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贵地出人才”
1949年以后，台湾海峡将两岸学者分开，30多年之中，彼此莫测高深。长期以来，尤其是文革结束以后，两岸学者在非正式场合的接触是有的，但正式的会晤，则直到1982年春才实现。
那一年4月初，北美亚洲学会在芝加哥举行规模盛大的年会，并邀请海峡两岸学者参加专门讨论辛亥革命的分组会，两岸都接受了邀请，并派出了比较强的学者阵容。大陆方面由胡绳领队，赵复三、李泽厚、李宗一和我同行，翻译是陈德仁。基本上由中国社科院的人员组成，院外人士是胡绳与我。台湾方面由曾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的秦孝仪任团长，成员为李云汉、张玉法、张忠栋、林明德，翻译则由其北美关系协调会就地派出。
我们在旧金山机场候机的时候，注意到有一群来自台湾的人，偶尔听其言语，即可断定他们就是台湾代表团的成员。他们也注意到了我们，似乎也猜测到我们就是大陆代表团。但双方都有些矜持，谁也不愿意首先伸出友谊之手，向对方道出第一声“你好”。
结果，虽然我们同机前往芝加哥，却毫无交流。暌隔30多年，两岸学者有机会“面对面”时，却是如此一幅景象，实在有些尴尬。如果双方都不是“抱团”行动，而只是个别相遇，情况肯定要好些。
在芝加哥棕榈宾馆安顿下来之后，东道主亚洲协会中国委员会热情周到，在唐人街一家叫做“第一楼”的中国餐馆宴请与会代表，为我们提供比较轻松的结识与交谈机会。为表示平等相待，宴设两席，每席各有主宾，一为胡绳，一为秦孝仪。
我不知道东道主事先是如何考虑的，胡绳为主宾的那一桌囊括了几乎全部两岸中国学者，而秦孝仪作为主宾的这一桌，却只有我作为大陆学者奉陪，其余全是美国人或其他西方人。经过餐前的接触，两岸学者大都已经淡化了初次相遇时的矜持，相互已经比较熟悉。加上胡绳平易近人，毫无官气，因此，他们那一桌，谈笑风生，非常热闹，令我羡慕不已。而我坐的这一桌则有些尴尬。
我被安排坐在秦孝仪旁边，作为礼仪非交谈不可，我也很想与他交流，但他可能还是过于矜持，或者由于在“先总统蒋公”身边工作太久，耳濡目染，深受熏陶，言谈举止让我联想起建国前那些国民党高官。我有一个怪脾气——小民怕官，不大愿意独自接触高层官员，能避开就避开。因此，虽然有些失礼，我没有主动和秦孝仪攀谈，而是与外国同行寒暄说笑。
秦孝仪不会说英语，与同席外国人又素不相识，可能感到有点冷落，于是乘我夹菜时询问籍贯、学历等。当我告诉他我原籍浙江，他显得很高兴，连说：“贵地出人才，出人才。”还举出陈其美、陈立夫、陈果夫叔侄、朱家骅、戴季陶等人为证，全是国民党高层。这些虽属客套，也属实情，但我感到似乎有些拉拢。
作为礼节，在他说完之后，我也向他请教籍贯。当他告诉我他是湖南人之后，我立即说：“湖南是风水宝地，地灵人杰。”并举出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为例，全是共产党高层。
他一听，知道我是有意开玩笑，便把话题岔开了。
我问他：“您想不想回长沙重新品尝火宫殿的臭豆腐？”
他略略沉吟，笑道：“现在恐怕时机还不成熟吧！”
我与秦孝仪的第一次交流，心存芥蒂，相互提防，实在说不上轻松愉快。但这不是两岸历史学者第一次正式对话的主流，因为胡绳那一席一直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散席后，我问李泽厚和李宗一：“你们那一席为何谈得如此热闹？”
他们告诉我：“主要是台湾学者打听故乡和亲友的情况，因此可谈的话题特别多。”
这种交流，为即将到来的学术讨论增添了一点亲切感。
2、革命性质之争
我们讨论的主题是“辛亥革命与民国肇建——七十年后的回顾”，双方学者都提交了论文，但对讨论的准备不够充分，因为我们都是在上午才看到对方的论文，而且只有英文稿，没有中文稿，那天活动又极频繁，来访者也很多。
拿到台湾学者论文的时候，胡绳对我说：“已经决定由你担任我方答辩人。”如此而已，别无他话。这是胡绳特有的大而化之的领导作风，对同事充分信任而又放手，绝不千叮咛万嘱咐，面面俱到。说实话，我很欣赏这种作风，只是得到通知有点迟了，赶紧将自己关在房内，认真拜读台湾学者的论文。虽然时间很紧，但大体上已心中有数。
我们的分组讨论预定在晚上九点开始，地点是棕榈宾馆的大会议厅。大概因为这是两岸学者第一次正式对话吧，许多人很早就前往等候。及至双方代表和外国评论员入场时，可容纳五六百ren的大会议厅早已坐得满满的，后到者只有坐在阶梯过道的地毯上。
两岸学者和外国评论人上台后，按英文姓氏字首顺序坐成一长排。我的座位在最左侧，与大陆其他学者完全隔开，无法随时交换意见，会上只有靠自己即席发挥。
根据东道主的事先安排，外国评论员逐一评述两岸学者提交的论文后，便由双方答辩人作出回应。
我首先答辩。由于英文口语早已丢生，赵复三见义勇为，主动为我翻译。他那一口地道的牛津英语，为我的发言大增光彩。
我的发言限定只有五分钟，还得包括翻译的时间，因此必须非常简练。除向评论员的中肯评述表示感谢外，集中谈了两点：
