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口述自传(两岸中国学者第一次正式会晤)

1、“贵地出人才”

1949年以后,台湾海峡将两岸学者分开,30多年之中,彼此莫测高深。长期以来,尤其是文革结束以后,两岸学者在非正式场合的接触是有的,但正式的会晤,则直到1982年春才实现。

那一年4月初,北美亚洲学会在芝加哥举行规模盛大的年会,并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参加专门讨论辛亥革命的分组会,两岸都接受了邀请,并派出了比较强的学者阵容。大陆方面由胡绳领队,赵复三、李泽厚、李宗一和我同行,翻译是陈德仁。基本上由中国社科院的人员组成,院外人士是胡绳与我。台湾方面由曾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的秦孝仪任团长,成员为李云汉、张玉法、张忠栋、林明德,翻译则由其北美关系协调会就地派出。

我们在旧金山机场候机的时候,注意到有一群来自台湾的人,偶尔听其言语,即可断定他们就是台湾代表团的成员。他们也注意到了我们,似乎也猜测到我们就是大陆代表团。但双方都有些矜持,谁也不愿意首先伸出友谊之手,向对方道出第一声“你好”。

结果,虽然我们同机前往芝加哥,却毫无交流。暌隔30多年,两岸学者有机会“面对面”时,却是如此一幅景象,实在有些尴尬。如果双方都不是“抱团”行动,而只是个别相遇,情况肯定要好些。

在芝加哥棕榈宾馆安顿下来之后,东道主亚洲协会中国委员会热情周到,在唐人街一家叫做“第一楼”的中国餐馆宴请与会代表,为我们提供比较轻松的结识与交谈机会。为表示平等相待,宴设两席,每席各有主宾,一为胡绳,一为秦孝仪。

我不知道东道主事先是如何考虑的,胡绳为主宾的那一桌囊括了几乎全部两岸中国学者,而秦孝仪作为主宾的这一桌,却只有我作为大陆学者奉陪,其余全是美国人或其他西方人。经过餐前的接触,两岸学者大都已经淡化了初次相遇时的矜持,相互已经比较熟悉。加上胡绳平易近人,毫无官气,因此,他们那一桌,谈笑风生,非常热闹,令我羡慕不已。而我坐的这一桌则有些尴尬。

我被安排坐在秦孝仪旁边,作为礼仪非交谈不可,我也很想与他交流,但他可能还是过于矜持,或者由于在“先总统蒋公”身边工作太久,耳濡目染,深受熏陶,言谈举止让我联想起建国前那些国民党高官。我有一个怪脾气——小民怕官,不大愿意独自接触高层官员,能避开就避开。因此,虽然有些失礼,我没有主动和秦孝仪攀谈,而是与外国同行寒暄说笑。

秦孝仪不会说英语,与同席外国人又素不相识,可能感到有点冷落,于是乘我夹菜时询问籍贯、学历等。当我告诉他我原籍浙江,他显得很高兴,连说:“贵地出人才,出人才。”还举出陈其美、陈立夫、陈果夫叔侄、朱家骅、戴季陶等人为证,全是国民党高层。这些虽属客套,也属实情,但我感到似乎有些拉拢。

作为礼节,在他说完之后,我也向他请教籍贯。当他告诉我他是湖南人之后,我立即说:“湖南是风水宝地,地灵人杰。”并举出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为例,全是共产党高层。

他一听,知道我是有意开玩笑,便把话题岔开了。

我问他:“您想不想回长沙重新品尝火宫殿的臭豆腐?”

他略略沉吟,笑道:“现在恐怕时机还不成熟吧!”

我与秦孝仪的第一次交流,心存芥蒂,相互提防,实在说不上轻松愉快。但这不是两岸历史学者第一次正式对话的主流,因为胡绳那一席一直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散席后,我问李泽厚和李宗一:“你们那一席为何谈得如此热闹?”

他们告诉我:“主要是台湾学者打听故乡和亲友的情况,因此可谈的话题特别多。”

这种交流,为即将到来的学术讨论增添了一点亲切感。

2、革命性质之争

我们讨论的主题是“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七十年后的回顾”,双方学者都提交了论文,但对讨论的准备不够充分,因为我们都是在上午才看到对方的论文,而且只有英文稿,没有中文稿,那天活动又极频繁,来访者也很多。

拿到台湾学者论文的时候,胡绳对我说:“已经决定由你担任我方答辩人。”如此而已,别无他话。这是胡绳特有的大而化之的领导作风,对同事充分信任而又放手,绝不千叮咛万嘱咐,面面俱到。说实话,我很欣赏这种作风,只是得到通知有点迟了,赶紧将自己关在房内,认真拜读台湾学者的论文。虽然时间很紧,但大体上已心中有数。

我们的分组讨论预定在晚上九点开始,地点是棕榈宾馆的大会议厅。大概因为这是两岸学者第一次正式对话吧,许多人很早就前往等候。及至双方代表和外国评论员入场时,可容纳五六百ren的大会议厅早已坐得满满的,后到者只有坐在阶梯过道的地毯上。

