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口述自传（九中忆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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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常衣食住
2、上游民族，下游民族
3、两任校长
4、几位国文老师
5、两位音乐老师
6、“老马”班主任
7、课外阅读
8、游泳
9、探寻鬼火之谜
10、一桩无头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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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常衣食住
1937年小学毕业之后，我在芜湖上过不到一个月的初中，后因日军来犯中缀。到重庆之后，父亲得知在江津附近的德感坝办有一所专门招收安徽流亡学生的中学，便把二姐、三哥和我送入这一学校。由于入学考试成绩不错，我在1938年秋入学的时候直接读初一下，而二姐、三哥没有考好，只能从初一上开始读。从此，我便在此渡过了五年田园牧歌式的中学生活。
九中分为本部和若干分部。本部和女生分部设在德感坝镇上，其他分部都是男生，分布在德感坝周围的村庄里。我先后就读过的初二分部和高一分部，都设在村庄的祠堂里。都是很大的祠堂，我记得有一个祠堂名字叫做“云庄祠”。
虽然说是设在祠堂里，但祠堂并不作教室，而是作为学校的办公场所和宿舍，吃饭也在这里。教室是在祠堂外面临时盖起来的，虽是竹篱茅舍，地面都是泥巴，但窗明几净，通风条件更是好得很。讲台垒得很正规，黑板也很宽大，还真有点办学的样子。我们白天上课、晚上自修都在教室。
那时村庄里还没有电灯，晚上自修，人手一盏桐油灯。我们用的桐油灯，多是一个小碗，或者一个破碟子，里面倒点桐油，加根灯草。并且，桐油也好，灯草也好，都是计划供应。灯草好说，我们可以自己到山上采集，把皮一撕，晒干就是了，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桐油只能依靠供应。但我们还会想方设法节约一点，用来炒东西吃。那真是胡闹！桐油是不能吃的。但我们不管，觉得自己从山里采来的干果，应该炒一炒吃着才香。结果，炒是炒熟了，但一吃就拉肚子。
桐油燃烧不充分，味道很重，烟也大。坐在灯前看书时没有特别感觉，如果出去上一趟厕所再进来，可以看到整个教室烟雾缭绕，气味也颇不佳。由于烟大，一个晚上下来，鼻孔经常都是黑的。自修完毕，回到祠堂内的宿舍，用的也还是桐油灯。宿舍内的床铺，有比较正式的木制双人床，更多的则是比较简陋的用竹子编制的床。初中的时候，每个房间睡十多个人，比较拥挤，没有活动的余地。到了高中的时候，待遇就要好些，每个房间只住几个人。
我们吃饭是在祠堂的大厅里。食堂很壮观。灶往地下挖，锅只高出地面一点点。锅很大，锅铲和瓢也大得吓人，要有很大的力气才能操作自如。早餐多是稀饭，午餐和晚餐是干饭。干饭先煮后蒸。蒸饭用的容器是很大的桶。大灶大锅大饭桶，好像餐饭很丰盛，实则不然。之所以要大灶大锅大饭桶，其实是办学规模大，吃饭的人多。分到每个人，能管饱就不错了。干饭先煮后蒸，做法似乎很讲究，其实品质并不高，无非是稻壳、稗子、石沙、米虫、老鼠屎等含量较高的“八宝饭”。
主食如此，菜更可怜。一年到头难得打一回牙祭，平常吃得最多的是蚕豆，多是用盐煮一煮，偶尔炒着吃，就算“花样翻新”了。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炒蚕豆的。把干蚕豆放在锅里翻炒，等到蚕豆焦枯的时候，把加了少许盐和一点点油的水往上一浇，蚕豆就裂开了，咸香可口。
我有一个好友马肇新，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演讲的题目叫做《吃蚕豆不吐蚕豆皮》，大讲蚕豆皮可以耐饥，并且营养丰富。虽然只得了二等奖，但由于他的演讲贴近生活，并且题目很特别，我至今记得，一等奖获得者及其演讲题目，反而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大概是马肇新同学演讲得好，我们吃蚕豆的时候，都不吐蚕豆皮。
在餐桌上用蚕豆下饭，还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许骑马，不许抬轿。”“骑马”云者，指用筷子夹蚕豆。“抬轿”云者，指将两根筷子微微张开，轻轻伸入蚕豆碗里，然后轻轻抬起来。若“骑马”，每次只能取走一颗蚕豆。若“抬轿”，则每次可能取走两颗以上的蚕豆。在那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家在吃饭的时候，都很守规矩，“只骑马，不抬轿”。
