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北山康夫的承诺
大概由于我从事辛亥革命研究的关系，尤其是文革后期出版的小册子《辛亥革命前夜的一场大论战》的影响，在文革结束之后，我较早有机会与来华访问的外国学者接触，而这种接触，为我第一次出国访问提供了重要契机。
大约是在1978年春，日本的中国研究所访问团来到武汉，湖北省涉外办让我做接待工作。中国研究所是日本共产党的一个支派，不过后来和日共分裂了，被清除出来，属于对华友好的派别。这个访问团的团长研究陶行知，而我们学校正在偷偷编辑《陶行知集》（那时陶行知还是批判对象）。副团长北山康夫，原在奈良大学任教，已经退休。北山参加过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辛亥革命研究班”，对清末民初的会党有研究。
这个团的翻译，是我所尊敬的范文澜先生的孙女。范女士的日文很好，也很幽默。她说：“章先生的名字我们都知道。”又说：“我原以为您是一个辛亥老人呢，没想到还不是很老嘛。”
在与北山交流的时候，我们谈了宫崎滔天的一些情况。宫崎滔天一生支持中国革命，是孙中山、黄兴等的挚友。我在上小学时就看过他的《三十三年之梦》，后来研究辛亥革命，也对他有所了解。文革结束之后，黄兴的女儿黄德华和女婿薛君度回国探亲，约我到长沙叙谈。由于他们的介绍，我见到了黄兴的长子黄一欧，一欧老人兴致勃勃地为我追述了当年寄养在宫崎家的许多往事。他与宫崎家的孩子龙芥、世民等一起长大，滔天的妻子槌子夫人为了优待这位小“外宾”，在粮食紧缺的时候，让他吃米饭，而要自己的孩子咽豆渣。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一欧老人还忍不住热泪盈眶。他还为我学唱滔天拿手的“浪花节”，那腔调，特别像湖南花鼓戏，看来已经被他加入了不少“湘味”。
我向北山介绍自己了解到的这些宫崎的点点滴滴，没有想到，在听完了一欧寄养宫崎家的往事之后，他被感动了，面色渐红，眼眶湿润。他郑重地对我说：“我珍藏着当年宫崎编的《革命评论》，日本全国也只有两处保存，现在愿意赠送给章先生，供中国辛亥革命研究者参考。”
我一听，喜出望外，感谢不迭。会见结束后，北山还对我说：“那么，我们在日本再见。”我以为这只是礼貌性语言，并未在意。
但不久之后，我就收到了中国研究所寄来的正式邀请函，才知道北山临别所言，并非虚套。可惜，由于该所财力有限，无法提供全部食宿、交通费用，因此，我的申请未获批准。
不过，北山康夫言而有信，不久之后，就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访日代表团把《革命评论》捎给我了。这是极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也是中日友好的历史见证，至今仍珍藏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我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出后，引起宫崎滔天家乡与家人的关注，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把我视为宫崎滔天的后世知己。
2、1978年到访的其他外国学者
1978年，我还负责接待过汉学大师吉川幸次郎率领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访华团。吉川的中国古典文学根底很深，提出要去襄阳拜谒孟浩然墓。湖北省涉外办一时想不起合适人选，便要我陪同前往。不过，由于文革的疮痕还未完全平复，襄阳之行被临时取消。访华团的一位年轻学者狭间直树乘机与我单独交谈，提出邀请我访日。
狭间直树是岛田虔次的学生，曾经是激进学生运动的领袖，思想比较“左”。他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工农革命，但苦于找不到无产阶级，硬是找了个雇农，说这是农村无产阶级。在他和石田米子等人看来，我所坚持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简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
狭间直树代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向我提出邀请，实际上是根据岛田虔次的建议。据狭间直树讲，岛田虔次已有安排，将他自己的课让一部分出来，预定我1980年初在该校文学部授课一月。
