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想去北大，却去了文史委
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之后，我一头扎进了张謇研究之中。1962年，我正在南通阅读张謇的家藏文献，得到消息，作为奖励与补偿，华师给我两年时间外出进修。我非常高兴有这么一个机会，问题是，去哪里进修呢？
我当时最想去北京大学，跟随邵循正先生进修。邵先生出身世家，是郑孝胥的女婿，曾师从法国学者伯希和，学问极好。在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会议期间，我曾向邵先生请教，他教给我很多小窍门。比如说，关于读书，他告诉我：“并非所有书都要精读。该精读的就精读，不该精读的就浏览，更次一些的就翻翻。对有些书，不要说一目十行，一目百行都是可以的。”做历史研究需要海量阅读，如果任何书都精读，确实无法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1959年5月成为全国青联常委之后，我认识了北大的侯仁之。他也是常委，也是历史专业的，而且都有教会大学背景，我们因此走得近。在得到有机会出去进修的消息后，我与侯仁之联系了一下，表达了想跟邵先生进修的愿望。侯仁之向邵先生说了一下，不久之后，邵先生通过秘书告诉我，他同意我到北大进修。
没有想到，华师领导替我做主，另外联系了杨东莼先生。东老50年代担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期间，对我早有较多了解。1957年，他被周恩来调到国务院，任副秘书长，负责文教战线的工作。后来，又被调到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担任副秘书长并负责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工作。
东老得知我要外出进修，很是高兴，一口气应承下来，并且，很快以全国政协文史委的名义向华师发了借调函，把我借调到他身边，协助征集北洋史料。这样，北大就没法去了。
文史委成立于1959年，分成若干小组，搜集、整理、出版20世纪各重要历史时段的文史资料。辛亥革命50周年之际，文史委出版了一套《辛亥革命回忆录》，主持其事的，就是东老。
文史委的主任委员是范文澜，但并不管事。真正管事的，是两位副主任委员，即在文史委内部称为“两老”的杨东老杨东莼和申伯老申伯纯。两位都是老革命，老地下党。东老常年做桂系“李白”（李宗仁、白崇禧）的工作，申老则是西北军杨虎城的办公室主任，参与过西安事变的全盘策划。
我于1963年春到文史委报到。报到的时候，“两老”发生了一点争执。大概申伯老那边也缺人吧，他很主动地说：“你来了正好，和我一起整理西安事变资料吧！”东老一看着急了，说：“那不行。华师派他出来，是希望他研究北洋军阀的，应该以他学校的意见为准。”看两老那架势，我当时有点担心他们会不会伤了和气。不过还好，“两老”性格耿直，当面争执而不伤和气，以申伯老让步而结束。
2、关于东老
东老是我的恩师。我们的相识，是在他1954年奉调担任华中师范学院院长之后。在与全院教职员的第一次见面会上，他的讲话是这样开始的：“我叫杨东莼，常被叫做杨东專，名字取得不好。”（莼的本字是蓴，“秀才”念字读一边，被念作專了。）他的发言非常风趣，一下子就增进了全院师生对他的亲近感。
大概由于他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的缘故，历史系是他分工亲自抓的基层单位。他和历史系每个教师都谈过话，并且所谈很有针对性，不是走过场。和我谈话的时候，对我的家世与经历，他都非常清楚，可见他在事先看过我的人事档案。
也许是由于我教中国近现代史，与他的研究领域相近，此后他对我非常关心。每逢接待外国来访历史学者，他必定要我陪同，并为他准备发言稿。遇到“近代史分期”一类的问题，他还会对坐在一侧的我说：“章开沅，这个问题你谈一谈。”我一般情况下只是随侍在侧，不发言，在他点名的时候，才谈一谈。这种陪伺给我很大锻炼，让我较早学会国际学术交流。
1956年“向科学进军”期间，我的工作热情很高，有点忽略了身体。有一次，历史系大三的学生邀请我为他们做“向科学进军”的报告，讲到快结尾时，喉头突然一痒，我赶紧用手帕捂住嘴唇，轻轻一咳竟发现唾液中布满血丝。强忍咳嗽结束报告之后，躲进厕所，一咳嗽，竟大口大口吐起血来。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大口吐血，心里有些害怕，回到宿舍稍事休息之后，到医务室看急诊。经诊断，不是肺病，而可能是运动时出力过猛，损伤了肺部若干毛细血管，演讲时又过于激动，以致血管破裂溢血。