我们吃蚕豆，我们还种蚕豆。中学时代的集体劳动，我能记得起来的，就只有种蚕豆了。蚕豆在冬天下种。有一回种蚕豆的时候，我穿着家里带来的棉袍子，背着双手在那里东瞧瞧，西望望，悠然自得。被一个姓吴的语文老师看到了，他说道：“哎呀，章开沅，你小小年纪，一副学者模样。”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人评价有“学者模样”，因此连同种蚕豆一事记在脑海中了。我当时懵懵懂懂，也没有想过吴老师究竟是表扬我呢，还是批评我？
教室简易，厕所也简易。厕所也是“竹篱茅舍”型的，坑不少，但人多，排队现象比较严重，味道也比较大。不过，也有“高级别”的厕所。前些年，我的一个门人要在武汉建高级公厕。我和他开玩笑：“你那个四星级、五星级厕所，级别再高，也没有我上中学时的高。”他不解：“您那个有多高？”我说：“有树那么高！”原来，我们有时嫌学校厕所人满为患，加以气味不佳，会跑进大山深处，爬上桐油树大解。不用排队，空气又好，还直接给树木送去养分，那多高！
在穿着方面，在我的记忆里，学校是发一些校服的，但似乎没有冬衣，因为我记得自己冬天长期穿的都是从家里带去的棉衣。夏天游泳的时候，还要自制一条三角裤当泳裤。姐姐会用父亲寄来的一点钱买点布，亲手为我缝制三角裤。因为工艺简单，有时我也自己缝。我们还自己做鞋子。说是鞋子，其实是木屐，也叫“呱哒板”。讲究的木屐我做不来，只能做简易版的。在外面捡到一块牛皮或马皮，便把它当做宝贝。用剪刀一剪，钉两颗钉子，找点帆布做根带子，就可以上脚了。夏天，一双自制呱哒板，一条自制三角裤，成群结队，呱哒呱哒，往长江边而去，多节省，多自在！
2、上游民族，下游民族
德感坝本是一个安静的小集镇，除逢三、六、九赶集的日子稍微热闹一点之外，平日冷冷清清，没有什么人。镇上如此，乡村更是宁静，山高水长，与世无争，甚至使外来者误认为此处可能隐藏着一个世外桃源。
但是，战争打破了小镇和乡村的宁静。随着难民的涌入，德感坝镇上及其附近的乡村，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光国立九中而言，规模最大的时候，学生就有数千ren。一下子来这么多小难民，给当地人造成多大的心理压力？不过，我们这些小难民，却全然没有考虑过这些，浑然不知自己的到来给当地人生活造成了多大的困扰。其实，即使我们完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离开学校半步，也已经搅扰了他们原本清净的生活。何况，懵懂少年总难免有些鲁莽行为。
最为常见的是偷农民的果子吃。秋天桔子成熟的时候，农民会举行“开园”活动。“开园”就是可以免费进去吃，但不许带走。这已经够好了。但孩子恶作剧，也贪心，不让带，偏偏要偷点带走。容器是身上现成的，把长裤一脱，将两个裤管下端打个结，就可以装不少了。大孩子摘，我个儿小，把风放哨还是行的。除了桔子，大概别的水果也偷过，甚至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就去偷，都糟蹋了。
中国的农民很宽厚。我们如此胡来，他们都容忍了，没有嫌弃我们。但也有一些以栽水果营生的果园主，为了确保丰收，从附近的伤兵医院雇佣伤兵来看家护院，保护果林。这一招管用。我们虽然淘气，但不敢惹伤兵。
整体而言，学生与当地人之间还算相安无事。但是，在1939年，由于一个高中学生行为不检，引发了一次风潮。
当时的高中分部有一个篮球队，取名“老乡亲”，其中有一名队员，与船夫发生了冲突。具体情形我不甚了了，很有可能是把船夫的船划出去玩，但又不精于此道，遇到点风浪没有办法，船随风走，人则跳水跑了。这种弃船而逃的事情时有发生，我和身边的几个同学也干过这种事情，最后赔钱了事。这一位“老乡亲”的队员，把别人的船弄丢了之后，却表现得蛮不讲理。最后双方动了手，球员高大勇猛，用脚踢伤了人。
没想到，这一脚惹来了大麻烦，当地居民心中平常积压起来的怨憎情绪一下子被激起。很快，当地的部分民众就采取了行动，敲锣打鼓，拿着各式劳动工具当武器，高喊着“我们上游民族团结起来，把下游民族赶出去”的口号，从德感坝方向朝我们这边蜂拥而至，其势汹汹。一下子能动员那么多人，我想应该有帮会参与，也不排除四川地方势力与国民党中央势力之间存在着矛盾。
当时我们这个分部很紧张。虽然事端不是我们的学生挑起的，但我们在最靠近德感坝的山头。如果真要打起来，我们肯定最先受冲击。老师们挺身而出，把学生都集中到祠堂里来，关上大门，并和学校的工人师傅一道，严阵以待。
最终，我们的校长亲自出面道歉，和地方士绅沟通，承诺此后招收部分本地学生进入九中学习，等等等等，好歹化解了这一风潮。我们这些“下游民族”终于得以继续在四川避难，而没有被“上游民族”赶出去。
3、两任校长
这一位成功化解土客矛盾的校长名叫邓季宣，是九中历任校长中影响最大、任期最长的一位。他是安徽怀宁人，1919年与陈延年、陈乔年一起赴法勤工俭学，专攻哲学。1928年从巴黎大学毕业回国，先后在复旦大学、安徽大学等高校任教。抗战爆发后，不忍安徽子弟流离失所，荒废学业，他找到年轻时的朋友，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陈访先，请其设法。陈访先与教育部长陈立夫关系较深，很快争取到一笔经费，可以开设一所学校，安置安徽子弟。以此之故，陈访先被任命为九中第一任校长，邓季宣副之。但陈常年驻在重庆，校务实际上由邓主持。不久，邓正式被任命为九中校长。
