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登上讲台
1949年7月到武汉之后，我已经参与一些教学工作。牟政是五十七队的队主任，点名要我担任该队助教，主要是协助方衡老师做辅导工作。
1950年，在教育调查结束之后不久，教育学院历史系办过两次为期一年的短训班，其中一个班的训练对象是从各省市推荐来的中学教师和行政人员骨干。古堡任行政助理，负责学生思想工作。当时我已经结束研究生学习，担任历史系助教，协助系主任方衡处理教学工作。
后一个班的学员比较年轻，都是中原大学留下来的。这些人后来也变成干部，其中不少人留校成为教师。前一个班的很多受训人员年纪较大，四十岁以上的占有很大比重。少数骨干教师，都过五十了，比我父亲年纪还大。有的学员学问非常好，像张立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熊十力、马一浮等，马在重庆办复性书院，他是得力助手，而且儒佛兼通，尤精宋明理学。面对如此复杂的年长学员，我登上讲台的勇气来自哪里？来自领导的鼓励，更来自共产党与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我和其他同事一样，以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员自居，满腔激情地向大家宣传真理。当然，这些年长的学员对我也非常宽容与理解，实际上我在内心也很尊重他们。我从来不觉得自己政治上多么先进，因为无论学问与社会经验他们都比我丰富得多，更没有说过“你们是落后分子，我们来改造你们”之类的话。他们都有丰富的经历，我非常看重这一教学资源，在上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时候，每讲到革命史上的某一段，我都请几个人来做回忆（有好几位还参加过大革命），让他们在教学活动中重温自己的亲身经历。这种做法很受学员的欢迎，因老师尊重学生，并且虚心发扬学生的优长，大家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师生关系尤其融洽。
土改后回到学校，我已提升为实习教员，可以独立自主讲课了。从1952年到1954年，我主要讲中国革命史，分别在历史、政治、教育各系科上课，并且还参与《新民主主义论》大课的分系辅导，直到1954年秋季才正式给历史系本科生上“中国近代史”专业课，我的第一批学生是1952年入学的，1956年毕业。这段时间还办过历史科，两年毕业。历史科学生年龄偏大，大都与我年龄相若，有的调皮学生公然喊我“小老师”，这令我有点尴尬。很多年后，始作俑者和我讲：“那样喊你是表示亲近，没想到你想多了。”我从小就被视为“小”，因此有点忌讳，认为称我“小”是不把我当男子汉。不过，就整体而言，我和他们很容易打成一片，很多学生长期与我书信往还，有的人20多年以后还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华师历史系。
就这样，我在华师为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上课，和毕业班到中学实习，跟着学生一起成长，可以说完全是从基础课教学里摸爬滚打出来的。回想起来，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很有好处。至少，对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掌握得比较牢固，这对于开展专题研究是有好处的。近些年来，中国的高校有一段时间完全不重视教学，似乎只要在某一领域出了专著或论文获得了大奖，就算是有水平的老师了，这其实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我一直认为，作为老师，首先要能在三尺讲台上立得稳脚跟，才能谈进一步的高深学问。教学马虎，对老师，对学生，都大不利。
2、从头学起，过教学关
在中原大学确定要办历史系，被分到历史组以后，我陡然感到了压力。虽然大学专业是历史，但却连本科也只读了两年多。在中原大学结束培训之后，虽在政治研究室有一个研究生的身份，但也没有在历史专业方面下多少功夫。我意识到，自己的底子太薄了！为了能胜任历史学的专业教育，一有时间，我就努力充实自己，经常自学到深夜。累了的时候，有时也会约上几个人，到粮道街小店吃点宵夜。那时物美价廉，一毛钱能买一碗炖猪蹄，或好多个鸡蛋。
为了加强师资力量，教育学院将一些教师送到人民大学去进修，跟随尚钺等老一辈学者和苏联专家学专业。不知何故，我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因此，我只能自己加倍努力。我曾经写信给大学时代的导师陈恭禄先生，向他请教如何教学，得到陈先生的热心指点。我也曾经向武汉大学的唐长孺先生请教，他也给予必要的指点和鼓励。
