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每周两天做学问？
担任校长数年，留下一些故事，成为人们谈资。这本是极平常的事，但有些偏偏传到了我耳朵里，甚至还有好奇之人来向我求证。人生经历很多事，说过很多话，有时或许给别人留下了印象，而当事人则转身即忘。加上我已老迈，有些事情已经记不清楚，因此，有些事，我也不能确证究竟是别人谈论的准确，还是自己的记忆准确。因此，本篇所述，与其说是澄清别人的口述，还不如说是以别人的口述为引子，对任校长数年往事的一点补充。
有一种说法流传很广：我在当校长期间，坚持每周有两天时间做学问。其实，这一说法似是而非。
当然，空穴来风，其来有自。因为我本无心当校长，只想做一个历史学者，因此，在上任之前，我向教育部提出了几项要求。其中的一条，是我只做一任，另一条，是每个星期要允许我有两个半天时间做学问。教育部都答应了。
但是，这两条后来都没有落实。大概是对我在第一个任期内的工作还比较满意，到任期届满时，他们不愿意让我退，要求我再做一任。至于每周两个半天科研时间，更是无法兑现。
开始时，我坚持要有两个半天做学问的时间，甚至妄想在办公室门口挂上牌子，免受打扰，但做不到。
为了保证那点可怜的做学问时间，我也曾试图躲回家里，不去办公室，但人们就找到家里来了。办公室未能变成做学问的书房，书房却变成了办公室的延伸。
到最后，我只好利用每天早上四点到八点这段时间做点学问，其余时间，都用来处理校务。每天早上四点到八点，就成了我做学问的“黄金时间”。
因为我唱了“每周要有两个半天做学问的时间”的高调，在校内还曾经引起非议，成为有些人攻击我不好好当校长的证据。其实，在中国的高校，是没有办法保证校长每周有点空余时间做学问的，我也很快妥协。
清晨做学问当然很享受，但也带来一点问题，那就是到校部上班的时候，总有一段时间特别困倦。我的太太最担心的，就是我在开会时打瞌睡。但也很奇怪，虽然有一阵子昏昏迷迷，但过了之后，又清醒了。在我自己的记忆里，没有因为我打瞌睡而影响工作过。至于是不是我曾打了瞌睡但别人不好意思说破，那就不得而知。但至少没有误过事。
在此过程中，我也渐渐总结了一些休息的小诀窍。一种是“换工种”。同一种事情做得时间长了，人会很疲劳，而经常变换一下工种，则可以达到休息的效果。比如说，做学问与处理校务，就可以变成互为休息。学问有不同专题，校务有不同类别，不同专题的学问间的转换或不同类别的校务间的转换，也可使大脑得到一些休息。另一种是“动中求静”。这是我的妻弟传授给我的，他是一位资深大夫。据他讲，人并非躺在床上不动才能休息。虽在处理各种事务，但通过心灵的调节，达到一种宁静的地步，这就是动中求静，可以节约很多能量，达到休息的效果。我常用此法，获益良多。
当然，由于每天能够做学问的时间只有早上四点到八点，并且这一时间也经常无法确保，因此，当校长的那些年里，出的学术成果不多。专题论文写过一些，著作则只出了两本。《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一书完全是在每天的治学“黄金时间”里完成的。80年代有文化热，现代化也成为一种热潮。我那时有意促成现代化研究，主编“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离异与回归》作为丛书之一出版，可以说是我在时代思潮下思考近代历史的一点心得。
任校长期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是《张謇传稿》，但此书其实是我在60年代的旧作。不过为了修改此书，我请了半个月假。因为书稿已在箱底沉睡多年，我需要有点时间重新寻找感觉，让身心都从现实中游离，去和张謇再次对话。
为此，我去了南通。接待我的是已经退休的曹松坡副市长，他家的先人，是在张謇家做过事的，因此对张家有种特殊的感情。曹先生将我安置在一个职业学校的招待所。这所学校在城乡结合部，招待所外面就是一片很大的菜园，一派农村风光。最大的好处，是离啬园（张謇的墓园）很近。曹先生对我说：“你写累了，就可以到啬园走一走，坐一坐。”
那是1985年深秋，小招待所客厅摆满了菊花。很安静，客人只有我一个，菊花归我一人欣赏，食堂也是我一个人吃饭，虽无大鱼大肉，但做得很精致。晚上连工作人员都回去了，一幢楼只剩我一个人。我往往独自漫步啬园，或在墓前石椅上小坐，静穆之中，仿佛张謇就出现在眼前。
那真是一个难得的写作佳境。但半个月的时间毕竟有限，无法做太多修改。不过思路是完全理顺了，把社会群体转型引入传记，经过进一步润色，文字也更加流畅了，但“左”的影响未能改尽，仍然残留了一些。
2、不同意的就不执行？
有校友说，我在当校长的时候，对于上级的指示和政策，不同意的就不执行。我知道，这么说的校友，是为了显示他们的母校出了一个有风骨的校长，是对我的肯定之意。我确实非常希望大学能够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对于主流体制，不要跟得太紧，而要有自己的步伐。但是，说句实在话，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大学校长，不可能真正做到“不同意的就不执行”。大概比较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不为”的情况，大致有三种。