这件偶发事故，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可是有一天，当我走进昙华林校区大门的时候，遇见了东老。他喊住我，亲切地问：“听说你最近‘失红’？”我点头承认。他没有深究，只是慈祥地叮嘱：“年轻人不要霸蛮。”“霸蛮”一词是拖着湘音说的，听来备感亲切。东老是湖南醴陵人。
东老此举，影响我终生。从他的简洁话语中，我真切地领受了东老的关切与规劝，使我意识到，努力拼搏的同时要时时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更为重要的是，东老作为一个老教育家，对于我的带病工作，未给予任何奖励，更不要说宣传，这是他对青年真正的关爱。“拼命三郎”式的不惜损害健康以追求眼前功利，毕竟不该提倡；如果领导者竟然以这种事情来宣扬自己的“政绩”，那就更是其心可诛。东老此举，确实给我上了极其深刻的一课。
1957年暑假，东老奉调离开华师，去北京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临行之前，虽然很忙，仍嘱人将一箱子常用的中国近代史书籍赠送给我。其中有一本李六如送的《六十年的变迁》，他还特地用毛笔注明书中主人公季交恕就是李六如，并介绍李六如的简历。这些细微之处都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
东老本是中国有数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以翻译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而享誉于进步学界。他参加革命也很早，长年在白区工作。不过，由于一度脱党，因此留有“污点”。虽然后来恢复了党籍，但他在解放后变得非常小心谨慎。他在白区工作的时候，联络人是周恩来。听说周恩来曾私下批评他：“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胆子小了点。”意思是说他胆小怕事，“革命性”不够。这种批评难免使他背上心理包袱，变得更加小心。
政治上的小心谨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不过，在有的时候也确实保护了他自己。在“大鸣大放”中，他就一如既往谨小慎微，没有发表任何偏激言论。反右阶段有一篇署了他名字的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标题是《何物自由主义》，其实不是出自他的手笔，而是他儿子杨慎之的代笔。他没有“大鸣大放”，并且及时表态支持中共中央，因此没有受到什么冲击，并尽力对受到冲击的朋友们伸出援手。
在解放之后的历次运动中，受冲击最严重的，首当其冲的都是原来在“白区”工作的。据东老讲，此事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在第一次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那些“白区”来的人们，平常难见得到面，经过天翻地覆的变化，重新聚首，于是物以类聚，坐到了一块。有来自根据地的人看到了，马上说：“你看，那些人坐在一起了。”其实，他们来自根据地的也坐在一起。后来的一系列恩仇记，似乎都可由此看到一点苗头。
1963年，他调我到文史委，当然不是因为我落难，而是出于对学生的关心。后来，1966年再度借调我到北京，则在关心之外，更有一层搭救的意思了。
3、关门抢救，效果不佳
文史委搜集文史资料的方式，主要是征集。文史委成立之后不久，从全国各地征集到了大量稿件，其中很多都有史料价值。我在文史委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审读这种稿件。审读结果分为三类，甲类是可以直接出版，乙类是修改后可以出版，丙类是没有价值，不可出版。
除征集之外，还有一种辅助方式：把有关当事人请到文史委，请其回忆当年往事，由别人代笔整理成文。北洋史组就请过曾毓隽、邓汉祥、朱启钤、章士钊等几位。曾毓隽和朱启钤在北洋时代都当过总长，邓汉祥则属于谋略家，周旋于各派各系之间，到处游说，纵横捭阖，兜售自己的军政主张。请到文史委的，一般都是住在外地的，家在北京的一般不请。为了方便这些人起居，请他们到文史委的时候，还允许他们带家人。我记得邓汉祥把女儿带来了，而曾毓隽则带了好几个人。随来的人，除了照顾老人生活，同时也当老人的写手。老人回忆到什么往事，由他们执笔整理。邓汉祥的写手是他女儿，曾毓隽的写手是他女婿，也是他的私人医生，因为他已90多岁，身体衰弱。
北洋史组请来的老人，被安顿在社会主义学院的招待所。我在那里与他们同住。由于他们都有“写手”，我虽然要代表东老陪他们，但并不需要帮他们整理口述文献。写好之后交给谁，我也不知道。