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访华团之后不久，东京大学的佐伯有一与古岛和雄也联袂来访。当他们得知中国研究所的邀请计划搁浅，立即表示愿意向文部省疏通，促成我的访日成行。
同一年，在华访学的美国罗特格斯大学的高慕轲（Michael Gasster）来我校做为期一年的合作研究，他对辛亥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独到研究。他为自己取中文名“慕轲”，就是为了表达对孟子和中国文化的高度景仰。
另外，威斯康辛大学的弗里曼（Edward Friedman）也在同一年来武汉访问过我。他是研究政治学的，与另外两位美国学者一起在河北的一个公社里面住着，开展对人民公社的研究。他也研究辛亥革命，有一本书专门探讨“中心的转移”，论述辛亥鼎革之后，皇权被推翻后“中心”的消失问题。他很豪放，我们一见面就谈得很投机。我陪他逛街，在报栏看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忍不住挪揄：“按中国的政策，我是不能看地方报纸的。”其实，他早就看地方报纸了。住在公社里面，什么地方报纸看不到？
这一年，我还收到了美国亚洲学会的邀请，准备参加次年4月举行的该会年会，据说预定由陈志让（加）、高慕轲（美）、张朋园（台）三位学者负责接待。没有想到，办理手续相当繁复，要经过好几层审查，然后由教育部和外交部会签，最后送请主管副总理批准。等到批文下来的时候，第二天就要开会了。我哭笑不得，只有赶紧发电报表示歉意，并祝会议成功。
最后成功了的邀请是柯白（Robert A. Kapp）操办的。柯白来武汉时，我不在。他和武汉大学的萧致治见面了，在为研究四川军阀而动身入川之前，他和萧致治商定，将邀请萧和我访美。柯白时任《亚洲研究》主编，与学界联络方便，很快就联络了十所著名大学的中国（或亚洲）研究中心，联合邀请我们在1979年到美国作为期一月的访问。由于有前次申报的基础，这次手续办得很快，走的时候也很爽快，没有办学习班（此前出国都要办学习班，不管出去久暂，都要进学习班学习一段时间），只有教育部的高教司司长约见了我们一下。
这位司长刚出过国，有点经验。他对我们说：“请你们放松，不要过分紧张。我知道你们组织观念很强，不管到哪里，首先就去找组织，找大使馆。我看不必。你们是学者，如果这么做的话，别人还以为你们有什么政治任务。要依靠组织，就依靠邀请方吧，那就是组织。当然，要真遇到什么事，还是可以找大使馆的。”
就这样，我们在1979年9月29日上午搭乘民航班机，动身赴美。
3、访美杂记
我们在美国的访问路线是自西徂东。美西第一站是西雅图，东道主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东亚研究中心。接着我们南下至所谓湾区，访问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然后前往美国中西部，访问了威斯康辛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美东第一站是哥伦比亚大学，第二站是普林斯顿大学，第三站是马利兰大学，然后是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
与萧致治摄于纽黑文
按照美方邀请信的约定，哈佛应该是访美的最后一个学校。但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邹谠两位出面，盛情邀请我访问该校，并代办签证延长手续。对我而言，奔波一月，已感疲乏，芝加哥大学之行，已是强弩之末。但东道主接待之殷堪称后来居上。仅何炳棣的家宴便从晚上七点持续到次日凌晨四点，何先生纵论中国学各派之研究得失，品评老辈学者蒋廷黻、陈寅恪等人的贡献，何夫人则不断送来浙江口味的佳肴与自制小点心，不觉东方渐白。回到旅馆之后，倒头便睡，结果误了原已约定的与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的中午餐叙，深感歉疚。
旅美期间，每到一处，我都做学术报告，或和热心于中国研究的老师和学生座谈。在耶鲁大学演讲的时候，余英时主持，并亲为写黑板以增进听众理解，盛情可感。一个学生对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提出质疑，我正准备回答，余英时动用了他的“主持”权力，建议另约时间交换意见，理由是兹事体大，非三言两语说得清楚。我的粗略印象是，美国西部高校的学生比东部高校的学生思想更活跃，更开朗，更爱辩论。
在与学者们的交往中，我了解到很多学术信息。
