伴。
但是也并非完全没有恐惧之感。夏夜结伴在野外游玩时，经常看到远处有一团一团的绿色光焰，浮移不定，或聚或散。我们已学过自然课程，一知半解地认为可能是尸骨所含磷质挥发现象，但也有些孩子认定是“鬼火”，并列举其某些长辈的亲身经历作为证明。于是我们决定玩一次考察性的游戏，办法是白天在鬼火出没的山头插一块画有暗号的木片，晚间轮流去取回木片，并报告考察鬼火的实情。也许是大孩子们“耍奸”，决定此次行动一反常规，改为由小到大轮流前往。但“耍奸”中也流露出几分忠厚，考虑到“老十”晚间行走不便（两腿长短不一），便由“老九”首先出马。
我从未受过“第一”优先待遇，对此自然受宠若惊，而且这个游戏又是如此有刺激性，便高高兴兴答应了。幸好我去的那个夜晚月明星稀，轻轻松松便到达目的地，拿起木片然后去考察“鬼火”。我发现“鬼火”并非从坟墓中散发，而是在附近池塘边和洼地里漂移。我走近那些闪着星星点点光焰的“鬼火”，伸手想抓点什么好回去交差，但笨手笨脚又有点胆怯，只有两手空空（除了那块作为信物的木片）回来。
去时由于太兴奋，竟忘记害怕。回来时莫名的恐惧却陡然袭来，无常、牛头、马面之类的影子仿佛就在近旁。微风吹得竹林沙沙作响，行走间自己脚跟着地的嚓嚓声仿佛有人追随，你走得快，他走得快，你走得慢，他走得也慢，简直是紧跟不舍。我硬着头皮前行，或干咳数声，或唱歌壮胆，但就是不敢回头张望。及至跑回宿舍附近，已是满身大汗，衣裤全湿。木片已证明我的诚实和勇敢，“兄长”们对我慰勉有加，尽管此行未能解开“鬼火”之谜。接连几天，“兄长”们纷纷出动，但大多徒劳无功如我。直到有一天，“老大”或者“老二”带回一粒“鬼火”，竟是一个萤火虫，这才恍然大悟。此后，我们经常玩这种又害怕又有趣的游戏，而且每次夜行人回来，总要编织若干途中所遇恐怖故事，并且夸说自己如何如何勇敢。
我不大相信“兄长”们勇敢的故事，却又没有足够的勇敢去摸摸他们的衣裤汗湿了没有。
三、“老马”与“俾斯麦”
“老马”是我们初中数学老师兼班主任。
他并不姓马。只是由于爱唠叨，经常说“我是一匹老马呀，你们都是小马”，于是我们就在背后喊他“老马”，以致现在把他的真实姓名都忘记了。只记得他是北师大毕业的，带河北乡音，经常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印丹士林长袍，朴实而又和蔼可亲。
管理这些离乡背井年幼难民学生很不容易，除学习外，衣食住行乃至健康、游戏都得操心，何况生活条件又是那么艰苦。记得有次高中几个大同学惹怒了江边船户，帮会和某些歧视外籍人的本地人士乘机联合起来，鸣锣聚众，揭竿而起，高呼“我们上流民族（四川人自称）团结起来，把下流民族（指外省人）赶出去”！他们酝酿攻打我们的高一分部（男生），我们初一分部虽未在外惹事，但由于距离高一分部太近，大有殃及池鱼之忧。“老马”非常担心，关紧祠堂大门，作各项应急准备，向我们谆谆告诫：“我是一匹识途老马呀！你们都是小马。年轻人火气旺，好胜心强，容易闯祸，吃亏的还是自己。”这次我们倒没有偷偷取笑他的口头禅，而是久久记住他那慈祥而又凝重的面容，一直到今天。
每逢想起这位老师，我都深感内疚。我们不该给他起“老马”的绰号，反而忘记了他的真实姓名。常常向年轻人絮絮叨叨地讲自己的人生感悟，年轻人多半会礼貌性微笑着聆听，但如今我也早已成为“老马”了，那些曾经追随我的“小马”们背后又会如何调侃我呢？
“俾斯麦”是我读高三上时的世界史老师，还兼我们高一分部训导主任。他本来好像姓魏，山东人，身材魁梧，声音洪亮。德国铁腕宰相俾斯麦是他在课堂上推崇备至的大英雄，而且把Bismarck念成乡音浓郁的Beismarkai，所以我们便称之为“俾斯马凯”。在课堂上，除了用山东腔调念外国名字常常引起我们窃笑外，他确实讲得枯燥无味。但是，他的到来显然是有政治背景的，因为高一分部是九中学潮的策源地，而我们高三上又被认为是最调皮捣蛋的班。
当时我还不满17岁，正处于躁急好动的青春。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政府加强对于各级学校的控制，就连僻处乡间的九中也不能幸免。宪兵、特务、三青团出没于校园，学生的不满与抗议日益增长，我的田园牧歌式的童年生活也就随之结束，而且成为“俾斯马凯”们眼中的“害群之马”。其实我当时毫无政治认识，只是由于爱发牢骚，又曾在墙报上发表过两幅批评学校当局的漫画，便被他们认为是可疑分子，必欲除之而后快。
有一天，“俾斯马凯”利用他上课的时间，突然拖长山东腔调宣读我的一篇“周记”（学生每周写一篇日记，交给语文老师批改）。我自幼爱好文学，作文一向得到老师好评，却没有想到此次居然因文惹祸。我在周记中描写有一群白鸽在蓝天飞翔，不时把悠扬的鸽铃声洒布人间，有人讨厌这鸽铃声干扰清梦，于是用吆喝、挥舞竹竿乃至施放火铳等方法加以驱赶，但是鸽群依然在晴空遨游如故，悠扬的鸽铃声继续洒布人间。“俾斯马凯”读完我的作品之后，突然大声问道：“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认为这里不自由吗？”最后他把“铁腕”一挥，以雷霆万钧之势怒吼：“要自由就到莫斯科去！”
犹如一记闷棍打得我晕头转向，因为僻处乡间连报纸都看不到，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国共纷争”“皖南事变”之类热点新闻，连延安都不清楚，怎么会想到要投奔莫斯科去拿卢布。我刚结结巴巴为自己辩护了几句，马上就有少数几个同学对我进行“围剿”，包括那位曾经在宪兵团当过号兵的已二十多岁的班长，他们当场揭发我何时何地还讲了些什么，写了些什么，画了些什么，总之都是别有用心，并非年少无知。我只能以沉默表示抗议，其余的同学则成为“沉默的多数”。幸好批判者只寥寥数人，而且除班长外都缺乏慷慨激昂的情态。“俾斯马凯”仿佛怒气渐消，吩咐我重新坐下听课。我的头脑乱哄哄，根本不知道他后来讲些什么，只听见“Beismarkai”的名字不断在远处呼叫……
就在这学期结束时我被勒令退学，此后从一个难民学生变成孤苦伶仃的流浪儿……
50多年已经过去了，往事如烟，岁月早已化解了昔日的恩怨，我不知道“俾斯马凯”先生是否仍还健在，是否还记得当年我这个孟浪少年。我真想听您再说一声“Beismarkai”，老师！
本文原刊：《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