最初为中国近代史课程写讲义，我主要参考的是胡绳的一个提纲。此前，我们系的主任田家农到中央党校学习过，带回来一份胡绳讲授中国近代史的提纲，我就以此为基础，尽量补充一些材料，做成自己的教案。之所以说是“尽量补充”，是因为可供参考的资料实在有限。历史类的杂志也很少，主要就是《历史研究》和《近代史资料》，我都订了，从头到尾仔细阅读，尽量吸收一些新信息到讲义中去。
经过了两三年的积累，到1954年正式给历史系本科生上专业课的时候，还是脱不了讲稿。开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照着讲稿念。好在此前有过一点在中学上课的经验，也有过一点在大学当助教的经验，还不是很怯场，即使念讲稿，也不那么呆板。
并且，我从一开始就追求两点：一、每堂课上一定要有若干精彩之处；二、讲授语言尽量风趣一点。这样做果然有效果，学生大多能听得津津有味。
再往后，我自己在教学之余也从事一些研究，参与到学术界的相关讨论中去，对太平天国性质、近代史分期等问题都渐渐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在课堂上也适时地向学生介绍一下学术界的动态，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学生听了也很高兴。
应该说我很幸运，从一开始，教学就受到比较好的评价。历史系学生曾经把本系讲课比较好的教师称为“四大金刚”，我是其中之一。并且，不论是最初那些年长的调训人员，还是后来的本科生，好些年长学员都觉得我“前途不可限量”。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对我做出如此预言，但确实成为鼓励我前进的重要精神力量。
3、噩梦成真
我初执教鞭的时候，华师校园还在昙华林。昙华林在城内，出了校门，就算是城外了。华师的教学走上正轨之后，原华中大学的教学楼就不够用了，乃在城外新盖了一些木头房子做教室用（习惯上称为华中村，历史系的教室就在这里），住宿则在“城里”的校舍，我当时住在颜母室，那是颜惠庆以他母亲的名义捐建的一栋房子。
武汉人把吃早餐叫做“过早”。每天早上，街边的小店小摊到处都是，“过早”很方便，只是市容受影响。听说民国时期，华中大学的师生也都市民化，喜欢在街边买点东西，边走边吃。到武汉之后，我也很快学会了这种“过早”的方式。武汉的早点堪称丰富，有一种用米浆炸出来的叫做面窝的点心，我颇喜欢，经常享用。
那时才登上讲台不久，离不开讲稿。上课之前，总要很认真地把讲稿整理好带上。有意思的是，清晨“过早”时享用了面窝，晚上做梦的时候，还在享用。并且，在梦中，有好几次都为了不被面窝上的油弄脏了手，而顺手拿了一张纸将其包起来。结果很不幸，上课的时候，发现包面窝用的是讲稿，讲稿缺了页，连贯不起来，急得不行，直到梦醒。这是我在那时最可怕的噩梦了。
出乎意料的是，在现实中，还真有那么一次，上课忘记带讲稿。那一刻，真的是大脑发懵，紧张得不行。但已经上了讲台，上课的时间已到，无法回去取讲稿，只好强作镇静，凭着以前的积累和备课时的记忆，信马由缰地讲起来。那一次课，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上完的。但是，下课之后，同学们却都很高兴，围过来对我讲：“老师，您这一次课讲得比以前好得多！”这就更出乎我的意料了。
不过，我也因此而受到鼓励与启发，在那之后，我就试着离开讲稿上课。后来我能经常不用讲稿做一些即兴演讲，与此有很大关系。
4、我的“教学研究”
初执教鞭的时候，受李光灿影响，我还做过一点“教学研究”。
李光灿是研究哲学的，在延安他是少数研究国民党与三民主义的学者之一。到武汉之后，他为自己定了一个研究课题：个人英雄主义。之所以会有这个选题，是因为当时在中原大学学员与少数老师中，个人英雄主义比较严重，存在文人相轻、自我膨胀的现象。当时最典型的一种自我标榜的说法，叫做“老子天下第六”。为什么不是“老子天下第一”？原来，在革命家行列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五人是领袖，大家觉得自己比他们还是差得多，因此不敢当前五名，但却勇争“第六”。就是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那么一个小小的单位里，也有人因各有所长而互不服气，引发一些不团结，导致自满，影响自身的进步。因此，关于个人英雄主义，确实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为了更好地开展政治培训工作和理论工作，李光灿决定专门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李光灿和我们打成一片，我们都亲切地喊他“光灿”。