这种关起门来“抢救”的方法，成本比较高，收效却未必大。之所以效果不好，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是工作方法不太对。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先把有关文献按人头集中起来，找专门研究的人加以梳理、提炼，制成访问提纲，做正式的口述采访。采访的时候，也应该只让老人回顾事实，而不可先有“定性”。那时文史委虽然也拟定提纲，但比较笼统，并且也不严格执行，北洋老人似乎也不怎么把它当回事，愿意谈的时候就谈一点，不愿意谈就不谈，没有什么约束。更为致命的，是在拟提纲的时候，或者举行座谈的时候，往往先定基调：“直系亲英”、“皖系亲美”、“奉系亲日”，要老人们回忆当政时如何“当帝国主义走狗”。“直系亲英”、“皖系亲美”、“奉系亲日”这种见解，是革命时期给北洋各系贴的政治标签，与事实未必符合。对于当时的政治家来讲，他是遇到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大概很少有人会想到自己“亲英”、“亲日”、“亲美”，作为当时的合法政府，他们应该还是自认代表中国利益的。数十年之后，你硬是要他谈什么“亲英”、“亲日”、“亲美”，说自己当年服务的政府是哪个的走狗，他实在无法谈。并且，在心底，恐怕还会有些反感。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很难取得好的效果。
一方面是有些人年纪实在太大，无法回忆起有价值的往事了。比如曾毓隽，当时已经年过九十，连味觉都丧失了，吃饭食而无味，很难从他嘴里掏出点有价值的东西来。记得有一次北洋老人座谈，正经事情没有谈出来多少，却因为曾毓隽说了一句什么话，被另一位口齿伶俐的老人攻击，抖出他年轻时与“小三”幽会的往事：“你还记得当年半夜，怕惊动尊夫人，溜下床去，不敢穿皮鞋，只穿了一双袜子，到……”大家一听，哈哈大笑。曾毓隽也笑了，笑得特别开心，好像在那一刻，他又恢复了青春一般。这样的座谈也蛮好玩，只是对于还原北洋历史，作用甚微。
有的人，年纪太大的时候，记忆衰退太厉害，并且，大脑做了奇妙筛选，记住的多是一些无关宏旨的事情。北洋老人揭露曾毓隽的风流往事是如此，我在解放初访问一个汉阳兵工厂老工人的情景也是如此。受访时，那位工人已经100多岁。我很希望他能讲点清末时期工厂的情况，但他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却对如下事实记得很清楚：“你不要看巡捕那么威风，我们经常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在街上小便，故意气他。”开展口述采访，抢救史料，必须趁早。60年代做北洋时期的采访，对于有些北洋老人而言，就已经动手太晚。
我这里也讲一则经过我大脑“奇妙筛选”而记住了的小事吧，是关于曾毓隽没有味觉的。不过，它本身也与曾毓隽的“奇妙筛选”有关。有一次，他在座谈会上很深情地回忆起某年某月某日，某人请他在北京仿膳吃清蒸鲥鱼。看他那神情，那条鲥鱼实在是无上的美味，他讲着讲着，口水似乎都要流出来了。后来我向东老讲了这件事情，东老说：“好啊，那我们就到仿膳请他重温鲥鱼的美味。”大家兴致勃勃地跑到仿膳，点了一条鲥鱼，请曾毓隽品尝。没有想到，他动了一筷子，再也不吃了。原来，他的味觉已经完全丧失，鲥鱼和白菜一样，到他嘴里，都是味道全无。可惜，辜负了一条好鲥鱼。
4、行老与蔡端
在社会主义学院，我们有一位专用厨师，并由蔡端专门管伙食。蔡端是蔡锷的儿子，被划过右派，到西北一个瘠苦之地接受劳动改造。他眼看着身边的很多人就像蔫了的庄稼一样，一个个倒下去，再也没有起来。他想着自己可能也无法离开那个地方了，但没有想到中央领导关照到他了。大概有人认为蔡锷的儿子这样死了不好，于是以治病为由把他调回北京，后来较早摘掉右派帽子，恢复干部待遇，为我们管伙食。
伙食的标准是每人一天八毛钱。物价便宜，蔡端又精明能干，因此吃得很好。中餐和晚餐都是两荤两素，四菜一汤，早点也很丰富，油饼、油条、薄脆、豆浆，一样不少。
蔡端有点苦恼的是行老章士钊，因为行老有时会来“蹭饭”。行老是我远房堂伯章宗祥的北洋同事，又是东老的老师，我对他毕恭毕敬，他能来吃顿饭，我觉得很高兴。但蔡端是办伙食的，他要考虑资金运转问题。他曾对我抱怨说：“行老他也不考虑我们的难处。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只有这么一个标准。”原来，受文史委北洋史组邀请入住社会主义学院的，基本上都是外地的，行老是本地的，不在受邀之列。受邀请者及其家属，都享受八毛钱一天的标准伙食，不受邀请的，则没有，又不好对行老明说。