如柯白告诉我，美国学者研究亚洲史的比较少，很多人认为西洋史才是历史，亚洲史无价值。“对此我很生气”，他如此说道。据他介绍，美国的研究生要拿到博士学位才能工作，加上学中文又难，因此所选题目一般都很小，意义不大。
杜维明则告诉我，美国史学界在1945年以后加强了对中国的研究，1949年以后主要是作为敌国研究。在美国学界有这么一种说法：“二战研究日本，冷战研究苏联，韩战研究中国。”
吴应銧告诉我，美国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学者有两派，一派较保守，以哥大韦慕庭等为代表，曾带头在《纽约时报》反对中美建交；一为60年代末出现的年轻新左派，以周锡瑞、黄宗智为代表。新左派打击面过宽，有时不免把若干中间人士逼向右转。
孔飞力告诉我，费正清学派注重政治制度与中外关系，施华兹学派则注重思想史，继承发展传统汉学。
谢文孙则和我讲，费正清退休后，三大弟子继承衣钵，经济史为费维凯，国际关系史为入江昭，孔飞力留在哈佛东亚研究中心掌门。
因为是第一次出访，这些信息对我而言都显得非常新鲜，弥足珍贵。
如何进一步促进中美学术交流，是我与学者们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宋史专家刘子健教授的意见最富有建设性。他提出，中美双方可以互派访问学者，逐步加强交流；可以鼓励成绩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美国攻读学位；可以请普林斯顿的大学生到中国教英语，花费少，且可为中国培养友人，但到中国前必须学教学法。
与雅礼协会执行主任石达（John B. Starr）的交流也令人印象深刻。雅礼协会成立于1901年，最初是若干耶鲁大学学生在长沙组建的一个宗教性团体，先后在湖南建立了雅礼中学、湘雅医学院、雅礼大学等，与武昌的华中大学也有悠久历史渊源。据石达介绍，雅礼协会现在已经不再是宗教团体，也没有任何政治色彩。该协会近年一直努力谋求与两湖地区上述学校恢复合作，但因对院系调整之后的中国大学了解甚少，在摸索中经常找错对象。我向他介绍了华中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的前后连续关系，他表示愿意“在新的条件下与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合作关系”，每年可资助一位华师文科学者到耶鲁或其他学校作访问研究，同时资助两名耶鲁毕业生到华师教英文并学中文。
在学界朋友的热情安排下，这次美国之行中还有一些参观活动。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参观图书馆。每到一处，我都参观图书馆，获得资料信息甚多，且见识了国内外图书管理水平的差距。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是美国西北部唯一的中文图书资料中心，藏书数量虽然只名列全国第十，但建立了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互借关系，等于大大增加了图书藏量。参观国会图书馆的时候，其东方部副主任霍华德（Richard C. Howard）亲自演示了用电脑查询馆藏信息的过程，令我大开眼界。耶鲁大学东亚图书馆的善本馆，全部密封，窗户半透明，不让阳光直射，保持恒温恒湿。图书不外借，只能利用复印本。我当时就想，这确实是保护善本的好办法。
我也饱览了异国风情，在波音公司、旧金山国家公园、金门大桥、福特汽车公司、联合国、纽约港、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国会、白宫等处留下足迹，瞻仰了自由女神，登上了国贸中心大厦110层，旁听了威斯康辛州州议会的辩论，甚至还在友人的引导下观看了一条同性恋者聚居的街道。在旧金山唐人街流连时，看到了革命共产党张贴或涂写的传单、标语，大意是要把首都华盛顿闹得天翻地覆，以抗议对极左派头头的逮捕。听说邓小平访美时，他们曾捣乱，扬言中共变修了。
访美期间，还有机会体验了美国的家庭生活。很多教授举行家宴，或留在自家住宿，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而最为真切的体验，是在弗里曼家实现的。在威斯康辛大学访问期间，我住在弗里曼家（萧致治住在林毓生家）。为了让我体验美国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他让我参加他们家的大扫除，还带我一大早到面包房买面包，送孩子上学，并到野外远足。他和太太都是美国学生运动的活跃分子，他是“美国红卫兵”的头面人物，太太则因参加学生运动而坐过牢。我住在他们家时，电影院刚好上映《国内战争》（The War at Home），主题就是学生运动。他们邀请我一起，在寒风萧瑟中排队购票，并欣赏了这部电影。电影里所讲很多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当看到与自己有关的情节时，忍不住高叫起来，兴奋不已。我们这边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为文革痛定思痛，而他们还在怀念当年的峥嵘岁月，倒也有趣。