邓先生是一位学者型的校长，尽量延请高水平的教师来九中任教。从九中走出来的人才众多，和邓校长的苦心经营不可分。
国立九中校徽
在全校性的“总理纪念周”上，除了演绎千篇一律的“三鞠躬”、“静默三分钟”、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背诵“总理遗嘱”的仪式之外，邓校长总会自己亲自演讲，或从重庆延请各界名流来演讲。我记得冯玉祥和一些文化名人都曾经被他请来讲过。通过这些演讲，开拓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在紧张学习之余，关心时局，心系国家。
在我的印象里，邓校长总是穿着一身笔挺的咖啡色西装。虽是旧衣服，但干净、整洁，连领带都系得一丝不苟。无威而自重，显得很有内涵。
在江津，九中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客体。为了与当地和谐相处，邓校长有一些应酬，比如给人们题字，或在节假日和士绅们打麻将。这本无伤大雅，但在1942年秋的一天，当他和以往那样与绅士们应酬的时候，却被以“聚众赌博”为名遭到查处，听说“报案”的就是那位说我像个学者的吴老师。经这么一闹，邓校长感到颜面扫地，无心在九中干下去了，辞职了。
他一辞职，教育部马上把曾经在国立八中担任校长的邵华调过来，接任九中校长。新任校长“级别”很高，是一个中央委员，陈立夫的亲信。在我们心中，就是党棍一个。他一来，国民党三青团势力大概就进入九中了，甚至宪兵都来了，特务也来了，一下子，学校里变得杀气腾腾。
邵华官僚气重，经常穿着睡袍、戴个睡帽就训话，梳个大背头，一帮特务前呼后拥，毫无涵养。他签字的时候，只写一个“邵”字，龙飞凤舞，画完了一看，怎么都像是英文字母MP。因此，大家在背地里就叫他“MP”（MP是宪兵的英文缩写）。
MP来了之后，整个学校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化”气氛日益浓厚，特务化统治色彩日益鲜明，很多青年学子遭到迫害。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邓校长之去职，MP之来九中主政，乃是皖南事变之后，CC加强党化的结果。邓校长主政时，曾经不止一次抵制CC派国民党员打入九中的企图，早被CC视为眼中钉。在那样的时局背景下，用党棍MP取代学者型的邓季宣，乃是事有必然，“赌博事件”不过是一个掩人耳目的幌子而已。
4、几位国文老师
中学五年，有几位语文老师印象很深。
其中一位是姚述隐老师。姚老师教的古典文学尤其是诗词歌赋很能动人，讲《桃花源记》，引得我们一帮少年动辄上山去找桃花源；讲马致远，引导我们进入“枯藤老树昏鸦”的暮景；讲辛弃疾，燃气我们“何处望神州”的悲情。姚老师是北方人，很有点燕赵慷慨悲歌之士的气概。他批改作业的时候，用朱笔画圈的传统方式。他认为你写得好，就多画几个圈，最多可以给五个。认为你写得不好，就少给圈，甚至不给圈。他也用朱笔写批语，话不多，但很典雅，耐人咀嚼。
在姚老师的影响下，我曾经非常喜欢骈体文，后来又沉湎于“二李”即李后主、李清照的婉约凄清。酷爱“二李”一事被姐姐知道了，引起她的隐忧，向父亲汇报。父亲给我写信，告诫不要沉迷此道，理由是感伤太多，于少年不好。我听从告诫，稍稍远离了旧诗词。
恰在此时，朱金声老师来了，继姚先生之后为我们上国文课。朱先生刚从复旦大学毕业，很有才华，曾把《红楼梦》改编成《郁雷》，署名朱彤，在重庆由著名的中国青年话剧团演出，轰动一时。朱老师把我的兴趣从古典文学引向现代文学，又从国内引向国外。
朱老师不但课讲得好，而且还很重视课外活动，带我们进行一些社会考察。德感坝在“五四”时期出过一位名诗人吴芳吉，朱老师带领我们去参观过他的故居。参观故居没有留下深刻印象，倒是有次参观小煤窑，很令我受了震撼。由于好奇，我和少数几个同学下到了煤窑底下。啊呀，那真是暗无天日。工人赤身露体，瘦骨嶙峋，在黑暗且积水的洞穴中匍匐着掘煤或拖煤，有的工人两眼已经失明依然勉强背煤。我们这些小难民，以前总以为自己背井离乡，是苦难的一群。看了煤窑中的工人才知道，原来这世间，没有最苦，只有更苦。从那时起，我对于底层人民，开始有比较真切的同情。
朱老师还愿意用心评品我们写的文章。我曾经花了很大力气，认真观察了春天来临时的季节变化，做了大量笔记，最后用上所有能够调度的词汇，写了一篇《春的礼赞》。我把自己的这篇“得意之作”送给朱老师，请他指正。没过几天，他把我叫到宿舍，一边品尝他亲手做的桂花山芋，一边讨论我的“大作”。他认为，我的文章词汇很丰富，遣词造句挺讲究，是下了功夫的。但是，有点唯美，过于追求辞藻的华丽。朱老师的评品引导我思考为文之道，朦朦胧胧意识到好文笔和辞藻堆砌不能划等号。
教过我们国文的，还有一位金老师，是从教育部来的。大概教育部裁员，他被安置到九中来了。但教书不是他的强项，一口扬州腔。并且，他的国文功底实在不好，有一次课堂上，他居然把“咄咄称奇”念成了扬州腔的“出出称奇”，全班同学笑得人仰马翻。我送给他一个绰号：金出出。