他围绕个人英雄主义问题写过一部书稿，还不耻下问，给我看过。我想，李光灿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而专门研究革命队伍中知识分子的个人英雄主义，我为了更好地搞好教学，也应该做些研究吧。恰好，当时大课人多，不能口头提问，学员有向老师写纸条提问、反应意见的习惯。我收集这些纸条之后，分门别类，在本子上贴起来，贴了好多本。并且，还对各类问题做了一些统计，各类问题出现的频率怎么样？哪些出现频率高，哪些出现频率低？提出问题的是什么年龄阶段的人？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如何？等等，自认为是在按照毛泽东的《实践论》从事研究，一度很有热情。很可惜，这一工作没有能够坚持。
5、学政治，买资料
从1950年成立学委会，到1958年被大跃进打断，政治学习对于每个革命干部都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政治学习比吃饭都重要，起床后先学习，再吃饭。每天早上都要学，还要检查，要汇报。作为学委会成员，我在政治学习中要管点事，至今有点记忆。
钱基博和张舜徽两位先生当时都在历史系。钱基博先生年岁已高，加上口音太重，另外，因为他批判过鲁迅，中共对他缺乏政治信任感，学校也没有安排他给本科生上课。他的主要工作，是为留校任教的年轻老师做辅导。辅导的方式，是年轻人到他家里向他请教。
钱先生和张先生一样，对于早上的政治学习非常重视，笔记写得很认真。钱先生研究《矛盾论》和《实践论》，逐字逐句研究，写有很多心得。张先生则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说文解字》，并认真学习《社会发展史》，猴子如何变成人，劳动如何创造世界，研究得很认真。钱先生完全在家自学，张先生则参加集体学习，他在华北联大政治研究班学习过，很老练。
有人怀疑钱基博这种老先生是否真有政治学习的热情。据我观察，钱先生他们学习政治的态度是诚恳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都非常善良，总希望国家好，社会好。国民党的腐败令他们极度失望，而解放后的新气象让他们看到了希望。虽然再往后一点，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又寒了知识分子的心，但在最初几年，他们是真诚地拥抱新社会，真诚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因为是学委会的成员，我有时还受邀到武汉市一些单位去做政治学习的报告。我看书比较多，学术性比较强。这是优点，也是缺点。记得有一回，中南新华书店（总店）的老领导听报告，很委婉地对我说：“讲封建主义这一部分，适当地结合一点土改是不是更好一点？”我一听才明白，自己的报告有些脱离实践了。
那时业余的另外一项活动是买旧书。在彭刘杨路和民主路有很多旧书店，我经常到那里看一看，买点资料，充实历史系的资料室。我平常工作忙，有些好资料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注意到。好在旧书店的老板很热心，交往多一点之后，有时会主动和我联系，用这种方式，买到了一些资料。另外，朱峙三先生就住在那附近，他对于文物、书法、绘画等很有兴趣，一旦看到我可能感兴趣的东西，就会专门跑到我家里来告诉我。我得到信息之后，就赶忙找时间去洽谈。买好了，搬回资料室，钱都由系里报销。我们经费有限，太贵的买不起。完全自己去买，还怕上当受骗。朱先生识货，经他推介，我们就放心多了。
朱峙三先生藏书不少，我还曾经找他借过书。他有一部非常完整的日记，记载很详实，书法也很漂亮。我没有仔细读过他的日记，但有人告诉我，他的日记里曾经记载我找他借过日记数本，过了约定还书的时间，因为忙，只好请我父亲送还给他，他还和我父亲很聊了一会，情趣非常投合。
在奥略楼被拆毁之前，我曾经数度流连，历史系主要领导也曾邀集武汉大学唐长孺、吴于厪及系内年长教师在此楼雅集叙谈。黄鹤楼始建于三国时期，数度被毁，每次重修，都在黄鹄矶上。19世纪80年代被焚毁之后，到20世纪初年，湖北官绅为纪念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故址附近修建了奥略楼。因为是修建在黄鹄矶上，因此登临此楼，尚能领悟历代文人骚客留下的诗文意境。20世纪50年代，因修长江大桥，奥略楼被拆毁，黄鹄矶被占用，古来黄鹤楼的文化传承，便失去了最根本的载体。后来重修的黄鹤楼，离历代黄鹤楼故址有两里地之遥，风景大异，即使凝眉蹙目，也难与古人同声气、共悲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