两岸学者和外国评论人上台后,按英文姓氏字首顺序坐成一长排。我的座位在最左侧,与大陆其他学者完全隔开,无法随时交换意见,会上只有靠自己即席发挥。

根据东道主的事先安排,外国评论员逐一评述两岸学者提交的论文后,便由双方答辩人作出回应。

我首先答辩。由于英文口语早已丢生,赵复三见义勇为,主动为我翻译。他那一口地道的牛津英语,为我的发言大增光彩。

我的发言限定只有五分钟,还得包括翻译的时间,因此必须非常简练。除向评论员的中肯评述表示感谢外,集中谈了两点:

第一点,我发现两岸学者论文有许多相通之处,如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孙中山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如果台湾学者同意,我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丛刊》可以全文发表他们的论文。

第二点,张玉法主张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并批评大陆学者的“资产阶级革命说”,我不能同意。双方出现分歧的原因有二:一是方法论不同,一是资料运用有差异。

我的发言事先没有写成文稿,又未与赵复三交换过意见,但他即席翻译,译意确切,措辞典雅,所以有的海外报纸称赞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多次博得热烈掌声。

接着台湾方面由张玉法答辩。由于我明确不同意他的“全民革命说”,他当然要作出回应。但可能也是由于英文口语业已生疏,他在答辩中,只是重复自己论文已经表述的几个要点。

随后是自由发言。台下听众提出问题颇多,张玉法和我都多次回答,台湾学者张忠栋等也曾起来答复质疑。我很希望其他大陆学者也能起立回应,稍微为我分劳,但他们始终平静地坐着,让我唱独角戏。

最后由胡绳和秦孝仪分别作总结发言。胡绳豁达大度,从总体上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秦孝仪的发言则显得意识形态比较强,说什么研究辛亥革命必须以“国父学说”为遵循云云。

末了,会议主席略致数语,肯定成绩并感谢大家之后即行散会,时间已是晚上11点。

平心而论,这次讨论不算深入,争辩也不是很激烈,双方都彬彬有礼,保持相当的克制。但双方能心平气和地讨论学术问题,这本身就是一大突破。

1982年会后,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前摄影

3、会后余兴

散会以后,我们原本还想与台湾学者个别交谈,不料立即被台下听众涌上包围,台湾学者则在秦孝仪率领下匆匆离去。唐德刚等华裔学者似乎兴犹未尽,龙卷风似地把我拉到楼上一间较大的客房,二三十人聚在一起饮酒畅叙,共庆会议圆满结束。

时间已过子夜,我正拟回卧房就寝,年逾古稀的华裔资深学者邓嗣禹又把我拉到他的房间,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今晚我一定要与你同饮。”随即拿出从东南亚带来的小食,与我边吃边谈。与邓先生交谈的内容我早已毫无记忆,但那浓郁的乡情与诚挚的祖国关怀令我心随酒醉。

等我回到自己卧房,已是凌晨两点多钟。

事情本来到此已经了结,但由于是海峡两岸学者的第一次学术交流,引起了海外众多中文媒体的关注。其中大部分媒体对大陆学者的表现给了好评,但台湾媒体则有蓄意攻击大陆学界的嫌疑。海外有些友人把台湾媒体的报道寄给我参考,免得我挨了骂还蒙在鼓里。

我读完之后,感到有正面回应的必要,以免以讹传讹,混淆视听,于是写了《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兼答台北学者》一文,在《近代史研究》上公开发表。此文主要是用大量史料从不同层面论证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时也用稍许笔墨批评了台湾有些媒体。比如,我在论文的开头全文引用了《中国时报》的一篇题为《辛亥革命当然是全民革命》的通讯的第二部分“六大理由证明它是全民革命”后,有如下一段评论:

“我不知道这篇通讯稿是否经过张玉法先生过目,但对照张氏提交会议的论文英文稿,以及我对会议讨论情况的回忆,它大体上是符合张氏发言原意的。报道中也有若干小的差错,这或许是通讯作者不甚熟悉中外史学界情况,也可能是手民误植,与张氏的论文和发言无关。同时,与会后其他台北报刊相比,《中国时报》这篇报道除了在大小标题上显示其倾向性以外,对双方发言内容的介绍尚属持平,这也是应该加以说明的。”

这一段话,表面是在肯定《中国时报》的报道比较持平,但同时也批评报道的作者不熟悉史学界情况,更重要的,是批评有些媒体在报道中歪曲事实,蓄意攻击。

我和张玉法“不打不成相识”,在芝加哥会议之后成为交流甚多的朋友。1990年,在香港开会的时候,我们早已“一笑泯恩仇”。1991年夏威夷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作为会议主席,杜维明想制造一个热点新闻,希望我们能重演芝加哥那一幕,多次“煽风点火”,想挑起我们两个争论。我们都只淡淡一笑,不上他的当。倒是有几位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争吵起来了。因为久保田文次有一个发现,孙中山早年有一个日本情人大月熏,并且还有一个外孙女尚健在。这个发现一发表,国民党党史会的学者们坐不住了,觉得日本学者简直是侮辱了他们的“国父”,因此面红耳赤地争了起来。我和张玉法仿佛隔岸观火,不发表任何评论。

我与秦孝仪和李云汉等人,也于1993年冬在台北重逢。昔日的芥蒂早已化解,他们称我是“芝加哥的老战友”,把酒忆旧,笑谈尽欢。

章开沅
章开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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