当然，也不是所有从教育部来的老师都没有水平。有一位短期教过我们的沈大荒老师，就比“金出出”强很多。他喜欢篆刻，我们受他的影响，一个个如醉如痴，都跟着他学篆刻。那时候没有好的石头，便用砚台刻。砚台是人人都有的，并且可以反复刻。沈老师个子高高，风度飘逸，平易近人。他不住在校内，而是在附近租了一座茅舍，周围山明水秀，显得很雅致。
我曾经被邀到他的竹篱茅舍，让我欣赏他的篆刻精品，用宣纸装订成册，相当典雅。首页有陈立夫的题辞：“有屋漏迹，无斧凿痕。”我们那时候不喜欢陈立夫，但他的字确实很有功力。并且，题字的意思非常好。下雨的时候，水从屋顶漏下来，在天花板上慢慢渗透开去，留下的痕迹，就是“屋漏迹”。“屋漏迹”是自然而然的，与用刀斧劈削留下的人工痕迹很不一样。陈立夫说沈老师的篆刻“有屋漏迹，无斧凿痕”，等于是说，沈老师的篆刻已经臻于化境。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这一题辞，并把它作为自己作文的一种追求。
5、两位音乐老师
中学时期，先后教过我音乐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瞿安华，另一位名字已忘记。
瞿老师教的时间长，从初中一直教到高中。他瘦削而精干，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可能是由于指挥时习以为常，头总是稍微左偏作倾听状。因此，他也得了一个绰号：瞿歪头。
瞿老师的教学效果极佳，深得同学们爱戴。他不仅把全校抗日救亡歌咏活动弄得热火朝天，而且还从各个分部物色了一批男女学生，组成合唱团，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正式以四声部演唱赵元任的《海韵》。我五音不全，没有参加合唱团，但他们训练的时候，我经常去听，唱得还真不错。瞿老师自己完全沉浸在音乐的美境之中，唱的同学、听的同学也都如痴如醉。
瞿老师擅长二胡，常在课余辅导我们学琴，还指导我们做二胡。做二胡的材料基本都是就地取材。琴筒是竹子做的，琴杆是竹子做的，琴柄也是竹子做的。弓用藤制成，挖来之后，在瞿老师的指导下小心地烤制。为了得到蛇皮，我们漫山遍野找蛇。要是打到一条大的，大家就高兴坏了，分蛇皮，吃蛇肉。马鬃也是就地解决。江津一带山地多，运输多用马。当有马运送东西到学校来，卸了货之后，马被拴在外面，我们就去马尾上取毛。唯一要花钱买的，大概就是松香了。花上一两分钱，买一点，大家分。在瞿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几乎人手一把二胡。
瞿老师教我们的二胡曲目，以刘天华的作品为主，像《良宵》、《病中吟》、《光明行》、《空山鸟语》，我都学会了，而且还登台表演过。我的大哥和三哥在学习之余都爱演话剧，他们公演的时候，我给他们配过乐。后来在部队里面也演过，在上大学的时候还在学校广播台演过。
另外一位老师教的时间比较短。他没有瞿老师那么有活力，也吸引不了那么多人，但也挺有风度，留着小胡子，西服笔挺。我一直记得，纪念周上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时候，为了定音，他总是对着我们班的班长喊：“号兵，你吹一个‘哒’！”那位班长上九中之前当过兵，是个号兵。总被老师喊做“号兵”，班长很有点生气，觉得有损自己的面子。
6、“老马”班主任
中学时代有一位数学老师，曾经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对学生很关心，唯恐我们不能健康成长，一有机会就要和我们分享他的人生经验，并且，还常常将如下一句话挂在嘴边：“我是一匹老马呀，你们都是小马。”年轻人活泼好动，很难理解老师的苦口婆心，听得多了，甚至还有些不耐烦。同学们老远看见他往往都会悄悄避开，惟恐被他拉住喋喋不休。我则发挥“聪明才智”，给他取了一个雅号：“老马。”这一绰号很快得到同学们的认同，私下里都叫他“老马”。等到我年纪大了，发现自己越来越有“老马”的倾向，这时，回过头去，才深切领会了老师的苦心。可惜，年代久远了，我居然连老师的真实姓名完全想不起来，能够记得的，只有他的一句“我是一匹老马呀，你们都是小马”，以及我给他取的绰号“老马”，深感对不起老师。
2004年在暨南大学听我的一位中学同学讲起一段往事之后，我对“老马”老师的歉疚之情更深了。
这位同学叫段开源，因为我们名字的发音相同，自然产生一种亲近感，在九中读书时走得比较近。在我的印象里，这位开源老兄绘画非常棒，学习很刻苦，是个很严谨的人，不至于乱讲才对。但他在年老的时候所讲的这段往事，却是我自己的记忆中原本没有的。听他讲完了，我目瞪口呆，忍不住问他，也问我自己，这真是我干过的事情吗？
故事梗概如下：
当时有一个组织，叫做伙委会，全称应该是伙食管理委员会吧。伙委会安排学生轮流到食堂“监厨”，以免食堂的人占了我们的便宜。学生那么多，要轮到监厨一次，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被轮到时刚好会餐，那就更难得了。我怎么就那么幸运，轮到监厨的时候，刚好有加餐。