行老每次出现，必定西服笔挺，硬底皮鞋擦得雪亮。个子虽然不高，样子也不是那么伟岸，但气度确实非凡。
有一次进餐的时候，行老说：“你们这儿做得真好吃！”
我问：“行老，您平常没有吃得这么好？”
他说：“哎呀，家里人多口阔，厨艺也不好……”
他说家大口阔，确是事实。那时，行老其实有三个家。一个在上海，原配夫人吴弱男在那里。主体在北京，是奚夫人。香港还有一个金女士，他多少也要管一点。行老在这方面有他的本事，能够维持家庭的和谐，相安无事。他做台湾工作的时候，金女士帮忙甚大。和吴弱男虽然不住一起，但关系也仍较密切。陈旭麓向我讲的一件事情可以证明此点。
陈旭麓经常参加上海市政协的活动。有一次，吴弱男在政协会上为我打抱不平，说：“章开沅从小就革命，又很好学，学问很好。他是章宗祥的孙子，就因为这个背了历史包袱，连党都入不了。”我和行老有过交游，但与吴弱男却从未谋面。他关于我的信息，必然来自行老。于此可见，虽然他们不住一块，但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听了陈旭麓所讲的故事，我打心底感谢为我打抱不平的老太太。只是我不能入党，关键因素是自己的“世界观”有问题，和章宗祥没有关系。并且，我是宗祥的堂侄，不是他的孙子。
蔡端比我年长，对我很好。谈起他父亲的时候，我和他实话实说，在我心中，蔡锷是一个好人，一个爱国者，不能简单贴上“立宪派”的标签。（那年头，“立宪派”意味着“不革命”甚至“反革命”，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标签。）因此，我们之间可以敞开心扉，无所不谈。当他对行老的“蹭饭”行为有点微词的时候，我就对他说：“行老来，对我们的工作多少有些帮助。何况，他也吃不了几餐。”
一听说行老来有助于文史委的工作，蔡端也就释怀了。
5、同事溥仪
作为文史专员，溥仪那时每天都到文史委上班。他的工作之一是看各地寄来的文史稿件。有一段时间，我们共用一间办公室，他的书桌就在我的书桌对面。虽然近在眼前，但没有想到过请他写点字或者和他合张影之类的事情，大概我那时的眼中，帝王将相都是“反动势力”吧。
关于溥仪，有两件小事记忆犹新。
一件是一起参加一个小型会议。
那是一次关于文史资料的会议，地点选在北海公园的一个角落里，那是北京政协文史委的会议室。溥仪和溥杰兄弟俩都去了。
在路上，溥仪发了一句感叹：“哎呀，这么好的风景啊！”
我当时正好走在他身边，听他这么说，忍不住说了一句：“这里的风景您还没有看够吗？”
没想到他回答说：“我来都没有来过。章先生，你不知道，我没有那么多自由。”我没有想到，皇帝并不是那么自由，到哪里都有人管着的。另外，好地方也太多了，他确实未必处处都有印象。
会议室里有两排椅子，前面是沙发，后面是硬椅子。由于人不多，大家都往前排沙发上坐，连我这种年轻的都在沙发上坐下了。溥杰进去晚一点，前排本来还有空位，但他因刚释放不久，有点拘谨，在后排找了个地方坐下了。
东老是一个很周到的人，不会冷落任何人。他看溥杰在后排就坐，马上说：“请到前排就坐。”
溥杰还是有点不好意思过来。这时，溥仪讲了一句话：“老弟啊，宫里面的硬木头椅子你还没有坐够啊？”没想到溥仪还蛮幽默的。
另一件事是在小店进早餐时碰见溥仪。
1963年暑假，怀玉带着大女儿明明到北京探亲。一天早晨，我们一家三口走进政协旁边一条小巷里的小店进早餐。一进去，我就看到溥仪一个人坐在靠里面的一张桌子边，埋头进餐。我们在靠门的一张桌子边坐下。他偶一抬头，看到了我。我和他相互笑一下，都没有搭话。
我们很快吃完，结完帐就出来了。没走多远，溥仪赶上来了，和我们一一握手、告别。回去之后，我对妻子说：“今天早上和你们握手的是溥仪。”
妻子一听，有点激动：“你当时为什么不说？”
我说：“我们内部有一个约定，在公共场合不暴露溥仪的身份。”
不暴露溥仪的身份，作为一条工作纪律，这在当时，确实是必要的。他才出来的时候，有时不小心暴露了身份，就有人噗通一声跪下去，给他磕头，使他很难堪。北京那时这样的守旧老人还真不少。
不要说溥仪，就是行老他们，也有类似的问题。
有一次，我们邀请了行老，一起去看曾毓隽（那时他已离开文史委，回到自己家里）。两位原来是同事，都是北洋政府总长。在曾毓隽家，没有坐多大一会，进来一个人，看到两位老总长，马上打千，一条腿跪下去，毕恭毕敬地说：“向总长请安！”那时曾毓隽不担任任何职务，已是化外之人，对此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行老其时是中央人民政府文史馆馆长，因此有点忌讳此举，赶忙说：“现在不能讲这个，不能讲这个。”但他自己有些话语也不合时宜，譬如他有时要我向中共党委汇报，便说成是“向你们党部汇报”。党部是“民国”话语，特别是国民党执政后的用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