这次访美，也让我有机会接触了一些台胞。
还在赴美的飞机上就遇到三位，主动与我攀谈，其中两人为姐弟，已经在美国读书、就业，另一女性则是到美国探视姐姐并求职。他们都希望祖国统一富强，但对大陆情况不甚了解，如问：“人民公社是否还存在？”“是否已经没有家庭？”
在华盛顿大学期间，有一位姓黄的博士候选人和我交谈，他告诉我，真正的台独分子不多，而台独思想却是“方兴未艾”。他认为，台湾经济高度发展，家家有电视，因此不愿与内地统合；大陆对孔孟传统文化破坏过度，也是不利于统合的因素。
在斯坦福大学访问期间，有一天晚上，我参加晚宴后回寓所时，看到有大批台湾学生在等我，有夫妇携幼儿来席地而坐者。大家畅谈两岸情况及未来关系，凌晨一时始散。有些台湾学生说：“台湾‘经济起飞’以牺牲农民利益与民族主权取得，且未建立真正独立的工业体系，大陆不宜学。但大陆现在做法，又有些似步台湾后尘。”“蒋政权不得人心。”“台湾本土人民400年来，当够了‘二等公民’，不愿另换一个‘征服者’。”“台湾人普遍希望缓和，害怕打仗。”“大陆人害怕苏联威胁，台湾人害怕大陆‘威胁’。”种种见解，不一而足。但血浓于水，同胞情深，感人肺腑。
4、从东京到京都
11月初结束美国的行程之后，我直接去了日本。京都大学邀请我访日时，本拟安排我在1980年元月以后为该校文学部讲一个月的课，但我国教育部为节约来回国际旅费，要我把访日提前，与访美之行衔接起来。京都方面颇感为难，但终究还是顺从了中方的意愿。不过，受学期结束和年末经费紧张的限制，时间缩短为两周，一半访问东京，一半访问京都，京都大学的课只有取消。
当我到达东京成田机场的时候，狭间直树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了。他是作为主请单位的代表，特意从京都赶过来接机的。不过，由于第二天还要上课，他安排好我的住处并将我介绍给东京大学的佐伯有一之后，便匆匆赶回京都去了。
在东京，接待我的单位有两家，一为东京大学，一为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佐伯有一是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教授，是专攻明清史的专家。访问东京期间，他费时最多，尽心尽力，陪同我参观了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到上野公园精养轩凭吊过当年同盟会员的活动旧址，甚至亲自带我到火车站购买前往京都的车票。
田中正俊是东大文学部的教授，陪同我参观了东洋文库。田中身躯高大，动作敏捷。二战末期，他被征召到陆军，派往东南亚。虽服役时间很短，但终身为此愧疚，曾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了一本《战争·科学·人》，批判日本军国主义。他在此书扉页引用了一首战死学生兵的小诗：“为什么日本人的死，只有日本人悲伤。为什么别国人的死，只有别国人悲伤。为什么人类不能共欢乐，共悲伤？”
东京辛亥革命研究会的创始人与精神领袖是野泽丰。因研究领域接近，我们很快成为相知甚深的海外知己。此次访问东京参加的学术活动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该会的例会。
例会在一个叫做“江之圣”的和式餐馆举行，到会的有市古宙三、野泽丰、菊池贵晴、藤井升三、久保田文次、小岛淑男、石田米子等，多为关东地区有代表性的辛亥革命研究者，但学术观点分歧很大。市古宙三认为辛亥革命只是一场“绅士运动”，野泽丰等人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石田米子则认为辛亥革命是一场工农为主体的革命。
首先由我介绍中国的辛亥革命研究情况以及个人的观点，难免要涉及对文革期间“左”倾思潮的批判，如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我报告完毕，市古默然无语，野泽、菊池则高兴地说：“我们都是资产阶级派。”外表颇为文静的石田米子则发言颇为尖锐，认为不应忽视工农群众的重要历史作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应给以足够理解。到会的还有很多年轻学者，见解也不尽相同，于是唇枪舌剑，各抒己见。讨论中，有多人批评市古宙三的“绅士运动”论，但市古颇有绅士风度，不作任何争辩，大有犯而不校之态。