那天加餐吃红烧肉。我生平不巴结人，但那一天却对“老马”特别殷勤。开饭的时候，我对厨房的人讲，我要亲自给“老马”端一碗红烧肉，并且说，“老马”最喜欢吃肥肉。中午开饭，我挑了满满一碗肥肉，毕恭毕敬地送给了“老马”。那年头，难得开一次荤，“老马”老师很高兴，一口气把肉吃完了。我进一步献殷勤，又给他端来一大碗米汤。盛情难却，“老马”也一口气喝下去了。
在物资匮乏的战时，肥肉是奢侈品，米汤也是营养品。问题是，这两样东西，于肠胃不利。二者俱进，那就有如久旱的黄土地骤经暴雨，容易崩坏。果然，没过多久，“老马”就内急，熬不住了，赶忙往厕所跑。但很不幸，我们那竹篱茅舍的厕所里，每个坑上都蹲着一个学生。原来，我已经预见到“老马”要来救急，早已发动同学，每人蹲一个坑，等着看“老马”的热闹！
这个故事在开源老兄的渲染下，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我却始终有些疑惑。在我自己的记忆里，中学时代的自己，胆小，内向，给老师取绰号的事情有过多次，但不至于做出这种坏事吧。但开源老兄却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你，非常古灵精怪，喜欢捣蛋！”
也许是因为我后来投向共产党闹革命，同学们就觉得这种事情非我莫属，把别人做的事情张冠李戴，加到了我的头上？也许那个胆小内向的我只是我后来回首往事时看到的自己，实际情况却是相反，经过岁月的洗刷，我的大脑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我所记得的，其实只是我愿意记住的，还有大量事实被我的大脑选择性地遗忘了？如果真如开源老兄所言，那时的我古怪捣蛋，让苦口婆心的“老马”遭遇难么大的难堪，那我真是太对不起老师了。
由这件事情，我也越发认识到了历史真相的难求。“红烧肉事件”究竟是真是幻，我自己也不清楚。于我而言，在遇见段开源同学之前，记忆中完全没有这一回事。但听开源老兄口述，却又似乎确有其事。在我的这一部口述自传中，讲这么一段别人对我的“口述”，不惟是为了增加一段谈资，也希望引起读者注意，对待口述文献，还是抱持审慎的态度比较好。
7、课外阅读
九中虽然是一所难民学校，但由于西迁的安徽大学复校不成，使九中的藏书大为丰富，极大地满足了我们的求知欲。
最受欢迎的是“万有文库”，商务印书馆出的，印刷精美，携带方便，可以作为口袋书，随时随地翻阅。内容更是无所不包，天文、地理、政治、历史，从希腊三哲到爱因斯坦，我都如饥似渴似懂非懂地阅读。读完了，还要在林畔溪边，苦索深思一阵，或邀上三五好友，相互辩论一番。从人生意义到宇宙终极，从生物起源到相对论，虽一知半解，但乐此不疲。
文学书籍方面，我开始爱好俄罗斯文学，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到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的作品，凡是图书馆能找到的，我都拿来读。中国的文学家，我最欣赏的还是鲁迅。少小离家、流落他乡的经历，使我对鲁迅作品的理解有所加深。他笔下那匹受伤之后独自跑回森林舔干净自己身上的血痕与创伤的狼，尤其常常触动我的心弦。我也接触过一点创造社的东西，但觉得有点格格不入。也翻过冰心的一些作品，但也不甚喜欢，觉得冰心的东西太柔软了，有点躺在母亲铺的天鹅绒摇篮里，听母亲唱着催眠曲的感觉，离我的生活实在太远。
进入高中之后，室友中有一位叫做周承超的同学（上大学之后，他自己改为周承昭了），对我的课外阅读也产生了影响。周承超出生于世家，其叔父周彦龙做过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机要秘书。在叔父的要求下，他较早读过四书，旧学功底比我好。受他的影响，我也在课余读四书，虽然一知半解，但经过阅读，大体上知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怎么回事了。
周彦龙在政府服务，因此要求侄儿和上层主流靠近。谭延闿书法好，他就要求周承超以谭延闿为模仿对象。蒋介石推崇曾国藩，他就要求周承超读曾国藩家书。受周承超影响，我那时也读过曾国藩家书。也和他一道，在寝室里临摹谭延闿的《庐山杂诗》。我们还突发奇想，为寝室取了一个名字：爰居。
就这样，受老师的引导，受同学的影响，我在课外或东或西，或古或今，杂七杂八地读了一些书。虽不成体系，但大大增长了知识。中学时代所学，得益于课堂老师讲授者三四，得益于课外阅读者六七。更为重要的，是阅读使我拥有一个精神世界。现实生活是穷困的，孤寂的，但我与书中的人物神交，与古来的哲人神交，心灵变得异常充实，不再孤独，不再寂寞。现实世界阴暗面愈多，精神世界愈显光明高洁。
8、游泳
游泳是课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到夏日休息的时候，就会有成群结队的男生，穿着自制的“呱哒板”，穿条自制的三角裤，到长江里面游泳。