一种是公开地对上级的某些不当的决策持保留意见。比如说上任之初，省里面提出来要将副校长王庆生“挂起来”，我就是坚决反对的。通过学校常委讨论，正式作出决定：尊重上级的处理，但我们并不同意。这其实是在履行党员的义务。因为根据党章，党员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
一种不为是阳奉阴违。比如，当中国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时，苏联曾经批评为“自由化”。曾几何时，国人自己也用上了这一词语，在80年代以后出现过几次“反自由化”的运动。接到这种文件，我总是应付了之，事实上并没有反。因为我校完全没有“自由化”可反。
一种是在内心抵制。很多事情，由上到下布置下来，虽不尽合理，但学校必须执行。对于这种事情，我只能消极抵制，做不到“不执行”。比如说，有所谓“职称改革”，表面上是提高党政人员的积极性，允许党政人员往教学方向靠，结果很容易造成党政人员在“政”与“教”两边都想捞好处，或者哪边对自己有利就往哪边靠。我深知其弊，因此对此事从来不亲自动员，以示有所保留，但这不等于华师没有从事“职称改革”，也不等于“职称改革”遇到很大阻力，因为客观地讲，能够真正“不为”的空间不是太大。但至少有一点，我力求保持清醒的头脑，凡事有自己的判断，不是整天跟着“指挥棒”团团转，对很多事情，确实也有所保留。我有一个为人的底线：绝不说违心的话。我的有些不为，虽属于消极抵制，事实上是在坚守这一底线。
与对上级指示“不同意就不执行”相似，我与有关官员的交往，也被有些校友编成“段子”，在坊间流传。比如说，有一位校友，在其教案里面写着如下故事：
某年月日，教育部部长约章开沅校长参加一项九点开始的活动，章开沅八点五十就到了，部长九点十分还未到，于是章开沅起身走了。部长当时很生气，但后来又给章开沅打电话，说：“章先生，您是对的。”
我想，这位校友讲这个故事，肯定是为了教育学生要遵守时间。这一故事，确实有原型，但校友所述有点不准确。
此事其实发生在我任校长之前，约见我的，也不是教育部的部长，而是教育部的一个司长。那位司长到华师来办事，顺便约了一批年长一点的，有点影响的教授座谈。教授们都提前到了校部。去了之后，没有人管我们，好像我们可有可无似的，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安排了个地方，把大家领过去，却连门都没有打开，大家就站在那里。约定的时间过了，司长也没有来。我觉得太不像话，和校办的人说了一声，转身就走了，表示抗议。
很多年以后，我已经从校长任上退下来了，他也退休好几年了。不记得在一个什么场合，我们又见面了。他很诚恳地对我说：“章先生，有件事情，我不能不和你讲一下。很多年前，我到华师约见你，因我迟到，等我到时，你已拂袖而去。其实，那次不是我要迟到。”原来，那天下午，他本来只安排了和我们见面一桩事，但校方临时又强邀他去看另一“亮点”，结果就耽搁了半个小时。学校临时有安排，本也可以理解，但为何没有人解释一下呢？只要有句交代，我就不会走了。
倒是以下几则故事与我的记忆比较吻合。都是关于我和湖北省委领导人的交往。
一个和韩宁夫有关。我任校长期间，高校都没有正教授审批权，须在省里统一审批。我是文科评议组的组长。有一次，评议期间，教育厅厅长通知，晚上韩省长要请我们吃饭。
我说：“我们都想回去了，今天晚饭就不吃了。”
厅长问：“为什么呢？”
我说：“我对韩省长有点意见。”
厅长问：“什么意见？”
我说：“这当然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每次政府首脑请客，总是客人先到，主人后到。主人来的时候，客人们还要起来，夹道欢迎。究竟是谁请谁呢？”
厅长说：“你放心，会改过来的。”
于是，大家还是高高兴兴地去参加晚宴，看看是否真的会有所改变。果然，韩宁夫先到了，站在门口欢迎大家。
韩宁夫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应属同行。他亢直爽朗，就是大大咧咧，且易忘事，能够如此虚心改进，应予肯定。
一个和关广富有关。我上任之后不久，关广富到华师来与部分师生座谈。与会的学生比较拘谨，因此，有点冷场。有人提议：“请章校长开个头。”
于是我说：“在湖北历史上，最重视教育的还是清末的张之洞。在这方面，新中国以后主政湖北的官员，都还没有能够与张之洞相比的。”
我讲的是大实话，但缺乏必要的铺垫和修饰，因此关广富有点坐不住了，站了起来，满脸通红，不断踱来踱去。
陪他来的科教部长何界生赶忙打圆场：“章校长是学者，章校长是学者。”我不知“学者”是褒义还是贬义，但关广富毕竟坐了下来，脸上又恢复了笑容。
听说关广富回去之后，专门叫人向武汉大学的历史系老师询问：“章开沅为什么说解放后的湖北领导人不如张之洞重视教育？！”武大的同行如何向他解释，我就不大清楚了。反正这没有影响他与我的正常交往。稍后，他带领湖北省代表团参加十三大之前全国党代表会议，我忝列成员之一，而且是湖北高校的唯一代表，可见当时省委对我还是相当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