这次讨论会从下午三点开始，六点吃晚餐，在餐桌上边吃边谈，一直到九点才结束，前后整整讨论了六个小时，为此行前所未有，让我见识了日本学者的直率爽朗。
有天晚上，我回到宾馆不久，接到了久保田文次的电话。一会用中文，一会用英文，热情中透出一丝慌乱。大概他担心自己的中文和英文都不太过关，因此用英文对我说，明天如果有时间，希望能见一见面，方便与否，请用简单的“Yes”或“No”来回答。我听明白了他的意思，爽快地对他说了“Yes”。于是，在离开东京的前一天晚上，久保田文次偕夫人博子和女儿明子单独宴请我于椿山庄。博子曾经在上海生活过，也是历史学家，专门研究宋庆龄。椿山庄远离市区，原为山县有朋的别庄，掩映在浓密树林之中，侍女和服长裙及地，持灯徐徐前行，夜色浓密，万籁无声，使我想起聊斋故事。月光入窗，泉水淙淙，诚为论学佳处。我们相谈甚欢，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友谊。
从东京到京都乘坐的是新干线。车行极速，三个小时就到了。狭间直树到车站接我，将我送到东山之麓的鮒屋旅馆。这是一对母女经营的家庭旅馆，面临小溪，背靠东山，风景绝佳。旅馆为老式日本房屋，睡榻榻米，木桶式浴缸，别有一番乡野风味。
第二天，我便访问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在狭间直树的导引下参观人文研的书库，并与竹内实、小野川秀美、岛田虔次、小野和子等人文研的学者晤谈。竹内实出生于济南，华语极佳。他对鲁迅、毛泽东等有深入研究，当时正研究郁达夫。他告诉我，当年杀害郁达夫的凶手尚在，听说其内心极为痛苦，深自忏悔。竹内很风趣，有一天晚上，喝完酒，已过九点，他突然郑重其事地邀请我上传统和式澡堂。因为听过传统和式澡堂“男女不分”之类的传闻，我婉言谢辞。他说：“你这样保守，很难全面了解日本文化。”我笑道：“我宁可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小野川秀美曾经主持过“雍正朱批谕旨研究班”，大家分头阅读，集体讨论，最后出版论文集。这个研究班结束之后，他又主持“辛亥革命研究班”。在他退休之后，由岛田虔次主持。岛田少年时期即不满于军国主义，曾跑到大连读中学，1941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求学期间与郭沫若与安娜之子和夫结交。人文研的“研究班”是一种很好的研究平台，不但本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参与其中，注重集体力量，并且还借重校外人才，京坂神地区诸多高校的很多研究人员都是研究班的成员，显示了一种自由开放的学术风气。
我的学术报告，就是以“辛亥革命研究班”的例会形式举行的，有来自奈良、大阪、神户等地的30多位学者参加，陈来幸就是在这次会上认识的，她在神户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是到会最早的听众，因此得以从容叙谈。京都地区马克思主义学者多于关东，且参加此次会议的多是对辛亥革命已有长期研究的学者，因此在我报告完毕之后，讨论颇为热烈，对辛亥革命时期工农作用、资产阶级与农民关系等问题争论尤多。
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讲演（左为竹内实，右为狭间直树）
除交流学术，我还参观了曼殊院等几处寺庙，游览了岚山，在那里瞻仰了周恩来总理诗碑。又在狭间直树的陪同下游览了奈良，参观了唐招提寺，可惜未能见到鉴真真身。从奈良回来，赴狭间家宴。他的儿子站在门口高呼“章开沅先生万岁！”令我惶悚不已。后来才知道，日本人喊“万岁”，不过表达内心欢悦或敬意，与中国人呼“万岁”完全不是一回事。
离开日本前，狭间还陪我去了一趟熊本和长崎。熊本县荒屋村是宫崎滔天的故居，在那里参观了孙中山纪念馆，拜谒了宫崎家墓。长崎环山面海，秀色可餐。狭间陪我参观了大观音像，那是为核爆牺牲者所立，脚踏莲花，俯视人间，慈悲庄严，祈求世界和平。夜里和狭间逛街，经旧巷，在一栋房屋门前有两个靓女相对而立，和服浓妆，对我们鼓掌微笑。我以为显示日中友好，以鼓掌微笑回应。狭间赶忙制止，并拉着我快步走开。我问他为什么，他笑道：“先生不知，那是一家妓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