我虽出生在青弋江畔，但因母亲不让孩子们玩水，上九中前并不会游泳。进入九中学习之后，母亲随父，远在江西，无从有效“遥控”。我在离开深宅大院之后，一下子天宽地阔，自由自在。哪里经得起诱惑？于是就学游泳了。我的师傅，是两个会水的学长。一个在上游，一个在下游。上游的学长把我往水里一扔，我就扑通扑通呛着水，不辨南北东西地随流而下，下游的学长赶紧抱起，送回上游学长那里，喘口气，又被扔进水里，又一轮扑通扑通，不辨东西，拼命挣扎。现在看来，这种教法实在有点“野蛮”，但很有效，我很快就学会了。开始的时候只会狗爬式，到后来就学了一些花样，蛙泳、蝶泳、自由泳、踩水什么的都会。踩水的时候，可以做到肚脐眼露出水面，手上托着衣服。我还学会了跳水，简单的镰刀式和飞燕式都会。
游泳快乐，也有危险。每年都有好几个同学淹死在川江。有一个姓沈的男生，年级比我高，他的女朋友是画家张善子的女儿，那真是中学时代难得一遇的神仙伴侣。但很不幸，沈学长在黑龙潭游泳的时候死掉了，剩下孤雁悲鸣。在我的印象里，九中学生谈恋爱的不是很多。谈恋爱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两个家族之间是世谊，早有交往的。一种情况是从保育院升上来的，在保育院的时候是同学。保育院上来的男孩子中有一些叫女同学“姐姐”，是真姐姐还是假姐姐，我不知道。我姐姐身边有几个女同学，待我们如亲弟弟，为我们兄弟做鞋织衣，我们也叫她们姐姐。我的是真姐姐。我在同学中年龄偏小，那时还很“糊”，在这方面尚未“醒悟”，对她们毫无“非分之想”。
黑龙潭是一个危险的处所，有很大的漩涡。有的男孩子为了显示自己的水性，偏偏要到那里玩，顺着漩涡下去，然后借着漩涡的力量上来，快到水面的时候往外游两下，离开漩涡。如果不顺势离开漩涡，就会被再次吸入漩涡中去，心一慌，那就完了。沈学长的悲剧，大概就是这样发生的。
每逢出事，会水的老师就成了救生队员。我们的体育课老师、生物课老师都是运动健将，水性很好。但江水无情，等他们把同学抱上来，往往已经回生乏术。我们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当自己从江里畅游上岸，看到路边上躺着一个已经往生的九中学生。但不是身边的熟人，也就没有任何触动，似乎这种事情离自己十万八千里，永远不会发生在自己和身边人身上一样。
但有一次，我终于受到了触动。那一天，我一个人跳到长江里，自得其乐，尽情遨游。突然，岸上传来一对夫妇的哭声，呼天抢地，痛彻心扉。原来，他们的儿子刚刚淹死了。那一刻，我突然冒出来一个问题：此时此刻，我的父母在哪里？远方的父母，无时无刻都在思恋我，担心我。万一我发生不幸，我的父母就再也看不到我了，他们该多么伤心！一下子，我突然意识到了父母情爱的可贵，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存对父母的重要。在那以后，我也还喜爱游泳，但小心谨慎了许多。这是我考虑生死问题的发端。
9、探寻鬼火之谜
当然，有一些活动，可以说是亦雅亦俗的。比如说探寻鬼火之谜，比如说寻找桃花源。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那时班上的同学中间也有“小圈子”。比如说，那些从保育院过来的同学，行为规范，思想正统，衣着整洁，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我们破衣烂衫，却喜欢在他们面前怪腔怪调地学他们唱：“我们的妈妈宋美龄，我们的爸爸蒋委员长。”他们比较有教养，对我们充满妒意的取闹总是“犯而不较”。
我曾经属于一个十人组，或可称为“十人帮”。我和其他九个男孩子，常常“泡”在一起，课余或爬山游泳，或抓鱼摸虾，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我们这个“十人帮”，还排有位次。决定位次的办法，是“比武”。我个子小，体力弱，无法斗过那些勇猛有力的大孩子。最后剩下我与一个曾经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同学比武，以决定谁是“老九”，谁是“老十”。通过努力，我居然赢了，获得了“老九”的殊荣。
“十人帮”在学习的时候循规蹈矩，听讲也很认真。我们的“集体行动”，都是在课外。我们不干欺负弱小的勾当，抓抓小鱼，找找桃花源，探寻鬼火奥秘，都无伤大雅，甚至还有点风雅。
有一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结束自修之后，进入宿舍休息之前，我们在附近稍微游玩一下。我们看到稍远处的坟地边，有一团一团的绿色光焰，游移不定，或聚或散。以后好几个晚上，都看到了同样的现象。我们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就此展开了讨论。有人认为这是尸骨所含磷质的挥发现象，有人则认为是“鬼火”。于是我们决定玩一次考察性的游戏，办法是白天在“鬼火”出没的山头插一块划有记号的木片，晚间轮流去取回木片，并报告考察鬼火的情形。