第一点，我发现两岸学者论文有许多相通之处，如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孙中山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等。如果台湾学者同意，我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丛刊》可以全文发表他们的论文。
第二点，张玉法主张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并批评大陆学者的“资产阶级革命说”，我不能同意。双方出现分歧的原因有二：一是方法论不同，一是资料运用有差异。
我的发言事先没有写成文稿，又未与赵复三交换过意见，但他即席翻译，译意确切，措辞典雅，所以有的海外报纸称赞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多次博得热烈掌声。
接着台湾方面由张玉法答辩。由于我明确不同意他的“全民革命说”，他当然要作出回应。但可能也是由于英文口语业已生疏，他在答辩中，只是重复自己论文已经表述的几个要点。
随后是自由发言。台下听众提出问题颇多，张玉法和我都多次回答，台湾学者张忠栋等也曾起来答复质疑。我很希望其他大陆学者也能起立回应，稍微为我分劳，但他们始终平静地坐着，让我唱独角戏。
最后由胡绳和秦孝仪分别作总结发言。胡绳豁达大度，从总体上肯定了这次会议所取得的成果。秦孝仪的发言则显得意识形态比较强，说什么研究辛亥革命必须以“国父学说”为遵循云云。
末了，会议主席略致数语，肯定成绩并感谢大家之后即行散会，时间已是晚上11点。
平心而论，这次讨论不算深入，争辩也不是很激烈，双方都彬彬有礼，保持相当的克制。但双方能心平气和地讨论学术问题，这本身就是一大突破。
1982年会后，在华盛顿美国国会前摄影
3、会后余兴
散会以后，我们原本还想与台湾学者个别交谈，不料立即被台下听众涌上包围，台湾学者则在秦孝仪率领下匆匆离去。唐德刚等华裔学者似乎兴犹未尽，龙卷风似地把我拉到楼上一间较大的客房，二三十人聚在一起饮酒畅叙，共庆会议圆满结束。
时间已过子夜，我正拟回卧房就寝，年逾古稀的华裔资深学者邓嗣禹又把我拉到他的房间，用浓重的湖南乡音说：“今晚我一定要与你同饮。”随即拿出从东南亚带来的小食，与我边吃边谈。与邓先生交谈的内容我早已毫无记忆，但那浓郁的乡情与诚挚的祖国关怀令我心随酒醉。
等我回到自己卧房，已是凌晨两点多钟。
事情本来到此已经了结，但由于是海峡两岸学者的第一次学术交流，引起了海外众多中文媒体的关注。其中大部分媒体对大陆学者的表现给了好评，但台湾媒体则有蓄意攻击大陆学界的嫌疑。海外有些友人把台湾媒体的报道寄给我参考，免得我挨了骂还蒙在鼓里。
我读完之后，感到有正面回应的必要，以免以讹传讹，混淆视听，于是写了《关于辛亥革命性质问题——兼答台北学者》一文，在《近代史研究》上公开发表。此文主要是用大量史料从不同层面论证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同时也用稍许笔墨批评了台湾有些媒体。比如，我在论文的开头全文引用了《中国时报》的一篇题为《辛亥革命当然是全民革命》的通讯的第二部分“六大理由证明它是全民革命”后，有如下一段评论：
“我不知道这篇通讯稿是否经过张玉法先生过目，但对照张氏提交会议的论文英文稿，以及我对会议讨论情况的回忆，它大体上是符合张氏发言原意的。报道中也有若干小的差错，这或许是通讯作者不甚熟悉中外史学界情况，也可能是手民误植，与张氏的论文和发言无关。同时，与会后其他台北报刊相比，《中国时报》这篇报道除了在大小标题上显示其倾向性以外，对双方发言内容的介绍尚属持平，这也是应该加以说明的。”
这一段话，表面是在肯定《中国时报》的报道比较持平，但同时也批评报道的作者不熟悉史学界情况，更重要的，是批评有些媒体在报道中歪曲事实，蓄意攻击。
我和张玉法“不打不成相识”，在芝加哥会议之后成为交流甚多的朋友。1990年，在香港开会的时候，我们早已“一笑泯恩仇”。1991年夏威夷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国际研讨会上，作为会议主席，杜维明想制造一个热点新闻，希望我们能重演芝加哥那一幕，多次“煽风点火”，想挑起我们两个争论。我们都只淡淡一笑，不上他的当。倒是有几位台湾学者和日本学者争吵起来了。因为久保田文次有一个发现，孙中山早年有一个日本情人大月熏，并且还有一个外孙女尚健在。这个发现一发表，国民党党史会的学者们坐不住了，觉得日本学者简直是侮辱了他们的“国父”，因此面红耳赤地争了起来。我和张玉法仿佛隔岸观火，不发表任何评论。
我与秦孝仪和李云汉等人，也于1993年冬在台北重逢。昔日的芥蒂早已化解，他们称我是“芝加哥的老战友”，把酒忆旧，笑谈尽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