也许是大孩子们“耍奸”，决定此次行动一反常规，改为由小到大轮流前往。但考虑到“老十”两腿长短有点不一致，晚间行走不便，最后决定由“老九”首先出马。我从未受过“第一”的优先待遇，对此自然受宠若惊，高高兴兴地答应了。
我去的那个夜晚，月明星稀，微风拂面。我很轻松就到达了目的地，拿起木片，然后去考察“鬼火”。我发现“鬼火”并非从坟墓中散出，而是在附近的池塘边和洼地里漂移，心想这应该是萤火虫吧。我走近了，想抓一个，但未能成功。抓了几下之后，突然一阵风起，我心生恐惧，赶忙回去了。
在那之后，“兄长”们纷纷出动，但大都和我一样，徒劳无功。直到有一天，“老大”或者“老二”终于带回来了一粒“鬼火”，果然是萤火虫！
我把我们考察的结果向化学老师汇报，化学老师很高兴，觉得我们有探索精神，期末考试，我又破天荒得到100分，她居然买了些牛肉，用做实验用烧杯烹煮，叫我去吃红烧牛肉。这是我得到老师的最佳犒赏。老师是独自来江津乡下教书的，远离自己的孩子，就把我们当作怜爱对象了。
10、一桩无头公案
我的亦雅亦俗的课外生活中还有一桩：寻找桃花源。课堂上老师讲《桃花源记》颇能动人，到了假日，我们便三五成群地到附近山头探访，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新的桃花源。桃花源没有找到，倒是加深了对山林的喜爱，陶冶了性情。五年之中，随同学寻找桃花源的举动不止一次，但1943年元旦前夕那次印象最深，因为它与一桩无头公案相连。
因为第二天就是元旦，所以12月31日下午就停课了。我邀请了四五个要好的同学，又去寄情山水，寻找桃花源。当然桃花源还是没有找到，但在一条小溪里，我们发现了很多小鱼小虾。我们也不管溪水清冷，下去抓了一些。由于小溪距离学校颇有点路程，当我们拎着战利品兴高采烈地回到学校，食堂已经开过晚饭。我们跑去找食堂的师傅，被告知：“饭已经没有了，但还有点锅巴。你们把自己抓的鱼虾炒一炒，将就将就吧。”师傅热心地为我们重新开了炉子，并给了我们一些油盐，还有一点辣椒。那真是难得的美味！平常吃不饱，那天偏偏吃得饱饱的。回到宿舍之后，倒头就睡。
由于头天走路比较多，晚上又吃得饱，睡得晚，结果等我醒来的时候，太阳都已经出来了，早餐又错过了。吃了早饭回来的同学说：“你这觉睡得好，错过美食啦！今天早上不是八宝稀饭，而是糯米稀饭，稀饭里还加了红枣和糖。”那年元旦的早餐，确实和平日不一样。不过，我也懒得计较，毕竟昨天晚餐吃得不错。
没过多久，问题来了。很多吃了早餐的同学开始拉肚子，非常难受，呕吐，疼痛，躺下了一大片。食物中毒了！没有中毒的，赶忙向学校报告。别的分部的师生，也闻讯赶来帮忙，把中毒的同学送到附近的伤病医院。一查，是砒霜中毒。好在投毒量似乎不大，因此虽然手忙脚乱了一番，但并没有发生命案。
学校马上在全校展开调查。MP身边的那群特务，一下子涌到的我寝室。他们把房间搜了个底朝天，然后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因为没做亏心事，所以很坦然。我浑浑噩噩的，也没有想到他们会怀疑我。后来一想，我在当时恰好处于嫌疑之地。因为头一天晚上很晚还进了厨房，并且当天又没有吃稀饭，我当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多亏没有意识到，否则面对特务盘问，不可能神态自若。而越紧张，嫌疑就会越大。
经过一番搜索，特务抓走了几个学生。其中一个是伙委会的负责人，平常很活跃。他很不幸，病死在狱中。其他几个最后释放了。
这次投毒案轰动一时，但最终查无结果，成了一桩无头公案。究竟是谁下的手？九中学子后来分析，肯定是MP他们。其一，MP身边有一帮特务，而特务有砒霜是很正常的。其二，如果是一般人投毒，总要到药店买砒霜吧？如果真要查出真相，到附近药店访一访，线索马上就会出来。不从这方面下手，说明他们压根就不想查出真相。其三，如果真是旁人投毒，剂量应该会很大，造成死亡。但这次投毒似乎很有讲究，经过精密计算一般，引起了反应的人很多，但无一人死亡。其四，被投毒的我们这个分部，是最活跃的一个分部，在MP他们看来，是最难管的一个分部。因此，大家认为，是MP接管学校之后，为了树立威信，指使特务干的。MP的谋略，是投毒之后，借查办案件之名，严惩一下我们这个分部，抓走一批，赶走一批。
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毕竟只是推测，没有证据。真相是否如此，不得而知。
11、扰了谁的梦
投毒案中，我有嫌疑，却没有被抓，还顺利进入高三学习，深感庆幸。但是，当投毒案件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时候，又发生了另一件事情。
我写了一篇只有两三百字的周记，名字叫《鸽铃》。鸽铃就是绑在鸽子腿上的哨子，有的地方叫鸽哨，有的地方叫鸽铃。我的周记简单描写了一下鸽铃，蓝天白云，鸽子飞过，铃声缭绕，清脆悦耳，诸如此类的。描述完了，又发了一通鲁迅式的感叹，说这悦耳的铃声惊醒了绅士们的梦，他们拿起竹竿，敲锣打鼓地来轰赶鸽子。但是在蓝天之上，白鸽飞翔如故，铃声也缭绕如故。那时周记要由班长收齐，交给训导主任。
我们的训导主任是教世界史的魏老师。魏老师是山东人，个子高高的，常穿浅黄色中山服，身子骨笔挺，衣服也笔挺，很有点军人气概。他特别推崇俾斯麦，不过他的发音有点特别，经他的口说出来，就成了“俾斯马凯”，把“克”读成了“凯”。因为这个缘故，我曾经送给他一个绰号：俾斯马凯。
那一天，“俾斯马凯”往讲台上一站，说：“今天先不上课，先给大家读一篇周记。”一听，是我的《鸽铃》。“俾斯马凯”用他的山东国语朗读着，拖长着声音，在有的地方还加重一下语调，夸张一下。这种架势，不禁让我感到不妙。
读完了，他停下来，命令我：“章开沅，你站起来！”
我听从命令，站了起来。
他问我：“你不是羡慕自由吗？”
我没有回答。其实我那写法，完全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根本就没有实在的所指，自由云乎哉。
看我不回答，他提高了嗓门道：“什么地方自由？莫斯科。”
我学过地理，俄罗斯的莫斯科我知道，但莫斯科自不自由我不清楚。并且，我写那篇小小周记的时候，心中根本就没有莫斯科呀。
“俾斯马凯”继续发难：“你这么写，究竟是什么意思？要自由，你到莫斯科去！”
我知道大势不好，深感委屈。但经“俾斯马凯”这么一说，我隐约感到，莫斯科似乎是个好地方，是个自由之地。
“俾斯马凯”看我犟着个头，一声不吭，乃号召班上的同学来批评我：“大家讲讲。”但发动的效果并不好。我人缘不错，没有什么人愿意出来落井下石。只有“号兵班长”起来讲了几句，但也不够猛烈，无非是说章开沅思想不纯，说话偏激等等。“俾斯马凯”希望别人能继续对我“口诛”一番，但没有成功。他要我认错，我也因为觉得自己没有错，无错可认。
此事就这么不了了之。“俾斯马凯”在那以后也没有再提此事。我还以为就到此为止，没有事了。没有想到，学期结束的时候，学校通知我被开除了。
鸽铃扰了绅士们的梦，那我是扰了谁的梦？现在想想，大概我是扰了MP及其周围人物的梦吧。
12、对被开除的一种推测
我所在的那个分部，曾经是九中容易发生学潮的一个地方。大约是在1940年，发生过两次学生殴打老师的事件。
一件是因为生活越来越艰难，学生怀疑负责后勤的老师贪污了，起哄，把总务干事陈松年打了。陈松年是陈独秀的儿子，留在江津照顾老父。总务长潘赞化，是著名画家潘玉良的丈夫，曾经担任过芜湖海关监督。由他们来管一个中学的后勤，真是大材小用。不过，当时国家配给越来越差，他们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了改善学生的生活，他们苦心孤诣，想方设法，开展生产自救。我至今都还有参加集体劳动种蚕豆的记忆。他们还引进了花椰菜，以改善师生的生活。但是，学生不能理解，反而认为他们贪污，结果动了手，陈松年挨了揍。
第二件是教导主任刘老师被打。有的学生嫌课业太重，对教导主任刘老师早有微词。某次考试之后，有一些平常不好好学习的学生鼓动闹事，把刘老师打了一顿。具体情形我已记不清楚，但被打之后，刘老师伤心欲绝，与家人抱头痛哭的情景，一直印在我的脑中。
现在想来，这两次事件，学生的行为都太偏激。我未参与这些事件，但是，在事件发生之前，我在学校墙报上画的两幅漫画，若理解为煽风点火，恐怕也是可以的。其中的一幅是抢稀饭。一个大桶，装满了稀饭，很多同学在那里抢，有的同学头都栽进去了，脚伸在外面。所表达的，不是批评同学抢稀饭不文明，而是学校伙食太差，把同学都饿坏了。另一幅画的是关于学习的。画个教导主任戴着眼镜，一脸严肃。画个学生瘦骨伶仃，瘦得和阿Q一样，脖子上却吊着很多书。意境很明显，是攻击教导主任，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MP出任九中校长之前，何以在他来之后，我却被开除？在被开除很多年以后，我想起来，在1942年暑假，发生过一件有点奇怪的事情，或许与我被开除有关系。
每到放假，有家可回的同学都回家了，有亲戚可投奔的都投奔亲戚去了。因此，假期人比较少。那一年暑假，我们寝室就只剩下我一个。我在那里读书，做我的作家梦，练习写作。期间，有一个人来宿舍住了一段时间。此人自我介绍，说是从八中来的，是被开除了之后，设法进入九中的。同时来的有好几个，分散借住在不同宿舍。他整天一副很不得志的样子，嘴上总是唱着一句京剧台词：“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我对他充满同情，自然对他不会有什么防范。但是，奇怪的是，邵华来九中当校长之后，他们几个去看邵华了。这是他自己对我讲的。当时我也未多想。但仔细想想，这里有点问题。邵华是从八中来的，他们是在八中被开除的，按理不该有此举动。是不是他和另外那几位，都是邵华的先遣，来九中卧底的？我对他敞开胸扉，什么都对他讲了，包括九中的学潮，我的漫画，我的文学梦。我当时花很大力气做了一首长诗，在诗歌的末尾，无病呻吟地写着“我愿把自己的生命化作流星，用自身的燃烧来划破天边的黑暗”。写完了就往边上一扔，是不是他也看到了，我不得而知。或许通过和我“三同”一段时间，他已经自认摸清了我的“老底”，等MP来了之后，向他汇报了我“思想不纯”的情况。当然，这只是一种推测，真相如何，我自己并未去考求。
